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9日星期三

齋戒月襲擊新伊斯蘭主義誕生

伊拉克爆發連環襲擊,紅十字會、美國副防長與黑鷹直升機同時成為目標,反映美國佔領伊拉克後的戰略夢魘,已全部成為事實:

一、反美攻勢已由毛派游擊戰轉型至「超限戰」的跨時空、跨手法實時襲擊;

二、薩達姆政權在巴格達心臟地帶慘淡經驗20年的地下碉堡及軍火庫,並未被徹底摧毀;

三、襲擊恰巧在美國副防長下榻酒店最高層時開始,存有內鬼的可能。

上述夢魘隸屬互不相容的勢力,原來只會單獨出現。現在合流反美,便具有劃時代意義。

例如蓋達領袖拉丹上周發放聲帶鼓吹聖戰,前度死敵薩達姆罕有地「緊跟」發親筆信呼應,便是二人自伊拉克「淪陷」後的首度合作。事實上,回教原教旨主義的跨國聖戰士部隊一如當年的阿富汗反蘇先烈,已成為抗美主流;主客逆勢下,薩達姆的阿拉伯民族勢力不惜附驥尾結盟,美國的首二夢魘便同步出現。

為人忽視的是連南部什葉派領袖薩德爾,亦宣布成立新政權,煽動支持者襲擊美軍,背後更有伊朗撐腰。佔伊拉克六成人口的什葉派信徒,曾經與拉丹並列為薩達姆的宿敵一二號,若美國發動冷戰式「間接代理戰爭」,他們應是當然盟友。可惜布殊只物色「直接代理」,只信任流亡海外的「海歸派」,令什葉派不得不反美,美國傀儡「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卻不得不吸納大量什葉派成員,致令美國動態輾轉被薩德爾洞悉,再外泄至其他反美勢力,後患無窮。

阿拉伯三大勢力在回教齋戒月首日合流,自然不只是一場軍事襲擊,更是宣告以「回教教義+反殖民主義+多元文化」為普世標準的「新伊斯蘭主義」的誕生。這道公式其實了無新意,但在布殊的「新教原教旨主義+善性帝國主義+單一式自由」這「新保守主義」公式反襯下,顯得更與國際接軌,立刻被點石成金。

2003年10月22日星期三

權力政治催生邪惡軸心新成員

美國副國務卿博爾頓宣布考慮擴大邪惡軸心,新成員為敘利亞和古巴。對「邪惡」國家逐個擊破為華府策略,分工卻牽涉右派的權力平衡。

美國右派一直分為「新帝國主義派」和「和平演變派」。雖然他們都服膺美國獨特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但前者主張無限出擊,必須不斷研判、甚至製造新敵人來延續霸權,理論基礎是國際上的「不斷革命論」。演變派則主張在國際政治貫徹市場經濟的小政府思想,通過軟實力壟斷世界,讓各國政治硬件放任自流、自我終結,以本土制度的優越性為信仰。

布殊政府雖然以大右派姿態出現,外交政策還是要兼顧勢力平衡,因此帝國派和演變派分別主導兩伊政策,北韓和會則由兩派共同參加。

美國現在「吸納」邪惡軸心新成員,固然源自敘利亞包庇薩達姆餘黨以及古巴反美40年,但更是為右派山頭提供新空間。敘利亞是區內軍事強國,毗鄰以色列、保留有哈馬斯基地,被認為是以巴衝突失控後的首個捲入對象,備受軍火商、猶太富翁等帝國派青睞。古巴卡斯特羅則隨着年歲增長,對「美帝」不斷軟化,國務院已在90年代擱置「武力解放」古巴議程,並得到演變派聲援。

敘利亞、古巴榮忝邪惡成員,並不是忽然開罪了布殊,只是它們的加入,方便了大選前的右派權力分贓。帝國派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更緊密」地圍堵敘利亞,演變派的國務卿鮑威爾剛被委任領導「策反古巴委員會」,卻擺出「明批暗保」姿態,自非偶然。

事實上,2002年5月布殊曾經「補充」了「一時大意」未列入邪惡軸心的三個國度,那時候還包括利比亞。一年後,利比亞「不幸」落選,不是卡達菲不夠邪惡,只是右派未有共識,家家有本邪惡的經,便僥倖被按下不表。

2003年10月15日星期三

明星當選非為反建制

阿諾舒華辛力加競選州長,以天真造型面對醜聞,強調非職業政客的外建制特色,面部表情比任何一部《未來戰士》都來得出色。然而其政綱在經濟顧問巨富巴菲特「指導」下,處理財赤的市場方針完全符合華爾街內建制標準,在國家安全問題上與布殊遙相呼應,在自由哲學層面則受民主黨中間偏左路線影響,與典型中間政客沒有實質分別。

理論上,明星當選應反映選民對政治生態的不滿,阿諾卻代表另一極端,說明美式民主已「與時並進」至逾越選舉機制,令「虛君化」的領袖難以突破身後「鐵五角」利益同盟的操控。阿諾吊詭因而包含兩重深度:外建制的形象,和內建制的政策;也就是反映加州選民需要以一種虛擬的凝聚力,包裝對操控美國的利益集團的本質性信任。

然而阿諾並不代表唯一的明星政途。

1998年,「周末摔角大狂熱」摔角手Jesse the Body Ventura壓倒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當選明尼蘇達州州長。此君的競選活動同樣富荷李活特色,但當選後貫徹外建制作風,不但以無政府主義主導施政,大力推行非刑事化和反官僚運動,還一度成為第三黨改革黨領袖、美國主流政治外的唯一重量級紅人。甚至沒有阿諾的欲拒還迎,政一面參,角一面摔。

「阿諾模式」與「摔角模式」的衝突,恰如意大利AC米蘭班主貝盧斯科尼和脫星小白菜從政後的價值差異,反映明星當選可能代表截然不同的政治現實。摔角手在2002年淡出政壇,未來戰士TX2003隆重登場,其實是形勢比人強;特首由董建華換成成龍或八金屬於哪個模式,同樣呼之欲出。

2003年10月6日星期一

薩伊德之死的東方警語

報章報道學界最後的圖騰薩伊德(Edward Said)病逝,港人莫名其妙。這除了反映港人國際視野的「波瀾壯闊」,薩伊德的三大貢獻,也反證東方確實具有薩伊德口中的「東方特色」。

右派視為異端 左派謳歌英雄

薩伊德成名作《東方主義》與白人沙文主義對照,認為西方以虛擬概念塑造切實的東方,「東方」永遠是獵奇的世界——像香港在60年代電影《八十日環遊世界》和21世紀電影《盜墓者娜拉II》都是帆船國度,是為「東方主義」。東方主義具有強烈的後殖民批判性,被右派視為異端,也被左派謳歌為英雄。吊詭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人也以一種「西方主義」審視西方,卻出不了中國的薩伊德;箇中政治信息,不言而喻。

批以色列暴政 斥阿 拉法暴君

薩伊德成為學界偶像,死後步上神壇,則應歸功於「超然主義」。

薩伊德與杭斯基(Noam Chomsky)為學界兩大「反美」龍頭,但薩伊德更像一幽流亡舞影:他出身於巴勒斯坦,一生批判美國的中東政策和以色列「暴政」,被中情局長期觀察,也被同胞視為最應領取諾貝爾獎的巴勒斯坦人。然而他堅守失傳的學者良心,在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如日中天時斥之為「暴君」,同時開罪以巴政權,一度不得回鄉。相對於發表小圈子文章後技癢拉起山頭的同僚,無疑更能恪守啟蒙學者的道統。

薩伊德得以家傳戶曉,則源自美國大學的「互通哲學」(Inter-transferability)。他身為冷僻的比較文學博士,但具有道德參與的使命和哲學辯證的天賦,著作成為政治學、社會學、國際關係和哲學必讀。近作如《隱蔽的伊斯蘭》更全面切入心理和新聞學,立論不一定完善,沒有多做多錯的包袱,卻例必激起學界群起回應,遠非東方研究領導人痰盂擺設為生的「博士」能及。

沒有多少東方人哀悼薩伊德。薩伊德卻一直哀悼「東方主義」以外的東方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