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探討過大數據、物聯網等科技一旦結合威權管治，將會如何改變日常生活，亦討論過高科技實現計劃經濟的可能。然而，這趨勢卻不代表科技就是一切，恰恰相反，通過同樣的資訊科技，「反科學」作為一種思潮，卻可能同時復興。冷戰期間，蘇聯盛極一時、被西方視為偽學的遺傳科學「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近年居然在俄羅斯復興，就是典型例子。
視李森科「民族英雄」
今天大家對「李森科主義」這名詞大概感到陌生，但曾幾何時，遺傳學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大名對一代人可謂如雷貫耳；強烈反對他的人，更以「二十世紀殺人最多的科學家」相稱。他出生於沙俄年代，受人注目源於1928年發表關於「春化現象」（vernalisation）的文章。
所謂「春化現象」，是指種子經過低溫處理後，才能由「營養生長」階段，過渡到「生殖生長」階段，而箇中能夠通過後天因素改變先天特徵，這就是李森科理解遺傳學的關鍵。逐漸成形的「李森科主義」否定DNA及遺傳基因的存在，以「獲得性遺傳」為基礎，指「特徵」（characteristics）可因外在環境改變而後天獲得，並將之傳到下一代；更進一步的是，可透過操控環境，而永久塑造動植物形態。
三十年代中期，亦即蘇聯官方不承認的大饑荒爆發過後，李森科提出對遺傳學的見解，在那個特定情況，受到官方高度重視，加上他的研究以農作物遺傳學為主，官方喉舌《真理報》把他稱為「赤腳教授」，以配合「農村醫生」形象。這些「貼地」標籤，加上他的理論與西方主流觀點大相逕庭，令李森科受到蘇聯不同階層的歡迎，被視為「民族英雄」科學家。
1948年，列寧全聯盟農業科學院把李森科學說定為「唯一正確的理論」，斯大林（Joseph Stalin）始終大力支持李森科，直到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後，雖然他的影響力才大不如前，卻是一代蘇聯人、乃至全球共產主義信徒深信不疑的真理。
李森科的理論，對今天接受過基礎生物學知識的人而言，也許是荒誕不經的「偽學」，但一來當年基因研究尚未普及，二來蘇聯的科學研究以服務政治為主旋律，「李森科主義」崛起，自有其偶然與必然。大饑荒發生時，蘇聯當權者不可能全不知情，只是領導層希望尋求更有效提高農作物產量的方法「賑災」，而不是向國際社會求助。李森科認為可以透過操控環境，改變動植物特徵，而這些「特徵」可被理解為植物需要更少空間、或在冬天種植，一度令蘇聯領導寄予厚望。雖然這些違反自然規律的種植方式，最終令食物產量進一步下跌，受害的不只是蘇聯，還包括其他社會主義陣營盟友，後來中國的「大躍進」，也是犯了類似毛病，但當時領導人只認為是未找到「操控環境」的有效方法，而不是質疑理論本身。
李森科理論本身不被質疑（或不能被質疑），因為他對物種改造的觀念，很符合馬克思主義「人定勝天」的理論基礎。學者美基 (Edward Megay)在探討兩者關係的論文中提到，根據李森科對遺傳學的理解，政治家也可建立一個「正確」的環境，幾代之後，人類就會逐漸演化為新的馬克思主義傳人，這正是蘇聯主張進行的政治運動，和所謂「社會換血」實驗的理論基礎。李森科對遺傳學的「獲得性遺傳」理解，與馬克思主義不斷強調「階段性模式轉變」(如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相近，亦令人聯想蘇聯由民族為先的身分認同、到「蘇聯人」身分的建構。
當時正值東西方意識形態之爭，推崇「赤腳教授」李森科在蘇聯屬政治正確，持反對意見、認為基因存在的科學家，因較多出身富裕家庭，則被指為「資產階級科學家」，個別反對者更被送往勞改營。正如政治學者韋力治(Pamela Wrinch)指出，蘇聯科學家本身也是國內意識形態的奴隸，很難完全為人民發聲，於是「李森科主義」一詞，就成了西方眼中的完全負面標籤。
21世紀的「新李森科主義」：特朗普的氣候變化觀，與大躍進平反觀
西方主流觀點大概認為蘇聯解體了，基因科技發展也深入民心，李森科主義作為政治干預科學的代表，不過是歷史的笑話。但事實卻是另一回事：近年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有復興跡象，他本人也被不少文章平反。學者高爾靖斯基 (Edouard Kolchinsky)於《當今生物學》(Current Biology)的文章指出，以馬列主義為背景的遺傳學再度興起，與俄羅斯國內反西方、懷念史太林時代平等社會的情緒有關，何況經歷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多次經濟解革失敗的俄羅斯人來說，反精英、反專家的心態一直存在，「赤腳教授」李森科，完全符合借古諷今的民眾需要。為李森科平反的其實不止俄羅斯人，例如有英國讀者致函《金融時報》，也認為現在的遺傳學發展反而證明了李森科是對的，某些特徵確實可以從父母承繼到子女，超越基因的枷鎖，在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時代，說不定有了大數據輔助「李森科主義」，可能會找到「獲得性遺傳」的方程式。
換句話說，有了更精密的科技，不少人反而相信科技「無所不能」，包括論證他們任何主觀的信念；資訊科技革命令一般人更容易圍爐取暖，在同溫層接收訊息，會進一步強化上述信念；而任何和信念不符的觀點，更容易被陰謀論、外國勢力論演繹。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復興的同時，正如《The Atlantic》一篇文章談及「李森科主義」時談及，美國總統特朗普何嘗不是深深相信「氣候變化是自由派的謊言」，而這觀點在共和黨人當中是有60%相信的主流，相信「創世論」、反對進化論的美國人也有四成，他們對「精英主義科學」都充滿質疑和怨懟。至於在資訊科技同樣急速發展的大國──中國，一度成為全國共識的「文革是悲劇」，現在也開始被重新評價；要是「大躍進」未來也像李森科主義那樣被重新閱讀，也不會太令人意外。
說到底，冷戰結束後的頭十年，是人類歷史難得一見的「精英共識」主導年代，各國不論意識形態，受大同小異教育方法培訓的精英，都在主導一切，普羅大眾明白到昔日共產主義、民粹主義以「人民」之名奉行離地政策，也傾向接受精英的管治。但到了互聯網3.0 出現，普羅大眾得到全新平台，挑戰「離地精英」，過往眾多在精英階層毫無爭議的共識，都受到了根本挑戰，加上全球化催生反全球化，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反而再興。對一般人而言，相信地球是圓還是地球是方、認為民主是好還是威權是好，都不容易親自鑑定，都是通過自己覺得可信的方法做判決，也就是一種信念。當世界的共識政治失衡，未來的管治，只怕會越來越難。
小詞典﹕蘇聯大飢荒
1932-1933 年，烏克蘭等多個蘇聯加盟共和國出現大饑荒，外界估計死亡人數介乎200 多萬至700 多萬人。普遍歷史學家認為，原因是史太林推動農業集體化，做成經濟發展失衡；烏克蘭不少農民抵制，令史太林認為這是當地人對政府的挑戰，把境內大部分農民劃為「富農」、階級敵人，不容他們離境，令烏克蘭災情格外嚴重。2006 年，烏克蘭國會通過決議，認為大饑荒是蘇聯領導人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屠殺」( 參見本欄去年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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