假如要前瞻未來10年的全球形勢，除了右翼復興，還有什麼？恐怕就是威權主義逐步取代民主化，成為主旋律。
全球化時代剛出現時，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預言「歷史終結」，相信代表自由主義的歐美民主制度，已成為人類發展的終極形態；曾幾何時，這是教科書的內容。根據全球民主監測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度報告，1990至2005年間，全球被認可為「選舉式民主政體」的國家，從76個上升至119個。然而，隨後世界民主化持續低迷，2009年錄得40個國家民主化倒退，選舉式民主政體下滑至116個；2016年，民主倒退國家的數目更升至72個，這組織向世界發出緊急呼籲，稱「民主」在全球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
專家解釋民主受壓原因
關於這問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民主化的專家克蘭特齊克（Joshua Kurlantzick）出版了專著《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認為箇中原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可從內外兩方面總結。在內部層面，根據傳統歐美民主制度的經驗，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才是民主化的中堅力量；但在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如泰國、還有眾多東歐及拉美國家，這一公式在過去10多年卻毫不成立，中產甚至走向民主的對立面。
在這些國家，中產階級數目可能顯著，但遠非大多數。當民主化改革以直接民主或代議制被推動時，廣大處於社會中下層的人民，往往獲得比中產階級更多的話語權，他們與中產之間就全球化成果分配的利益衝突，成了社會矛盾焦點。民選政府在執政初時，往往為了「民意」，實行傾向民粹主義的社會政策，嚴重衝擊中產利益。
在成熟的民主政體，這一利益衝突可以通過健全的政黨機制加以調和，但在眾多新興民主化國家，政黨（尤其是反對黨）的功能尚不健全，相關政策易趨向極端，後果是昔日反獨裁的中產階級在利益受威脅時，情願重新呼喚強人入主政府，導致國家政治向威權統治轉變。當這一趨勢再被基層民眾抵制，各方互不妥協，所謂「民主」，就淪為各方利益爭奪的口號。
Kurlantzick亦提出另一個外部因素：「中國模式」作為西方民主化之外的「第二選擇」，正受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青睞。中國 、俄羅斯等以威權主義為管治哲學，輔以有限制的市場經濟，發展毫不遜於西方國家，而且能保持（高壓下的）穩定，還能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國際影響力和持份都越來越大。不少移植了西方民主後經歷國內動蕩、經濟發展承壓的國家，自然認為值得借鑒。與此同時，中國、俄羅斯都調節了策略，不再盲目攻擊民主，反而強調自己也是「另一種」「更有效」的民主國家，此消彼長下，西方民主化不再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
這些發展，配合了資訊科技新時代的出現，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華盛頓郵報》編輯部在對全球民主化危機的反思文章中提及，依托全球信息互聯之大勢，新時代的威權主義統治者們，都懂得利用互聯網操控網絡公共輿論空間，引導公眾輿論。威權政府不滿足於昔日對政治異見者禁言，反而會主動通過官媒和「水軍」向社會提供「另類事實」、「另類民意」，以抨擊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這正是本欄曾談及的「獨裁者2.0」模式。慢慢地，民意也開始真的支持這種模式，而另一方要用同樣方法迎戰，魄力和資源卻顯得捉襟見肘，大格局就慢慢改變。
整個變革的轉捩點，大概是2008年，當時全球爆發金融危機，隨後國際油價持續低迷，唯獨中國發展一枝獨秀，俄羅斯也突破了能源外交局限有所斬獲，誘使了更多國家向威權主義轉向，以圖穩定國內動蕩。此後也不是沒有出現西式民主化實驗，中東、北非諸國出現的「阿拉伯之春」，根據另一政治學者Larry Diamond的框架，甚至可以說是「第四波民主化」，但效果卻是悲劇收場：獨裁政權倒台後，這些國家壓抑已久、錯綜複雜的社會宗教矛盾一發不可收拾，缺乏執政能力的新政府無力應對，國家隨即陷入分裂、內戰、饑荒。假如被逼在「伊斯蘭國」和薩達姆式獨裁當中選擇，當地人民會如何選，呼之欲出。即使是特朗普，也公開對埃及新強人塞西將軍推崇備至，而不再理會民主化的理念，餘事可知。
在這情況下，即使在老牌民主國家，「民主」的光芒也逐漸黯淡。特朗普明言不再推動價值觀外交，固然是美國外交立場的一大扭轉，而即使是他本人的施政，也很有威權風格，頒布涉嫌違憲的行政命令、於Twitter 公然抨擊法官判決、把主流媒體列為「人民公敵」，如此種種，皆是常規民主國家政客避之不及的地雷，但特朗普並不為此困擾，支持者更是堅定站在身後。歐洲諸國各極右政黨也正以「代表民意」自居，儘管主張屢屢涉及種族歧視、無視少數人權利，作風一如普京，但目前卻如日方中。這樣一來，就是本身不走威權路線的領袖，例如英國文翠珊，也宣佈外交不再推廣民主化了。
說到底，這些都是全球化的濫觴。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 的著作《全球化悖論：民主於世界經濟的未來》指出，過去十數年中以歐美國家為主導，旨在打破各國界限、實現國際經貿、人口、社會高度融合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 ，實質上是無法與國家民主政治並存的：前者要求的政策，無可避免地更有利於跨國資本與精英，但對那些久居本土、無力塑造全球化格局的人而言，他們的政治授權、利益訴求與社會身份認同，都在不斷被政府忽略。在他們眼中，所謂全球化的政治現實不是「真．民主」，而是「別人的民主」。當近年反全球化浪潮席捲歐美，各發達國家社會政治生態也顯著兩極化，全球化中既得利益者與「被遺忘者」對立尖銳，民主為不同社群凝聚共識的能力，就不再存在。
歸根到底，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組織形式，並不能保證滿足所有人的所有訴求，亦不能保障自身的永續，本來就是一個各方妥協下各取所需的藝術。一旦這藝術的前提不再存在，怎麼辦？不知道。這正是福山在近年一系列新著中，對民主建設反思時特別指出的，當中不無自我批評之意。在全球民主退卻的年代，「捍衛民主」的答案，或許根本在民主之外。而這一點本身，同樣諷刺。
小詞典：第三波民主化
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世界民主化進程的論述。他認為近代全球共爆發過三次民主化浪潮：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標誌「第一波」民主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去殖民化運動，標誌「第二波」民主化；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後，在南歐、拉美和非洲南部爆發出新一輪民主化浪潮，被稱作「第三波」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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