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星期五

「去文明衝突」? 兩種「大同教」的未來

日前談及緬甸羅興亞人問題的「文明衝突」元素,那是否宗教就必然導致文明衝突?近年不少新興宗教希望解決這類問題,都值得注意。歌手方大同因為家人信奉又名大同教的巴哈伊教(Baha'i Faith)而得名。巴哈伊教在以色列的總部,筆者年前已曾介紹。類似的「大同」宗教,並非巴哈伊教獨家,早前在越南,就聽當地朋友談起教義更有趣的高臺教(Caodaism)。

高臺教把名人神格化

高臺教誕生於二十世紀初的法屬越南,目前已經是越南的第三大宗教。它與傳統宗教最明顯的差異,乃是其教義、信仰的「大愛包容」,創教的吳文昭、黎文忠二人不過是普通公務員,從未行什麼驚天動地的神蹟,只是自稱得到「高臺神」啟示,主張「萬教大同」,把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甚至儒家的神明或偶像,都納入崇拜對象。

巴哈伊教則誕生於十九世紀的波斯,相信「宗教同源、人類一體」,也是把摩西、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等各教先知一律「吸納」,認為他們都是主神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派遣的使者。

不過,高臺教更進一步,甚至把「自古以來」的東西方歷史名人,也盡數「神格化」。於是中國的關公、英國的牛頓(Isaac Newton)、法國的雨果(Victor Hugo),甚至還有孫中山,都成了高臺教的「神」。

根據高臺教教義,神明分為「三教五道」,「三教」是佛教、聖教和仙教,「五道」是儒道(孔子)、伊道(穆罕默德)、聖道(基督)、仙道(老子)和佛道(釋迦牟尼),之上有至高的「高臺神」,在高臺廟內,以一雙天眼為象徵。

巴哈伊教和高臺教與其說是「宗教」,其實,不如說是NGO。兩教都有相似的社會屬性,而且非常入世,對環保、福利一類社會議題的關注,才是信仰的主要內容。例如巴哈伊教設有專門辦公室,參與聯合國的環境、婦女發展等項目; 2000年聯合國大會世紀發展論壇上,巴哈伊教是首腦峰會期間,唯一獲邀發言的非政府機構,足見其影響力。

至於高臺教活躍於越南社會,則是由社區組織開始,二戰結束時,一度擁有兩萬人私人武裝,成為南越的重要勢力。吳廷琰政府掃平南方各路軍閥、統一南越時,高臺教表示臣服,領袖在南越內閣有名譽職位;後來吳廷琰遇刺,高臺教逐漸支持北越,因此在越南統一後,又獲得國會席位,不過政府始終對其有戒心。今天高臺教的政治影響力已幾乎不存在,但依然是社會福利網絡的重要組成部份。

歸根到底,高臺教、巴哈伊教這樣的多元非主流信仰,已經和傳統宗教大不相同,更像是後現代現象。相較下,高臺教在越南以外的傳教成效十分有限,海外信眾只有三萬左右,主要都是海外越南移民後裔;反觀巴哈伊教,全球信眾超過600萬,幾乎遍及所有國家,而且發展勢頭強勁。

兩者的最大差異,在於高臺教還保留了對傳統宗教儀式的追求,例如精心修築的廟宇、每天繁複的誦經,這些在後現代社會,已經與周遭格格不入,假如不是在越南生活,很難代入那種氛圍,對遊客的吸引力,恐怕遠大於信眾。巴哈伊教卻簡化了宗教的形式主義,朝拜簡單,加上強調各國信徒交流,刻意經營全球網絡,對很多認定宗教是「迷信」的人而言,為了取其國際主義,依然是可以接受的選擇。要是這類信仰逐漸取代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傳統宗教,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可能天翻地覆,但是否真能促進「大同」,卻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吳廷琰(1901-1963)

越南共和國(南越政權)開國總統,出身於接受法式教育的越南上流社會,二戰後獲美國支持,成為南越領袖。任內行強硬反共路線,成為美國附庸,同時是虔誠天主教徒,而被指逼害佛教徒,導致僧侶公開自焚抗議,間接令其被美國拋棄,在1963年被軍方策動的政變推翻遇害。

2017年9月28日星期四

人工智能革命:未來世界天翻地覆

今天的國際關係,總是集中討論國與國的關係,其實真正帶來顛覆的,卻是科技發展,例如可能徹底改造各地就業市場的人工智能(AI)。

「職業」將會重新定義

在過往數波的工業革命中,每項新技術投入生產市場後,都會衝擊既有的市場結構。一是產生「替代效應」,即隨着新技術應用,從事舊技術生產的勞動者不再被需要;二是產生「生產力效應」,即新技術的應用本身,會創造出新的崗位需求,誕生新的就業機會,從而改造社會的結構。

AI帶來的替代效應,只會比從前更強,新技術對既有工作崗位的摧毀,似乎要遠遠超過對新工作崗位的製造,一來一回,這種挑戰,卻是史無前例的。

跟昔日單純的機械自動化不同,AI對低技術藍領工人及高技術白領工人、精英的衝擊,幾乎同等,甚至對後者的危機更大。例如自動化的投資算式,已經開始取代傳統股票交易員,這門一度為名牌大學經濟系畢業生趨之若鶩的職業,可能會完全淘汰。

又如先進的語音識別、實時翻譯技術,已開始挑戰專業口譯員的就業,同時律師的文件可以由AI輕易撰寫,會計師的算式也可以輕易由AI計算,教師的課堂也會由AI的個人化學習取代,什麼是「精英職業」,甚至什麼是「職業」,很快就會重新定義。

那新興行業是甚麼?要麼是研發AI的專才,要麼卻是無需任何學歷、但機械不能取代的「人性化工作」,像陪月,即筆者年前以五萬元一個月「天價」請來的那一位大媽,說不定會成為新時代的「天后職業」。

當然,隨著 AI在各大行業普及,AI 開發者的社會影響力,自然會得到進一步提升,而在幕後,Google、阿里巴巴等大型跨國公司的政治角色,也必然與日俱增,結果對國家和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政策的議價能力,肯定會比今天更大。這些公司賴以發展的是人才與資本,兩者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已經開始擺脫各國政府的控制,因此未來這些大型跨國企業,相當可能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半獨立王國,甚至成為國際關係的新興玩家,而無視現有的國內外法規。他們之間的合縱連橫,比起國與國之間的恩怨情仇,更能具體影響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馬雲已經建議建立這種「IT巨頭聯合國」,本欄年前也曾介紹。

在這波AI革命被取締的職業,本來居於社會上層,他們究竟會主動轉型回應,還是盡力延誤新時代的出現,將會對各地社會穩定,帶來根本影響。正如上一波機械自動化,造成美國大批藍領工人失業,進而引發今天美國的社會大撕裂一樣,AI 的推廣,也很有引發國家撕裂的可能,只是對立雙方從「藍領 vs 白領」,變成「人性化Vs非人性化工作」;而被 AI 淘汰的白領處境,恐怕不會比當年從工廠出走的藍領好。整個就業模式,很可能不再有固定職業存在,主流人口都是「slash identity」,各行各業都像Uber那樣,釋放其他職業的剩餘產能,而避免自身承擔勞工的全部成本,世界的超穩定結構,就會一去不返。

這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固然也是挑戰,但他們的就業市場比較容易轉型,反而對發達國家,卻可能顛覆數個世紀以來的社會權力結構。屆時,會否又有政治投機者從中取利,衝突的矛頭會否被引向國外,民族主義能否成為麻痺內部矛盾的萬靈丹,現在都難以斷言。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波衝擊,不會在完全和平的狀態結束;下一代要面對新時代,不可測性極高。繼續要求他們按上一代規則進行「生涯規劃」的前輩,真的可以放手了。

小詞典: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泛指蒸汽機在18世紀出現後的一世紀,機械開始大規模取代人類,進而激起種種新思潮。第二次工業革命指電力的普遍使用,出現在19世紀末之後的數十年,對工人的需求大量下降,間接導致大蕭條出現。第三次工業革命指電腦普及化的時代,第四次工業革命則是資訊科技發達的互聯網時代,影響才剛剛開始。

2017年9月27日星期三

十年後的品牌:特朗普的利益衝突

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以來,除了一言一行引起爭議,他的家族生意會否構成利益衝突,也始終瓜田李下。特別檢察官米勒(Robert Mueller)獲任命調查通俄案時,特朗普多番希望不要把調查範圍擴大到家族企業,卻予人此地無銀之感。

對華政策色厲內荏

雖然特朗普上任後,宣布退出其公司的營運;女兒伊萬卡(Ivanka Trump)、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加入總統顧問團隊後,也都跟商業網絡保持距離,但說他的企業不可能從中獲利,這有點自欺欺人。

在過去,特朗普的商業帝國一直未全面進入中國市場,儘管以「特朗普」冠名的不少產品(如服裝),都依賴來自中國的廉價勞工。

特朗普愛女伊萬卡的公司出品服裝和鞋,這些產品的加工製作,同樣經大量中國勞工,品牌在中國的工廠,更由媒體揭露是「血汗工廠」,勞工待遇極差。

表面上,特朗普當選後,把與中國發生聯繫的產業,全部記入「特朗普集團」名下,自身所持的集團股份,被注入特殊基金會、並被凍結,說是杜絕了中國政策和自身利益的結合。

然而,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是每一個企業夢寐以求的事,特朗普集團亦不例外。他的對華政策色厲內荏,會否是為了延後利益?大家自然不知道,因為無論是與否,都不可能有證據。

特朗普集團的重點一直是地產,而特朗普參選前,在海外已經有龐大地產項目,例如在中東。在以色列,特朗普曾計劃在特拉維夫興建大廈,女婿庫什納也有地產投資;在沙特,特朗普集團也計劃建造酒店,這些都是大手筆投資,符合特朗普一貫作風。項目目前同樣被「凍結」,但特朗普外交被指偏袒以色列、沙特,要是箇中有延後利益輸送,誰也不能查處。早前卡塔爾斷交危機期間,特朗普和國務卿蒂勒森立場相異,二人從前在中東的投資卻分別傾向沙特、卡塔爾,與外交立場有沒有直接關連,又是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特朗普家族與俄羅斯的商業往來,更是各方關注的重點。特朗普本人對俄羅斯市場的興趣廣為人知,也積極吸納俄羅斯資本,但始終沒有大型基建,只是將自己的品牌授權予俄羅斯產品,從而獲得授權費而已。特朗普強調自己(目前)和俄羅斯之間沒有利益合作,也許是事實,但昔日有沒有投資到特朗普集團的俄國資金有特殊使命,誰也說不準。假如「通俄門」找到這樣的痛腳,結果可大可小,這也是特朗普始終不敢對調查掉以輕心的原因。

說到底,特朗普這樣級數的富豪當美國總統,要完全排除利益衝突,雖然法律上是可能的,實際上卻是不可能的。何況美國對總統卸任之後的延後利益,一直缺乏有效監管:平民出身的總統如克林頓、奧巴馬,尚且可以通過卸任後的著作、演講致富,箇中是否涉及企業的延後報酬,見仁見智;一個本身已經是富豪的總統,可以鑽空子的空間,自然百倍。假如二十年後,「特朗普」成了俄羅斯最受歡迎的品牌,「伊萬卡」成了中國頭號名牌,理論上,這只反映「國際人民」對特朗普的擁戴,誰又能說甚麼?

小詞典:特朗普集團 (The Trump Organization)

特朗普家族建立的企業,1923年成立,創辦人是特朗普的祖母和父親,當時稱為「Elizabeth Trump & Son」。1971年,特朗普從家族接手經營集團,大舉拓展至不同領域,包括地產、投資、娛樂、酒店、媒體等,在世界各地都有業務,特朗普也成為家傳戶曉的大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宣佈把集團交給兩名兒子管理,但他本人依然全權持有集團。

2017年9月26日星期二

沈祖堯校長的用心:由哈佛大學案例談起

本欄是國際評論,但總有讀者期待一些跟香港有關的比較。近日不少網友私訊問,假如香港的大學校長就港獨的表態發生在海外,會有什麼反響?言下之意,對上述表態、尤其是中大沈祖堯校長的處理,頗多批評。然而,回想自身在不同地方校園的經歷,作為realist,我想校長的處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訂立紅線 避免衝突

首先,校長有沒有權力聯署發聲明,就某一立場表態?自然是有的,而且因為不常見,更顯得內容的非常態。像英國公投脫歐時,不少英國大學校長發公開信,呼籲師生、舊生投反對票,無論基於理念也好、自身經費考慮也好,這是很清晰的表態。校長表態不支持港獨,自然有這樣的權利。

主要爭議,在於學校有沒有權力,或應否不容許鼓吹某種思潮。筆者在美國讀書時,還未正式上課,校方迎新營就強調一系列不能說的「政治不正確」用字,說我們國際學生因為國情不同,每每最容易犯,但犯了校方絕不姑息。今年哈佛大學的一宗案例,反映所言非虛,10名錄取的高材生,校方發現其在社交媒體發放「政治不正確」言論,例如諷刺猶太人大屠殺、鼓吹性暴力、針對少數族群等,結果取消其入學資格。

對美國極右陣營而言,這是「哈佛大學打壓言論自由」,特朗普、「另類右派」好些支持者正是持這一立場;在某一些國家,這類言論也是完全容許的。

然而,上述紅線的訂立,正是為了避免激起衝突,雖然經常矯枉過正,但起碼出發點清晰。在新加坡,紅線變成不容涉及宗教、族群的不當評論,無論有多少其他動機,出發點是避免這個人造的國家,陷入鄰國那樣的族群衝突,出發點同樣是清晰的。

有人認為,這些紅線是基於意識形態,但其實不過是現實主義的管治公式。每個地方,都有維持穩定的社會共識,否則民主也好、威權也好,都不容易長治久安。美國經過數十年的社會問題,才達成「政治正確」共識,此所以高舉「言論自由」的學府,對任何觸及違背原則的字眼,都「殺無赦」。新加坡在動盪環境立國,共識則是「族群和諧」,此所以其他地方評論員看到Amos Yee案,多認為是言論自由問題,但是在新加坡本土,即使是不滿政府的一群,也不同情他,我們從前也介紹過。香港的大學校長不容「宣傳港獨」,背後的理解,大概如出一轍。

在哈佛、耶魯,「政治正確為甚麼合理」這問題,只要不是鼓吹歧視,校園內自然不是不可談。正如香港建制派田北辰議員認為,校園不能宣揚「港獨」,但假如是理性討論議題,則應容許。這和哈佛精神,也是異曲同工:假如不說明為什麼港獨弊多於利、不論證為甚麼港獨不可能,如何以理服人?正如本欄年前和本土派朋友論爭時所言,筆者雖然同情香港新一代,但不認為「港獨」有任何可能性,深信運動只有反效果,自然完全反對。這除了和個人從小到大對「我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的認同有關,也是個人學術研究的理解。現實主義者對「港獨」為何不可能、也無利的分析,從前已有談及;建構主義者對「複合身份認同」的理解,也值得參詳:不但「香港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難以切割,一些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認同」、「馬來西亞認同」和「中國人認同」,也是並存,二分法只是不存在的。

沈祖堯作為過去二十年最同情學生的校長,離任在即,亦無所求,本可置身事外。即使是不認同有關立場的朋友,難道沒有易地而處的感悟?

小詞典:哈佛新生退學案

2017年6月,哈佛大學學生報《Crimson》報導,一群被錄取的新生因為組成Facebook群組「Harvard Memes for Horny Bourgeois Teens」,分享大量政治不正確圖文,被大學收生部發現,經調查後,決定對其中十人撤銷錄取,強調這是最終決定,不接受申訴。

2017年9月25日星期一

羅興亞人問題:不過是「文明衝突論」?

緬甸羅興亞人(Rohingya)的人道危機,令昂山素姬的諾貝爾和平獎光環完全褪色,但她身為緬甸領袖,卻實在不容易解決這類問題,因為這不單是緬甸、孟加拉的問題,還是整個東南亞、南亞佛教vs伊斯蘭文明的「文明衝突」問題。雖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備受學界批評,但用來剖析羅興亞人問題,卻起碼提供了一個國際關係的視角,令人對昂山素姬面對的困局,可以多一重了解。

緬甸宗教矛盾由暗至明

緬甸主流意見認為,羅興亞人是英殖時期來自孟加拉的難民,他們並沒有「公民權」,只是非法移民,因此應把他們拒諸門外。羅興亞人則強調,他們的祖先多個世紀前已定居在緬甸若開邦(Rakhine),若開邦羅興亞民族組織(ARNO)亦宣稱他們於十七世紀已在當地定居。

轉捩點出現於1982年,緬甸軍政府頒布《公民法》,羅興亞人未有獲承認為國內135個民族之一,也就是在法律上正式被拒承認為「公民」;但是於緬甸1948年獨立、至1982年間,究竟羅興亞人有沒有公民身份,卻存在相當大的闡釋空間,亦是他們爭取平權的依據。

諷刺的是,緬甸軍政府管治初年,反而可以容許羅興亞問題模糊化處理,到了緬甸逐步邁向民主化,特別是已經「變天」的今天,這類「文明衝突」反而更難掩蓋。要爭取國內主流佛教徒選票的情況下,同情羅興亞人,就是票房毒藥。

2012年的若開邦騷亂,最能反映羅興亞問題的「文明衝突」一面。當年一名27歲女性被姦殺,警方拘捕了三名穆斯林疑犯,然後若開邦流傳「穆斯林計劃以不同方式進入非伊斯蘭國家」的煽動性傳單,導致穆斯林與緬甸佛教徒全面衝突。時任緬甸總統登盛主張將羅興亞人逐出國,受到不少緬甸人支持,包括具政治影響力的數百僧侶。學者基瑾(Nehginpao Kipgen)後來搜集數據,發現除了緬甸人與羅興亞人都有傷亡,當地寺廟與清真寺均受破壞。這些行為,已經和衝突導火線無關,完全是借題發揮,反映當地不同教派之間的矛盾根深蒂固,非三日之寒。

佛教Vs伊斯蘭教:東南亞的一籃子文明衝突

羅興亞人問題被世人注視前,東南亞最為人關注的佛教Vs伊斯蘭文明衝突,大概是泰國南部的亂局。泰國與緬甸一樣,以佛教徙為主,但南部有大量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人,與主流泰國文化格格不入,一直有分離主義組織主張獨立。不少信奉極端教派的恐怖份子,都以泰南為根據地,不時威脅泰國內部安全。專門研究當地問題的學者優索夫(Imtiyaz Yusuf)認為,泰國南部穆斯林的離心,與周邊伊斯蘭國家有密切關係,因為馬來西亞正在推廣「泛馬來主義」、「泛伊斯蘭化思想」,令鄰國的少數穆斯林自覺被壓逼,「文明衝突」的因子,就一發不可收拾。

另一個東南亞佛教國家柬埔寨,同樣有類似現象。今天主要聚居柬埔寨的占族曾建立獨立的「占婆國」,深受印度教、佛教文化影響,但及後皈依伊斯蘭教,與印度支那半島的主流佛教文化分庭抗禮。占族多次與越南爆發戰爭,直到越南吞併占婆國,占族大舉逃到柬埔寨定居。赤柬執政時,占族深受壓迫,雖然其他宗教同樣被赤柬逼害,但占族自覺當中滲入了「文明衝突」元素,受害最深。9/11事件後,柬埔寨政府再次加強了對穆斯林的限制,表面上是國家安全需要,但當事人自然另有觀點。

南亞次大陸也有佛教Vs伊斯蘭教文明衝突

在南亞次大陸,佛教徒不佔主流,不少佛教徒早已改信伊斯蘭教,但依然和當地的主流穆斯林存在矛盾。例如在巴基斯坦和中國西藏邊境,生活著一群巴爾蒂人(Balti),他們是藏族與巴基斯坦達爾德人後代,從前信奉藏傳佛教,現在則主要信奉伊斯蘭什葉派,學者祖蘭(Estelle Dryland)與沙德(Jawad Syed)認為屬於「混合型身份認同」,但依然與巴基斯坦的遜尼派格格不入。巴爾蒂人希望保持其具藏族色彩的文化,但近年藏語地位逐步被烏爾都語取代,反過來又激起了訴諸藏文化的身份認同。

區域內處理得最好的佛教徒Vs穆斯林關係,屬於印度-孟加拉邊境,稱為菩提亞人(Bhotiya)的藏人。一來在印度,佛教與印度教關係和諧,印度對藏人亦加以籠絡,視之為和中國漢文化之間的緩衝,令菩提亞人享有相對大的自主,並且是印度承認的族群之一。在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孟加拉,佛誕更是公眾假期,雖然近年也冒起激進伊斯蘭組織,但總體而言,民間的「文明衝突」情況反而有限。

「文明衝突」的國際元素

綜合以上案例,最大共同點是這些「文明衝突」,無不涉及國際關係,並非單純的國內矛盾。例如印度對菩提亞人的政策,顧及了「統戰」藏人的需要,而倍加寬容;巴基斯坦極其重視和中國的全天候友誼,處理巴爾蒂人的態度,則和北京對藏人的態度息息相關。柬埔寨當年收容占族,部份是為了平衡越南勢力;泰國嚴打南部穆斯林,卻是與泰國相信馬來西亞在境外滲透有關。換句話說,當事人本身,往往反而只是棋子。

理論上,孟加拉應該是羅興亞人的最大奧援,孟加拉總理哈西娜也多次發言聲援羅興亞人,呼籲緬甸「立刻停止種族清洗」。但羅興亞人到達緬甸時,根本連孟加拉也未獨立,完全是邊境民族自由流動的結果;孟加拉也沒有動機和實力,去「滲透」緬甸。反而是極端伊斯蘭勢力已經借題發揮,蓋達、塔利班與敘利亞「沙姆解放聯盟」先後「聲援」羅興亞人,明顯要刻意挑起進一步的文明衝突,去渾水摸魚;那時候,孟加拉國內的激進穆斯林組織只要響應,一個新戰場,就隨時形成。昂山素姬既控制不了軍方,也得失不了選民,但應對不力,失去國際聲望事小,醞釀區域亂局事大。只要用一張地圖,把上述熱點一併列出,危機就一覽無遺。

小詞典﹕1982年緬甸《公民法》

1982年,緬甸奈溫將軍執政,推動界定公民身份的《公民法》,規定凡是於公元1823年前已居住於緬甸境內的民族,如緬族、克欽族、克耶族等,均為公民。但羅興亞人雖然早已定居緬甸,卻並不包括在上述名單內,並正式失去在緬甸的公民身份,成為羅興亞人問題根源之一。

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

香港貴客的平行時空:班農與彭定康

過去一星期,先後有兩名重量級前國際政要來到香港,一位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另類右派國師」班農(Steve Bannon),另一位是末代港督兼英國保守黨元老彭定康。兩人無論是背景、經歷、立場都大相逕庭,但對比下,令人彷彿觸摸到國際關係一些不能言明的什麼。

先說班農,他到香港是出席國際證券公司的投資者論壇,期間有左翼群眾對他示威,而他來港前一度對中國放狠話,說今天的中國就像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加上「另類右派」如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人的立場,一向對中國高度批判,令人以為他會對中國開火。

殊不知他在香港的閉門演說頗為和諧,認同中美經貿聯繫緊密,嘉許中國處理這個規模的經濟體手法不俗;又說特朗普高度尊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結論是只要雙方處理貿易逆差得宜,就能避免貿易戰。

看到上述立場,有評論認為這是班農作為投資銀行家的投機本質,但這是沒有讀懂班農。另類右派基本上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認為中國在限制外國企業跟本國競爭、同時卻利用全球化時代向外擴張,所以主張美國回敬。以上立場不涉及道德判斷,假如特朗普、班農是中國領導人,幾乎肯定以同一方式治國,這是他們「尊敬」習近平的原因。特朗普一貫對民主、人權等議題毫無興趣,除了是基於現實主義判斷,也是認同在不同區域,大國政治有其勢力範圍潛規則,所以對「支援香港民主運動」從無發言。雨傘運動發生時,也勸奧巴馬不要多管香港閒事。

相較下,彭定康在香港受歡迎得多。雖然他任港督時,被北京定性為「三違反」的「千古罪人」,但後來他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牛津大學校監,務實的他早已和北京破冰。香港的民主派,則對彭定康推崇備至,不少沒有直接經歷彭定康年代的年輕人,把他視為「香港民主之父」。彭定康不時評論香港事務,曾說英國對香港民主有道義責任,訪港期間言論同情反對派,經過媒體加工,活像「英國良心」。

但只要想深一層,就會發現彭定康的所有言論,都不會觸及底線:不會強英國所難,提出英國力所不能及的責任,因為他作為資深政客,很清楚英國在香港未來,已經不可能有「道德發言」以外的具體角色可扮演。另一個底線是他不會明確質疑中國制度,不會否定「一國」在「兩制」的角色,更明白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不會被容許做北京眼中有違「一國」原則的事,所以對甚麼是「真普選」,只能以語言偽術含混以對。

假如處理香港回歸的是班農路線、而不是彭定康路線,香港今天,又會否不同?雖然學者強調民主是「普世價值」,但每一個民主制度都有其規範,而規範通常是建構出來,而不是法律能輕易處理的。在北京眼中,英國長年沒有在香港搞民主化,假如香港的民主化過程是北京在回歸後主導,甚麼應做、甚麼不應做的規範,就會由北京建構。但當彭定康成了民主推手,規範就變成了英國人設定,雖然內容可能都是那些、票都是那樣投,但潛規則卻大為不同;正如上海要是被賦予香港政改方案,定必欣然接受。甚麼時候香港會有民主?北京的答案很簡單:當主流香港人都以「中國利益」規範自己投票,民主就水到渠成。

是否認同上述答案,自可自行判斷。重點是,彭定康是懂的。他一方面明白北京定義的「一國兩制」如何強調「一國」,另一方面明白英國在香港回歸後無能為力,再一方面又清楚知道他的政改建構了一代人的規範。這些認知,其實和班農的現實主義毫無分別。在歷史洪流,真小人,不一定更可愛,卻可能更實在。

小詞典:「直通車」方案

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原來同意了「直通車」安排,讓最後一屆香港立法機關議員任期跨越1997年,直接過渡到特區。但彭定康出任港督後,北京指其政改方案「三違反」,談判破裂,「直通車」不再存在,北京「另起爐灶」,自此香港民主化爭拗從未解決,北京和香港民主派的理解南轅北轍,並以2014年雨傘運動為決裂象徵。

2017年9月21日星期四

標籤與反標籤:印傭、孟勞是恐怖分子溫床?

不久前,在香港警察學院分享反恐研究,有警察朋友談及印尼一個智庫的報告,警告印傭的潛在風險。由於有香港媒體曾大篇幅報道這份報告,相關內容,也曾得到大眾關注。究竟箇中危機,有多真確?

印尼政客加強伊斯蘭化

報告發表於今年7月,來自印尼智庫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IPAC),認為印尼的海外傭工已經成為極端恐怖主義的吸納對象。這些勢力以「伊斯蘭國」(IS)為代表,案例則提及香港。香港現時有15萬印尼籍家務助理(俗稱「印傭」),根據報告,其中有43人可能捲入極端恐怖主義組織,雖然比例極低,但絕非空穴來風。

單看理論層面,個別印傭受激進伊斯蘭主義影響,自然不無可能。印尼是全球第一穆斯林大國,國內一直有極端宗教組織存在,激進團體如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ah)先後跟阿爾基達、IS結盟,這都是公開資訊。近年印尼和不少國家一樣,民粹主義興起,不少政客都以加強伊斯蘭化、打擊少數族群和信仰爭取選票,首都雅加達前華裔市長鍾萬學的下台下獄,就是典型案例,本欄月前也有談論。

在這樣的氣氛下,個別印尼人在家鄉沾染激進主義,到了香港又不能融入本地社會,或在工作期間受到不公平待遇(參考印傭Erwiana案例),進一步依靠互聯網得到心靈安慰,越走偏鋒,並不難理解。據IPAC調查,印傭普遍流行通過 Telegram 等加密通訊軟件聯絡,而在這些網絡平台上,一直有 IS文宣視頻流傳。報告進一步指出,IS宣傳人員會專門通過上述軟件,與那些對極端伊斯蘭主義感興趣的穆斯林接觸。有案例顯示,極個別在香港、台灣工作的印傭在生活步入低谷時,會被IS招募,甚至嫁給「聖戰士」,前往敍利亞。有IS文宣內容還教導印傭如何策劃、執行恐怖襲擊,香港年前曾發現類似宣傳在印傭同鄉會內部流傳。

外傭可能被極端組織滲透,在香港聽來像是很遙遠,但在新加坡,早已成為社會議題。去年新加坡安全部門拘捕了8名孟加拉勞工,官方解釋是發現他們秘密策劃針對孟加拉的恐怖襲擊,並對活躍在孟加拉的 ISIS 成員提供資金。2015年末,也有27名孟加拉勞工被新加坡認定是極端伊斯蘭主義者,他們持有大量極端伊斯蘭主義宣傳材料,因此被驅逐出境。雖然新加坡反對派私下對案情有一定疑問,但新加坡社會普遍歡迎政府果斷處理潛在危機,因為穩定、安全一直是新加坡立國之道。而孟加拉作為伊斯蘭國家,近年的羅興亞危機,又伴隨著難民走向激進的潛在可能,都令新加坡特別擔心。

我們都知道,印傭、孟勞真正響應激進主義行動的案例,極少極少,不應該將整個群體和「潛在恐怖份子」劃上等號,更不應該危言聳聽。但可惜在現實世界,是不可能絕對理性的。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有一宗襲擊出現,社會的標籤必然立刻產生,難以核實的「fake news」會在互聯網廣傳,對這些傭工的歧視,也恐怕會隨之而增,換來的只會是更緊張的僱傭關係,和另一方對「華人種族歧視」的反標籤。即使現在未有真切案例,談及穆斯林時,在互聯網討論區有什麼回應,有目共睹,而且那種立場是「群眾立場」,甚至是橫跨「黃」「藍」的。怎樣避免惡性循環出現?恐怕不可能。及早準備危機管理、期望管理,卻是時候。

小詞典: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IPAC)

2013年在印尼成立的智庫,宗旨是研究暴力衝突的源頭,並提出防範和政策建議,極端主義是智庫研究的六種衝突之一。IPAC研究以印尼為中心,並有觸及東帝汶、南菲律賓等相關地方,總監Sydney Jones是危機管理研究員,董事會包括學者、人權份子、記者等代表。

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

創科救國:羅馬尼亞復興之路?

早前在烏克蘭,談及當地千多港元的每月人均收入,令人唏噓之餘, 也想到其他東歐窮國,羅馬尼亞是經常被提及的案例。冷戰期間,羅馬尼亞作為蘇聯衞星國,並沒有發展出成熟的經濟體系,只是延續蘇聯「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的經濟思路。不過,壽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政權雖然獨裁,也起碼維持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福利網。

隨着東歐變天,羅馬尼亞大部分冷戰時期的工廠倒閉,社會保障體系也瓦解,眾多國企被私有化,造成大量貪污腐化;加上國有資產流失,令九十年代的羅馬尼亞慘不忍睹,國內生產總值(GDP)跌近三成,不少人要住在地下通道,靠黑幫、娼妓、販毒等種種地下經濟為生。那個時候,甚至有人懷念起壽西斯古來。

開始復興的關鍵

到了近年,羅馬尼亞已經開始復興,箇中關鍵,首先是向西方一邊倒,來自西歐、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援助逐步發揮作用。1993年,羅馬尼亞與歐盟訂立自由貿易協定,自此歐美投資持續湧入,羅馬尼亞最終也成功加入歐盟,這與烏克蘭的東西撕裂、兩面不討好差天共地;加上羅馬尼亞勞工素質高、工資低,不少製造業都願意在羅馬尼亞投資設廠。

目前,羅馬尼亞的外國直接投資水平在整個歐盟排名前列,佔本國經濟總量四分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羅馬尼亞的GDP增幅有8%,也是極其亮麗,雖然一度滑落,但去年也回復到6%,在歐盟已是遙遙領先;失業率維持在5.4%,在歐盟內部,也是明顯偏低。

羅馬尼亞比起烏克蘭的另一個優勢,是自從金融風暴衝擊傳統製造業以來,政府就將經濟發展政策重心,轉移到 R&D 領域,除了提供更多財政支持,也加強與歐盟國家的R&D合作。2010-2016年期間,羅馬尼亞成立了170家科技創新公司,當地互聯網速度位居全歐前列,勞動市場不乏 IT 技術人才,已經成為整個東歐的創科中心,十年內,估計IT將佔全國GDP的12%。結果,羅馬尼亞中產階級持續增長,基建也開始改善,而且充滿創科救國的希望,這種氣氛,和有點坐以待斃的烏克蘭完全不同。

目前羅馬尼亞的最大隱憂,一來在於人口開始老化,二來在於政治的穩定性。今天掌權的羅馬尼亞政客,不少和昔日的共產政權關係千絲萬縷,而且是轉型期的既得利益者,假如群眾追究前塵往事,可以大有下文。今年初,羅馬尼亞爆發過大規模示威,民眾抗議政府倉促通過關於赦免的法例,以協助捲入濫用職權醜聞的執政黨主席、眾議院議長Liviu Dragnea;背後除了針對人,自然也針對整個既得利益集團。示威人數舉報高達60萬,是1989年以來的最大規模遊行,最終也成功令政府撤回爭議法例。但由於羅馬尼亞政府「政治正確」,西方國家始終沒有把示威演繹成「顏色革命」,假如對象換了是烏克蘭的親俄總統,也許就很不一樣了。


小詞典:壽西斯古 (Nicolae Ceausescu, 1918-1989)

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1965年起擔任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直到1989年被推翻和被殺。他採取相對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嘗試脫離蘇聯嚴密控制,一度和西方國家關係較好,但晚年大搞個人崇拜、高度獨裁,以致越來越脫離群眾。雖然壽西斯古被西方視為冷戰後期東歐最鐵腕的獨裁者,但至今依然有羅馬尼亞人懷念他的時代。

2017年9月19日星期二

「自古以來」:海參崴的中國情結

不少朋友都問過一個問題:香港固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割讓香港島的《南京條約》是不平等條約,所以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是必須的;但為什麼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給俄羅斯的海參崴,就不能收回?除了「你懂的」,確實很難對這類問題提出簡單答案。然而,今天海參崴在俄羅斯治下的中國因素,卻值得深入探討。

根據政治正確原則,大家應該採用海參崴的音譯「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而今天中俄兩國政府對邊界都不再有異議,但「海參崴歷史上曾是中國領土」的觀念,依然深入中國民心。俄羅斯對海參崴的中國色彩一直充滿戒心,特別是近年中國崛起,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這從不少數據可確實反映。

在距離海參崴800公里的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行政中心伯力(Khabarovsk,又稱哈巴羅夫斯克),當地已經由中國投資包圍,中資佔了所有外資的45%,目前有超過300家中資企業在伯力經營,項目包括貿易、建築業、林業、勘探業等,涵蓋了所有主要產業。

類似情況在海參崴更普遍,而且俄羅斯政府正推動海參崴從遠東軍港向旅遊城市轉型,中國遊客大舉進入,自是情理之中。對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俄羅斯遠東地區而言,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消費市場、加上源源不絕的遊客,都令一些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擔心,這是中國「人口反攻」的戰略過程。

俄羅斯政府從未對遠東流通人口統計,大家無法從官方數據得知當地具體的中國勞工數目,但根據俄羅斯一名負責管理中俄邊境事宜的官員透露,從2016年至2017年6月,多達150萬中國人非法入境俄羅斯遠東地區,相信主要都是從事體力勞動。數字雖然無法證實,但符合常識,畢竟整個廣袤的俄羅斯遠東地區僅有700萬俄國人,人口密度僅為每平方公里1.3人,而中國東北地區有高達7000萬人口,經濟流動很難被邊境壓止,何況俄羅斯也需要這些勞動力。根據一些俄羅斯非官方機構統計,目前在整個遠東地區,大約有50萬中國工人以正規臨時工身份工作,他們一般工作幾個月就回國,不會鵲巢鳩佔。但日子久了,也難說。

對中國而言,俄羅斯遠東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又與中國市場接近,地廣人稀,正是日益崛起的中國需要的戰略寶地。對俄羅斯來說,遠東、尤其是海參崴一帶是接入東亞、太平洋市場和投射戰鬥力的關鍵,也不可能拱手相讓。目前中俄官方關係密切,但在民間層面,民族主義都高漲,很難在遠東地區沒有衝突。

例如去年,以民族主義立場著稱的俄羅斯導演Nikita Mikhalkov在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大談關於「中國軍隊從遠東入侵俄羅斯收復失地」的劇本,多少反映民意;近年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執法人員也越發嚴厲檢查非法入境者,對象普遍針對亞裔、尤其是華人,也是情緒的反映。俄羅斯不是不希望從國內其他地方鼓勵移民遠東,但成效有限,假如不主動引入其他國家外勞,根據自然規律,中國在海參崴一帶的角色,必然越來越難取代。潛在矛盾,兩國都不能掉以輕心。

小詞典:《北京條約》

1860年,英法聯軍之戰後,清廷與英法俄分別簽訂《北京條約》;俄國雖然不是交戰方,但以所謂「調停有功」為由,也逼北京簽約。清廷在中俄《北京條約》割讓的土地,遠比對英法的讓步更多,包括承認1858年《璦琿條約》,並把從前中俄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割讓給俄羅斯,庫頁島、海參崴都包括在內,中國從此就失去了東北寶貴的不凍港。

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

誰是民粹?互聯網時代的歐美民粹主義

近年以俄羅斯總統普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等為代表的強人政治崛起,同時又有一批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為首的非主流精英,通過吸納非精英選票,顛覆政壇潛規則。

這現象可追溯至2008年金融海嘯,傳統保守派、自由派、社會民主派政黨均無法改善經濟民生,「反精英」逐漸成為民粹主義者的武器。然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在中東擴張,產生的難民潮困擾多國,「反移民」成為各地政黨競選時的另一主張。

外界解讀以上趨勢時,經常以「民粹主義」形容,但究竟什麼才是「民粹」?在互聯網時代,這名詞除了被濫用,也被重新定義,不少學者近年在學術期刊均各有見解。

須知「民粹主義」跟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形態不同,在學界一直沒有清晰定義,經常成為主流政治勢力攻擊政敵,指控對方只顧爭取選票、忽略長遠計劃的形容詞。歷史上民粹派興起,如十九世紀的美國人民黨(People's Party)、俄羅斯民粹派、後共產主義年代的東歐各國民粹政黨、現時西歐各地的極右政黨等,均可看出他們難以置於傳統以左右劃分的政治光譜,這點筆者早前已經介紹過。

對多元體制的不信任

但單單是「反精英」,是不能解釋民粹主義的。不少左派政黨本身就是反對既得利益集團、政商精英,但他們並沒有被視為民粹政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米勒(Jan-Werner Muller)指出,除了「反精英」,民粹主義者很喜歡強調自身代表「真正的人民」或所謂「沉默的大多數」,藉此攻擊主流政黨,包括執政黨、也包括反對派;同時,他們普遍把政治矛盾個人化、道德化,批評其他黨派為腐敗、不老實云云。

假如民粹主義止於此,將之視作一般政黨輪替,問題並不大。但梅拿擔心的是,民粹主義者普遍有「反多元」傾向(antipuralism),這傾向可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對政黨政治的排斥,以及盲目的反建制(包括反所有主流政黨)情緒。當英國由工黨轉為保守黨執政,法國執政黨由右派變成左派、再變成中間派,西班牙、比利時等則多次組閣不成,低下階層就業、難民問題卻一律仍未解決,民眾對傳統政黨普遍失望,自可理解。這風氣其實早已出現在拉丁美洲:拉美多國左派政黨上台後,為實現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推動修憲,容許當權者無限期連任,例如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可見在民粹主義者眼中,對多元政治、民主、法治的追求,往往不比擁護強人領䄂重要。

另一個梅拿擔心的「反多元」民粹傾向,在於民粹主義者強調代表所謂「真正的人民」,然而這卻是一個人為建構的概念,因為「真正的人民」以外,都是可以忽略、犧牲的。以美國為例,民粹主義者眼中,「真正的美國人」就是信奉新教的藍領白人,那些華爾街精英、華盛頓政客、非洲裔、亞裔移民,就不是「真正的人民」。阻止執行特朗普行政命令的法官、監察政府運作的媒體、自由派,自然也不是「真正的人民」。這樣下來,國家的撕裂,就沒完沒了;對制度的信任,更降至新低。

信仰之死:碎片化意識形態

而「真正的人民」這個身分認同,與社交媒體興起,又有密切關係。雖然2008年奧巴馬競選時,已經出現如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網絡,但當年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奧巴馬競選團隊如何善用這些社交媒體,接觸更多年輕支持者,信息傳播方向較為單向。但差不多十年過去了,現在社交網絡成為我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份,加上智能電話興起,信息傳播得更快更廣,而這些改變的其中一個受惠者,就是民粹主義。

與以往政黨建一個網站宣揚政綱的「互聯網1.0」模式不同,社交網絡能使政黨信息在社群中幅射開去,但「互聯網2.0」、「3.0」受惠的,卻往往不是主流政客。意大利學者華卡利(Cristian Vaccari)與華利安尼(Auguto Valeriani)透過整理2013年意大利大選期間的Twitter數據指出,政團除了可透過社交網絡與追隨者溝通,追隨者主動轉載相關信息,亦可將之傳達到次級受眾,一些平日對政治冷漠的民眾,就可在社交網絡,接觸到平日不會主動點擊的信息。問題是這批次級受眾,卻往往因一張圖片、幾句說話,而非一份完整政綱,得到共嗚,並決定支持某位候選人,成為民粹主義者口中的所謂「沉默的大多數」。

這種因一張圖片、幾句說話、而非一套意識形態影響選民取態的過程,正是民粹主義的特色。為了研究這特色,蘇黎世大學學者恩積沙博士(Sven Engesser)及其團隊搜集了奧地利、意大利、瑞士、英國在Facebook及Twitter的貼子,從而分析了當代民粹主義的五大元素:(1)強調「人民主權」;(2)倡導為人民(「以人民需求為優先」);(3)攻擊精英;(4)排斥他者(如少數民族、移民);及(5)呼喚「心靈之地」(將社區理想化)。傳統保守派、自由派政黨基於意識形態包袱,很少會同時主張這些綱領,但靈活的民粹主義政黨卻沒有這包袱,特別樂於利用社交媒體,通過簡單一個帖子,將其中一個元素宣揚開去。這種做法,比起一套意識形態更容易、更直接傳播到所謂「沉默大多數」。因此,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碎片化的意識形態,在社交網絡盛行的年代,往往比傳統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更易傳播開去。

由此可見,民粹主義不能簡單理解為「反精英」、「反移民」,而是一種集合不同政見的碎片化意識形態。這種風潮,配以社交網絡特性,可以傳至一些過往並不熱衷政治的人群,而他們恐怕永遠對甚麼主義、綱領,都不會感興趣。新民粹主義興起,不僅關乎傳統政黨的存亡,而且已經顛覆了過去百年對政治生態的認知。新時代的出現,代表舊時代一去不返,再用昔日框架理性分析各國政治,也已經沒有意義了。

小詞典:美國人民黨

19世紀末,美國工業迅速發展,但南部、西部農民未有受惠,農產品價格下跌,更影響他們生計。他們遂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均受金融業、企業等控制,團結起來組成農民聯盟,及後組成「美國人民黨」。人民黨以左翼政策為主,如參議員直選、累進稅制,同時反移民。1892年人民黨推舉韋佛參選總統,取得8.5%普選票,但最後未有成為具影響力的第三勢力,並於1908年解散。

2017年9月15日星期五

「芬蘭化」外傳:蘇維埃芬蘭的前世今生

年前香港政改方案出現時,筆者多次談及「芬蘭化」模式的比較,雖然覆水難收,但芬蘭人的經歷和智慧,依然很值得參考。其實「芬蘭化」還有一個外傳:屬於蘇聯的「外芬蘭」,它的出現和結局,也很能啟發思考。

部分領土被蘇聯佔領

這個「外芬蘭」名叫卡累利阿(Karelo),一直是芬蘭與俄羅斯的邊界,芬蘭脫離沙俄獨立時,卡累利阿留在俄羅斯,1923年被承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隸屬俄羅斯聯邦之下。後來蘇聯逐漸站穩腳跟,四出擴張,主張「恢復故土」,重新佔領芬蘭是目標之一。二戰前夕,納粹德國在西部的壓力,加上蘇聯西進的野心,令蘇聯和芬蘭1939年爆發「冬季戰爭」,結果蘇聯慘勝,小國寡民芬蘭的勇武抗敵,保全了獨立,但依然喪失一些領土。後來雙方爆發「繼續戰爭」,結果芬蘭再喪失新領土。自此芬蘭意識到不可能和龐然大物蘇聯對抗,採取自我審查、避免出現任何反蘇口實的「芬蘭化」政策,以保全元氣,這方面從前已經談過。

在邊界另一邊,蘇聯將新佔領的芬蘭領土,與本來的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合併,將之升格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了蘇聯第16個加盟共和國,和本來的母體俄羅斯聯邦平起平坐。

綜觀蘇聯的歷史,類似升格案例極為罕見,「外芬蘭」就是為了樹立樣板,以便日後時機成熟,將整個芬蘭「統一」,因此加盟共和國名稱特地加入「芬蘭」。理論上,「加盟共和國」具有退出蘇聯的權利,蘇聯也希望如此「尊重」,能吸引芬蘭加入。

再次歸入俄羅斯聯邦

當然,這目標並沒有實現,反而是剛談及在「繼續戰爭」期間,芬蘭和納粹德國一度佔領卡累利阿,戰後蘇聯才重奪「外芬蘭」,但已經一片狼藉。冷戰開始後,芬蘭的「芬蘭化」、中立政策逐步得到蘇聯信任,加上斯大林死後,蘇聯領導人對芬蘭的野心減少,因此在1956年,蘇聯政府宣布撤銷卡累利阿-芬蘭的加盟共和國地位,將它再次歸入俄羅斯聯邦。否則到了蘇聯解體,這大概又是一個新獨立國家了。

芬蘭今天成了全球最發達、收入最高的國家之一,那「外芬蘭」現狀又如何?失去樣板光環的卡累利阿「降級」後,蘇聯中央政府的關注和支持度大降,而卡累利阿全境被森林覆蓋,只能靠林產、採礦為經濟支柱,一旦沒有中央政策支持,發展殊不容易。蘇聯解體後,卡累利阿成為俄羅斯境內的共和國,經濟體量僅佔俄羅斯0.25%,發展水平依然停留在上述傳統產業,人均GDP也低於俄羅斯聯邦的平均數,遑論與人均GDP是俄羅斯5倍的芬蘭相提並論。

經過連番動蕩,今天卡累利阿的原住民、芬蘭人已經所剩無幾,今天的俄、芬政府,亦堅持雙方不存在邊境爭議,希望放下戰爭包袱。但在芬蘭民間,民調顯示依然有1/3芬蘭人,希望卡累利阿「回歸」,尤其是那些出生於此、因為蘇聯侵略而被迫遷徙的老人;與此同時,亦有40%芬蘭人反對,主要是卡累利阿發展水平實在太差,一旦合併,就成為芬蘭的負擔。何況對新一代芬蘭人而言,「外芬蘭」的下場,正好是反面教材,至於教學內容是甚麼,就自行意會了。

小詞典:冬季戰爭 (1939-1940)

1939年,蘇聯入侵芬蘭,希望吞併芬蘭全境,加強西部邊境安全,卻久攻不下,有高達30多萬軍人傷亡,而只能奪得少量芬蘭土地,最終和芬蘭簽訂和約。一年後,芬蘭聯同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希望收復故土,是為「繼續戰爭」。戰爭持續到二戰結束,雖然芬蘭收復的領土最終全部被蘇聯奪回,還要割讓新地方,但總算保住主權,避免了像波羅的海三國被蘇聯吞併的命運。

2017年9月14日星期四

那些年,和香港同氣連枝的南越

曾幾何時,香港和世界不少地方有特殊淵源,其中一個是今天已經不存在的國家──南越。南越存在的歷史雖只有短短20年,但作為繼承法國文化、身為美國附庸、重視天主教的東方政權,也產生了自身的身份認同,像冷戰時代的香港一樣。

香港和南越的淵源,首先體現在國際「第三勢力」網絡上。中共建政後,美國雖然支持退居台灣的蔣介石政府,但也試圖尋找一批既反對共產主義、又疏遠蔣介石的第三方作為代言人,香港正好美國聯絡第三勢力的大本營。1952年,香港成立「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下稱「戰盟」),成員以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為主, 分布港日及印度等地,和美國關係千絲萬縷,而在港的基層小組最多,活動最繁。

當時「戰盟」領導人如張發奎、張君勵等,曾試圖聯合東南亞各個反共政權和組織,特別是曾謀與南越的吳廷琰政府合作,共圖大業。本身是老牌軍閥的張發奎更與南韓駐南越公使崔德新聯絡,建議後者牽頭策劃「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把南越、南韓、南中國三大冷戰熱點串連,然後與美國聯合,對抗共產中國與蘇聯,最終實現「自由世界的勝利」云云。建議後來雖然不了了之,但吳廷琰弟婦、前南越第一夫人陳麗春也曾有類似想法,並抱怨美國支持不夠積極。假如三大戰場連成一線,冷戰是否可能出現新局面?不得而知,只是香港卻難免被捲入前線了。

由於香港身處冷戰各方之間的緩衝區、「冷戰三大間諜中心」之一,因此和南越要人也有不少交接。這裏面還有不少傳奇,例如南越情報頭目陳金宣的故事。陳金宣長期負責吳廷琰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駐南越工作站的情報通訊,手下有500特工,成為吳廷琰政府處理機密的「強力部門」,直到開罪第一夫人陳麗春被疏遠,走投無路,惟有向反共「合作夥伴」英國情報機關求助,得以前往香港,接受英國保護,並在香港策劃推翻吳廷琰。1963年,吳廷琰被美國策劃的政變暗殺,陳金宣回到南越,以為可以取信於新貴軍閥,不料一踏上故土就被逮捕軟禁,直至1975年南越崩潰前夕,又是英國遠東情報機關,安排陳金宣家人出逃,前往英國本土。陳金宣本人也在北越間諜頭目、老友范春安的安排下,搭上西貢陷落前最後一班飛機,逃出生天。香港對南越特工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既然台灣、香港、南越都自居「自由世界道統承繼人」,它們之間的學術文化交流,也有不少。例如研究東南亞史的台灣歷史學者陳荊和教授,曾在西貢大學等南越高等學府訪學,下一份工作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擔任東南亞研究室主任,他在南越的經驗,成為在香港治學的主要資源。當時研究東南亞的華人學者並不多,南越-香港-台灣這條軸心,有不少文化交集,值得今天重新發掘。不少南越華裔本來是社會既得利益者,在越戰期間、特別是南越政權傾覆後一無所有,都想到來香港,其中一位就是我們熟悉的歌手尹光。尹光家族在南越西貢是華商世家,經營多間戲院、溜冰場等娛樂設施,尹光這樣的大家族出生,才有機會幼年即學習粵劇,想不到因為逃避戰火、來到香港後,卻成了代表草根的「廟街王子」,說來也不無諷刺。假如尹光名作《荷李活大酒店》能代表草根香港,其實可能也在不知不覺間,反映了南越的精英文化沉澱。今天香港人到了改稱「胡志明市」的西貢,又有多少當年的情懷?

小詞典:越南共和國

二戰期間,日本佔領越南,戰後越共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法國殖民政府則扶植末代君主保大帝領導「越南國」。後來法國戰敗撤退,各方簽署《日內瓦協定》,承認越南南北分治,南方「越南國」經過(被操控的)公投,決定廢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國,吳廷琰擔任總統,成為美國在東南亞的盟友。十年後,吳廷琰被美國策動的政變推翻暗殺,美軍直接介入越戰,但多年不勝,於1973年撤軍,南越也在1975年被北越攻陷,國亡。

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

由越南昔日的漢字談起

不久前,在越南拍了一些古漢字照片,不少網友對越南的漢字歷史很感興趣,也對「去漢字化」的來龍去脈有不同演繹。假如今日越南依然使用漢字,國際關係會有何不同?

其實「自古以來」,漢字就是越南精英階層的傳統書寫文字,歷史可以追溯到中國東漢時期,當時越南是中國藩屬國「安南」。漢字也是越南政府官方文字,比日本、韓國政府借用漢字的時間都早。漢字在越南流傳,伴隨着儒家文化的傳播,連中國科舉制度也由越南繼承過去,因此精通漢字的越南人,多是當地飽讀詩書之士。越南早期歷史文獻也都以漢字書寫,安南大儒對儒學的造詣,並不輸中原文人。

至於今天越南使用的「國語字」,則歷史甚短。歐洲傳教士進入越南後,為了讓當地民眾接觸基督教,對漢字進行羅馬音化改造,並隨着法國殖民統治被推廣,這就是「國語字」的由來。不少越南精英初時都抗拒「國語字」,認為那是玩票之作,缺乏文化底蘊,但從法國殖民開始,越南逐步廢除科舉,儒家典籍也不再是學生必修科,新一代越南人對漢字就開始生疏。

掃盲之快 空前絕後

越南獨立自主後,漢字與「國語字」的使用在兩可之間,精英階層的取態至為關鍵。越南國父胡志明本人即是越南精英的代表,出身書香世代,他精通漢語,甚至懂廣東話,曾以廣東話在廣州演講支持省港大罷工,也頻繁到訪中國。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熟悉漢文化的精英,卻下令全國廢止漢字,強制推行羅馬音化的「國語字」。表面上,這是出於教育普及化的需要,越南獨立時,經濟極其落後,胡志明希望於最短時間內,提升越南人民文化水平,相比於筆畫繁雜且跟口語不對應的漢字,「國語字」的普及難度非常小,是理想的「掃盲」工具。越南中下層民眾迅速接受了以「國語字」為載體的文化教育,因為那是能說就能寫的文字,全國掃盲幾乎於一個月內完成,可謂空前絕後。這是胡志明最驕傲的政績之一,各類官方文獻都對此大書特書。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紀念胡志明誕辰,胡志明的掃盲功績正是一大理據。

然而若說胡志明廢除漢字沒有民族主義考慮,也不可能。他雖然和中共領導人淵源深厚,但終生對中國都有潛藏的反彈。自從他在中國被蔣介石囚禁,獄中受盡折磨,就對中國反感;二戰過後,面對「北越應被中國還是法國接收」時,他居然說「寧願聞法國人的屁五年,也不願一輩子吃中國人的屎」,可見其心底盤算如何。歷史上,中原政權視越南為附庸,文字的同源優越感是理據之一,但胡志明從來希望越南成為區域大國、東南亞一極,重視不同國際聯繫,抗拒一邊倒。這不是說他不明白漢字的重要性,也知道和中國高層交流,懂中文、寫漢字事半功倍,然而要是平民百姓都使用漢字,卻很容易讓中國建立第五縱隊,因此漢字還是留在精英階層為善。另一方面,外國人學習越南「國語字」時,條件都差不多,中國人不會有特別優勢,這也有助越南以主體身份和國際交流。否則當孔子學院輸出中國文化,越南漢字必然成為「成功案例」,文化附庸的身份,就難以洗刷了。

小詞典:安南

公元1054-1804年間,越南正式國號是「大越」,國君受中國冊封,中國政權則多以「安南」稱呼,其國君亦被冊封為「安南國王」。至19世紀初,阮氏王朝試圖將國號改為「南越」,唯清廷不認同,交涉後定名「越南」,沿用至今。

2017年9月12日星期二

昔日天敵,今日密友:當越南投向美國懷抱

早前美國國防部發表聲明,稱美國海軍航母將於明年訪問越南,是越戰結束後頭一遭,對這雙昔日的仇敵而言,極具象徵意義。為何今天越南能夠與美國盡釋前嫌?自然要從共同的戰略利益談起。

越戰期間,中國與北越共產政權一度是堅定盟友,越南統一,不可能不談中國的角色。但自從中蘇分裂,越南雖然希望左右逢源,胡志明也自稱以「中蘇和好」為使命,但實際上倒向蘇聯。一來,從中國、中華文化爭取完全獨立,一直是越共目標;二來越南統一後,開始重拾歷史上的領土主張,包括南海海域和島嶼,與中國民族主義就短兵相接。1970年代後期,越南內部一度排華,胡志明生前成為印支霸主的野心、越南推翻親華赤柬政權的軍事行動,令中國大為不滿。當時中美和解不久,成為抗蘇聯盟,鄧小平因此出兵「教訓越南」,中越關係一落千丈。

中國「教訓越南」雖然有向美國示好意味,越南迅速改善關係的對象卻是美國。越南「改革開放」比中國遲,去意識形態化的包袱卻更少,迅速把經濟建設、國防的重要性提升至國家主軸。當美國不再是越南分裂的推手,美國對越南的威脅性忽然接近零,起碼遠低於歷史上經常出兵越南的中國。加上美國市場極大,美國遊客對「越戰勝景遊」又有龐大需求,越南和美國和好,便充滿誘因。於是越南的反美宣傳基本停止,美國在越戰期間的所作所為都成了「景點」,中國在南海造島、開採石油、粗暴對待越南漁民等行為,卻是越南官媒的常規內容。

加上越戰期間,不少越南人移民到美國,成了今天在美國社會活躍的越裔社群,人數接近200萬。根據不同民調數據,越裔美國人對美國社會文化價值觀的同化程度,屬眾多亞裔移民之首。當仇恨被新時代沖淡,下一代只會看重利益,美越的民間往來程度也不能低估。

當然,越南不可能完全疏遠崛起的中國,如何在中美之間對沖,成了越共指導思想。當代越南和中國依舊保持緊密外貿關係,中國是越南的前三名外貿夥伴,但越南也與美國、歐盟等發展經貿,分散依賴。2001年,美國與越南訂立雙邊貿易協定,越南享有美國的最惠國待遇;2007年,美越經貿合作升級,雙方簽訂貿易與投資框架協議,美國資本大舉進入越南市場;2010年,越南積極響應美國牽頭的 TPP ,如果成事,越南將成為最大受惠國之一,只是特朗普當選橫生枝節。不過北京最擔心的,還是美越的戰略合作,尤其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後,越南對美國海軍的自由航行表示歡迎,更有越南軍方將領在「香格里拉論壇」呼籲美國在西太平洋發揮「更關鍵領導角色」,針對目標是誰,不言自明。

沙盤推演下去,越南的「美國牌」還有不少可塑性。當俄羅斯、印度都有意拉攏越南制衡中國,美國通過越南,可以達到眾多戰略合作利益;特朗普假如真的要和中國打貿易戰,扶植越南,也是由奧巴馬時代開始的經貿戰略。不少中資企業到越南設廠,也可能成了美國利益的人質;中資企業在越南如有非常行為,資訊流入美國情報部門,亦可以成了美國影響中國企業的槓桿。當越南變得奇貨可居,人口也將突破一億,內需市場龐大,正享有像中國早十年的「戰略機遇期」。美國迅速和越南因恨成愛,正是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極致。

小詞典:「懲越戰」

1979年,中越發生邊境衝突,擴大為全面戰爭,中國出兵20萬進攻越南本部,攻佔北越重要大城市,但在游擊戰持續受挫,一個月後宣佈「勝利」,然後自行撤軍。然而解放軍其實損失慘重,文革期間疏於訓練的弊端表露無遺,戰後促成軍隊全面改革。在戰略層面,越南未處下風,反華卻取代了反美,成了民族主義的宣洩對象。

2017年9月11日星期一

核武大國核戰程序比較篇:北韓最危險?

北韓核危機沒完沒了,上周我們談及美國的核武戰略和相關制度,反映特朗普要是一意孤行,發動核戰,權力也許不在金正恩之下。究竟北韓是否最危險的擁核國家?要解答這問題,除了要了解美國核武政策,還得同時檢視其他擁核國。

俄羅斯核地位

假如單看官方立場,核武政策最激進的並非北韓,也不是美國,而是俄羅斯。在美蘇冷戰時期,蘇聯建立了世上最龐大的核武庫,蘇聯解體後則為俄羅斯繼承。儘管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俄曾就削減核武數量達成協議,據說這還是奧巴馬意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原因之一,但參看目前美俄兩國領導人言論,雙方都致力加強本國核武儲備,俄羅斯更把核武力量作為軍事實力的核心,奧巴馬的和平獎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一律莫名其妙。

俄羅斯核武戰略之所以引人注目,因為它是現任總統普京親手制訂,在全球獨樹一幟。在葉利欽(Boris Yeltsin)時代,普京曾任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正是那時的他,起草了目前的核武戰略立場文件,並於掌政後,把自己制訂的草案簽署成法律。這核武戰略綱領宗旨是「Escalate to De-escalate」,亦即「先發制人」:在面對來自敵方常規武力進犯時,俄羅斯會主動威脅使用核武器,或按情況直接使用不同規模的核武打擊敵人,進而遏制敵方進一步進攻。為保證戰略可靠度,俄羅斯近年一直進行針對美國和北約國家的核演習,而且普京都有親自過問。俄羅斯的核武也在冷戰後現代化,擴充了小型核彈和高精度遠程、中程導彈的儲量,涵蓋海、陸、空各種平台,並研發了防空導彈體系,專門應付來自美國和北約國家的隱形轟炸機、洲際導彈等,這些都是為了成功實踐「先發制人」。連美國軍方也不得不承認,俄羅斯的核武實力完全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俄羅斯作為世界大國,絕非外強中乾。

英法核戰略

與俄羅斯相比,英國和法國對核武的態度,就與美國較接近:它們都將核武作為一種戰略威懾工具、而非實質作戰工具,這一共識,也被記入1999年的「NATO Strategic Concept」文件,其中寫明:「本聯盟所持有的核武力量,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即捍衛和平、避免戰爭」。不過,英、法同美國一樣,都拒絕承諾「絕不首先使用核武」,因為它們擔憂這一承諾,將削減核威脅。

在實際操作層面,英國和法國的核威懾都通過核潛艇完成:在任何時候,英國與法國都會各自派遣至少一艘具核打擊能力的核潛艇,在大西洋海底巡弋,以應對任何可能針對本國安全的威脅。不過,在威懾的表達方式,英法兩國又有所不同:英國的核威懾政策在闡述國家利益、亦即可能觸發核反擊的「門檻」時較為清晰,但並不意味核武是唯一的反擊途徑;法國則對「究竟何種威脅才是嚴重威脅國家利益」較為模糊,但強調凡是威脅國家利益者,必然受到法國核武報復。上述區別,也許和兩國近世紀面對外敵的不同經驗所致。

中國核戰略

中國是核武的後來者,但目前核武力量、尤其是遠程洲際導彈和核潛艇等實力,已逐漸躋身世界一流。與俄羅斯公開的「先發制人」戰略相反,中國自成功研發核武後,就表態絕不在戰場首先使用核武,亦不會向不具備核武的國家威脅使用核武,這一姿態,屬於首創,主要是出於外交目的。特別是當時中蘇交惡,蘇聯一度打算「先發制人」摧毀中國核武,只是美國不同意才作罷;而在當時核武國家當中,中國的常規軍備依然最弱,這種姿態,也是自我保護。

不過從純粹戰略角度,這表態大大減少了核武的威懾力,特別是「核武國家」可以越來越多,不止是中國擁核時的美蘇英法。以印度為例,中國假如真的承諾不對擁有核武的印度首先使用核武,單靠常規軍備,是否有能力戰略上壓倒印度,就大可商榷。然而回顧中國從擁核至今的國際形象,則無疑頗為正面,確實做到「盡責任核國家」,也令中國逐步從西方眼中難以測度的危險國家,逐步「正常化」。

非正式核武國

除了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印度、巴基斯坦也都擁有核武,二者都是在冷戰期間,通過蘇聯、中國等的幫助,先後獲得了核力量。這背後不僅有中蘇交惡的因素,也有中國「聯合第三世界制衡帝國主義」的外交算盤,美國曾予強烈反對,但在兩國擁核後,又都迅速接受現實。印巴兩國自此維持了微妙的核威懾平衡,因為雙方核武都是針對對方而設。印度官方立場是維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在使用核武反擊時,無論對方的核打擊程度為何,均報以最大規模核還擊。巴基斯坦的立場則是表面上的「不主動攻擊」,但註明面對(來自印度的)大規模常規軍力打擊時,實力較弱的巴基斯坦將「被迫」以核武進行反擊,這也是汲取了中國核政策的經驗,沒有把話說得太滿。正因兩國核武都以威懾、防禦為主,印巴之間反而再沒有爆發大規模衝突,這也讓印巴關係成為核威懾「恐怖均勢」理論的典型。

以色列也是「實質擁核大國」,但以色列政府始終不曾對外透露核武發展程度、以及核戰略立場,任憑外界猜測。這種戰略模糊政策,正是以色列面對周邊國家包圍的回應,希望敵對國家投鼠忌器:一般相信以色列一旦遭遇鄰國入侵,會不惜使用核武「玉石俱焚」,是為所謂「參孫選項」。伊朗正是基於假定以色列的上述政策,才對核武念念不忘;伊朗、沙特,乃至昔日伊拉克、利比亞希望發展核武的官方理由,都是對以色列的核平衡。

參考了上述案例,北韓作為最年輕擁核國,今年終於宣佈了自己的官方核政策:北韓強調自己是「負責任的核國家」,不會以核武威脅鄰國,但如果美國或其盟友膽敢進犯北韓,北韓必將以核武回應,特別是對美國在南韓、關島等地的駐軍予以「無情打擊」。表面上,南韓、日本理應鬆一口氣,儘管這也是兩國發展核武的動力;但是否「進犯」北韓,北韓的定義往往和國際社會不同,這種宣示是君子協定,對以瘋子自居的國家,只是聊勝於無。北韓希望以不斷升級的核武裝備逼使美國承認北韓的核國家地位、保證其安全,則可謂既定政策,到今天為止,不可謂不成功。

小詞典:參孫選項(Samson Option)

外界對以色列核威懾戰略的稱呼,據稱,1960年代以色列領導人將這一名詞用作以色列核武威懾戰略的代號。根據《聖經》記載,猶太人參孫(Samson)正是通過扳倒神廟立柱、使得神廟坍塌,壓死了眾多敵人,雖然自己也因此喪命,其含意不問可知。

2017年9月8日星期五

中國討厭北韓嗎? 由金日成的手段談起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要求中國運用「影響力」控制北韓,又不時揶揄「原來中國已經沒有影響力」。當然,說一個主宰北韓經濟命脈的國家沒有影響力,自然不是事實,但北韓與中國互相厭惡多年,對這種「影響力」有期望,同樣不切實際。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自居「金日成傳人」,由髮型到身型都要令人想到祖父復生,自然也要效法祖父的權鬥手段。金日成如何對付「親華派」,值得溫故知新。

不甘當中國附庸

北韓政權成立時,基本上是中共支部;而中共成立時,又基本上是共產國際支部;金日成之所以不願意從屬毛澤東,猶如毛澤東之不願從屬斯大林,都是人之常情。「獨立」得是否得體,卻是另一回事。

毛澤東屬意的北韓領袖,本來是曾在中共八路軍作戰、然後創立「朝鮮義勇軍」的名將武亭,他於1925年就加入中共,長期擔任彭德懷下屬,後來中國派彭德懷率領「志願軍」抗美援朝,武亭繼續是其得力助手。

武亭領導的派系稱為「延安派」,大都曾經在中共革命聖地延安生活,金日成視之為威脅,不久就以「平壤失守」為由,把武亭送去勞改;雖然彭德懷曾從中干涉,把武亭送回中國治病,但武亭還是於1952年英年早逝。

剩下來的一大群「延安派」,據北韓官方歷史,大都參與了1956年的一場未遂政變,稱為「八月宗派事件」,目標據說是要推翻金日成,進行政治改革。結果金日成把所有「延安派」和親蘇派要員一網打盡,個別漏網之魚逃到中國或蘇聯,還被金日成要人,剩下來的勞改的勞改,處死的處死,死者包括「延安派」兩名大將——最高人民會議委員長金枓奉、副首相崔昌益。

自此金日成大權獨攬,大搞個人崇拜,宣傳主體思想,反對事大主義,一切都是針對中國而來。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和中國見自己在北韓的代言人被整肅,異常震怒,蘇共高層米高揚和彭德懷曾一同到北韓「調查」,金日成擔心被罷黜,勉強同意不擴大整肅,但二人離去、穩住局勢後,就一如所料,立刻食言。

毛澤東和整個中共高層對金日成「忘恩負義」,異常不滿,甚至一度威脅推翻金日成(金家後人對中國的警惕,部份正源於此);但金日成利用了隨後的中蘇分裂,在兩國之間挑撥離間、又左右逢源,甚至有時還會暗示可以帶槍投靠聯合國。毛澤東逼於形勢,只能容忍下去,眼白白看著在北韓的影響力一天不如一天。內地學者沈志華的新作《最後的天朝》,對毛澤東時代的這段中朝關係有寶貴的第一手研究,最精彩的是詳細披露了毛澤東怎樣對金日成厭惡,又莫可奈何的大量史實。毛澤東對國內政敵的鬥爭戰無不勝,國外連赫魯曉夫也鬥倒,偏偏對區區一個「小番王」金日成無可奈何,這可能是他鬥爭一生的最大敗仗。連毛澤東也奈何不了,習近平又怎樣控制已經擁核的金正恩?

《最後的天朝》最值得細讀的一段,講述北韓擁核的源頭,在於七十年代。金日成認為,美國在越戰戰敗,也是北韓統一南韓的黃金機會,因為駐韓美軍不少在越戰中消耗,美國國內氣氛異常厭戰,只要北韓揮軍南下,而中國支援物資,統一就水到渠成。但當時毛澤東剛和美國和好,大政策是「聯美抗蘇」,反而希望美軍留在區內,完全不願看到兩韓統一,又擔心統一後的朝鮮倒向蘇聯,因此對金日成的狂想置之不理。金日成大失所望,意識到必須發展自己的核武,這成了金家「家訓」,在金正日、金正恩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沈志華的書以毛澤東逝世告終,但我們必須補充一點:之後,北韓發生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毛澤東死後一年,北韓就宣佈以「主體思想」取代馬列主義,成為北韓唯一指導思想。連中國在崛起後的今天,也不敢不把馬列主義放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思想體系之前,金日成卻「主體」得如此徹底,就是不要當中國附庸。

北韓擁核的真正目標,其實是「去中國化」。期望中國能令北韓棄核,是天方夜談,完。

小詞典:延安派

北韓勞動黨早年重要派系,源自朝鮮左翼青年在1920年代到中國學習革命,其中不少人走到中共根據地延安,加入中共,接受中共領導,二戰後不少留在中國參加國共內戰,另有一批回到朝鮮參與建國。金日成所屬派系則為「游擊隊派」,成員是在朝鮮、滿洲國、蘇聯邊境一帶打游擊抗日的戰士。

2017年9月7日星期四

暗黑戰略:假如北韓建立海外支部

連日談及美國對北韓動武投鼠忌器時,觸及北韓跟恐怖組織合作的可能性。這是嚴肅大題目,應該進一步分析。

美國歷來列出的「支持恐怖主義國家」,除了本身有進行恐怖活動的前科(例如北韓炸毀南韓客機、利比亞炸毀泛美客機),也包括相關國家可能支持境外恐怖組織。伊朗以(美國眼中的恐怖組織)真主黨(Hezbollah)為境外羽翼制衡以色列,為典型例子。但這類合作畢竟屬於傳統國家框架,真主黨的宗旨是奪權,有自身一套意識形態,並非要和世界玉石俱焚。假如「支持恐怖組織」僅此而已,美國是不擔心的。

進一步是主權國家在境外成立支部,以「非政府組織」名義活動,負責文攻武嚇,以配合母體利益。由於這些行動表面上與母體無關,美國要直接打擊「國家主導的非國家個體」,就大費周章。例如越戰期間,南越有越共游擊隊,而北越胡志明政府雖然派遣大量軍人到南方,卻不斷強調跟游擊隊無關。

不過,北越的目的是國家統一,美國發現不值得繼續扶植南越就會放棄,依然不會演變成全球危機。

核武輸出海外威脅全球

然而,假如北韓在海外建立一個支部,名叫「ISIS」也好、「KimKim」也好,隨便弄一個傳統國家利益以外的使命(例如反全球化),後續發展就令人防不勝防。北韓既然有能力發展核武,也不難輸出核武,單是把少量核原料輸出到海外支部,就足以威脅全球。假如製造小型核武交給有關組織存放,在生死關頭威脅在境外引爆,這才是全球危機。這類電影情節,恐怕早晚在現實世界中出現。

這不禁令人想起《蜀山劍俠傳》的情節,有一位星宿海老魔,正是以這戰略橫行天下。該小說寫道:「那魔頭不特魔法甚高,人更陰險狡詐,早算出將來大劫難免,除以全力加緊防備之外,並用三甲子的苦功,在星宿海西昆侖絕頂施展魔法,將黃河等幾條大江大河的水源,以極高魔法禁制。到時只要真遇強敵,自知不是對手,立將水源震開,把整座星宿海全都毀去,使大地山河齊返洪荒,宇宙重歸混沌,本身也與同歸於盡,以消惡氣。這等作法,對方不論多高法力,也必投鼠忌器,決不敢逼他鋌而走險,造此亙古未有的無邊浩劫。」

北韓製造核武,確是為了自保。普京說得對:制裁是沒有用的,北韓情願吃草,也不會放棄核彈。但有了核武後,會否成為「盡責任核國家」,還是以核武進行「核敲詐」,卻不是以自己的意志為依歸,而是一個互動結果。昨天談過,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開山祖師Kenneth Waltz認為,一個國家這麼辛苦弄來核武,假如隨便使用,反而會失去自保的原意,因此必會慢慢正常化,所以其他核大國根本不需要千方百計令其棄核。但假如真的有國家千方百計要新興核武國家棄核,那又如何?這卻不是Kenneth Waltz預計到的。新興擁核一方為了抗衡,恐怕加強「自保」範疇,把核武的震懾力,延伸到境外恐怖主義層面,也是情理之中。面對這樣的對手,特朗普又可以怎樣呢?

小詞典:Kenneth Waltz (1924-2013)

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Neo Realism) 、又稱「結構現實主義」學派創始人,長期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1979年出版《國際政治理論》一書,成為殿堂級著作。Waltz 認為國家雖然如傳統現實主義所言,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國家安全最大化也是「利益」的一種,因此不會盲目為了奪取土地、財富,就運用自身的所有實力。當每個國家都這樣計算,國際社會雖然無政府,卻會出現種種互動之下的「結構」。核武時代的恐怖平衡,正是「結構」之一。

2017年9月6日星期三

北韓特工訓練背後的時代改變:由《金賢姬回憶錄》談起

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持續挑釁全球,最大憑藉除了核武,還有令人防不勝防的北韓間諜群,其非常手段很難令人不投鼠忌器。無論是金正男之死,還是30年前炸毀大韓客機858號航班,都涉及一支高度專業的北韓特工隊。

尖子當特工 質素有保證

這支特工隊假如出於「戰略需要」,把核武原料送給「伊斯蘭國」(IS)一類恐怖分子,遠比在正面戰場以核武威脅美國,更令人憂慮。究竟北韓特工是如何育成的?金日成、金正日時代與現今的金正恩時代又有何不同?

溫故知新,大家不妨閱讀《金賢姬回憶錄》。這位金賢姬,正是親手炸毀大韓客機的兇手,被稱為「北韓艷諜」,得手後因為逃生路線出現意外而被捕,在南韓被判死刑,後被特赦,繼而著書立說及巡迴演講,成為南韓境內「第一代北韓KOL」。

從金賢姬的回憶可見,北韓特工的專業知識十分豐富,對爆破、搏擊、暗器、體能、外語等的掌握程度極高,教學嚴謹,甚至不惜從日本綁架日語老師,又自行把韓國傳統武術融合為「特務武功」;加上北韓特工是全國尖子千挑萬選出來,平均質素有保證。

然而,北韓特工其實不了解西方世界的潛規則,所以金賢姬喬裝日本人才會敗露。這涉及與外人日常相處的鍛煉,無論怎樣密室培育,都難以真正「落地」;其他國家特工可以選擇「完全融入」模式,但北韓政權擔心過分融入會動搖信念。

假如只是一鱗半爪地接觸外界,還可以簡單以「萬惡資本主義」推搪,但長期生活就不可能,畢竟北韓人也是人,不會沒有正常分析能力。金正恩上台後,大力宣傳北韓國內的消費享樂主義,手提電話、4D電影院、跳樓機等應有盡有,就是明白已不可能絕對閉關自守,必須表面上減低跟外間世界的物質鴻溝。

金賢姬透露,北韓國內把「犯錯誤」人士送去勞改營的行為十分公開,令人有危機感,作為有效管治的一部份,不過目睹鄰居忽然消失後,就不可能完全對金家神話盲目信從。換句話說,洗腦是有局限性的。她本人也經歷了不少「彈性」,例如會賄賂工人令勞動達標、偷走離開訓練營探望家人等,當局也許只是裝作不知情,以製造人為灰色地帶。這樣的灰色地帶,在金正恩時代更明顯:據到過當地的記者所言,不少北韓人的手機都下載了南韓電影,聽搖滾「禁歌」,最後「法不責眾」,一般都安然無恙,除非犯了其他問題,就會被算總賬。這反映金正恩的管治更「恩威並施」,希望和國民訂立「極權社會契約」之心,更勝父祖。

在金賢姬時代,不少北韓家庭有父母兄弟等直系親屬在南韓,例如金賢姬就有家屬在南韓可團聚。這種血緣關係,令北韓上一代人普遍對統一有動力,來拯救「水深火熱」的南方親人。金賢姬炸掉南韓客機的官方說法,居然是為了破壞1988年漢城奧運,從而令南韓內部混亂,製造機會讓北韓揮軍統一,這樣的「神邏輯」,我們覺得可笑,但對渴望統一的一代北韓人,卻是天經地義。然而到了金正恩時代,還有直屬親屬在南方的北韓人已經不多,新一代血緣疏淡了,打統一牌已不奏效,宣傳自身的滅國危機就取而代之,這也是金正恩宣傳的變革。

金賢姬談起金正恩時,認為對方太年輕,不斷核試只是為了拉攏軍方。其實,從種種蛛絲馬跡可見,金正恩的治國方略,已經偏離了金賢姬熟悉的時代。唯一不變的,依然是依靠北韓內部推翻金家王朝,幾不可能。

小詞典:大韓航空858號空難

1987年11月29日,由巴格達出發到漢城的大韓航空858號班機,在安達曼群島上空爆炸,機上115人全部死亡,死者大多是到中東工作的南韓勞工。空難發生後,兩名日本乘客被發現使用假護照,二人當場服毒,一人死去,一人被救回來,她就是當時26歲的金賢姬,其後在南韓法庭供認為北韓特務,自此美國把北韓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2017年9月5日星期二

北韓導彈危機vs古巴導彈危機:特朗普為何色厲內荏?

北韓試爆疑似氫彈,引起人造地震,也帶來國際關係大地震。特朗普再三威脅考慮採用軍事手段制裁北韓,但愈是威脅,北韓愈是視若無睹,兼且不斷製造新議題。目前,握有主導權的一方無疑不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而是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

金正恩敢於不斷挑釁,全繫於一個簡單信念——美國不敢動武。剛被特朗普解僱的白宮首席戰略專家、另類右派「國師」班農(Steve Bannon)的分析最一針見血,他指出,美國有沒有能力防止北韓以常規武器攻擊南韓,30分鐘內殺掉1000萬人?如果做不到,任何軍事恐嚇都是紙老虎。

前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James Clapper)也罕有地和應班農,認為解決北韓問題,硬碰硬不是出路。這不是說美國不可能有任何軍事動作,相信動作總要有一點,以應付國內外壓力。但說到真正先發制人攻入北韓本土,就是另一回事。

不少人想到冷戰時代的古巴導彈危機(Cuban Missile Crisis),時任總統的甘迺迪威脅軍事解決,最終成功迫使蘇聯讓步,移除部署在古巴的導彈。但此一時、彼一時,今天的北韓絕非當時的古巴可比。當時操盤的是蘇聯,古巴完全沒有角色,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的考慮是全球大戰略,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跟美國討價還價,沒有必要在古巴孤注一擲。然而,今天北韓直接操盤,俄羅斯與中國都影響不了金正恩的「主體性」,反而也成為受敲詐對象之一;而北韓的目標純粹是自身的生存,也沒有其他什麼可以跟美國交換。

假如美國當時對古巴動武,蘇聯作為「正常國家」,即時反應大概是襲擊美國在蘇聯附近的軍事基地(例如土耳其基地),並不一定立刻攻打美國本土,或演變為核戰。不像今天的北韓,一旦承受了美國攻擊,就會想到摧毀近在咫尺的南韓,也會想到升格做核戰,南韓全體人民就是人質,和蘇聯在整個冷戰時代遵從的「比例回應原則」完全不同。南韓有見及此,反而會成了最堅定勸阻美國魯莽行動的國家。結果甘迺迪的姿態,放在特朗普身上,就完全不管用。

相比ISIS,北韓已經是負責任擁核國

相反,金正恩的叫價,卻可以越來越高。美國最初的官方底線,是要求北韓放棄核武,後來已經靜靜變成要北韓凍結核武,變相已經承認了北韓的核武國家地位。但北韓還有很多牌可以打,除了威脅攻擊美國,也可以在地下管道威脅「輸出核武」,從而讓ISIS一類恐怖組織擁核,那才是美國真正的噩夢。說到底,北韓再「瘋狂」,也是一個有效管治的主權國家,始終受主流國際關係制約。金正恩不願意自己被推翻、領土被入侵,這就已經令北韓很「主流」,不像ISIS,連這些底線也沒有。

筆者年來不斷介紹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Kenneth Waltz的「核武越多越好」理論,認為只要國際社會應對得宜,承認擁核新貴的核國家地位,這些國家就會慢慢被國際規則消化,不希望玉石俱焚,中國如是,巴基斯坦如是,北韓也可能如是。早前北韓聲明,核武只用來打美國,不會攻擊週邊國家(除非它們與美國聯手),雖然比不上中國聲明「不首先使用核武」斬截,但也算是釋出「盡責任擁核國」的善意。假如擁核的是ISIS,連這樣的「江湖倫理」也沒有,世界又會如何?特朗普面對北韓,還是快點放下嘴砲,直接談判吧。

小詞典:古巴導彈危機

1962年,蘇聯在建立共產政權的古巴部署導彈,射程可達華盛頓,而被美國偵測得知。甘迺迪總統決定對古巴實行封鎖,保留出兵古巴的可能性,期間雙方曾發生小量衝突,全球一度陷入核戰危機邊緣。但甘迺迪同時積極與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秘密談判,最終雙方達成默契,蘇聯撤回古巴導彈,換取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同時美國也撤回在土耳其、意大利針對蘇聯的導彈,事件和平解決。

2017年9月4日星期一

國際「廢老」危機:由《老人恐怖分子》談起

不少老人家經常擔心,世界各地「廢青」愈來愈激進,加上互聯網容易傳播極端思想,令他們成為潛在恐怖分子云云。其實根據這邏輯,全球「廢老」可能更容易變成恐怖分子,最具前瞻性分析這現象的,並非什麼學術論文,而是日本小說家村上龍的近作《老人恐怖分子》。

政客認為「得老人、得天下」

村上龍高中時代曾參與搖滾樂團,後因在校內抗爭被停學,又從美術學校中途退學,本身很符合「廢青」形象,直到以《接近無限透明的藍》在文壇嶄露頭角,作品都是對日本廢青生活日常的描摹。但他現在已經65歲,作品開始轉向探討種種社會問題,特別是中老年人的困惑與危機。在《老人恐怖分子》,村上龍把故事設定於2018年前後,講述一群事業有成、步入人生暮年、但對社會極度不滿的老人,希望通過恐怖主義「變革社會」的故事。

假如真的出現「廢老恐怖分子」,沒有比首先出現在日本更順理成章。日本的人口老化現象,在發達國家中首屈一指,一來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和經濟條件都不理想,而養育子女的成本奇高,惟有放棄組建家庭、生兒育女,造成社會人口結構向老人傾斜;二來醫療技術進步,社會福利改善,老年人受到很好的照顧,人均壽命也在延長。結果,老人在日本的影響力持續上升,政客為求選票,都開出大量針對退休人士的空頭支票,「得老人、得天下」。

理論上,不滿的應該是年輕人。但事實上,卻相反:老人的不滿,只要釋放出來,只會更激烈。「廢老」不滿的原因,首先在於不甘心退休:假如他們活到90 歲,而退休年齡在精力充沛的60 歲,30 年無所事事的生活,無論怎樣被「照顧」,都難免充滿被遺棄感。以往只有青春期的年輕人,能集體釋放被遺棄的怨氣,但人生那種青春期的躁動,通常只有一兩年、頂多也不過十年,與「廢老」的30 年真空期危機相比,只是小巫。昔日老人退休後願意「安享晚年」,一來是壽命沒有那麼長,二來昔日老人掌握的社會資本、財富也沒有今日老人的多,三來也沒有互聯網作為老人串連、建立第二春的工具。這時代的「廢老」既是社會贏家,能力比上一代退休人士高得多,卻依然要被社會淘汰,同時又有了在互聯網重穫新生的誘惑,心理若無不平衡,才怪。

互聯網出現時,本來是老人對社會的恐懼原因之一,一般中老年人都有根不上時代的危機感。但隨著科技發展,卻出現了「老人悖論」:要一般「廢老」融入青年主導的原網絡文化、日新月異的技術,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來必然有代溝,二來學習新技術就像學習語言,到了退休年紀,確實事倍功半。但現在科技極度user-friendly ,要掌握基本上網能力,對退休人士,卻毫不困難,正如一般大媽對使用購物app ,也如魚得水。

於是,「廢老」在網絡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對社會、特別是「廢青」的批判極其嚴厲,內裏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共同語言和心理投射,「廢青」走進他們的世界,恍如平行時空。而且針對「廢老」的網絡文宣,比針對「廢青」的可能更容易有效果:「廢青」的上網時間可能還有限,他們哪怕是行屍走肉,畢竟還要上班糊口,但退休「廢老」真的可以全天候在網上,而且不止是社會底層如此。筆者認識不少退休CEO 、退休議員、退休高官,閒著無事,就把網絡所有「花生」讀遍,包括很多天馬行空、明顯炒作的網台、網媒,然後慢慢相信那是真實,潛意識要證明自己還是很跟上時代,和依然是「社會持份者」。殊不知那都是用新媒體包裝的六十年代內容,只為「廢老」度身定造。

假如「廢老」只在自己的年代覺得安心,對種種新思潮,甚麼後現代、甚麼平權,難免覺得多此一舉、不知所謂。當「廢青」在虛擬世界「立國」,以網絡作為自己的身份認同,「廢老」其實也在「立國」,而且「國家」規模更大。假如「廢青」在網絡活躍、在現實世界萎靡不振,是因為反社會情結,「廢老」活躍網絡,除了同樣情結,還加上客觀限制:可能他們真的行動不便,但精神健全,網絡就給了他們生命的延續。他們對「新世界」的認知,由於和現實世界距離漸遠,也可能比「廢青」更依賴自己選擇的網上資訊,繼而更加偏激。不少「廢青」可以對網絡爭論、人身攻擊一笑置之,視之為「分身」的一部份,因為他們伴隨互聯網文化長大,明白種種潛規則;但對後來加入網絡世界的「廢老」而言,要看得開這種網絡文化極難,因為一個留言而和數十年好友絕交的大有人在,「認真就輸了」,對他們而言,是荒天下之大謬。

在這樣的生態下,假如有「廢老」領袖振臂一呼,像搞青年運動那樣搞「老年運動」,效果會如何?假如有極個別「廢老」是電腦奇才,利用互聯網煽動「老人運動」,甚至成為恐怖份子,又會怎樣?恐怕潛在威脅,比「廢青」更大。這是因為「廢老」的社會資本比青年多,對現代社會、尤其是中上層社會的既有運作更熟悉,更有難以速成的人生經驗,例如日本「廢老」甚至有當兵經驗,要是真的搞恐怖襲擊,就不是柴娃娃的街頭抗爭可比。

比起年青人的「不怕死」精神,老人更容易壯烈犧牲:年青人常說「看不到希望」,但畢竟口中這麼說,心底裏依然相信年齡是武器,還有一線生機;但對80 歲的人而言,「看不到未來」,卻有另一種含義。一旦他們對社會不滿,玉石俱焚的決心,只會比「廢青」更強烈。

以往老人沒有今天的能量,雖然政客都是老人,但他們再要老人選票,也不敢公然說「打倒廢青、回到我們的時代」,因為他們都受主流精英規範。在網絡世界,「傑出廢老」隱藏本來的精英身份,沒有了規範,卻更有意欲「引導」年輕人、重構老人認為合理的社會秩序。以上還都是理性計算,還未談及互聯網能激發人性的陰暗面,例如嫉妒:當「廢老」看見互聯網上的青年性愛片段,回望自己下半身的尿布,再聽到青年口口聲聲叫「廢老」 ,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掌握技術、擁有財富、心懷不滿的老人有意「改變社會」,通過暴力手段來摧垮腐朽的存在、開闢新世界,這正是村上龍筆下,「老人恐怖分子」的育成背景。這是否日本獨家?自然不是。西方近年也不斷有小說、電影以老人劫匪為主角,例如打劫拖欠自己社保基金的銀行;台灣主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開幕禮居然被一群為自己年金奮鬥的「廢老」破壞,也是世代戰爭;村上龍的小說,不過是進階暗黑版罷了。比起一腔熱血的年輕恐怖分子,他筆下的老人恐怖分子在策劃和執行時,都更細膩、縝密,造成的社會衝擊,也更恐怖。大家準備好了沒有?

小詞典:村上龍(1952- )

原名村上龍之助,日本作家,1976 年以《接近無限透明的藍》成名,獲芥川龍之介獎,至今都是日本歷來最暢銷書之一。作品經常探討社會新議題,近年對資訊科技時代、不同世代的社會危機特別關注,與村上春樹合稱為「文壇雙村上」。

2017年9月1日星期五

《沙漠女王》:女版阿拉伯勞倫斯的歷史功過

奧斯卡影后妮歌潔曼領銜主演的傳記影片《沙漠女王》(Queen of the Desert)上映,對中東而言是一件大事,因為主角是當地難得有正面「本土形象」的西方人物,但對其他觀眾而言,都對時代背景感到陌生。其實主角貝爾(Gertrude Bell)的經歷,可能比《沙漠梟雄》的主角阿拉伯勞倫斯更傳奇,不過電影沒有詳述她的爭議性,手法也嫌平鋪直敘,令原來可以引起熱潮的電影,得到不少劣評,實屬不幸。

貝爾出身於英國一個富裕家庭,自幼飽學,在牛津大學取得當代歷史專業一級榮譽學位,隨後隻身前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下的中東旅行探險。在1892-1913年間,她訪遍中東古城,寫下諸多遊記,對中東錯綜複雜的民族、宗教淵源都有深入了解,並與當地各部落建立了廣泛聯繫。即使在今天,深入阿拉伯半島不毛之地也殊不容易,遑論一百年前,更遑論是一個在阿拉伯傳統社會不獲尊重的單獨行動的女性。因此,貝爾成了當時英國首屈一指的中東專家,也獲得英國情報部門青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她被英國駐開羅情報機關「阿拉伯局」招募成「顧問」,與阿拉伯勞倫斯共同協助英軍在中東一帶的軍事行動。雖然她在電影強調「只為自己工作」,但她的行為完全符合英國殖民主義利益,乃不能、也不必迴避的客觀現實。

要理解貝爾在一戰期間的貢獻在哪裏,就必須對當時英國在中東戰場的謀劃有所了解。一戰的南方戰線是英國核心的戰場之一,英國謀求控制阿拉伯地區,實現對半島出口航路的掌控,聯通英屬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陸路通道,就算奧斯曼帝國不是德國盟友,英國也會早晚動手肢解帝國的。不久當地開始發現少量石油,更令其戰略價值大增。為達到上述目的,英國在中東積極尋找合作對象,當地阿拉伯人就成了英軍依賴的力量。需知,在阿拉伯人眼中,奧斯曼帝國是名符其實的「異邦政權」,借「哈里發」之名,對阿拉伯人進行壓迫統治,而阿拉伯社會早就想推翻奧斯曼蘇丹政權,不過目的不是支持英國,而是實現阿拉伯民族獨立。

為了各取所需,縱使雙方都知道終極目標並不一致,但也願意「階段性合作」,英國很快與中東阿拉伯反抗勢力領袖、遜尼派哈希姆家族的首領侯賽因.阿里(Hussein bin Ali)達成「麥克馬洪協定」,阿拉伯「義軍」與英國共同打擊奧斯曼帝國,而英國則允諾阿拉伯民族在戰勝後獨立建國。基於這一協定,英國亟需一位熟知中東事務的情報官員,協調英軍與阿拉伯各部族反抗軍之間的軍事行動,而貝爾成了這一任務的最佳人選。貝爾對各部落之間的利害關係瞭如指掌,因為她的建議,一度雄踞阿拉伯半島的Rasheed家族被放棄,哈希姆家族繼續被認定為共主,但這些是否歷史的必然,其實大可商榷。在戰爭期間,貝爾為英軍突入奧斯曼帝國腹地繪製了戰略地圖,制定相關進軍路線;她利用自己對阿拉伯地區各部族關係的了解,為英軍在當地建立聯盟提供咨詢指導,成為連接英國和阿拉伯部族之間的橋樑。最終,在英國駐中東遠征軍和阿拉伯反抗軍的聯合進擊下,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她沒有改變歷史進程,但對阿拉伯世界內部的權力平衡,卻有劃時代的影響。

有趣的是,貝爾一生真正發揮影響力的時刻,卻沒有被電影涵蓋,而那觸及理想與現實、祖國與阿拉伯烏托邦之間的矛盾衝突,本應讓她變得立體。今天我們眾所週知的是,在奧斯曼帝國解體後,阿拉伯人並未如願以償,獲得民族獨立。1916年,英法兩國駐中東外交官秘密協議,一旦奧斯曼帝國崩潰,英法將瓜分其領土,這即是《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也是今天備受批評的「殖民陰謀」。在這一協定下,除了新興獨立的土耳其共和國之外,北部的黎巴嫩、敘利亞部分被法國佔領,伊拉克、科威特和巴勒斯坦地區則被劃歸英國勢力範圍,二者的分界線主要由英國外交官賽克斯劃定。這一無視中東地區種族、宗教差異的勢力分界線,成為今天中東各國界劃分的藍本,也成為百年來中東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派系紛爭的淵源。

在整個一戰期間,貝爾一直堅持阿拉伯人實現「民族自決」,這一立場與勞倫斯一致,但卻不獲倫敦官僚的認可。她明知道哈希姆家族的實力不及新興而勇武的沙特家族,卻堅持為老牌貴族哈希姆家族服務,其實同樣是今天中東亂局根源之一。在《賽克斯-皮科協定》成為既成事實后,勞倫斯深感自己的志願被倫敦背叛,決意退出中東外交漩渦,但貝爾卻選擇留在中東,接受既成現實,希望儘量在框架下「做好事」,於是為伊拉克建國事業奔波。她在戰後第一時間向英國政府提交了關於「美索不達米亞自決」的報告,反對當時英國駐美索不達米亞總督的「委任政府」方案,建議伊拉克建立獨立自治政府。在1921年開羅會議期間,貝爾以「遠東事務秘書」(Oriental Secretary)身份參與會議,憑藉其對中東的深入了解,反復遊說英國政府接受組建「伊拉克自治政府」的提案,並向英政府推薦阿里之子本.侯賽因為伊拉克阿拉伯王國領袖。最終侯賽因被英政府認可為「伊拉克之王」,即「費薩爾一世」,一批遜尼派精英也在貝爾的舉薦下,掌控了伊拉克王國大權。

貝爾的後半生都在伊拉克度過,以政府顧問身份,指導費薩爾一世處理伊拉克當地各部族、教派之間的事務。伊拉克的國境劃界已經成事實,貝爾就致力協調這一劃界下遜尼派、什葉派、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努力讓他們團結在伊拉克國內,卻沒有認真想過讓庫爾德人建國的可能。伊拉克的什葉派佔多數,貝爾青睞遜尼派,完全是英國殖民管治典型的拉一派打一派、分而治之戰略,和在香港給予新界人特權的原理完全一樣。倘若當年貝爾不舉薦遜尼派侯賽因,而推薦什葉派領袖哈吉.納吉(Haji Naji)領導伊拉克,那麼今天的伊拉克內政,或不至長期陷入教派紛爭。納吉與貝爾其實一直有良好私交,並向後者傳授了如何與什葉派打交道的經驗,貝爾卻藉此指導遜尼派統治者,未免有點那個。當然,伊斯蘭教派紛爭在貝爾到來之前已延續數百年,就算貝爾選擇了納吉,平行時空的伊拉克會否成為貝爾夢想中「統一、和平」的獨立國家,亦是難料。今天貝爾依然是中東人最喜愛的白種人之一,因為那代表了西方協助阿拉伯人文明建國的一頁,但假如「伊斯蘭國」持續壯大、並得以存在下去,百年後的阿拉伯史觀,卻可能對貝爾、勞倫斯的評價截然不同,這卻是後話了。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9月

雙學三子案的國際聯署信:誰榜上有名?(下)

昨天談及回應香港「雙學三子案」的一封國際聯署,背後反映一個很有趣的網絡,另一個特色是東南亞、南亞的參與。

例如名單中,聖地亞哥(Charles Santiago)是馬來西亞現任議員,同時是東盟國家議會人權關注組的主席,在東南亞這片人權組織不算太活躍的土地,說得上是樞紐角色。

加強自己的身份認同

此外,達亞爾(John Dayal)是印度著名維權作家,也是印度耶教領袖人物,長期呼籲保障在印度的基督教徒權益;阿莉薩(Alissa Wahid)是印尼前總理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之女,本身創立了一個非政府組織Gusdurian Network,立場傾向反現政府,因此也成了社運成員;麥卡錫(John McCarthy)是澳洲駐梵蒂岡前大使,同樣與教廷有淵源的還有查爾斯.波(Charles Maung Bo),現任緬甸天主教樞機,也是目前教廷紅人,另外還有幾位緬甸異見人士也有列名。

最有趣的是,以往鮮有參與這類聯署的馬爾代夫,居然有前總統納希德(Mohamed Nasheed)加入,總之驟眼看來,聯署人似乎是來自亞洲的五湖四海。

不過,仔細看下去,他們的網絡還是有明顯的脈絡可尋。從馬爾代夫前總統談起,他的落任並非政黨輪替,而是被現任總統推翻,然後流亡英國,今天寄人籬下,需要英國社運界長期聲援、幫助;參與英國主導的國際社運網絡宣言,與其說是關注香港,倒不如說是加強自己的身份認同。

而正如波斯尼亞戰爭在歐洲成了聯繫各國社運界的樞紐,昔日緬甸反對軍政府的社會運動,有了諾貝爾獎得主、(前)民主女神昂山素姬的光環,也成了亞洲各國社運人士的關注熱點,不少各國社運中人,都有和緬甸有關的經歷,而英國作為緬甸前宗主國,又在當中出力最多。因此,還是同一個圈子。

說到最具現實影響力的,自然是美國。參與這份聯署的重量級美國政客是眾議員Christopher Smith,他是「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事務委員會」聯席主席,一直高調批判中國人權狀況,而委員會的另一位聯席主席,就是近年熱心香港事務、曾競選美國總統的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今年香港特首選舉期間,這兩位聯席主席曾公開批評選舉受政治影響,而盧比奧雖然沒有這次聯署,但作為曾接見黃之鋒的「國際友人」,他老早就發言批評判決;在可見將來,任何關於香港的政治問題,相信都少不了盧比奧的身影。假如盧比奧負責串連,相信名單會多了很多活躍拉美一帶的社運人士,會有一個圍繞古巴的各國社運網絡出現;但美國在這聯署的角色很次要,反映各國圈子之間,還是有各自的潛規則。

可以想像,假如再有更具爭議性的香港政治事件出現,名單可以進一步橫向擴展(例如加上美國、日本主導的國際社運網絡),但卻不容易縱向擴展(出現更多具現實影響力的政治中人)。各國掌權者對中國的態度已經很清晰,就是政治批評不要影響經貿,這在一度強調「價值觀外交」的德國、法國,尤其明顯。

而且而進一步擴展,只會有更多和西藏、法輪功等有關的國際關注者聯名,其實這次也有幾位有這樣的背景,例如加拿大關注西藏問題的前參議員Consiglio Di Nino,以及為法輪功控訴中國政府「活體摘取器官」奔走的人權律師David Matas。但這類人士加入,只會令香港問題捲入更深的泥濘,恐怕只有反效果。說到底,這類聯署聲明的真正功能,更多是圈子內部的身份認同,多於就發聲內容爭取甚麼。經常參與各種聯署的朋友,當心領神會。

小詞典: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事務委員會

美國國會的獨立委員會,2000年成立,成員除了兩院議員,還有美國政府代表,宗旨是監察中國法治、人權,每年向總統、國會遞交報告,不定期舉行和中國法治、人權有關的聽證會,邀請相關人士出席。委員會成立以來,一直對西藏、台灣、新疆等問題關注,近年焦點則加入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