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筆者談及，國際社會越來越不關注香港，最近香港的群眾運動得到國際媒體長期注視，可謂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這代表了甚麼？假如我們相信，國際社會忽然覺得香港重要，恐怕並非事實。這段時間，筆者全程在法國，當地媒體人說1997年以來，香港很少出現在他們視野，對香港人有沒有民主，基本上沒興趣；政府和商界更務實，坦承對香港的唯一關注點是社會是否穩定、會否令營商環境變差，只要中式管治能像新加坡那樣維持威權，就不會管。
「雨傘運動」得到全球關注，主要源自一個意外：催淚彈。
雖然催淚彈在世界各國屢見不鮮，但香港這個極少使用催淚彈的和平地方，在運動一開始，面對眾多和平群眾、青年學生，就立刻以87枚的武力嘗試清場（還要清場失敗），傳達了一個「比例不當」的問題，這反映了一個城市的管理哲學。由於催淚彈的圖片有極佳的傳訊效果，當時還在天色清明之時，國際媒體自然以「有圖有真相」的原則，進一步擴大報導版面。
版面擴大了，比較政治的元素就出來了。在過去一年，以催淚彈處理群眾示威的國際新聞有巴西、土耳其等，它們被國際關注，不是因為發生示威的城市有什麼重要性，而是因為政府如何處理示威，對全國模式有深遠影響。換句話說，香港之所以被關注，不是因為香港，而是西方認為，這成了反映中國改革開放程度的指標；當天向群眾警告「開槍」的牌子，則令其想到天安門事件。香港的結局，就意外地成了衡量中國的基準。
國際關注是正面的，但假如不跟隨國際關係規則爭取注視，卻容易得出反效果，給予鷹派藉口固不待言，還可能令國際社會看輕香港的國際知識。例如有朋友常希望美國國會舉行香港聽證會，並要參加，但美國學者都知道這想法天真：一來，奧巴馬的回應可是實話，美國最能給香港幫忙的方法，就是不刺激北京；二來，「聽證會」聽來煞有介事，其實毫無約束力，只是美國議員向選民表演的平台，當事人卻會永存標籤。近來有學生婉拒了這類邀請，情願直接在香港說話讓人拿去討論，這是前人被不斷「抽水」後的覺悟。
又如有研究國際關係的學生，想到發信給聯合國秘書長，請其關注催淚彈事件。論技術層面，秘書長是行政首長，若處理不同人士去信，根據憲章第99條，只能是「將其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和平和安全的任何事項提請安理會關注」，雖然我們對催淚彈憤怒，但也不相信這是加沙戰爭的層次。而且秘書長是「法人」，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就算嚴重百倍的事件，也難過中國代表那一關（副秘書長就是中國人），要是此路通，千萬樣西方更有興趣的中國問題，早被天天討論。就是在平行時空，中國政府不介意，對口單位也是人權委員會，問題是，我們又要知道國際媒體對香港催淚彈驚訝，是綜合了中國因素、香港歷史、對等原則、現場氣氛等，若要西方政府官方說「不能這樣用」，他們卻不會，因為他們用催淚彈的頻率高得多，不會留下把柄限制自己的行動，若不得不表態，反而會得出「不予置評」的變相支持警方的說話。香港最懂得利用聯合國平台的，其實是對中國核實下已加入的條約，給予「補充意見」的人，例如何喜華等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提出保護新移民。
我們常期望多做點就有多點收獲，可惜在現實主義主導的世界，在「引蛇出洞」邏輯下，有時恰恰相反。身處大時代，萬事多角度思考，遇挑釁而冷靜，才能好心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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