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

「一帶一路」時代 屬貓的越南人

今年是戊戌狗年,不少愛寵物主人認為有狗年、沒有貓年是不公平的。其實世上確有屬貓的人,只是不在中國,而在越南。

眾所周知,慶祝農曆新年的不只是中國,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亞洲地方包括朝鮮半島、越南,甚至琉球等,都以農曆正月作一年的開始;東南亞國家因為有大量華人聚居,農曆新年也是重要節日,甚至有法定假期。除了與中國一樣沿用農曆,這些地方也有以十二生肖配合天干地支計算年份,其中惟有越南人的十二生肖版本跟中國的不同:他們是以貓代兔的。

背後的原因,有說是當初越南引入生肖系統時,當地並無兔子,於是以貓這種家常寵物取而代之;另有說法是兔的地支「卯」與「貓」的發音相似,越南誤以「貓」代表「卯」年,將錯就錯那麼多年,逐漸成為越南特色。故中國與越南的生肖故事也有不同:中國版本說玉皇大帝選十二生肖時,老鼠叫不醒貪睡的小貓,小貓趕不及,自此貓與鼠便交惡;越南版本則說貓與鼠先後到達入選,相互仇恨則減少。

到了近代,越南有貓年、而中國沒有,卻成為了越南「去中國化」的又一佐證。正如本欄多次講述,越南本來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越共與中共也曾是兄弟黨,但近年兩國關係愈來愈多暗湧,海陸兩方的領土爭議依然存在,而且越南被北京視為投向了美國,已經成為中國在地緣政治的一大絆腳石。

表面上,越南對「一帶一路」是積極響應的。越南與中國邊境接壤,雲南、廣西等省份與越南一直有頻繁經濟交流,無論有沒有「一帶一路」,雙方都是你中有我。然而越南近年經濟發展迅速,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高達7%,政府希望向全球各大國同步招商引資,以免中國影響獨大,一直不大希望和中國的計劃經濟完全融為一體。中國自2004年起,已經是越南最大貿易顆伴,雙方邊境城市也有「兩廊一圈」經濟區,再要進一步融合,越南就有被「消化」的憂慮。其中越南北部對中國的投資較歡迎,南部則持觀望態度,以基建為例,中國為河內建成市內第一條輕軌,已經準備營運,但胡志明市則和日本公司合作興建市內第一條地鐵。越南街上的汽車,最普遍是韓製的,其次是日製的,再其次才是中國製的,加上近年美資處處,可見越南頗有戰略平衡的思維。

回到越南貓年問題,雖然有點標奇立異,但也能以小見大。不少東南亞人對應該稱呼「農曆新年」、「中國新年」還是「春節」很敏感,認為堅持後者的中國人懷有「大中華帝國主義」,因此「貓年」顯示了自身的差異,也是歪打正著。其實有學者認為生肖並非來自中原地區,例如郭沫若就認為是由古巴比倫傳入中國,越南根據國情有自己的微調,也是情理之中。中國強大以後,能否更尊重四鄰的文化差異,同樣是「一帶一路」成功與否的關鍵。

小詞典:兩廊一圈

2004年中越聯合公佈的建議,「兩廊」指昆明–老街–河內–海防–廣寧經濟長廊,以及南寧諒山–河內–海防–廣寧經濟長廊,「一圈」則是環北部灣經濟圈。「兩廊一圈」屬區域經濟整合方案,涵蓋廣西、廣東、雲南、海南、香港和澳門等地,涵蓋面積1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四千萬。

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

太平洋島國瑙魯「打回原形」之路

太平洋眾多小國當中,瑙魯(Nauru)是一個傳奇國家。她一戰後才由澳洲開發,面積只有24平方公里,現時人口僅得1萬、獨立時只有6000,屬於最袖珍的迷你小國之一,但她在國際關係並非毫無角色;由於她位處西太平洋戰略重點,過往曾由德國佔領,也有日軍遺蹟,二戰後由英國、澳洲、紐西蘭聯合託管,獨立後仍是英聯邦一員。

瑙魯廣為人知,在於她的曾經暴發。一戰後,澳洲人在當地發現大量磷酸,與英國、紐西蘭成立公司開採,運回國後製成農業必需品:肥料。結果,瑙魯的採礦業一度非常蓬勃,令她在七十年代成為全球第二富國(當時人均收入僅次於阿聯酋);在瑙魯全盛時期,可謂人人豪富,以私人飛機代步,也有種種土豪行徑。

人人豪富飛機代步

不過,這畢竟是一個面積極小的小島,磷酸採完後,一切滿目瘡痍,經濟命脈完全斷裂。就算瑙魯在澳洲擁有不少投資和資產,但因管理不善,加上當時的領導大肆揮霍(例如曾乘國家飛機到香港購物),最終瑙魯走上不歸路,數度面臨破產,失業率更達90%。

瑙魯本來在澳洲投資了地標式摩天大廈「瑙魯大廈」,除了用來炫富,也是作為一旦氣候變化、國家陸沉的逃生門。但國家破產後,瑙魯不得不變賣在澳洲的資產,連「瑙魯大廈」也不例外。此外,還有其他酒店、房地產等,都一筆勾銷。

但這些動作依然治標不治本,無法讓國家持續發展,到了90年代,瑙魯唯有靠幾項「灰色生意」維持長期收入。例如有報導指俄羅斯在瑙魯曾有多達 400 間注冊銀行,以協助來自俄羅斯的洗黑錢活動,英聯邦自然不能接受,最終在國際壓力下,被逼全部關閉。另外,瑙魯亦曾在國際法庭向澳洲提出訴訟,澳洲最後妥協賠償,算是息事寧人。

2001 年開始,澳洲在瑙魯開設羈留中心,收留從海路抵達澳洲的難民,作為提供長期援助的理據。雖然這種變相難民流放服務影響瑙魯國格,但利之所在,其他國家也莫可奈何。備受國際社會不滿的離岸難民營政策曾令瑙魯難民營在 2007 年關閉,但2012 年重開,之後更謝絕採訪。最近,澳洲內部和國際人權組織對澳洲在瑙魯和巴布亞新幾內亞 Manus Island 的兩個離岸難民營表達強烈不滿,巴布亞新幾內亞法庭更判 Manus Island 難民營違法,要求澳洲將難民遷走。不過瑙魯的一個,似乎還會運作下去,而以瑙魯現時極度倚賴澳洲援助度日的情況,只能繼續為澳洲做「dirty work」。

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理論上,現時瑙魯仍是太平洋島國的富有地區,人均GDP僅次於紐西蘭聯繫邦庫克群島。但實際上,絕大部份都只是政府投資和殘餘磷酸出口的收入,其他產業根本無法維持國家於這個水平運作,收入也不能落入一般人口袋。而且瑙魯大部份陸地已被過度開採破壞,根本不宜居住,加上難民營問題,令這個和澳門差不多大小的地方舉步維艱。近來澳洲和美國已達成互換難民協議,以澳洲收容的亞太難民,換取美國的加勒比海難民,現時雖仍未完全實行,但只要難民被遷走,亞洲發展銀行預計瑙魯的 GDP 將大幅下降,大型通縮也會隨之出現。瑙魯末日之路,可謂典型教材,對世界各島國充滿啟示。

小詞典:太平洋小島經濟體

太平洋有不少面積小於1000平方公里的小島國或殖民地,都缺乏自給自足的能力,經濟上要另闢蹊徑維生。除了靠外援,其他典型生財方法包括旅遊業(例如帛琉),像圖瓦努、托克勞等平賣網域名,或容許各國軍事進駐等。瑙魯由極富至極衰之路的對比,始終最為驚人。

2018年2月26日星期一

電動車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早前筆者談到隨着科技進步、人類對環境保護的訴求也愈來愈大,電動車漸漸在(香港以外的)世界流行起來。這對世界經濟、地緣政治的影響,同樣可以十分深遠。

中美電動車增長最快

由於電動車被視為石油運輸替代品,全球經歷過2008年每桶燃油達145美元的高峰後,各車廠都着力研發電動車,背後也有不同程度的政府戰略性支持,以圖減少對產油國的依賴。為何沙地阿拉伯等國近年外交愈來愈進取,與國際油價的關係自然息息相關。

儘管現時油價已經從高位回落超過一半,在過去5年,全球各式電動車還是以幾何級數增長:由2012年的全球不足20萬輛,上升到2016年大約的200萬輛,當中以中國和美國的增長速度最快。

美國是Tesla發源地,也是科研龍頭、傳統汽車大國,加上政府配合,電動車的增長乃理所當然。中國則深受空氣污染困擾,政府鼓勵開發生產電動車,固然有環保考慮,同時也是「綠色經濟轉型」的一環,目標包括令傳統既得利益者、持份者被整頓,因此到了2016年,中國擁有的電動車數量佔全世界三分一,甚至超越美國。中國電動車的種類、規模,更是無孔不入:除了私家車,還有市民用作代步的電動滑板車、平衡車、電動單車、公安城管用作巡邏的電瓶車、的士、巴士等。不過說道滲透率最高,則首推挪威,當地市面上有接近30%車輛都是電動車,中國、美國卻不及5%。不過總體而言,這些數字都依然有大量上升空間。

由此可見,電動車在全球的增長潛力驚人,是未來的潮流,也是汽車業未來增長的泉源。當各大國逐一訂下停售燃油車的時間表,必定掀起換車潮,情況就像各家各戶的電視機由顯像管電視變成液晶體(LCD)電視、發光二極管(LED)電視一樣,還是一整個世代交替,車廠又怎會放過這龐大的商機?加上很多(香港以外的)政府都對製造和購買電動車有補貼,車廠的戰略價值,也水漲船高。

儘管如此,研發電動車還是極需資金。即使是Tesla,還是經常傳出欠缺資金的消息,更有不少分析員估計Tesla會倒閉,可見研發電動車極其資本密集,這也是近年車壇大地震的原因。車廠往往要透過收購合併、跨車廠合作,才能整合資源、人才和技術,去研發新一代電動車,才能迅速提升產能,搶佔市場。當傳統汽車業逐漸失去戰略價值,電動車與「國家利益」的關連,卻越來越高。

每種科技面世時,總會經歷百花齊放,然後到汰弱留強的階段,電動車也一樣。由燃油車過渡到全電動車時,出現了油電混合的車種,出現是由於電動車的表現還未穩定,車廠生產出來的折衷車種,當中豐田的「Prius」可謂最成功,一度是全球「潮物」,更多次出現於荷理活電影中。

後來各車廠都研發出較可靠的全電動車,但規格卻大異其趣,電動車制式之爭,就像當年記憶卡的發展一樣,車廠都希望自己研發出的制式能在全球通行,讓自己的產品在世界各地都有市場。身邊一位業界人士曾詳細介紹了電動車制式的規範,包括充電功率、速度、插頭樣式、使用直流或交流電等,據其資訊,現時制式大概分歐洲車廠使用的「IEC制式」、日本車廠使用「CHAdeMO制式」、中國車廠使用的「國標」GB、Tesla自行研發的制式等。鹿死誰手,就要看車廠未來的市場佔有率了。

由於電動車的戰爭已經白熱化,這不只是車廠間的競爭,也成了國與國間的較勁,國際關係的互動。各國政府提供資金予車廠研發電動車,補貼電動車銷售,又提供稅務優惠給電動車買家,都是為了在新全球經濟分一本羹之餘,避免過份依賴「外國勢力」。例如電動車最普及的挪威,政府向每部電動車提供11600美元的稅務優惠,又免收車主路費、停車場費;美國提供2500到7500美元的稅務減免;日本提供最多7700美元的稅務減免;中國也提供5000到8500的稅務減免。由於中國政府對車廠提供的補貼高,各大陸車廠生產的電動車數量可以很驚人,還看準世界潮流,將電動車出口,試圖搶佔市場。

因此,中國繼「熊貓外交」後,也開創了「電動車外交」,世界各大城市包括倫敦、洛杉磯、東京等,都有比亞迪巴士的踪跡。不過和高鐵一樣,中國生產的電動車技術,比起歐美日本研發的,似乎還稍遜一籌,只是中國車廠憑「一帶一路」國策,勇於打開市場而已。所以選擇中國電動車的國家,也和選擇美德挪的國家大相逕庭。

電動車的興起,除了改變了車廠的生產模式,也帶動其他相關工業發展,例如電池生產,就像Tesla投資興建的超級電池廠,本身也是一大產業。相反,由於需求下降,油價長遠而言勢必下降,產油國、油組如何回應,則會對世界局勢牽一髮而動全身。電動車未來的發展,集中在如何令充電與加油的所需時間拉近,吸引更多人購買電動車;加大電池的容量,增加電動車續航力;以及如何令電源生產自可再生能源,以達至真正的環保。電動車戰場,究竟是進取而無包袱的中國車廠、傳統汽車王國日本和德國車廠,抑或科技龍頭美國車廠勝出?目前言之尚早,但肯定的是這不是一個可以逃避的大勢。電動車目前在香港的不普及,和香港的國際地位,完全是不成正比的:去年電動車在香港的銷量大減96%,車價升幅高達一倍,燃油車的增長卻有10%,這些數字,幾乎100%源自政府政策。政策背後的理念是甚麼,就言人人殊了。

小詞典:香港電動車稅務寬免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環保處公佈,在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寬免,不再得到全數豁免,改以$97,500為上限,但於2017年2月22日上午11時以前,已由買家從香港註册分銷商訂購、或車主已安排付運的電動私家車,則不在此限。

2018年2月23日星期五

世界盃奇兵「拉美香港」巴拿馬

世界盃決賽周快將舉行,今屆有兩支首次亮相的國家隊,除了「神奇球隊」冰島,還有更神奇的中北美洲賽區巴拿馬。巴拿馬於去年10月最後一輪分組賽,獲得最後一個直接躋身決賽周的資格;而被踢走的,包括一手催生巴拿馬獨立、與巴拿馬愛恨交纏的超級大國美國。巴拿馬打入決賽周,也成了這個拉美小國走向國際舞台的里程碑。

大家對巴拿馬的認識,除了運河、毒品、《巴拿馬文件》,或許就是去年突然宣布與台北斷交、與北京建交的新聞。其實,巴拿馬有更重要的全球地緣政治角色,有點像昔日香港,具有左右逢源的先天特性,同時也有獨一無二的戰略價值。

巴拿馬的獨立,本來就是人為的,美國因為要完全控制巴拿馬運河,策動當地脫離哥倫比亞獨立,自此巴拿馬成了美國「後院」,美國也通過掌控殖民地「運河區」,以及曾經建立的美軍基地,掌握了巴拿馬經濟、軍事命脈。

新營運者 選中港人

有了運河,巴拿馬長期是南北美洲地下經濟的樞紐,也是各方走私、販毒、漏稅、政府通過「白手套」執行非常任務的地方,這些都與昔日的香港和澳門異曲同工。因此,各方地上、地下勢力都有代表在巴拿馬,巴拿馬權貴也要跟各路神仙打交道,著名的巴拿馬前總統諾列加(Manuel Noriega)就是典型例子。諾列加是美國一手培訓的軍人,曾在台灣受訓,也為美國中情局工作,掌權初時完全得到美國支持。但後來因為利益分配不均,美國和他翻臉,並以諾列加和哥倫比亞大毒販艾斯高巴合作往美國運毒為由,將之列為「國際毒販」、「獨裁者」。同時美國在哥倫比亞進行反毒戰爭,而哥倫比亞是拉美少數右翼長期掌權的國家,即使是左翼反美思潮高漲時,也依然是高調親美的盟友。

1989 年12月20日,美國總統老布殊以「反獨裁」之名突襲巴拿馬,重新掌管巴拿馬運河區,諾列加不久被美國拘捕判刑,最終被引渡回巴拿馬,去年病逝。儘管聯合國譴責美國入侵巴拿馬,但這個速戰速決的入侵卻非常有效,令巴拿馬運河區在過渡期維持在美國影響範圍之內,甚至有評論認為,這個軍事行動定下之後對伊拉克戰爭的戰術。

後諾列加時代的巴拿馬發展一日千里,尤其是1999 年美國完全歸還運河區後,更成為中美在拉美博弈的棋子。2000 年開始,巴拿馬經濟增長非常強勁,國民生產總值由不足 5000 美元升至 13000 美元,當中既受惠於中國製造業的快速增長,也與美國對運河需求上升有關。2016 年峻工的運河擴建工程,令巴拿馬運河的競爭門檻進一步提高,鄰國尼加拉瓜近年聲稱要建新運河「分流」,也只聞樓梯響,相信是中國外圍組織的對衝壓力而已。美國離開運河區後,香港公司成為管理運河兩端港口的新營運者,「拉美香港」選擇了「真香港人」來處理種種複雜的地上地下角力,也是獨具慧眼。巴拿馬打入決賽周了,香港又有那麼一天嗎?

小詞典:諾列加(Manuel Noriega,1934-2017)

巴拿馬軍事強人,軍人出身,曾在秘魯、美國、台灣受訓,1968年和其他軍人一起發動兵變掌權,1983年成為國家實質最高領導人,1989年被逼「還政於民」舉行選舉,因為不承認反對派當選的選舉結果,被美國出兵干涉,旋即被美國拘捕,因為走私毒品、敲詐勒索等被判監四十年,後來被引渡回巴拿馬,2017年病逝。

2018年2月22日星期四

政治化之外:日本-紐西蘭-台灣地震賑災合作

不久前,台灣花蓮近岸發生六級地震,造成至少17人死亡,然後演變成兩岸和中日的外交角力。北京直接聯絡災民「統戰」,蔡英文探望受災陸客「迎戰」,同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高調賑災,被北京批評為「賑災政治化」、破壞「一中原則」、製造「一中一台」云云。但假如不談政治角度,日本對各地地震的回應,畢竟有悠久傳統,這可從多年前紐西蘭基督城大地震談起。

作為西太平洋島國,紐西蘭同樣居於地震帶,2011年基督城的6.3級地震、2016年南島的7.8級地震,災情都觸目驚心,令這個太平國家出現罕有的大規模傷亡。筆者曾到訪災後的基督城,這個曾幾何時的度假勝地變成滿目瘡夷,印象難忘,當時不少人還是住在臨時房屋,市內的標誌性大教堂搖搖欲墜,破壞嚴重,正籌款等待重建。

日本慣見天災

這種經歷,對全國人口不過400多萬的紐西蘭而言,應付得異常吃力,乃至感到是末日天劫;但對抗震經驗豐富、歷史上有過極大死傷災情的日本而言,卻是司空見慣。

我年前談及「地震政治學」時介紹過,日本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後,更積極改善、現代化防震技術,並更新整個結構哲學。這除了為保護國民自身安全,也希望把相關技術、經驗作為軟實力輸出海外,以求日本的科技水平、系統處理得到世界認可,同時也宣揚日本是一個「負責任大國」。因此,鄰近最受地震影響的島群,例如菲律賓、紐西蘭、台灣、印尼等,都成了日本「防震外交」的重點對象。

紐西蘭基督城大地震後,日本派出了60 人救援隊,台灣也派出 24 人,加上澳洲、英國、美國、和在紐西蘭設有軍事訓練基地的新加坡等盟國,共有近六百人國際大團隊參與搜救。自此,日、紐、台三方開始加強在地震研究的合作,2014 年,三方的地震研究組織組成「日台紐地震危害評估會」,目的是通過研究三地相似的地理環境和地震規律,配合最新技術,盡量改善地震的監測和預警系統。基督城的重建工作十分緩慢,政府需要平衡是否原址重建、建築物如何加固和都市如何再規劃等,紐西蘭在這些方面,都沒有太多經驗,而這類來自海外、但與本國又有密切合作的非政府組織的意見,就十分實用。去年開始,台、紐兩地亦有一定程度的方防震交流合作,都是以島嶼身份開展的。

這種島嶼情結,不一定涉及政治認同,但也是另一種源自地緣政治的命運共同體。北京若純粹以泛政治化角度視之,固然可說是「台灣要成為海洋國家的陰謀」,但這種文宣很容易適得其反,也不符合「統戰」之道。如何打動台灣的島民心態,易地而處,讓「島嶼情結」接受「大陸身份」,才是王道。

小詞典:基督城 (Christchurch)

紐西蘭第三大城市、南島第一大城市,本為原住民毛利族聚居點,1830年開始才由歐洲移民進駐,並以牛津大學的基督學院命名。基督城本來是紐西蘭商業重鎮和旅遊熱點,但2010年、2011年先後發生大地震,特別是後者造成186人死亡、建築物嚴重受損,城市元氣至今未恢復。

2018年2月21日星期三

巴基斯坦「一帶一路」會議的背後

昨天談及中國鐵桿盟友巴基斯坦出現針對華人的恐怖襲擊,但筆者為什麼會關注這題目?除了純粹研究,也有關個人需要,因為筆者原訂下月會去巴基斯坦出席一些「一帶一路」學術會議,究竟應否成行,自然須要思考。

申請經費互相競爭

除了安全問題,觀察這些會議的籌備過程、前文後理,也能夠了解一下巴基斯坦的國情。

主辦其中一個會議的大學,邀請了不少海外學者參加,也公開讓人報名,說是有一個「嚴謹審批過程」,決定最後參加者名單,再提供住宿交通津貼云云。獲通知獲邀後,筆者要求提供正式邀請信申請簽證,卻被一再拖延,最後音訊全無。

打聽下得知,原來巴基斯坦大學的做法是先聲稱有經費主辦會議並邀請外賓,然後才用這些嘉賓的名字,申請政府的教育經費,要是不獲批,就公布「因事」取消會議,通常「因事」的內容,都是安全理由。為什麼外間覺得巴基斯坦恐怖襲擊那麼頻繁,原來這也是原因之一。

巴基斯坦大學要舉辦「一帶一路」會議的唯一原因,自然是申請經費。正如近年內地學術會議,無論什麼題目,都要加上「一帶一路」,巴基斯坦也大同小異,只是關鍵字要換成「中巴經濟走廊」。由於僧多粥少,所有巴基斯坦大學都爭取舉辦「國際會議」,來幫補自己其他行政開始,互相就要正面競爭。所以同期有不少題目一模一樣的「疑似一帶一路」會議舉行,互相友好的大學會訊息共享,「分享」同一批嘉賓名單去申請經費。因為最終是零和遊戲,會議提供的「誘因」,例如貴一點的酒店,或足以吸引更多外賓、令對家會議搞不成,經費就能獨享,這種「應用經濟學」,還真是一門學問。

究竟到巴基斯坦開會是否安全?問同一所大學的負責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答案。負責外事的前線部門,答案都極其保守,因為一旦發生意外,他們會被直接問責,「巴基斯坦很危險」這類資訊,通常都是他們發出的;就是到達當地,他們也不希望安排什麼外出遊覽,只會不斷灌輸「巴基斯坦很危險」這樣的訊息。但問到主管會議行政的部門,他們卻強調「巴基斯坦十分安全」、「美國槍擊案可能更頻繁」,因為能否成功舉辦會議,是他們政績工程的主要內容,而就算真的出現襲擊,卻不是自己的責任。然後部門之間互相推諉,乃意料中事。

我的巴基斯坦學界朋友對上述種種,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對我說「要是巴基斯坦永遠是這樣作風,只能永遠當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而我真心回應:「其實香港的學術官僚作風,與及萬千冗員要證明(本來就不存在的)存在價值的荒謬,只會猶有過之。要不要分享一下我們的經歷?」(下刪萬字)

小詞典:哈拉奇 (Karachi)

巴基斯坦南部第一大城市,面積591平方公里,人口估計高達1300-1500萬人,大都會區總計超過2000萬,密度比香港高出數倍。巴基斯坦從前以哈拉奇為都,目前它是信德省省會,鄰近不少港口,是巴基斯坦對外交通樞紐。哈拉奇近年恐怖襲擊頻仍,但根據官方數字,2012-2017年當地的恐怖襲擊已經減少了98%。

2018年2月20日星期二

從巴基斯坦「鐵桿盟友」的華人警報談起

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全天候盟友」,國內稱之為「巴鐵」,月前內地一位節目主持分享「旅行奇遇」,不斷吹噓巴基斯坦對中國如何友善、購物怎樣不用付款、華人如何有VIP享受,令人印象難忘;而巴基斯坦政府也剛宣布給予中國護照免簽待遇(香港特區護照不在此列)。

針對華人 明目張膽

巴基斯坦也是「一帶一路」的「重中之重」,中巴經濟走廊、瓜達爾港(Gwadar Port)的建設,除了投資數額驚人,也是北京用來樹立樣板、吸引其他國家加盟「一帶一路」的試點。

但就在這時候,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罕有地公開警告,表示根據情報,巴基斯坦會有針對中國官方機構、企業、國民的恐怖襲擊,呼籲當地華人減少外出活動。巴基斯坦旅遊業界的朋友也發出了內部指引,勸喻華人旅客小心安全,並減少在城外活動。

這樣的警告,絕非無的放矢,近年針對巴基斯坦華人的綁架、勒索、襲擊時有所聞,本欄也多次談及,只是近月似乎變得更明目張膽,而且背景更複雜。中國發出上述警報的導火線之一是,指有陰謀要暗殺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這絕非一般獨狼恐怖分子有能力實行的行動。

大使至今無恙,但本月初兩名中國商人就在巴基斯坦南部大城市卡拉奇(Karachi)遭槍擊,一死一傷,死者是一間運輸公司高層,本來獲保鑣護送,事發時卻獨自活動,警方說這是定點針對的恐襲。數月前,瓜達爾港的中國勞工宿舍被擲手榴彈,造成26人受傷,更是完全針對華人所為。

令華人成為「巴鐵」襲擊目標的原因很多,北京官方經常強調是極端宗教主義的恐怖活動,這也是確實存在的。不少「疆獨」東突分子大本營都在巴基斯坦邊境,他們離開阿富汗、敍利亞戰場後,往往留在巴基斯坦活動,而阿爾基達(al-Qaeda)、「伊斯蘭國」(IS)等極端組織一直有發出針對中國的威脅。畢竟中國對新疆穆斯林的態度已足以惹怒他們,更不用說中國也支持西方的反恐行動。

但西方媒體普遍認為,「一帶一路」對巴基斯坦人民並不吸引,而且利益並不均沾,才是令華人逐漸被針對的原因。以瓜達爾港這個大型項目為例,中國固然投放了極大量資源,但條約表明在未來40年租約期內,巴基斯坦港口管理局只得到不足10%的利潤,其他全歸中方,被形容為「不平等條約」的「新殖民租港」。

然而,這類純粹的利益分配問題,並不容易激起恐怖份子暗殺華人,畢竟中國一直是巴基斯坦強勁後盾,當地親華教育十分盛行,情緒不會在短期內改變。真正的質變,在於北京為了捍衛「一帶一路」在巴基斯坦的大規模基建和投資,不得不直接捲入巴國內政,但這不但牴觸了「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也令自己難以從巴基斯坦內鬥中抽離。《金融時報》一篇文章剛提及,中國近年積極與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分離主義份子建立直接關係,不惜繞過中央政府,獲得他們保證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的安全。以巴國恐怖份子的作風,和針對華人的恐襲數目對比,目前依然十分「克制」,反映北京對他們並非沒有影響力。但這樣一來,襲擊華人的頻率,就與中國與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不同派系的關係掛了鉤,背後的博弈,已不為局外人道。中國大使館發出的警報,很值得再三閱讀。

小詞典:中巴經濟走廊 (CPEC)

「一帶一路」重點項目,2015年習近平首次訪問巴基斯坦時落實,主要內容包括租期40年的瓜達爾港建設,由中巴邊境直達瓜達爾港的連串基建等,目標是減低中國對東部沿海城市的依賴。走廊也包括由伊朗經巴基斯坦到中國的天然氣管道,用來取代馬六甲海峽,估計中方在整個CPEC的投資高達460億美元。

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

馬爾代夫亂局:「一帶一路」時代的中印暗戰

馬爾代夫曾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天堂,但這島國其實飽受氣候變化帶來的陸沉滅國危機,加上近年政局不穩,政客熱中內鬥,情況令人擔心。

馬爾代夫總統亞明(Abdulla Yameen)早前宣布國家進入15天緊急狀態,目的是阻止最高法院釋放包括前總統納希德(Mohamed Nasheed)在內的9名反對派人士,以免在今年總統大選遇到強勁對手。亞明又先後扣押警察總長、司法行政部長及大法官,命令軍隊協助關閉國會,企圖令自己避過彈劾,種種行徑,早已是「變相政變」。

從英國獨立後,馬爾代夫一直由獨裁者統治,2008年才有首次民主選舉,納希德擊敗在位30年的加堯姆(Maumoon Abdul Gayoom),成為首位民選總統。納希德獲選前是政治犯,當選後4年就被軍警逼下台。輾轉至2013年,總統之位由加堯姆的弟弟亞明接任,承繼哥哥路線,打壓異己,貪污盛行,國民日漸不滿,又轉向流亡海外的納希德。亞明近日的行動,是對政敵先發制人,而政敵還包括已經因為權力鬥爭而反目的兄長加堯姆。

為什麼馬爾代夫的政治鬥爭會被世界留意?除了她是世界知名的度假勝地,更重要的是背後涉及中國和印度的角力。馬爾代夫位於印度洋中心、歐亞航道必經之路,曾是英國保護國,印度視之為後院。

加堯姆與亞明能把持朝政,也因為有印度撐腰;相反納希德本來與印度關係欠佳,迫令他下台的民眾和叛變的軍警,據說就是由印度策劃。但後來納希德流亡印度,又經常批評中國「掠奪」本國土地,更曾令人意外地聯名聲援香港「雙學」三子,成了北京眼中的「反華先鋒」,反映印度始終是馬爾代夫的頭號太上皇。

亞明雖然得到印度支持成為總統,但在這次政治危機中,卻向中國、巴基斯坦和沙地阿拉伯求助,唯獨沒有找印度。亞明的政治轉向,可從他的政治路線說起。由於亞明承繼哥哥的獨裁路線,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逐漸引起西方社會關注。亞明不滿英國等西方國家「說三道四」、「干預馬爾代夫內政」,索性在2016年退出英聯邦,對同屬英聯邦成員、也希望進行「民主外交」的印度,也開始疏遠。

就在這時,中國提出「一帶一路」,馬爾代夫正在「海上絲綢之路」要塞,雙方一拍即合。中國外交官方政策是「不干預別國內政」,亞明覺得地位得到保障,加上近年湧入的中國遊客比西方遊客更豪爽,早已成了經濟命脈。中馬兩國在2017年簽訂《中馬自貿協定》,馬爾代夫正式加入「一帶一路」,鼓勵中國投資,中國政府則承諾為馬爾代夫建築國內第一條跨海大橋「中馬友誼大橋」。印度對馬爾代夫轉向中國大感驚訝,到了這次權力鬥爭,就倒向反亞明的一方,並相信只要今年大選是「真普選」,亞明必敗無疑,現在正是表態的時候。為什麼大批馬爾代夫法官「忽然正義」,也是押注失去印度支持的亞明,不可能渡過大選。

然而,除非印度豁出去出兵,否則亞明有了「中國牌」,數字上的經濟政績不成問題,掌控的軍警又已基本維持局面,要下台並不容易。一旦印度出兵,卻是和中國短兵相接,日後北京依然葫蘆,也後患無窮。一葉知秋,「一帶一路」國家的內部鬥爭,有了「外國勢力」參與,斯里蘭卡、緬甸、尼泊爾、孟加拉等國的類似亂局,只怕陸續有來。

小詞典:納希德(Mohamed Nasheed, 1967-)

馬爾代夫前總統,英國大學畢業,前總統加堯姆在位期間屬於民間反政府人士,曾因批評政府多次被捕、下獄,又曾當選國會議員,後流亡海外,成立馬爾代夫民主黨,終於在2008年擊敗加堯姆當選總統,但於2012年被軍警政變推翻,然後再次流亡海外至今,被視為有力回朝的實力人物。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那些年,南北韓也曾合組聯隊……

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借平昌冬奧向南韓示好,派出運動員與南韓合組聯隊,成為全球焦點。但這「聯隊」並非金正恩首創:27年前,「兩韓聯隊」就曾出現過,足以作為殷鑑。

1991年2月,經過多輪磋商,兩韓在板門店達成協議,歷史性組成乒乓球聯隊及足球聯隊,分別參加日本千葉舉行的第4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和葡萄牙舉行的世青盃。這是兩韓在朝鮮半島分裂後,首次共組聯隊參與體育賽事,更一同使用「統一旗」:一面白色的旗幟,上有藍色、沒有三八線的朝鮮半島版圖圖案,象徵意義特濃。當時冷戰剛終結,東歐共產陣營崩潰、蘇聯解體、兩德統一、中國六四、一切一切,都令人對兩韓是否也邁向統一,不無憧憬。

除了政治意義,在運動場上,聯隊也令兩韓人民驚喜。在首先舉行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女子聯隊打敗當時被喻為所向無敵的中國隊,奪得金牌;足球聯隊雖然在八強止步,但兩韓聯隊也進入半準決賽,當時亞洲足球水平遠遜當下,面對的又是強隊巴西,也是雖敗猶榮。賽事牽動南韓全國情緒,國內頓時充滿對北韓久違的親切感,甚至有呼聲期待「韓版乒乓外交」。女子兩韓乒乓球聯隊的故事,其後被拍成電影《朝韓夢之隊》(As One)而廣為人知。

不要以為當年冷戰終結、北韓受壓、南韓民主化,兩韓聯隊就水到渠成。1991年聯隊組成的經過,比今次冬奧聯隊只有更崎嶇。北韓方面,由於不滿未能與南韓合辦1988年夏季奧運會,曾做出不少驚人之舉,特別是在1987年炸毀大韓航空858號班機,恐嚇破壞韓奧,令全球震駭。

南韓也有自己的問題,當時獨裁者全斗煥上台不久,他對北韓態度強硬,亦借此控制人民,更造成光州事件。若不是奧運逼近,新接任的總統盧泰愚,也不會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但一時要和北韓走得太近,也要面對大量壓力。在這背景下,盧泰愚還是向金日成提出組成聯隊,希望贏得民意,鞏固權力;失去蘇聯強援的金日成心領神會,希望「正常化」自己的形象,以免成為下一個被「和平演變」的目標。兩韓聯隊就在雙方領導人各取所需的計算下,曇花一現。

然而「聯合」的背後,真正的外交突破還是遙遙無期,而且在技術層面,還充滿缺憾。有傳媒報導今次南北韓冬奧聯隊的南韓選手頗有怨言,認為組隊比賽完全是政治需要,妄顧運動員感受,不但抱怨要減少了正選運動員數目,以將位置讓給北韓運動員,更不滿要與訓練方法完全不同的北韓運動員合作。同樣情況亦發生在1991年,南北韓兩位女子選手玄靜和與李粉姬本來是宿敵,最初並不咬弦,彼此接受的訓練和教育都不同,雙方教科書都說對方是「最大敵人」,不過最終也是大團圓結局。那些往事,都在歷史檔案和電影一一呈現。

問題是時至今日,南韓人年輕一代對統一已經十分冷淡,他們一出世,朝鮮半島已經南北分治,韓戰對他們來說遙不可及,也未必有親朋戚友在北韓,加上他們認為北韓政府瘋狂,又擔心統一後要接收一大群窮親戚,熱情就是提不起來。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時,南韓體操選手李恩珠主動與北韓選手洪恩貞自拍,兩人有講有笑,成為一時佳話,但之後北韓還是不斷核試。外交公關以外,這次兩韓聯隊的政治影響力,又有多少?

小詞典:《朝韓夢之隊》

2012年,講述1991年南北韓共組女子乒乓球聯隊參與第4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紀錄片上映,主角集中在南韓玄靜、北韓李粉姬這對隊友。當時二人並不熟絡,也沒有默契,不過還是成功擊敗中國隊,奪得金牌。《朝韓夢之隊》上映後,雙方一度有機會見面重聚,卻在最後關頭被南韓政府叫停,令兩人非常失望。

2018年2月13日星期二

冬奧外交:金正恩完勝特朗普?

南韓平昌冬季奧運會一如所料, 完全由北韓「騎劫」,美國雖然千般不願,還是無力改變,可以說這是北韓近年外交上贏得最漂亮的一仗。

北韓「軟實力」女性掛帥

北韓高明之處,在於自己完全掌握主動權,而且還佔有道德高地,而在「參與冬奧」本身,又沒有什麼口實可以令美國批評。

過去幾年,一直是南韓和國際奧委會(IOC)擔心北韓在冬奧期間攪局,千方百計要求北韓合作,現在求仁得仁,北韓派出最高規格代表團參與,完全符合奧運精神,符合國際奧委會主觀意願,也符合現屆南韓總統文在寅政府作為東道主的政策。

北韓派到南韓觀禮的貴賓,包括最高領袖金正恩胞妹「長公主」金與正,都是政府中人,可算出師有名;反而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邀請遭北韓判處勞改、返國後死亡那位學生的父親,卻是赤裸裸的政治牌。

按同一邏輯,北韓也可安排變節到了北韓的西方人觀禮而沒有做任何小動作,反而顯得自己落落大方;相反美方不斷在開幕禮前後喋喋不休批評北韓、暗諷南韓,又刻意拜訪脫北者等等,卻是失諸有相。

金正恩其實沒有作出任何讓步,唯一可以算是「善意」的動作,不過是在開幕禮前「微調」大閱兵的規模,然而絕對不可能停止核試,也大概不會停止恐嚇南韓。

不過,派出高規格代表團這動作本身,乃至代表團一行的直航專機,已經可說是突破了國際制裁;而今後只要美國是首先在朝鮮半島恢復軍演的一方,又會成了「破壞和平氣氛」的罪人。在美國角度而言,不迅速軍演是中了北韓算計,軍演卻又給予北韓藉口,還會令南韓左派不滿,完全是啞子吃黃連。

北韓這次全國「軟實力」精銳盡出,而且女性掛帥。「長公主」金與正成為第一位踏足南韓的「金氏王朝」當權成員,舉手投足頗有風範,畢竟是瑞士國際學校產品,並非沒有見過世面的草包。金正恩又派出疑似前度兼緋聞女友玄松月,率領牡丹峰樂團班底,擔任臨時組成的「三池淵藝術團」團長,在南韓巡迴演出,一方面滿足了西方、南韓媒體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把「文化外交」發揮得淋漓盡致。此外,在開幕禮令全場觸目/側目的龐大北韓女啦啦隊,都是專門飛到南韓的妙齡少女,既有阿里郎團體操的味道,同時又有些南韓少女時代的影子。金正恩對「軟實力」的掌握,並不簡單,起碼宣示了不跟隨美國路線,北韓人也可以有「理想生活」。

最精彩的算計是現任南韓總統文在寅有強烈「北韓情結」,除了自身父母都來自北方,也希望脫離朴槿惠後期的強硬對朝政策,乃至催生新一代「陽光外交」。北韓派出金與正、金永南率領高層訪韓,除了給足文在寅面子,也是要在南韓內部製造矛盾,一方面讓文在寅努力破冰,憧憬訪問平壤歷史留名、乃至問鼎(越來越貶值的)諾貝爾和平獎,另一方面也挑起南韓右派、強硬派、軍方的不滿;只要後者有過激行為,又可以找到「國家尊嚴受損」、「被逼」重新核試的理據。只要文在寅有意破冰,多多少少都要回應北韓的訴求,特別是向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疏通,要求放鬆對朝制裁,以「創造友好環境」,而這樣一來,平壤又能離間南韓和美、日的關係,可說是一箭多鵰了。

小詞典:金永南(1928- )

北韓名義上、禮節上的國家元首,擔任「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不少共產國家都以國家元首職務為虛君,純粹為了滿足國際社會的外交需求,同時也避免真正領袖過份曝光、承擔風險、或浪費時間在禮節性行為,例如文革後的中國國家主席是李先念,赤柬的國家主席是喬森潘,都不是一號人物。金永南此前曾任外相15年,為國際社會熟悉,加上年紀老邁,雖然是北韓二號人物,但不為金正恩所忌,成了北韓罕有不倒的三朝元老。

2018年2月12日星期一

冷戰年代美國「銳實力」﹕從歐非多國政治戰爭說起

筆者早前介紹過國際關係詞彙「軟實力」(soft power),由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改良」成專為中國、俄羅斯而設的新名詞「銳實力」(Sharp power)。這名詞成為2018年最熱門詞彙之一,正牌「軟實力之父」奈爾(Joseph Nye)及後也在多個媒體撰文回應,除了簡單闡述這些概念外,特別提到發揮「銳實力」的各種手段;其實美國、蘇聯在冷戰時代都曾使用,所以「銳實力論」只是新瓶舊酒,然而這些「舊酒」的套路,也依然值得閱讀。

正如民主基金會所說,「銳實力」是指威權政體利用民主國家的民主、自由環境,通過自身政治、經濟影響力,利用各種如媒體、文化交流等手法,去約制、操控當地輿論。換句話說,這是威權國家使用各種表面為「軟實力」的工具,去影響輿論,並達到政治目的,所以「銳實力」也是「軟實力」的一種,只是名字負面而已。

但與此同時,正如奈爾在《外交事務》撰文,「銳實力」每每為敵對目的、欺騙性地使用訊息,背後必須有力量加持,所以實際上也是「硬實力」的一種;他亦提及如電台等「軟實力」工具,是否被看待成「銳實力」,也是一線之差,視乎背後操作、目的而定。從這角度看,冷戰期間,「銳實力外交」早已是美國國策。

馬歇爾計劃助重拾信心

二戰結束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有西擴跡象。美國面對共產主義勢力的擴散,尋求新外交方針,外交官凱南(George Kennan)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就應運而生。根據凱南對二戰後局勢的解讀,美國與蘇聯角力,並非軍事實力的對碰,而是一種長遠的政治戰。當然,這不意味美國放棄與蘇聯在軍事力量的對抗,美蘇隨後多場的代理人戰爭、軍備競賽便是例子之一。凱南的主張是在「硬實力」以外,於政治層面與蘇聯競爭。中央情報局(CIA)、自由歐洲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Free Europe)等,就是在這些背景下成立。

最具體的「銳實力」式例子,包括美國戰後對希臘、土耳其政治的介入。戰後希臘陷入內戰,英國支持希臘王國,對抗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與阿爾巴尼亞支持的國民軍、左翼勢力。1947年,二戰後勢力大不如前的英國向美國表示,已無力在經濟上支持希臘,需要美國接手。根據學者卡斯美維斯(Christos Kassimeris)研究,美國除了在財政、軍事上的援助外,CIA還與當地情報機構合作,執行大量政治監控活動,而這種較為「輕量」的支持,是為美國在希臘內戰的基本原則,以免希臘通過民主程序,落入蘇聯陣營。

美國對戰後土耳其的支持,亦與「希臘模式」近似,並不單強調軍事支持,而是在財政、物資上的支援。例如幫助土耳其興建全天候公路,一方面對調動軍力有幫助,另一方面對農業亦有正面作用,演繹出來的官方論述,就成了「美國幫助土耳其復興國家經濟」。由此可見,美國成為「世界警察」,與承接大英帝國的海外影響力關係密切。但二戰後,不可能以老牌殖民主義方式執行,便改以一種成本較低、更為有效,集中於政治戰的模式,以抗衡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

對希臘、土耳其的政策,在1948年進一步演化為大家熟悉的「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馬歇爾計劃官方名稱為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支持並不局限於經濟上。一眾美國外交官明白,戰後歐洲不單只需要財政支援,更重要的是讓他們重拾信心,所以除了借貸外,美國在文宣上下了很大功夫。不過,美國並沒有生硬地將資本主義優點生硬推銷,而是利用如經濟合作總署等機構,透過電台、電影、私人公司宣傳。我們去年談過中國「一帶一路」與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比較,當時就觸及上述概念。而馬歇爾計劃最成功的樣板,除了我們介紹過的南斯拉夫,還有意大利。

意大利如何留在西方陣營:以防赤化為目的的政治戰

意大利是二戰重災區,戰後左翼思潮興起,意共是一時「佳話」,因為他們並非直接受蘇聯共產黨控制,甚至與英國工黨一樣,相信議會民主。但在美國眼中,這些政黨上台意味著共產勢力擴張,因此不惜以各種形式干涉當地選舉。除了財政上支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偏右的社會主義者外,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者艾伍德(David W. Ellwood)指出,美國還會以「解释,恐懼和安慰」為原則,推動一系列文宣,例如通過美國之音等,以影響選舉結果,避免意共上台。這些文宣都避免直接批判共產主義,相反會在電影等媒介宣揚現代化、經濟復甦、提升生活水平等「貼地」願景。當中的對象,包括一般被認為是意共選民基礎的工廠工人。結果,1948年大選由天主教民主黨勝出,守住歐洲重要一國,但當時意共其實聲勢極盛,距離執政只是一線之差。

類似劇本,同樣適用於冷戰時代的非洲多國。不少非洲國家在二戰後脫離殖民宗主國獨立,多國出現「民族英雄」式國父,這些民族英雄並不一定由蘇聯扶持,但大多傾向推動左傾政策,加上個別透過革命上台,逐漸被美國視為親蘇。結果,多國都成為美國鎖定的干預對象,例如1960年,剛果從宗主國比利時獨立建國,民族英雄盧蒙巴(Patrice Lumumba)當選總理,就成為美國目標。華府除了透過聯絡反對派在議會以政治手段推倒他外,CIA亦在背後推動街頭示威,以電台、傳單、資助報章等方式,散播對盧蒙巴不利的訊息。1961年,盧蒙巴被暗殺,年僅35歲。事後,各方指責CIA與比利時政府參與其中,這已經是赤裸裸由「銳實力」到「硬實力」的過渡了。

總括而言,二戰結束後,美國了繼承英國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的影響力,但已不能直接佔領這些國家,因此只能在經濟、物資援助外,在政治戰、心理戰出發,去維繫當地的角色。CIA、自由歐洲國家委員會等機構,都是「冷戰銳實力」重要推手,透過各種文宣,以現代化、經濟復甦作誘因,企圖操縱輿論,阻止左翼政黨上台。從美國在希臘、土耳其、意大利到剛果的操作,可見「銳實力」在冷戰年代經已存在,而且比當今的少了一份以文化為本的「軟實力」色彩。今天美國指俄羅斯、中國推行「銳實力外交」,其實只是時移勢易,重覆自己數十年前的手法罷了。

小詞典﹕盧蒙巴 (Patrice Lumumba)

剛果革命家,1925年出生於農民家庭,曾於郵政局工作,及後參與反帝國主義運動。1958年建立剛果民族運動,團結不同族群爭取獨立。1960年,剛果獨立後成為民選總理。翌年被暗殺,終年35歲,成為剛果、甚至整個非洲大陸的反殖民主義英雄人物。外界普遍相信美國、比利時參與刺殺盧蒙巴的陰謀,2002年,比利時更首次為事件正式道歉。

2018年2月9日星期五

英法「約翰遜大橋」:港珠澳大橋後的世界奇蹟?

英國脫歐公投後,朝野一方面希望兌現公投承諾,另一方面又擔心自此自絕於歐洲經濟體,這樣的情結,催生了不少劃時代計劃,例如英國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建議興建的「英法跨海大橋」。

法對英脫歐態度轉變

根據約翰遜的建議,興建大橋可以促進就業,而且與現時的英法海底隧道並無排斥:「世上兩大經濟體怎可只靠一條海底隧道連接呢?」然而,英國大部分輿論都認為建議無稽,航運業界尤其反對,因為大橋建築時會嚴重影響繁忙的英倫海峽航道,大橋建成後的成本效益也低。

陸路運輸業界同樣認為計劃浪費金錢,情願政府用這筆錢維修好現有破舊的道路,以及興建更多貨車停車場。唐寧街立刻劃清界線,聲明政府現時並無任何官方興建大橋計劃。

身為脫歐旗手之一的約翰遜,忽然在法國總統馬克龍面前提出這個龐大基建構想,自然不只是他個人的盤算。現在英國軟脫歐不成,歐盟完全掌握談判主導權,在脫歐「分手費」及出入境問題上,英國都在一步步退讓,只能夠另闢蹊徑,重新與歐洲各國建立關係,去創造另一些談判條件。

約翰遜提出築橋建議的場合,正是英法定期高峰會的一個新平台,馬克龍同時承諾借出對英國有特殊意義的歷史文物貝葉掛氈(Bayeux Tapestry),似反映一切都不是沒有可能。對英國來說,法國在脫歐公投後對倫敦的態度,已經相對德國友好得多。

約翰遜提出這類創意狂想,可謂他的個人特徵之一。這些年來,他的類似創作多不勝數,在擔任倫敦市長時,便建議在泰晤士河上興建機場或橋上花園,但也有部分構想得以落實,例如泰晤士河吊車,以及被稱為「Borismaster」的新型倫敦巴士,以取締行走了60多年的Routemaster。不過,都有點淪為大白象。

即使不談政治、經濟,單在技術層面,要修建這樣的大橋,也是極其複雜。其實現有英法隧道建成的過程亦不簡單,在1802年首次被提出時,被認為是天方夜談,經過接近兩世紀的討論和研究,隧道終於在1994年通車。在這兩世紀,英法隧道的計劃就像英國與法國、英國與歐洲關係的寒暑表,英國多次因國家安全、對歐關係、成本等考慮而擱置計劃。1993年歐盟成立,英國是始創成員國,1994年英法隧道建成,兩件事一度象徵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係穩定下來,但最終事與願違,英國還是公投脫歐。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有專家將跨道差不多的港珠澳大橋,與英法跨海大橋的想法比較,認為只要在「沒有法規、程序和安全健康措施以及使用中國工人」的情況下,築成英法大橋,也不是夢。聽到這樣的類比,實在不知如何回應。

小詞典:貝葉掛毯(Bayeux Tapestry)

著名歷史文物,長70公尺、寬0.5公尺,描述了英國歷史上重要的「諾曼第征服」黑斯廷斯戰役全過程,一共出現623個人物、2000個拉丁文字、500隻不同生物等,可謂歐洲版《清明上河圖》,相傳作者是征服者威廉的弟弟。現存法國,2018年法國總統馬克隆答應外借到英國展出,預計2022年在大英博物館展覽,這是貝葉掛毯出現950年來首次離開法國。

2018年2月8日星期四

脫北者池成鎬:特朗普的新棋子?

日前談及特朗普發表上任後第一篇國情咨文時,除了吹噓自己如何帶動美國經濟,還邀請了脫北者池成鎬到場,這人的經歷也很值得大家留意。

池成鎬1982年出生在北韓,青年時經歷大饑荒,全家靠吃粟米鬚和菜根為生,偶爾捉到田鼠,便成為全家的大餐。為了生計,他們一家會從火車上偷煤,然後到黑市換取食物,那些煤相信是賣出國外為北韓賺取外滙的。

某天,池成鎬如常與家人爬到火車上偷煤,當他由一個車卡跳到另一個車卡時,餓得失去知覺,從車卡空隙掉到路軌,一隻腳和3根手指遭輾斷,然後在沒有任何麻醉藥的情況下接受截肢手術,期間醫生要不斷掌摑令他清醒。自此,池成鎬的噩夢才真正開始,欠缺醫療設備和惡劣的衞生環境,令他不停受感染,嘗試潛入中國尋找食物又被捉,拐杖被沒收,再受毒打。這些都是脫北者的典型情節了。

最終池成鎬成功脫北,輾轉到了南韓,得到法律學位,成立組織協助脫北者,資助他們從中國移居到南韓,致力向外界展示北韓政權如何殘暴。

據池成鎬所言,平壤政府對身體有殘缺的人特別殘忍,認為他們是「國家恥辱」,往往把他們送到集中營虐待,又或用作人體實驗。這段敍述和傷殘人士的身份,令池成鎬在脫北者當中特別受注視,也成了籌款界寵兒,因為他的經歷反映北韓獨裁以外,還有違反普世價值的一面,乃至有「納粹化」的傾向,只是真實程度有多少,則有一定疑問。

脫北者的經歷當然辛酸,也很值得同情,但成為政客棋子,尤其是在美國和南韓,也是常態。政客固然可以利用脫北者達到政治目的、爭取道德高地,往往有意無意間鼓勵他們誇大慘況;而脫北者到了國外也要生存,但往往因為缺乏教育而成為「低端人口」,分享的故事若說完全沒有「加大力度」,反而不合常情。池成鎬是少數脫北者受到高等教育的特例,被邀請到美國國會這經歷更是絕無僅有,但是否代表所言的親身經歷100%可信,卻也未能斷言。

說起來,美國總統在發表國情咨文時,利用特邀嘉賓宣示政治訊息,已逐漸成為常態。例如喬治布殊邀請死在阿富汗的CIA特工的遺孀,來「加持」他的阿富汗軍事反恐行動;奧巴馬則邀請了一個在美國設廠的傢俬廠老闆,用他來呼籲美國企業從中國回到本土設廠。相比起他們,特朗普的宣傳效益似乎更高明,但池成鎬卻是把脫北者整個群體的聲望,押了在這位美國總統身上。假如日後他被發現言行不一,像其他脫北者那樣「二次創作」自己的經歷,卻可能令整個群體的信用被燃燒,而類似案例,過往已經在三出現,例如申東赫的《逃出14號勞改營》被揭發偽作部份內容,他最終也被逼招認,另一名著名脫北者朴研美也不斷被網絡社會質疑說謊,這些真人真事,相信關心國際關係的朋友都歷歷在目。

小詞典:《逃出14號勞改營》

脫北者申東赫的回憶錄,2013年出版,講述他在勞改營的經歷,包括如何指證親人等,以及如何逃出國外,一度成為暢銷書。但後來作者坦承誇大內容,根據《華盛頓郵報》調查報導,例如他把被打的情節由20歲調低到13歲,也慌稱母親和弟弟在他面前被處決,事實是二人在別的勞改營被處決後他才知道。

2018年2月7日星期三

暴發能源大國安哥拉的政壇大地震

近年最炙手可熱的新興能源大國名單,必然包括中國在非洲的重點發展對象安哥拉,當地近來發生的政潮,卻鮮為華文媒體關注,值得筆者補充一下。去年9月底正式履新的安哥拉現任總統洛倫索(Joao Lourenco),並未如外界預期般淪為前總統強人多斯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的傀儡接班人,反而大刀闊斧整頓「前朝勢力」,過百名身居要職的多斯桑托斯親信已遭撤換。

「紙牌屋遊戲」未結束

多斯桑托斯此前控制安哥拉黨政大權長達38年,洛倫索持續進行中的奪權行動,向當地政壇投下了重磅炸彈,而且很有其他大國「反貪腐」的影子。

隨着2002年內戰結束,百廢待興的安哥拉迎來了「黃金十年」,深海油氣田的開採漸入佳景,石油出口總量激增至與「黑非洲」最大產油國尼日利亞不相伯仲。受惠於國際油價攀升,這段時期安哥拉年均經濟增長率多達10%,一時成為國際投資界的成功模範。可惜這種經濟成就只憑單一產業支撐,國家超過九成的出口收入、近半的總收入都源於石油,一旦油價下跌,全國經濟就立刻受損。

與此同時,安哥拉國內貧富差距在「黃金十年」迅速擴大,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在「黑非洲」排名第三,卻依然有超過三分一國民處於貧窮線之下,不少人繼續生活在缺乏足夠水電供應的環境。石油的豐厚利潤集中在極少數權貴手中,多斯桑托斯自然身居整座金字塔的頂端。

2016年,時年74歲的桑托斯為了回應「世代交替」呼聲,欽點時任國防部長兼執政黨副主席的洛倫索,出戰翌年大選。一方面,桑托斯認定洛倫索的公眾知名度偏低,便於控制;另一方面,桑托斯早在數年前開始佈陣,讓次子菲洛梅諾 (José Filomeno dos Santos) 出任安哥拉主權基金主席,把國營電視台批給另外兩名小兒子管理,更讓長女伊莎貝爾(Isabel dos Santos) 出任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 (Sonangol) 總裁,而這家企業掌握了安哥拉政府的經濟命脈。

如今洛倫索在短短數月間,居然一律解除了桑托斯四名子女的公職,完全出乎安哥拉朝野的意料。這場紙牌屋遊戲尚未結束,桑托斯至今依然是執政黨黨魁,握有相當實權,如果其派系拒絕接受政治現實、放手一搏反擊,恢復和平才16年的安哥拉,恐將陷入新一輪僵局。另一邊廂,安哥拉反對派也對洛倫索的「奪權」動機不無疑問,擔心他只是掛著「政治改革」之名,收編民意,搶奪反對派的道德高地,將來成功後,很可能只是換上自己人,去操控一模一樣的腐敗權力體系,所以也不敢全力支持,打擊此刻的共同敵人。

目前洛倫索正展示其改革、肅貪的「誠意」,破天荒公開申報國家元首本人的家庭資產,又醞釀「強制非法留存海外的國有資產回歸」等新政。不少反貪措施的另一個目的,確是要挽救危機四伏的安哥拉經濟:自從2014年國際油價急瀉,觸發安哥拉陷入持續至今的嚴重財政危機,國庫收入暴跌超過一半,情況有可能惡化至南美產油國委內瑞拉的絕望地步。因此國際投資者對洛倫索寄予厚望,期待他能收回被菁英侵吞的國家資產,改善營商環境,並憑著高民望帶領民眾繼續接受緊縮政策,令安哥拉免於淪為國際資本無法生財的「委內瑞拉式」荒漠。單從這角度而言,洛倫索為免「委內瑞拉化」,真誠搞改革,倒也是可以理解的。

小詞典:安哥拉民主改革

隨著「黃金十年」到來,安哥拉總統桑托斯著力擺脫過去共產時代的一黨執政形象,在手握國家經濟命脈和輿論喉舌的前提下,通過2010年新憲法,形式上兌現了「黨政分離」等民主承諾。執政黨在歷次民主選舉均順利保住政權,但這套制度也為洛倫索發動「變相政變」埋下伏筆。

2018年2月6日星期二

光環背後: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門檻

上周有不少傳媒朋友詢問對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獲12名美國國會議員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看法;坦白說,一直覺得這本來不是「新聞」,也沒有什麼評論意欲。

對港民主運動弊多於利

早在數年前,本欄已假設黃之鋒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平行時空」,無論覺得他獲獎是匪夷所思、還是實至名歸,根據諾貝爾和平獎近年高度政治化的傾向,以及黃之鋒在國際媒體近年被放在巴基斯坦女權分子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旁邊的慣例,他獲得提名,符合諾貝爾和平獎的潛規則;只是這對香港民主運動,正如3年前本欄所言,卻是弊多於利。關於後者,日內會再詳談,現在先分享和平獎的提名門檻問題。

「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是一個很有趣的銜頭,筆者聽過不少演講,講者都以「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以表揚某領域的貢獻」為主要生平介紹,但這些人的份量,可以有很大落差。

一些本地媒體介紹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時,強調門檻「很高」;事實上,門檻相當低。翻查諾貝爾和平獎的官方網頁,有資格提名的包括各地大學教授(特別註明榮休教授、正教授、副教授3個職級),前提是任教與「和平研究」的相關科目,包括歷史、社會科學、法律、哲學、神學、宗教等,以及各地和平研究所、外交研究所的所長。

換句話說,連筆者這樣的人,也有資格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只要每年提名一個朋友,十年後就可以認識十個「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再安排他們巡迴演講,實在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另一個提名類別,來自世界各國的國會議員,與及主權國家的政府內閣、部長級成員。這裏列名是國家級議會,地方議會不在此列,所以香港立法會議員是沒有提名資格的。但中國人大絕對是國際認可的國家級立法機關,港區人大代表例如田北辰、譚耀宗、鄺美雲等,就有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資格。至於全國政協,雖然是諮詢機構,但也有不少西方研究將之列為等同於英國上議院的存在,政協委員是否能夠提名,相信要測試過才能確認。換句話說,港區人大聯同幾位國際關係教授,大可以提名斯諾登獲諾貝爾和平獎,絕對政治正確、能為美國帶來尷尬之餘,也確實有道德高地;甚至提名梁振英、林鄭月娥等,也輕而易舉。

美國國會有100位參議員、435位眾議員,提名任何人競逐諾貝爾和平獎,本來就是他們政治平台的籌碼之一,關注古巴議題的會提名人權份子,關注勞工、女權的也會提名相關人物,對他們而言,完全沒有任何成本,又能各取所需。正如本欄多次提及,自從盧比奧參議員把香港列為個人關注議題之一,美國國會出現了「香港問題國際化」小團隊,用低成本機會打「香港牌」,已是議題之內。要美國政府或國會支持黃之鋒,基於現實政治,是不可能的,就是佔中前後,美國、英國的官方立場,都不支持相關訴求,但個別政客、議員高調表態,卻十分簡單。基於上述背景,就是今年黃之鋒不被提名,早晚也有類似來自美國國會的動作出現。但這對香港前景有好處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明續)

小詞典:盧比奧 (Marco Rubio)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代表佛羅里達州,2016年曾競逐黨內總統提名,敗予特朗普,但依然相當年輕(46歲),是黨內明日之星。盧比奧在州內長期關注古巴議題,近年則把中國人權議題列為關注重點,目前擔任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主席,曾接見西藏流亡政府總理,也曾與黃之鋒見面,草擬了「香港民主法案」,希望以此取代美國-香港政策法。

2018年2月5日星期一

精英共識時代終結:由「李森科主義」在俄復興談起

筆者探討過大數據、物聯網等科技一旦結合威權管治,將會如何改變日常生活,亦討論過高科技實現計劃經濟的可能。然而,這趨勢卻不代表科技就是一切,恰恰相反,通過同樣的資訊科技,「反科學」作為一種思潮,卻可能同時復興。冷戰期間,蘇聯盛極一時、被西方視為偽學的遺傳科學「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近年居然在俄羅斯復興,就是典型例子。

視李森科「民族英雄」

今天大家對「李森科主義」這名詞大概感到陌生,但曾幾何時,遺傳學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大名對一代人可謂如雷貫耳;強烈反對他的人,更以「二十世紀殺人最多的科學家」相稱。他出生於沙俄年代,受人注目源於1928年發表關於「春化現象」(vernalisation)的文章。

所謂「春化現象」,是指種子經過低溫處理後,才能由「營養生長」階段,過渡到「生殖生長」階段,而箇中能夠通過後天因素改變先天特徵,這就是李森科理解遺傳學的關鍵。逐漸成形的「李森科主義」否定DNA及遺傳基因的存在,以「獲得性遺傳」為基礎,指「特徵」(characteristics)可因外在環境改變而後天獲得,並將之傳到下一代;更進一步的是,可透過操控環境,而永久塑造動植物形態。

三十年代中期,亦即蘇聯官方不承認的大饑荒爆發過後,李森科提出對遺傳學的見解,在那個特定情況,受到官方高度重視,加上他的研究以農作物遺傳學為主,官方喉舌《真理報》把他稱為「赤腳教授」,以配合「農村醫生」形象。這些「貼地」標籤,加上他的理論與西方主流觀點大相逕庭,令李森科受到蘇聯不同階層的歡迎,被視為「民族英雄」科學家。

1948年,列寧全聯盟農業科學院把李森科學說定為「唯一正確的理論」,斯大林(Joseph Stalin)始終大力支持李森科,直到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後,雖然他的影響力才大不如前,卻是一代蘇聯人、乃至全球共產主義信徒深信不疑的真理。

李森科的理論,對今天接受過基礎生物學知識的人而言,也許是荒誕不經的「偽學」,但一來當年基因研究尚未普及,二來蘇聯的科學研究以服務政治為主旋律,「李森科主義」崛起,自有其偶然與必然。大饑荒發生時,蘇聯當權者不可能全不知情,只是領導層希望尋求更有效提高農作物產量的方法「賑災」,而不是向國際社會求助。李森科認為可以透過操控環境,改變動植物特徵,而這些「特徵」可被理解為植物需要更少空間、或在冬天種植,一度令蘇聯領導寄予厚望。雖然這些違反自然規律的種植方式,最終令食物產量進一步下跌,受害的不只是蘇聯,還包括其他社會主義陣營盟友,後來中國的「大躍進」,也是犯了類似毛病,但當時領導人只認為是未找到「操控環境」的有效方法,而不是質疑理論本身。

李森科理論本身不被質疑(或不能被質疑),因為他對物種改造的觀念,很符合馬克思主義「人定勝天」的理論基礎。學者美基 (Edward Megay)在探討兩者關係的論文中提到,根據李森科對遺傳學的理解,政治家也可建立一個「正確」的環境,幾代之後,人類就會逐漸演化為新的馬克思主義傳人,這正是蘇聯主張進行的政治運動,和所謂「社會換血」實驗的理論基礎。李森科對遺傳學的「獲得性遺傳」理解,與馬克思主義不斷強調「階段性模式轉變」(如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相近,亦令人聯想蘇聯由民族為先的身分認同、到「蘇聯人」身分的建構。

當時正值東西方意識形態之爭,推崇「赤腳教授」李森科在蘇聯屬政治正確,持反對意見、認為基因存在的科學家,因較多出身富裕家庭,則被指為「資產階級科學家」,個別反對者更被送往勞改營。正如政治學者韋力治(Pamela Wrinch)指出,蘇聯科學家本身也是國內意識形態的奴隸,很難完全為人民發聲,於是「李森科主義」一詞,就成了西方眼中的完全負面標籤。

21世紀的「新李森科主義」:特朗普的氣候變化觀,與大躍進平反觀

西方主流觀點大概認為蘇聯解體了,基因科技發展也深入民心,李森科主義作為政治干預科學的代表,不過是歷史的笑話。但事實卻是另一回事:近年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有復興跡象,他本人也被不少文章平反。學者高爾靖斯基 (Edouard Kolchinsky)於《當今生物學》(Current Biology)的文章指出,以馬列主義為背景的遺傳學再度興起,與俄羅斯國內反西方、懷念史太林時代平等社會的情緒有關,何況經歷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多次經濟解革失敗的俄羅斯人來說,反精英、反專家的心態一直存在,「赤腳教授」李森科,完全符合借古諷今的民眾需要。為李森科平反的其實不止俄羅斯人,例如有英國讀者致函《金融時報》,也認為現在的遺傳學發展反而證明了李森科是對的,某些特徵確實可以從父母承繼到子女,超越基因的枷鎖,在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時代,說不定有了大數據輔助「李森科主義」,可能會找到「獲得性遺傳」的方程式。

換句話說,有了更精密的科技,不少人反而相信科技「無所不能」,包括論證他們任何主觀的信念;資訊科技革命令一般人更容易圍爐取暖,在同溫層接收訊息,會進一步強化上述信念;而任何和信念不符的觀點,更容易被陰謀論、外國勢力論演繹。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復興的同時,正如《The Atlantic》一篇文章談及「李森科主義」時談及,美國總統特朗普何嘗不是深深相信「氣候變化是自由派的謊言」,而這觀點在共和黨人當中是有60%相信的主流,相信「創世論」、反對進化論的美國人也有四成,他們對「精英主義科學」都充滿質疑和怨懟。至於在資訊科技同樣急速發展的大國──中國,一度成為全國共識的「文革是悲劇」,現在也開始被重新評價;要是「大躍進」未來也像李森科主義那樣被重新閱讀,也不會太令人意外。

說到底,冷戰結束後的頭十年,是人類歷史難得一見的「精英共識」主導年代,各國不論意識形態,受大同小異教育方法培訓的精英,都在主導一切,普羅大眾明白到昔日共產主義、民粹主義以「人民」之名奉行離地政策,也傾向接受精英的管治。但到了互聯網3.0 出現,普羅大眾得到全新平台,挑戰「離地精英」,過往眾多在精英階層毫無爭議的共識,都受到了根本挑戰,加上全球化催生反全球化,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反而再興。對一般人而言,相信地球是圓還是地球是方、認為民主是好還是威權是好,都不容易親自鑑定,都是通過自己覺得可信的方法做判決,也就是一種信念。當世界的共識政治失衡,未來的管治,只怕會越來越難。

小詞典﹕蘇聯大飢荒

1932-1933 年,烏克蘭等多個蘇聯加盟共和國出現大饑荒,外界估計死亡人數介乎200 多萬至700 多萬人。普遍歷史學家認為,原因是史太林推動農業集體化,做成經濟發展失衡;烏克蘭不少農民抵制,令史太林認為這是當地人對政府的挑戰,把境內大部分農民劃為「富農」、階級敵人,不容他們離境,令烏克蘭災情格外嚴重。2006 年,烏克蘭國會通過決議,認為大饑荒是蘇聯領導人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屠殺」( 參見本欄去年評論) 。

2018年2月2日星期五

特朗普國情咨文的北韓牌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讀任內首份國情咨文之時,筆者剛開始在Instagram(IG)追蹤「RealDonaldTrump」。在IG和直接看電視直播,感覺截然不同,個別吸睛片段重複又重複播映,很有洗腦效果,反映這位宣傳大師對這份報告,還是下過功夫的。

感召人民愛國主義的王牌

整份國情咨文的精髓之一,在於「北韓牌」,最為矚目的是列席的平民貴賓──遭北韓判監後死亡的美國學生瓦姆比爾(Otto Warmbier)的父母,以及在南韓定居的脫北者池承鎬(Ji Seong-ho,音譯),他們都得到standing ovation。

邀請瓦姆比爾的父母,可說是神來之筆。一來他們的兒子的確是在特朗普任內獲釋,前總統奧巴馬也確實未能營救這位不幸的學生;加上這對夫婦曾公開感謝特朗普、批評奧巴馬,很符合特朗普「政治正確觀」之餘,又不會令反對他的人有口實。

而且,這對父母於兒子去世後,其實對兒子在監獄的待遇、傷勢作出過不同表述,內裏頗有被演繹的空間,但這次成為貴賓後,相信與特朗普政府已有默契,令案例會不斷在美朝角力出現,成為特朗普感召人民愛國主義的王牌。

至於獲邀的那位脫北者池成鋯,並非首次分享自己在北韓的經歷,也不是第一次在演講後做出高舉拐杖這樣富情緒性的行為,不過對一般美國人而言,自然不會做資料搜集,也就覺得格外震撼。由於特朗普的政綱強調美國優先、現實主義、尋找商機,開宗明義不搞價值觀外交、不主動推廣民主自由,本來對朝強硬的主要理據,只是要捍衛國土安全,避免北韓核能力威脅美國本土,而不是要「拯救北韓人民於水火」,甚或不是要促進北韓政權更迭。但有了脫北者列席國情咨文,即使是反對特朗普、重視價值觀外交的一方,也會感到有責任支持特朗普的北韓政策。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其實甚麼也沒有改變,就能夠得到(相對)跨黨派的掌聲。他和團隊都深知,美國此刻前所未有的撕裂,兩黨共識越來越難得,但巧妙地通過公關,起碼能短暫營造一個「全國共識」,顯示自己也有能力「團結國家」,然後就能不斷以此為「政績」,去在黨爭當中,爭取道德高地。究竟整份國情咨文高度濃厚的反北韓氣息,是為了安內,還是攘外?看民主黨國會領袖佩洛西在特朗普提及「兩黨合作」時的犬儒表情,一切盡在不言中。

不少評論在特朗普國情咨文後,都擔心美朝戰爭一觸即發,並以十多年前喬治布殊總統出兵前的類似場景相提並論。但在外交界,並沒有美國要「出兵」的訊息,不過美國加強對北韓的其他壓力,卻是計劃之內。其中兩個資訊值得大家注意:一是本來是美國新任駐韓大使大熱的韓裔學者Victor Cha,證實不獲任命,被視為理性溫和學院派不願為特朗普對朝政策背書;另一是美國正派出相當高級別的官員出訪東亞、包括香港,以親自督師,調查各地對北韓實施禁運的情況,也就是向各地政府施加壓力。但有了國情咨文的戲劇性效果,外間就會以「還沒有開戰」為比較基準,形勢就不容易過份緊張。

小詞典:Otto Warmbier (1994-2017)

美國維珍尼亞大學學生,2016年1月到北韓旅遊,被指盜竊北韓國家財產(撕下酒店的政治宣傳海報),被公開審判,最終被判勞改15年。2017年6月獲釋,獲釋時已成植物人,並在回到美國後6天病逝。美方對北韓的不人道待遇強烈譴責,北韓則解釋他只是肉毒桿菌中毒、安眠藥造成昏迷,否認有其他責任。

2018年2月1日星期四

普及之路:電動車與國際環保(下)

昨天談及電動車與國際環保的互動,以及種種未來大趨勢。而要令電動車普及,各國政府自應有政策配合,例如資助和配合車廠的研究。生產電動車與燃油車的技術完全不同,需要大量的資金、人才研究,設立新的生產線,沒有政府的幫忙,很難大規模成事。

不過,現在已經有了業界領頭羊,也許可以減低了官方角色,但假如一些新興經濟體要制訂符合自身特殊環境、經濟的電動車,R&D開支還是免不了。

除了傳統汽車大國美、德、日積極研究新型號電動車,近年最積極推廣生產的,還有中國。中國的車廠較為年輕,沒有德國老牌車廠的包袱,加上政府有政策推動,很多車廠積極配合生產,令中國逐漸成為電動車的生產大國。

多年前提起促進「綠色經濟」時,不少評論都認為是環保人士自欺欺人,或內地政府的官方說詞,但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鼓吹全國汽車產業轉型,本身的確是一個龐大商機,可以促進業界轉型,打破原有壟斷機制,還有帶動全球潮流的副作用,不宜犬儒視之。

政府要電動車普及,還要在整個公路網配合,例如大幅增加充電站,數量至少要與加油站相約,才能吸引一般市民轉用電動車,為此政府還要改善現有電網,確保各充電站供電穩定,繼而令商場、住宅仿效,令一個生態系統成形。

然而在「亞洲國際都會」香港,電動車充電位置固然長期不足,政府近年更取消了電動車的稅務優惠,對本地大學和車廠研究的電動車又不聞不問,無論是業界、用家還是其他受眾,對這種逆潮流而走的作風都感到無所適從,要香港成為一個綠色城市,就不如期待深圳、珠海,更不用說走得更前的新加坡了。

當然,在電動車開始普及的同時,我們必須想清楚電動車是否真正環保,還是只是車商一廂情願、或斷章取義的宣傳。說到底,電動車依靠的電力,其生產方式也是影響環境的因素。若果發電廠仍然靠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就算該地全面使用電動車,也只是將污染由路面轉移至發電廠附近,對整體環境,其實是沒有大幫助的,假如生產過程過分著重成本效益,甚至會對環境帶來其他挑戰。

因此,車廠在研發電動車的同時,政府也應該推動全面使用再生能源發電,降低門檻,令業界內部存在競爭,車廠亦可以研究電動車外的其他可能。若能做到電影《回到未來》般,只要將廚餘放進車子,就可推動車子行走,世界污染問題,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是,我們能否活到那一天?

小詞典:亞洲國際都會

2001年,董建華擔任香港行政長官時,以「亞洲國際都會」宣傳「香港品牌」,以飛龍標誌為形象,其後在曾蔭權任內稍微更改了標誌,而在梁振英時代開始鮮有再被提及。「亞洲國際都會」源自「紐倫港」的概念,以香港與「歐洲國際都會」倫敦、「美洲國際都會」紐約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