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30日星期一

曾經滄海難為水:Controlocracy,與只有他們想要的新香港

武漢肺炎疫情期間,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貌似暫停,沒有停的,卻是急速一國化之道。日前以「古法」凌晨拘捕中區區議會主席一事,或許是「23條分拆上市」的里程碑;疫情期間,繼續擴大警權,去逐間食肆巡察食客距離是否有1.5米,司馬昭之心,亦真港人皆知。耶魯大學教授Timothy Snyder的《暴政》一書,說的正是逐步走向暴政的這種過渡期,但香港終點在哪裏,卻不一定是作者不斷舉證的納粹德國、共產蘇聯,而是我們談論過的「獨裁者2.0」。

獨裁者2.0在香港:管控專制的成形

這名字延伸自William Dobson的《獨裁者的演化》一書,講述普京一類現代獨裁者貌似不會徹底獨裁,卻懂得提供無關痛癢的可控式「自由」、「民主」,增加政權的表面認受性,再配合體制外的民族主義群眾運動,來達到更有效率的全面操控。中國自然也屬同一模型,經武漢肺炎一役,更被不少粉絲肯定為「大獲全勝」。牛津大學學者Stein Ringen認為普通的「autocracy」,不足以形容中國國情,特別創造了一個名詞:「Controlocracy」,去講解中國的「管控專制」。

這模式最「成功」之處,就是不用政權親自下令每一步怎做,只要依靠無所不在的監控部門製造白色恐怖,就會讓人民知道「政治不正確」的嚴重代價。加上半操控、半自發配合官方文宣的網絡民粹主義者,讓全體人民互相檢查、自我審查,從而達到「全面管治」、「依法施政」、「社會和諧」的目的。表面上,中國沒有北韓獨裁,人民畢竟享有網購、看電影、甚至隔靴搔癢零星罵政府的自由,只是當任何公民社會、群眾結社、乃至網絡大V粉絲群組織起來,壓力就接踵而至。

在Controlocracy,政權最大訴求就是維持自身的壟斷性管治,任何有潛能得到集體支持的個人、議題和組織,都是對手。只要個體與個體之間互不信任、高度斷裂,缺乏自我生存的能力,除了「信政府、唔怕」之外別無選擇,自然而言就不敢發聲;即使有個別雜音,也可消滅於萌芽狀態。慢慢下來,政權希望大多數人會滿足於對內有消費自由、對外有「大國」虛榮的純物質層狀態,不知道在吃喝玩樂之外,還有真正的人生意義。

但這是你希望出現的新香港嗎?

沒有民主、也有自由 –> 沒有民主、更無自由

當北京聲稱要「全面管治」香港,同一個Controlocracy模型,在2019年6月之後,已經全速運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說:「或許香港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但事實上香港長久以來一直不折不扣地享有真正及實質的自由。」這句話,加上前文後理和修正,未嘗不正確:香港「確實」(不是或許)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也就是一切),但1997年前的香港,起碼在六七暴動之後,一直享有真自由。

記得我們讀書時,固然有不少老師天天滲透愛國情懷,但第一次是聽到「港獨」概念,同樣是從小學老師口中道來(好像是說「香港人口到了600萬就可以獨立」),至於支持民主更是不在話下,一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時不少人一面支持民主運動,一面走到深圳、東莞設廠做生意;演藝人搞完六四晚會,就搞華東賑災籌款;當時的港產片,都是給真香港人看的,沒有任何禁忌。一些左派前輩經常說,雖然他們的意識形態反對殖民管治,但對英國人的智慧、胸襟、管治模式都很佩服:港英不容許他們掌權,但刻意留一條生路,讓他們放手搞生意,或成為專業人士,利益均沾,社會壓力就不會爆炸……

俱往矣。

現在的「新香港」,不但沒有張建宗口中的「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連「真正及實質的自由」,及最根本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都已陸續失去。我們的指導思想,正是「一國」的Controlocracy,而這些做法,都是香港六七暴動之後從未出現的。

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任何減壓閥,能長久嗎?

第一個特徵,就是從根本經濟狀態打壓。例如在教育界,即使參與合法遊行示威的老師,也會被放上所謂「暴徒網」起底;在私人社交媒體向朋友分享,也會成為罪狀;然後辦學團體和政府會施壓,不續約、不續牌,成了Controlocracy的王牌。同一邏輯,適用於參與集會的公務員,適用於合法罷工的醫護人員,適用於任何需要專業資格的工作,也適用於任何業務要依靠中國市場的商業機構,無論是國泰還是銀行、演藝界還是體育界。結果,《基本法》明文賦予的各種權利,都成為一紙空文。由於香港是中產社會,稅率低而房價高,生活指數驚人,對穩定工作、私人物業的依戀,比任何地方都要嚴重。這種不敢言、不敢行的恐懼,任何文明政府都知道是病態行為,在新香港,卻迅速變成常態。

另一個特徵,也是針對人性對穩定的根本依戀:昔日香港人普遍追求安居樂業,「上岸享福」,一旦衣食無虞,往往更暢所欲言。但據一些親北京權威人士不時放風,雖然香港是自由港,也沒有中國的外匯管制,但只要以「國家安全」這「一國」之名,或類似「洗黑錢」、「金融反恐」一類罪名,就可以凍結戶口。本來這類罪名的門檻很高,但近來的門檻卻越來越低。任何法律系統,都有備而不用的非常條文,要社會尊重法治,政府必須對非常手段克制。在採用普通法的地方,只要檢控機關厚著面皮不斷製造案例,甚麼都可以說是「依法」,結果即使無須擔心經濟的人,包括富有的上位者、或工作彈性的slasher,只要政治不正確,也隨時面對經濟封鎖。明眼人自然懂得儘快將資產大部份轉移海外,但動輒得咎的陰影,依然也令所有人倍加謹言慎行。

Controlocracy的主體行動者不一定是政府,通常包括一眾白手套。就像在俄羅斯,普京偉光正,異見人士面對的毆打、滋擾、乃至暗殺,都是種種地下勢力所為,表面上,一律與政府「無關」。在互聯網時代,中國處理這一套,更是淋漓盡致,靠的除了原始的群眾鬥群眾公式,還與時並進:月前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的文章,就稱之為「大資料極權主義」和「微信恐怖主義」。任何稍微偏離政府主旋律的言行,有了這兩大武器,都會被拿到網上批鬥,由於網絡影響無遠弗屆,後果比單單失去某種工作、某些金錢更嚴重,對個人私隱更是完全無視。這恐怕也是香港的深藍陣營公然建造「檔案庫」的原因。

資訊科技在自由社會,會成為促進公民社會、思想解鎖的裝備,但在Controlocracy,卻反而成為進一步限制思想、言行的幫凶。又是表面上,這些又是與政權「無關」,但政權對他們的差別待遇,卻是唯恐不夠顯明。此所以「光頭警長」身為公務員,可以公然在微信鬧政府、鬧上司,公務員工會卻被政府警告;公然對反對人士說「殺無赦」、「藤條教訓」的人逍遙法外,中西區區議會主席卻因為牽強得多的「理由」被羞辱祭旗。

林鄭政權也許深信,識時務者為俊傑,卻不知道曾經滄海難為水,半緣修道半緣君。君,自然都是真香港人。

明報筆陣

2020年3月23日星期一

平行管治論:那些年,香港有七個「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的抗疫舉措當中,最奇怪的其中一點,就是在諸如口罩一類物質的供應上無能為力,甚至呼籲有能力的市民捐贈,令各門各派掀起目的各異的口罩採購潮。但與此同時,不少本來應該流向政府的口罩,被直接送到各大建制組織派發,他們自行訂立派發章程、充實名冊,甚至繞過特區政府直接與中國對口,以圖在林鄭政權民望破產之時,另建權威。昔日承擔這類民生功能、事無大小都被諮詢的區議會,卻因為已變天,被特區政府直接繞過;新任區議員受政府冷待,自然更努力突破框架,雖然權力很有限,但姿態很進取,同樣希望另起爐灶。至於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早已從「聯絡」變成「第二支管治團隊」,這是十年前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的公開表述;所謂「建制派」對「中環」習慣無視,只在乎「西環」臉色,人所共知。日前剛過了7.21八個月紀念,元朗當晚為何自成一國,港人無不心裏有數……

說了這麼多,只是說明香港從來存在多於一個權力核心的「平行管治」,今天也不例外。只是港英治下的「平行管治體」之間亂中有序,貌似利益對立,卻能和平共存、互為表裏,都是持份者,共同催生了香港奇蹟,和今天完全相反。談及「管治體」、「平行政府」這類名詞,很容易被上綱上線,說的是曹二寶自然「政治正確」,來自其他人就是大逆不道;但從政治學概念,「管治體」定義可以很寬鬆,「有效管治」也可以很bottom-up。舉一個最極端例子:19世紀後期,三藩市出現了一位「美國皇帝」諾頓一世(Emperor Norton I),成為市民心目中的cult icon、平民社交名人,他自行印製的「鈔票」被店舖接受,戲院、交通工具會因為他是「皇帝」豁免收費,報章會刊登他的「憲報」,警察街上相遇會向他敬禮。一切當然是cult(今天術語就是「玩膠」),但當時有評論員認為他不應受遊蕩罪管轄,因為已成為「local institution」,確實也很難徹底否定。

從這角度看,二戰後英國人回到香港,到主權移交過渡期前,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並存多個自成體系的「管治體」,起碼達七個:

港英政府:這自然是英屬香港的合法政府,由倫敦直接任命港督作為首長,以往通常來自外交官體系。但英國殖民採取小政府、間接管治原則,靠的主要是文官系統,和本地精英階層配合,而不是單靠嚴刑峻法。這是香港管治的宏觀框架,一般人都生活在體制之內,但由於上述特性,同時也有其他身份認同、社會資本和國際網絡出現。

英資洋行:香港殖民初年,直接參與鴉片戰爭的怡和、太古等老牌英資洋行才是香港的真正管治者,後來逐步被港英吸納到管治頂層,在行政局代表真正的英國利益;他們的本地買辦,則主導了華人精英潛規則。對尋求上向流動的香港人而言,order不是來自港督,而是來自大班。由於他們比外交官出身的港督更紮根,往往能制衡文官體系,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怡和遷冊百慕達,影響力才退減。但就是那樣,很近期的港督衛弈信被撤換,依然是源自這個管治體的小報告,可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共產黨地下政府:以「新華社香港分社」之名運作,而中共得以在香港建立半公開官方體系,則源自戰後與英國的密約,時任社長喬冠華是外交元老,認為這個「紅色小政府」是對英首次外交突破;至於在港地下黨,則由廣東省的港澳工委負責。結果香港出現了「紅色經濟圈」,國貨公司、愛國報紙、親共機構等紛紛成立,附屬家庭、群眾自成體系,只聽單位號令,構成「港中國」,這卻是港英默許的,也符合英國在中美之間遊走的國策。直到六七暴動,雙方忽然攤牌,體系元氣大傷,但道統存續,中聯辦正是源於此。

國民黨地下政府:曾幾何時,從大陸敗走的國民黨人和家屬聚居調景嶺,港英政府給予的援助有限,台灣當局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承擔了實質上自治政府的角色,建立治安隊,安排各種支援,聯絡香港各界,調景嶺居民視之為台灣代言人,日常高舉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一些來到香港的退伍軍人,則和地下勢力結合,形成另一種秩序。這體系在1956年的雙十暴動後逐步萎縮,但並沒有消失,只是化整為零存續下去。

九龍城寨「大清」政府:大清帝國把新界租借給英國時,依然擁有九龍城寨主權,並對之駐軍,令城寨成為大清飛地。不久港英驅逐城寨清軍,但又被當地居民趕走,加上李鴻章重申主權,令城寨變成無政府狀態、地下秩序大本營。後來城寨居民成立「福利委員會」,作為名義上的自治政府,聲稱繼續根據大清律例「依法執政」。所以當全港禁食狗肉後,在城寨依然合法;各種各樣的黑市、黑工,都在城寨生根;直到九十年代,城寨才在中英兩國同意下被清拆。值得一提的是,「港版諾頓一世」「九龍皇帝」曾灶財,也是源自相關「法統」。

鄉議局:1926年成立,但其實自從英國與新界原住民打了一場「六日戰爭」,就有意識把城鄉分流,看待新界大族、鄉紳,就像對待印度土王、阿拉伯酋長,容許他們保持自身權威、給予種種特權,換取他們協助穩定局面,與一河之隔的中國政權保持距離。新界原住民權益,都是作為這個管治體的一環予以准許,而且在鄉議局成立初年,甚至連民事案件也可辦理。七十年代的丁屋政策、「丁權」,自然是這管治體的產品;元朗7.21觸及複雜的鄉事關係,也是一脈相承。

灣仔「小華盛頓」:正如今天有美國駐軍的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地,美軍都改變了駐軍地的社會經濟面貌;美國沒有駐軍、但軍艦經常往返的英治香港,特別是芬域碼頭附近的灣仔一帶,也充滿美國色彩。這裏說的「色彩」,不只是《蘇施黃的世界》的酒吧配套般簡單;芬域碼頭海軍商場由港英以象徵式價錢交由「香港軍人輔導會」管理,儼然美軍勢力範圍;而當美軍消費壟斷區域經濟,美元自然成了灣仔非正式貨幣。美國在香港建立基地,也因利乘便:美國駐港領事館規模很大,各部門對口單位一應俱全,被稱為「小華盛頓」,實質上是觀察中國的前哨站。英國引入美國勢力、卻又偶爾壓抑,正是作為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之一。

回到2020年,香港理應依然是不同勢力持份的地方,但林鄭月娥連美國也說「no stakes」,反映昔日兼容並包的真香港,已經被西環獨大的「全面管治」支配改造。但一天香港依然對北京有價值、依然是單獨關稅區,平行管治體們,就不可能不存在。然而現在某些人試圖以文革方式,讓一切推到重來,除了把各方默契一併打破,也無視本土派等新生代的切身利益和理念追求,結果不同板塊之間天天進行無差別零和遊戲,造就管治全面失衡。民間在這段期間,爭取自身訴求制度化、體系化,催生挑戰建制和舊制度的劇烈意願,自屬理所當然。物極必反,本來誰也知道,但似乎唯有越俎代庖的「第二支管治團隊」不知道。

明報筆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