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1日星期三

尼加拉瓜運河 改寫地緣政治

2014年可能最名垂青史的國際大事,其實是12月「尼加拉瓜大運河」開始興建。假如它真能建成,對國際地緣政治影響之深遠,將遠超任何一個國家的大選、任何一場戰爭、或任何一次恐襲。百年前美國開鑿巴拿馬運河時,屬於轟動國際的大新聞,其實這次中國搞這條運河,理應得到相類注視,卻被我們的視野擱下了。

我們應對它注意,可謂包含一籃子原因,其中任何一項,都值得頭條處理:
1. 巴拿馬運河貫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戰略地位,除了在於其於20世紀而言的顛覆性,更在於它的獨家性,不少合法、非法航運業務都在運河區建立了勢力範圍。只要尼加拉瓜運河出現,就會出現一大堆處女地,各種勢力都會重新部署,這是對國際航運、物流、地下經濟勢力平衡的徹底顛覆。

2. 尼加拉瓜運河由中國資金籌辦,一般相信也會由中資公司控制完工後的運河。這意味著中國勢力會深深確立在拉美這個美國後院當中,足以支援近年越來越頻繁的中拉貿易之餘,也必然令美國懷疑會有相當戰略行為(或準軍事行為)在運河出現,例如借勢建立基地監察美國拉美政策、乃至美國本部。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必會進一步上升。

3. 目前巴拿馬運河的港口經營權由香港企業和黃控制,而興建尼加拉瓜運河的公司(理論上)也是在香港註冊,意味著香港作為「中國外交白手套」的角色,依然吃重。特別是巴拿馬、尼加拉瓜均和北京沒有邦交,港資公司的身份更是奇貨可居。另一台灣拉美邦交國巴拉圭也如是:近年壟斷當地商貿的也是類似身份的港資公司,正式有邦交的台北政府,影響力卻越來越弱。

4. 尼加拉瓜雖然算不上重要國家,但其現任總統奧特加卻是風雲人物,曾長期擔任反政府左翼游擊隊「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領袖,獲選總統後,原說要和北京建交,只是因為北京統戰馬英九的兩岸「外交休兵」而作罷。奧特加一直深受古巴影響,對中國有意識形態的心儀,被視為拉美左翼領袖群之一員。假如運河建成,尼加拉瓜的國際籌碼將會大增,那時候若繼續奉行現有外交政策,不難成為華府隱患。

5. 一些尼加拉瓜非政府組織、環保人士、親美團體等一直抗議運河興建,懷疑政府關於中飽私囊,也擔心造成生態災難。這些動作的背後,自然被一些中國研究員懷疑有美國支持。但無論是與否,都反映主事公司和其他中資企業對外投資時犯上同一毛病,就是不夠重視當地人民感情,以為單純通過上層路線就足以令計劃開通,忽略社區建設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相信運河興建期間,這條本土戰線會時有紛擾,也會不定期登上未來頭條。

最有趣的是,在外交圈子,一直有江湖傳聞認為這是一個騙局,質疑中標的中國富商王靖只是「買空賣空」,真相如何,在2015年可能峰迴路轉。

2014年12月30日星期二

二○一四年遭遺忘的國際新聞

二○一五年將至,不少媒體已回顧二○一四年十大國際新聞,本報EJ Global前周也製作了相關專題重溫。但在香港,不少十分重要或具相當潛在影響力的國際大事,卻因種種原因未被充分關注,有時是版面需要,有時是被同期其他新聞蓋過,有時是事發地方根本不為華人社會認知,總之值得大家以滄海遺珠角度重溫。

法國示威學生被殺事件

第一宗發生在法國。過去一年,一直爆發以左翼社運人士與學生為主的反對興建水壩大示威,原來只屬地方層面的事。不過,在十月一名二十一歲大學生在示威期間被手榴彈炸死,終於激起全國反彈,也令針對警察的不滿總爆發。

這新聞之所以重要,在於法國一方面是「示威大國」,大學生的示威傳統十分勇武,甚至有「沒有參加過示威不算畢業」一說,而警察的處理方式也同樣激烈,令示威與鎮壓早已沒有新聞效應。但另一方面,誰也想不到有可能真的搞出人命,這條紅線被逾越了,後果就超乎想像。結果,很多一直支持強硬處理示威的政客,都紛紛要劃清界線自保。早前筆者曾與訪港的巴黎副市長見面,他就透露此事對全國民情反彈的深遠影響。

香港雨傘運動期間,不少朋友拿國際案例來類比,也有提及法國使用催淚彈的「國情」,來論證香港警察行為的合理性。但正如這位副市長與筆者交談時提及,法國群眾的勇武傳統與警察的處理比例是相輔相成,而群眾的燃燒彈及警察的催淚彈也算是合乎比例,大家才司空見慣,所以當出現死亡案例,就超出「比例性」這個大原則。這分析可圈可點,反映處理群眾運動並沒有絕對劃一基準,必須顧及不同地方的民情、傳統及當時的比例問題。假如詳細量度法國學生被殺前後的民情,足以是量化「比例性」的理想根據,也可以成為其他地方的參考榜樣。

此事對法國政治的影響同樣不能忽視。學生遇害後,法國環保部長首次公開質疑興建水壩的項目,明顯是民情逆轉,令政客不得不重新評估形勢。而近年法國與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出現了右傾趨勢,極右政黨國民陣線在前領袖勒龐的女兒馬琳勒龐帶領下,更逐漸走向主流,成為下屆總統大選的有力競爭者之一,前總統薩爾科齊就是以「唯一能戰勝極右候選人」為號召,希望捲土重來。

這時候,左翼運動忽然聲勢大振,不一定使運動本身受惠,卻可能令支持立場鮮明的兩極組織得到更大群眾基礎,而警察成為全國焦點,也容易令政客借題發揮。這些一切,都是這麼遠那麼近,不是與大家身處的地方有點相似嗎?

2014年12月29日星期一

當「富國強兵」成為口號

在胡錦濤時代,中國幾乎任何稍微有自滿傾向的詞彙,都會被自我審查和諧掉,以免激起不必要的國際猜疑,像「和平崛起」也要「正名」為「和平發展」,「發展」也要不忘強調世界規律之「科學」,以免抵觸美國主導的國際話語權。

但在習近平時代一切都改變,他明白不能完全違背現實世界的國際話語主導權,但也不接受中國被美國牽着走〈像定義什麼是「負責任」、什麼是「人權」〉,所以希望以掏空原有內容、賦予新內涵的方式,使用同一國際詞彙,與美國爭奪話語權,更進一步把這些話語與中國民族主義聯繫。

且看官方賦予的「中國夢」解釋,包括其「三大動力源」:一、追求經濟騰飛,生活改善,物質進步,環境提升。二、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教育進步,科技創新。三、追求富國強兵,民族尊嚴,主權完整,國家統一,世界和平。

這裏使用的字眼,包括公平正義、民主法制等,都是以中式內容填滿西方話語的典型例子,而真正重點卻是「第三大動力」中的「富國強兵」與「民族尊嚴」。

爭話語主導權 捍衞民族尊嚴

提起「富國強兵」,西方學者一般並非想起中國晚清自強運動,而是即時聯繫到日本明治維新口號,但明治維新最終效果,客觀上是激起日本軍國主義,打擊自由貿易及與美國「終有一戰」,這原來是中國上下最為忌諱之比較。但現在明顯要激起民族自豪感,即上述的民族尊嚴,較顧慮這些重要。這說明習近平要證明中國不但能應用同一西方話語,還能賦予更大優越感,不像戈爾巴喬夫那樣,既失去對人權等議題的設定權,也失去蘇聯優越的向心力,令國家分崩離析。

為捍衞民族尊嚴,習近平時代的外交部發言人也要顯得比從前更自信,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亦更主動對以美日為代表的西方世界〈更確切是「現狀捍衞者」的世界秩序〉直斥其非,這也是胡錦濤時代相對罕見。

無論對手是否喜歡,在其他官員、知識分子及民眾眼中,多少有「大振國威」之效果。例如習近平上台前,在二○○九年以國家副主席身份外訪墨西哥時就直言:「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率直得令美國人震驚。雖然說話不久被官媒淡化,卻宣示他日後對「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不用太給面子的自信。

又如去年,成為國家主席後的習近平於博鰲論壇說:「國際社會應該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們的地球村成為共謀發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競技場,更不能為一己之私把一個地區乃至世界搞亂。」雖有評論認為是批評北韓,但北韓明顯缺乏把「世界搞亂」的能力,意指美國「一己之私」十分明顯,這也是作風上更規避風險的胡錦濤所沒有的氣派。

相對於對美國的間接批評,習近平更直接批評日本,乃至曾公然重提二戰時「日寇」之稱,頗不顧國際社會對政治正確之不成文規範。外交部發言人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要求,則略帶輕佻地以中國電影名稱《非誠勿擾》回應,這也非從前講求四平八穩的中國外交部作風。如此看來,更具戲劇性、針對美日的民族主義話語相信陸續有來。

2014年12月24日星期三

台港兩地的日英情懷

近年香港新一代興起懷念港英管治的情懷,通過浪漫化港英時代借古諷今,自然引起北京愛國人士不滿。在海峽另一邊,台灣也重新冒起崇日風尚,不少以日治時代為背景的電影都大受歡迎,當中不乏歌頌日本大建設的片段。然而,兩段感情之間,還是有顯著差異。

時間首先就是一個問題。親歷日治時代而又有親身記憶的台灣人都已七、八十歲,年輕一代只是通過重構來認識歷史,或通過今天的日本來塑造日治回憶,結果日本殖民統治的負面訊息往往被擱下,卻得出一個全新的日治台灣形象。相反,港英時代不過距今十多年,雖然成長在八十年代的「最後一代港英人」緬懷英國,但老一輩的大多對早期殖民地的貪污與歧視,有着根深蒂固回憶,並以那一把尺量度未來的特區,令新生代重構港英歷史時面對更大阻力。

今天已沒有政府會太刻意與台灣民間爭奪建構日治歷史的話語權,民進黨更會有意無意間參與美化行列。反之,北京卻已興起大規模書寫「真正」香港歷史的計劃,如何演繹港英歷史,恐怕會成為日後的文化戰線。

雖然日本政府不會對台灣特別優惠,但依然有一些親台議員在日本國會活動,而因為美日安保條約關係,日本右翼也一直有呼聲要日美台聯防。當近年中日關係欠佳,日本人對大舉到來的中國商人及遊客多有不滿,也明白中國出現的反日情緒,卻發現同屬華人社會的台灣對日仍友善,自然對台另眼相看。

同化程度深淺 結局迥異

反觀今日英國政府,只把對華商貿關係放在第一位,面對北京種種對《中英聯合聲明》及英國議員調查的公然打臉,回應都蒼白無力,明顯不會對香港有任何特別待遇。何況,儘管有英國人同情香港,但今日英國同樣興起排外主義,只要有人提出英國對香港的「道義責任」,當地本土派就會宣傳港人湧入的危機,繼而「傷害香港人民感情」。

值得留意的,還有日本殖民台灣後期實行的「皇民化」政策。那時候的日本,一度希望以日本語言文化習慣同化台灣人,此所以棒球電影KANO 幾乎全片日語對白,因為那確是那年代的寫實。雖然1945年後國民黨刻意「去皇民化」,但深入台灣社會各階層的同化痕迹依然揮之不去,例如台灣依然以棒球為「國技」,除了日本,就少有亞洲地方有同一狂熱,而在台灣大街的日語學習廣告依然與英語平起平坐。

英國在香港則從不希望同化大多數華人,只要吸納上層的華人精英為其進行間接管治,所以真正深受英國文化與價值觀影響的,其實只有中上層華人及受高等教育的一群。到了基層的排外民族主義情緒,其實遠比大家平日想像中要高,這從何以這麼多人相信佔中由「外國勢力」策劃即可見一斑。

故此,未來台港兩地重構殖民史的演化,只怕會有迥然不同的結局。

2014年12月23日星期二

太陽花下的雨傘—台灣能香港不能?

香港雨傘運動發生後,被不少傳統學者拿來與台灣太陽花運動比較,並預言兩地新生代都會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們所說的「政治」,主要是傳統框架內的建制政治。然而,兩地之結構性差異,卻很可能令運動帶來相反效果。

太陽花運動後適逢台灣地方選舉,「首投族」把運動熱情轉移到選舉中,導致國民黨慘敗,前提是他們的選票真的能夠改變現狀。但在香港,無論政治立場如何,都知道在區議會也好、立法會也好,選票都不可能改變現狀,因比例代表制加上功能組別,基本上是一個北京能掌控的超穩定結構,而且建制派在香港地方層面的鐵票,亦開始比台灣深藍的地方票可靠。台灣青年得到返回體制的宣洩點,香港青年卻沒有,只能另覓出路。

太陽花運動能相對成功,與台灣精英集團的內部分裂關係至巨。馬英九與王金平的政爭,令運動得到發展空間,王金平也反過來利用運動鞏固自身地位,結果運動結束後,台灣政府絕不能對學生窮追猛打,反而要無奈地維持其政治光環。但香港精英集團雖然內部利益不同,但在「一國」框架下,根本不具備公開拖後腿的能力,北京亦早已警告任何「疑似香港王金平」不要輕舉妄動。故此,香港的運動反而令建制派趨於團結,儘管這種團結完全是高壓所致,但現實就是現實。

何況台灣那些學運領袖雖與香港的一樣,強調由下而上與自發,也強調不信任傳統領袖,但他們本身個人路向是相對清晰的,不少很可能會直接參與選舉,另一些很可能在公民社會接班,也就是基本上會被主流社會吸納。但香港的學生領袖較從前有更多政治潔癖,不但抗拒政黨,也抗拒稍具規模的組織,而建制能接納他們的空間則更少。結果,他們很可能成為不能被消化的一群,要長期依靠自身新建立的網絡維持身份認同。

制度有別 成敗關鍵

無論如何,台港兩地青年在全球化時代,必會相互影響。香港的運動,很可能令台方更堅定目前的大方向;台灣的改變,也很可能啟發香港一代人。問題是,這類表層互動過後,香港青年會發現台灣人能做到的改變,用同一方法,在香港很可能做不到,而且由於社會文化不同,還可能引起主流社會反彈。一旦釋出這樣的結論,隨之引起的反應便可能趨於消極。兩者之差異,歸根究底,還是香港「一國兩制」與台灣「沒有一國兩制」的差異。

當「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或「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成為台灣選舉的口號,港台青年雖然不少希望結成命運共同體,但也發現彼此畢竟難以直接類比。除非兩地慢慢建構出一種新的「港台青年認同」,而這絕非不可能的。

相信在可見將來,往台灣讀書、工作、乃至過「半退休」生活的香港青年只會愈來愈多,他們既不算完全移民,也不是完全在地,這類型的生活,可能是一代人的歸宿。

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

台灣軍隊能打仗嗎?

在台灣交流期間,和不少政府和學界朋友談及今日台灣的中華民國軍隊,觀察除了涉及內政,還觸及國際關係層面,很值得分享。

自從兩岸分治,雖然一般台灣人都相信「反攻大陸」只是空談,但過去還認為其軍隊多少有自衛能力,加上台灣海峽相隔、美軍第七艦隊的保護,很少擔心解放軍真的會武力攻台。就是真的打仗,在對峙文化下,昔日民情應該還會願意挺一陣子。但陸委會朋友卻引述內部民調,說只要解放軍真的打過來,今天主流台灣人都認為要立刻投降,不願作無謂抵抗。而昔日台灣相對嚴謹的軍訓,近年因為預算和民情的影響,也越來越形式主義主導,更有不少呼聲要進一步「形式化」,例如變成暑期課外活動,甚至有提議以學校內的「軍事課程」來豁免云云。

參加過軍訓的年輕台灣學界朋友則笑說,部隊的武器一半是不能用的。有些是真的因為過份陳舊而失效「不能用」,另外有些卻是「不懂得用」:這不是教官和學生水平的問題,而是台灣購買美國軍備的問題。自從中美建交,台灣雖然受《台灣關係法》保護,但不成文規定一直要購買美國軍備作「保護費」。然而隨著「第三次國共合作」在馬英九治下成為事實,美軍近年越來越擔心國軍內部「共諜」眾多,不願意自家軍事機密因為援台而泄露,情願自己控制售台的高端軍備。而因為軍費關係,要有真正的實習經驗也殊不容易,例如有到海軍受訓的朋友說,基本上一整年都是住在碼頭內的軍艦「體驗」,除了參與一年一度的「漢光」演習,可能從未能出海,因為出一次海可花費不菲。

這些資訊傳開來後,訊息很簡單:國軍假如面對解放軍會不堪一擊,所以不要夢想要武力衛台,這正是馬英九政府的觀點。然而其實不少人對此並不認同,相信縱然兩岸軍事力量懸殊,但是台灣不能放棄自衛能力,乃至判斷只要能拖住一旦入侵的解放軍一個月,就是美軍不援助,中國內部也會出現動亂,所以勇武風氣必不能少。問題是,這樣想的人,卻實在不願意打仗,心底裏也不願意自己犧牲。

那麼以上的分析,又有甚麼延伸價值呢?自然是有的。當台灣民情、特別是青年一代與北京越走越遠,民族主義興起的中國大陸,又越來越多呼聲要武力解放台灣,而台灣人又喪失勇武之氣,只要一個泛綠政權執政,就很可能利用外交途徑,去加強自衛能力,例如和美國、日本、東南亞國家進一步發展軍事同盟關係,增加解放軍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外交複雜性。然而對中國鷹派而言,這類姿態卻正是可以加強「武力解放台灣論」的理據,屆時整個區域局勢,恐怕會進一步緊張。

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

安倍心理學的另類觀點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毫無懸念下順利連任,除了可繼續推進「安倍經濟學」,也可能對修改和平憲法蠢蠢欲動。不少評論都認為安倍「拼經濟」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利用民意,達到修憲的終極目的。筆者日前遇見日本東洋大學教授藥師寺克行,提供了心理學角度演繹安倍的另類觀點,卻值得我們參考。

藥師寺當學者前是日本名記者,年輕時曾和安倍為友,後來因故反目,更被對方在社交網站點名批評,對安倍心理狀態有獨到見解。他認為,安倍雖然是日本政治世家之後,但從小到大都有強烈自卑情結,因為他的父輩都是日本第一名校東京大學的畢業生,他自己卻考不上,因此很急於在其他地方證明自己。而安倍從政的起點是擔任父親的秘書官,雖說有機會見識世面、建立人脈網絡,但卻是百分百的父蔭,也加強了他要盡快出人頭地的決心。

在藥師寺口中,安倍年輕時根本不「右」,沒有流露什麼愛國主義思想,也不是以日本「普通國家化」、修改和平憲法為人生目標。然而他要在自民黨盡快冒出頭,必須大老們賞識,於是他自我洗腦,把立場調節到滿足右翼主流,結果被眾多元老認為孺子可教。於是安倍發現了必須持右翼立場,包括定期參拜靖國神社,來鞏固在黨內的地位,這成了他一生慣用的公式。

推動修憲的三個條件

但與此同時,安倍並不盲目,也沒有以右翼立場來拉票。他明白選民其實不怎麼關心日本外交政策,也不會根據外交政策來選政府,一切都是經濟掛帥。於是他在選舉主打「安倍經濟學」,刻意不把外交政策當作選舉議題,這招暫時十分成功。換句話說,一旦他的經濟政策成功,而黨內地位又穩固的話,根據藥師寺的觀點,其實也不一定要推動修憲,因為那不過是他掌權的手段,而不是目標。

當然,這麼多年,安倍真的變成了言行一致的右翼分子也大有可能。不過這是後話,筆者傾向相信他依然是一個利益主導的現實主義者。所以他是否真的要全力修憲,全繫三大因素:第一自然是「安倍經濟學」能否持續成功,民望能否長期高企,讓他建立長期執政的班子,得到規劃長遠政策的空間,對這一點,主流經濟學者都大有保留。

第二是日本民族主義、特別是反華情緒會否繼續復興,須知目前支持修憲的民意不過一半一半,沒有政府會願意在這情況下強行修憲惹起爭議的,除非中國對日政策激起愈來愈多反彈,才有可能改變民情。

第三是自民黨內會否出現有魅力的右翼對手制約安倍,令他為了鞏固權力,除了修憲別無選擇。否則任何利益主導的領袖,都希望維持所有牌在手、卻盡量不出牌,這樣才可以增加自己的彈性和籌碼,無論對內對外也如是。擔心安倍此刻就修憲,未免杞人憂天,但要是上述條件都出現,就難說了。

2014年12月18日星期四

日本女僕咖啡店與國際關係

在日本期間,朋友介紹了一間女僕咖啡店,記得數年前,也到過秋葉原另外一間。那跟國際關係有甚麼關係?自然是有的。

先說感覺。那些當侍應的「女僕」都是學生兼職,並不販賣色情,而是販賣可愛,對象似乎是有困難接觸異性的宅男,以及獵奇的遊客。眼見光顧的既有中年男子,也有西裝上班族,還有青年學生,有些外貌奇「宅」,也有些一臉端正打扮時尚,總之應有盡有。當然,要融入這環境感覺如魚得水,實在難度很高。

有些女僕咖啡店單純售賣飲食,另有些玩法繁複。例如以二百日圓換取猜拳,「女僕」贏了會可愛的說「你故意讓我的」,輸了會裝哭,金錢就是用來觀賞那個電玩般的動作。也有付費睡在女僕大腿上一分鐘一類,但基本上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只是停留在主人和女僕的角色扮演。

顧客的心態,自然是重點研究對象。他們雖然很可能是宅男,但明顯不是為性而來,也不是為交友而來,為的似乎只是一種感覺,一種活在漫畫中的感覺。據說好些有家室的男子,也沉迷於女僕,心態就像喜好角色扮演的人,專程來滿足心理慾望。

筆者並非文化研究學者,難以了解其文化底藴的全豹,何況日本研究專家眾多,早把「女僕文化」看過夠。然而這文化的真正含義還是不能小看:個人看來,它是在模糊生物與死物、動物和人、幻想和真實的界限,這本身就是全球化世代「時空壓縮」到極致的產品。理應沒有生命的動漫,在「咖啡店」變成真人,飾演現實不存在的角色,但卻成了現實世界的一部份。這種現象,說白點,就是學界常說的「分裂身份認同」(Split Identity)。

「分裂身份認同」這名詞經常在國際關係期刊出現,例如說,很多在日常生活自我定位為溫和理性的人,到了虛擬世界,都變成言論激進、滿口粗言的另一人;不少白天愛好和平,晚上在鍵盤則強烈主戰。到「女僕咖啡店」的顧客,是否又如是?似乎沒有學術研究進行過量化分析,但聽熟悉這業界的日本朋友說,那些外形弱不禁風、奇「宅」無比的顧客,通常也是在手機、討論區留下激進恨韓、仇華言論的人,因為對他們來說,兩者都是逃離現實生活的遊戲,都是模糊幻想與真實的平台。

不少人認為「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永不可能,因為新一代宅男眾多,勇武之風早已失去,幻想日本青年踴躍參軍,已是天方夜譚。然而弔詭的是,軍國主義涉及社會制度、文化等,復辟固然不可能,但日本民族主義復興卻幾乎不可逆轉,除了因為種種全球化時代、中國崛起等催生的排外情緒,也因為「網絡民族主義」興起,二次元的「分裂身份認同」大行其道。於是,日本宅男得到參與國際事務的舞台,中國網絡憤青也如魚得水,日常生活的中日交往卻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就是當代國際關係了。

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

日本青年:我討厭政治

日本大選過去了,結果毫無懸念,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創下戰後新低的眾議院小選區投票率(52%),破了上屆選舉創下的最低記錄(59%)。與此同時,不少新生代在多個國家地區選舉左右大局,日本青年卻對投票不大感興趣,上屆30歲以下的投票率是37%,只是60歲以上投票率的一半;執筆時雖然未有官方的本屆各年齡群投票數字,但相信趨勢和上屆大同小異。

筆者這幾天在日本,深感這裏選舉氣氛之冷淡,和海外媒體的關注相比,就像活在平行時空。較雀躍的還是上年紀的人,一來他們的政治熱情一直較高,二來日本社會嚴重老化,他們很關心退休金、福利社會、老人問題,候選人自然投其所好。壟斷日本政壇的又是那些政治世家,不少都是一代、二代、三代那樣延續下去,也只有老人才對政治王朝有特別感覺。

但在年輕人的世界,筆者接觸到的新一代普遍討厭政治,甚至視去投票的人為怪人;也有大學生很自豪的說:「大學生是不投票的,投票的青年,都是那些上不到大學的人。」這犬儒的態度,固然源自不少青年相信在老人主導的社會,怎樣投也改變不了,也反映他們對自身生活以外的漠不關心,以及和全球化時代格格不入的內向態度。除此之外,其實也有一些結構性解釋,例如在日本鄉郊,投票往往是家族集體活動,然而青年到了大城市工作,既失去了投票的家族動力,也對新社區建立不了歸屬感,心底裏更不滿壟斷政壇的臉孔,才變得冷感起來。

非全無訴求 寧體制外抗爭

那日本青年對社會就沒有要求了嗎?自然不是。他們也關心教育、兒童福利等問題,但由於新生代比例不足以影響大局,候選人就不會主打這些政策。個別有強烈訴求的青年,又情願通過體制外改革進行抗爭,但抗爭卻未能連結主流政治。近年一度興起的青年政治偶像,像維新會的橋下徹,也開始失去光環,淪為一個凡事必反的普通政客。結果在其他地方讓青年關心政治的元素,日本普遍缺乏。

其實日本最迫切的問題,不是「安倍經濟學」的改革,更不是日中或日美關係,而是空前的人口危機。在這樣老齡化的社會,政府開支之龐大、勞動力之下降,都足以令經濟崩潰,但政客為了老人選票,又不可能自掘墳墓。邏輯上,日本青年應挑起「世代戰爭」,若這一代沒有結構性解決問題,如大幅度鼓勵生育或引入新移民,日本就可能永遠失去機會。

但日本教育制度其實不鼓勵學生思考政治問題,有宏觀視野的青年不多,這樣下來,投票率只會愈降愈低。其實日本政壇一直有呼聲把投票年齡降低,也有接受國際教育的青年開始覺醒,只是趨勢始終太緩慢。筆者近距離觀察日本選舉後,結論只有憂慮。

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

民間民族主義對中國外交的影響

「中美終須一戰」這論述,現在可概括為「地緣政治民族主義」,反映民眾對幻想中的、沒有足夠生存空間的焦慮,此刻雖然不足以化成外交政策,卻足以給予政權更大的外交壓力,令其不能示弱。

長期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學者趙穗生,在最近的文章就有類似觀察,認為雖然民間的民族主義尚不足以改變外交政策,但已令中國政府比過去更勇於展現強硬姿態,部分是為了滿足「民意」,部分也是本已有此訴求。中國旅美博士研究生廖寧則通過量化分析中國民眾的重構歷史回憶,論證民族主義對中國外交的制約作用。結果,凡是美國「重返亞太」的落腳點,都普遍被民間視作潛在的中國軍事衝突對手,令政府即使打算和個別國家改善關係,來突破「圍堵網」,在涉及主權層面的爭議,也不敢有任何彈性處理。

美國皮尤(Pew)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包括越南在內的多個中國鄰國,只要存在領土爭議,對中國的正面評價都特別少。

和中國關係不俗的巴基斯坦有78%受訪者對中國持正面意見,但日本只有7%、越南只有16%、印度31%、菲律賓則為38%。若民情這樣持續下去,難免對外交整體方向的牽制愈來愈大。

此論述雖然沒有新意,但在習近平時代還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官方也對相關論述給予了相當重視,並直接作出回應。二○一三年,外交部政策規劃司司長蔡潤親臨《強國論壇》辦公室,與網民交流十八大外交政策的看法。這不是中國官員首次造訪網絡論壇大本營,二○○八年,胡錦濤在《強國論壇》就做過這種互動,溫家寶自二○○九年起也多次到新華網與中國政府網聯合平台和網民交流(在此不討論有多少網民的提問被「和諧」掉),習近平會否效法尚未可知,但蔡潤正面討論中國外交,則顯得特別有針對性。

官方肯定網民意見

在那次交流期間,蔡潤被不少民族主義大本營的網民,問及對「中美終須一戰」的看法,他自然重申官方論述:「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發達國家的中國和美國,兩國關係已經遠遠超出雙邊範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全球影響和戰略意義,兩國和則兩利、鬥則俱傷。」不過,中國官方政策雖然不同意「中美終須一戰」,但蔡潤並沒有嚴詞駁斥這觀點,不像批評示威過激行為般,上升到政策路線層面,只是溫文爾雅、循循善誘地解釋國策,對網民的「愛國熱情」,其實不無肯定。

這說明了在習近平政府的規劃中,民族主義是必須的,但其可控性也是必需的。溫和民族主義值得鼓勵,而激進民族主義只要沒有即時執行的壓力,也毋須打壓,甚至應該暗中鼓勵,以便需要時能建立調控的默契。

從相關對話可見,中國網民對外交政策的分寸同樣心領神會,表面上老是說必須打仗、怎樣打仗、在哪裏打仗,其實更重視的,卻是在激烈的嚴詞中與政府及最高領導人對話。而有了這個平台,網民說其他內容,例如「中國夢」的反貪腐內容,就更出師有名了。

2014年12月15日星期一

「中美終須一戰」面面觀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後,也重新炒熱國民對中國外交政策走向何方的討論,尤其是對「中美是否終須一戰」這問題,依附兩大陣營的不同網民,有一貫截然不同的建議。問題是,認為中美毋須一戰的觀點,因為內容缺乏爆炸性,本身就不容易在網絡平台廣傳,只能偶發見諸其他討論內容之中,不像主戰派有層出不窮的標題,氣勢彷彿相形見絀。

由於社交媒體微博主要用作回應即時時政熱話,若是討論沒有明顯時效性的宏觀國際大題目,還得由傳統網絡論壇展開。主張「中美終有一戰」的網絡論壇用家,以往集中在「強國論壇」、「烏有之鄉」及「鐵血論壇」等。雖然相關討論不時出現,但一般依然要以因應某事為誘因,或起碼是某一篇文章的發表或某一本著作的出版,才能引起廣泛討論,哪怕算不上重要新聞。舉例來說,在網絡崛起、以其「YST2000的網誌」為主要平台的貴州出生並旅居台灣的評論員「YST海天」,在今年七月把網絡文章結集出版成新書《二○二○中國與美國終須一戰:當中國的復興之路遇上美國的重返亞洲》。雖然內容不能算有十足新意,但配合了中國長久以來的討論,加上作者的台灣網絡,就引起兩岸網民格外關注,民族主義者對中美「戰況」將如何推演,乃至是否使用核武器等天馬行空的題目,尤感興趣。

民眾情緒牽制國策

值得留意的是,由於中美兩國直接衝突的大型突發事件,在二○○一年撞機事件後就沒有出現(今年的諜機監察事件沒有引起即時衝突),不少主張「必有一戰」的網民,都把其他衝突放進這個「中美大戰」框架演繹,客觀上這是令政府的外交選項進一步被局限到其他範疇。

例如中日爭議不絕,每當釣魚台發生大小衝突,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時,網民便會把日本演繹為中美大戰的戰場,並對日本如何協助美國圍堵中國演繹一番。根據今年九月公布、由《中國日報》與日本民間智庫「言論NPO」合辦的民調顯示,多達百分之五十三的中國人預測二○二○年與日本會有一戰。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日報》本身的報道反而沒有提及這數據,似乎反映官方不希望強調「必有一戰」的取態。

又例如中越雙方出現邊境糾紛,或就南海島嶼主權問題展現不同立場,或者越南爆發反華騷亂時,「中美大戰」的建議戰場則被轉移到南海,而當主權爭議主角換成菲律賓時,「中美大戰」則連菲律賓也要兼顧。

這類民間情緒並非不重要,雖然不能直接影響外交政策,卻能令諸如容許台獨與擱置釣魚台爭議等選項難以出現,變相讓民意得到外交決策的規範作用。也就是說,即使民眾不一定期望政府落實其表面要求,但同時也制約了政府不能輕易推動與民眾主張徹底相反的政策。無論未來誰是中國的領導人,相信都逃不過此重規範。

2014年12月12日星期五

中國民族主義之境外動員

中國網絡世界不時掀起反美熱潮,近年還發展了一種「境外動員模式」,對今日的香港也不無參考價值。

最典型例子發生在去年十月十六日,美國廣播公司(ABC)節目《占美雞毛秀》(JimmyKimmel Live )邀請四名不同膚色的小童暢談世界時事,其中一名小童說要「繞到地球另一邊殺光中國人」,節目廣播後,立刻激起國內與海外華人的強烈反應。十一月九日,美國華人進行了號稱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華人反美示威,涉及二十六市(一說二十七市)約三萬人。

此前,中國國內網絡則掀起一波又一波反美言論,包括被微博廣為傳播的一則《北京大學未名BBS》帖子,號召全球華人向有關美國人士發出請願信、抵制ABC及節目主持等,得到大量中國網民響應。其後,美國華人代表繼續在微博群組(微群)「投票」,決定網絡抵制ABC的母公司迪士尼,並成立名為「華人權益聯盟」的新組織。

成宣洩渠道 解內部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那篇在北京大學討論區的帖子,原來並非國內華人所發,而是來自美國華人;而參與「微群」投票的,也難以核實全部是海外華人,反映互聯網已打破中國民族主義動員的活動範圍。

在海外活動,對中國政府而言,無疑乃轉移危機的理想疏導。要是相關示威在中國國內被動員,相信監控不會少,但整場運動在美國進行,就看不到中國政府明顯導向,似乎後者還樂觀其成。《環球時報》的社評稱「忍字當頭會寵壞美國」,與呼籲這些年來國內示威「大局為重」的態度全然不同,相信這模式日後應有更多機會出現。

事實上,同類例子也曾出現在香港。2011年開始,香港本土主義開始興起,與中國民族主義者經常爆發衝突,中國網絡世界也充滿針對香港的訊息。孔慶東言論雖然激起香港人普遍反感,但不乏支持。騰訊網就「你是否支持孔慶東的說法」進行「網上公投」,支持與反對居然是七成與三成之比,投票者高達8萬人。

這些情緒也被嘗試實體化為具體行動,像今年發生中國內地小童便溺被香港網民批評一事,天涯論壇首先有網民發起杯葛到香港自由行,並成為微博熱門話題,儘管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具體響應,也不知道多少香港人會為此感到失望。

假如中國網民的民族主義動員是不能避免,通過類似香港的中介釋放其潛能,而避免了針對其他內部問題,似乎也不失為一種「管治模式」。當然,這有一定破壞外圍穩定的風險,但中國政府同時也在輸出「中國價值觀」、談國際道義責任,不難在宏觀層面把相關風險消化,以繼續達到治理目標。結果,這個模式就成型了。

2014年12月11日星期四

中日四點共識的「語言偽術」

APEC峰會前夕達成的「中日四點共識」,也許是中日關係近年最重要的外交文獻,但兩國國際關係學者均心知肚明,這只是一份有大量模糊空間、供雙方各自表述的「語言偽術」文件,主要對象是要向兩國各自的民族主義者交代,而不是真的要處理現狀。這份文件最精彩之處,還得從雙方單方面公佈的英文翻譯本賞析。美國學者Adam P. Liff和如《大公報》的親北京媒體等,都分別介紹過中日翻譯版的差異,我們最值得關注的如下:

1. 在背景部份,中方說兩國達成了「four-point principled agreement」,日方說兩國「come to share views on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也就是中方希望共識被看作正式協議,日方則要停留在交換意見的表層。

2. 關於歷史問題,中方說雙方「reached some agreement on overcoming political obstacles」,日方說雙方「shared some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would overcome political difficulties…」。也就是中方認為其眼中的「政治障礙」(主要指參拜靖國神社一類問題)已被達成一定「共識」,日方則認為「政治難題」會被「克服」,前者是陽光下的承諾,後者暗示密室妥協而能隨時被推翻。

3. 關於釣魚台問題,中方說雙方「acknowledged that different positions exist」,日方說雙方「had different views」。也就是中方說的是不能改變的、牽涉具體利益「主張」,日方說的是較抽象的「見解」(對不同衣服的好惡也是不同「看法」,不一定存在「爭議」)。

4. 關於爭議地域,中方說是「Diaoyu Islands and some water in the East China Sea」,日方說是「in the waters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cluding those around the Senkaku Islands」。也就是中方強調了釣魚台為主體,而日方則把範圍聚焦在整個東海,「尖閣諸島」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

5. 關於爭議內容,中方說是上述海域的「tensions」,日方說是「emergence of the tense situations」。也就是中方強調的是釣魚台的「緊張局勢」,日方則說對出現這緊張狀態的背景有不同看法,暗示了包含其他中日宏觀問題。

由此可見,日方的精神是避免任何具體承諾,將之降格,避免單一突出釣魚台問題,儘量把討論內容延伸到中日關係其他內容,以免落入討論一塊土地和海域的主權問題。中方則恰恰相反,希望把共識宣傳為正規協定,鎖定釣魚台問題為主軸,要日本不得再迴避那裏有爭議這個客觀事實。

可以想象的是,兩國民眾、特別是愛國網民進一步演繹「共識」時,都會各自強調對方的讓步:對中方而言,日方官方終於正式承認了釣魚台的爭議,打破了歷來的堅持;對日方而言,中方沒有再就靖國神社問題施壓、而承認整個東海和日本都需要協商,也是大振國威。類似語言偽術,在外交界屢見不鮮,不少媒體報導時加入主觀感情,也是利用灰色地帶鑽空子,而這正是雙方默許的。正因如此,我們閱讀新聞時,必須有多角度思考的意識,才能從「偽術」看出本質。

2014年12月10日星期三

英美與香港一國兩制的悖論

香港雨傘運動發生後,不少現場朋友寄望英美政府不要再停留在口頭關注(也就是「抽水」)的階段,而要作出「實質支持」。這態度自然會被北京演繹為「勾結外國勢力」,但當北京對「勾結」的定義定得太廣,提出上述建議的人,更不會覺得這樣「勾結」有任何問題。但即使是這樣,還是有具體問題需要思考的,那就是英美一旦不承認香港「一國兩制」在確實執行,會有什麼後果?

按直線思維,只要英美公開質疑「一國兩制」是否成功落實,那就是宣示中英聯合聲明對「一國兩制」的承諾沒被切實執行,從中能給予北京一定壓力,以減少其日後對香港的干預。

不過,這思維有以下盲點,首先是中英聯合聲明實在是一份聲明,沒有說明一旦任何一方被另一方認為違背承諾,可以有什麼後果,正如中方在香港回歸前批評彭定康「三違反」,也沒有能力改變什麼。而其他途徑給予中國的壓力,唯一有效的行為不是任何言詞的批評,而是破壞香港作為中國「外滙提款機」及「地下洗錢機」的功能,但這對英美並無好處,且對香港本身更是致命打擊。

介入與否 港人兩難

月前曾與一些外國學者討論過這議題,他們很疑惑的問,香港人真的希望英美批評「一國兩制」麼?以美國為例,當初通過《香港關係法》,並非為了捍衞香港民主自由,而是為了論證香港不同於中國內地,以合理化美國繼續以另一套準則對待香港,例如商貿稅收、投資條例與簽證程序等。

當時有美國政客質疑,中國會否利用香港當白手套,透過這些美國優惠「走出去」,潛台詞就是一旦「一國兩制」實質上不存在,或被美國主流輿論認為不存在,那些對香港的優惠就應該一併取消。當然,這涉及美國在港投資的具體利益,不容易完全扭轉,但要是真的扭轉,首當其衝的只會是香港,而不一定傷到北京。

這是否杞人憂天?似乎不是。近年類似討論在台灣政界就頗多,因為以香港人身份移居台灣、投資台灣等,都是遠比內地人方便的,但台方也發現利用香港人身份走去台灣的內地單位愈來愈多。原來給香港人優惠是因為歷史原因與文化原因,現在被濫用,似是本末倒置,乃至適得其反。因此,台灣一直有聲音要收緊香港移民,或改變香港企業投資的法規,前提也是一樣,便是「一國兩制」已名不副實。

以上的邏輯演繹,給予港人一個兩難的困局。客觀上,香港確實受惠於「一國兩制」政策,目前享有的國際待遇,確是因為各國承認香港不同於中國內地。因此,港人知道「一國兩制」的寶貴,很擔心底線被破壞,部分朋友並希望「外國友人」能加以支援。但一旦這些「外國友人」動真格,不承認「一國兩制」,首當其衝的卻可能是香港本身。然而,要是他們袖手旁觀,北京同樣會加緊以「中國邏輯」演繹「一國兩制」。想到這裏,外國學者只能苦笑,大家又何嘗不是呢……

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

微博與中國外交─以「奧巴馬夫人事件」為典型

踏入習近平時代,微博成為中國網民表達的主要平台,由於微博講求即時轉載的效應,傳播的訊息更精簡,有利於情緒宣洩及小道消息,不利於長篇大論的理性討論,也就更容易把能量聚集於個別網絡領袖;即令是有潛力的論壇帖文,也要靠微博這新工具轉發並廣傳開去。

擁有眾多追隨者的所謂「大V」,粉絲群動輒超過數十萬乃至一百萬,成為足與傳統媒體匹敵的小型新聞台,也令政府倍加警惕,並在習時代通過不少監督「大V」的法例,例如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八月頒布的《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特別針對微博發放的「不實言論」,就被網民稱為「微信十條」,不少立場各異的「大V」也報稱受到不同種類打壓,當中包括因中日關係漫畫而被封殺的網絡漫畫家「變態辣椒」,這令政治言論確實有所減少。

雖然並非每位「大V」都發表與國際關係、民族主義及中國外交等有關的意見,但無可否認的是,這類題目容易在微博挑起情緒,網絡領袖的相關言論,無論立場如何,都容易吸引一大批新粉絲,這可算是民族主義給他們的最大誘因之一。而且,這些簡單的轉發,也足以直接影響「中國夢」的建構或中美關係。

且舉一例,美國總統奧巴馬夫人米歇爾在今年三月訪問中國,期間到北京大學演講,一貫反美的孔慶東立刻發布一則微博稱:「米歇爾妹妹昨天在北京大學演講說:『當所有公民的聲音和觀點都能得到傾聽時,國家會變得更加強大和繁榮。』一位北大女同學站起來問她:『美國的強大是不是因為美國情報部門在傾聽民眾的聲音?你能否告訴我們,在美國,傾聽和監聽的區別在哪裏?』米歇爾啞口無言,最後說此行不談政治。」

宣洩民族主義 大V借勢上位

孔氏訊息很簡單,便是指出美國雙重標準,一方面在中國談美國定義的人權,另一方面監控本國與別國公民,侵犯其人權,與中國政府的理據幾乎一樣。平心而論,美國上述行為怎樣與不同人權及主權觀理順,確實值得討論。但出諸孔慶東的微博,一般是沒什麼討論空間的,分享立刻變成民族主義者的大宣洩,效果與他在2012年罵一些香港人「給殖民地當走狗當慣了,至今還是狗」,是沒本質上差異。

問題是,以上對話是假的。由於孔慶東的名氣,這訊息被大量轉發,轉發者包括《環球時報》評論員戴旭等知名愛國者。然而,原來這完全不是現場情況,基本上是捏造,也沒有北大女生現場這樣提問,結果被鳳凰衞視女記者胡玲即時在微博駁斥,質疑何以官方不拘捕「造謠學者」,另一些「大V」任志強、閭丘露薇等紛紛轉載,另一名微博紅人「染香」則說段子是其原創,孔慶東只是轉載云云。

這場鬧劇不過是無數類似案例的冰山一角,幾乎天天出現,微博追隨者一般不會因為誰對誰錯改變既定看法,網絡領袖卻可從中拓展影響力。至於奧巴馬夫人真正說了什麼話,在社會反而乏人關心,這就是微博與外交的典型互動。

2014年12月8日星期一

美國躍升能源大國的地緣政治啟示

在我們的地緣政治認知,世界能源中心就是中東,中東亂局的背後就是各國爭奪石油,而中東的富有產油國可以用石油做武器,影響發達國家的生產力。然而,時至今日,以上立論,已出現根本改變。

改變的原因眾多,但簡單而言,都可用已故經濟學者西蒙(Julian Simon)的定律涵蓋:他從數百年來的能源發展規律發現,只要資本主義社會能持續釋放人的創造力,人類就能持續發現新的能源,因為科技進步了,就能發明新的提煉方式,也能發現新的開發資源,所以我們並不需要怎樣節約能源,反而應該通過使用能源來維繫市場經濟。冷戰結束後,大量從前未發現能源的地區成為能源新貴,開發可燃冰、頁岩氣等成為一時風尚,這些都不是新聞。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歐美各國因應上述發展,現在已改變了思維,不再歇斯底里地擔心能源「危機」。像美國向來資源豐富,但不希望成為能源出口國,現在卻已搖身一變,成為能源大國,不但進一步生產傳統能源、發展頁岩氣業務,更從戰略石油儲備中抽出部分來招標,這也成了美國重工業復蘇的希望。

相關經濟影響,自有市場專家分析,這裏探討的,是這趨勢對地緣政治的啟示。今天美國參與中東局勢,取得戰略石油已不是真正目的;就是要影響油價,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國內行為。這能令美國離開中東的彈性大增,也令美國在中東採取全新戰略的可能性大增。

放棄沙地 制衡普京

以沙地阿拉伯為例,她得以成為美國的重要盟友,就是靠石油,而美國容忍沙地國內各種極保守行為,也是擔心一旦王室不保,激進派便會上台。但假如美國的長遠戰略是減低油價本身的重要性,或只是以中東拖住其他強權,它在中東就更容易選擇新盟友,拋棄沙地的可能性,正與日俱增。

而美國傳統對手俄羅斯的經濟一直靠能源維繫,當美國也成了能源大國,也就有了更好的工具制衡普京。當年前美國總統列根以「星球大戰」計劃虛耗前蘇聯資源,現在美國的新能源戰略也會對俄羅斯構成壓力,莫斯科知道了美國有力提供替代能源,對推進自己的能源政策時,就不得不有所顧忌,其他國家對俄羅斯的戰略依賴也會減低。但這些都是建基於「美國成為能源大國」的假設,其實美國什麼也不用付出,只要做出幾個姿態,這假設就會被深信不疑。

即使是美國傳統親密戰友如加拿大,也會被殃及池魚,因為加拿大也希望成為「新興能源大國」,但當美國也有同一發展方向,加拿大能源就失去重要的鄰近買家,這令加拿大要全盤重新定位。拉丁美洲各國也有了背離區域石油大國委內瑞拉的誘因,這對拉美左翼政權不可能沒有衝擊。

在上述形勢下,中國假如只能繼續在亞非拉地區經營能源外交,始終難以掌握國際主導權,這可能是中美長期博弈的最大關鍵。

2014年12月5日星期五

日本「DVD租用室」浮世繪

在日本涉谷的凌晨,路過不少夜店,朋友指着其中一堆寫上「DVD租用室」的,笑說這是了解當代日本人的好題目。

這樣的「租用室」位於夜店林立的地方,自然不是租借卡通片,而是專門租借成人電影,供用家在有私隱的地方即場觀賞,以及解決相關生理問題。租用室除了提供私隱和DVD,還提供「保安」服務,規定女性不能內進,以免顧客的家人找來。至於顧客一次過借用多少DVD、以怎樣的方式自我解決,自然悉隨尊便。

隱青宅男.高齡社會.軍國主義

這樣的設施也能一直營運,反映日本一些男性似乎沒有應有的尊嚴,在家連看色情電影的私人空間也沒有,在女性面前亦沒有信心,才想到外出「看電影」,但外出了卻又沒有勇氣召妓,惟有自我安慰。事實上,真正的色情場所往往就在附近,反映「DVD 租用室」的顧客其實不是純粹要發洩性慾,更多是要購買私人空間。這樣的服務,據說使用的還頗不乏人,細想下,其實十分悲哀。

日本近年流行的色情DVD 種類,也有偏離了傳統的少女系,多了熟女系、家庭系等,男主角也出現了一些中老年。原因自然是因為日本人口老化嚴重,年輕人愈來愈少,需要解決性問題的老人愈來愈多。

我們不禁問:即使是老人,也不等於要看同齡當主角的色情電影。他們如此選擇,似乎也不是完全為了發洩,同時也是一種「移情作用」,彌補現實生活中在家庭得不到的滿足,才要鎖定類似角色為對象。

上述形象和中國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套版印象,未免差天共地。在天天高呼警告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內地媒體,日本人依然是那個皇軍時代的形象,個個侵略成性,彷彿很喜歡談歷史,也對軍事行動十分熱衷,一律是大男人。

和日本人說起這些形象時,他們無不莞爾,除了對今天日本男人在女人面前愈來愈少的陽剛和勇氣感到可笑,也笑說不少日本年輕宅男連走出房間的勇氣也沒有,遑論「侵略」。

這些說法自然有說笑成分,也不無偏頗,但起碼反映了一個事實:絕大多數日本人認為「軍國主義復辟」是不可能的,因為即使不談沒有復辟的客觀政治經濟需要,日本社會文化也已徹底改變,根本找不到從前那種勇武之氣。他們更擔心的反而是民族已經弱不禁風,和平太久,難以承受任何衝擊。當看見中國的宣傳,實在不知所言。

當然,日本右翼復興的個別勢頭還是有的,首相安倍晉三也確實希望把日本拉回右翼,並有相關團體為其堅實支持。但他們還遠遠算不上主流,而且不少過着雙重生活:回到家後,又變回中年隱青或青年宅男。假如日本真的要「軍國主義復辟」,就必須根本地改變當下日本的社會文化;但沒有具體的戰爭危機,單純宣傳中國威脅論,社會文化是不能改變的。

2014年12月4日星期四

英國反移民熱與「學生走堂革命」

近年各國本土主義興起,在我們熟悉的英國同樣盛行。如何限制新移民這議題,不但成了現任首相卡梅倫與歐盟討價還價的重點,更儼然是他爭取連任的最後殺著,反映英國社會民情已出現根本改變,從前被視為絕對邊緣化的政黨如英國獨立黨等,已逐步走向主流。例如在上次英國地方選舉,英國獨立黨已成為第四大黨;在歐洲議會選舉,更竟然成為英國第一大黨,票數比保守黨和工黨都多,和其他走進歐盟就是為了瓦解歐盟的各國右翼政黨遙相呼應。

在蝴蝶效應下,原來卻出現了不少意料之外的影響,例如對大學文化。還記得香港雨傘運動發生時,不少親政府輿論「擔心」參與罷課的學生會否被處分,但對不少大學、特別是不用定期到實驗室的學科而言,這根本不是問題,因為不少課堂並不計算出席率,而大學生走堂,自然司空見慣。

然而據好些在英國大學任教的朋友告知,近年不少大學都要強制計算出席率,因為不少新移民或海外學生都利用「學生」這漏洞,裝作上課而實質搞移民;或通過走堂而兼職賺外快、「對本土勞動力構成競爭」,所以唯有嚴打。為了顯示一視同仁,本土學生自然也要按同一要求上課,變相令他們也失去不少賺外快機會。所以一旦英國出現大規模罷課運動,「紀律問題」反而會首當其衝。

當然,也有大學抗拒這樣的「改革」。但對已接受的那一群當中,教員都叫苦不絕,因為對大學生像小學生那樣點名,幾乎不具備可操作性。小班也還罷了,不少大課堂點名,根本費時失事,而且眾多不願意上課的人「被逼」在課室,對課堂氣氛也不一定是好事。何況有意利用這漏洞的外來者,自然也有辦法繼續做假,所以類似舉措只能「防君子」,幾乎多此一舉。以往不少學生把「學分」和「課堂」脫鉤,即修一些容易得分的課而不在課室,同一時間卻聽別的課,以兼顧求知慾和成績安全(筆者當年就是這樣的);或同一時間參加不同活動,以「節省光陰」,這樣的公式也不能再複製。

課堂出席率與新移民的關係,不過是同一趨勢的冰山一角,英國其他政策諸如外傭、福利等的連鎖影響,當然更為明顯。這一刻,這些舉措是受到民意歡迎的,但一旦在操作過程變成擾民,卻可能適得其反。而其他歐盟國家護照持有人在英國的待遇,也是爭議焦點之一,這也直接波及「歐盟身份認同」和「英國身份認同」之間的角力。牽一髮而動全身,也許莫此為甚矣。

2014年12月3日星期三

揚中國「道義」挑戰美普世價值

去年十一月,中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剛創立「道義現實主義」的閻學通,在他任教的清華大學,邀請了「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Neorealism ) 學派領袖米爾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對談「中國能否和平崛起」這題目,正式當面宣示與後者分道揚鑣。

一方面,閻學通接受米爾斯海默部分觀點,即在無序世界,中美爭霸是一場零和遊戲,中國階段性目標確是在地區稱霸。不過,他不認為進攻性現實主義以軍事為主的慣常方法,將為中國採用,認為中國反而會通過與美國分享利益,共同承擔一些國際義務,同時通過建立「道義」形象,拉攏其他國家,所以中國崛起,也可以是「和平」的。

棄韜光養晦 採積極干預

不過,目前沒多少國際學者當「道義現實主義」為正式的獨立門派或子門派,因為它與強調通過弘揚自由理念、爭取國家利益的「自由現實主義」其實頗為想像,但中國所通過的理念及價值觀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所謂「道義」罷了。至於什麼是「道義」,也可被各家各派各自表述,因而存有海納百川的空間。例如「大國責任」可被填充進去,趙汀陽的「天下體系」可以掛鈎,「中華文明」也可是內容。

無論「道義現實主義」門派能否在全球發揚光大,閻學通的理論調整,也並非只是一家之言,而似是逐漸得到中國主流國際關係學者,包括門派外的認同,已可算守得雲開。例如澳門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王建偉認為,「針對近年來中國的外交理念和實踐往往脫節的現象,新領導層提出要加強中國外交的頂層設計,搞好對中長期外交整體布局的運籌,尋求外交理念和策略新的突破」,其實就是說習近平放棄「韜光養晦」、走向積極干預的策略,而他更特別提及官方的「新型禮儀觀」,彷彿就是呼應閻學通「道義現實主義」的「道義」。

連台灣民進黨著名「台獨」理論家林濁水分析習近平外交時,也注意到閻學通的理論改良,並認為代表了習近平的政策,因而為台灣的國際空間憂心忡忡。他說:「似乎閻學通的『道義現實主義』會最為符合習的價值觀和行事作風。閻學通期待的是中國『負責任』地拋棄不結盟主義,以『公平、正義、文明』當普世價值進行結盟形成一極,來和美國為另一極的民主、自由聯盟競爭。」

可以說,閻學通的新猷,填補了鄭必堅「和平崛起論」的最空洞部分,即如何可以達到霸權的現實目標,而又不太受「中國威脅論」制約,同時又挪用了「和平崛起論」的核心用語 ─「和平」與「共贏」,而保持了民族主義者終極期盼(雖然語調溫和了許多)。

中國政府使用其策略時,由於已相對沒那麼鷹派,也就沒有了當初道德包袱。相信在習近平時代,閻學通的戰略會比「和平崛起」更貼近官方需要,也會持續發揮影響力。

2014年12月2日星期二

閻學通的「道義現實主義」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後,本來提出「和平崛起」的胡錦濤外交智囊鄭必堅的影響力有所下降,反而是以往未能成為官方論述、被視為「鷹派」的清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閻學通,卻顯示了更大能量。閻學通也微調了他以往的立場,創製了本身的學派,這些都值得大家多加關注。

外間能見到的改變源自2011年,閻學通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國如何打敗美國》,內裏提及:「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為了營造友好的國際環境,中國需要發展比美國質量更高的外交和軍事關係。任何世界領導國家都無法與每一個國家都保持友好關系,因此中美間競爭的焦點就是看誰有更多高質量的盟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必須為世界提供比美國道義水平更高的領導。」

在上述思維,閻氏明顯吸取了一些「和平崛起論」的基礎,特別是需要減少其他國家憂慮的需要,以及建構合適國家形象的功用,從而作出了一些妥協,並提出「國際道義」的概念,以有別於過往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立場。

閻學通的思想轉變不是一天的事,近年他在清華大學積極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如何應用於當代國際關係,被同僚戲稱為武俠小說的「獨孤求敗」,不知不覺間,傳統道德對其的影響愈來愈大,只是國際關係學界外的大眾不留神罷了。

融入中國古代哲學

《中國如何打敗美國》一文發表後,不少網民質疑其改變立場,於是閻氏在本身的博客進一步提出辯解,講述何以「道義」也能加強國家的軟硬實力,作為「善霸」之路。他說:「現實主義不認為道義是國家行為的最根本動力,但這並不意味着現實主義認為道義制高點不是國家利益。相反,現實主義者認為道義制高點也是國家利益,因此需要爭奪。只有當道義與重大安全利益發生衝突時,道義的利益要服從於安全利益需要」。

此說與另一些現實主義者認為利益毋須強調道德高地恰恰相反,與其近年把中國古代哲學融入當代國際關係的嘗試卻是互通的。其實此前,旅美中國哲學學者劉紀璐等已發表過關於「儒家道德現實主義」的文章,可見拓展此方向,乃不同學科的中國學者之共同目標。

自此,閻學通就被學界視為偏離了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Neorealism),獨創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現實主義新門派 ─「道義現實主義」(或「清華學派」、「儒家現實主義」),並被納入中國國際關係學者近年的重要理論創造之一。究竟它的前景會如何呢?明天再談。

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

日本外交民意是如何「被出現」

中國宣傳「日本軍國主義復辟」,並認為得到日本主流民意支持,主要根據三點:主張修憲的安倍晉三民望頗高、不少日本民調顯示日本人不喜歡中國,以及支持安倍(或任何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然而,在日本的國際關係專家眼中,以上都是偷換概念。

安倍晉三的民望無論高低,都主要來自其經濟政策,假如這次得到連任,內政也是主因。他的盤算是在振興經濟後,才動真格處理修憲事宜,因為深知選民對其期望只是經濟為主。在日本大選,除了發生特別事件或在沖繩一類有美軍長駐的地區外,外交政策一般所佔比重不大,很少選民會單單因為候選人的外交取態而投票。也就是說,即使不認同安倍右翼思維的選民,也很可能因為經濟原因而投給他。

事實上,不少民主大國的選舉都有類似情況。選民不太關心外交政策,但當選人有了民意背書,卻在外交政策大有空間。就像本欄曾談及的法國外交政策制訂過程,基本上是總統與幕僚黑箱作業,民間一般不在意。不在意的原因,是不認為對本地事務有什麼影響,也因為本國外交體系相對穩健,出意外的機會不大。同樣,認為安倍修憲會帶來嚴重後果的日本人一樣不多。

情緒表達 難言撐軍國主義

再說「不喜歡中國」的民調,原因主要是全球化時代的一籃子後遺症。崛起的中國影響力愈來愈大,投資、遊客、移民和廉價貨品等在日本很普遍,令本地人產生一定抵觸情緒,加上日本從前的亞洲經濟領頭人位置被取代,自然對華缺乏好感。

但這樣的情緒,在不少非洲國家身上也能體現,中國卻不會宣傳「非洲威脅論」,那些非洲國家也沒有能力威脅中國。問題是,即使日本有這能力,因為全球化時代產生的反彈,也不可能是威脅中國的動機,因為該國企業深知兩國經濟已結成相互依賴關係,要是中國經濟被打擊,日本絕不能獨善其身。反感只是情緒表達,距離支撐「軍國主義復辟」,還有十萬八千里。

至於日本民意傾向認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主要是認為那代表日本的尊嚴,不一定代表支持軍國主義復辟。恰恰相反,他們不認為其他國家對「神社等同軍國主義」的演繹,才是支持參拜的主因。對很多日本人而言,一個供奉了無數戰魂的地方,因為極少數戰犯也在那裏,就成為軍國主義象徵,邏輯實在牽強,正如日本人不會因為成吉思汗曾遠征日本,就認為成吉思汗陵是中國或蒙古的擴張主義象徵。

只有了解中、韓等國想法的日本人,才明白靖國神社符號學在彼邦的含義,一般人卻認為是被無辜拿來作文章。大家不必認同這理解,卻必須了解這不等同日本人都支持軍國主義,一切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2014年11月30日星期日

中南海重塑香港管治式 新世代突破借勢全球化

雨傘運動由學聯罷課拉開序幕,至警方施放催淚彈激發數萬人上街,當中很多從來不關心政治、突然抬頭關心社會的年輕人。成年人像上周接受訪問的黃洪教授那樣,甘願當年輕人的後盾,尊年輕人為運動的主體(他深深感受到年輕人對香港政治及社會發展的失落和憤怒,甚至對上一代「爭取不力」的憤懣)。兩個月來,我們確實見到過去香港民主運動沒有出現過的抗爭規模與意志,對此,有人讚歎,有人喊驚。梁振英則為此斷症:青年人向上流動出問題,搞搞扶貧便無問題。

搞好扶貧是否就可以讓運動圓滿落幕,佔領區的示威者乖乖退場回家?都說今場運動翻開來是一籮筐的社會、代際與中港矛盾,矛盾可否解結?出路在哪?青年學者沈旭暉以其國際關係的視野,分析固然跟梁振英大不同。

北京藉機重組香港權力結構

問:運動發展兩個月至今,隨着近日警方在旺角佔領區強硬清場,似乎雙方透過對話解決政治危機的可能已變得渺茫,放諸中港以至全球國際關係的脈胳,你是怎樣看這場以年輕人主導的運動?發展至此雙方是否沒有轉圜餘地,運動最終在爭取普選上無功落幕?中央是否真的沒有退讓的空間與可能?

答:古今中外的運動,無論是政權的還是民間的,「從現象看本質」,關鍵大多不是以名義上的目標。我不認為這場運動的真正關鍵是普選,更不相信政府研判的青年上向流動問題是對症下藥。香港的根本矛盾,在於「一國兩制」本身的根本矛盾:北京認為凡是涉及「國家利益」的,包括許多香港內部事務,都屬於一國範疇,這是基於中央集權、國家主義的思考,至於何謂「國家利益」,每一刻都有不同可能;港人則習慣以條文劃線,希望白紙黑字列明哪些屬於自治範疇,然後在範疇內避免北京進入,這就像聯邦制自治政府的作風,但這卻是北京的禁忌,特別是習近平把港澳事務放了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後的禁忌。兩者能否調和?不可能,因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

北京現在的態度,很有「引蛇出洞」的意味,測試對象並不止是泛民陣營和學生,還顯示了對廣義建制派的不信任,因為不少商界精英、乃至傳統「土共」,都顯示了不少本土情結。中共建政初年,就以「反地方主義」之名整肅了不少功臣,對香港似乎也不例外。在這框架下,北京真正在意的並非普選能否落實,而是如何利用這機會重組香港權力結構,通過由政治到金融的不同舞台,「消化」香港。這一條線,和習近平的「國家安全」政策一脈相承,也和中共歷來處理地方問題一脈相承。邏輯上,抗爭者即使有能力拖垮香港政府,也不可能拖垮北京政府;而要是真的拖垮香港政府,卻是北京直接介入香港的契機。

「以青年鬥青年」 扭轉管治模式

問:今次以香港年輕人為主體的抗爭運動,說「是將社會和代際矛盾來一次總爆發」,董建華團結一眾前高官商賈,苦口勸勉年輕人歸家,羅范椒芬的友人因害怕年輕人移民,最新有梁愛詩的「點放心20年後將香港交畀年輕人管」,一方是家長們「香港的年輕人怎麼了」的質問,另邊廂,有評論警告,中央與政府的不退讓,將要失去一整代人,你認為這一代經歷兩傘運動的年輕人較諸前代,有什麼值得害怕?大規模的年輕人抗爭示威近年在外國屢見不鮮,害怕年輕人是否今日的世界大潮?而所謂失去一整代人,確切來說會給香港和香港的管治帶來什麼危機?怎樣的青年政策才可補救?

答:古今中外的年輕人,都有屬於自己世代的運動,國際案例的常見結果,無論運動目標是否達成,都是部分領袖成為自身業界權威,部分發現理想的不務實而轉投陣營(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不少是激進抗爭者出身),一般都能被主流社會消化,再重塑主流社會的定義。但香港青年的理念,和北京的意識形態處於兩個極端,不具備被吸納的空間。我並非研究香港的學者,但參考中文大學同事做的不同調研,似乎沒有相信福利社會能解決目前青年問題的。參加運動的中產孩子、學生精英極多,他們要過一般充裕的物質生活毫無困難;身邊偷偷參與運動的中資機構朋友、公務員朋友也不少,他們認為這是價值觀問題;而會擔心和北京關係影響前景的人,其實已不會走出來了。

坦白說,我根本不認為北京或港府希望「補救」,它們其實知道永不能爭取到抗爭的青年,也不用爭取。現在的策略是「以青年鬥青年」:拉攏一些中性青年精英加入建制外圍,樹立這些向上流動的榜樣,讓他們成為抗爭青年的對立面,敵我矛盾就可以在青年階層同步展開,那起碼能減低「世代戰爭」的色彩。身旁一些青年朋友正在相傳:「上位此其時」。這對解決問題是沒有幫助的,對進一步扭轉管治模式卻有幫助,北京對它的任務是很清晰的。

「中間派」不得不跟着北京遷移

問:運動期間,不少中間派被視為能溝通雙方的中間人,兩大陣營的溫和派也有不少合作,但也沒有達到任何成果。你怎樣看中間派在未來的角色?

答:理論上,社會永遠存在「中間派」,就像赤柬本身是極端派,但當赤柬管治全國,內部也會有「溫和派」,根據人口比例,也會變得「中間」起來。但那又如何呢?北京的目標,是把整個光譜向國家主義一方遷移,每移一步,中間派其實也不得不跟着移,已失去原來的價值,所以原來的中間派而有不打算從政的,基本上已消失於前線,因為那已不是相同的遊戲;繼續存在的,其實也已是另一種存在了。

北京製造二元對立

問:開明建制派如曾鈺成預期,若普選方案不獲通過會衝擊一國兩制,同時他亦明白到香港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發展要透過實行普選才可解決,你會否同意,不能通過政改方案的危機,比通過一個沒有給香港人真正選擇權的選舉,危機更大?

答:曾主席是我很佩服的人,幾乎也是在政圈最尊敬的人,但我多次直接和他說,以上思維其實也是模糊了焦點。我天性不是喜歡對立的人,對任何會導致binary dichotomy的話語都很感冒,一直感覺北京正是通過連場運動,每一場都製造一個二元對立:是否支持人大決議?是否支持警察?是否支持袋住先?有了對立,國家機器就能參與,就能深化直接管治到日常生活,那卻是一般香港人最不希望出現的情况。坦白說,我個人情願接受目前的方案、也情願不接受目前的方案,都不願意接受生活在國家機器能直接影響個人自由的結局。假如政府只是要令方案通過,根本毋須以群眾運動方式推進,有了群眾運動,通不通過就不是重點,重點變成了通過運動改變管治模式。再把是否通過演繹為香港存亡的抉擇,就正中群眾運動模式的下懷了。問題是通過爭論「接不接受」的過程,國家機器卻已無處不在,這才是中共運動的倫理邏輯。通過方案會出現某些情况,不通過會出現另一些情況,但北京都已做出準備,隨之而來的,都是往後十年的敵我矛盾,直到全面掌握局面。你看目前北京的佈局,無論怎樣選,都是會延續下去的。既然是這樣,以上binary dichotomy,其實就是偽命題了。

理想不能作策略指引

問:8‧31人大宣布「落3閘」決定後,泛民宣告自此香港進入抗命時代。雨傘運動讓新一代年輕人冒出頭來,舊有政治力量追的腳步甚為吃力,彼此亦無法連結。你如何看香港的「後佔領時代」?新一代會否藉今次進場,接棒領導香港的民主運動發展?有沒有機會打開新局面?

答:青年的公民質素很值得肯定,我也認識很多很熱血的朋友在前線,但我十分擔心過分理想化的趨勢,因為理想可以作為道德指引,但不能作為策略指引。雖然我希望出現在香港的民主制度,但不得不正視在理論層面,你很難精準定義一個非國家的地方官員如何產生的國際標準,而基本法條文充滿了大量escape clauses供不同時代的當權者演繹,也很難說人大方案不符合基本法。所以爭取香港民主是一個特例,絕不是不要爭取,而是不能輕易用「我正義你不正義」的角度開展,否則很快就落入敵我矛盾的思維。而敵我矛盾,卻正是目前北京最願見的,因為他們的強項正是處理敵我思維,希望達到的是全面直接管治香港,手法是以國家安全之名開入國家機器,改變社會模式,達到了這些,普不普選,反而是次要。所以,真正的抗爭對象不應是單一普選議題,而是捍衛香港人的生活模式。這一點,原來是香港大多數人的共識,包括主流建制派的共識。唯有當社會變成敵我矛盾主導,以上共識才能被打破,也就是現在的情况。

全球化思維 助建構「自己的香港」

問:雨傘運動爆出的「異質空間」裏,我們確是目睹了前所未見的高公民質素,新一代其實給政治鬱悶的香港帶來衝擊和希望,但政治上衝不開的窒礙,不斷為新新覺醒的年輕一代積累挫敗和負能量,部分投向激進甚至採取暴力的抗爭模式,如果說他們在運動強調自發是體現了出對傳統精英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街頭抗爭以外,你認為年輕一代還有什麼其他有效可行的抗爭方法?假如抗爭下去,無論用激進手法也好、溫和手法也好,都達不到目的,香港人是否只有認命一途?有沒有積極一點的事情可以做?

答:我經常和我的學生說:你要成功,就要玩自己的遊戲,不能跟隨別人的遊戲規則,否則只會被屈機。就以在大學工作的人為例:官方遊戲是要出版愈多愈好的學術文章,目的是要拿取終身教席,但真相是很殘酷的:不少人因為出文章的壓力整天神經兮兮,終身都為了拿不到終身教席而惶恐,即使在中年拿到,卻又不會甘心六十歲退休,於是五十歲開始就要為六十歲後的工作重新部署,結果一生都被牽着鼻子走。但假如我們think outside the box,第一天就部署在數間不同院校工作,同時發展自己的第二身分,辦自己真正興趣的研究年會,以此為中心建立自己的其他業務,必會找到真正的價值、建立真正的天地,而不用每天在乎制度的臉色,到頭來,後者的穩定性,反而比官方賦予的穩定性更大。

那這跟香港的處境有什麼關係呢?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我真心相信我們身處的全球化時代,已改變大量傳統政治社會的遊戲規則,因為我們的確能突破了時空限制。北京的思維是「權在我手」,只要你在香港這個地方生活,就免不了要爭取政府資源;只要你在商界,就不可能不和中國打交道;只要你真的抗爭到越界,負責國家安全的部隊就會出動;假如你要根本性改變香港,要麼直接搞中國民運,要麼直接搞港獨,那就更能名正言順無情打壓;假如你不喜歡,有本事就不要在香港住。以上的邏輯,看似密不透風,你愈是落入這樣的邏輯,假如現實短期內改變不了,要麼愈來愈憤世嫉俗,要麼愈來愈隨波逐流。但我們不妨細心一想,這真的無可破解嗎?無論多麼溫和的人,也是有尊嚴的,怎會有人心甘情願被全方位「鍊住」一世?

我身邊不少朋友,住在一個地方,讀書在一個地方,工作在一個地方,休閒在一個地方,國籍在另一個地方,但他們的身分認同,依然在香港。換句話說,他們其實在建構自己理想中的香港,而且這不是純粹虛擬的,也有實在的元素,例如在海外市場拓展香港品牌產業,在海外學院開拓香港學,乃至有一些朋友間的互助基金,讓朋友得到國際閱歷。慢慢地,我們會發現「香港」會成為另一種存在,正如國際社會認知的「亞美尼亞」,從來不止於那個國家;孟買人的生活,也超越了印度境內那個孟買。以往確實只有精英階層,才能承擔這樣的生活,但全球化改變了一切:從前香港人很少選擇到台灣留學,近年已大行其道,相信不久會有青年開始到東南亞國家留學;不少朋友開始考慮在別國做比較基層的工作;至於網絡時代建立國際媒體的成本,更是奇低。

朋友會問:這和物理上的香港特區又有什麼關係?自然是有的,因為這能為更多香港人突破上述北京「權在我手」的公式,可以減少對香港政府的依賴,繞過香港政府建構自己的香港,而又完全政治正確,毋須捲入挑戰北京一類必被上崗上線的活動。那時候,政府再嘗試以一套房屋福利、或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荷蘭水蓋,令香港人唯命是從,那才顯得超現實。北京也會發現香港更多的價值,才可能思考以其他模式處理香港的可能。

「是時候找回自己」

問:你自己會如何面對「後佔領時代」的香港?

答:雖然總是有朋友叫我從政,但我「肯肯定」不會在香港政治有任何參與,因為由始至終不是那種人,既不能認同目前等待派位的那個遊戲,不相信加入現在的建制有任何改變,也接受不了抗爭者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理想的模式,那些約束,都會燃燒正常人的靈性。我確實相信努力弘揚香港的國際身分,開拓更多新一代香港人直接接觸國際視野的渠道,並嘗試把國際議題產業化,令虛擬的視野變得更入屋,這些都是有價值的,因為現在比任何時候,香港現在都更需要真正的國際視野,和行為。以往我們習慣用一個組織涵蓋所有想法,現在必須化整為零,和身旁不同朋友構想中的類似計劃,有好幾十個在不同階段出現,倒是令人鼓舞。我從小到大的路線圖,並非要怎樣出人頭地,而是滿足了社會的基本期望、也就是基本上沒有人質疑自己「唔夠勁」之後,就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香港人的成功,從來都是在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下重創奇蹟,同時繞過地雷,又不被任何理想與現實的框條窒礙。在之前十年,我很努力奮鬥去達到前期目標,我想,現在是時候找回自己了。

問﹕黎佩芬,星期日生活主編,過去在本刊策劃不少探討代際矛盾的系列文章,不害怕年輕人

答﹕沈旭暉Simon Shen,中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主任,《信報》主筆(國際)

星期日明報Sunday Mingpao

2014年11月27日星期四

蘇聯分離主義與中國的「拉鏈地方管治」

習近平的「不成為戈爾巴喬夫情結」,還顯示於蘇聯解體的另一教訓:各加盟共和國尾大不掉的民族主義。蘇聯末年最鬧獨立的,除了最高調的波羅的海三國,其實還包括蘇聯中樞的俄羅斯聯邦:早在八十年代,西方攝影隊訪問俄羅斯人的身份認同時,大部份青年就不愛自稱「蘇聯人」。新左派學者王紹光等,則時常提及另一個案例:南斯拉夫解體,提別強調加盟共和國給中央的稅收持續減少,離心大的並非後來爆發大戰的波斯尼亞,而是最繁榮富足的斯洛文尼亞。

中國政府立國以來,原已對地方主義高度警惕,蘇聯解體後,更進一步加緊防範:不止是新疆、西藏這樣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也不止是香港、澳門這樣的特別行政區,還包括對任何一個普通省市,都要防止地方主義抬頭。

這是因為從蘇聯、南斯拉夫的經驗可見,無論是多麼忠誠、多麼教條化的共產黨員,只要在自己的地方當官,就逃不掉地方主義情結;即使他們願意為了走向中央領導層而不斷往上爬,把地方利益擱在一旁,他們重用的地方幹部,也會建立起自己的派系;地方的親朋,也會變成既得利益集團。

中共立國時,就明白到各地的「土共」,都有可能成為「黨內本土派」,都不能做大,開國初年清洗的古大存、馮白駒、高崗等,都是犯了「地方主義」。這憂慮在蘇聯解體後,又得到強化:例如香港回歸後,相對於「新愛國陣營」,傳統紮根本地的「土共」反而相對敢言、也相對不獲信任,即可見一斑。

因此,中國官場的不成文規定,近年越來越常態化:來自自己地方的人很少做地方一把手,以免滋生本土主義;即使用地方人做首長,也必定派外省人做「副手」制衡。為了反制衡,一把手又派人制衡副手當「副手助理」;副手又派人再落一格「輔助」,繼續制衡。這樣環環相扣,就像一條拉鏈,一格一格的連下去,當中有地方的人,也有外省人,確保了總體只向國家利益服務。而對組成拉鏈的本地人來說,這制度也確保了他們有往外晉升和流動的機會,倒也解決了部份上向流動的問題。

問題是,在習近平時代,高度自治的特區,卻成了「拉鏈地方政治」的盲點。因為基本法規定的自治,畢竟是以本地人為主,而本地人外派往其他地方解決流動問題,目前也不可能。邏輯上,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在本地人成為「拉鏈」的一格前,先完成「基本設定」,儘量通過留學、工作等,享有和中央一致的思維模式,那日後外派也好、內派也好,都有了充實的基礎。鑒古知今也好、借外知今也好,反正不少中國官場中人,就是按類似「國際戰略高度」思考「地方主義」問題的。至於我們認不認同,於其而言,其實也不太重要了。

2014年11月26日星期三

由普京到習近平—反貪腐與民族主義互動

日前談及當代中國外交的「戈爾巴喬夫情結」,領導人都以「不要成為戈爾巴喬夫」自勉,而蘇聯解體的另一主因,就是執政集團出現的結構性貪腐。戈爾巴喬夫反貪腐不力,反而讓改革開放暴露了問題,這令中國深深警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警告,貪腐問題處理不好,足以「亡黨亡國」,並非純粹套話或危言聳聽,除了以史為鑑,同時也是以蘇聯為殷鑑。

習近平上台後,涉及反貪腐的高層官員極多,由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等「大老虎」,到地方層面的各省市一把手,都成了整肅對象。本來,這並非中國外交的涵蓋範圍,也與本欄無關,問題是反貪腐與民族主義,卻隱隱然聯上關係,這令「外國勢力」也受到影響。

取悅群眾 展現魄力

由於中國官員的貪腐過程中,不少涉及海外洗錢活動,習近平加緊打擊家屬在海外的所謂「裸官」,對他們出國加強監管,並要求不少高幹家屬遷回中國。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單是廣東一地在今年,就「查出二千一百九十名『裸官』,並對八百六十六名幹部作出了崗位調整的處理,此外有二百八十多名『裸官』的家屬被遷回來」。

打擊到海外洗錢的「裸官」,既希望從體制上杜絕一些貪腐行為,也呼應了民間討厭「口說愛國、行動賣國」的「裸官」的民族主義情緒,既為整場整風爭取到一定民意支持,也對愛國定下更高的標準。無論這標準有多崇高或虛偽,客觀事實是,這對中國流向海外的非法資金,是有一定影響。

另一例子是習近平反貪腐期間,同時也高調推行「反壟斷」運動,打擊有能力哄抬價格的大型企業。這原來與「愛國」也沒有直接關係,發改委自然強調一視同仁,問題是被整頓的企業不少是大型外資,例如微軟、奔馳等,令西方媒體懷疑這是否針對外資而行。雖然外資的壟斷式盈利不能直接歸類為貪腐,但在不少民眾眼中,其效果都是本國人民利益受損,所以也難免把二者掛鈎,故此在群眾角度,也能釋放一些經濟民族主義感情。更有評論員認為是反貪腐力度過大,需要借助「反外商」的民族主義來支撐。

須知把反貪腐與針對外力的民族主義整合為同一場群眾運動,並非習近平所首創。中共建國初年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等),就與「抗美援朝」同步進行,也許在習近平看來,這正是蘇聯解體前缺乏的魄力。而在繼承蘇聯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是通過反寡頭壟斷、發揚愛國主義來重新集權,那些寡頭財閥,更成為群眾眼中出賣國家利益的象徵。

因此,中國政府運用毛澤東「矛盾論」、「群眾路線論」弘揚民族主義的手法,於「大肅貪」時代,在明言推崇群眾運動的習近平身上,似乎只會陸續有來。

2014年11月25日星期二

「中國國際責任觀」—— 由伊拉克到伊波拉

近年中國外交予人愈來愈強勢的感覺,與此同時,「中國責任論」也在同步崛起。這趨勢可追溯至十年前的伊拉克戰爭前後,中國開始改變在聯合國安理會投棄權票的習慣,動作變得積極而有主見,並接受了以「國際民主」為前提干涉內政的事實,筆者從前的文章曾有不少介紹。

這方針在習近平時代亦得以貫徹,而且似乎將發揚光大,不妨同樣以伊拉克為例。今年八月,美國空襲佔據伊拉克與敍利亞部分土地的激進伊斯蘭武裝分子伊斯蘭國(IS),中國外交部第一天就表態「有限度支持」,反而不少西方國家顯得躊躇。中國外交部的說法是,「支持」美國空襲伊拉克,其實是支持伊拉克維護獨立、主權完整的行為,暗示只要有伊拉克政府的「授權」,美國的行為便不是「干涉別國內政」。

不過,無論官方如何理順,這與早年中國對「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演繹,是明顯有了差異。畢竟,美國一些有爭議的出兵也是名義上「被邀請」,包括應南越、南韓邀請防衞領土對抗中國支持的北越、北韓。雖然這次由「主權國家授權」比「國際民主授權」更無爭議,但亦容易被應用在烏克蘭等爭議案例,顯示中國對在國際社會的「民主機制」採取積極姿態,已不再投鼠忌器。

主動出擊 爭話語權

與此同時,現在中國正式把擔任「盡責任大國」作為國際理念掛在口邊,比起胡錦濤時代,亦以借用西方話語的方式,多談了「國際道義」,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國家,更重拾了一些毛澤東時代的「道義援交」色彩。

例如利比里亞、塞拉利昂等西非國家爆發伊波拉疫症後,中國主動提供醫療物資及專家,新華社認為是貫徹了習近平提出的「『真、實、親、誠』對非合作四字箴言」,屬於「堅持正確義利觀,有原則、講情誼、講道義」的風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永蓬等在同一報道自然附和,認為「中國對西非國家的援助,有的放矢,周全細緻,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新興大國的風範」。這樣一來,就是公然把當「負責任大國」列為習近平外交要點,而且也符合了一些非洲學者的期望。

回想SARS 危機爆發期間,中國官方表現初時進退失據,後來雖然大刀闊斧整頓人事,但依然屬於被動回應其國際責任。習近平則要顯得不同,要主動宣傳中國的「負責任」行為,而且還主動在國際社會打「責任」輿論戰,以免如何才算是「負責任」的話語權被西方完全壟斷。

直接批評美國方面「不負責任」的論調,從前只曾通過新華社發表,例如於二○一一年的債務危機;或者通過社科院的一類學者,例如於二○一三年的財政懸崖危機。然而,形勢發展下去,中國最高領導人直接與美國領袖爭奪「責任」的定義,就能夠指日可待了。

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

從國際關係看香港電視事件

上周王維基先生的香港電視終於正式開台,這原屬本地事務,與國際版理應毫無關係。不過,過去一年,不時有親政府媒體傳出,港視不獲發放免費電視牌照,是因為涉及「外國勢力」,雖然當事人多番否認,但相信的群眾依然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港視能開台,因為王維基收購了中國移動香港旗下的流動電視牌照,反映他依然能在國內做生意,似令「外國勢力說」不攻自破,更多人相信「一男子因素」才是關鍵。與此同時,親北京媒體雖然曾同情港視,不久卻統一口徑,支持港府決定,為「外國勢力論」間接背書,而它們非「一男子」所能直接影響的。

凡此種種,我們應如何通過國際關係解讀?

邏輯上,假如上述資訊全部屬實,可能性只有一個。

商人「愛國」 看「抵押品」

今天,中國政府高度關注國家安全,對蘇聯解體的教訓深深警惕,認為意識形態不能鬆懈,必須防範西方借助輿論瓦解國家,並以同一「戰略高度」研判香港媒體,這些都是眾所周知。「一國兩制」的精神,根據北京演繹,就是涉及「國家安全」的都屬於「一國」範疇。按此推論,免費電視牌照假如落入「外國勢力」手中,也可以算是「國家」層面的事件,縱使香港市民一般不作如是觀。

雖然王維基身為浙江省前任政協,與中央政府關係並不差,也沒有證據證明他與任何外國勢力、乃至黎智英先生交往密切,但在「國家利益」層面研判一個商人是否愛國,從來並非看言論,而是看投資行為。假如商人有大量投資在國內,生意成敗全繫內地關係,這人自然不可能不愛國,這是「抵押品」邏輯,也是國際關係的潛規則:以新加坡的淡馬錫基金為例,和美國的業務往來,某程度上,也是新加坡的「抵押品」。

因此,當沒有太多業務在國內的商人,得到一個免費輿論平台,無論他本人傾向如何,根據北京理解的國際關係,本身就是一個危險訊號。因為電視這類業務畢竟風險不少,要是像亞洲電視那樣持續虧損,乃至要尋求放盤,一個沒有抵押品在內地的商人,就可以考慮售予任何買家。假如有「外國勢力」乘虛而入,就可以不通過官方的牌照審理機制,而得到影響社會輿論的平台。但假如牌照持有人和內地業務密不可分,即使要轉手,也不可能不找其他紅頂商人。

結果,當港視購入中移動的流動電視牌照,也就是業務和內地產生直接互動的開端。假如這類關係持續深化,反而符合國家安全的潛規則:一來若真的出現危機,中國政府有無數方式直接解決;二來連帶抵押品問題,也能開始理順。

當然,這並非筆者個人觀點,純粹只是根據國際關係理論框架做出的演繹,而理論與現實自然永遠有距離,聊作參考就是了。

2014年11月21日星期五

中國外交的「國際制度時代」

在APEC峰會,中國成功開啟APEC自貿區的前期工程,又宣布成立絲路基金,不少評論認為這類姿態可能只是大白象工程,其實卻是習近平時代中國外交的全新戰略,因為他正努力在國際政治經濟、金融層面,同步建立新制度,這是以往重視雙邊關係的領袖鮮有高調進行的大動作。所以說,這些框架不過是中國外交「國際制度時代」一籃子物件之一二而已。例如2013年,在中國為主要成員之一的「金磚五國」峰會,五國領袖宣布同意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中國上海為總部,並於一年後的《福塔萊薩宣言》(Fortaleza Declaration )正式宣布銀行成立,由五國平均攤分啟動基金。但中國的實質參與要多於平均值,因為中國同時在框架內提議設立「應急儲備基金」,這部分的1000億美元當中,中國獨自承擔410億美元,比例幾乎達一半,從中可見其國力與影響力,或起碼在這類組織擔當重要角色。

成立銀行自然有各式各樣的官方理由,但抗衡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扭轉南北差距,乃至要挑戰整個美元霸權,無疑是毋須言明的主軸之一,就像這次以APEC自貿區抗衡美國主導的TPP,也是心照不宣的目的。此等行徑的即時效果不會很大,長遠效果則極難客觀評估,但其大動作已引起美國高度關注,也呼應了國內近年極流行的「貨幣戰爭」理論,故在中國財金界廣受注視。

謀先發制人 改戰略布局

另一類似建議也是催生在習近平上台後不久的2013年10月,他在訪問印尼雅加達期間,提出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A),官方職能是協助促進亞洲區域整合,應付共同金融挑戰。但實質影響,很可能是作為美國、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替代品,可算是中國崛起後,在亞洲經濟體系另起爐灶之作。而美國有見東盟國家積極響應,也提高了警覺,例如向南韓施壓以免其加入,這更可見此銀行的政治本質。

這類機制要是持續出現,而都涉及中國的角色,整個戰後美國建立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乃至更宏觀的國際經濟秩序,可能逐漸面對根本挑戰。此外,習近平政府還通過表面上香港註冊、資金相信來自中國內地的「香港尼加拉瓜運河開發投資有限公司」,擬在中美洲尼加拉瓜興建第二條運河,以平衡巴拿馬運河的戰略重要性;又回應南美諸國建議,積極參與興建南美跨洲鐵路;以及還未算策劃已久、尚未正式落實參與的泰國克拉運河…… 這些,全都是規模極大、謀求根本改變國際戰略與經貿形勢的大布局,甚或可看作一場豪賭。

可見與伊拉克戰爭時的美國相比,目前中國的外交策略,同樣像是講求「先發制人」的一方,而美國卻變成了要被「制」的一方。

2014年11月20日星期四

「中國模式」不能輸出但能借鑑?

「中國模式」作為與「中國夢」、「中國價值觀」等經常同台出現的名詞,當然也不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發明。

早在江澤民時代,「中國模式」之辯已鬧得沸沸揚揚,其源頭甚至同樣不是中國原創,卻又是來自美國,這可追溯至美國《時代雜誌》編輯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演繹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的「北京共識」,其後才被中國的學者與官方媒體深化為中國模式,但有關名詞並無單一定義,內容也不無爭議。
概括而言,該模式可視為一切與華盛頓共識之對立,主張通過政府的威權管治規管市場,包括人口管制、外滙管制、政治宏觀調控等舉措,同時尊重資本主義市場運作,認為這比自由市場更符合效益。
外交趨積極 成仿效對象

雖然中國政府為擁有自身的模式自豪,但在胡錦濤時代,他多次言明中國不會輸出中國模式,因為「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發展的路」,國情都不同,以此消除西方對「中國威脅論」的憂慮。而且,正因為中國強調「中國國情論」,若承認其模式能輸出,不啻承認其國情亦非獨特,無異自打嘴巴。

不過,到了習近平時代,雖然所謂中國模式還是被堅持不能輸出,相信根據外交辭令,這條紅線也難能逾越,但客觀事實是,隨着中國的外交姿態愈趨積極,對外貿易與投資愈來愈多,不少第三世界國家開始主動仿效中國模式,去理順其各自的內部關係。若單單強調「不能輸出中國模式」,對中國外交並無好處,反正前朝建構「和平」形象的重要性,在習近平時代已有所下降。

結果,大家看到新的主導方針。2013 年,《新華日報》刊登了中國社科院徐崇溫的訪談,他特別引述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東亞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說:「『中國模式』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不是別國可以照抄照搬,可以照着來幹,這個國際意義表現在,中國成功的經驗向別國提供了思考的源泉」,所以中國模式也是歡迎別國借鑑的。

今年,《人民日報》更嘗試用辯證法論析中國模式與國際應用的問題,認為單單強調其「確定性」和「開放性」都失諸片面,因為兩者是並存的,結論和上文一樣,中國模式雖然無法模仿和複製,但可以借鑑。

那具體怎樣借鑑呢?《人民日報》是這樣說:「『中國模式』蘊涵的發展哲學和改革方法論,比如一切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發展是硬道理』,『摸着石頭過河』,堅持發展速度、改革力度與社會可承受程度相統一,循序漸進改革,加強頂層設計,獨立自主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等等,無疑具有普遍意義和世界價值。事實上,『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也早已為各國有識之士所重視。」

有了這樣的自信、詳細的清單,借鑑與輸出,不過是一線之差罷了。那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外交被視為更積極進取,就不足為奇。

2014年11月19日星期三

「中國夢」之烈士重構

習近平上台後推動「中國夢」,其中一個指標是不要變成戈爾巴喬夫,所以對蘇聯解體的教訓十分重視。不少中國學者認為,戈爾巴喬夫對蘇聯解體的其中一個責任,在於未能推動中央層面的愛國主義,以致被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取而代之。

為針對這危機,習近平在國際社會表現自信之餘,對「烈士文化」也頗為重視。但他並非要樹立新的烈士讓國人歌頌,而是希望從家喻戶曉的舊烈士、舊風俗當中,重新賦予其「愛國」意涵,目的是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夢」和民族主義的「夢」合二為一。因為他清楚明白到,要是兩者割裂,一個「大漢族沙文主義」強大的中國,也有可能忽然離中國共產黨而去,就像俄羅斯民族主義強大後的蘇聯一樣。

保毛時代道統 揚民族主義

習近平除了刻意強調其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革命聖地」延安「插隊」的苦痛經歷,反過來將之化成榮耀,以聯繫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資本,他對毛澤東時代的共產英雄們,依然情有獨鍾,因為能從中看出其在當代社會的剩餘價值。例如在2013年,他在「兩會」指示:「雷鋒、郭明義、羅陽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愛的胸懷、忘我的精神、進取的銳氣,正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最好寫照,他們都是我們『民族的脊梁』。要充分發揮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樣作用,大力激發社會正能量,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如此刻意循環再用這些名字,也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罕見的,何況雷鋒從前被宣傳的只是其對黨的忠誠、工人郭明義在2012年被授予「當代雷鋒」稱號也是基於其同一精神,與工程師羅陽在中國首架航空母艦遼寧號上心臟病突發逝世的民族含義,原不被相提並論。如此聯繫,更見習近平不希望拋棄毛澤東時代的道統,其弘揚民族主義的同時,處處提醒國人,愛國與社會主義理想並無衝突,反而應該互為表裏。

今年8月,中國政府更通過把每年9月30日定為「烈士紀念日」,其把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掛鈎的動機,更是躍然紙上 ─「為了弘揚烈士精神,緬懷烈士功績,培養公民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激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
此外,習近平亦提升了出席9月3日「抗日戰爭勝利日」的規格,在非「逢五逢十」的69周年紀念,也率領政治局全體七常委出席,連原來鮮見這類民族主義儀式的香港,也在本年宣布設定同一天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日」,加上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都傳遞了同一政治、外交訊息。

相較之下, 在蘇聯解體之時, 已沒有多少俄國人在乎莫羅佐夫(PavlikMorozov,1918—1932年)一類官方烈士了。問題是,究竟這類烈士重構運動,在民間會有多大迴響?閣下說呢?

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

「中國夢」與「美國夢」之競爭

APEC 與G20 峰會,都被喻為中美角力的場所,但其實兩國的較勁,除了在國際舞台你來我往,還在於價值觀的弘揚。近年中國提出了「中國價值觀」及「中國責任論」,還有「中國夢」這口號,就是希望與「美國夢」比併。那究竟成效如何?

追本溯源,大家應理解「中國夢」這一詞彙不像「三個代表論」、「科學發展觀」等,較沒有共產八股的味道,反而有西方風格,因為其起源確實與美國息息相關。連新華社也承認,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乃啟發習近平推廣「中國夢」的源頭之一。而習近平早於1985年就曾訪美,並於民居借宿,這事他常常掛在口邊,也令其對「美國夢」的掌握,起碼在經歷上,有了其他中國領導人難望其項背的發言權。

價值觀比併 集體對個人

關於「中國夢」,《人民日報》曾提出其「三大動力源」,其中「經濟騰飛、生活改善、物質進步、環境提升」等,其實是典型資本主義的夢,昔日美國通過重商主義得以落實,今天中國也幾乎一模一樣。另一動力的「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教育進步、科技創新」等,則顯示了中國希望使用同一批普世語言,而毋須走美國的一套。故此,「中國夢」的全名,其實應該是「中國的美國夢」,其真正目標則是要蓋過「美國夢」。有關「中國夢」如何能與「美國夢」較量,「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特別刊登了一篇旅居新加坡的中國學者石毓智的文章,題為《「中國夢」區別於「美國夢」的七大特徵》,雖然沒有明言代表官方立場,但明顯得到官方欣賞,故此也值得大家參考。

根據其說法,「中國夢」因為以下七個原因,在方方面面都勝過「美國夢」,並作出這些頗刻意、過分簡化的二元對立。
一、中國夢是國家的富強,美國夢是個人的富裕。
二、中國夢的目的是民族振興,美國夢的目的是個人成功。
三、中國夢必須由中國人本身來實現,美國夢可以利用其他國家的人才資源達到。
四、中國夢是群體的和諧幸福,美國夢是個人的自由和快樂。
五、中國夢具有縱深的歷史感,美國夢只有現實的體驗。
六、中國夢依賴群策群力,美國夢靠的是個性張揚。
七、中國夢是為了民族光榮,美國夢是為了個人榮耀。

這樣的分析,自然有強烈文宣斧鑿痕迹,相信連習近平本人,心底裏也不會句句當真。但起碼大家可從中看到針鋒相對的意味,特別是強調集體主義相對於個人主義,作為中美之根本差異,也是「中國價值觀」的重要內容。

問題是這裏的第三點「中國夢必須由中國人本身來實現」,其實局限了「中國夢」的影響範圍,相信並非官方長期所想,因為在堅持「中國模式」不能「輸出」的前提下,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政府正不斷「微調」其底線,希望其他國家「參考」其模式的意欲,起碼比胡錦濤時代,溢於言表。

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美國對港政策的「雙軌潛規則」

美國國會的跨黨派「中國問題委員會」日前提出《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建議修訂《美國 —— 香港政策法》(即《香港關係法》),研判香港的「高度自治」落實情況,支持香港以普選方式「自由選出行政長官」,並將於下周舉行聽證會討論詳情。

這次值得注意的有兩點。首先,法案在奧巴馬與習近平會面後提出,而奧巴馬再三表示,美國與香港的雨傘運動沒有關係。此外,法案比同一委員會月前的用詞,更難為北京接受。之前雖說支持香港落實普選,但強調「在基本法框架下」,而北京也是這樣說,現在卻表明要「自由選出行政長官」,也就是不容篩選,卻沒有再提基本法,這基本上與香港泛民陣營口號一致。

內政角力 姿態居多

這是否代表美國對港政策會大變?自然不是。香港回歸前,《香港關係法》本來就是國會議員的構想,目的是多一個平台參與對華外交、制衡總統,多於對香港的直接關心。而《香港關係法》報告在回歸後十年不再提交,雖說是法案規定,但也反映這不是美國國會議員在乎的平台。

然而,雨傘運動發生後,因首天的催淚彈之故,得到美國媒體高度同情與支持,《香港關係法》忽然變得奇貨可居,而美國議員這時候提出更新,更多是為了內政角力。須知中期選舉後,兩黨重量級議員都有意挑戰奧巴馬權威,「香港問題」恰恰成為兩黨的少數共識。

這樣的情況並不新鮮,美國政府的對港政策,從來都四平八穩,就算是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說了一次支持「香港真普選」,在中國外交部批評後,也不敢再用「真普選」一詞。

奧巴馬不希望在香港問題上與北京角力,因為真正的戰場在TPP及APEC自貿區等大舞台,假如北京以「美國介入香港內政」與華府在這些議題討價還價,不划算的反而是美國。國會議員卻沒有這樣的包袱,即使法案引來北京強烈反彈,對他們的選民而言,反而是加分。若果這讓奧巴馬不得不調整對華政策,更是他們在奧巴馬最後兩年任期內,爭取外交主導權的一大勝利。

可預計的是,如果香港這波運動最終和平落幕,法案只會是一個姿態,因為要是美國採取實質制裁,或令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損,這必會引起美國商界反彈,議員是不會硬來的。即使重新每年提交《香港關係法》報告,也只會變成北京每年行禮如儀的官方批評,因為對國會與白宮之間的微妙關係,中國外交部也知之甚詳。

不過,一旦香港出現不符比例的武力清場,乃至出現傷亡,有了美國國會的高姿態表述,就難免假戲真做,後遺症可大可小,對港人要爭取的也可能有反效果。對港人來說,無論是中美角力也好、美國內部政治角力也好,其實都沒有條件參與,而內部問題國際化的危險,亦全在於此。

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

了解國際關係本質— 那些選新加坡的國際學者

近日,香港行政長官談及讓學生了解國際關係的本質,令人鼓舞。然而,國際學者會選擇香港嗎?這卻是另一個問題。近年,筆者不時到新加坡院校交流,似乎不少行家雖然曾獲香港院校的聘書,但最後選擇了獅城,與二十年前的趨勢剛好相反。這是什麼原因?

首先,新加坡是國際學者能容易融入的國際都會,學校教學語言必然是英語,絕不會有其他學生高呼「為什麼不講普通話」,也不會有海外學生因為太多本土語言授課而沒有選擇。這環境無論是對營商還是生活、研究還是教育,都先天與國際接軌。新加坡雖然以華人為主,但堅持是「說英語的華人社會」,也堅持維持三成非華人公民,這樣的國際氛圍,恐怕是香港永遠難及的。

尊重人才 發揮所長

此外,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需要大量研究國際局勢,關注點是全方位的。由於地理位置,令新加坡要兼顧不同地緣政治,重點包括東盟、中國、美國、伊斯蘭世界及印度次大陸,有不少研究中心與專才負責這五大板塊,不像香港只看重與中國內地整合。

在技術層面,財經、能源、商貿、賭博及物流一類產業,當地都有專門研究所,專才也可選擇軍事或航天科技等行業,不像香港有這些天分的學生只能出國。當這些領域成了氣候,世界學者自然經常造訪,慢慢形成一個天然交流中心。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樞紐就是這樣建立的。

結果,即使在生活層面,中華、西方、東南亞、伊斯蘭與印度這五大文明,都有不少配套設施在新加坡存在,不同背景的專家都會找到本身圈子,同時也能輕易進行跨文化交流。一個印度專家在香港容易適應,還是在新加坡容易適應,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對國際人才而言,新加坡入籍政策雖然近年已收緊,但還是十分歡迎的。他們有時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質素與生活環境,或讓子女生活在「天然東西文化交流社會」而選擇新加坡。雖然有些兒子會因為逃避兵役而離開,但整體而言,成為新加坡公民享有的福利,例如房屋政策,即使對西方人來說,也有一定吸引力。但他們即使留在香港落地生根,也鮮有政策優惠。

況且,新加坡基本上尊重精英及知識,也認同國際化,國際精英來到不會感到不受歡迎,更不會受到民族主義者挑釁。住在新加坡的國際精英都明白,當地政府不太希望評論本國政治,但基本上言責自負,起碼不會無中生有,海外留學生不會被當作「外國特務」處理。但在香港,在「外國勢力論」盛行的今天,外國精英要承受的風險遠較從前增加,僑民流傳的資訊也愈來愈不正面。這樣的趨勢一旦持續下去,香港要吸引國際人才只會愈來愈難。再過五十年,又會怎樣呢?

2014年11月13日星期四

香港接受「新加坡民主」嗎?

本欄先後介紹過「北韓民主」、「伊朗民主」、「俄羅斯民主」,不過不少港人最感興趣的,還是「新加坡民主」。

以往不少人提起新加坡,都得到這樣的即時回應:「那不是更不民主嗎?」但客觀現實是,數十年來,新加坡選舉不但早就落實了一人一票,而且沒有任何篩選機制。新加坡國會採用一院制,基本上由直選產生(87席),其他是9名委任議員,和來自在野黨的非選區議員,以確保議會最少有9名在野黨議員(例如假如有6名在野黨議員在直選當選,非選區在野黨議員則有3人;假如9人或以上當選,則為0人)。新加坡總理由國會多數黨產生,故亦可說是民選代表。

當然,新加坡立國以來,都是由人民行動黨執政,因此才需要在議會「保護」反對派;以往各界對政府「宏觀調控」選舉的批評,亦一直存在。最常見的論調,例如說政府亂劃選區讓執政黨容易當選(gerrymandering)、媒體不宣傳在野黨政綱、執政黨候選人得到大量政府資源令競爭變得困難、公民社會活動被打壓、政府以法律手段對付異己等,這些都曾被不少學者提及。而議席和民意之間,亦確有落差:在上屆大選,選情已是空前激烈,執政黨只得到60.14%選票,卻囊括87個直選議席當中的81席。

然而,批評歸批評,但上述情況,已越來越難出現。理論上,只要新加坡人選出反對黨,確是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執政黨的,這絕非北韓、伊朗所能做到。而且在互聯網時代,以往威權政府使用的手段,已越來越不奏效,反而容易有反效果,相信未來更不可能使用。新加坡政府控告異見人士誹謗的案例依然存在,但政府官員被控誹謗的案例同樣存在,始終證據為本,不能說不是法治社會。再說,選區劃界有利執政黨一類行為,基本上哪裏都出現,美國的狀況也很誇張。不少西方國家不願意承認新加坡是「真民主」,但對不少新加坡人而言,這只是西方的偏見,相信他們的國家比上不足,比下絕對有餘,而且在其他方面更為優勝。

那麼民主除了一人一票、無篩選,還有沒有其他條件?當然有,而如何回應這問題,涉及我們對民主的根本認知,因為「民主化」理論,原來就包含一籃子因素,可惜這些元素,近年在香港的民主化論述已鮮有觸及。此所以即使有了「一人一票」、「無篩選」,成功和失敗的各國案例同樣地多。有趣的是,不少香港朋友提起「民主」,就只有最表層的討論,和以上兩大定義,然而「新加坡民主」雖然符合其對「真普選」的認知,卻一直不願意視新加坡為民主國家。然則「新加坡模式」,又能否為港人接受?這些悖論,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新加坡,都值得深思。

新加坡會「變天」嗎?

雖然「新加坡民主」比不少港人意想中的成熟,但至於怎樣才是「有效」的民主,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假如民主只有一人一票、無篩選兩大準則,但選舉過後朝野互不合作,少數人利益被犧牲,多數派則無視民意,以致社會分裂,這樣的「民主」,無疑是低效的,也是不成熟的。

「新加坡民主」自然有諸般問題,但並不能視為裝飾,因為它是具競爭性的。有趣的是,上屆大選取得佳績的反對黨不但沒有冒進,反而多次「謙稱」未就緒當執政黨,認為人民行動黨做得不錯,說現在不是變天的時候。這是因為新加坡選民十分務實,一方面希望穩定(在東南亞,相比於那些有民主政體但百病叢生的鄰國,「穩定」是新加坡一大賣點),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聆聽民意,所以一些溫和派投票給反對黨的前提,有時卻是「他們不能變天,但要有能力給予政府壓力」。政府明白了這樣的訊息,回應民意也頗為迅速,因為始終是一黨獨大,只要決定了,政策可以變得很快。例如上次選舉對新移民顯示的不滿,就立刻反映在新政上,移民政策幾乎是霎時間收緊。

有了上述政府和反對黨的互動,雖然和西方同類互動不同,新加坡人卻越來越放心,因為他們知道,假如反對黨有一天能上台,前提就是它們和人民行動黨的「穩定基因」基本上已沒有分別。以往全國精英都加入人民行動黨,在野黨人才缺乏,要麼偏激、要麼水平有限;但現在在野黨精英不少,基本上都是按類似邏輯思考,雖然會就不同政策有不同宣示,但對新加坡立國精神和理念,包括要維持高效率政府,是沒有大分歧的。

說了這麼多,我們不得不重溫新加坡的立國思想。李光耀至今認為,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小國得以存在,本來就不是天然結果、或純民選結果,假如沒有威權領導,新加坡早就赤化、或馬來化。那為甚麼今天的新加坡選舉逐漸具高度競爭性,而能避免內耗?相信一大原因,是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終於成型,而他們的「篩選」在新移民入籍那一刻,不具備同一認同人,現在是很難加入新加坡籍的。

當主流新加坡人都應接受國家的主體民族(華人)、認同國家作為多民族國家(保持約三成的非華人比例)、肯定主體政治經濟文化(英式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也知道誰是最重要的國際勢力保護傘(美國戰略保護,加上中國經濟保護,雙方都不能開罪),確立了上述核心議題,選民怎麼選,就都在國家共識範圍之內了。此所以雖然新加坡同樣面對世代交替問題,執政黨也要在「後李光耀時代」生存,但民主化的前景,還是有一定保證。主權國家和中國特區的差異,就在於此。

2014年11月11日星期二

香港、台灣@APEC身份之謎

北京正主辦APEC領袖年會,但不少香港朋友對APEC的編制不太了解,以致產生了不少混淆,常見問題包括「香港在APEC是否和中國平起平坐」、「香港不能主辦APEC是否被刻意打壓」等。為此,本欄希望釐清一些概念。

世上的國際組織有些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例如聯合國;有些無須,例如APEC、國際足協、國際奧委會等。APEC成員的身份是「經濟體」,正如世貿成員的身份是「關稅體」、奧委會成員的身份是「體育體」,都不是以國家為單位。所以在APEC,「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台北」、「中國香港」都是獨立經濟體,表面身份是一樣的。

然而,當中港台在1991年加入APEC時,當時並未出現APEC領袖年會,只有經濟、外交部長級會議。在北京堅持下,為免出現「外交混淆」,各方簽訂了備忘錄,規定台、港不主辦會議,也不能派出外交或外事官員與會。換句話說,雖然中港台都是APEC成員,但備忘錄還是分辨了「主權國家成員」和「非主權國家成員」的差異;假如未來關島成為APEC成員(雖然美國已表態不贊成),大概也要簽訂類似備忘錄。再換言之,雖然APEC各成員輪流主辦領袖年會,香港是不能主辦的;原來中國安排香港主辦這屆APEC的經濟部長級會議,則不以香港的APEC成員身份為考慮,正如中國也安排澳門主辦APEC旅遊部長級會議,而澳門並非APEC成員一樣。

出現APEC領袖年會後,台灣通常由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長、或總統委派的代表出席,反而香港特首能和各國領袖一起,穿上民族服裝合照,令不少台灣官員又羨又妒。內地不少民族主義者對此也不以為然,經常上綱上線演繹,在此按下不表。

香港涉外事務在規格上的灰色地帶,其實尚有不少,假如一律以政治正確角度視之,可謂小辮子處處。特區政府的海外經濟商務辦事處如何運作,即為一例。據說香港回歸後,對外經貿辦原來只掛上香港區旗,而沒有掛中國國旗,這維持了一段時間,直到現在才兩旗齊掛。經貿辦的工作指引主要是宣傳一國兩制,近年也在北京要求下,多了宣傳一國。各國大多把香港經貿辦放在「各國外交代表」一類,給予相應外交特權,這會否在可見將來被檢視,尚未可知。

有趣的是,不少台灣官員根據其演繹的外交原則,並不承認台方沒有權力主辦APEC領袖年會。他們認為,1991年的備忘錄,並不涵蓋後來才出現的領袖峰會,而北京也曾透露一點彈性,表示要是沒有其他經濟體申請主辦、台方也遵守備忘錄原則、承諾不乘機廣邀各國代表搞外交行為,事情也不是非黑即白。問題是在現實政治,這樣的空間,只是北京預留給已高度融合的未來「中國台灣」領導人的,假如有那一天,誰主辦也就無所謂了。

2014年11月10日星期一

美國國會選舉對全球的影響

一位著名評論員曾打趣說,「美國總統應該由全球普選產生」,因為美國作為超級大國,一舉一動對全球都帶來影響。假如這說法成立,恐怕連美國議員也得全球普選產生,例如月初結束的國會選舉,就肯定對美國外交帶來不少改變。

理論上,美國總統的外交權限是相對較大的,雖然比不上法國總統,但起碼比英國首相能控制大局。不少學者相信,民主黨在國會選舉大敗後,兩院都由共和黨掌控,奧巴馬就只能在外交尋求突破,因為內政已不可為。這也許是事實,問題是,假如有議案得到參議院三分二通過,也就成為兩黨主流共識,總統也不能為所欲為;假如有國內重量級人物和總統爭奪外交話語權,也會減弱國務卿的權威。那麼,奧巴馬能突破的還有多少?

共和黨愛制裁 麥凱恩影響增

以奧巴馬的「重返亞太」計劃或「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為例,民主黨議員一直不太雀躍,但有了共和黨主導國會,反而容易通過更多相關法案。這固然是事實,但同時,共和黨一直批評,奧巴馬以犧牲國防開支為代價,來支持國內福利社會政策,共和黨一旦就TPP與總統全面合作,就很難不以軍費討價還價,因為這涉及下屆大選的議題設定。TPP明顯要孤立中國,但底線是避免直接挑釁,共和黨掌控的國會卻相對無此包袱。例如一旦香港佔中出現悲劇結局,國會就相對容易通過制裁議案,其時亞太形勢容易變得全方位緊張,正中北京強硬派下懷。

奧巴馬上台時受全球期望,還莫名其妙地獲諾貝爾和平獎,主因是他被認為和第三世界關係較好,有望修補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他原來的主要外交政績,包括和伊朗修好,局部解除對伊朗的制裁,換取伊朗凍結核計劃;也包括多次向以色列鷹派總理內塔尼亞胡施壓,令其未能持續空襲加沙。但這些有限的「成就」,也可能在國會選舉後化為烏有。共和黨控制參議院,加上民主黨內鷹派,已有超過三分二參議員希望擱置和伊朗破冰,而和內塔尼亞胡私人交好的共和黨員大舉回朝,這是以色列的好消息,卻是中東各國的噩夢。

共和黨議員是不容易撥出直接開支援助海外盟友的,卻更喜歡實施制裁。近年「共和黨世界觀」的主要內容,就是俄羅斯要重整霸權,所以美俄關係也可能愈趨緊張。俄羅斯在敍利亞戰爭扮演關鍵角色,但麥凱恩一類共和黨元老一直主張出兵敍利亞,清剿「伊斯蘭國」,即使不能成事,也會進一步給予俄羅斯口實。一旦成事,奧巴馬最後的外交政績—— 讓美軍離開中東,也會被推倒重來。他這八年,就彷彿白過。最後,麥凱恩未來兩年恐怕會成為共和黨的「在野國務卿」;打算競選下屆總統的希拉莉也可能以前國務卿身份,成為民主黨的「密室國務卿」。這情況下,要說奧巴馬能在外交有所表現,難以想像。

2014年11月7日星期五

摩納哥王妃與主權的故事

日前,本欄談及剛上映的電影《山本五十六》,有一幕講述這位日本海軍英雄笑說退休後的志願,就是「在蒙地卡羅賭場賺光賭客的錢」,據說他真的這樣表述過。說起來,近年也有關於摩納哥政治的電影《摩納哥王妃》(Grace of Monaco ),對大家研究小國寡民生態頗有啟發。

摩納哥地處法國南部,面積大約2平方公里,是梵蒂岡以外全球最小的主權國家,香港面積是其600倍。這樣的國家得以生存了800年,還要成為富國,一來有中世紀各大國勢力平衡之間緩衝的歷史原因,二來賭場的開發製造了穩定財富,三來避稅天堂身份令其成為全球另類經濟網絡的一員,才得以不斷延續奇蹟。

電影以嫁到摩納哥當王妃的荷里活影后嘉麗絲姬莉(Grace Kelly)為主角,劇情圍繞着今天鮮為人知的「摩納哥危機」。1962年,法國封鎖摩納哥,報復摩納哥大量收容逃稅的法國公民,聲稱如不就範就直接吞併。根據歷史,最後是摩納哥親王妥協,讓法國對摩納哥境內住不夠5年的法國公民,以及有四分一以上業務在境外進行的法國公司直接徵稅,令危機解除。

全球整合利小國生存

不過,根據該電影,則是影后王妃以她的魅力,舉辦了一場紅十字會籌款晚會,讓法國總統戴高樂與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同台出現,通過美國間接施壓讓法國妥協,這自然是劇情需要的人為加工。

不談歷史,單談現實,對法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維持摩納哥的主權,究竟有什麼好處?為什麼不像「中國賭場」澳門那樣實行「一國兩制」?這問題原來不容易解答,因為摩納哥獨特身份能給予法國的,無論獨立與否,都分別有限。但到了歐洲整合成型後,迷你小國的價值,卻有了新的空間。

當大家閱讀歐洲地圖,會發現尚未加入歐盟的國家,除了未能整合的塞爾維亞等國,就是那些微型國家,包括梵蒂岡、摩納哥、聖馬力諾、安道爾及列支敦士登等。她們並非與歐盟國家沒有合作,例如摩納哥就和法國簽訂關稅聯盟,因而使用法國貨幣(現在也就是歐羅)。可是,她們畢竟不直接屬於歐盟,一旦歐盟出現大型危機,理論上卻可獨善其身。當而,這些小國完全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即使歐盟解體,摩納哥也離不開法國。但反過來說,法國卻可以通過存續摩納哥,做一個不加入歐盟的無傷大雅實驗。

值得注意的是,摩納哥的主權原來頗為含糊,直到冷戰結束後的一九九三年,才在法國同意下加入聯合國,成為正式會員。原來摩納哥與法國簽訂條約,規定一旦沒有男性繼承人,國家就自動被法國合併,這條文也在2002年被修訂,法國容許摩納哥沒有繼承人後繼續生存。這些姿態,反映了微型國家在全球一體化的大環境下,反而有了生存空間。

今日歐洲對國界與主權的概念,一百年後又會否成為亞洲的楷模?

2014年11月5日星期三

《山本五十六》的平行時空

電影《山本五十六》上映,這位對香港新一代而言略為陌生的日本二戰海軍英雄,因為充滿宿命的經歷,此時此刻,卻意外地令不少香港觀眾產生共鳴。他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多次參與和西方的談判,本身是親美派,曾公開反對日本侵華,又反對德意日結成「軸心國」三國同盟,深知日本缺乏持久戰的經濟實力,最希望避免的就是和美國作戰,開戰後也主張以戰逼和。但歷史的發展,偏偏出現了一切他不希望出現的場景,而他卻要負責偷襲珍珠港,最後死在戰場。

電影最有趣的觀點,不是山本五十六本人的經歷,而是把日本的戰爭悲劇和「三國同盟」直接聯繫起來。今天事後孔明,實在難以想像為甚麼山本五十六的看法,在當時日本居然人人喊打,因為日本和納粹德國、意大利結盟,實在一點也不化算。今天我們習慣把三國當作二戰的「邪惡軸心」,彷彿「反派」走在一起天經地義,其實,那並不具備歷史必然性。

日本在二戰最缺乏的是資源,但對華戰爭變成消耗戰,不得不加速對東南亞的侵略,一切成了惡性循環。然而與德、意結盟,對這點毫無幫助,兩國沒有任何遠東殖民地可支援日本(除了意大利在天津有一片小租界),也沒有重要戰略物資可供遠東盟友使用。但締結了三國同盟,和美國對敵就變成了早晚問題,因為美國有眾多客觀原因,難以逃避捲入歐洲戰場。不過日本要是獨自在太平洋作戰,不偷襲珍珠港,美國是否願意傾全國之力兩面作戰,卻頗有疑問。

德國和日本結盟前,反而和中國國民政府關係密切,蔣介石的軍隊就是採用德式訓練,請了不少德國顧問,而希特拉對中國也不無好感,反而有點看不起日本。中日開戰後,德國曾嘗試調解,德國不少人對日本侵華十分反感,因為那會破壞他們正打入的潛在龐大市場。另一方面,日本崛起時,一直和英國結盟,山本五十六一類背景的軍人,都接受不了忽然和英美反目,改為和在遠東缺乏根基的德國友好。假如日本在成立滿洲國後不再侵華,和二戰交戰雙方都保持中立,不難完全消化中國東北,成為遠東霸權,戰後和美蘇三分天下。

山本的宿命,正是他的宏觀視野不能為同代人理解,當局者迷,決策日本外交的人都見樹不見林,民族主義的盲目,以及接受資訊的偏差,足以令一切清醒的計算被按下不表。說了這麼多,其實不止是說歷史,就是放諸今日身旁的局勢,能看見宏觀大局的人並不少,可惜在小算盤上過度理想、或過度現實的人,才是社會的主流。始終人的決策機制,只會根據已發生的事和個人經驗來判斷,雖然這些資訊的先天局限不言而喻,但人之不同機器,正在於此。山本的悲哀,何嘗不是我們的悲哀?

2014年11月4日星期二

經濟改善 折射金正恩地位穩

昨天談及何以不少北韓問題專家都不相信媒體對金正恩大權旁落的猜測,除了因為金正恩的人事布局日漸穩固,還基於他們對北韓經濟的觀察。

根據中國學者的資訊,雖然北韓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饑荒的記憶依然深入民心,但金正恩上台後,北韓經濟確實有所改善,一來是農業豐收,二來國內生產技術有一定提升,幾乎達到自給自足,令北韓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些許增長。他們也發現脫北者數目有下降迹象,而北韓那些特區雖未有成功的案例,但畢竟製造了先富起來的一群,有機會到北韓各地考察的研究員,發現那裏與外間想像的一窮二白有很大距離。

借助西方媒體 自信控制局面

過去,外間往往依靠脫北者資訊來觀察北韓,但這「方法論」正受到愈來愈多挑戰。例如一名在北韓住了七年的瑞士商人,就多次出面指證脫北者的種種誇張煽情分享,像駁斥「北韓河水四處有死屍」、「北韓殺死所有先天殘疾嬰兒」等傳言。

隨着外間進入北韓愈趨容易,不少國際非政府組織都正在北韓各地設立據點,當地的神秘面紗也逐步被揭開。無論是他們看不清真正的北韓也好,或者北韓沒有那麼邪惡也好,金正恩確是比父親更懂利用西方媒體,也反映了他控制局面的自信。

北韓人,特別是邊境那一群,其實接觸到不少外間資訊,並非遭絕對洗腦那樣一無所知。這群人受惠於「第二經濟」,有一定海外網絡,甚至能把資產存放在中國的銀行,只要被政權默許存在,就是既得利益者,接觸外間愈多,反而愈能扮演社會穩定器的角色。

面對這樣局面,北京似乎是擔心的。金正恩正在打「去中國影響牌」,反映他與西方直接對話的意欲頗高,而這類動作在北韓國內其實是受歡迎的。例如中朝鴨綠江大橋的正式通車,剛被平壤單方面叫停;中朝邊境也被北韓暫時單方面封閉,理由居然是為了伊波拉「防疫」。

與此同時,金正恩渴求與美國平起平坐溝通的訊息俯拾即是,除了會見美國民間代表及釋放在囚美國人等姿態,新任外長李洙墉參加聯合國大會時,甚至一度嘗試參加美國國務卿克里主持的會議(但不獲准)。只要金正恩達成外交突破,他的政績便有可能超越父親。

說到底,這一波懷疑金正恩大權旁落的新聞,不單來自西方媒體,部分也是中國互聯網加油添醋催生的,有了中國人的參與,又會反過來被西方引用。問題是中國對金正恩多麼不滿也好,目前是沒有可能切割關係的,只能把南韓拉過來,然後嘗試在南北韓之間扮演調解角色,就像美國在以巴衝突之間扮演調停角色一樣,雖不免有所偏袒,但起碼走到相對中立的位置。可以預計,未來關於北韓的小道消息更多會來自中方,而非西方,依靠那些訊息來研判北韓或失諸偏頗。

2014年11月3日星期一

金正恩與他的新貴們

不久前,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缺席公開露面一個月,惹來國際媒體廣泛猜測,甚或懷疑他已被權臣架空,成為傀儡,到復出之時,傳聞仍未平息。筆者剛到南韓參加統一部主辦的「北韓學年會」,來自南韓及世界各地的與會專家當中,卻幾乎無人相信金正恩大權旁落,有關觀點值得參考。

不少局外人認定金正恩撐不下去,源自他整肅姑丈兼顧命大臣張成澤,認定權力鬥爭會隨之而來。不過,研究北韓的專家對那個「顧命大臣制」卻有不同理解。他們認為,大臣接受遺命時,就知道他們唯一責任,便是樹立金正恩絕對權威,而不是像中國封建王朝顧命大臣那樣,真的要在幼主年幼時「輔政」。

換句話說,當那些大臣不知進退,即使金正恩不猜疑,其他小報告也會接踵而來,所以體制上,他們幾乎肯定迅速被削權,要麼像張成澤那樣被賜死,要麼像崔龍海那樣被調整職務,要麼像幾名老人那樣遭架空。某程度上,惟有通過這些行為,再提拔信任的人,金正恩的權力才會鞏固。故此,外間以為北韓權鬥腥風血雨,其實都是按照北韓「國情」的劇本進行,顧命大臣就是用來「立威」,黨內高層心照不宣。

提拔親信 鞏固權力

在金正恩親手提拔的新貴當中,有兩人最值得留意,上述專家認為他們的存在,足以讓金正恩長期不用親自出面,也能穩住局面。第一人是近月在國際外交界頗出風頭的北韓新任外長李洙墉。在北韓體制,外長原來不算在權力核心,因為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有掌管外務的書記,作為外長的上司;而前數任外長都被認為是榮譽職務,反而是副外長姜錫柱及金桂冠等,被認定是實權人物。

但李洙墉可能是例外,因為他是金正恩在瑞士讀書時的北韓駐日內瓦公使,也是金正恩留學時的正式監護人,甚至一度被西方媒體以為是金正恩的「父親」,二人的親密關係,可能更勝真正父子。李洙墉近年擔任張成澤副手,卻完全沒有被牽連,反而升官,而且出任外長後動作積極,數個月內就出訪中東、非洲、東亞、美國與俄羅斯,參與東盟地區論壇及聯合國大會等會議。此等積極性,是北韓過去十多年所未見。李洙墉難得能同時理順北韓外交與金正恩私務,這樣的角色,從前亦不常見。

另一名新貴正是取代崔龍海成為二號人物的黃秉誓,此人也是金正恩家族最信任的人之一,早在擔任一個小科長時,就成為金正恩母親的心腹,不久前取代崔龍海成為北韓人民軍政治局局長,也取代崔龍海「陪伴金正恩視察次數最多」的地位。

通過這些提拔,金正恩對北韓的控制不應有大問題,而黃秉誓到南韓參與亞運閉幕禮,不但不像外間想像那樣反映北韓「變天」,反而是金正恩派親信謀求外交突破的又一波行動而已。

2014年10月31日星期五

香港政制與蘇俄類比更合理?

昨天談及香港作為地方政府,民主化應和哪些國際案例比較,談及的都是西方案例。今天要談另一例子—— 蘇聯或俄羅斯。

提及蘇俄,是因為中國作為單一政體的非民主國家(或「威權政體」或「中國式民主」,反正就那麼回事),境內卻有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實在找不到完全相同的類比,惟有看看蘇聯的往事。有趣的是,蘇聯或俄羅斯都不是單一制國家,蘇聯介乎邦聯與聯邦之間,俄羅斯則是開宗明義的聯邦。

先說蘇聯時代的加盟共和國。理論上,那些共和國的地位十分高,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甚至獨立前就是聯合國創會成員,但當地的領袖是根據地方蘇維埃(即地方議會)「選出來」,不會比現今中國地方人大更民主。若勉強比較,今天中國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可能與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略似,但自主程度更低。

防地方不合作 手法百出

至於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地方編制十分複雜,內部差異眾多,產生地方長官的演化過程繁複,細節未能逐一介紹。與大家相關的是,俄羅斯雖是聯邦,但也擔心地方選出「不和中央合作」的地方首長,具體思維與北京十分接近,處理方法也出現多次反覆。

俄羅斯建國初年,基本上採用委任制,因為承襲了蘇維埃制度,只能「委住先」。但當時俄國百廢待興,十分混亂,地方政府尾大不掉,紛紛改制,中央也在半推半就下接受,不久愈來愈多地方出現了直選制。強硬派卻認為,直選的結果只會令分離主義盛行,除了車臣等著名案例,還有韃靼斯坦等與聯邦政府另行簽約。

普京上台後決心整頓,早期的做法是採取「準委任制」,由總統提名地方行政首長候選人,交由地方直選議會通過或否決。若出現兩次否決,總統有權解散地方議會,並委任代州長。換句話說,在實質操作層面,地方議會基本上只能否決一次,這樣已算是平衡了中央與地方的利益。

到了梅德韋傑夫出任總統,對地方行政進行了一些改革,並為普京接受。二○一二年,莫斯科為在捍衞「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地方行政長官的「民主成分」,對州長產生辦法又作出變革,規定地方議會有議席的政黨,都可向總統提名候選人,民眾也可以自薦方式自我提名(當然要達到一定門檻)。

提名名單送到莫斯科後,卻要交由總統篩選,剩下來的候選人交由全民直選。由於政黨提名候選人前,可與總統進行「協商」,以免真的被篩選掉,浪費了名額,所以在實際操作時,「總統篩選器」很多時候可以備而不用,是為「準直選制」。但對有分離主義危機的地方,俄羅斯每每「勸說」當地改回「準委任制」,筆者在此不贅。

有學界朋友曾把「香港式民主」與北韓或伊朗類比,其實更接近的類比,應是上述俄國地方政府,至於是否合理,則見仁見智。值得一提,這樣重要的問題,牽涉根本政體,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都沒終極決定,確實出人意表。「集權國家的民主地方」,邏輯上本來就奇怪,究竟結局是喜還是悲,大家很快就知道。

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

香港政制應和哪個地方比較?

香港政制發展爭議的關鍵問題,其實並非在於什麼是民主的「國際標準」本身,而是香港究竟應和哪些國際案例比較。要說主權國家民主化的國際標準,大家確實可以從聯合國、國際法或民主化理論等找到不少基準。根據那些基準,目前人大給予香港的方案自然不達標,這是無可爭議的。

不過,問題不在這裏。「比較政治學」的前設,就是要被比較的對象具有可比性。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始終不能與主權國家直接比較,若要比較,就得找不同國家的地方政體。

四種模式供參考

問題又來了,世界有沒有地方政體民主化的國際標準?似乎不易找到答案,因為根據歷史案例,要麼是整個國家民主化後再制定地方選舉辦法,要麼由一個不滿中央集權的地方爭取獨立。像香港這種「一國兩制」,而要地方政府爭取和中央政府完全不同的民主化制度,例子實在不多。那香港應拿來與什麼地方比較?以下是不同可能性,就看大家認為哪個切入點最合適。

一、民主單一制國家的地方政體,例如英國治下的蘇格蘭。雖然英國實行民主制,但與中國同樣是單一制國家,蘇格蘭地方議會是由中央授權的,沒有經過修憲,理論上,權力隨時可被收回。蘇格蘭地方首長是民選的,沒有篩選,但地方政府權力相對不及香港,例如在涉外經貿層面的自主權,香港其實相當高。

二、民主聯邦制國家的地方政體,例如美國的一個州。美國州長也是民選的,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如何分權,是美國憲法的最重要內容之一。雖然有西方學者把一國兩制演繹為「中國聯邦制」,但遭北京嚴詞否定,因為北京強調香港沒有剩餘權力,也強調特首與州長不同。

三、西方國家的特別行政區,例如美國首都華盛頓所在的哥倫比亞特區。這是十分有趣的案例,由於該特區管理着首都,美國一直不希望它有過高的地方權力,以免出現「地方政府騎劫首都」的情況,像日本的「東京都知事騎劫首都」那樣。哥倫比亞特區一直由總統直接委任地方首長,直到一九七四年才改為直選,但權限較其他州份少得多。

四、殖民地或自治領,從前一般殖民地都是宗主國委派總督,近年不少殖民地變成自治領,都由形式上的委派總督管治,實權則在民選總理。假如香港由北京委任特首,但政務司則直選產生,這就類似上述框架。

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

與的士司機討論「外國勢力」

日前晚上坐的士途中,因早前做了一個電視台訪問,司機先生認得筆者是誰,就全程熱心分享對「美國操控佔中」的看法,包括:聯繫到南海形勢、越戰教訓、中美氣運及日本右翼等,整套框架自成邏輯。

司機十分友善而出口成文,似非等閒之輩。他的觀點是這樣的,美國支持「佔中」:因為要和中國在東海與南海競爭,以及捍衞日本這盟友的相對實力,只要讓香港群眾不撤退,迫出解放軍,西方就有制裁中國的藉口,也能迫中國的亞太鄰國表態,屆時便可重新孤立中國云云。

這類陰謀論在互聯網十分流行,但是問到直接證據,通常只有捕風捉影,對講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人,自不容易認同。

反證沒用與之共存

然而,不少朋友因為不相信「外國勢力論」,就低估「理論」在普羅大眾當中的感染力,這可說是「離地」的偏見,也是「精英」的偏見。

該司機的說法,假定「國際上誰得益,就是誰策劃」(何謂「得益」當然按其演繹),正是不少(特別是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的思考模式,因為他們相信:要在國際關係找出白紙黑字的證據從來不易,但只要符合國際關係整體形勢便足夠。故此,選擇信的群眾不會因「沒明顯證據」或「證據薄弱」而不信。

撫心自問,閣下是否相信「美國為了石油打伊拉克」,有沒有看過證據?假如答案分別是「相信」和「沒有」,就明白國際關係「Grand Narrative」的威力了。

這類論述是否中國才出現的?

當然不是,例如伊斯蘭國(IS)興起後,伊朗由最高領袖到超市售貨員,都深信這是美國製造的陰謀,目標是弱化伊朗的地區實力,因為伊斯蘭國的頭號攻擊目標是什葉派。

雖然這類陰謀沒有證據,伊朗更可能反過來通過危機加強區域影響力,但「什葉派伊拉克被攻擊」,就足以成為伊朗人心目中「國際上誰得益,就是誰策劃」的理論基礎。類似陰謀論,一直在中東層出不窮。

那是否在西方就沒有這類論述?當然更不是。

冷戰初年,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盛行,當時的「外國勢力論」,就是認為凡是思想左傾的人都可能是「共諜」,假定大量人收了蘇聯或中國共產黨經費,以顛覆美國為目的,瓜田李下牽涉的精英極多,可說是全民瘋狂的時代。

到了最後,純粹是因為打擊面過大,才讓悲劇終結。但即使今天的美國選民,也有不少依然相信這類Grand Narrative,特別是針對穆斯林,就有種種奇怪的陰謀論流傳。

要破解群眾的Grand Narrative,提出反證是沒有用的,批評民族主義也是沒有用的,只能做「Counter-Construction」,否則永不能「落地」。

問題是,能夠這樣做的人不會是學者,只能是沒有道德包袱的政客,這過程十分漫長,也不是朝夕的事,而且同樣會造成社會撕裂。

若果不能破解,就只能嘗試與之共存,逐步推廣國際關係教育,這正是筆者在做的事。

2014年10月28日星期二

如何以政治科學規範,閱讀甘地沒說的話,與「佔中」的宿命

香港「雨傘運動」發展至今,身旁朋友雖然意見分歧,但除了雙方最堅定的群眾、也就是最理想化和最現實化的兩群朋友外,主流社會一般有兩個共識:對學生的熱情十分感動,對運動不知如何終結十分擔憂。筆者深信,這次學生運動顯示的無窮生機令人欣喜,但當我們參考國際「公民抗命」案例,卻不得不指出催生「雨傘運動」的源頭「佔領中環」,因為下述先天設計問題,只要目標不能達成,就是一個比其他案例更難有退場機制的運動;即使最終和平散去,下一波也會接踵而來;加上其對立面偏好「群眾鬥群眾」,連鎖效應斷不會短期內停止,可能會對香港社會文化帶來根本改變。一年前,筆者曾在《明報》撰文分析「佔中」的「公民抗命」手法,和組織者常比較的甘地、馬丁路德金等的有何差異,那不是為了虛無縹緲的學術論爭,也不是為了政治表述,而是純粹以已知框架沙盤推演「佔中」特定方式的可能後果,與及相關手法如何在普羅大眾當中、而不是理想主義者當中被理解。到了今天,運動到了膠著階段,我們把一年前那框架說得再透切點,並把「佔中」對立面放在同一框架內,或能讓各方更客觀地前瞻。

Satyagraha:為甚麼甘地堅持挑戰鹽稅,只能通過造私鹽?

「佔中」組織者筆者都認識,兩位教授都是良師益友,「公民抗命」的理念亦令人嚮往,作為渴求民主的人,筆者對他們的使命感深感尊敬。問題是,國際關係的源頭「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是講求規範(constraints)的學科,探討的不止是理念,還有如何規範不同管治模式、政府施政、公民社會、民間運動。在「公民抗命」模式當中,本有較能避免不可測性或失控的規範,然而「佔中」框架似乎不在此列。目前出現的種種情況,無論正面、負面的,都和倡導者年前的願景大相徑庭。

甘地的「公民抗命」理論以「Satyagraha」(中譯「真理堅固」)為指導思想,雖然終極目標是從英國手中爭取印度獨立,但一直明白在策略層面,必須先天設限,即使進行「公民抗命」,也不能挑戰所有法律。甘地的規範,就是針對他認為不公義的法律,進行針對這一條法律的直接挑戰:例如以製造私鹽來違反鹽稅法,以挑戰當時的鹽稅。他的「真理堅固」有三個原則:(1)盡力避免挑戰無關的法律,並要自願遵守其他所有法律;(2)即使其他法律可能帶來不便,也要容忍,以免給政府「破壞法治」的口實;(3)要有生命財產受損、親友被報復的準備,不向當局報仇。受甘地影響的馬丁路德金,通過挑戰保護種族隔離的法律,爭取改變種族隔離法律,基本上屬同一類型。但「佔中」要爭取的目標(民主制度),和選擇挑戰的法律(佔領中環馬路),兩者則沒有直接關係:這不是「佔中」原創,個別海外運動也有這類前科,不過其對手並非北京這類政權,不贅,因為在抗爭者眼中,只要理念「正義」,一切就是有「間接」關係的「正當性」行為,然後就應該義無反顧去做,這是理想主義的邏輯。問題是,兩者彷彿微不足道的差別,為甚麼會容易帶來截然不同的後果?我們可從三個角度分析之。

當挑戰的法律,和爭取改變的制度沒有correlation……

第一,當「佔中」挑戰的法律,和爭取的目標之間,兩者不構成線性關係,基本上,任何法律都可以通過「公民抗命爭民主」的口號被挑戰;就算加入「愛與和平」作規範,範圍還是很廣。那代表甚麼?須知「政治科學」從來都是「劃線」的學科,假如像甘地那樣,爭取廢除鹽稅、就是通過挑戰鹽稅來爭取,抗爭的範圍,就局限在這條單一法律之內;就是過程產生任何衝突,也屬可控範圍。這就是甘地為了維持控制而劃的「線」。有朋友戲言,遊行與爭民主也沒有因果關係,但「公民抗命」不同合法的純粹表達訴求,通過怎麼樣創意的形式都可以:當抗爭者要公然挑戰法律,就是要求參與者打破他們信服的規範(法律),於是目的和手法的因果關係(新規範能否被建構),會是社會大眾是否願意(長期)支持的重要考慮點。

「佔中」卻沒有劃下有真正規範作用的安全線,因為以「佔領馬路」來「爭取民主」這挑戰法律的選項(variable),本來就是略帶隨機性的,也可以是「佔領西環」、「佔領公園」、「違例泊車」,反正之間都沒有correlation。這樣一來,運動要麼無人理會,要麼就極難終結,因為參與者即使離開這一條馬路,無論怎樣挑戰其他法律,只要說是「公民抗命」,就可以說是「沒有」違背本來的劇本──此例一開,一般群眾還是會等待「領導」的,但自然也有激進派朋友問:那麼「佔領警署」、「佔領鐵路」、「佔領機場」,可不可以?又或「劫富濟貧」是否「愛與和平」?

假如「佔領機場」真的出現,「佔中」發起人自然明白那會引起怎樣的影響,但由於「佔中」和「民主」本身的correlation含混不清,就算他們勸激進群眾不要「佔機場」,也失去說服力,退場就難乎其難。由於「佔中」沒有理順這些問題,其理念不一定能令政府開竅,其形式卻肯定令群眾開了竅,恐怕日後不同規模的「佔領」,乃至其他形式的挑戰法律,將層出不窮,但只要手法不得宜,崇高的理念,也總有民情大反彈的危機。然則哪一條是紅線?運動提倡者,始終有責任分享。

犧牲B的權益爭取A的目標 -> 犧牲C的權益爭取B的目標……

第二,在甘地的框架,其「公民抗命」會影響的既得利益,基本上就是那條被挑戰的法例(食鹽專營法)涵蓋範圍內的人,無論社會多麼支持或反對,也是有一條線劃了出來的:因為甘地挑戰鹽稅而被影響的人,大多是支持鹽稅的既得利益者;而支持美國種族隔離巴士的人,也大多是馬丁路德金要挑戰的對象。換句話說,上述抗爭者(「A」)希望他們的理想,通過挑戰賦予既得利益者(「B」)利益的法例來達成,受影響的「B」,會局限在那法例的範圍內。

但「佔中」影響的群眾(「B」),例如司機、商戶、乃至上班族等,無論支持民主與否,基本上,都是沒有因果關係地被捲入。這也開了一個先例,就是通過犧牲「B」的權益,來爭取「A」的理想,但聯繫「A」和「B」的,卻沒有定律可言。

那又有什麼問題?問題是,「佔中」解釋不了以上correlation,沒有單一法例的範圍束綁,利益受損的「B」集團,卻也可以反過來,聲稱「不滿人大方案太民主」或「不滿未23條未立法」是他們的「理念」,通過違法其他法律、例如佔領另一條馬路來「公民抗命」,而不惜犧牲另一些人(「C」)的利益,甚或報復性的針對「A」的利益。再進一步,「佔中」給予「反佔中」人士動員機會,但「反佔中」人士卻不一定等於「反民主」,「反反佔中」也不一定等於「支持民主」,動員範圍就會「A」->「B」->「C」->「D」那樣無限擴張,繼而令整個社會捲進去。

當然,理想主義的朋友肯定會在理念層面予以譴責,強調「我們的理想是更崇高的價值」、對方爭取的「不是價值」,自己的理念才具有「正當性」,或以哲學層面解釋為對方不能算「抗命」,這些,我們絕對可以在草坪上的tutorial詳細討論。但到了法庭,「佔領馬路A爭民主」和「佔領馬路B反民主」,性質卻是一樣的。一方強調自己理想的崇高,另一方強調先照顧民生的神聖,這種對話,從來是無結果的,仇恨只會相互升溫,二元對立,就是這樣形成的。此所以甘地才希望以事前劃線的方式,儘量避免這對立出現。但先例一開,擅長「群眾鬥群眾」的政權,自然會好好利用這缺口。我們當然希望「激進建制派」自我制約,這是理想;但他們會不會,遺憾地,卻是我們不能控制的現實。

甘地如何規範衝突:理想背後,對執法者的計算

第三,甘地不斷強調非暴力、「愛與和平」,除了希望造成道德感召,也是現實主義的考量,希望在政治科學層面劃第三條線:以德報怨,不報復,乃至要求法庭重判。這是因為他知道抗命過程必然遇到政權鎮壓,鎮壓過程無論多文明,都肯定帶來仇恨,唯有局限在那條法例內的執法衝突,焦點才不會轉移到那些衝突本身;唯有通過突顯己方道德,才能突顯對方的不公義,以促使對方陣營受良心感召而投誠,達到最終瓦解敵我二元對立的目標。但一旦運動像「佔中」設定,延伸到爭取對象以外的法律,執法者和「抗命者」的衝突,就不再圍繞那條法律而進行,而容易變成純粹的警民衝突;運動對部分激進朋友而言,也變成以衝突來維繫基本momentum。

這樣一來,容易有三個後果:(1)運動原來的理想被局部混淆,單是支持理念的群眾,有些會覺得運動逐漸變質;(2)群眾產生了對執法人員的仇恨後,難免作出個別挑釁,哪怕暴力比例是多麼低,運動也容易失民心,因為輿論只會簡單的批評「混亂」;(3)把目標聚焦在執法者,只會反過來增強執法者的團隊意識、團結了對方陣營,敵我只會更分明,和甘地感召對方投誠、把對方引導過來的目標,恰恰背道而馳。而種種針對警方、支持警方的「運動」,就這樣產生了。

一種逃避,取代另一種逃避

「公民抗命」的理念十分崇高,也是很有力的武器,必須認真研究其出現的深層次背景,不應被簡單以「破壞法治」批評之,因為那只是一種逃避。但正因為其有力,足以改變社會文化規範,更需要十分完善的策略設計,也應事前沙盤推演對立面的反應,同樣不應以理念掩蓋操作問題,或自居公義而把一切其他意見都歸類為邪惡,因為那是另一種逃避。政治科學著重governance,不能空有理想,而活在烏托邦當中,必須結合種種現實,建構不同規範,才能對社會有進一步的貢獻。

甘地、馬丁路德金等在理性主義的外衣之下,都有現實主義的頭腦,不斷為運動可能出現的種種不可測性防微杜漸,特別是儘量把打擊面局限,避免衝擊過多的社會規範和共識,那樣群眾才可放心支持。香港沒有完全民主,但過去數十年一直享有自由、人權、法治,其實是基於政府和群眾,在1967年暴動後逐漸建立、1970年代逐步落實的規範共識:政府放棄威權統治,不同立場的民眾雖然會針對單一法律或制度抗爭,但一般不以衝擊其他法律作政治運動,而大家都默許現狀持續下去,對「穩定」甚至產生宗教式的依戀,於是我們住在香港,都有安全的感覺。

「後一四共識」取代「後六七共識」?

一個地方是否穩定,不是任何單一「理論框架」能解釋的:現實主義者強調執法者的權威,理想主義者強調法律背後公義理念的神聖,建構主義者強調社會意識規範,三者缺一不可。但社會意識並非單由法律或執法者建構的,而是建基於社會文化,一方改變了(無論是政府還是群眾),而期望另一方單純的退讓、而不改變,明顯是不現實的。客觀上,由於種種設計問題、加上連串意外發展,「佔中」的劇本、另一方對「佔中」的回應,已共同解除了「後六七共識」:一方面,立場對立的群眾無論是抗爭者也好、「反抗爭者」也好,都被釋放了通過挑戰(任何一條)法律、而爭取其(自己表述的)理念的禁忌,縱然有「愛與和平」的規範,但雙方其他激進行動者挑戰法律的潛能,還是被相繼釋放。另一方面,本身已傾向以二元對立方式運作的這屆政府,則通過確立行政機關的團隊意識,釋放了「公務員、執法者沒有自身動機、不應成為持份者」的底線,並以之鞏固整個行政團隊的劃一,執法者的重要性尤其大增,威權政體的色彩越來越濃。建制強硬派更希望上述情況令北京根本改變對港政策,即所謂「根本性解決香港問題」;另一方強硬派,則開始提出「直接行動」,同樣以改變「一國兩制」為目的。

這些情況下,無論這波運動如何終結、如何善後,最終成功爭取了多、還是少,舊共識都已面臨瓦解。目前正是後續互動階段,運動如何演化,將直接影響「後一四共識」。但這個「新共識」究竟通過什麼樣的方式橫空出世?內容又究竟是什麼?筆者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局外人,對香港政治沒有了解,思考模式難免偏頗,衷心希望,一切只是過慮。不過思前想後,還是難不憂心。

沈旭暉 Bloomberg商業週刊

若黃之鋒獲二零一五年諾貝爾和平獎

先旨聲明,這是平行時空,但確有美國媒體提出黃之鋒應獲諾貝爾和平獎,以嘉許他促進中國境內城市(即香港)的政治自由。在馬拉拉獲獎後,黃之鋒明年被提名絕不出奇。

這裏不討論給黃之鋒提名的理據,也不討論他在香港群眾運動是否擔當最重要領袖角色。在國際關係角度,大家只問一個問題:假如他獲獎成為事實,對國際局勢和香港會有怎樣影響?

首先,中國自然會演繹為「外國勢力」搞亂中國的陰謀,強硬派會開始把黃之鋒與同獲和平獎的劉曉波相提並論,也會認為是美國人有系統的造神運動,通過《時代雜誌》及諾貝爾獎等不同平台,對一個青年加持,把他塑造為打倒「歌利亞的大衞」,目的自然是通過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云云。

自此,黃之鋒便不能迴避對內地民運表態,因「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群」本身就是一個社交網絡,不少其他得主在聲援劉曉波,若來自中國香港的得主反而沉默,那自然有違西方潛規則。但如果正式把香港學運和內地民運連成一氣,那卻或是死亡之吻,一來香港群眾無論是憂慮刺激北京的溫和派,還是主張中國事務和香港無關的本土派,兩者都未必同意;二來北京的打壓只會更嚴厲。

獲諾獎的香港人,就是屆時全球最著名的香港人,日後無論香港發生什麼事,由政治、經濟到民生,相信媒體都會訪問「諾貝爾獎得主黃之鋒」。這樣的身份,必然強化國際社會的香港身份認同,這對爭取關注而言是好事,但在西方媒體處理下,或令香港得到類似西藏、新疆及台灣的「異見中國」位置。屆時如何表態與這些地方的關係,支持哪個不支持哪個,「香港代表」是否加入那批十分複雜的海外民運組織、海外人權組織及海外民主組織等,即使不理北京,本身也十分麻煩,因那些圈子滿天神佛,幾乎每步都是陷阱。

處理不慎 弊多於利

在個人層面,獲獎後的黃之鋒,出國讀書機會應大增,但會有什麼後果?馬拉拉在英國讀書後,被不少本國人批評為愈來愈「離地」,演講內容反而沒有了自身,但這是爭取國際資本的必經之路,因在英國認識的國際人脈,不是在巴基斯坦可比。不過,有類似人脈的香港精英不少,黃之鋒一旦到美國讀書,會否反而失去原來本土獨特性?這都是值得思考的。

故此,一旦黃之鋒獲諾貝爾和平獎,只要處理不慎,對香港民主運動卻不一定利多於弊。從陰謀論角度,要是北京真的希望改變對港政策,卻不妨默許提名黃之鋒以「引蛇出洞」,這符合鬥爭主義的戰略。他獲獎的最明智回應,也許是拒絕獎項,那篇演辭定必名流千古,既能向各方釋出善意,避開諸般表態,亦能以拒絕個人榮譽為名,鼓舞其他香港戰友,而且他依然擁有「得獎人」身份,可在適當時間使用。

奧巴馬獲獎那年,其實就好應該拒絕領獎,而歷史上唯一拒絕諾貝爾和平獎的,是一九七三年與基辛格共同獲獎的越南外交官黎德壽,那可能保住了他的政治生命。當然,一切只是平行時空,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2014年10月27日星期一

雨傘「革命」:Lost in Translation

香港群眾運動爆發後,西方媒體稱為「雨傘革命」,親北京評論員立刻以此論證運動為「顏色革命」一部分,乃至是示威群眾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北京敏感的思維,自不教人意外,但若我們一見「Revolution」一字即上綱上線,卻教人遺憾。

在中國政治的語境,「革命」代表改朝換代,自然「不是請客吃飯」,除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沒有一場運動會輕易以「革命」為名,官方學者也不會輕易使用這詞。

但在西方文化,「革命」不一定指政體改變,就是體制內的全新風氣,也可以具「革命性」。以去年逝世的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為例,英國眾多崇拜她的學者和評論員都使用「戴卓爾革命」一詞。

中西語境不同 不宜上綱上線

她當然沒有改變任何政體,卻引進了和七十年代截然不同的經濟思維,影響深遠,在這個層面,已是「Revolution」。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沒有打算推翻美國政府,但也多次說要搞「革命」--「價值觀革命」,說「一場真正的價值觀革命會很快讓我們質疑過去和現在政策的公平和公義」。

換言之,「Revolution」在西方語境,是個被濫用的名詞,而且不具和中文同等程度的政治敏感性。媒體編輯看見一堆群眾聚在一起,就會條件反射使用「Revolution」。例如,科威特人二○○五年爭取婦女投票權的群眾運動,最後政府也同意群眾訴求,有關互動毫無推翻體制的元素,但還是被西方媒體稱為「藍色革命」,然後再「被成為」顏色革命的一環。

西方媒體的所謂「Umbrella Revolution」,原來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畢竟相關報道沒有任何關於香港人要「改變體制」的內容,反而強調,如何處理運動,代表了中國體制的管理模式,認為香港群眾為了理想走上街頭,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之內,已具相當「革命性」。

過去數年,不少內地研究都在推敲香港出現「顏色革命」的可能,這些報告的前設、後設,筆者看過不少。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外國勢力」自然是永恒的 存在,有證據證明受外國政府直接影響的機構,在香港也是不受歡迎的;但若要捕風捉影,在香港這樣的國際城市,幾乎任何人都可以上綱上線成為特務。

例如,有說黃絲帶是刻意效法一九八六年菲律賓的「黃色革命」,那藍絲帶是否效法科威特的「藍色革命」?那些紫絲帶的網友又是否要效法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假如因為西方媒體使用「Revolution」,就把香港目前的運動定性為勾結外國勢力的「革命」,那金正恩支持蘇格蘭獨立,蘇格蘭人又是否勾結了北韓?在一個紛亂的環境,有國際視野的朋友,更應保持平和的心境,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自然會得到不同立場朋友認同。

2014年10月19日星期日

不中聽的話(續集)之聽不懂的話: 「夢之行者」──如何以國際關係建構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日前本欄談及如何以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Realism)框架閱讀「佔領中環」,不少朋友表示讀後抑鬱,另一些朋友則希望以理想主義回應。然而,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對話,從來是錯位的,越是抽絲剝繭,只會越加抑鬱。那可以怎辦?怎麼理順這兩極思維?我一直相信,答案,唯有歸諸兩大門派之外的「建構主義」一途。但未談它之前,這裡先舉出十個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問答,讓大家抑鬱到極點,才能明白出路的重要:

(1)理想主義Vs現實主義的錯體對話

問題一:「佔領中環」和「北京讓步」兩件事的邏輯關連在哪裏?佔領行動應該儘量和平,以爭取中間派同情,還是儘量勇武,以增加管治成本?兩者同步出現,效果會否對沖?
答案一:這是大是大非,假如不爭取,就永遠沒有希望,所以我們必須爭取。

問題二:我一年前的文章說過,甘地的公民抗命以「Satyagraha」為指導哲學,言明其「公民抗命」挑戰對象,就是要改變的那條法律,例如反抗不合理的鹽稅,就自製食鹽,但同時堅持「完全信服於國家所有其他法律」,以免和被挑戰那條法律無關的人受影響,也避免反對者依樣葫蘆(通過違反不相干的法律達到另一理念),才能達到更大目標。「佔中」爭取民主,而挑戰和民主無關的法律(道路使用),兩者之間沒有直線關係,那邏輯上,還有哪些法律可挑戰,哪些不可?
答案二:公民抗命是公民的最後武器,在一個不公義的社會,不應順從獨裁者的惡法。

問題三:承接(二),由於「佔中」挑戰的法律和民主本身無關,假如有受影響的商戶毫不認同民主,那是否等於有理想的人,懲罰了反對其理想的人?根據同一邏輯,假如有人以「不認同真普選」為「理想」,通過佔領公共空間表達,令支持「真普選」的企業受影響,又能否自稱「公民抗命」?
答案三:歷史上,民主必須爭取得來,不認同民主的只有奴隸。

問題四:「佔中」短期造成民生影響,大家應可諒解,但持續多久,社會會傾向不諒解?
答案四:我為全香港站出來,假如連一點犧牲也不願意付出,就不配享有民主。

問題五:假如「佔中」提出的目標不能即時達成,行動要持續多久,有沒有exit plan,還是不達目標永遠繼續?像提出「無限期罷課」後,學生已95%復課,行動應否正式取消?
答案五:放棄運動就是出賣理想,不要嘗試勸降,問這問題就是維穩。

問題六:假如有其他運動以爭普選為目標,例如「佔領西環」,會否參加?或有人呼籲在天安門廣場高呼「打倒共產黨」爭普選,會參加嗎?應怎樣考慮成功率、底線和安全的基準?
答案六:歷史只有有勇氣的人能改變,沉默永遠都是懦夫。

問題七:一個國家爭取民主成功,有先例;一個地方爭取獨立成功,有先例。但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內的地方,爭取與集權制完全相反的民主,歷史上有哪些成功先例?策略應怎樣因應改變,而增加成功機會?
答案七:孫中山搞革命也不是一次成功的。

問題八:不少運動都是長時間才成功的,組織者數十年間不斷調整策略。香港的運動又應如何控制「收」和「放」?
答案八:寧願好死,不願苟活。

問題九:有沒有可能認同學運,而不認同「佔中」?有沒有可能認同「佔中」,而不認同「佔旺」?
答案九:光明與黑暗之間,沒有中立的空間。

問題十:爭取理想的行為制約在哪裏?
答案十:在大是大非面前還要計算,那是出賣靈魂。
........................

(2)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二元陷阱

類似問題可以一直問下去,答案也只會一直滾動下去,就會變成周星馳電影的對白,答「誓不罷休」、「反清復明」和「阿彌陀佛」,其實沒有分別。我自然明白,理想主義的朋友假如堅持到這裏(已很不容易),定必義憤填膺,繼而對動機大加質疑,這種情緒,我完全理解。然而,如何理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鴻溝,不止是一個運動的問題,也是人生的問題。假如「理想」和「現實」的二元選擇(binary choices)延續下去,只會產生兩種反應:處於兩極意識形態的朋友,對相信的理想越來越投入,草木皆兵,逐漸失去任何現實的制約,變得在社會邊緣化,即使德高望重如小思老師病榻中擱筆的一句肺腑之言「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會被批鬥為「維穩」(理想主義無限制的極致,就是赤柬)。另一些朋友面對現實的無力後變得犬儒,甚麼社會事務也不再理會,只顧埋首賺錢,也不相信任何進步是可能,並對非黑即白的社會無限厭倦(現實主義無限制的極致,就是暴秦)。

不幸的是,似乎這二元選擇,正是香港未來的寫照。這個漩渦,正把所有人都捲進去消耗掉,像一位文化界朋友所言,令人想到日本恐怖小說作家伊藤潤二的《漩渦》(那是相當恐怖的小說)。但就是這漩渦出現前,這問題早就存在:回到香港這些年,我見證著原來打算當公務員的學生,變成不願與舊朋友溝通、不願投身工作的激進派;也見證著原來理想無限的熱血青年,畢業後三年成為每日只顧跑單的保險經紀。而我從不認為理想和現實二選一的思考方式,是我們的應有選擇,一直相信在偏重理想和偏重現實的學科之間,應有合理融和,才能互相制約。一次運動的熱情,若釋出上述兩極效應,本身就是悲劇。那對追求民主的我們而言,可以怎辦?

舉凡我們遇到任何二元抉擇,例如「佔中」支持者認為是否支持佔中是正邪之爭,梁振英說守法與違法之間沒有灰色地帶,兩極思維把「警察」和「群眾」變成二元選擇,我們必須思考:那真是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擇麼?社會,從不是那樣建構的。這不是盲目和稀泥,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框架,開拓另類規劃──此所以我有我的信念,但思考方式是現實主義的,卻很少以現實主義的手法處理問題,處事作風從來是建構主義的。所謂「建構主義」,主張秩序並非完全由制度和結構組成,也不是理想足以打破,而是通過人為建構的規範、話語、觀念、文化,內化為社會制約(constraints),再逐步改變。此所以理想和現實都打敗不了蘇聯,蘇聯卻接受了「共同安全」的規範,才逐步在無聲中改變。這套理論沒有絕對統一的內容,也有眾多不同流派,一些偏向理想,另一些偏向現實;一些有主觀意願把自己作為改變的行動體(agent),另一些則沒有。按這些基準,以「佔中」衍生的「雨傘運動」為案例,我們可歸納出四種建構主義者如下:

(3)四種建構主義者: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潛夢者

第一種:「築夢者」

「築夢者」和「做夢者」是不同的,他們承認現實制度的局限,也會正視、研究局限在哪裏,沒有必須達到立刻變革的即時期望。這不是因為要妥協,而是認為「改變」的對象不單是制度,也是社會規範,而改變了社會規範,制度將來的改變就有了基礎。我的老師關信基教授,大概是這類偏向理想的建構主義者,相信個體的主觀意願能改變規範,他在上月的義教第一課說:「路徑也許崎嶇,不過歷史告訴我們,不少的政治制度被社會實踐改造或推翻」,並以今日歐洲整合的身份認同,取代歷史上的世仇關係為訓勉。放在「雨傘運動」,參加者的訴求無論能否達到,他們都在努力建構一個社會價值:「普世價值高於一切」,而在運動支持者當中,這價值很可能成為對其日後數十年行為的規範。雖然香港從沒有完全民主,但「爭取民主這普世價值」的規範,卻已延伸到對自由、人權、法治等「香港核心價值」的堅守,令傳媒、教育、學術、法律界等早已被保守派明言要「改造」的範疇,一律高度警戒。當然,這規範如何應用於香港社會大多數人、會被北京怎樣研判,則是另一回事。

第二種:「僭夢者」

他們也相信主觀的努力能建立社會新規範、新潛規則,並相信這類規範能獨立生存於正式制度之外。但他們雖然也認同運動的理念,卻同時在運動發起人的理想之上,再行建構自己追求的規範,是為「夢之僭建」。例如我有一位社會學博士朋友,極其忘我地投入在運動中,聲稱要「橫掃一切左右膠」,但完全明白現實世界的底線在哪裏。問他究竟在追求甚麼,他這樣說:「我問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老師,每次他有不同答案。一次是,『啤牌一定有joker』。另一次是:『一副牌你以爲好正,其實最後才知道開局玩什麽。』」而我們知道,日本過去數十年的群眾運動,基本上都是在運動中重構身份。

換句話說,這位朋友相信權力、利益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就算未至於麥玲玲所說的「信則有、不信則無」,重點是任何權力與利益,都需要透過文化、理念去爭取合法性,才能穩固成恒久的制度。他認為東亞理解民主的起源一直偏重西方民主,其實是一個錯誤。反而旺角出現的群眾氣氛,結合了完全無序的狀態,只要同時贏得型男索女和師奶的人心,就能取代傳統精英模式。所以他希望建構的規範,是通過「擴張現實」、「騎劫現實」,催生一種適用未來香港的「非精英民主」文化,並將之逐步發揚光大,根本不求這次運動達到官方目標。唯有用這框架,我們才能解釋何以黃夏蕙、麥玲玲、關公相繼出現在旺角,不明白的精英也許永遠也不明白,正如他們始終不明白何以我一直視兩位為女神,因為,這也是一種規範和身份認同。

第三種:「行夢者」

他們參與運動,基本上認同理念,覺得「自己總要做點事」,但沒有建構價值的主觀動機,也沒有必須達到目標的決心,不少被催淚彈、社團一類原因激發出來的朋友,都屬於這類。但畢竟走了出來,就是具體行動,行動結合在一起,無論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都會建構一些新規範出來。就像法國學生1968年的學生運動,具體訴求是甚麼反而不重要,大家卻都記得那是一個時代的胎記,左翼偶像在那次學運空群而出,思潮影響了一代精英青年(能否深化到中下層則是另一回事),甚至塑造了歐洲青年的身份認同。這次「雨傘運動」的世代色彩極度鮮明,肯定會成為新世代不能磨滅的烙印,像「去領袖化」一類概念,無論是否認同,都已深入民心。

為甚麼新一代有這樣的情緒?須知中國共產黨在內地管治(相對)奏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令主流社會認定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持份者」,不希望出現不可測的改變。他們有這種感覺,一來是對比於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狀態,二來是對比於從前的社會自由度,三來被灌輸民族主義,四來精英的上向流動機會不少,五來根據官方遊戲規則,他們並非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在香港,卻恰恰相反:新一代的經濟條件比不上上一代,從小享受的自由被慢慢拉緊,熟悉的本土文化急速消逝,上向流動機會有限,而且根據官方遊戲規則(例如立法會、諮詢委員會等),幾乎沒有勝利過。這反映他們有強烈的不被當權者、上一代(包括上一代反對派領袖)理解的苦悶,覺得回歸後令他們「去持份者化」,不是單純的「獅子山下精神」可破解。這次運動,遂變成一代人的身份認同。這種建構模式很多時候是很subtle的,例如我從未在校園看過認真的垃圾分類,居然在運動中成功了,似乎青年把最美善一面表現的潛意識,還包括構建一種「非中國自由行」身份認同。「雨傘身份認同」出現在亂世,令香港未來十年可能孕育出類似威瑪德國文化、19世紀末法國文化一類盛宴,肯定會造成政治、社會各層面的骨牌效應。不過效應有時不一定如運動者所想,正如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去到極致,反而催生左派厭倦極左派,而變成「新保守主義者」;不少天安門事件的當事人遇上理想的挫折,也變得極度功利。但那圖騰的存在,當無異議。

第四種:「潛夢者」

這一種比較抽象,我們可以鐵幕倒塌後的捷克國父哈維爾來解釋。哈維爾一方面說過「極權政府底下,每一個沉默的人都是幫兇」一類理想主義者常常背誦的話,但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勸群眾即時搞革命、時刻叫人表態,他的格言「活在生活之中」(living in truth)認為,「真實」、而不是不成熟時大規模抗爭,才是最好的反抗,甚至認為「別和掌權者爭辯,甚至不應該把說真話當成最重要的,儘管置身在以謊言為基礎的政權之中,說真話很重要」(參見Tony Judt,《歐洲戰後六十年》)。他自然不是教導群眾順從謊言,只是認為在「後極權時代」,只要教導人民實現生活的基本權利,「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不必直接挑戰政權,政權也就不能控制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是為「無權力者的權力」。

事實上,哈維爾的做法,是在共產捷克建立「規範」,希望令大眾、包括建制內的開明派,都受這些「真實規範」行事。但平日不必和政權抗衡,因為「這個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自己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

不少朋友不相信「佔中」本身能達到爭取民主的目的,而沒有參加運動,但其實也在「廣義地參加運動」,因為他們的價值、和運動建構的價值產生了互通、再而相互充權,這些朋友每天也「活在(他們認知的)真實之中」。表面上,他們潛藏了,其實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深化同一規範的建構。即使參加運動,他們的身份也是潛藏的,只有身邊的朋友才知道,例如我有不少中資銀行高層、公務員朋友在廣場,有的甚至是隱姓埋名的首長級,他們獨自在帳幕內遙望星空,不會影響白天工作的專業,也不會「辭職明志」,卻對身旁朋友規範的鞏固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並不是消極的,正如哈維爾的讀者們,並不是消極的。

(4)「學生運動」,也是建構主義運動

說到底,為甚麼古今中外政權對「學生運動」都相對留手,為甚麼毛澤東說「凡事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為甚麼北京對「佔中」和「學運」似乎在分開處理,都是因為「學運」本身,可說普遍是「建構主義運動」。沒有多少成年人會期望學運的官方訴求有即時落實的可能,但都對學運的潛能不敢忽視;反而目標明確的「成人運動」還容易理順,因為那現實主義的手段就足以應付。

「建構主義」自然不是萬能,也依然要面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擊。在北京眼中,以上那些「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潛夢者」,都依然是「去殖民地意識形態化」的對象,他們也會視北京為「摧夢者」,北京亦自然會以「摧夢者」姿態出現。問題是,北京的現實主義回應,無論是以威權方式也好、「換血」方式也好,也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最終不得不參與進「相互構建」的過程,這是建構主義面對理想和現實時的獨特功能。就算面對其他大小決定的二元制約,例如理想主義的群眾堅持「絕不撤退」,現實主義的前輩會建議「見好就收」,建構主義也能突破二元:當事人依然可以做二元的決定,卻會受到社會建構「留不留也沒有大關係」的規範保護。當然,這需要技巧,失諸有相地企圖建立規範(例如把乒乓球桌搬到馬路「開拓社區空間」),就是典型失敗例子。

我對香港事務沒有研究,只能借助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演繹一些理論框架,觀察難免粗疏,這種自言自語是現實,是理想,也是規範。我深信只要有理想主義的靈魂,現實主義的頭腦,建構主義的手腕,水滴始終石穿,但細水必須長流,世界,才真真正正是你們的。

2014年10月17日星期五

法國外交界的中國觀

法國作為歐洲大國,對經濟崛起後的中國,態度自然以經濟主導。雖然法國對華貿易有逆差(法國商人常投訴「中國只愛德國的高科技產品」),但希望在投資方面把逆差追回,而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法國以來,兩國商貿空前暢順,加上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形象優雅,令此間法國對華觀感似乎很好。


然而,今天的中法關係,卻是法國外交官摸索「中國模式」後的領悟。例如二○○八年北京奧運前,法國因為「保護聖火」不周,令中國運動員受到衝擊,激起中國民眾發起「抵制法貨」,前後一年才平息。又例如,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在二○○八年會見達賴喇嘛,中國強烈反彈,也把雙方關係弄僵了一年。自此,法國決定把人權問題輕輕帶過,當然也會談一談,但不會高調,談也是為了向國內非政府組織交代,高調講的都是經濟,十分務實。

務實背後隱含不忿

有趣的是,這種務實的背後卻隱含一種不忿。不少法國外交官對「達賴喇嘛事件」特別耿耿於懷,因為這反映中國對不同國家的不同態度。舉例說,中國著名異見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中方對挪威的抵制持續至今,因為挪威是弱國,無關宏旨。薩爾科齊見達賴喇嘛的「懲罰」,則持續了一年,其實中法雙方不同層級的交往都受到影響。然而,美國總統奧巴馬見達賴喇嘛,造成的緊張關係只有半天,中美經貿關係卻一切如常,讓法國人心理很不平衡。

故此,法國人雖然對香港近期街頭運動充滿興趣,但也只能草擬一份四平八穩的聲明。不過,這不代表他們對香港毫無了解,恰恰相反,不少法國外交官與學者都有派駐香港的經驗,頗有旁觀者清的觸覺。

例如有法國學者直言,香港人的激烈反應不是為了民主,因為香港人本來就沒有民主,現在的憂慮,其實是擔心連法治及自由等這些核心價值也不保,反映對自身身份認同缺乏制度保障的憂慮。他們多番提醒,香港「雨傘運動」只能和一九六八年的法國學運比較,而決不能拿來和烏克蘭比較,明顯也是受過中國「教訓」而得出來的經驗之談。

總括而言,法國人對中國是友好的、包容的,對中國文化更是自古以來就有一份尊重,此刻凡爾賽宮就正在展覽「中國風」古董。而且法國人常談及,當年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突破冷戰二元對立,與中國發展關係,令中法友誼無可替代云云。

可是,這些官方友誼的存在,並不代表在民間層面對中國沒有反響。事實上,整個歐洲的對華關係也是大同小異,中國就是代表了「商機」,這也是中國希望傳遞的形象。問題是,此外的價值觀還有什麼?通常他們的答案,都是笑笑說「你懂的」。

2014年10月16日星期四

法國極右政黨的春天?

法國政壇一直由左右兩大陣營壟斷,但近年代表極右陣營的國民陣線(FN)愈戰愈勇,已變得愈來愈主流,受到歐洲極大關注。

FN 創辦人勒龐(Jean-Marie Le Pen)擔任主席時,根本沒打算讓政黨主流化,只是認為他從小接受的極右教育很不錯,憂慮新移民改變法國核心價值,才以「開拓光譜」的態度參與政治。由於不求執政,他毫不顧忌講政治不正確的言論,例如多次說納粹的猶太人大屠殺被誇大而被控告。他也不會為選票調節言論,例如說過要驅逐某些新移民,或要婦女留在家工作一類「去得很盡」的話。

但自從勒龐的女兒馬琳勒龐(Marine LePen)2011年接手政黨後,FN就變得務實得多,甚至務實得被她父親批評。她把黨內新納粹主義者清除,不再針對已住在法國的新移民,只提出收緊而不是取消移民政策。這些前提下的「法國人優先」主張,在經濟低迷期便獲更多人支持。

雖然她不少主張,例如退出歐羅區等,依然被普遍視為不切實際,但其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推崇,令FN得到更多選票。最諷刺的是,在上屆歐洲議會選舉,反歐盟的FN居然成為法國第一大黨,進入議會的目標就是破壞歐盟,實在是政壇一大怪現象。

毋須執政也左右大局

在民主社會,一切是選票說了算,馬琳勒龐在上屆總統大選得票率已創下歷史新高,目前她國內支持度比現任總統奧朗德還高,只低於右翼前總統薩爾科齊。薩爾科齊復出的最大口號,就是作為「唯一能勝過馬琳勒龐的人」,反映不少法國人,已把FN看作有可能取代傳統右翼的主流政黨。筆者遇到的法國學者雖不認為她能勝出下屆總統選舉,但相信其選票比從前翻一番也絕對有可能。

設想在平行時空,假如她真的當選法國總統又會怎樣?即使法國留在歐盟,歐盟的法德核心也面臨解體,歐盟為留住法國,只能加大援助法國農業,這又會令其他農業國家提高同樣期望。若果法國真的退出歐羅區,重用法郎,希望法國像英國那樣和歐盟保持距離,退出的就不會只有法國,歐羅區甚至可能面臨解體,而法郎貶值後如何振興經濟,目前也只是經濟學家的論文題目,不知如何實踐。

如果新移民入籍要大幅收緊,法國難免要改變勞工政策,短期可能有零星掌聲,但一旦減少新移民和退出歐羅區同步出現,「法國模式」難免成為其他國家極右政黨的榜樣,連鎖效應下,或出現更多極右政黨執政,逆轉整個歐洲一體化進程。正是因為上述幾乎不可想像的後果,法國人才不大相信她真的會勝出,但大家不能忽略法國對德國作為歐盟大贏家的潛在不滿,也不能低估近年極右政黨興起的全球經濟背景。

而且,FN根本毋須執政,只要成為全國最大的右翼政黨,政綱自然便會被對手吸納,屆時就是沒有變天形式的小變天了。

2014年10月15日星期三

法國新移民—大熔爐還是火藥庫?

筆者上周在法國考察了不少當地議題,最值得大家在遠方細看的,似乎是法國的新移民政策。根據官方論述,法國十分重視「核心價值」,行的是大熔爐政策,就是希望所有新移民入籍法國後,都以「純種法國人」自居,通過了法語考試和法國國情測試後,就忘掉或起碼不再強調本來身份。


為了達到這目的,法國有不少大家看來難以理解的政策。例如外語電影必須翻譯成法語播放,以捍衞法語文化;在學校內,不同宗教信徒不能佩戴明顯的宗教服飾(所謂「頭巾法」)。又例如,新移民入籍後,在人口登記再也沒「族裔」資料,以免他們還記掛從前身份,所以嚴格而言,根本不知道法國有多少屬於移民後裔。

這些舉措,不但跟加拿大及澳洲那些容許不同族群維持自身生活方式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完全不同,即使與同樣實行大熔爐政策的美國相比,具體工作也積極得多。有趣的是,有些新移民第二代為顯示已完全融入法國,甚至刻意投票給主張排外的極右政黨,以示為「真法國人」。

身份認同難割裂

然而,在上述官方論述的背後,與民間學者交流時,卻會得出另一些答案。無論法國政府多麼努力讓新移民融入,客觀現實始終是,第一代新移民往往經濟狀況較差,處於社會底層,也被排斥在大城市外,居住於偏僻的郊區,幾乎自成一國。有了怨氣,自然容易強化原來身份,健康的發洩方式不少,例如在球場上為本身的原住國(例如阿爾及利亞、塞內加爾等)打氣;不健康而最極端的發洩,則是加入伊斯蘭國(IS)打聖戰。

有時法國新移民也會影響外交政策,例如去年法國出兵前殖民地馬里,協助打擊恐怖分子,便獲得法籍馬里裔人高度支持,而法籍馬里裔人的數目,甚至比在馬里首都的馬里人更多。

大家應思考的根本問題是,在全球化時代,還是否有可能維持對一個國家的單一身份認同?傳統上,法國人認為是絕對可能的,這一直是法國的公民民族主義精神。但身份認同從來是一個複合概念,身為法國人,也可以同時認同阿爾及利亞(像球王施丹),要勉強割裂,反而容易激起反彈。其實阿爾及利亞獨立前,法國是把其當作本部看待,受教育的阿爾及利亞階層,一律有法國身份認同,但到了獨立運動興起,就不得不面對痛苦掙扎。

加上歐洲一體化後,非法移民愈來愈難根除,不少來自東歐、北非的非法移民偷偷住在法國,不可能得到正規融合機會,反而會建立自身微型社區。據說不少偷渡到法國的華人,也是如此生活下去。法國政府不希望不同族群的非法國標記出現,但有學者認為應該鼓勵這風氣,否則危機可能更嚴重,令「大熔爐」變成一個百年後的「火藥庫」。

是耶非耶,筆者自難妄言,未來的法國大選如何看待新移民,會具啟發性指標。

2014年10月13日星期一

不中聽的話: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

本報練乙錚先生早前接受媒體訪問,分享對香港當下形勢的觀感,以「我很放心」為題。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人,我從不是理想主義者,習慣了以結構和框架觀察問題,不得不直言:我很不放心。這波學生運動展現的激情,予人無限驚喜,令人很久沒有這樣的感動,那樣的哭泣,也完全明白他們在爭的其實不是、或不止民主,而是一份尊重。但坦白說,運動的成果,沒有改變我作為一個realist,一年前的文章對「佔領中環」本身,作為爭取民主策略的不認同。作為支持民主的人,我對人大的決定感到失望,對催淚彈的處理感到難受,但亦不認同一些朋友以「正義Vs黑暗」的態度,向學生解釋佔中的目標、警察的屬性,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的。這篇文章不會是理想主義者所喜,但應貼近國際現實。

要知道北京會否退讓、怎樣才退讓,我們必須先問一個根本問題:為甚麼北京不給予泛民主派口中的「真普選」?答案與我的理念不同,但起碼大家必須了解,否則一切的理想和夢,都是鏡花水月。

先說為甚麼中國本身不行西方民主制度。須知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思考模式確實和此間理想主義主導的學者不同,真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隨便移植,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對)成功,有兩大條件。他們認為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須有一前提,就是國民有「國家共識」或「核心價值」,投票才能真的挑選政綱,否則連「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國家」、或「我們國家是否要有宗教」一類問題也眾說紛紜,投票的輸家就不可能願賭服輸。這類例子有很多,例如不少非洲國家投票,就是各大族選自己的人;埃及變天後,國民一半支持保守伊斯蘭主義、一半支持西化改革,誰也不服誰;烏克蘭是親俄、親歐分裂;泰國是城鄉矛盾;伊拉克是教派衝突等,都反映共識政治的失衡。美英等國原來也有類似矛盾,所以要通過「循序漸進」方式,在原來的邊緣人被「國家共識」同化後,才賦予其投票權,例如英國投票權由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無產,美國公民權由白人逐步擴大到黑人。不少第三世界領袖也認為,西方通過昔日的殖民地資源,用外部方式,化解了部份民主化過程的矛盾。由於中國的社會矛盾明顯,國家核心價值不足以融和不同身份,加上有潛在資源危機,一旦全盤民主化,社會就會由上述分裂主導。──以上論述充滿爭議,但重要的是,這是中國內地的主流思想,而且在阿拉伯之春產生不少「非成熟民主政權」後,在全球得到的共鳴也不少。

不少支持香港民主的朋友,其實也認同上述論述,只是認為那是中國內地的事,「香港已ready」。問題是,中國是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北京一旦確認香港的「地方共識」或「核心價值」,不同於國家共識,那隨心所欲的普選首長,就是對國家政體的改變(承認國家存有多於一種能產生管治的核心價值),日後更難以中央的「國家價值」,整合新疆、西藏、台灣、城鄉等各種矛盾。在過去十多年,北京認為香港人心遠遠未回歸,連溫和建制派也聽不下去,因為連他們也是「只按香港人自己的立場看問題,沒有充份考慮國家利益」,這次只是總爆發。

加上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自治權限很高(起碼高於同樣是被授權的蘇格蘭),行政長官的權力確實很大,有點像昔日的港督,而昔日港督主要不是管理內部(那是布政司的職責),而是負責英國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假如行政長官不能照顧中國國家利益,北京覺得是國安危機。舉例說,假如北京要通過香港的中國銀行向北韓匯款援助,這屬於國家外交層面的事,但被廉政公署發現了,若不認同中國價值的行政長官公事公辦,就會破壞外交利益(類似事情,港督在殖民時代辦過不少)。近年普京把一些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選首長變成委任,用的也是同一原因。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單一制國家的心魔,有沒有可能破除?極難。

至於甚麼「美國以香港為重返亞太基地」、「借香港向內地輸出顏色革命」等漫天陰謀,在一般港人看來遙不可及,但我們必須從制度的框架理解之:習近平上台後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把由外交部到港澳辦都包含在內,對港政策和對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鉤,即使他們不是真心相信外國勢力論,這樣一掛,也可以隔山打牛,對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宣示「決心」,同時對內地的親美自由派殺雞儆猴,畢竟中國內地早晚也得民主化,更可能是以「香港模式」為樣板,假如香港出現被標籤為收授美國援助的行政長官,北京就擔心有連鎖效應。自此,北京對港政策不再以和諧為主軸,變成國家安全主導,於是出現了人大對香港的決定。而這個在香港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以上述方式思維的朋友眼中(這可是中國精英的主流思考模式),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寬宏大量」。

根據以上北京思維,所謂普選門檻的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北京要有否決權,確保它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1) 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
(2) 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事實;
(3) 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
(4) 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
(5) 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3),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或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和甘地、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而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有影響)。結果,香港群眾既沒有國際籌碼,也沒有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共產黨,則受更少規範制約。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甚麼,可以持久戰。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4)、(5),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1)、(2)(「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3)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3)。

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喚醒一代人心。但群眾卻不會跟隨其劇本,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由下而上的新規則,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連香港群眾也看得出三子的「陽謀」而要改劇情,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北京,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左傾盲動主義」,引蛇出洞,儘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例如「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等,儘量不清場,以求民情改變,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而在過去一年,「佔中」的原有劇本,基本上是按著北京和香港群眾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北京將強化強硬方針,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擔心要是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準新疆問題」地處理反對派,可能民主爭取不到,連自由、法治也失去,造成新一波移民潮,而面對這趨勢,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落入無窮的循環,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的粗淺分享,純粹現實主義分析,不涉任何價值判斷,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Jeffrey Bader(見其華盛頓郵報訪問),結論也大同小異。至於「我很擔心」,才是我的主觀情感流露。

2014年10月10日星期五

對英國的幻想:一切都是誤解......

香港街頭運動發展至今,個別上一代政客希望英國出手干涉,末代港督彭定康亦多次表態批評英國政府「不負責任」,似乎不少朋友對邀請國際社會干涉,依然有一廂情願的誤解。

首先,《中英聯合聲明》為甚麼是一份「聲明」,而不是條約或協議,就是因為中國政府不願意和英國簽約,以免變相承認其眼中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也不願香港回歸後的內政有英國的話語權,詳情可見《鍾士元回憶錄》。

簽訂「聲明」後,鍾士元等香港行政局議員擔心缺乏國際認受性,於是建議聲明拿去聯合國登記,中英兩國也同意。但所謂「聯合國登記」又是甚麼意思?在二戰前的國際聯盟時代,在國聯登記的國際文件是有法律效力的,但聯合國改變了這規定,任何國際條約、協定、聲明不在聯合國登記的,同樣具法律效力,所謂「登記」,只是「可被聯合國會議正式引述」之意:《聯合國憲章》第102條規定,「條約如不進行登記,條約當事國不得在聯合國的任何機構中援引該條約」,但並不影響條約的法律效力。《中英聯合聲明》始終是雙邊聲明,唯有兩國可主導,而出現爭議的國際文件多不勝數,有以為在聯合國登記,等於聯合國可直接監管聲明落實,這並非準確。

假如中英兩國任何一方,認為另一方違反聯合聲明,是否可訴諸國際社會?理論上是可以的。問題是,聲明本身沒有條款說明,一旦任何一方不跟聲明行事,有甚麼機制可處理;就是中國在1997年前提前收回香港,或英國在1997年拒絕把移交主權,都沒有自動出現的機制。要是發生戰爭,聯合國安理會或會討論,但在其他情況,國際法的作用十分有限。理論上,英國一意孤行,可在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控告中國「違反聲明」,但國際法庭的約束性判決,前提是兩國都同意交由國際法庭審理,而中國是絕不同意的。英國也可以效法菲律賓,向沒有約束性的國際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狀告中國,但那純粹是形式上的文件戰,即使英國認為中國違反聯合聲明,勝算也不高,因為聲明的用語像「基本方針」、「生活方式」、「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等,都給予主權國最大的演繹空間。再說,今天英國須要中國投資,對香港只會表達口頭關心,不可能有大動作,則是心照不宣的政治現實。

至於彭定康說英國有責任保證聯合聲明落實,技術上,不能說不對,畢竟英國理論上可向國際仲裁法院提出中國沒有落實聲明;但也不能說全對,因為聲明沒有賦予英國任何機制去直接評論。根據聲明,英國要麼選擇告上國際仲裁法院,要麼甚麼也做不了,以聲明「延伸」寫報告或能令北京尷尬,但不能改變現實。在純雙邊關係,英國可以選擇制裁,但此刻有制裁資本的,卻是中國。再說彭定康批評現任政府的身份,屬過氣政客,反而突顯了現實的不可為,對此英國人心知肚明。

說實話,在《中英聯合聲明》,中英兩國都建築了厚厚的防火牆,以確保責任不上身。中國的防火牆是為了不讓英國在1997年後有話語權,英國的防火牆是為了不承擔對香港人的責任,例如一邊談,一邊對居英權「落閘」。此刻對英國有幻想,就太不了解國際關係了。

2014年10月9日星期四

香港與國際社會抽的水:由「西菲律賓海聯盟」談起

香港群眾運動得到國際注視,亦因此帶來另一重困擾。支持香港的國際聲音,固然有大量真摯友誼,卻同時有不少雜質,足以對運動帶來負面影響。我們且以公開支持香港群眾的「西菲律賓海聯盟」為例子。

所謂「西菲律賓海」,就是菲律賓人口中的南中國海,這類組織開宗明義要捍衛菲律賓對「西菲律賓海」的主權,主要挑戰對象自然是中國。它的成員有不少前內閣部長,包括前國家安全顧問,也包括前內政部長阿魯南三世,他剛代表這組織遊行到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手持黃色雨傘,高呼「香港加油」,傘上寫上「給香港民主」。

理論上,任何組織聲援香港,都應該是現場群眾的朋友。問題是,這個「西菲律賓海聯盟」宗旨單一,就是「和平解決西菲律賓海衝突」,並非爭取民主,也不處理其他國際問題,似乎亦無在馬尼拉人質事件後對香港表達好感。阿魯南三世以個人名義支持香港自無不可,但以組織名義,就是暗示「香港問題」和南海問題掛鉤,這對香港群眾而言,可謂風馬牛不相及。而且全球掛黃絲帶聲援香港都很正常,唯獨菲律賓人宜謹慎,因為他們1986年爆發那推翻馬可斯的革命,就是以黃絲帶紀念被暗殺的亞基諾(也就是後來總統亞基諾夫人的丈夫、現任總統亞基諾三世的父親),「黃絲帶革命」後來也被算進「廣義顏色革命」的一環。數月前,亞基諾三世還呼籲群眾結黃絲帶支持政府,緬懷當年革命精神,可見菲律賓人對黃絲帶的理解,有其特殊意義。

當然,對香港運動的組織者而言,「人家遠在菲律賓抽水,與我何干?就是明知道北京鷹派又會列作「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哪可以顧忌這麼多?要勾結也不勾結菲律賓吧」。這些,大家自然理解。問題是,國際政治從來是抽水場,只要「西菲律賓聯盟」厚起臉皮,把「遊行支持香港」的照片,附加在呈送國際仲裁法院的文件,演繹得和香港人「心連心」,起碼足以刺激北京反彈;只要北京反彈,聯盟又可以此妖魔化中國。「引蛇出洞」除了北京懂,菲律賓也懂。

既然抽水行為在國際社會經常出現,一般組織者會如何應對?逐一對聲援者殷別,自然不設實際,但不代表無防火牆可築,例如在運動開始時發一簡單聲明,「我們歡迎、並希望所有支持本運動單一訴求的朋友一起打氣,但為免焦點散失,希望聲援的朋友都以個人身份參加」。這樣一來,任何抽水的其他組織行為,只要亮出牌頭,就可與這次運動劃清界線,也可順道解決任何企圖抽水的香港團體,特別是有「籌款文化」的托派組織。這不是示弱,而是防微杜漸。

2014年10月8日星期三

怎樣才是恰如其分的國際關注?

月前筆者談及,國際社會越來越不關注香港,最近香港的群眾運動得到國際媒體長期注視,可謂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這代表了甚麼?假如我們相信,國際社會忽然覺得香港重要,恐怕並非事實。這段時間,筆者全程在法國,當地媒體人說1997年以來,香港很少出現在他們視野,對香港人有沒有民主,基本上沒興趣;政府和商界更務實,坦承對香港的唯一關注點是社會是否穩定、會否令營商環境變差,只要中式管治能像新加坡那樣維持威權,就不會管。

「雨傘運動」得到全球關注,主要源自一個意外:催淚彈。

雖然催淚彈在世界各國屢見不鮮,但香港這個極少使用催淚彈的和平地方,在運動一開始,面對眾多和平群眾、青年學生,就立刻以87枚的武力嘗試清場(還要清場失敗),傳達了一個「比例不當」的問題,這反映了一個城市的管理哲學。由於催淚彈的圖片有極佳的傳訊效果,當時還在天色清明之時,國際媒體自然以「有圖有真相」的原則,進一步擴大報導版面。

版面擴大了,比較政治的元素就出來了。在過去一年,以催淚彈處理群眾示威的國際新聞有巴西、土耳其等,它們被國際關注,不是因為發生示威的城市有什麼重要性,而是因為政府如何處理示威,對全國模式有深遠影響。換句話說,香港之所以被關注,不是因為香港,而是西方認為,這成了反映中國改革開放程度的指標;當天向群眾警告「開槍」的牌子,則令其想到天安門事件。香港的結局,就意外地成了衡量中國的基準。

國際關注是正面的,但假如不跟隨國際關係規則爭取注視,卻容易得出反效果,給予鷹派藉口固不待言,還可能令國際社會看輕香港的國際知識。例如有朋友常希望美國國會舉行香港聽證會,並要參加,但美國學者都知道這想法天真:一來,奧巴馬的回應可是實話,美國最能給香港幫忙的方法,就是不刺激北京;二來,「聽證會」聽來煞有介事,其實毫無約束力,只是美國議員向選民表演的平台,當事人卻會永存標籤。近來有學生婉拒了這類邀請,情願直接在香港說話讓人拿去討論,這是前人被不斷「抽水」後的覺悟。

又如有研究國際關係的學生,想到發信給聯合國秘書長,請其關注催淚彈事件。論技術層面,秘書長是行政首長,若處理不同人士去信,根據憲章第99條,只能是「將其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和平和安全的任何事項提請安理會關注」,雖然我們對催淚彈憤怒,但也不相信這是加沙戰爭的層次。而且秘書長是「法人」,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就算嚴重百倍的事件,也難過中國代表那一關(副秘書長就是中國人),要是此路通,千萬樣西方更有興趣的中國問題,早被天天討論。就是在平行時空,中國政府不介意,對口單位也是人權委員會,問題是,我們又要知道國際媒體對香港催淚彈驚訝,是綜合了中國因素、香港歷史、對等原則、現場氣氛等,若要西方政府官方說「不能這樣用」,他們卻不會,因為他們用催淚彈的頻率高得多,不會留下把柄限制自己的行動,若不得不表態,反而會得出「不予置評」的變相支持警方的說話。香港最懂得利用聯合國平台的,其實是對中國核實下已加入的條約,給予「補充意見」的人,例如何喜華等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提出保護新移民。

我們常期望多做點就有多點收獲,可惜在現實主義主導的世界,在「引蛇出洞」邏輯下,有時恰恰相反。身處大時代,萬事多角度思考,遇挑釁而冷靜,才能好心做好事。

2014年10月7日星期二

國際政治的視角:「雨傘運動」Vs「顏色革命」的防火牆

在過去一週,全球媒體都關注香港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社會賢達日前集體勸告示威學生撤退,認為應收放自如。不少朋友認為,這些社會領袖的主要出發點,是得到政府訊息說鎮壓在即,而哀求群眾撤退。但筆者和其中好幾位談過,他們的真正憂慮並非單是即時鎮壓,而是出現的任何變數,都可能被北京演繹為「顏色革命」,屆時不單換來鎮壓,還會出現天翻地覆的可能。不過反過來說,只要北京不正式下這定性,將之視為地方管治問題,則出現悲劇的可能性極低,堅持下去,還可能有意外收獲。看《人民日報》社論,日前說「極少數人想通過香港進而在內地搞顏色革命」,但畢竟未直接說香港「正在」搞顏色革命(雖然其他「評論員文章」已有直接聯繫),這一線之差,對群眾而言也許分別不大,研究國際政治的朋友,卻會明白差之千里,乃至是成敗關鍵。

兩年前,筆者曾寫下「反顏色革命:解讀北京對港政策調整的國際關係框架」一文,當中觀點並未過時,其實都是預言今天大局的。這幾天,香港各界、包括中間派和溫和建制派,都在努力說服北京這不是「顏色革命」,有學者匆忙聯署和這名詞劃清界線,有學術前輩到電視台解釋何以那名詞不能用,也有組織者高調自白說只求體制改革,絕不求革命。然而,對北京而言,假如劇本已定,這些姿態是不夠的,因為尚有好些一般人不留意的技術關鍵,足以定性為「國際事件」。

各國顏色革命被認為有美國在背後,其中一大證據,是與美國政府直接聯繫的基金會,均有在爆發「革命」的地方運作,尤以接受國務院經費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及其白手套,例如美國民主研究院(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為代表。筆者對把一切歸因「外國勢力」的理論從來反感,但須知在國際關係行規,確實不當上述組織是「NGO」,而將之視為「國家行為」。筆者剛在法國遇上一位曾任聯合國秘書長顧問的黎巴嫩前內閣部長,問及有關問題,而黎巴嫩才是第一波顏色革命(所謂「雪松革命」)的發源地;他直言,一般西方NGO不應視為「外國勢力」,但各國必當NED、NDI是「國家行為」,並認為它們在格魯吉亞革命確有特別關鍵的角色。假如運動有上一代組織者、或其相關機構曾明顯接受這些組織資助,定必成為北京的「證據」,或應表達一定態度或切割,因為根據國際關係約定俗成,要是北京將運動定性,舉出NED、NDI的聯繫,國際社會的同情(這是對鎮壓的制約),就會大減。

另一重點是訴求。外國「顏色革命」的模式,一般以群眾運動挑戰(被指是舞弊的)選舉結果,而推翻選舉結果,往往帶來體制改變,因此是「革命」。而爭取民主普選,只屬體制內之事,港人爭了多年,無論成功與否,北京都應明白,本難被歸類為「革命」。但弔詭的是,一個司空見慣的口號:「梁振英下台」,群眾可以大喊,也大可組織其他運動以此為目的,但根據上述定義,只要這次的組織者將之列為官方訴求(群眾不一定當那些人是領袖、北京卻是當的),配合曠日持久的街頭運動,卻會分散對原來運動「爭普選」的聚焦,被上綱上線為「顏色革命那樣、推翻選舉結果式政變」,反而會成為當事人自保、連任的武器。學聯昨忽然出聲明,明言「雖坊間有論調形容是次運動為顏色革命,但我們在此重申,整場運動是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不再以「特首下台」為對話前提,政治智慧之成熟、國際視野之宏大,令人刮目相看。反而是上一代組織者,並未顯現這智慧。

作為經常接收相關資訊的國際關係研究者,坦白說,筆者還是擔心。新一代精英,是香港的最後希望。「佔中三子」我都很尊重,他們或許領導不了群眾,卻會比群眾明白國際關係,會明白「如何不給予對方製造悲劇的藉口」,不單是開放一條行車線的交通決定,而是開放一條生機的政治決定。針對上述兩點,希望他們以基督徒的犧牲精神,守護下一代,讓香港迎接最美好的結局。

2014年10月6日星期一

伊朗與伊斯蘭國的微妙關係

西方國家空襲伊斯蘭國(IS),將帶來中東政治生態的又一波改變,內裏角色最關鍵也最耐人尋味的,卻是伊朗。

當年伊朗什葉派發起的伊斯蘭革命成功之際,爆發美國大使館挾持人質事件,不久出現兩伊戰爭,聲稱要輸出革命,其時「新伊朗」形象激進,恍如今日的IS。然而,伊朗輸出的革命並不成功,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西方支持相對「溫和」的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抵擋什葉派攻勢,否則在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有可能老早倒向伊朗。

有了這段往事,伊朗朝野深明西方的中東外交,根本不在乎政權的內部管治模式,也不介意和意識形態不合的政權結盟。例如現時伊朗的人權狀況,就不及美國盟友沙地阿拉伯般高壓。海灣戰爭時,另一個西方眼中釘敍利亞就大舉支持聯軍攻打伊拉克,美國亦十分歡迎。

成為霸主 在此一役

不久前,《紐約時報》有一篇有趣文章,講述伊朗國內對IS的共識,認為那是美國製造出來的陰謀,目的是利用這機會重新登陸中東,徹底解決伊朗盟友敍國,然後染指伊朗。由於IS屬激進遜尼派,首要目標針對什葉派,包括和伊朗關係友好的伊拉克什葉派勢力,兩敗俱傷後,西方就可以改造中東。這樣的陰謀論,自然不容易有確實證據核實,但伊朗最高領袖對此深信不疑,伊朗人活在陰謀論的世界,也覺得這符合美國作風。

若伊朗領袖真的相信有關論述,未來外交動向就清晰不過,就是須盡快成為西方反IS的盟友,且要有具體貢獻,才能捍衞伊朗的區域勢力。因西方聯軍不願派地面部隊,只要伊朗冒險出兵伊拉克與敍國,就能反客為主,乃至改變區內平衡。伊朗總統魯哈尼曾稱,伊朗的「絕對紅線」,是伊拉克境內兩大什葉派聖城,即納傑夫和卡爾巴拉,只要兩城有陷落危機,就會「毫無節制」的干預伊拉克政局。日前英國首相卡梅倫與魯哈尼會談,對伊朗而言,可算是劃時代外交發展。

由此看來,IS對伊朗不但不是危機,反而是機遇。故此,月前同一份《紐約時報》又發表另一篇文章,以相反的陰謀論,預言IS終會煙消雲散,伊朗卻是終極大贏家。此所以西方國家希望伊朗協助壓制IS,又不願意伊朗有大動作,如何拿捏分寸,很考雙方智慧。

假如伊朗是「中國式戰略家」主政,恐怕早就安排內奸於納傑夫與卡爾巴拉放炸彈,製造直接出兵伊拉克「護教」的合理名義,並疏導IS攻向其他地方。這樣複雜的局勢,除非美國派地面部隊,否則再難掌握主動。但從伊拉克撤軍,是奧巴馬在任八年僅有的政績,若連這也不保,其歷史名聲就十分可笑。伊朗能否突破西方多年封鎖,一躍而成中東霸主,便看這一役了。目前情況看來,握有主導權的是伊朗而非美國。

2014年10月3日星期五

催淚彈:國際標準與香港之謎

在過去一週,我身在法國,不少朋友以當事人身份,傳來香港政府以催淚彈處理和平群眾的照片時,我完全震驚,這裡的法國朋友也是因為這原因,忽然天天關注香港。我問法國的外交、學術、傳媒界:貴國示威文化源遠流長,民眾勇武無比,對催淚彈見怪不怪,何以如此關心?於是,他們和我分享了法國使用催淚彈的國情和實例,我再找回香港政府的說法,心靈越難平靜。

法國對使用催淚彈有話語權,因為法國是最早在警察執勤引入催淚彈的國家之一,其時在一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催淚彈的前提,就是要民眾知道這是化學武器,對身體可能有害,從而達到一定阻嚇作用,所以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可能輕易使用。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說催淚彈「沒有後遺症」,對這說法,我沒有權威解答,但大家可參看10月2日明報對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催淚彈專家Sven-Eric Jordt的訪問,他透露「香港警方使用的CS型(學名為磷——氯代苯亞甲基丙二腈)催淚彈可能引起化學性皮膚灼傷,要數星期才痊癒,反覆被射中更會引發嚴重併發症」,「患哮喘、肺病的人及吸煙者,均是受到催淚彈傷害的高危人群,而在封閉空間使用催淚彈更會致死,例如2013年埃及抗議活動中,首都開羅警方曾向囚犯卡車投擲催淚彈,導致超過30人死亡」,而且香港人口稠密,他擔心「使用催淚彈會造成大範圍的健康不良影響」。

那使用催淚彈有沒有國際標準,還是又有一套「中國模式」?各國警方內部守則都不同,但基本原則只有一點:對和平示威群眾不使用催淚彈,對應付不了的暴力衝擊才使用。在國際新聞,和催淚彈同時出現的名詞往往是「燃燒彈」,或最低限度會有集體破壞行為,催淚彈才是符合比例的武力。以法國為例,2008年學生考試後上街慶祝,最後演變成鬧事,數百人打破商店橱窗、搶掠貨物,破壞了12家商店,群眾最後投擲瓶罐攻擊警察,開始焚燒樹木和垃圾筒時,警察才用催淚彈。同年有法國師生抗議職位被削,學生集體向警投發玻璃樽和石塊展開進攻,警察也是那一刻用催淚彈。2012年法國環保人士雲集,抗議在濕地公園興建新機場,警察也用了催淚彈,之前示威群眾集體投擲石塊、烟花、燃燒瓶。香港示威者有沒有如此勇武?有沒有武力衝擊?全球看直播的人,自有公論。

對和平示威不想其他辦法解決,卻使用催淚彈,說這是「最低武力」,就是不談道德層面,技術層面也是奇怪。為甚麼在國際社會,群眾暴力必須是使用催淚彈前提?因為那樣催淚彈才奏效。通常示威倫理是,有群眾發動武力進攻,例如擲燃燒瓶,警察正常裝備應付不了,發催淚彈,為的是在對方痛楚時將之拘捕,然後其他沒有使用武力的群眾就散去,畢竟被控襲擊屬於不同罪名。在香港,由於群眾沒有使用武力,警方使用催淚彈後,也沒有特別值得拘捕的對象,群眾忍受了一刻,卻自然沒有散去的意欲。而且,當日現場警方用了一個標語,警告「再不離開就開槍」,那是使用「警告使用催淚彈」的標語背面。外國媒體紛紛以「下一個天安門?」為題報道香港,這牌子居功至偉。難怪有在現場的朋友說,實在不知道是希望清場,還是挑釁。

「催淚彈之變」,是管治意識形態的根本改變。此事不解,沒有人心安。當天親受催淚彈影響的學生,應該保留一切證據,記下自己當天被催淚彈處理前後的經歷,乃至結集以不同語言出版,把「使用催淚彈比其他清場方法人道」、「這是處理群眾運動的最低武力」等官方論述放在附錄,歷史,會有最公正的交代。

2014年10月1日星期三

「卡巴迪」與印度軟實力

每次亞運舉行,筆者都喜歡用這機會介紹盛行南亞大陸的運動「卡巴迪」(Kabaddi),因為大家大概沒有其他機會接觸到這項比賽,這卻是了解南亞不可或缺的一環。

卡巴迪由兩隊對壘,既像「麻鷹捉雞仔」,又包含相撲、摔跤,乃至瑜伽等元素,運動員要邊走邊喊「卡巴迪、卡巴迪」。它進入正規比賽有特定的階級含義,也可說是國際體育平權主義的產品。卡巴迪玩法簡單,毋須任何成本和道具,在貧窮的南亞農村大受歡迎,作為全球成本最低的運動之一,卡巴迪登上大雅之堂,便成為一項「階級運動」,足以和馬術、高爾夫球一類需要裝備昂貴、往往由中東王室成員參加的貴族運動相對照。

兩者在亞運並存,就是亞洲兩極化的最好宣傳。假如卡巴迪被哪個主辦國取締,南亞國家不一定認為是運動不夠普及,卻可能上綱上線為對貧民體育的歧視。

在金錢因素以外,卡巴迪在南亞流行也符合當地人的體質。卡巴迪既講求步伐的輕盈,又需要一定的身體份量應付摔跤類動作,最適合身體矮小、靈活且皮膚較能承受衝擊的南亞人,令這項運動變成為南亞的身份認同所在,就像藤球被當成東盟「盟球」。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分治後,全球首個卡巴迪聯會1950年成立於印度,後來亞洲卡巴迪聯會與國際卡巴迪聯會相繼出現。由於南亞各國的各宗教、各分離主義派系之間矛盾重重,有時甚至語言也不能溝通,難得有南亞土產的卡巴迪,這成為他們的共同向心力。有關運動被照顧,也被看作發達國家對南亞的照顧,例如孟加拉要是沒有卡巴迪,要爭取亞運獎牌機會還真渺茫。

平民體育 推廣容易

中國對這項運動的平權做法最為明顯,卡巴迪引進亞運就是由北京亞運開始,當時當局還擔心沒有觀眾對卡巴迪有興趣,而特別「安排」了支持者到現場打氣,卡巴迪加入女子組又是始於2010年廣州亞運。

卡巴迪逐步傳向西方,亦同樣反映了其階級性。由於南亞人力資源過盛,不少西方、西亞國家大量引入南亞人當廉價勞工,若連流動人口也算上,他們甚至可能在數量上壓倒本地人。他們每到一個發達地方打工,只要聚滿足夠鄉里,便會把卡巴迪傳播到當地,由於它什麼道具也不需要,傳播起來就挺容易。例如在2006年多哈亞運,雖然卡塔爾人不參與這運動,卡巴迪的會場卻大受歡迎,氣氛比好些常見項目還熱烈,就是因為有大批印巴觀眾進場觀看比賽。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卡巴迪聯賽剛在本年7月成立,在印度可算是頭等大事,而民族主義色彩強烈的新任印度總理莫迪,正刻意尋找能弘揚印度身份認同的文化圖騰。

所以,卡巴迪對印度軟實力的潛在貢獻可能很大,大家有機會,就在電視轉播亞運期間看一場卡巴迪吧!

2014年9月26日星期五

阿富汗新總統續當美附庸?

經過數月疑似舞弊調查,在美國「調解」下,早已完結的阿富汗總統大選終於公布結果,由前財長加尼(Ashraf Ghani)當選總統,其對手兼前外長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則被任命為「行政首長」(類似總理一職)。

雖然不少人視阿富汗總統為美國傀儡,但在過去十年,現任總統卡爾扎伊畢竟是有影響力的區域領袖,究竟其接班人會把國家帶往何方,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又有何影響?

筆者月前曾和美國布魯金斯智庫的反恐專家奧漢農(Michael O'Hannon)談及阿富汗大選,他曾與卡爾扎伊多次面談,對美國的阿富汗政策有一定影響力,其分析也值得注意。他認為,卡爾扎伊任內後期顯示對美的不滿,只是其個人情緒,不代表阿富汗國策,因作為一個做了總統十年的人,卡爾扎伊已開始不能自控,行事愈來愈情緒化,也容易變得暴怒。由於十年統治也未能穩定局面,卡爾扎伊要找「代罪羔羊」,於是不斷批評美國,以圖獲得「獨立自主」的歷史名聲。但奧漢農指出,這些姿態都是多餘的,因阿富汗根本離不開美國。

華府角色更吃重

新任總統加尼曾在美國留學及工作,在美有龐大人脈網絡,而阿卜杜拉雖與印度關係較密切,但擔任外長期間,也和美國權貴建立默契,所以二人都是華府能接受的人物,也在競選期間保證簽署安全協議,這卻是卡爾扎伊千方百計逃避的。由於美國已成為他們兩人達成「分權協議」的推手,在未來阿國政局中,角色只會比卡爾扎伊時代更關鍵。

卡爾扎伊很抗拒美國找塔利班談判,害怕影響到他的重要性,故表面上相關接觸已暫停。但實際上,美方的外交布局自不會因一人而受影響。奧漢農表示,塔利班還會嘗試捲土重來,測試能否推翻新政府,但只要知道此路不通,便可能參與一次國內選舉練兵,這或會帶來政局根本改變。從此角度而言,只要新政府能挨過頭兩年,就可能出現新局面。加尼上台後,華府與塔利班溫和派的接觸或立刻恢復。

最有趣的是,奧巴馬雖宣布了撤軍計劃,但也留下尾巴,說假如被阿富汗人民「挽留」,也願意留下去。奧漢農相信,美軍不應完全撤出阿富汗,因美方會失去整個區域的槓桿,塔利班軍隊也失去忌憚。所以只要新領袖配合,奧巴馬就有可能改變政策,並得到下台階。何況一旦美軍完全撤離,也影響阿國本土經濟。事實上,如何服務境內美軍,一直是過去十年阿富汗經濟活動主軸。

綜合這些資訊,恐怕阿富汗作為美國實質保護國的地位,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而在伊斯蘭國(IS)急速膨脹之際,美國也可能減慢撤離速度。唯一有能力改變此局面的,恐怕只有巴基斯坦,該國只要願意大舉介入阿富汗內政,像當年支持塔利班一樣,美國角色才會減弱。一旦新上台的雙頭馬車鬧翻,其中一人轉向巴基斯坦尋求支持,阿富汗才有可能破局。中國要和美國鬥法,會否通過巴基斯坦影響阿富汗?這就是最大懸念所在。

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

「伊斯蘭國」是一個國家嗎?

美國終於空襲敍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IS),媒體對是否應視之為一個「國家」,感到無所適從。從政治正確角度,這理應只屬阿爾基達一類的極端組織,無資格與世界各主權國平起平坐,自然也沒國家承認或與之建立外交關係,故不是一個國家。

然而,根據國際法對主權的其他理解,IS無疑初具國家規模。論實質控制的土地(既定國界),該組織囊括北伊拉克及東敍利亞大片地方,對境內固定人口實行有效「管治」,甚至將兩國邊界打通,已改變一戰以來的國際版圖。

顛覆慣例 挑戰國際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剛公布的「情報」,IS內部編制相當完善,領袖巴格達迪有兩名副手,分別負責敍利亞與伊拉克,下轄12名區長,還有政治、財政、軍事、法治、後勤、安全、情報及媒體等「委員會」,就像正常國家的不同部門。如此規模,起碼足以和本欄曾談及那沒有國家承認、但日常運作暢順的「納戈爾諾 —— 卡拉巴赫共和國」比擬。

大家只要模擬一名國外「聖戰士」投效IS的過程,便能明白這「國家」具一定組織力。他們進入IS前,一般被網絡宣傳吸引,這涉及精心操作的宣傳部;如何和各國人士交往,不可能缺乏實質外交常識和操作;入境有接頭人接洽,則涉及繁複的物流安排,如何翻譯、如何安排日常生活等,都要有章法。戰士獲分配物資與房屋,這些是社會部與後勤部的工作,也涉及不同層級獲不同待遇的法規。

他們參與戰鬥屬哪區及哪隊,得軍部統籌;是否獲分配往對外宣傳,則涉及人事考核。IS不可能來者不拒,戰士應表現出對教義的基本認知,這是宗教顧問和情報專家大派用場的時候。得到新物資如何分配,是財政事務;如何管治居民,則需要福利部。據說IS不是一味殘暴,也有對遜尼派居民派糖,嚴刑峻法下的治安甚至比從前更好。單純的激進組織,不可能迅速建立這些機制,有估計薩達姆政權的伊拉克復興黨殘餘分子,把國家組織帶入IS,這或是合理推測。

但與渴望國際認同的「納戈爾諾 —— 卡拉巴赫共和國」不同的是,IS要顛覆主權國家的「威斯特里發體系」,根本不在乎世界各國的承認。這和昔日的塔利班完全不同,當年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還得到沙地、阿聯酋與巴基斯坦的外交承認。去年,馬里的激進伊斯蘭分子搗毀名城廷巴克圖(Timbuktu),也是要北部分離立國,同樣嘗試爭取國際承認。

IS卻連國際承認也不爭取與不在乎,卻又控制大片土地及組織政府,還聲稱要持續擴張,可說是國際關係的一個特例。

假如IS能存在10年,繼續依然故我,國際社會如何面對這樣的「非主權國家」,將會是很傷腦筋的挑戰。

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英國「全國分權」外交後遺症

蘇格蘭獨立雖然失敗,但英國政府承諾進一步分權乃勢在必行,連帶英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亦可能根據同一協議受惠。這樣一來,英國政體可能出現根本改變,其連鎖效應或會比蘇獨更深遠。

制度上,英國目前並非聯邦制國家,首相卡梅倫的「權力下放」(Devolution)改革乃由中央政府授權的分權,國家依然是單一制,權力理論上可以收回,和中國政府對香港常常強調的「我給你多少權、你就有多少權」異曲同工。不過,由於收回的可能性極低,而且蘇格蘭客觀上已享有其他英國地方不能享有的權力,亦有學者將之稱為「Federacy」(有譯為「不均衡聯邦制」,但嚴格而言有歧義),即國內某一地區享有比其他地區多的權力。

無論叫什麼名字也好,一旦英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亦獲「權力下放」,特別是連英格蘭也有本身的議會,雖然可以解決所謂「西洛錫安問題」(West Lothian Question,蘇格蘭議員能在英國國會表決英格蘭事務,但反之不然),卻可能引來連串新問題,例如外交後遺症。

一般相信,即使英國進一步下放權力,國防外交一類題目,依然交由中央政府的國會討論。問題是,以蘇格蘭為例,雖然不能直接辦外交,但相當活躍於搞不涉及主權層面的「外事」,像本欄日前提及蘇格蘭與中國商貿、文化關係的急速發展,便充分利用這空間。一旦「英格蘭議會」採用同一策略,與英國外交的主旋律有衝突,將帶來相當尷尬的局面。

騎劫中央 打亂布局

當然,這不是沒有先例可援。例如美國聯邦制的各州,亦負責對外經貿、招商引資等,並藉此發展國際網絡,但不可能「騎劫」美國;而聯邦政府所在的華盛頓特區,則被限制自治權力,以免出現混淆。日本的地方自治,雖然讓東京都有自治權,出現諸如釣魚島購島事件等「地方騎劫中央」的衝突,但東京都面積畢竟有限,只是全國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縣之一,起碼不會被當作全國意見。但權力下放後的英格蘭面積特大,代表英國核心,例如一旦自作主張在英俄、英中關係欠佳時邀請兩國領袖來投資,就足以打亂外交布局。

說到底,要是一個國家採取「對稱聯邦制」,而又不像美國那樣有五十個州,擁有首都的那一邦自然獨大,客觀效果上還是不對稱,例如塞爾維亞和黑山、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是解體收場;高度分權的波斯尼亞,亦靠國際調停才能維持統一。即使把首都抽出來,成員很少的「對稱聯邦制」還是容易有高度分離主義傾向,例如比利時。

對英國而言,畢竟世人對「英格蘭等於英國」的觀點形成已久,國內亦多有如此認知。英格蘭佔英國面積過半、人口佔全國比重超過六分五,這才出現目前的「Federacy」,而不是「Federation」。這方向一旦出現,便不易走回頭路。

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

「北極爭奪戰」之人口迷思

本欄日前由蘇格蘭獨立公投,談到未來可能出現的「北極爭奪戰」,內裏不少題目都值得深入探討。例如要「大北極」諸國數十年後發展成重要經濟體,目前有一個明顯障礙,就是那裏極低的人口密度。

筆者說過,加拿大一九九九年建立的努納福特州,以愛斯基摩人分支因紐特人為主體,總面積超過二百萬平方公里(連水域),陸地面積也有一百八十多萬平方公里,約等於四個法國,人口卻只有三萬,即每平方公里住零點零二人,是香港的三十二萬七千二百分之一。格陵蘭面積二百一十多萬平方公里,人口五萬六千,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零點零二六人,但這可能成為獨立國家。享有高度自治的法羅群島面積雖然小得多,但也比香港大,人口亦不到五萬,乃香港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七。

一旦格陵蘭與法羅群島獨立,努納福特登上國際舞台,而北冰洋冰川持續融化,新能源不斷被發現,除了定必吸引世界各國投資者,也會連帶吸引新移民。但以這些地方目前的人口規模,只要搬一座香港屋村的居民到那裏定居,立刻就會變成「主要族群」,相信當地人要面對極速吸納新移民、讓自身一獨立就成為少數族裔的局面,將會出現極大爭議。但只要經濟發展,勞動力就必不可少,相對可能的模式是像卡塔爾、阿聯酋等發現石油後的海灣國家那樣,大舉引入不能申請入籍的外勞,令常住人口充滿外地人,但只有當地人能享受資源帶來的高福利。

移民或威脅原住民

然而,與海灣小國不同的是,這些北極準國家或州份的面積實在太大,對自然人口流動執法實在太困難。當地從前被當作不適合人類居住,能抵受嚴寒天氣的愛斯基摩人與維京人適者生存,才成為主人。可是,一旦這前提改變,北極融冰後格陵蘭變成「沃土」,各地人口自然會向之流動,數萬原住民能否捍衞大片土地,實屬疑問。假如只是非法移民、合法外勞的個別挑戰,還不難處理,但要是其他國家有野心染指北極土地,暗中資助非法移民滲透,或以「保護本國勞工」為名故意挑起事端,危機或一發不可收拾。

目前,美國與俄羅斯均顯得對這些解凍北極土地很有興趣,但兩國本身已是北極國家,興趣頂多集中於資源爭奪及航道保障,不會變成對土地的赤裸裸野心。可是,對中國和印度這些新興大國而言,原來接觸不了北極,就必須在友好的北極國家建立據點,此所以之前中國企業在冰島租地,會被解讀為疑似戰略基地。格陵蘭未來為了發展,卻無足夠勞動力,於是把部分土地租予中國企業,完全是可能之事,但隨之引來美國的其他演繹也屬必然。在人口比例如此懸殊下,外勞定必喧賓奪主,租借後能否收回亦屬難言。

各大國積極發展北極大戰略之時,從前沒人注視的愛斯基摩人忽然變得奇貨可居,亦可謂歷史的玩笑。打算移民的朋友,不妨按照一些權貴的思路,「去盡啲」移民格陵蘭,可能五十年後子孫就有回報了。

2014年9月22日星期一

中國對蘇獨的兩手準備

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結果留在英國,中國應該怎樣反應?雖然一些中國網民以英國相信「西方普世價值」陷入分裂危機而暗爽,但主流意見還是直覺相信,由於中國強調反分裂,憂慮西藏和新疆等地的獨立運動受到鼓舞,自然也不希望蘇格蘭做分裂英國的「壞榜樣」,所以情願英國保持統一。

中國的官方立場一貫是「不評論別國內政」,但月前李克強訪問英國,除大派合同、「成功爭取」與英女皇合照外,還說了句:「我們歡迎一個強盛、繁榮以及統一的英國」,算是對蘇獨問題的暗中表態。公投結果公布後,《大公報》有一則標題為「脫英失敗,符合中國預期」的報道,似是為中國「站對邊」感到鼓舞。

然而,假如投票結果是蘇格蘭成功獨立,相信中國同樣會表示歡迎,立刻承認蘇格蘭之餘,官媒亦會舉出另一些事例,論證中國「站對邊」。這次力主獨立的蘇格蘭首席大臣薩蒙德雖是名副其實的「獨立分子」,卻也是相當務實的政客,很懂得利用蘇格蘭在國際社會活動的能量,建構和英格蘭不同的身份認同。他近年旗幟鮮明地親北京,一直打「中國牌」抗衡倫敦;而無論蘇獨與否,中國也樂於與之建立緊密關係,對英多一張牌可打。雙方的默契,可能大出一般人意料之外。

薩蒙德就任蘇格蘭首席大臣以來,曾先後四次訪問北京,每次都為蘇格蘭企業簽訂大量合同。中國自然對蘇格蘭的能源最有興趣,蘇格蘭也對中國大舉輸出三文魚、威士忌︵據說北韓領袖金正恩支持蘇獨,就是由看中威士忌開始︶。薩蒙德為了對北京示好,曾拒絕會見達賴喇嘛,鼓勵蘇格蘭大學函授漢語,並就英國政府拒絕向三名孔子學院中國老師發簽證而向內政部抗議,說那決定「荒謬」。

為什麼北京不擔心與蘇獨分子往來,會鼓勵自身分離主義運動?須知薩蒙德是識趣的人,認同中國政府那「不能照搬西方一套」的理論,表示爭取獨立須獲所屬中央政府同意,蘇格蘭的案例不能跟台灣與西藏相提並論。也就是說,即使蘇格蘭成功獨立,只要薩蒙德立場不變,反而可以成為北京的「反獨」盟友。

何況中國也明白到,現在不再是中央政府說了算的年代。例如南蘇丹從蘇丹分裂,就令集中投資在蘇丹中央政府身上的中國受到一定影響;日本就算一個東京都知事究竟是反華還是親華或知華,也作出大量日本中央政府才會做的外交行為。所以在過去十年,北京逐漸確定「分散投資」的外交原則,加強對各國地方政權、「次國家」政體的拉攏,和各國那些州長、州議員都有打交道。蘇格蘭雖然獨立失敗,但未來只會得到倫敦更多放權,與中國的友好關係也不難延續下去。

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

蘇格蘭獨立投「No」:失去「北極大國」之路?

蘇格蘭獨立公投終於舉行,無論是統派、獨派,都在評估獨立對經濟的影響,但假如單單計算目前的數據,無疑是短視的。在此刻的國際地緣政治,蘇格蘭位處歐洲最邊睡,彷彿只有和英格蘭同居、或與歐盟整合這些出路,也不具備全球影響力。但假如未來數十年,出現天翻地覆的新地緣政治格局呢?

美國地理學教授Laurence Smith年前出版了《2050人類大遷徙》一書,預言在地球急速暖化後,北極圈會成為人類新的發展重心。這是因為在已發展地區,資源接近耗盡,天氣也越來越熱,未受污染、天氣改變後的北極,反而變得宜居。北極圈、北冰洋天然資源豐富,卻尚待開發,融冰後開發成本大大降低,必會吸引各大國爭奪,就像上世紀爭奪波斯灣、非洲石油一樣。加上當北極沒有冰,這就是一條全新貿易航道。Smith預言北極各國在2050年時,會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與美國、歐盟、金磚國家平起平坐,而這並非只是一家之言。「北極大戰略」已成為學界新興熱點,中國對此尤感興趣。

昔德蘭群島變成「北極新加坡」

只要我們拋棄常用世界地圖,改為把北極放在中心,即能前瞻全新的地緣政治圈。把北緯60度以北的地方列入「大北極區」,裏面的國家就是當然成員,目前包括9國: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冰島、挪威、瑞典、芬蘭、丹麥,還有憑蘇格蘭昔德蘭群島剛剛交接的英國。這地區的政治格局,近年已默默起革命,不過我們鮮有關注而已。像1999年,加拿大成立努納福特州,主要居民是愛斯基摩人分支因紐特人,總面積超過200萬平方公里(連水域),約等於四個法國,人口卻不夠三萬,似是準備以「原住民牌」爭奪北極資源。面積和人口規模都差不多的格陵蘭在2008年舉行公投,變成丹麥自治體,全面邁向獨立之路,解除稀土開採禁令,已直接加入國際資源競賽。位於北極圈邊睡的丹麥自治區法羅群島、芬蘭自治區阿蘭群島,出現經濟誘因後,獨立的可能性亦很高;甚至連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也出現零星本土運動。早前中國商人在冰島租地,被懷疑是建立基地,中國駐冰島大使則疑似被間諜罪拘捕,無論內情如何,都反映極北之地已不平靜。

英格蘭本部遠離北極,蘇格蘭卻能算進「大北極圈」,其最北部的昔德蘭群島、奧克利群島等,本由北歐人聚居,15世紀才併入蘇格蘭,親英派就慫恿它們自行公投,拖蘇格蘭後腿。但只要蘇格蘭保住這些極北島嶼,它的海域、專屬經濟區就十分驚人,除了控制北海油田,還掌握了歐洲通往北極的航道。不久前,一群蘇格蘭研究生發表了一份報告,認為奧克利群島有條件成為「北極的新加坡」,作為中俄與美歐的貿易橋樑。而且在大北極國家當中,美、俄、加一類大國難獲信任,蘇格蘭通過英國軍備,反而有條件成為區域大國,乃至整合整個地區的資源外交。這樣的視野能否落實,自是未知之數,但起碼預視了蘇格蘭作為小國之外的潛能,對要投票的蘇格蘭下一代,不無參考價值。

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

蘇格蘭與歐盟—獨與不獨之間的空間

蘇格蘭獨立公投在即,除了蘇格蘭人怎麼想這個「本土問題」,大家也得思考這次公投在國際關係的地位。自從出現歐盟,歐盟各成員國內部的分離主義活動,就身處在「超國 — 國家 — 準國家」這三層互動,令獨立與不獨立之間,可能出現新的模糊空間。

想起十年前,西班牙巴斯克自治政府主席JuanJoséIbarretxe Markuartu訪問牛津大學,被學生問及巴斯克人還會否以恐怖襲擊爭取獨立。他當時大致這樣說:「主權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地位已完全不同,從前爭取獨立因為別無選擇,現在有了歐盟,只要它能接納我們為特別成員,西班牙的主權獨立性就會被拖低,「拉上補下」,比形式上的獨立更有價值。」當然,這不代表巴斯克獨立運動式微,但起碼整個歐洲的「分離恐怖主義」已走進歷史。

問題是,十年過去了,歐盟持續擴張,從金融風暴可見,也算弱化了希臘一類國家的自主性,卻未有如這些分離主義者所願,給予其明顯特殊待遇。在歐盟內部,確是容許特殊性的,個別政策會給予個別成員國豁免,成員國的自治區也可申請離開,例如丹麥的格陵蘭;或簽署額外條款保障其自治性,讓部分歐盟法律不適用,例如芬蘭的阿蘭群島。

新會員制或解部分問題

然而,那些地方不會有獨立身份,也不會有正式代表(除了歐洲議會內有少數次國家代表,例如蘇格蘭)。這不同於一些不涉及主權的國際組織(例如世貿),會給予諸如香港的地區正式成員地位;也與一些政府間組織(例如北歐理事會)不同,會給予諸如格陵蘭、法羅群島等「副會員」地位。

假如歐盟建立一種新會員制度,讓一些不是獨立主權國家的行政單位,擁有獨立代表席位,並在個別議題上毋須經所屬國家政府,可直接與歐盟交涉,這又是否可行?對蘇格蘭、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等地而言,爭取獨立,既有身份認同問題,也有實質經濟考慮。

若果身份認同能通過歐盟的「特殊獨立成員」部分解決,經濟稅收、社會福利等議題,則由所屬中央政府予以進一步分權,再配合歐盟給予的特殊政策,分離分子爭取獨立的意欲,可能大為降低。因為獨立畢竟是有風險的,不可測的短期經濟波動,社會可能持續撕裂的後遺症等,都是目前蘇格蘭「統派」的主要宣傳口徑,一旦獨立的誘因被部分解決,對一般害怕不可測性的民眾來說,上述理據就會增強。

說到底,這次公投只有單一問題,便是「蘇格蘭應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其實難以回應身處的三層互動格局。若歐盟放寬自治身份成為獨立成員,再問蘇格蘭獨立(或不獨立)後應否加入歐盟,公投結果可能大不相同。

2014年9月17日星期三

李香蘭的後半生:嘆為觀止的國際人脈

李香蘭病逝,媒體集中回顧其上海灘歲月,對她的戰後生平輕輕帶過,其實那數十年同樣精采。我們不妨用「圈子論」,分析李香蘭後半生的國際人脈,從中可見她的國際視野、外交手腕,都不容小覷。

1. 「美國圈」。李香蘭回日後,就以到美國發展為目標,由於美國軍官認識中國的教材,就是李香蘭的電影《支那之夜》,不少在日軍官都願意幫助她。最後她成功出國,演過美國電影、舞台劇,和法國傳奇歌后Edith Piaf一起學習英語,與差利卓別靈交好,曾和荷李活影帝尤伯連納約會,而尤伯連納當時以半虛構的東方身份行走江湖,二人一拍即合。最後,她和美籍日裔雕塑大師、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外甥分手不久的野口勇結婚,似乎一度希望長留美國,只是適逢麥卡錫時代出現,才令這位「疑似間諜」被逼離開。

2. 「外交圈」。李香蘭第二任丈夫是日本外交官大鷹弘,令她開始接觸各國政要,而且努力改造自己為西化精英,例如曾在日內瓦學習社交舞和法語。她很懂得以自己的背景交友,像後來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德,在日內瓦時,就通過其中國妻子和李香蘭混熟。李香蘭的夢幻婚禮則在緬甸進行,當時大鷹弘在緬工作,二人密友包括了緬甸最高領袖、神秘的奈溫將軍。由於奈溫曾受日本特務機關訓練,對日本頗有感情,李香蘭的明星身份就派上用場。

3. 「戰地記者圈」。李香蘭從日內瓦回日本後,搖身一變成為電視節目主持。節目原來只是《都市閒情》那類婦女時段,她卻把內容「微調」為介紹國際大事,經常親赴前線,據今天定義,就是「戰地記者」了。這段經歷,讓她超越了打滾慣的精英圈,接觸了到另一個世界,例如獨家採訪當時全球最著名的女恐怖份子──日本赤軍領袖重信房子,就讓她得到「電視個人大獎」;又訪問了名噪一時的巴勒斯坦「劫機女英雄」Leila Khaled,深入越南、柬埔寨等戰地,逐漸得到左翼圈子的獎聲,也吸引了政界領袖請她從政。

4. 「議員圈」。1974年,李香蘭當選國會議員,屬自民黨田中派,因女性身份,也與社會黨領袖土井多賀子為友。李香蘭的政策重點,就是外交:她前後擔任議員十八年,後期出任國會外務委員會委員長,已算「外交領袖」。她當選時,全球注視石油危機後的中東,她即專攻中東,加入了自民黨亞非問題研究會、跨黨派的「日本巴勒斯坦友好議員聯盟」,而在戰地記者生涯中訪問巴勒斯坦高層、改了阿拉伯名,就成了寶貴資產。有了議員兼外交家身份,李香蘭訪問過利比亞卡達菲、烏干達狂人阿敏、沙特國王費沙爾等梟雄,有份促成阿拉法特「破冰」訪日。當然,她的具體影響力不應高估,但找到外交界的獨特位置,當無異議。

5. 「大東亞圈」。文革期間,李香蘭是首批訪華的日本「政要」,首次回到「母親的國家」,被復出不久的「日本通」廖承志接見,接著在北韓見到「歌迷」金日成;後來鄧小平歷史性訪日,也是她陪同首相田中角榮舉行家宴接待。兩國發現她能充當民間外交橋樑,她也樂於如此,並以舞台劇《李香蘭》在北京公映而掀起熱潮。退休後,她出任亞洲婦女基金會副理事長(理事長是社會黨前首相村山富市),繼續搞民間外交。然而,到了人生最後階段,山口淑子最難忘的,還是「李香蘭」:原來她今年曾到香港,探望齊名「上海灘七大歌后」的姚莉。假如李香蘭私相集出版,那才是百年全球史的見證。

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

李香蘭傳奇:「滿洲國身份認同」存在嗎?

在過去數年,筆者曾寫過數篇關於李香蘭與國際關係的文章,對這位剛逝世的巨星很感興趣,尤其是讀過她的自傳後,對其人生觀和曲筆都多了佩服,其自處於亂世的智慧,彷彿和此間我城似曾相識。她的一生,值得研究的題材很多,但相對被忽略的,反而是一個略為敏感的問題:究竟在那時代,有沒有「滿洲國身份認同」存在?

「滿洲國」聲稱主要由五個民族組成:漢、滿、蒙、日、朝,而中國東北的特殊化,其實早在晚清開始,當時遼東半島一度要割讓給日本,雖然後來「三國干涉還遼」,但日人還是開始大舉移民東北,這在日俄戰爭後更明顯。李香蘭(山口淑子)的祖父山口博,就是在日俄戰爭後的1906年移居滿洲,李香蘭在當地「土生土長」,11歲時滿洲國成立,兩年後認瀋陽銀行總裁回族華人李際春為養父,憑參加「滿洲國流行歌曲大賞賽」奪冠進入娛樂圈,說她刻意隱瞞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當「漢奸」實在不通,在上述背景成長的日人,自稱「滿洲國人」亦順理成章。願意移民到滿洲國的日本人各有原因,但一般心態就像美國人到西部大開發那樣,一些甚至猶有過之,把國籍改為「滿洲籍」。在平行時空,假如蔣介石和日本議和,承認滿洲國,而日本終結侵華,滿洲國說不定像蒙古那樣脫繮而去,那樣李香蘭蓋棺定論的身份,就是「開國巨星」了。

滿洲國「五族」當中,一般相信漢人對這「國家」沒有甚麼感情(近年也有人持反對意見,不贅),但當時滿洲人怎麼想,卻是有趣課題。不少日本學者至今深信,他們在幫助「溥儀的民族」復國,就是將之變作傀儡,對滿人而言,也應比在中國喪失身份認同好,所以溥儀在戰爭法庭控訴日本、推卸個人責任,不少日人覺得忘恩負義。筆者曾向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主任吳偉明教授請教,他說滿洲國的滿人其實有很強的身分認同,喜不喜歡日本是一回事,但憧憬有自己的國家。李香蘭在滿洲國有一位密友,就是滿人川島芳子,川島曾要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隊,而和關東軍發生矛盾,反映她的主要忠誠既非日本、亦非中國,而是滿洲。其實把川島芳子列為「漢奸」,也是牽強,她本來就不是漢人,頂多是「大中華奸」。

至於滿洲國國內的朝鮮人,相信和日治朝鮮的同胞一樣,都要復國,但卻深受「滿洲國文化」影響,包括北韓國父金日成。話說李香蘭回國後輾轉成為議員,曾出訪北韓,不但沒有被當作「日本侵略者」,反而在國宴獲安排坐在金日成對面,金日成以日語稱呼她「李香蘭小姐」,自稱打抗日游擊戰時就是其歌迷,表示「只有戰鬥算不上人生,我們需要快樂」,席間李香蘭即席獻唱名曲《蘇州夜曲》回禮。滿洲國煙消雲散,李香蘭的歌聲,卻依然縈繞著高度政治化的中日朝,這本身就是歷史的傳奇。

2014年9月15日星期一

為甚麼要撕裂?北韓戰爭動員與「群眾運動」的藝術

日前本欄談及北韓「告密的藝術」,其實北韓管治模式還有不少類似「藝術」值得探討,例如群眾運動。這些年來,北韓定期製造朝鮮半島緊張局面,每次記者朋友都問相同問題(會不會大戰),而每次我的答案幾乎都是「不會」,因為這原來就是對內多於對外的群眾運動。究竟運動有什麼好處?

群眾運動的遊戲規則,就是公開的目標都是「偽命題」,表面上煞有介事,其實別有所求。就像「對韓宣示作戰決心」,這本身並不重要,但把群眾動員起來,政府機器就能名正言順接觸到太平時分沒機會觸碰的區域。有了議題,就能引蛇出洞,群眾就得表態,表態無論在公在私,都能分出左中右。官員有了運動,就也求表現,表現無論如何,亦會被評級上中下。只要有標籤、評級,政府機器就能策劃下一步行動,無論是賞罰、升降、還是拉打。設定議題的政府,永遠握有主動權,而無論要轉移甚麼視線,北韓政府都會通過製造外部壓力,動員群眾。

有讀者問一個假設性問題:假如北韓不是極權國家,而是容許一定民間自主的威權國家,群眾運動還有沒有同類「藝術」效果?

自然是有的。不過操盤人的技術要更高,因為運動會遇到真正的反對,必須把反對的能量吸納進動員模式,一併計算。試想像在平行時空的「威權北韓」,搞一個「反西方流行音樂運動」。根據西方公民社會思維,這樣的命題自然令人反感:為甚麼連聽流行音樂的自由都沒有?於是自由主義傾向的精英組織反抗,嘗試說服身邊的人不再沉默,不要犬儒。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生活慣的人,卻明白政府真的要禁聽西方流行音樂,只要厚起臉皮,完全可以一意孤行;只要有心懷柔,也能以掩人耳目的方式減低打擊面,無須以運動進行。所以流行音樂甚麼的,只是偽命題;真正的目標,是運動。

刻意引起對立面,對平行時空的「威權北韓」有甚麼好處?

只要一個議題能促進二元對立,就能產生仇恨,就有空間進行反動員,以戰養戰;只要有議題,就能在雙方陣營內催生其他二元對立,連消帶打;只要任何一方行動中稍有出錯,由此挑起的子運動、反運動就層出不窮。當運動的氣氛,逼使沉默大多數不得不表態,再被二元猜疑,太平盛世最難回應政府機器的中產階級,也會落入其宏觀掌控。當一些表面親政府、內裏西化的精英,因不滿「反西方流行音樂」而流露傾向,政府就能防微杜漸。部份群眾耗盡精力抗爭而失敗,容易失去目標,民氣被虛耗;堅毅的另一群則往往落入社會最邊緣化的位置,「順理成章」的被打壓。到了最後,究竟大家聽不聽西方流行曲,政府卻可輕輕放下。

在這樣的北韓,如何保持人性的理想,而不變成理想主義者;如何保持道德,而不變成道學家?這類問題,凡夫俗子如我,自不知其答案,因為連這樣想,也落入人為建構二元對立的陷阱。卻想起數十年前,捷克的未來總統哈維爾身在鐵幕,對這些問題有十分理性的思考,值得一讀。「這一代人終將感到悔恨,不僅因為壞人可憎的言行,更因為好人可怕的沉默」,這是鼓舞人心的話,常被引用,說的不是哈維爾,而是馬丁路德金;他的對手,卻是採取另一管理模式的美國政府。哈維爾的對手是共產政府,他是好人,曾經沉默,曾經發聲,笑在最後。

2014年9月12日星期五

也談「伊朗式民主」:可比不可比?

末代港督彭定康撰文,以「伊朗式民主」和香港類比,引起論爭。有人認為「伊朗式民主」有其特色,不應單以獨裁視之,也有批評此乃自欺欺人;有認為這模式和香港可比,也有說全不可比。從國際關係角度,要理解「伊朗式民主」,其實要由「撕裂國度論」談起。

「撕裂國度」(Torn Countries)是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概念,用來解說其「文明衝突論」。他認為當一國或一地希望脫離一個文明體系、進入另一文明,必會出現二元撕裂現象,內部精英、廣大群眾、相關文明體系的外部勢力,都會持不同意見。除非上述各方有共識,否則亂象可期。他舉出三個例子:土耳其、俄羅斯、墨西哥,後兩者和土耳其的可比性不大,日後再談;近年與土耳其最可比的反而是烏克蘭、埃及。

概括而言,鄂圖曼帝國崩潰後,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以世俗主義立國,雖然維持伊斯蘭信仰,但社會全盤西化,並靠軍隊捍衛國策。一旦選民選出有強烈宗教傾向的政府,軍隊就發動政變,又或在這些政黨壯大前予以打壓,令親西方精英、親伊斯蘭群眾之間的對立得到調控,起碼維持基本穩定和經濟增長。

烏克蘭則由「斯拉夫文明」的親俄派、主張融入歐洲的親西方派對立了十多年,本來雙方還遵守民主遊戲規則,並以既加入歐盟、又和俄羅斯維持特殊關係為妥協,但當雙方的國際盟友介入得越來越深,也摧毀了國內民主的認受性,無論選上誰,另一方都不服。埃及似乎更棘手:由穆巴拉克的獨裁變成一人一票「真普選」後,主張西式改革開放的精英與軍隊既得利益者結盟,和穆斯林兄弟會成為兩大勢力,對不利己方的選舉結果都不背書,不斷出現革命、反革命至今。

換句話說,當一個國家成為「撕裂國度」,各種制度的公信力都會下降,需要其他方法重塑國家共識。這方法可以是戰爭、談判、分裂、高壓,也可以是無了期的無序狀態。說這些,和「伊朗式民主」有什麼關係?關係就是,不少專家相信假如伊朗實行埃及式選舉,根據此刻民情,結果可能是親西方派和什葉派二元對立,雙方都有一定民意基礎,並認定對方採取非法手段獲勝而不服輸,亂局一起,後果可能比埃及更甚。至於究竟會否真正這樣,誰也不能預知,但假如只有「埃及民主」、「伊斯蘭國獨裁」和「伊朗式民主」選擇,選擇後者的相信不少。理想主義者會批評伊朗人:「何不製造第三條路」,但他們是悲慘的,因為其理念往往令極端份子通過選舉或革命上台,再殲滅自己,昔日柬埔寨如是,今日埃及如是。在現實政治,目前伊朗就是只有這些選擇,這就是「伊朗式民主」的民意基礎。

那與「港式普選」能否相比?用「撕裂國度論」,這可由三個不同層面觀察。

第一層面:主流港人不認同「伊朗式民主」,因為香港內部並不存在兩個文明體系的撕裂。傳統精英,包括商界、中間派和主流建制派,都明白香港價值在於做一個國際化的、與普通中國城市不同、但又接受中國主權的特區,相信港人會選出認同這理念的代言人,無需安全閥。就是負責宣傳人大方案的官員、政客,也只勸大家務實,卻不以「正貨」態度推銷之。

第二層面:北京眼中的撕裂,卻是另一回事,認為宣傳「袋住先」而不宣傳「靚女」,正正反映連香港的建制精英也不可靠,不體會「中華文明」被「西方文明」圍堵的危機,說明香港已被撕裂到後者,必須以高門檻方案看管之。而且北京相信管束不止是選舉的問題,也是香港怎樣返回對抗西方的中華文明的問題;只要模式實驗成功,就可放在其他地方使用,甚至輸出國外,功德無量。

第三層面:這樣的決定落入香港社會,港人怎樣才會接受?操盤人會發現,參照「伊朗式民主」,只要伊朗政府能說服國民,不接受的代價就是埃及、伊斯蘭國,就是民間有點不滿,制度也能維持。問題是,香港社會原來不愛對立,市民也不習慣激烈表達意見。那怎樣才可增強「說服力」?答案屬香港政治,筆者毫無研究,就不懂了,但是你懂的。

2014年9月11日星期四

直布羅陀 — 歐洲國家盃新丁背後

當大家還對世界盃「西班牙慘劇」津津樂道,歐洲國家盃外圍賽已悄悄開鑼,這次還增加了一支與西班牙息息相關的代表隊 —— 直布羅陀,頗值得一談。

直布羅陀是英國海外屬地,面積比香港青衣島更小,人口只有三萬,西班牙一直提出領土要求,但直布羅陀人絕大多數拒絕接受,連「英西共治」的公投也予以壓倒性否決〈若通過,就會類似瓦努阿圖獨立前那樣由兩國共治,不贅〉。

由於西班牙態度堅決,直布羅陀的國際活動空間有限,遠遠不及香港,連在國際體壇也難以獨立露面。一九九九年開始,直布羅陀就提出加入歐洲足協,但在西班牙反對下被否決,不久歐洲足協更通過新例,只容許聯合國成員國加入。直布羅陀上訴至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法庭裁定直布羅陀申請在改例前,故歐洲足協不應以此否決。就是這樣,歐洲多了一支「魚腩部隊」。

突破地理劃分限制

這案例與大家有什麼關係?首先,直布羅陀不同那些英國殘餘海外屬地,不少居民希望直接成為英國一部分。在歐洲議會選舉,直布羅陀沒有自身選區,而是被歸入「英國西南選區」,對此當地人大表支持。

這支球隊加入歐洲足協後,和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士等會構成「英倫五隊」〈前提當然是蘇格蘭獨立不成功〉,英國球員只要找到和直布羅陀的淵源〈在當地出生、父母或祖父母是當地人、或在當地讀書五年〉,就多了一個踢代表隊的機會。

只要此模式運作暢順,直布羅陀的實力或可超越一個正常三萬人口的行政單位。近年香港代表隊在亞運成績愈來愈好,部分原因〈當然不是全部原因〉,也是拜同一模式所賜。

而歐洲足協的「聯合國條款」,又不是國際足協的明文規定,其他足協也不跟隨。例如大洋洲足協近年接納了法屬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決定便與歐洲足協完全不同。

即使歐洲此路不通,只要一些非獨立自治地區獲母體支持,還是可以申請其他洲的足協會員。例如目前還屬於丹麥的格陵蘭,就可不申請歐洲足協而加入中北美洲足協。一旦數個同類案例出現,歐洲足協定必面對壓力,質疑其「聯合國條款」脫離現實,西班牙要避免的加泰羅尼亞、巴斯克問題,還是早晚出現。

最後,國際足協還存在更顛覆性的劇本。為什麼一定要把全球按地理位置,分為六大洲足協?這樣的劃分本來就充滿爭議,例如以色列因被中東國家杯葛而加入歐洲足協、一度踢大洋洲賽區,都不受地理位置支配。那為什麼不能出現其他賽區,如本欄曾提及的「大中東」,或現在直布羅陀和格陵蘭是成員的「小島運動會」?

一來,「小島運動會」一些成員如福克蘭群島等,很難加入鄰近足協〈南美國家大都支持阿根廷〉,卻有明顯主體性,只能另闢蹊徑。二來,這些小島之間的同質性,比起和鄰近國家可能更大。

看見將來, 上述建議自不可能成為事實,但主權國家受其他單位挑戰,乃全球化基本特徵,不可能避免。

要怎樣才可解決?

往往由平行時空的狂想醞釀。

2014年9月10日星期三

北韓告密的「藝術」

不久前,兩位曾在北韓集中營被酷刑折磨的脫北者來香港演講,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種種難以想像的刑罰,還有北韓上上下下的告密文化:他們被捕因為被告密,表現良好或不好也因為告密,人與人之間沒有基本互信,就算是同一家庭內的父子兄弟,也處於這種關係。筆者曾兩次到北韓,最愛觀察兩名導遊之間的互動,因為他們明顯是互相寫報告的關係。近年北韓研究員開始面向世界,有時也參加學術研討會,各國主辦方都流傳這樣一個笑話:要請北韓同僚與會,必須預備雙倍經費,因為他們只能兩個兩個派出來。

為甚麼北韓政權要鼓勵告密?表面的理由冠冕堂皇,例如為免人民誤入歧途,旁人有責任拯救失足者;又或在大是大非面前(例如洞悉反革命陰謀)沉默不語,其責與叛國者無異云云。但實際上,這是管治模式的一種:當「是否會告密」成了人際關係的研判標準,每個人都會被懷疑,自然會出現懷疑錯的誤會,也會出現證據確鑿的告密者公敵,無論情節怎樣發展,都會虛耗掉處理其他事情的時間和心力,也增加人民自發團結的難度。對管治者而言,有矛盾,才需要他們的仲裁角色,所以有些人會鼓勵告密,有些人會批判;有些人同情告密者,有些人同情被告密者,但客觀效果,必然是管治階層的角色吃重了。

當然,任何社會都有告密人,但假如告密成了「社會制度」,卻有了自我延續的生命力,而北韓就是最好的示範。一個中學生向老師告密身旁同學有「不當言論」,在文明國家,很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在北韓,有人告密,就會調查,過程中全家都受影響,而告密內容具體起來,誰是告密者就無所遁形。告密成與不成,雙方結成世仇,很容易相互告密下去,至死方休。雙方的友好和所屬組織,也會被對方納入監察範圍,只要找到株連證據,甚至可以扳倒一個群體。

但極權國家也不能處理所有細節,一般而言,政府只鼓勵針對違法行為的告密,不會越俎代庖,鼓勵違反公司、學校等內部規例的告密。後者的制度一般由那些公司、學校按各自的意願設立,再向政府問責,因為即使是獨裁政權,也明白絕不可能所有公司、學校定下來的規矩都被100%遵守。要是某公司的20%員工躲懶一小時,管理層知道了,應該把他們全體解僱,激發其生產力,還是裝作不知道以維持和諧互信?小學生裝肚子痛不上體育課,應該懲罰、勸諭還是「水清則無魚」?這原來只是內部事務。但出現了外部主導的「告密制」,公司、學校內部規例,就受制於公眾(和背後的政府)監督。要是在北韓,金正恩忽然鼓勵就學生曠課告密,那對學校的訊息就很簡單:告密制不是為了協助你們,而是信不過你們、為了管理你們、不容你們陽奉陰違,對此那兩位來港的脫北者,不會不心領神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