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1日星期一

克林頓的創意:耶路撒冷聖殿山的「地上vs地下主權論」

高鐵香港站「一地兩檢」爭議期間,有法律學者提出「地下主權論」或「地下授權論」,雖然普遍被視為過分超前、創新,但在國際關係上,卻不能算是原創。為這個概念發揚光大的人,乃前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應用對象則是以巴衝突中的耶路撒冷舊城區聖殿山。筆者去年曾與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MGPE)的學生到當地考察,對這個理論的創意,印象特深。

舊城劃為五大區域

時為2000年底,以色列總理巴拉克(Ehud Barak)、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Yasser Arafat)在克林頓斡旋下,在美國大衞營(Camp David)進行和談,宗旨是落實《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當時距離阿拉法、以色列前外長佩雷斯(Shimon Peres)和被暗殺的以色列前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齊獲諾貝爾和平獎只有數年,外間對以巴完全和解依然審慎樂觀。和談的最棘手議題,正是耶路撒冷主權問題。在今年出版的《耶路撒冷舊城方案》(Track Two Diplomacy and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Old City Initiative),親歷以巴和談的以色列學者Menachem Klein對此有詳細梳理。

耶路撒冷舊城由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共同奉為聖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均視耶路撒冷為本國「不可分割的首都」,即使英國管治巴勒斯坦地區期間,對聖殿山問題也只能打馬虎眼,更曾爆發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因崇拜的大衝突。

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版圖終於擴大至東耶路撒冷,包括舊城這個三教聖城區域。把整個舊城劃分為五大區域,包括西部的基督徒區、亞美尼亞區,東部的穆斯林區、猶太區,以及與後兩者接壤的聖殿山。聖殿山內,不僅有猶太教的聖殿,也有伊斯蘭教聖地圓頂清真寺、阿克薩清真寺(Al-Aqsa);同時聖殿山的地下空間十分廣闊,據信有更多與猶太教、伊斯蘭教相關的宗教遺蹟埋藏。以色列堅持對聖殿山擁有「完全主權」,持相同訴求的巴勒斯坦絕對不能接受,而且雙方都不只要向自己的持份者交代,還分別要向全球猶太人、穆斯林交代,令大量國家都能對爭議發聲,妥協極難。

在談判過程中,以色列一度釋放妥協訊號,包括提出與巴勒斯坦共享對舊城的主權(所謂「Joint Sovereignty」),或者讓以巴雙方都不再堅持對舊城的主權訴求,唯需巴勒斯坦和整個穆斯林世界,承認猶太教與舊城聖殿山的宗教淵源。然而巴勒斯坦始終堅持對舊城宣示「完全主權」,而且強調是排他性的。面對阿拉法特的態度,以色列在談判後期,一度考慮進一步讓步,承諾將舊城聖殿山區域的大部份主權,完全轉讓給巴勒斯坦;但作為交換條件,巴勒斯坦方面需要承諾,不在聖殿山範圍內進行遺址發掘工作,以免傷害猶太教徒感情;同時巴勒斯坦也要在聖殿山內部,安排特定區域,供猶太教徒禱告。巴勒斯坦認為這是以色列「以治權換主權」的陰謀,依舊沒有認可。事實上,阿拉法特承受其他阿拉伯國家(也就是他的金主)不少壓力,聖地問題一寸也不能退讓,自己的無力感,也是有口難言。

克林頓當時相當積極促成以巴妥協,那是他在國際舞台的告別作,力求將以巴和解的完全實現,作為自己任內的最大政治遺產,要是成功,足以名垂青史。因此克林頓徵集了不少專家提出創意解決方案,談判期間的最後秘密武器,就是拋出了「地下主權論」:建議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對聖殿山進行主權劃分。

具體而言,美國與以色列提出的方案一是,將圓頂清真寺、阿克薩清真寺兩大伊斯蘭教聖地的主權,送歸巴勒斯坦;兩所清真寺之外的地面舊城區主權,將交由國際社會,由聯合國安理會負責管治。假如巴勒斯坦不接受,堅持持有舊城區「完全主權」,就討論方案二:將聖殿山地面以上部分的主權,「完全」交於巴勒斯坦;但從聖殿山地面往下0.5米的空間,交由聯合國安理會管治;而在更深的地下空間,即可能有猶太教遺跡被挖掘的地底,則由以色列擁有主權。在這樣的安排下,穆斯林和猶太教徒都可以在聖殿山不同區域、空間進行宗教活動,互不影響;而聯合國安理會則作為緩衝地帶的管理機構,避免以巴雙方在聖殿山內部衝突爆發。

「地下主權論」不但是以巴衝突的突破性建議,同時也是國際關係、國際法的顛覆性創作。根據傳統對主權的定義,都是強調其「不可分割」,就是近代多了我們曾多次介紹的重疊主權、共同主權等應用,也從來沒有就「地上主權」、「地下主權」分開處理。不過,海洋法早有談及大陸架、海床等「地下世界」的主權定義,而一些跨國交通工具,例如英法隧道,也作出了創意安排:英法隧道中間有一個標記,作為英法分別持有主權的隧道部份,但在這個標記的延伸上方海面,只要不在英法原有的領海,就不屬於英國、法國主權,因為海洋法規定,人為建築(例如人工島)不能用作爭取領海或專屬經濟區之用。所以聖殿山方案假如真的落實,在國際法層面,也不是不能解釋,不過細節就需要認真理順了。

無論如何,「地下主權論」依舊沒有打動巴勒斯坦和背後的全球穆斯林,最後克林頓還是要回歸「主流理論」,但他向以巴雙方提交的指導性提案「The Clinton Parameters」,還是滲入了「地下主權論」。這份提案涵蓋約旦河西岸與加沙地帶的以巴領土劃分、以巴雙方各自安全與防務協調、耶路撒冷舊城區的主權和治權劃分、難民安置以及停火等關鍵領域,其中耶路撒冷舊城區按照既有的族裔、信徒聚集區域劃分。而對爭議焦點聖殿山,克林頓方案呼籲各方承認巴勒斯坦擁有對「絕大部分區域」的主權,但以色列擁有哭牆及其鄰近區域的主權,同時以巴雙方對於聖殿山的地下空間,則擁有「共享的功能性主權」(shared functional sovereignty),亦即任何一方對發掘聖殿山地下部分,都要得到另一方同意,否則雙方都需凍結對聖殿山地下空間的發掘。國際法對主權的所有彈性,全在於此。

以巴雙方因為內部壓力,都只表態對克林頓方案「有保留接受」,然而雙方在「有保留」的部分,依舊不能達成共識,因此這份提案還是不能付諸實踐。不久克林頓落任,以色列鷹派沙龍上台,對阿拉法特採取強硬路線,以巴和談的機會一去不返,今後有沒有可能再有「地下主權論」應用在聖殿山,尚未可知。但隨著國際關係發展日新月異,地上、地下主權有不同處理,並非天方夜譚,而只要再動腦筋,內裏大有乾坤。理論也好、國際法也好,從來都是與時並進,並非虛言。

小詞典:哭牆

耶路撒冷舊城內,聖殿山下西側的古城墻殘垣部分,現稱為「西牆」,又稱「哭牆」,是整個古城牆最靠近聖殿的部分,亦是猶太教信仰中僅次於聖殿山遺址的聖跡。原屬額圖曼帝國,一戰後被英國託管;1948年,約旦在第一次以阿戰爭中控制了舊城區,此後19年內禁止猶太人前往禱告。直至1967年六日戰爭,以色列奪得舊城,聖殿山爭議就持續至今。

2017年7月29日星期六

激情過後:本土派作家疲累的反思

一年半前,香港發生旺角騷亂,當時我和一位本土派領軍青年作家有過一段論爭。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我自然覺得那種「抗爭」手法只會帶來反效果,不認為「港獨」有可能成功和值得支持,反覆強調香港能夠產生過去百多年的獨特之處,全賴在夾縫中遊走的智慧,把一切推向極端,只會把原有的空間和優勢也失去掉。然而,我對那位青年作家本人十分欣賞,深感他的靈氣是本土派當中罕見的,於是自此有了交往。一年半後,他出版新書,立論和風格都出現了明顯改變,當然依然有很多菱角,但對自己走過的路多了很多反思,特別是多了很多疲累。背後反映的,值得我們同樣反思。

問:沈旭暉

答:盧斯達 (網絡作家「無待堂」堂主)

沈:先對網絡世界以外的朋友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盧:我是盧斯達,我本來是一個在網絡寫東西的人,大概是16、17歲開始,畢業後做過一陣民間網媒的記者、編輯,上年第一次出版了實體的書。

病歷、想法和心情

沈:你開始寫作時,也面對抑鬱症,會否令你對社會的觀察偏向悲觀?在過去一年,是否比從前更悲觀?

盧:當然看見很多人的「公共參與」很挫折,自己也有少少挫折。抑鬱症是長期的問題,但不算很嚴重,只是食藥會經常令人沒有情緒,這比較令人困擾。對大環境也是非常悲觀,對做人、生命都很悲觀,但越悲觀的時候就,越強迫自己去面對和繼續下去。現在已不奢望能夠做到甚麼,只是像一隻就死的豬或者狗,不斷的掙扎和抵抗,反叛。認識到自己想死,因而不斷反叛這種想法,所以我絕對不會去死。很弔詭的是,我知道我越來越悲觀,不過生命力和求生的意志也越來越大。這完全不是理性範圍的東西。

沈:如果可以從頭開始,會怎様規劃?

盧:最近幾個月,不時都想到這個。如果可以從頭開始,我不知道會不會走一條完全不同的路。有時會想,如何可以從頭開始,走一條完全不同的路,應該會受少一點傷害,也會為別人帶來少一點傷害。如果完全做別的事情,可能會簡單很多。小時候我是喜歡寫故事的,小說那一類,這些是很自閉很文青的東西,不會和別人產生太多關係,也不會得罪人(或被人得罪)。有時說了過份的話,如果從頭開始,也許是應該避免的。當然,我不覺得再來開始,我的想法會有很大分別,因為香港就是如此,我這一代人就是如此,只是呈現出來的方式,可以有別的選擇吧。

至於規劃,我一向不太識得人生規劃,因為我小時候時常覺得自己很快就會死。我想對我來說,減少一點非理性的自毀,就已經算是一種規劃了。

沈:別人眼中的你是怎樣的?

盧:大概是喜歡跟人吵架,或者很激進。其實那只是在網絡上行走的方法,有時也是刻意嘩眾取寵。不過我現實上並不是那麼樣,實際上也有些犬儒。而我也很實際,你給我錢,或者幫到我,我才會幫你做事,不能刷人情卡打心口,所以我也不會用這種方法叫人幫我做事。例如又有人認為我情緒化、藝術家脾氣,這些也只是以訛傳訛。但通常大家還是對我停留在幾年前的印象,其實我在不斷轉變和修正自己。有人認為我很熱衷政治,其實我也一直在寫別的不同題材的東西。

沈:你是否享受和別人吵架或筆戰?

盧:當然是不享受的,但過去幾年有過癲狂的歲月,有時身不由己,或者上了腦,也許再來一次,我會用別的方式去表達。網絡並不是一個真的能夠討論事情的地方,它是一個發表的地方,但是不利討論的。當然作為純粹攻擊的場所,是比以前更加鋪天蓋地,但真正互相理解的討論,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網民大概也不是想要這樣的東西吧,大家都是各取所須,想要自己的想法和主張有曝光的機會。

沈:某程度為人所知,為你帶來甚麼麻煩?

盧:也許是跟現實中的人交往的時候,會有很多預設的印象。有時在街上會被網友認到。如果可以選擇,大概還是不要給人知道樣子比較自由;但另一方面,當初給人知道,也是因為覺得這是一種言責自負的方式,我說這些寫這些,是出自一個真實存在的人,你可以怎樣怎樣找到他之類。當初是考慮寫作的問題,不是考慮任何路線的規劃。

沈:在寫作這條路上,你希望成為甚麼?對末來有甚麼展望?

盧:我覺得我正經歷一種劇烈的改變,可能會有一種新的風格或內容。我不希望有一種「滑啞」,希望經常能有重新變回白紙的時刻,希望人生有更多新的可能性。我一直希望做到的是超越議題:對對方說,即使你不認同我,你憎死我,但你仍無法否認我的技術和技巧很好,這是我想做到的境界。

沈:你對政治有甚麼看法?你會有政治參與嗎?

盧:我在理論上是一個鍵盤戰士,對政治當然有一些強烈的看法,但我當然明白,因為世界實在太大,我能夠影響的部份是很少的,我也不是想成為某種領袖,即使是意見領袖也好,因為要符合別人的期望也是很辛苦的。從政又是不可能的,因為黑材料太多。當然我會很關心政治,我太容易受外在世界影響,我應該算是一個杞人憂天的人,事情沒那麼糟,我會先把它想得很糟。

沈:你認為自己是一個非主流的作者嗎?

盧:題材上當然是非主流,我寫的東西注定不會是大眾,正如你也說過你最受歡迎的post都不是國際關係post而是抽其他水。這是我們都知道的生態。不過我不是那種有心態上、生活方式和世界觀都很抵抗主流的人,例如有很多錢,生活很安定,我也覺得很好,我不是那種認為「理想很重要」,然後廢寢忘食的人。也許我覺得自己已經在過自己喜歡的生活,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有甚麼很大的理想要實現。我也不認為非主流就一定是好,寫愛情小散文就一定是不入流,我也希望自己能夠寫很受歡迎的愛情小散文,然後得到很多like和工作機會,這也是一種幸福。

沈:在可見將來,還有甚麼打算?

盧:在以前的場域,我希望淡出,亦已經淡出。老實說。之後希望去做更多其他事情,認識不同圈子視野的人,因為目前已經覺得厭,喜歡的已經學了,不喜歡的已經捨棄了。希望做一些令人快樂的事情,因為我過去做的事情,都是損耗自己,又不太會令人開心的事。我只有在台灣的SOS Reader專欄還在運作,是越來越「摺」的。我覺得以往太忙,一直沒空間去認識自己,我覺得自己對外面的世界已經想得太多,但關於自己卻認識得很少。短期來說,希望做一些喜歡與文字關係少一點的事情,例如攝影、音樂、面對面的溝通,因為我對過去的模式非常疲累。

後記:其實,我從來覺得很多支持本土派的朋友,本質上很抗拒政治,只是在一個無力的大環境中,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因為面對主流社會,他們感到很迷茫,也沒有任何機會。但只要我們的社會有足夠的生存土壤,又有誰會選擇激烈抗爭呢。與其把有才華的一代人推向對立面,不如盡力為他們融入主流,正如每一個成年人回看那些年,誰沒有年少輕狂的歲月?

2017年7月28日星期五

卡塔爾斷交危機之後:阿曼—伊朗蜜月解讀

卡塔爾斷交危機持續,卡塔爾與伊朗的關係是沙地阿拉伯等國不滿的焦點。

沙地阿拉伯如此發難,想不到與卡塔爾同屬海灣合作委員會(GCC)的阿曼,依然敢公開跟伊朗宣示親密關係。

一直扮演調停者角色

今天的阿曼作風低調,但歷史上這個小國也有過輝煌。作為阿拉伯半島最古老的國家之一,阿曼曾是阿拉伯經濟中心,十八世紀驅逐波斯人後,賽義德王朝(Al Said)建立了自身的海軍,跟英國戰略合作,先後擊退了瓦哈比教派(Wahhabism)穆斯林、葡萄牙人,控制了波斯灣沿岸重要貿易據點,一度成為統治印度洋的霸主,連遠在東非的桑給巴爾島(Zanzibar,今天坦桑尼亞組成部分),曾經也是阿曼帝國一員。

阿曼的榮光於賽義德大帝去世、英國開始殖民控制後逐漸消退,但賽義德王朝也延續至今,潛意識始終不希望淪為沙地的附庸。

此外,阿曼信奉伊斯蘭教第三大教派伊巴德派(Ibadi),跟信奉遜尼瓦哈比派的沙地並不算志同道合。

從地緣環境來看,阿曼與伊朗之間僅隔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相望,但與沙地則有山脈相隔,因此在「沙地vs伊朗」的中東冷戰,阿曼一直保持平衡,扮演調停者角色。而阿曼蘇丹在國內深受歡迎,不像沙地王室那樣窮奢極侈,民間對王室的態度也沒有受「阿拉伯之春」影響,在區內可算是首屈一指的穩定。

因此,阿曼就有了獨立自主的本錢,這種外交姿態,於去年伊朗與沙地的外交衝突期間尤為明顯。當時,沙地處決了著名什葉派教士尼米爾(Nimr al-Nimr),伊朗強烈不滿,伊朗群眾更攻擊沙地駐伊朗大使館洩憤,隨後兩國斷交,交惡至今。阿曼在衝突之初,雖然也對伊朗人攻擊使館強烈譴責,但堅持不改變與伊朗的外交關係規格,還專門向伊朗派出外交官,旨在化解危機。沙特看在眼裏,頗不是味兒。此外,沙特積極介入敘利亞內戰,支持當地反對派,又出兵也門介入內戰,這些大動作,阿曼都拒絕參與,只希望獨善其身,再作調停。

沙特、阿聯酋、巴林等國制裁卡塔爾後,阿曼一直沒有表態跟隨,卻與科威特一起,充當海外合作委員會內的潤滑劑。最近阿曼更公開向伊朗靠攏:阿曼外長剛訪問伊朗,與伊朗總統魯哈尼見面,然後根據伊朗政府公開的信息,兩國共同宣佈將「進一步增進兩國關係」,雖然細節欠奉,但此時此刻,姿態已勝過千言萬語。

阿曼的動作,更多是表達對沙特的不安:我們談過沙特新晉王儲小薩勒曼的「進取」,令沙特稱霸海灣的野心表露無遺;反而伊朗現政府的外交姿態相對溫和,威脅程度對阿曼而言,反而不及沙特。沙特制裁卡塔爾沒有嚇倒對方,卻令區內小國各自謀取後路,似是意料之外的失策。阿曼年前對伊朗的友好態度,其實比卡塔爾更有傾向性,早就引起沙特不滿,但阿曼蘇丹從來明白沙特的恐怖,根本不可能脫離沙特影響力,只能儘量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因此也沒有搞半島電視台一類業務,以免予沙特口實。這時候,阿曼先發制人,以伊朗為靠山之一,大概是判斷沙特不敢另起火頭,以製造既成現實。雖是兵行險著,卻也屬情理之中。

小詞典:伊巴德派(Ibadi)

伊斯蘭教中,僅次於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第三大教派,信眾集中分佈在阿曼,另有少部分在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利比亞等國。伊巴德派只尊崇先知和之後的兩位哈里發,行為較隱秘,非穆斯林社群、乃至其它教派的穆斯林往往難以理解信仰細節。

2017年7月27日星期四

巴拉圭「蔣介石大道」的背後

巴拉圭總統卡特斯(Horacio Cartes)應台灣的蔡英文政府邀請訪問台灣,成為台灣當局與巴拿馬斷交後,近年難得出現的國際元首客人。然而,究竟巴拉圭這個南美國家對自身有何重要性,恐怕不少台灣人也不知道。

1957年,巴拉圭與已經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正式建交。這不同1949年前跟中華民國建交的那些拉美國家,巴拉圭是主動選擇「台灣政權」,這與冷戰期間巴拉圭的反共思想關係至巨。

當年,巴拉圭執政黨屬右翼,與古巴等左翼共產政權勢不兩立,而於蔣介石時期,台灣在南美一度有積極外交和輿論攻勢,頻繁邀請拉美政府官員、軍事領袖訪台,更秘密訓練了不少拉美軍人,背後自然有美國角色。

因此,不少上一代拉美官員、軍人,對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依然抱有好感,巴拉圭也不例外;不少台灣軍官曾到拉美長期交流,更成為今天台灣拉美研究的中流砥柱。

這次巴拉圭總統訪台時,3次提及蔣介石,蔡英文政府的傳譯人員卻以「先烈」、「偉人」等取代,被藍營批評為「去蔣介石化」。無論是否誤會,蔣介石確是維繫巴拉圭與中華民國外交的重要圖騰。巴拉圭首都亞松森(Asuncion)甚至有一條「蔣介石大道」,上有「蔣公銅像」、中式涼亭,命名於1976年,當時中華民國政權已失去聯合國席位,可見巴拉圭對台灣並非跟紅頂白;曾有巴拉圭左翼政黨要求把大道改名,也沒改成。巴拉圭總統知道蔣介石,大概是基本常識來的。

對台灣國際戰略而言,遠在南美的巴拉圭,也有特殊意義。民進黨的前副總統呂秀蓮對外交有相當研究,她的著作《台灣大未來:海洋立國世界島》認為,台灣的自我定位,應是一個「海洋國家」,台灣的未來不在於「背面」的中國大陸,而在於東望「前面」的太平洋,成為連接東亞與太平洋、美洲的樞紐。那些中美洲、加勒比海友邦都是「大戰略」的跳板,而南美腹地的巴拉圭,正是終站。

話雖如此,台灣要靠金錢外交拉攏巴拉圭這樣遙遠的國家,恐怕也是力不從心。昔日台灣對巴拉圭的基建、醫療等援助甚多,即使到了馬英九政府後期,依然與巴拉圭訂立了五年住宅援建協議,總金額7100萬美元。但這樣的數字,對於北京今天的實力,只是九牛一毛。目前巴拉圭是南美洲唯一與北京沒有邦交的國家,但中國大陸商人早就取代了台商,成為巴拉圭最有影響力的華商。我們曾介紹過香港註冊、資金相信來自內地的先科(亞洲)有限公司,它已經壟斷了巴拉圭不少業務,明言要和巴拉圭政要結交,「促進中巴關係」,主席亦成了巴拉圭華人總商會會長。2016年,巴拉圭與台灣的雙邊貿易額不足五千萬美元,與中國大陸的雙邊貿易總額卻高達11億美元,根本不成比例。要是北京真的要立心把巴拉圭拉過去,或直接捲入巴拉圭政黨政治,台灣恐怕沒有還手之力,而在目前剩下來的中華民國邦交國中,除了梵蒂岡,巴拉圭就是比較重要的一個了。這樣重要的「友邦」元首難得來臨,卻白白浪費「蔣介石感情牌」,何必呢。

小詞典:東方市(Ciudad del Este)

巴拉圭第二大城市,生產總值佔巴拉圭全國經濟六成,亞裔移民、尤其是台灣移民人口眾多。不少台灣移民從1970年代起,前來巴拉圭發展邊境轉口貿易,今天當地三成商店也由華人經營。當地居民無須簽證,就可到鄰近的巴西,目前是繼邁阿密、香港、巴西伊瓜蘇之後的世界第四大免稅商城

2017年7月26日星期三

華里沙:走下神壇的波蘭國父

昨天筆者談到領導捷克走出蘇聯陰影、實現民主轉型、啟發劉曉波《零八憲章》的哈維爾(Vaclav Havel);而在同一時代的東歐,與他齊名的大概就是波蘭的華里沙(Lech Walesa)。哈維爾死時極盡哀榮,健在的華里沙卻聲名狼藉,箇中反差,值得思考。

粗魯態度帶入電視辯論

哈維爾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典型,華里沙則是典型工人階級代表。華里沙只有夜校畢業水平,然後就在造船廠當機電工人,叛逆、反抗威權的天性,也在工廠展現出來。他於1970年組織了一次罷工,遭防暴警察鎮壓,80名工人死亡,並因此入獄一年;自此更堅定要推翻政府,加入地下工運團體之餘,1980年再領導大罷工。這次運動對波蘭影響深遠,自此華里沙不僅受工人擁戴,更成立了團結工會(Solidarnosc)這獨立於共黨之外的工會聯盟,成為足以挑戰政權的武器。

隨着連綿不斷的工人運動,波蘭政府逐步開放選舉,團結工會候選人不斷從政府內部瓦解專制,華里沙也獲諾貝爾和平獎嘉許。1989年,波蘭在「蘇東波」被迫修憲,取消波蘭統一工人黨(PZPR)的專政地位,向多黨制轉型。1990年,波蘭共產政權正式終結,第三共和誕生,華里沙理所當然成為民選總統。華里沙也如哈維爾一樣,積極參與華約解體談判,為波蘭贏得一些外債減免,並推動波蘭加入北約和歐盟。

然而,華里沙執政後不久,抗爭人物執政的一切缺點便表露無遺。他在工運的最大領導力,就是懂得挑動工人的鬥爭意識,作為反對派,這才華自然難能可貴,可惜卻不適用於社會治理。共產政權倒台後,華里沙完全不懂執政,卻把鬥爭矛頭指向由團結工會組成的政府和議會,導致愈來愈多黨友跟他決裂。充斥內鬥的政府與政黨,也令投機分子趁機上位,他們往往憑藉對政敵的詆毀,贏得華里沙的信任。

華里沙因不滿團結工會對自己「排斥」,憤而退黨、組建新黨,但新黨在大選表現欠佳,內政一塌糊塗。1995年總統大選,華里沙將多年來養成的粗魯態度帶入電視辯論,令光環進一步減退,不少國民對有這樣水平的「國父」感到丟臉,終於他輸掉大選,勝出的更是共黨轉型後推出的接班人,距離共黨倒台只有五年,極其諷刺。此後華里沙持續被邊緣化,雖然死心不息,但2000年再參選總統時,竟然以1%的絕對低票慘敗,淪為笑柄。以國父級人物、諾貝爾獎得主的聲望,民望迅速蒸發到這境地,實在不容易。今天華里沙依然不時巡迴國際演講,但在國內已無人問津。

哈維爾做到的,華里沙做不到,固然有個人性格、背景的差異因素,但也是源自兩國總統虛實職權的不同設計。哈維爾雖然有龐大政治影響力,但制度上,處理政務的是總理,他自知不擅管理,也安於當精神領袖,沒有勞心介入政黨政治。不像華里沙依然要鬥爭下去,卻不懂治理,淪為專業官僚、政客的玩弄對象而不自知,悲劇就迅速出現。目前介乎兩者之間的,正是另一位曾被全球給予厚望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她要有效管治就不可能保持「民主鬥士」光環,但要國際支持卻不可能過份與軍方妥協,對黨內外異見者,她的作風也相當獨裁。究竟她的歷史評價,又會怎樣?

小詞典:波茲南事件

1956年,波蘭波茲南市發生大規模罷工、遊行,抗議波蘭統一工人黨獨裁管治,要求改善工人工作條件。抗議被鎮壓,過千人受傷,一名13歲兒童被殺,標誌著波蘭共產政權治下首次大規模反政府運動。之後波蘭工人運動此起彼伏,在地下從未終止。

2017年7月25日星期二

《七七憲章》之後:成為總統的哈維爾

劉曉波病逝, 他的《零八憲章》有不少國際評論拿來跟捷克《七七憲章》(Charter 77)相提並論。正牌《七七憲章》撰寫人哈維爾(Vaclav Havel)的結局,對比下,也實在值得重溫。

經歷跟劉曉波頗有相似

哈維爾早年是一名「真.文青」,投身布拉格ABC劇團後台工作,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寫劇本,逐漸卓然成家。在六十年代,哈維爾劇作公演後廣獲好評,在當時還未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乃至整個歐洲文學界嶄露頭角。「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文青共同的痛,期間哈維爾發表不少反權威作品,蘇聯鎮壓革命後,也成為迫害對象。在整個七十年代,哈維爾的作品遭政府封殺,人被發配至酒廠工作,又遭秘密警察監視,更一度入獄。這些經歷,跟劉曉波確有一定相似。

然而,哈維爾是靈活的人,不是天天口喊主義的教條派。一方面,他始終沒有放棄對信念的堅持,而且感染了一代人;另一方面,他懂得避免正面挑釁政權,只呼籲「活在真相中」正常生活,以免被政權牽動情緒和仇恨。期間,哈維爾牽頭成立公民社會組織「公民論壇」,起草了呼籲捷克斯洛伐克共黨政府尊重人權的《七七憲章》。事實上,憲章在知識分子圈子以外究竟有多少影響力,始終言人人殊,但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總之隨着「蘇東波」,布拉格於1989年出現大規模遊行和罷工,捷克共產黨政府被迫放棄一黨專政,宣告捷克斯洛伐克不流血的「天鵝絨革命」成功。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戰後首次民主選舉,哈維爾被視為民主化標誌性人物,民望極高,大熱當選總統,他領導的「公民論壇」也如期贏下議會大多數議席。他就職後與蘇聯等國談判,直接促使華約組織解體,令蘇聯軍隊完全撤出國家。他最初寄望捷克、斯洛伐克聯邦能維持下去,但選民選擇分開,哈維爾就以「捷克共和國總統」身份活躍國際舞台至退休。

哈維爾擔任捷克總統期間,捷克共黨始終被邊緣化,因為在哈維爾看來,捷共並未擺脫威權主義,不可讓其掌握權力。哈維爾積極推動捷克私有化改革,融入世界貿易體系,與東歐其他國家的經驗類似,既促進了經濟發展,也加劇了貧富懸殊。他的社會改革則有更大爭議,因為他曾多次特赦全國罪犯,被認為直接導致捷克犯罪率飆升。但總體而言,哈維爾是超然的,特別是在捷克共和國體制下,不少權力歸屬於總理,只是由於哈維爾崇高的聲望,他對捷克的影響力,還是超過了憲法規定下的總統職權。

哈維爾2011年去世,全國舉行國葬,國際社會同哀,這樣的聲望,在眾多東歐轉型後的新領導人當中,並不容易。究其原因,一來是哈維爾知所進退,沒有戀棧權力,二來他很懂得運用國際聲望為捷克做事,令其不可取代,三來他的文學著作本身也成了捷克國寶,早已升上神壇。但是同樣的公式,在別的地方,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結局,國情不同,橘越淮而枳,信乎。

小詞典:天鵝絨革命

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推翻共產政權、實現民主化轉型的社會變革。相較於法國大革命等通過暴力和流血衝突實現的革命,捷克民主化沒有大規模衝突,一切十分和平,如天鵝絨一般順滑,因此得名,但後來也被中俄等國看作是「顏色革命」模式的先驅。

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

他者眼中的特朗普:國際關係的「女性主義學派」

國際關係愛好者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理論想必不會陌生,但往往是其他非主流理論,更能見人所未見,例如「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主打陽剛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場後,是否正是女性主義發揮的年代?

開始跟軟實力理論重疊

在眾多國際關係理論派系中,女性主義是十分年輕的,不過源自九十年代,批判主義(Critical Theory)進入國際關係領域之時。這學派的宗師恩洛伊(Cynthia Enloe)是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國際政治教授,她在《性別並不足夠》(Gender' Is Not Enough: The Need for a Feminist Consciousness)一文,開宗明義指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範式,都忽視了女性在國際關係的作用,本質上是充斥「男性氣概」的產物;而「國際關係女性主義學派」的要義,正是充分發掘女性在學術討論、政策規劃、執行過程中,與男性不同的天賦特質,以一種所謂「女性主義的自覺」進行研究。恩洛伊的代表作《國際政治的女性主義感覺》(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就是這樣的例子,她針對普通女性從殖民時代至今的社會角色,解釋殖民主義、軍國主義等思潮,怎樣對女性角色加以限制。然後延伸的種種案例,大可按下不表。

經過十多年發展,國際關係女性主義學派的著作愈來愈多,並出現了數個支流,其中三大子門派,可概況如下:

‧「自由派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平權意識,呼籲在國際政治、經濟交流中, 賦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社會地位,以打破國際政治對女性的「玻璃天花板」,這也是希拉莉去年敗選演說不斷使用的詞彙,暗示她的失利,只是「性別歧視尚未終結」。隨着近年女領導人頻頻湧現,自由派女性主義的表面訴求,似是開花結果。

‧「批判女性主義」:繼承了批判主義學派的思想,把女性放在整個社會結構的演化過程中考察。於是,「女性」被演繹為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中心,例如在東南亞經濟發展過程中,這學派認為若非女性在家庭、外勞等付出,男性的生產力不可能提升,東南亞的高速經濟增長也無從談起。以此延伸,香港得以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菲傭不但功不可沒,還可能是受忽略的關鍵。

‧ 此外還有更偏鋒的「文化女性主義」:它認為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女性天生比男性更優秀,例如女性在社會屬性上,沒有男性那麼富侵略性,更有望以和平協商化解分歧。所以出現女領導人,根本是人類的救贖。

面對當今國際政壇變化,女性主義的視角,自然也與傳統思維不同。例如面對中國崛起,傳統研究都集中在「權力」、「利益」等概念,分析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軍事實力如何影響利益訴求,進而改變國際權力分佈版圖。澳洲國立大學女性國際政治學者Evelyn Goh編纂的《發展中的亞洲:崛起中的中國影響力》(Rising China’s Influence in Developing Asia)一書,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女性視角,將「權力」與「影響力」加以區分,指出二者並不直接聯繫。Goh發現,中國儘管經濟發展驚人、經濟和軍事實力大增,而東南亞小國面對中國時,感到巨大的權力不對稱,理論上,這些小國很難有抵抗的餘地;但在實際外交操作,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並不一定能轉化為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這不僅牽涉東南亞不同利益集團的互動,更與中國外交的手腕、技巧有關。缺乏外交藝術時,只有硬實力,而沒有女性主義的柔性動作,往往適得其反。推演下去,就和軟實力理論開始重疊了。

另一個女性主義最能發揮的當代題目,就是特朗普現象。從去年大選至今,特朗普對女性的不尊重人所共知,一度讓女性主義者深感挫敗,但同時也是這學派論述的黃金機遇。在女性主義者眼中,特朗普代表的正是典型男權思維,而他上任後,擴充軍備、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對國際人道主義與民主推廣不屑一顧等,都是男權主義的反映。女性主義對特朗普外交的不滿,不單是因為特朗普本人的言行,更是整個女性主義學派Vs現實主義的體現,前者認為特朗普推崇抽象的「國家」概念、強調政府在國際事務的主導角色,正是對個體、社會權益的忽視和壓迫。女性主義強調將女性、個體與社會的利益訴求,置於核心地位,因此換句話說,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的視角,天然就是超越國家、政府邊界的,與特朗普的世界觀,自然格格不入。

不過,女性主義在今天的國際研究依然非主流,除了所謂「男權壓迫」,自身問題也不能忽略。女性主義在研究過程中,往往強調以「女性主義的自覺」提出問題,卻不一定能對問題給予實證解釋,令演繹法主導的理論流於情感,難於驗證。在「科學論者」看來,研究方法、過程本身,根本不存在性別因素,女性主義存在的必要性,從一開始就受到質疑。加上特朗普一類領袖上場後,女性主義者的被逼害情結大幅上揚,強化了以抗爭者的態度進行研究,但在第三者眼中,缺失失去了客觀的專業精神。而左翼「政治正確」的思潮,近年激起社會龐大反彈,連帶令女性主義者那「為被壓迫群眾發聲」的光環,也一併打破,女性主義剎那間成了精英的離地玩意,和普羅大眾嚴重脫軌,甚至受到不少女性嘲弄。

希拉里的落選,對女性主義者而言,就是研究一大難題:究竟這位造型同樣陽剛的前第一夫人,是否女性主義的代言人?為甚麼那麼多「被壓逼」的美國群眾,並不支持希拉里,卻青睞財大氣粗、政治不正確的特朗普?假如這些問題難以解答,整個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派,還有存在價值嗎?你說呢?

小詞典:國際關係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 of IR)

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之外的另一大國際關係理論流派。它本身沒有固定、統一的理論框架,重點在於對上述兩大國際關係主流理論進行批判式分析、理論再創造。馬克思主義衍生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是批判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代表之一,女性主義也可被納入這框架。

2017年7月21日星期五

當代國際關係的Bromance

在國際政壇,夫妻檔組合屢見不鮮,不過近年「兄弟情」(Bromance)組合更引發公眾興趣。這題材除了讓網絡改圖「抽水」,對現實政治,也可能真的有影響。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及其任內的副總統拜登是其中一對例子。拜登不像他的前任切尼,並不算太積極有為,任職期間更關注性別平權、反歧視、抗擊癌症等社會事業,多於刻意累積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資本。不過他家人病重時,奧巴馬無微不至的支持,讓兩人突破了同僚關係;交接予特朗普團隊前的二人合照,舉手投足,更充滿兄弟情懷。對美國人而言,一個黑人總統和白人副總統能夠產生家庭感覺,本身就充滿宣傳作用,白宮也有意大力宣傳,造就了一時佳話。

法國新任總統馬克龍上台後,與同樣年輕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G7、G20等峰會多次互動,亦迅速成為「Bromance」新寵兒。他們親密擁抱、並肩穿過花園、憑欄遠眺的場景,傳遍全球網絡,兩國國民似乎也深以為傲。除了二人都屬英俊瀟灑的年輕一代,能以流利法語溝通(大國領袖特朗普就不能夠),法國、加拿大也都希望在特朗普時代脫離美國影響力,扮演更獨立角色,同時大力批判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主義」。二人半推半就的成為一對組合,對兩國的國際地位,只會有利無害。

這種情懷,有沒有真的影響歷史的例子?捷古華拉和卡斯特羅的經歷,或可作參考。二人分屬不同國籍,但同樣為理想奮鬥,古巴革命成功後,阿根廷人捷古華拉在這個加勒比海島國出任要職,固然反映二人友誼的一面。但這並非重點。捷古華拉最後出走古巴,一個人推廣全球繼續革命,而始終不忘和卡斯特羅的友誼,既有瑜亮情結,但也有高度默契的分工合作(異鄉人長留古巴當領導,既可能功高震主,也可能尷尷尬尬)。假如二人不是這種微妙「Bromance」關係,捷古華拉的死亡之旅會否出現,也難定論。

在國際政壇,英美一直強調其特殊關係,英美領導人之間,也不乏特殊感情,除了列根與戴卓爾夫人的男女組合,還有克林頓和貝理雅的「Bromance」。公眾起初覺得二人的「交情」只是源自政見相合,以及互相支援對方走「第三道路」的利益需要,但隨着克林頓的白宮通話紀錄解密,人們才發現他與貝理雅之間無所不談,內容包含不少成人話題,這種「坦承」,在國家領袖之間並不多見。貝理雅入主唐寧街10號時,克林頓幫忙處理了愛爾蘭問題;克林頓深陷「拉鏈門」時,貝理雅也不離不棄。

以上種種,或許似是過度解讀、斷章取義,但我們不能忘記,國際領袖,是極其寂寞的一份工作。每天都是由早到晚的官式應酬、會議,形象極其重要,鬱結不足為外人道,也沒有多少局外人能明白。假如能在工作過程中找到知己,那種情感,或許足以一發不可收拾。雖然國際關係研究一般看輕個人影響力,強調結構分析,但政治心理學同樣成功解釋了不少國際大事。

在可見將來,我們有理由相信法國、加拿大關係越趨密切,嘲笑特朗普會成為兩國領袖、人民的共同話題,有了「兄弟」支持,遠離美國的底氣也會更足。假如特朗普真的能與普京發展「Bromance」,另當別話,但那就太重口味了。

小詞典:Bromance

所謂「兄弟情」,泛指兩名男性之間的親密情感和互動,並不包含性關係或與性關係相關的意涵,與「男同性戀」明顯不同,不過有時候,界線也不容易清晰劃分。近年研究Bromance的著作越來越多,一般相信男性面對同性更能輕鬆表達自己的真性情,往往產生親如家人的情愫。

2017年7月20日星期四

東盟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嗎?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東南亞歷史學家孫合記(Jeffery Sng)合著的《東盟奇蹟》(The ASEAN Miracle︰ A Catalyst for Peace)出版,作者舉行了多次演講,包括昨天在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的一場,筆者當時也在座。作者認為東盟為東南亞和平作出了不可抹殺的貢獻,是「最被低估的國際組織」,理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隨即引起各方熱議。歐盟已於201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兩者究竟有多少可比性?

歐盟獲獎的理據,是把歐洲大陸從「戰爭的大陸」轉變為「和平的大陸」,諾貝爾委員會稱讚歐盟在維護和平、促進和解、推廣民主與人權的不懈努力。歐盟前身始於德法兩國煤鋼合作,正是這化敵為友的一步,為實踐大歐洲理念提供了契機。

然而,英國公投脫歐後,歐盟的前景蒙上不少陰影,由上而下、講求劃一整合的「歐盟模式」,開始被評為不合時宜。馬凱碩認為,如何處理緬甸,正好反映了東盟和歐盟的差異。東盟情願接納軍政府管治的緬甸,慢慢把她改變,歐盟卻因為東盟接納緬甸,而中斷援助東盟,結果緬甸卻成功被「東盟價值」同化了。他又以歐盟處理另一個昔日軍事強權敍利亞為例子,指歐盟高高在上、動輒制裁或出兵的態度,只會弄巧反拙。

這些對比固然有點以偏概全,但確實反映「東盟價值」的不同。在作者看來,東盟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主要反映在兩方面:第一,推翻了「文明衝突論」,證實區內伊斯蘭、基督教、佛教等不同文明不但可以和平共存,還能真誠合作,特別是展現了穆斯林文明與和平、民主、繁榮可以並行不悖;第二,證實了經濟制裁、軍事干預以外,通過閉門協商等「和諧」機制,也能化解區域危機。東盟成立前,東南亞頗有可能變成今日中東一類的亂局,今天卻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大國爭相拉攏的寵兒,理應得到和平獎。

但說到獎項,反對聲音自然不少。東南亞並非如戰後歐洲那樣長期和平,不少地方曾長期戰亂、內亂。越南、柬埔寨等的慘烈戰爭、屠殺固不待言,儘管當時兩國尚不是東盟成員,但東盟對近在咫尺的人間慘劇無動於衷,與歐盟標榜的人道主義、世界主義就大相徑庭。即使在國內,菲律賓南部多次發生武裝叛亂,緬甸北部少數民族與政府軍衝突多年,印尼多次排華,泰國多次政變後動盪,東盟都因為「不干預成員國內部事務」而無所作為。這樣的「ASEAN Way」自然有其和諧功能,或能有助於維持極端多元化國家之間的和平,但代價也同樣不菲。

再者歐盟畢竟是比較堅硬的框架,一切上升至法律層面,無論是否喜歡內裏的條款,要拆散歐盟,可不容易。但東盟雖然也嘗試創造不少制度建設,但始終不能與歐盟相提並論,目前的規範、共識都依靠各國的不成文默契,可以一夕之間失去。正如Mahbubani昨日在演講中承認,東盟就像一件明代古董,必須小心處理,因為太脆弱,很容易打破,打破了就很難重新併湊。目前中美開始以東南亞為角力場,互相在政治、經濟、軍事、能源、戰略、文化等各方面較勁,東盟未來還能否依然故我,頗成疑問。假如諾貝爾和平獎在東盟成立50週年之際授予東盟,自然有象徵意義;但假如真得獎後再瓦解,卻會變成辛辣的諷刺。

順帶一提,亞洲協會最近捲入和香港政治人物有關的爭議,令人無奈。這些年來,筆者不定期參加協會活動,內容都是來自世界各地學者、政要的講座,那是香港難得的一個國際關係綠洲。能夠保持和香港本地政治的距離,才能有一個超然身份,協會主席陳啟宗的這一原則,無論是否同意其個人立場,都是應該肯定的。

小詞典:「ASEAN Way」

對ASEAN 一系列內部行為準則的概括,最核心部分有二,一是 ASEAN 不對成員國內部事務加以干預,二是 ASEAN 的決定一律經由全體成員國集體共識做出。這一組織行為原則,與西方國際組織的原則理念有明顯區別。

2017年7月19日星期三

特朗普蝴蝶效應:法國「重返非洲」?

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後,雖然聲稱要「令美國再次強大」,但孤立主義的傾向、自我封閉的作風,客觀上卻在令其他國家「再次強大」。除了中國、俄羅斯乘勢冒起,另一個外交上忽然積極的傳統大國,就是年輕新總統馬克龍領導的法國。

法國近年最大外交動作

在馬克龍眼中,西非、北非作為法國昔日勢力範圍,正是法國在特朗普時代的舞台;他採取的姿態,自然與殖民宗主國的立場有別,而是以合作、發展為導向。他在20國集團(G20)峰會上,多番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非洲發展,希望塑造一個更繁榮、穩定的西非,讓法國在當地有更多潛在的經濟、戰略合作可能。這並非純粹空話,馬克龍已經牽頭組建多國「薩赫勒反恐聯軍」(Sahel Force),由馬里、毛里塔尼亞、布基納法索、尼日爾、乍得這5個前法國殖民地組成跨國反恐部隊,與法軍一起在薩赫勒地區巡邏反恐,大概是繼出兵馬里反恐後,法國近年最大的外交動作。

此外,今年是阿爾及利亞獨立55周年,馬克龍對這個昔日法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態度,也在國內引發強烈爭議。在法國統治期間,為數眾多的法國人及其他歐洲人,都來到阿爾及利亞定居,到了五十年代,已經有100萬歐裔人口在當地居住。在二十世紀多次大戰,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社群都與法國站在同一戰線,法國移民更把阿爾及利亞納入自身的法國國家認同中。

然而,在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社群當中,獨立呼聲早就蔓延,最終爆發了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在這場持續8年的衝突,法國投入40萬部隊,其中還有相當比例是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士兵(「哈基人」),期間將超過二百萬阿爾及利亞山區居民,強制遷徙至平原,以防他們加入起義軍,雙方虐待戰俘的事屢屢發生。最終雙方死傷記錄,也被法國視作機密不予公開,非官方估計,有50萬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喪生。

最終阿爾及利亞獨立,上百萬歐裔後代匆忙撤離,效忠法國的穆斯林則被視為叛徒,其中九萬人逃亡至法國南部,另有十數萬留在阿爾及利亞的哈基人慘遭殺害。長期以來,法國對於自己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鮮有反思,歷屆政府也從未對當時的戰爭行為道歉。法國右翼對那些從阿爾及利亞湧入、曾經效忠法軍的穆斯林並不友善,認為他們不能與法國價值融合,始終是另類。

馬克龍當選,卻打破了上述種種禁忌。競選期間,他就曾到訪阿爾及利亞,在演說中公開指法國當年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是「非人道罪行」。這態度贏得阿爾及利亞高度讚賞,但在法國國內,僅有半數法國人支持他的表態,足以反映阿爾及利亞問題在法國社會,依然充滿爭議。不過西非、北非領袖,對馬克龍的好感瞬間大增,假如他真的要鞏固法國的傳統勢力範圍,在未來數年,卻是大有可為。假如特朗普真的信奉自己競選時的理念,讓法國在非洲盡「大國責任」,不當「free rider」,對美國也是有利無害。至於另一昔日殖民大國英國,又能否重振雄風呢?

小詞典:「黑腳」(Pied-Noir)

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歐裔人口及其後代。在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過程中,這些歐洲移民及其後代被稱為「阿爾及利亞人」,而居住在北非的穆斯林,則被稱為「原住民」。在殖民時期,「黑腳」與「原住民」的經濟、政治地位不平等,是引發戰爭的一大起因。阿爾及利亞獨立後,「黑腳」湧回法國,卻被法國社會認為「受穆斯林同化」,始終存有芥蒂。

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

G20的漏網之魚:峰會應該擴大嗎?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剛結束,雖然不能說是一片吵鬧,但美國「1︰19」的格局,已表露無遺。雖然G20號稱代表全球最重要政治、經濟實體進行「全球治理」,但依然有不少漏網之魚,缺乏了它們,不但代表性成疑,到了具體執行,也會事倍功半。

被忽視的聲音當中,伊朗是被最頻繁提及的一員。伊朗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甚為豐富,經濟基礎不俗,伊斯蘭革命前,經濟體積甚至超過G20成員沙地,隨着國際制裁解除,伊朗作為中東「金磚國家」的潛力不容忽視。更重要的是伊朗的政治角色,目前 G20雖然有穆斯林國家如沙地及印尼,以示「政治正確」,但都是遜尼派主導,什葉派沒有機會發聲。伊朗作為全球什葉派龍頭,一直跟沙地集團冷戰,近年敍利亞和談、打擊「伊斯蘭國」(IS)一類中東大事,伊朗能否直接參與,往往是成敗關鍵;加上沙地外交愈來愈霸道,有了伊朗對沖,對雙方都有所制約。

另一個應該加入G20的自然是以色列。以色列的經濟、軍事實力居於全球前列,尤其是高科技研發能力,極具前瞻性;而且影響力不局限在中東,因為以色列不只是一個主權國家,更是全球猶太人的家園。有了以色列,各國、特別是美國猶太人的依賴對象就會立刻改變,這大概也是美國堅持扮演「以色列代言人」角色的原因之一。然而,隨着美國外交進入轉型、動盪期,以色列以「國家+非國家個體」身份躋身全球治理集團,乃應有之義。

目前,G20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代表拉丁美洲,但非洲只有南非一國,而南非經濟曾長期獨立於非洲大陸,GDP亦不及非洲大國尼日利亞,能否代表非洲,頗成疑問。當歐盟作為非國家個體的身份也能加入G20,非盟理應同樣有資格加入,特別是非洲缺乏法國、德國那樣的明顯領袖,更需要跨國組織的協調。理論上,東盟也可以考慮加入,目前印尼飾演了東盟代言人角色,但泰國、馬來西亞等都不甘於此。目前非盟、東盟都是G20特邀觀察員,存在「正名」空間。

單論經濟實力,西班牙、荷蘭、波蘭等都值得加入G20,而且各自有地緣政治代表性:西班牙能顧及拉美國家,荷蘭昔日畢竟有少量殖民地,波蘭則是東歐領袖,但假如全都進入,就會過份歐洲主導。至於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只有一席代表,卻是不足,假如台灣、香港、甚至新加坡等等能以「大中華」身份加入(三地GDP分別排全球22、33、37,均高於南非),而又能呼應北京利益,理論上頗有可塑性,不過涉及複雜政治問題,就不是目前可以解決。新加坡反而組織了一批小國,成立「3G全球治理集團」,要求代表小國加入G20反映不同聲音,這卻是新加坡外交一貫進取之道了。

最後,在資訊科技革命時代,談及全球治理,國家早已不是唯一的單位,蘋果、微軟、阿里巴巴等,論經濟實力、影響力、和對技術的壟斷,都比一些G20成員如南非更關鍵。這些公司無論在哪裏註冊、哪裡交稅,實際上都是自成一國,怎樣加入他們的利益考慮,涉及國家和非國家個體之間的較量。假如G20不能處理,長遠而言,是一大遺憾。特別是對網絡世代而言,網絡就是他們的「國家」,代表又怎可以缺席呢?

小詞典:3G全球治理集團 (Global Governance Group, 3G)

2010年成立的鬆散國際聯盟,由新加坡牽頭成立,包括23個中小型聯合國國家,目的是加入G20,避免這全球治理平台被大國壟斷,成立後被G20邀請為觀察員。較重要的3G成員除了新加坡,還有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卡塔爾、瑞士、阿聯酋等。

2017年7月17日星期一

德國經濟霸權,是否全球福音?

剛剛過去的德國漢堡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充滿張力, 和一年前的杭州峰會相比已是兩個世界,自然不是什麼「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峰會期間,美國總統特朗普成為眾矢之的,他就繼續批評其他國家對美國「不公平」,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國際威望卻愈來愈高,被各國信任指數遠遠拋離特朗普,二人彷彿來自平行時空。但德國以「正義」形象出現世界,又是否必然的全球福音?

近日的《經濟學人》專題,就是探討這問題,單是封面展示的數據圖表,已極具心思。單從數據看,去年德國錄得對外貿易盈餘近3000億美元,其數額之龐大,位居世界各國之首;與之相比,即使是長期被美國批評持「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的中國,也只有2000多億美元的貿易盈餘。

換言之,德國出口業享受了極大利潤,其他國家的出口業則被犧牲,因此特朗普指摘德國「剝削」美國出口業利潤,並稱要向德國汽車出口徵收重稅。這並非「個人意見」,強烈主張「懲罰」中國的特朗普經濟顧問納瓦羅教授,也曾稱德國是「滙率操縱國」,長期憑藉歐羅兌美元的低滙率向美國傾銷,傷害美國利益云云。

在特朗普的世界觀,全球貿易是一場零和博弈,對方多賺一些,自己就少賺一些。無論這一思路在經濟學家眼中多麼荒謬,但對於美國製造業的藍領工人來說,進口自德國的汽車、機械產品源源不絕,就是讓自己工廠倒閉的罪魁。美國保護主義在特朗普帶領下,可能持續向德國發難;默克爾也很可能更堅定支持全球自由貿易理念,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化領袖。

按照以《經濟學人》為代表的專家意見,特朗普對德國的批評,當然不準確。德國對外貿易的優勢,從不是貿易保護主義的結果,也難以通過談判、關稅等改變,更不能和「中國模式」相比。然而,這一大規模對外貿易失衡,對歐洲、乃至世界的經貿自由化,又的確是隱憂,德國需要作出相當程度的政策調整,才可能改變,而德國對此恐怕是沒有誘因的。

這是因為德國經濟壯大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德國二戰戰敗之時。當時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大舉援助西德重建,固然對其經濟短期內復甦有莫大幫助,但西德自身工業的出口實力,不久就足以自力更生。《經濟學人》文章認為,維持德國強勢出口、以及穩步累積貿易盈餘的關鍵,並非貨幣政策,而是德國工人與企業之間達成的不成文契約:德國國內市場規模有限,為了發展經濟,德國企業需要在世界市場展現競爭力,為此德國工人自願接受(相對其他發達經濟體)較慢的工資增長幅度。

在這條件下,德國企業可以顯著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出口規模,從而增加出口利潤。強勁的出口業績讓德國整體經濟發展良好,社會保障完善,德國工人就能享受高質素生活。週而復始,一個經濟大國由此而生。這發展模式,與北歐的小規模出口型經濟國家非常相近,而在全球化大潮中,德國繼續維持上述戰略,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與英美相比就很有限,本國的就業水平、貧富差距,都處在可控層面。主張排拒移民、質疑經濟模式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等極右政黨,在德國始終難成氣候,除了有文化因素,德國經濟水平始終居高不下,更是主因。

問題是,德國經濟好,國家政策提倡多元共融,卻不等於一定對世界好。

在德國的強勢出口格局中,根據上述「社會契約」,德國工人階層因為工資增幅有限,消費能力也受限制,從而降低了德國的進口量,亦等於影響了貿易夥伴的出口增長。同時,步入老化的德國社會,亦將越來越多收入用作儲蓄。德國出口業預見到本國的低利率、老化趨勢,認為本國投資回報有限,於是將巨額出口所得的利潤投資海外。這一決策造成的影響相當深遠:一是導致國內基建投資不足,二是海外投資資本過剩,劣質投資和相關風險增加、投機成性,並會影響其他經濟體的發展(例如希臘)。目前我們難斷言德國的巨額貿易盈餘,會對歐元區、乃至全球經濟造成什麼直接影響,但大量投放海外的資本,畢竟容易在高風險地區形成泡沫,這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背景之一。

一旦危機爆發,德國可能瞬間成為千夫所指,這與中國的境遇,其實頗為類似。要調整德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德國工人的工資需要上漲,德國企業和政府需要加強投資國內,德國財政也應與歐元區其它經濟體的財政政策協調,尤其是將本國財政盈餘向南歐國家傾斜。唯有如此,德國才能與歐洲經濟體真正「和諧共處」,不會成為希臘等國眼中的「經濟侵略國」。然而,上述措施牽一髮動全身,德國國內誘因有限,領袖如受惠於經濟紅利的默克爾本人,自然也沒有動機做出宏觀改變。

德國和中國雖然價值觀不和諧,但近年雙邊關係不俗,除了因為有了對全球化的共同信念、以美國保護主義為共同對手,兩國作為全球化時代的實質獲利大國,其實也有共同利益。英國脫歐後,未能令歐盟解體,也沒有其他歐洲國家跟隨,其實反映挑戰德國控制歐洲的行動失敗;在可見將來,德國以龐然大物姿態影響全球經濟,依然會是常態。「歐豬國家」這名詞近年雖然彷彿被按下不表,但結構性問題依舊,希臘人對德國的仇恨也依舊。下一波危機,始終會出現的。

小詞典:貿易壁壘

指一國政府阻礙國際貿易自由流動的政策,主要分為關稅和非關稅兩大類。關稅直接通過徵稅形式,增加國際貿易成本,從而影響國際貿易量;非關稅壁壘則多種多樣,包括配額限制、本地生產補貼、進出口許可證等,旨在限制本國進口量,削弱海外商品在本地市場的競爭力。

2017年7月15日星期六

遼寧艦背後的港澳參與

遼寧艦早前來港,引起港人對航空母艦的不少興趣。這艘航空母艦的原形、烏克蘭海軍的瓦良格號,由香港商人代購,早就並非秘密,其中核心人物徐增平亦數次接受傳媒訪問。不過有不少細節,都未被大眾談及。這次訪問了當時有份參與購買航母的Regina,來與大家補充一些國際關係上的觀點。Regina是認識多年的朋友,本身經歷同樣傳奇,有機會當另文介紹。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Regina(R)

整理:黃宇恆

S:當年你是如何認識徐增平先生的?
R:當時正值1997年,徐總和我皆是香港各界慶祝回歸籌備委員會的委員。偶然認識後相談甚歡,我便加入他的公司。

S:你在航母購買行動中,參與了多少?
R:當時我是徐總的助理,航母是我加入公司後第一個項目,但事前保密工作做得很嚴謹。直到我站在航母上做翻譯時才知道這是個航母投標工作。整個計劃規模龐大,前期工作主要集中在招標文件準備、財務安排、當地聯絡等各方面。團隊以徐總為中心,我主要參與前期投標及中標後的工作,與徐總到烏克蘭外訪作翻譯,項目考察,談判及跟進。

S:在整個航母購買行動中,澳門的角色為何?
R:澳門的作用當然直接,就是其作為賭場城市的角色。當時烏克蘭方面出售航母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艦艇不能用作軍事用途。徐總的招標方案是改建艦艇作為海上娛樂酒店及賭場。當時澳門即將回歸中國,賭權一度要開放,我們亦是其中一家競投賭權的公司,亦有媒體大肆宣傳過,這是另一個故事。而當時我們另有專業團隊就改造方案研究細節,及到其他郵輪考察,整個招標方案是相當專業的。大家都知道,航母是沒有窗的,但賭船酒店怎可以沒有窗?我們甚至尋找了專家去研究在航空母艦的特殊物料上加工、製作窗戶的方法。當時競投瓦良格號的國家不少,但始終我們的條件最完備,加上徐總的個人說服力,最後成功中標。

S:香港的角色是?
R:至於香港的角色,就更為重要。香港畢竟是一個高度資本主義城市,有相當有利營商的環境,在資金籌組、靈活性、開設公司的速度等方面,都優於其他地區。例如說,當時交易要求以美金結算,要有國際最優質銀行的財務証明等文件,一時三刻要籌組那麼大量的美金,只有香港金融體制做到;加上招標過程是按烏方時間表進行,要有足夠的靈活性才能及時反應。我們的行程經常是當天決定,馬上赴機場,旅行証件的靈活性也要得高。而且,香港稍有規模的集團,在澳門都有分部,因此我們雖然是香港人,卻以在澳門辦賭船為名義競標,亦相當合理。

S:坊間很多傳言說徐增平先生背後收了很多利益?
R:我也聽過很多流言蜚語說過,認為徐先生只是收了中央的錢,但沒跟別人說。將他的貢獻歸類為拿中國政府的錢去購買航母,將他的功績輕描淡寫掠過。但身為目睹所有投標過程的助理,我不敢苟同。徐總是我見過唯一一位因愛國而變窮的商人。投標前,他營商項目全部賺錢,投標項目開始後,我們收到最多的是打官司的文件,財務公司的追債信,公司員工亦經常不能準時出糧,包括我。徐總是我認識過的老闆中最有效率的一位,說一不二,商業頭腦一流,多複雜的會開會亦不超高10分鐘。自從營商後公司規模越做越大,當時被資本雜誌評為香港非上市公司首100名富翁。自從投標工作開始後,適逢98年香港金融危機,融資突然舉步維艱,徐總要變賣很多私人資產,從很多營運項目抽調資金,還要四處以高息貸款籌集資金,如果有傳聞中的拿錢辦事,徐總也不致於突然白髮蒼蒼,只是他EQ強,作風低調,好幾次反倒是我沉不住氣問徐總要不要澄清,他認為沒有必要,清者自清,犯不著一般見識,做好自己的工作,不需要別人認同。

S:當時購買行動,有甚麼細節記得很清楚?
R:當時的烏克蘭,自蘇聯解體後實在困難得很,我們去到當地時正處於隆冬,但他們連發電開燈的錢也要節省。徐先生有感他們實在太過困窘,部份交易我們以現金結算,即時解決他們船廠的溫飽問題。另外,徐先生是北方山東人,生性豪爽,習慣飲二鍋頭之類的烈酒,而烏克蘭人又熱愛飲伏特加,雙方當時有不少時候都是把酒言商。這種種方面,都令對方認同徐先生的熱誠及信任,而最終決定將艦隻賣給我們。

S:明明是以賭船為名義購買,結果卻真的成為了航空母艦,烏克蘭方面會否覺得徐先生背信?
R:我覺得不可以說是背信。我們是按合約完成所有的交易。而且我亦相信,烏克蘭方面明白徐先生購買航母後的財政困難,亦不會怪他。到了今日,雖然徐先生仍在經商,但早因航空母艦購買行動而元氣大傷,加上97、98年金融風暴亦對他造成了重創。

S:航空母艦結果是如何交到中國手上?
R:這過程最好還是直接訪問徐總,後來的事我已離開公司,沒有跟進,所以不能道聽途說。但只可以說,徐總投標時,是違反國策的,國家並沒有計劃要買,但徐總說過,蘇聯解體,烏克蘭出售航母是百年不遇的機會,更惶論國際投標,國家能不能用上他不考慮,但絕不能別國購入,而事後証明他的無私是對的。本來中國無意擁有航母,但到了1999年,發生了美軍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是其中一個令民風轉向的原因。自此中國就開始認真考慮航母之事,亦剛好徐先生真的一意孤行,自資購入了瓦良格號,其後的故事就要與徐總面談才能知曉。我只能說,沒有他當時的眼光及排除萬難的決心,航母已花落另家,也沒有今天的遼寧號。

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

海峽群島:英國皇室的最後避難所?

英女皇目前聲望甚高,但一旦皇室沒有女皇,能否長期存續,始終存有變數。英國共和派聲稱,一旦女皇去世,便應該舉行「共和公投」,決定是否繼續君主立憲制。假如英國真的廢除皇室,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是,屬於皇室私人領地的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到時主權誰屬?筆者月前到當地曾問及這問題,當地居民反應十分熱烈,都說「歡迎女皇陛下遷都於此」。

以諾曼第公爵名義統治

這樣的問題,自然是平行時空,但背後的脈絡不是無的放矢。英國公投脫歐後,海峽群島的澤西島(Jersey)、根西島(Guernsey)作為皇家屬地(Crown Dependencies),與歐盟市場的關係或將受影響。不過,海峽群島屬下各級行政單位都有高度自治機制,在層層嵌套的自治安排下,國際局勢變化對當地的影響已經被大幅削弱。那麼,這些「高度自治」又是如何運作的?

本欄早前介紹過,海峽群島範圍內的澤西、根西兩個行政區,面積共計近200平方公里,人口逾16萬。這兩個地區不屬於英國本土,也非正式英國海外領土(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其憲制地位可追溯至十世紀諾曼第王朝(House of Normandy)統攝英法時期。十二世紀,法國把英國皇室逐出歐陸,海峽群島的主權卻由英皇室繼承。歷代英皇對海峽群島的管治是以「諾曼第公爵」、而非「英君」名義進行,這一傳統延續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海峽群島是澤西、根西兩個行政區的統稱,但事實上並沒有「海峽群島」這一級行政機關存在。澤西與根西兩地有着各自獨立、平級的自治機關,因此,兩地除了管治模式不同,下轄的地區同樣有相當高的自治權。換句話說,英國對海峽群島兩個行政區的外交及國防負責,但在社會治理、對外經貿等事務,不但海峽群島享有高度自治權,並有獨立的立法、行政、司法機關,連群島內部怎樣管理也各有特色。試想南丫島在香港特區之內再享有高度自治,能自行立法,會是怎樣的一副模樣。

澤西、根西兩地行政首長稱「Bailiff」,身兼地方首席法官、議會主席和行政元首,由英王親自從當地資深司法人員任命。兩地均有直選議會,負責本地絕大多數立法和行政事務;英國議會可就海峽群島事務立法,但法案並不能自動適用於海峽群島,而是必須先向群島議會協商,再由英王頒布。但這些權力,卻是有限的,因為例如根西下轄的薩克島(Sark),也有自己獨立選舉產生的議會和政府,根西政府、議會的行政命令,並不能自動適用於薩克島,而需要經過薩克政府認可,對此早前本欄已有所介紹。對薩克島民而言,效忠對象只是英王,與根西、英國政府都無關。

此外,海峽群島司法與英國本土各自獨立,前者依賴的法律體系是「諾曼習慣法」,而非英國普通法。在外交方面,海峽群島不屬歐盟,但根據英國1973年加入歐共體時的協議,兩地得以另行與歐共體談判,最終賦予海峽群島「歐盟關稅區成員」身份,其商品可自由出入歐洲單一市場。兩地不少與歐陸國家的經貿合作協議,都是海峽群島獨自與歐陸方協商確立,同樣與英國無關。

這樣複雜的制度設計,卻是英國歷史上分權傳統延續至今的體現,讓英王室治下的不同地區,得以最大限度保留本土文化記憶。時至今日,這些特殊案例雖然不時被用來鑽空子,例如在「歐盟」和「非歐盟」身份之間遊走,但各地本土特色得以維繫,同樣也是不爭事實。如何雙贏,就是「一國兩制」的精髓了。

小詞典:采邑制(Fief)

歐洲中世紀時期的土地分封制度,在8世紀中期逐漸發展,由國王將土地分封給臣下和將領,而受封的領主,又可進一步將土地作為采邑分封給下屬,形成層層嵌套的封建等級制度。和平時期,領主對自己所轄采邑內的行政、司法和財政擁有管轄權,戰時領主有義務保護下屬的土地,下屬則有義務為領主而戰。

2017年7月13日星期四

64年前的伊朗政變解密

不久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解密一份五十年代在伊朗活動的檔案,首次證實美國在伊朗政變的關鍵角色。箇中啟示,可自行領會。

把 BP資產國有化

追溯二戰後初年,伊朗石油由英國石油(BP)壟斷,但民族主義高漲,伊朗人對西方列強壟斷資源強烈不滿。在沙地,美國企業畢竟向輿論屈服,同意與王室分享石油利潤;但在伊朗,BP態度強硬,英國也拒絕與伊朗就石油開採專利權重新談判。在民間,強制把BP「國有化」的呼聲就開始出現。

當時伊朗君主專制政體已經被有限度的君主立憲取代,1951年,民望頗高的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獲選為總理,他順應民意,把 BP資產國有化,並收回石油開採權,令英國大為不滿;親西方的伊朗國王則流亡海外,等待回國重新奪權。不久美國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上台,傾向保守主義,與英國就推翻摩薩台、維護 BP 石油開採權等立場達成共識,於是兩國情報部門聯手鼓動伊朗保皇黨及地下勢力,為摩薩台倒台製造輿論,最終在1953年發動政變,扶植國王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回國,並獨攬大權。

這場政變在美國外交史與伊朗政治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這可能是CIA第一次成功通過情報和間諜活動,實現外國政變,這模式日後不斷應用於其他地方,甚至可看作「顏色革命」雛形。對伊朗,這也是不幸的開端,自此英美石油企業大舉進入伊朗石油市場,伊朗人民享有的實利有限,對西方的不滿愈來愈多;巴列維政權也成為美國在中東的反蘇密友,捲入眾多國際麻煩,同時公然受美國情報部門資助,大肆打壓反對派,並以秘密警察協助統治。伊斯蘭主義者對巴列維極度不滿,並利用民怨,累積了大量政治資本。

種種矛盾在1979年終於爆發,以霍梅尼為代表的保守伊斯蘭教士,推翻了巴列維親美政權,建立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政教合一國家,即今天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霍梅尼雖然倚仗民意上台,但對民主政治、西方文化始終有戒心,日後伊朗的改革開放,亦始終受不同制約。由於巴列維政權是美國一手扶植,「新伊朗」對美國強烈敵視,自身固然被西方列為激進政權,但美國在中東的戰略部署、國際聲譽,同樣受到嚴重打擊。

在摩薩台時期,伊朗一度有望朝西方議會民主制轉型,而摩薩台本人在伊朗內部的聲望,也是民選政府成功的保障。然而隨著1953年政變與1979年伊斯蘭革命,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在伊朗信譽幾乎破產,而要和西方和解,有了「新伊朗」上台的反美背景,更是談何容易。如今摩薩台在伊朗人心目中威望依舊,但新政府對他的事跡似有意淡化,尤其不再觸及其民主一面,在保守派政客眼中,「摩薩台」無異於一個抨擊美國的簡單符號,其理念則被棄之不理,畢竟他並非一個伊斯蘭主義者。若摩薩台本人降臨今天伊朗,心情想必無比複雜。

小詞典:阿賈克斯行動(Operation Ajax)

1953年,美國中情局策劃顛覆伊朗摩薩台政權時的行動代號。計劃核心是中情局通過聯絡伊朗內部保皇黨、軍方勢力,以及收買伊朗社會黑道,製造不利於摩薩台政府的公共輿論,再通過街頭鬧事、軍方嘩變逮捕摩薩台,扶植巴列維掌權。

2017年7月12日星期三

沙地易儲之後:世界會更不穩定嗎?

到二十一世紀,還有國家搞宮廷政變?有的,而且還有不少,但論及「宮廷政治」的複雜,還是首推沙地阿拉伯。沙地近年有一連串外交大動作,其實都可以看作內政的延伸,特別是剛出現的「易儲」。

深宮糾紛 影響頗大

30歲出頭的八十後副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獲欽點為新王儲,取代現任王儲納伊夫(Mohammed bin Nayef)。兩人代表的,正是兩種迥然不同的外交理念。

根據沙地王室不成文傳統,王位通常兄終弟及,以免任何一支獨大。現任沙地國王薩勒曼(King Salman)的母親,是開國國王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地(Abdulaziz Ibn Saud)的寵妻,兄弟們成了一大派系;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地其他妻子的後代,則屬於另一集團。薩勒曼繼多位兄長之後繼承王位,舊王儲納伊夫是他的姪兒,用意是把王位交回到兄長家人。

然而,薩勒曼登基以來,就一直為親生兒子、也就是現在立的新王儲布局,他先立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地最小的兒子穆克林(Muqrin bin Abdulaziz)為王儲,再以納伊夫取而代之,當時說是「世代交替」。過渡期後,現在就是一家獨大了。

表面上,這些深宮的人事糾紛,和我們關係不大,其實卻是牽一髮動全身。被廢黜的納伊夫是沙特情報部門一把手,又擔任內政部副部長,背後還有龐大靠山,就是美國。他早年留學美國時,對美國風土人情頗為了解,主管沙特情報期間,與美英等國反恐安全部門密切往來,作風沉穩低調,頗受到西方好評,得過 CIA的「反恐嘉獎令」。在奧巴馬時代,納伊夫是美國最信賴的沙特代理人。

新王儲小薩勒曼的作風,則「進取」得多。2015年,他被父親任命為國防部長,成為世上最年輕的國防部長,隨後又被任命為「沙特經濟和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很希望在國際社會立威。一方面,他帶領沙特高調介入也門內戰、打擊胡塞武裝部隊,深化和伊朗的「區域冷戰」,又領導其他海灣國家圍堵卡塔爾;另一方面,他提出「Vision 2030」計劃,推動沙特經濟全面轉型,希望大幅增加服務業崗位、擺脫對傳統石油經濟的依賴,甚至有意削弱「國教」瓦哈比教士的影響力。

小薩勒曼要在父親健在時破舊立新,必須得到主要盟友美國的支持。偏偏特朗普對奧巴馬時代的中東政策多有指摘,對國安舊部與納伊夫的交情不屑一顧,與小薩勒曼在軍售、經貿等議題卻一拍即合。老薩勒曼在特朗普訪問沙特後宣佈易儲,等於暗示特朗普的默許,而特朗普的上台,對薩勒曼「家族政變」,可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小薩勒曼表面上已經穩定局面,但以前王儲為代表的傳統精英、以瓦哈比教士為代表的保守派,都有反彈的實力。一天老薩勒曼-特朗普體系尚存,小薩勒曼的安全有基本保障,相信他就會大刀闊斧,對內對外都要冒險改革。但改革風險極高,除了觸動國內既得利益,也可能引來外力干預。一旦已經80多歲的老王去世,或美國再次由特朗普以外的傳統精英掌權,整個中東形勢,可能天翻地覆。始終認為:世界一大不穩定泉源,來自沙特,未來只會更嚴峻。信乎。

小詞典:沙特阿拉伯王國

1744-1818年,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島建立「第一沙特王國」,通過和瓦哈比教派合流,得到神權統治的合法性,數十年後被推翻。1824年,沙特家族再建立「第二沙特王國」,又稱「內志王國」,1891年被敵對家族所滅。1902年開始,沙特家族再度立國,這次借助一次大戰機會,擊敗控制兩聖地的哈希姆家族,統一阿拉伯半島,建立「第三沙特王國」至今。

2017年7月11日星期二

美國疑似新任駐韓大使:從韓裔學者Victor Cha談起

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而美韓兩國都有新政府出現,誰來當美國駐南韓大使,不少評論員格外關心。美國政府委任的大使經常都是政治酬庸,例如奧巴馬委任已故總統甘迺迪的女兒到日本當大使,就是典型例子;然而有了特朗普種種天馬行空的政策,大使可以直達天庭,卻也可能比正規外交官更具影響力。

Powerplay概念最堪留意

早前特朗普委任習近平的「老朋友」、相識30年的前艾奧瓦州州長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為新任駐華大使,就被認為是神來之筆。目前,白宮尚未公布駐韓大使的任命,不過根據不同渠道,目前行情最看漲的,是一位國際關係科班出身的同僚——韓裔國際關係學者Victor Cha。

Victor Cha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在哈佛、史丹佛、喬治城等大學任教,經常在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等媒體發表評論,同時是外交戰略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資深顧問。

這些履歷,在學者當中並不稀奇,但Victor Cha同時積極參與外交事務,曾於2004至2007年加入共和黨的喬治布殊政府,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專門負責亞洲的安全事務,特別是關於南北韓、日本等國的政策,擔任過「六方會談」美國代表團的第二負責人。這些公職,加上他的韓裔背景,據說令特朗普對他青睞有加,即使最終不獲委任,相信對美國的朝鮮半島政策也會有一定影響力。

Victor Cha的國際關係理論觀點如何,政治立場又如何?他最值得留意的理論是「Powerplay」概念,主張美國在東亞建立多個雙邊軍事聯盟,而不必建設一個多邊安全體系。在他看來,北約那樣的多邊安全體如果部署在東亞,會對美國造成沉重的安全負擔:一旦台灣、日韓等仰賴多邊安全承諾,對各自的敵人表現得過於激進,美國隨時被拖下水,捲入與自身利益無關的區域戰爭(典型例子是昔日的南韓李承晚、台灣蔣介石)。但假如美國拒絕提供多邊安全承諾,而僅僅建立獨立的雙邊關係,和日本、南韓等的每一個雙邊關係中,美國在政治、經濟、戰略影響力都遠超對方,就得到更多話語權。憑藉這種優勢,美國可以在需要時「命令」日本、南韓、台灣等自我克制,令美國自身免於被盟友「綁架」;當然也可以在需要時製造事端,而不用顧忌多邊反應。

Victor Cha對北韓的立場偏向鷹派,最能理解其思路的,可參考2003年,他與另一位東亞事務專家 David Kang 合著的《核北韓:對話策略的辯論》(Nuclear North Korea: A Debate on Engagement Strategies)一書。David Kang 認為,北韓對東亞和美國的安全威脅,可以通過更積極的溝通交流緩和;但 Victor Cha 則認為,溝通無助改變局勢,美國及其東亞盟國應採用更強硬的態度,樹立美國的戰略信譽和威懾力。不過,Victor Cha 也同意平壤並非一個瘋狂政權,而是有著理性的戰略算計,因此也主張同樣理性的計算北韓,而不是一味挑釁。以上理論,明顯和特朗普主張退出國際多邊機制、恢復和各國「一對一」談判的作風十分吻合。假如Victor Cha真的獲任命,「Powerplay」,就可能成為華府的東北亞指導思想了。

小詞典:Engagement

外交政策的一種,主張通過對話、商業合作等渠道,和其他國家確立共同語言和利益,從而拉攏對方和自己合作,減低衝突風險。奧巴馬時代,Engagement是外交政策指導思想,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Global Engagement Directive」統籌相關事宜,例如主張讓中國全方位融入全球化秩序,從而成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夥伴。與伊朗、古巴等和好,都是基於同樣思維。共和黨人普遍對Engagement外交存有懷疑,擔心只會縱容戰略對手發展,到頭來作繭自綁。

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

薩爾州回歸德國之後:「大統一」前的「小回歸」啟示

曾幾何時,「『一國兩制』對台灣的示範作用」可算是香港回歸中國的一大價值,也是北京讓香港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誘因之一。這種「以小博大」的槓桿作用,其實並非中國獨家,而是以兩德統一前的薩爾州(Saarland)回歸為藍本。當然,「『一國兩制』是中國的偉大創造,獨一無二,不能直接與各國比較」,薩爾州的歷史身份、回歸過程等,都與香港截然不同,不能直接對號入座。但是「大統一」前的「小回歸」,卻充滿對香港、台灣的啟示,只是今天身在香港的人,一般對這段歷史太不熟悉而已。

納粹改以民族主義作正面文宣

薩爾州位於德國西南部,面積約2570平方公里,人口近100萬,是德國其中一個最細小的州,跟法國及盧森堡接壤,昔日有豐富煤礦資源,並以德法雙元文化為特色。德國雖然認為薩爾州「自古以來」屬德意志領土,但是在一次大戰戰敗後,薩爾州被迫跟本部分離,作為國際聯盟託管地,並由戰勝國法國壟斷當地煤礦開採權,自此薩爾州由國際聯盟組織的多國部隊駐守。

根據國際聯盟構想,薩爾州人民最終應通過公投決定主權歸屬。這公投於1935年舉行,當時納粹已經上台,而薩爾州不少左翼民眾對納粹不信任,加上納粹在公投造勢前期頻頻以非常手段干預當地社會,令人反感。惟後期納粹改變策略,大幅度收斂滲透,改作民族主義的正面文宣,終於取得「人心回歸」,最終超過九成薩爾州人投票支持回歸德國,國際聯盟也予以承認,這也是希特拉振奮民族士氣的第一擊。

然而,薩爾州回歸德國後僅僅10年,又再次被迫分離。納粹在二戰戰敗,德國被戰勝國分區佔領,薩爾州被劃分至法國勢力範圍,再次從德國本部分離,成為「薩爾保護領」(Saar Protectorate)。在法國統治期間,薩爾州有獨立自主的國際身份,甚至能 跟東西德分庭抗禮,獨立組隊參加世界盃,並以法郎作為官方貨幣。法國政府也希望以法國政治、經濟與文化塑造當地社會,達到最終吞併薩爾州的目的。

不過法國的努力,始終徒勞無功。隨著冷戰爆發,美英法三國佔領區組成的「聯邦德國」(西德)成為西方重要夥伴,美國有意扶植西德,法國不得不妥協。1954年,法國和西德政府就薩爾蘭前途協商,共同擬定了一份引導薩爾蘭獨立的方案,在1955年付諸公投,薩爾蘭人卻以67.7%的比例,拒絕了這一提案。面對這一民意,法國和西德政府再次達成共識,這次輪到安排薩爾蘭回歸,並在1957年加盟聯邦德國。雙方約定1957-1959年為「回歸過渡期」,期間法郎依舊作為薩爾蘭官方貨幣流通,直至1959年中,才被西德馬克取代。雙方亦同意在這時期,法語是教育體系第一外語(西德其他州份都以英語為第一外語),即便在1959年後,薩爾蘭的法語通用程度,依舊極高。當地的德法雙元文化色彩,也維持至今。

德國《基本法》23條Vs146條的乾坤

薩爾蘭回歸,是歐洲在包括東德在內的共產政權倒台前,最主要的領土變更,數十年後正是柏林圍牆倒下、兩德統一。因此,德國學者將薩爾蘭回歸稱作「小回歸」(Kleine Wiedervereinigung),以與後來的兩德「大統一」區別。其實,早在西德於1949年建立之時,立法者就將領土回歸、國家統一等問題,納入主要考量。當時四分五裂、領土不全的西德,雖然是由美英法佔領區演化而成,但領導層的德國人都不希望國家長期分裂,擔憂「東德Vs西德」格局會在憲法層面確立,刻意在制憲過程中,為統一埋下伏筆:

首先,立法者堅持將這部將起到憲法作用的法案,命名為《基本法》,而非《憲法》,意在強調這一法案的過渡性,為後期修法減少阻礙。法案有兩個關鍵條款,都為統一鋪路,其中第23條寫明:「本法先在巴伐利亞等州生效,在德國其他部分加入聯邦共和國之後,也將在那裡生效。」因此東德政權倒台後,東德與西德各州可以在憲制層面無縫銜接,西德制定的《基本法》能直接應用到回歸後的東德。憲法最後一條(146條)亦列明:「本法在德國人民以自由意志制定的憲法生效之日失效」,亦是強調了法案的過渡性。兩德統一後,《基本法》果然被修改,原23條被刪去(因德國已經統一),原第146條則更改措辭,突出強調《基本法》對德國統一的意義。

薩爾蘭的回歸,正是第一次應用聯邦德國《基本法》第23條,作為未來統一東德的實驗。到了東德崩潰之時,西德兩部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根據第23條,讓東德先形式上解體,再直接吸納原屬東德的各州,把聯邦德國版圖復原,也就是最終統一的版本。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東西德都是聯合國會員國,雙方互相承認、建立外交關係多年,根本是平起平坐,應該全面修改《基本法》,進行政體與政體之間的合併。假如兩德統一之時,東德還有討價還價的能力,自然寧選後者,換取對自身制度的一定保留。但當時鐵幕國家已經分崩離析,連蘇聯也快將自身難保,加上有了薩爾蘭回歸的成功經驗,兩德統一的模式,就以「薩爾蘭回歸擴大版」完成。

時至今日,無論是薩爾蘭、還是前東德各州,都是德國的正式組成部分。過去薩爾蘭是煤礦重鎮,今天則以汽車製造、IT 為經濟支柱,居民生活水平並沒有因為回歸而改變,保留了不少法國文化之餘,也相對包容開放。例如德國處於難民危機期間,極右政黨AfD一度實力大增,薩爾蘭曾有民調稱 AfD 將拿下11%選票,最終在今年3月的州議會選舉,卻還是由老牌大黨基民盟以超過40%的優勢勝出, AfD 僅僅穫6%選票,反映了當地的多元開放傳統,始終存在。香港回歸前,不少關心兩岸統一的學者都研究過「薩爾蘭模式」,認為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能對台灣自願參與回歸有正面影響,就像東德各州最終回歸聯邦德國一樣。時至今日,這假定對台灣而言是否成功,就不是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了。

小詞典:薩爾條約(The Saar Treaty)

二戰結束後,法國與西德政府在1956年訂立的條約,旨在順應1955年薩爾蘭公投的民意,安排薩爾蘭從法國控制中回歸聯邦德國,並規定1957-1959年為回歸過渡期,以免雙方順利交接。因條約在盧森堡簽訂,又稱《盧森堡條約》。

2017年7月7日星期五

飛地外傳:布辛根的故事

早前在ViuTV的旅遊節目,介紹過一個有趣的城市布辛根(Büsingen),但沒有機會詳細解釋甚麼是「飛地」。記得本欄年前也介紹過土耳其的飛地,而布辛根的現實意義,還要有趣。

「飛地」是一個人文地理概念,與領土和國家主權密切相關,泛指一國地理範圍內,有另一個屬於他國的地區。根據飛地本身的主權和地理位置相對性,又可分為「內飛地」(enclave)和「外飛地」(exclave)。當一國境內有土地的主權屬於他國,就是該國的內飛地;一國有領土處於海外、被他國領土包圍,就成為該國的外飛地。布辛根麵積7.6平方公里,人口1500人,主權屬於德國,而完全被瑞士包圍,對德國而言是外飛地,對瑞士而言就是內飛地了。

布辛根這樣特別的政治身份,源自歐洲從前的帝國戰爭史。17世紀末,哈斯堡王朝與位於今日瑞士北部的德意志沙夫豪森(Schaffausen)城邦作戰,奪取了布辛根的主權。在1805年的拿破崙戰爭中,哈斯堡王朝控制的神聖羅馬帝國連戰連敗,與法蘭西帝國訂立《普雷斯堡和約》,將布辛根劃入德意志的符騰堡王國(Württemberg),後來被併入德意志帝國。在拿破崙眼中,處理戰敗國的領土轉移,刻意弄得支離破碎,是方便把舊秩序推倒重來,而當時的符騰堡王國也好、鄰近的瑞士聯邦也好,都是歐洲小國,多點飛地互相制衡,總是好事。

19世紀末開始,瑞士已經允許德國的布辛根農民,與瑞士本地市場進行農業貿易,這一雙向經濟往來,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結束後,德國戰敗,帝國解體,布辛根舉行公投,高達96%居民希望與瑞士聯合。德國要求瑞士就領土轉移作平等交換,而瑞士拿不出「等價物」,國際社會也沒有意欲處理這樣的小爭端,然而布辛根居民的民意畢竟清晰表述。於是,布辛根繼續作為瑞士境內一塊主權屬於德國的飛地,同時居民的親瑞士傾向、生活模式被高度尊重,直到今天。

布辛根作為飛地的各項安排,都有別於德國本土,基本上是根據1967年西德和瑞士的雙邊協議確定。布辛根主權依舊歸屬德國(當時西德),經濟上卻屬於瑞士關稅區;但歐共體、歐盟出現後,由於瑞士並非歐盟成員國,因此歐盟的經濟管理政策並不適用於布辛根。布辛根與瑞士市場深度融合,儘管歐元也在當地流通,但市場偏好瑞士法郎作為交易貨幣。自從瑞士在2008年加入申根區,布辛根與瑞士、德國之間都不設邊境檢查站,邊界僅以界石標識,布辛根足球隊還是唯一一支在瑞士聯賽比賽的德國球隊。布辛根居民是德國公民,遵守德國法律,但可以自由在瑞士工作;居住於布辛根滿十年的德國人,可自動獲得類似瑞士公民身份的認可。布辛根居民需要向德國中央政府繳入息稅,企業則要向瑞士政府繳增值稅;而在瑞士工作的布辛根人,要繳納瑞士社會保險,從而得到瑞士福利。

在其他日常事務,布辛根的管理,同樣高度依賴德國和瑞士合作。布辛根同時有德國和瑞士兩套郵政編碼、電話區號,任何一個系統都覆蓋所有布辛根居民。當地來自德國和瑞士的公共交通並行,兩國警察都對布辛根治安負責。遇到緊急情況時,瑞士安全人員往往比德國同事更早到達,而德國執法人員在越過瑞士國土進入布辛根時,必須遵循特定路線,嚴格規範自身行為,不得於瑞士國境內執法。對以上種種安排,外人看來或覺奇怪,布辛根人卻習以為常。如果布辛根要完全併入瑞士,反而失去了在歐盟與非歐盟身份之間自由遊走的彈性。這種彈性,只要加以善用,足以成為一大經濟收入來源。如何操作,自行意會。

小詞典:《普雷斯堡和約》(Treaty of Pressburg )

拿破崙統帥的法蘭西帝國、與代表反法同盟的神聖羅馬帝國哈斯堡王朝之間,在1805年訂立的和約,象徵第三次反法同盟戰爭結束,戰敗的哈斯堡王朝割讓出不少疆土,包括布辛根。條約同時規定,哈斯堡王朝承認一個由拿破崙皇帝組織的德意志諸侯國聯盟(「萊茵聯邦」),意味著哈斯堡王室控制的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奧地利帝國成立。

2017年7月6日星期四

法國國民陣線與美國共和黨:誰有分裂的本錢?

馬克龍勝出法國總統大選後,他創造的新黨也橫掃國會選舉,一時間,早前對極右上台的憂慮彷彿煙消雲散,極右國民陣線的總統候選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雖然創造了創黨以來的最佳戰績,但隨着國會選舉表現未如理想,加上她在辯論表現失準,又捲入歐洲議會經費貪污醜聞,黨內逼宮聲音愈來愈強,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極右政黨內部的路線之爭。

除了選舉結果,國民陣線的內部分裂跟人事矛盾息息相關,例如負責大選的國民陣線副主席的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選後備受壓力,馬琳勒龐的姨甥女馬里翁.馬雷夏爾─勒龐(Marion Marechal-Le Pen,下稱馬里翁)放棄連任議員,都值得留意。

族鬥與黨爭密不可分

這兩人代表國民陣線的兩種不同思路,菲利波堅持反歐盟、民族主義經濟政策,馬里翁則傾向把本土身份認同及反移民作為招牌;馬琳勒龐傾向前者,而與姨甥女關係很差,她的父親創黨主席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過往則不斷加持孫女,家族內部鬥爭已經跟黨爭密不可分。

這兩條路線,正如時事網站EurActiv的文章分析,代表國民陣線的兩大票倉,分別是菲利波的大本營是法國東北部「大東部大區」(Grand Est),以及馬琳勒龐個人基本盤的東北部「上法蘭西大區」(Hauts-de-France)。這是法國傳統工業區,藍領人口密度高,隨着歐盟經濟整合和全球一體化,法國不少就業崗位外流至東歐,甚至亞洲,東北部覺得自身是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馬琳勒龐與菲利波都提出反歐盟、反經濟全球化,推動貿易保護主義,保障就業時,就是為了這地區的選票。馬琳勒龐放棄高調的種族言論,固然是爭取主流認同的公關手法,但也是針對目標選民的口味。

瑪麗安.勒龐的選區則恰恰相反,位於法國南部臨地中海沿岸一帶,當地居民相對富庶,但長年面對從地中海湧入的北非移民,例如早期的阿爾及利亞移民,以及近年的利比亞難民,讓當地人感到「法蘭西身份認同」備受威脅。對他們而言,反移民、重塑法蘭西才最重要,但並不期待法國立即脫歐、重拾法郎,因此他們對馬琳勒龐的路線,感到失望。瑪麗安.勒龐聲稱「退出政壇」,或許只是這條路線以退為進而已。

事實上,這與美國大選的共和黨內部的路線之爭,十分近似。在美國北部五大湖區「銹帶」,製造業就業外流、藍領失業,特朗普的反經濟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成為最後希望,令這區從民主黨叛投共和黨,成為特朗普當選的關鍵。而在美國南部「紅州」如德克薩斯,拉美裔移民數量已經超越了白人,保守主義的白人深感「真.美國人」身份認同受衝擊,特朗普種種反移民的說辭,很得當地白人歡心。能夠令兩者合流,卻唯獨特朗普這個本來在共和黨毫無基礎的圈外人,這是他創造奇蹟的關鍵。

為何特朗普在美國做到的事,馬琳勒龐在法國做不到?除了兩國選舉制度不同(假如法國採取美式選舉人票,馬琳勒龐也有可能當選),馬琳勒龐的競選策略也過於傾向東北部工業區,而放低了南部反移民情緒的重視,並不如特朗普那樣成功大包圍。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老勒龐創立國民陣線之時,因為種族主義而被視為非主流,馬琳勒龐要將之「主流化」,除了淡化對南部的支持,別無他法。現在極右陣營開始期望瑪麗安・勒龐取代阿姨,捍衛國民陣線的「道統」,再加強東北部票源的開拓,加上自己的年輕人票,希望創造國民陣線另一個春天。會否這樣順利,就得看馬克龍未來幾年的表現了。

小詞典:瑪麗安.勒龐(Marechal Le Pen)

國民陣線創黨人老勒龐的外孫女,馬琳勒龐的外甥女。她在2012年法國國會選舉成功當選議員,當時年僅22歲,是法國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同年躋身國民陣線高層。2017年大選後,宣佈放棄競逐連任議員,有評論指她與馬琳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理念不合,不排除另起爐灶。

2017年7月5日星期三

中美自由貿易協定:美方的觀點

昨天從中國機遇與挑戰的角度,談及「中美自由貿易區」的構想,美方的意見又如何?

按美國兩黨政治而言,傳統上,民主黨往往把對華貿易與戰略問題掛鈎,共和黨則「在商言商」;不過時至今日,這公式早已打破。今天,民主黨的金主主要是華爾街金融業、矽谷互聯網科技服務業巨頭,對這些行業而言,中國市場是令人垂涎的「大蛋糕」,只是中國政府的種種保護措施讓美國企業無法進入。他們對中國市場的利益訴求,會轉化為國會對美國政府的壓力,希望通過中美自由貿易協定這類契機,盡可能打開中國市場,給予美國金融、科技服務行業同等待遇。

藍領一直有保留

事實上,進一步開放中國商貿投資市場,幾乎是美國高技術產業、服務業和專業人士的共同訴求,這也是奧巴馬時期的基本政策。

美國智庫及研究機構無不強調中國市場對美國企業的重要性,例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報告指出,中美自由貿易協定有望每年刺激美國出口增長超過4000億美元,10年間可為美國出口相關行業創造170萬個就業崗位。這些智庫自然是中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積極支持者。

然而,目前共和黨的中堅支持者,不少卻是中低端技術的藍領工人,這批選民對美國進一步與中國自由貿易,一直深有保留。特朗普在去年把中國作為「搶奪美國製造業崗位的罪魁」批判,在藍領選民中深受歡迎,而美國目前在中低端製造業也缺乏比較優勢,高技術製造業、服務業等受惠於自貿協定的行業,對就業者的技能要求又很高,因此對藍領而言,與中國訂立自貿協定,肯定衝擊他們的利益。他們幾乎肯定會通過工會、產業協會等向共和黨議員施壓,反對自由貿易協定。

而美國的公民社會,也會在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嘗試約束對中國在美展開的業務,與企業社會責任、環保、勞工權益等議題相關的 NGO,會成為相關條款的最重要持份者。在公民社會發展成熟的美國,上述團體對政策推行的影響力頗大,如果中國企業在美表現不盡人意,NGO 向中國發難,就毫不意外。

最後,今天美國的政治派系,也對中美自貿協定的前景有重大影響。在特朗普班子組建之初,以班農、納瓦羅等為代表的激進派,主張對華大幅徵收懲罰性關稅,如果他們的聲音在白宮最響亮,中美自由貿易協定自難成事。不過就目前情況來看,以蒂勒森、庫什納等為代表的務實派,已經主導對外經貿政策制定,特朗普本人亦推崇「大交易」,在中美自由貿易協定這事,他自然會強調有利於美國製造業的條款,作為回應選民的承諾,但不一定因為持孤立主義傾向,而對構想一筆抹殺。說到底,他計算利益的基準,依然誰也說不準,因此才有人希望這是有大變革出現的時代。

小詞典: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美國華盛頓著名經濟智庫,1981年成立,無明顯黨派傾向,主要研究全球化、國際經貿、金融政策、貨幣政策、債務及發展等全球經濟議題,例如主張人民幣應該大幅度升值。

2017年7月4日星期二

「中美自貿區」:G2時代的夢想

隨着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回歸務實,之前可能成為衝突泉源的中美雙邊貿易問題,反而可能成為中美關係的突破點;學界甚至開始醞釀「中美自由貿易協定」(FTA),研討成立「中美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

中國製造業最受惠

從中國立場出發,中美自貿區的誘因並不少。根據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全球貿易研究項目的預測,如果中美自貿協定成事,至2025年,中國每年的額外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有望達到2.4%,對美出口有望增加3.8%、進口增加4.8%;受惠最大的是製造業,尤其是服裝、交通機械製造等,中國在這些行業的產能也會有所提升。

另一個誘因是高端技術的轉讓。美國基於知識產權、國家安全等理由,一直在高端技術領域對中國嚴格管制,如果兩國通過清晰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對華資涉及技術轉讓的細節規範,既可保障美方,又可避免「一刀切」對華技術封鎖;中國企業接觸美國高端技術,才有切入點。

在戰略層面,奧巴馬時代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本來被寄予厚望,但雙方多輪談判都是各自表態、不見實際成果,頻繁而毫無成效的對話機制,反而進一步加劇中美的戰略猜忌和不滿。如果中美自由貿易協定開始談判,雙方聚焦政策細節,反而可能增加戰略互信,從而穩定中美的「G2新型大國關係」。

然而中美自貿協議對中國的風險,同樣不宜低估,特別是理順「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的關係。中美兩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優勢產業也有區別,美國在服務業、高端技術比中國有競爭力,如果中國對美國開放市場,國內企業就被正面挑戰,這和中國近年希望以「內聯網」帶動創投經濟的國策背道而馳。單是中國電影市場被荷里活壟斷,國產電影往往不敵,已經讓政府憂慮,何況整個互聯網經濟、電商等持份更大的業務?

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服務業,情況也相似。中國金融企業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一直享受政策保護,與各級政府部門之間關係複雜,如果與美國達成全面自由貿易協定,要求中國去除保護政策,對目前內地金融業而言,未免風險太大。出於對既得利益的保護,中國大企業往往遊說政府堅持保護政策,這會為中美自貿談判增添巨大阻力。基於同樣原因,中美自貿談判和維穩,也是格格不入,互聯網、金融服務業都是例子,怎樣一張一弛,目前尚未有方案。至於美國國內的反應,明天再續。

小詞典:特朗普對華經貿政策

去年特朗普貫穿大選的一個論調,是「中國應當為美國製造業崗位流失負責」,他多次說當選後要宣佈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對中國的出口商品施加懲罰性關稅等。但他當選後,以主張對華務實聲音逐步佔上風,5月習近平訪美期間,中美就數個涉及雙邊經貿問題的議題簽署了一份初步協議。相較於奧巴馬時期中美數輪「戰略經貿對話」未有達成實際成果,特朗普政府的中美經貿關係,反而已有所進步。

2017年7月3日星期一

重構香港國際身份:由各國海軍在香港談起

香港回歸20年,究竟國際身份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並不好說,但歷史上香港的獨特國際角色,近年紛紛被重新研究,漸成風潮,誠然可喜。在一般人記憶中,香港以「貿易自由港」聞名,但她作為東亞天然良港的戰略價值,在一般教科書只會輕輕帶過,具體什麼是「戰略價值」,往往語焉不詳。

戰艦迷以人和故事成書

其實,無論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年代,香港都與各國海軍長期打交道,既包括殖民時期長駐的英國皇家海軍,也有各國派遣或路過香港的戰艦,不一而足。可惜對此的研究和整理一直不多,友人陳志輝的新作《戰艦尋蹤──海軍在香港》出版,可說為香港涉外關係史貢獻良多。

陳志輝兄從小到大是一個戰艦迷,一生人的最大興趣就是研究戰艦,每有各國軍艦訪港就興奮不已,能夠把自己興趣變成著作,這種純真的喜悅,遠非以出版「學術」文章為生的象牙塔學究所能理解。這本書並非刻板的軍事史著作,而是以人、以故事為本,通過查閱大量歷史檔案和前人研究,把45個短篇歷史故事結合,附有第一手的戰艦圖片,其中不少是他自幼在軍艦訪港時專程拍攝,另有取自各家歷史檔案館藏。

本書前半部分追溯到二戰前,駐軍香港的英國皇家海軍,以及各國海軍與香港的互動,然後談及冷戰格局下,香港在國共對立的微妙立場,以及各國海軍如何利用香港博弈的暗戰;後半部回到當代,談及中英海軍對香港回歸的各自安排,並介紹了美國海軍針對香港回歸的部署,以及回歸後香港依然歡迎包括美軍在內的各國海軍定期訪問。這些故事背後的國際關係顯示的脈絡,很值得思考。

按照香港的國際戰略地位,我們可以把各國海軍出現在香港的背景,分為以下階段:

於大清帝國割讓香港島到一戰期間,香港作為各殖民帝國在東亞的商貿樞紐,服務的商旅,遠不止英國人,同時和其他英屬港口如新加坡、亞丁殖民地(Aden Colony)、乃至後來的威海衞等連成一線。當時駐港的皇家海軍,可謂炮艦政策的重要執行人,以保持基本軍事威懾力為目標,例如代表英國乘戰艦「訪問」太平天國的,是港督文咸(Sir George Bonham);代表英國到暹羅為今日泰國「開國」的,也是港督寶寧(Sir John Bowring)。

當時的駐港海軍,以英國勁旅身份出現,主要假想敵早期是法國,後來變成了俄國。沙俄末年,一度萌起在東亞尋找優良深水海港的野心,對英屬香港虎視眈眈,沙俄海軍甚至曾在英國海軍主力離崗之際,特意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香港駐防官兵甚為緊張。同期其他國家訪港的海軍也應有盡有,包括《仙樂飄飄處處聞》主角服務的奧匈帝國海軍,也包括遠在天邊的智利海軍,這些資訊,在香港海事博物館有詳細介紹。

下一個階段,正如陳志輝的線索所示,出現在二戰至冷戰期間,香港直接成了大國角力中心,變成各大陣營之間的緩衝區。這時候,英、美、日、蘇、國共雙方的海軍,都與香港有過密切往來;當時香港又是世界三大情報中心之一,幾乎每次軍艦訪港,都會令域內各方高人密切關注。以六七暴動為例,當時正值越戰,美國一直以香港為出兵越南的海軍基地,也激起香港一些「反帝國主義」情緒,而六七正是以反帝、反殖為號召。根據近年解密的各國檔案,港英政府在暴動初期,為免進一步刺激左翼群眾,曾勸說美國戰艦「暫緩」到港。但到了北京不支持六七群眾的訊號發出,英國沒了顧忌,態度就一百八十度轉變,再度主動邀請美艦訪港,變相以砲艦政策,宣示大局已定。六七後,蘇聯亦一度加強了在香港的情報部署,這卻是後話了。

到了香港回歸後,外國軍艦訪港的傳統被繼承,而在「一國兩制」安排下,根據基本法十三條,這屬於中央處理的國防、外交層面,北京有權決定是否接納外國艦隻的訪問申請,特區政府則直接接待,一些大國如美國甚至設立了「駐港海軍聯絡官」一職,專門和外交部特派員公署、駐港解放軍以及「香港各界」打交道。筆者也曾訪問這些朋友,都是充滿故事的人。這一常規活動,為觀察中國對外關係演變,提供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窗口,而這正是香港在當代中國外交的特殊作用所在,最明顯的例子即使美艦訪港被拒的案例。在港英時代開始,美軍太平洋艦隊就將香港作為補給、修整的理想港口,艦隊訪港是每年例行計劃;而對北京來說,利用對美軍艦隊訪港的審批權,釋放外交信號,既能利用香港的身份,避免和華府直接衝突,又能觀察美方回應。在本書第六部分,作者羅列了香港回歸後,各美軍艦隻申請訪港被拒的案例,從中不難發現,每當中美關係緊張,北京就以拒絕美艦訪港表達不——除了2007年美軍「小鷹號」航母在聖誕前夕訪港被拒,北京多次轉變立場,這依然算是未解之謎。「小鷹號」事件後,雖然中國亦在2016年因南海局勢,拒絕「斯坦尼斯號」航母戰鬥群訪港,但總體而言,中美就美艦訪港,亦已形成常規默契。

隨著中國軍力越來越強大,也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艦(說來,遼寧號從烏克蘭的瓦良格號「改頭換面」變身,買家也有港澳身份的功勞),香港的國際海軍互動記,必然會添加新一章;一旦中國和其他亞太國家發生衝突,香港的戰略地位,就會十分突出。根據年前斯諾登提供的資訊,以及《維基解密》的條文,美國對香港戰略重鎮,早就有一個清單,只是身在局中的人,沒有這份意會而已。讀過這本書,我們會恍然身旁的歷史這麼曲折離奇,香港從來是國際都會,實在「自古以來」皆然。

小詞典:遼寧號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本來屬於蘇聯海軍,1988年下水,1990年更名瓦良格號,屬於蘇聯解體後的烏克蘭。然而烏克蘭不是軍事大國,對航母得物無所用,加上經濟不景,希望拍賣瓦良格號,引起美俄同時關注。最後具中國軍方背景的商人在澳門成立公司,以購買賭船的名義購入瓦良格號,再送回給中國政府,經改造成為現時的遼寧號。

2017年7月1日星期六

《沉默》:宗教以外的國際關係反思

名導馬丁.史高西斯的電影《沉默》改編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同名小說,觸及相當深刻的宗教題材,不少對宗教歷史研究甚深的專家學者都已評論,總之,遠非那些認為電影歌頌「神很偉大」的表層教徒觀點可比。電影最後字幕交代,要向那些年東渡日本的傳教士致敬,然而看過整齣電影,感覺這種說話,只是向教會、金主交代的政治正確,更似蘊含諷刺。

早期天主教在日本,真的「成功」傳教嗎?

電影講述葡萄牙傳教士費雷拉神父到日本傳教後失蹤,他的兩名徒弟冒險到日本,尋找老師的影蹤。其時日本德川幕府已經嚴禁天主教,二人因為嘗試傳教,最終先後被捕,一人被折磨致死,另一人歷盡酷刑,再目睹老師原來已被逼棄教、改日本名娶妻生活,也唯有棄教求生。表面上,這是講述日本禁教的野蠻行為,探討教士的心路歷程,但更關鍵的問題,其實很尖銳:究竟這樣的「傳教」,有用嗎?就算天主教在日本蓬勃發展,又如何?

天主教傳教士到日本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549年,西班牙教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與另外兩名耶穌會士抵達鹿兒島;其實這段時間前後,也有葡萄牙教士的船隻在日本附近擱淺,現代武器流入日本,甚至影響了中國倭寇戰爭、與及日本戰國時代的進程。1551年,沙勿略離開日本前往中國時,日本天主教徒已有上千人;到16世紀晚期,信眾達13萬,成為歐洲之外最大的海外天主教社群之一。戰國結束前,天主教一度在日本有一定影響力,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不乏信眾,例如豐臣秀吉的心腹小西行長就是虔誠教徒,他在關原之戰參與西軍、戰敗被殺,教宗還專門為他舉行彌撒。在日本的傳教組織也參與經貿,成為日本與歐洲之間的貿易紐帶。

假如印加帝國的命運出現在日本

然然,正如電影的落難教士互相質問:難道那些日本教徒,真的明白教義嗎?事實上,他們只是把「基督」取代佛祖、祖先或其他原始神明,當作是日本神道的諸神之一,有點像華人拜觀音那樣,只是求福,希望有求必應,需要有偶像式聖物來崇拜,對教義、哲學、理念本身卻不明瞭,也不求甚解。問題是傳教要普及,必須「落地」,通過滿足一般人的最基本需要、盼望,才是古今中外傳教不二之法,教士要「成功」,必須如此。當教徒信了教,卻不見得心靈充沛,到了有違個人利益時,信仰自然動搖,就像電影那位多次叛教的人那樣,這正是不少貌似虔誠的教徒不願承認的。

在人道角度,德川幕府逼害教徒自然殘忍;但從比較政治角度,日本政府的行為,卻很難不說是為了「國家安全」。正如電影的長官井上政重「賽後檢討」,他並不認為天主教是異端邪說,明白對方有一套嚴謹的理論、神學體系,只是認為這種思潮在日本流行,不見得對政權是好事而已。早在豐臣秀吉統治後期,日本就開始擔憂歐陸殖民帝國在東亞的活動,懷疑西班牙、葡萄牙利用傳教干預日本政治,他死前,已經有零星的歐洲教士、日本信眾被處決。德川統一全國,進一步將這憂慮化成政策:1614年,幕府以「基督教腐蝕靈魂、擾亂社會、與政府管治相悖」為由,將西方教士驅逐出境,強迫日本信眾棄教,估計約有四萬名日本教徒被處決。假如幕府沒有這樣做,歐洲帝國會通過傳教來逐步殖民嗎?難說。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正是以傳教之名進行。德川幕府大概不知道此事,但直覺得出的本能反應,往往貼近事實。

浩劫之後:「在地化教徒」,還是基督徒嗎?

到了明治維新,日本重新開國,天主教再次傳入,但幕府時期的隱藏教徒,卻與新近皈依的「地上教徒」格格不入。前者堅持不在公開場合透露自己的宗教身份,習慣了暗裡堅守信仰,被稱為「隱蔽的教徒」(隠れキリシタン)。在德川時期,他們以家庭為單位,組織地下教會,秘密進行施禮等宗教活動,將「拒絕公開自己天主教信仰」變成「理念」。由於葡語、西班牙語的聖經都被銷毀,這批秘密信徒將經文口耳相傳,以至於原本的聖經語句幾乎完全被訛傳,只有基本的宗教儀式得以保留,教義自然越傳越扭曲。這就像電影那些偷偷崇拜的教徒,究竟知道多少教義,以怎樣的心態維持自己的儀式,很可能已是本末倒置。

直到今天,一些「隱秘的教徒」依舊不公開成為光明正大的信徒,他們對自己信仰的堅持,和信仰內容與「正統」教義的偏差,令他們被視作「天主教日本化」的典型。說得正面,是「在地化」;說得尖銳,就自行領會了。電影又借叛教神父口中說,其實日本幕府也消化了天主教義,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日出」和「神」,不也是那麼回事。那些「隱蔽教徒」得其形、失其神,正如不少身邊的教徒都是重形式多於實質,又有甚麼意義?

對《沉默》的沉默

天主教傳入東方時,與亞洲社會融合的例子並不少,但成功的不多。利瑪竇容許華人拜祖先,才得以做出成績,正和日本天主教大盛的年代相若。但真正要在東方大規模信教,卻往往弄得非驢非馬,例如「太平天國」,宗教教義完全是神化個人獨裁的包裝;越南揉合佛教、天主教等教義的「高台教」,也不遑多樣。假如德川幕府沒有禁教,西方列強也沒有強攻日本,演化下來,「日本耶教」又會變成怎樣?想想也有趣。

《沉默》公映後,馬丁.史高西斯曾與教宗會面,梵蒂岡對這部影片也讚譽有加。劇組曾專門請天主教神父Father James Martin作顧問,最後的政治正確字幕,自然要有所交待。然而,這位教宗是內裏激進的有心人,曾多次批評教徒作風虛偽,又怎會看不出原著小說和電影的弦外之音?

回歸二十年:香港涉外關係回顧與前瞻

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根據基本法第13條,香港在不涉及主權層面的涉外事務上,擁有不少空間,讓香港得以擁有與中國其它城市不同的國際身份。假如要以一篇文章概況過去二十年,香港涉外關係的大事,我們大概可以列出以下清單:

董建華政府時期

2002年,董建華政府在任內通過頗具爭議性的反恐議案。議案旨在切斷恐怖組織的資金來源,顯示中國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373號決議案,因此授權香港政府凍結任何與恐怖主義有關的資金,並視資助有關組織為罪行。此外,香港亦參與不同的國際金融機制,如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並在9/11時擔任行動組主席,此後特區政府採納了八項特別建議(第九項於2004年十月22日新增),打擊恐怖主義及其資金來源,亦加入了美國主導的貨櫃保全計劃,截查貨輪上可疑的貨櫃。這些舉措,讓香港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美國對香港的政策法年度報告,當時首先是肯定香港的國際反恐貢獻,然後才談那些人權、民主的大題目。這方面董建華政府的貢獻,應該被肯定,而他離任後擔任協助處理中美關係的政協副主席,與在任期間得到美國的信任,關係密不可分。

董建華政府的另一個涉外貢獻,在於把和前宗主國英國的關係,轉型至以貿易為主的夥伴,而不涉及高度意識形態的去殖化,令香港回歸避過了最敏感的身份認同、效忠、國際身份一類問題。英國至今認為,自己有義務監察香港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運行情況,每半年出版香港報告書,並提交至國會討論。因居港權的判決和二十三條立法爭議,英國的報告書曾表明立場,暗示對一國兩制運作的憂慮︰例如1999年的首份報告書,提及人大常委會釋法,擔心對終審判決的正當性有影響;而在23條立法上,英國報告書提到對香港人權的憂慮,並認為這是對一國兩制的重要考驗。但這些質疑的同時,英國不斷深化和香港特區政府的貿易關係,並進一步利用香港的歷史聯繫打進崛起中的中國市場,落實了「貿易壓倒政治」的方針,期間董建華政府相對務實的作風,也有助英國輿論肯定香港回歸的過渡。結果,戀殖情懷並未在董建華任期爆發,英國的敏感角色迅速淡化,香港特區護照的免簽也越來越多,確立了「沒有英國的國際身份」,這是董建華被忽略的成績。

曾蔭權政府時期

曾蔭權作為高級公務員,團隊處理涉外關係都以公務員思維為主,但也有不少重點,例如開始認真推動和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和開拓與不同國家的雙邊經貿關係。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曾蔭權任內歷史性訪問香港,成為蘇俄歷史上第一位訪港的元首,曾蔭權訪俄也得到高規格接待,俄羅斯企業一度有望大規模進駐香港市場,雖然最終沒有成事,但反映了當時港府開拓「全方位涉外關係」的進取心。同樣在曾蔭權任內,港府前高官陳馮富珍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也開拓了香港公務員參與國際管治的可能性,曾幾何時,曾蔭權、任志剛等也有望參照模式,成為中國背書下的國際領袖。香港主辦世貿年會,雖然遇上韓農大規模示威,但畢竟確立了國際都會身份,當時的特區官員得分不少。因此在曾蔭權任內,港府官員參與國際級領袖論壇,普遍都有好口碑,這對香港爭取國際地位大有幫助。

然而曾蔭權參與涉外關係的進取,卻在馬尼拉人質事件上遇上最大爭議。當曾蔭權兩次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霎時間民望暴升十點,事後卻被菲方批評不懂外交禮儀,據稱北京也頗有不滿,最後只以「特事特辦」含糊其辭交代過去,事後曾蔭權失信於中央,更是有跡可尋。不久後發生「剛果案」,根據後來時任律政司司長的黃仁龍為曾蔭權的求情信披露,當時曾蔭權曾堅持避免讓人大主動干涉判權,情願以特區司法機關採取主動,雖然最終依然要跟隨北京,採用對剛果作為主權國家的絕對豁免,但已經對香港司法自主的影響減到最小。這判決避免了讓香港成為「國際討債中心」,但曾蔭權政府在其中的態度,被認為沒有足夠捍衛中央主權,這些事情堆積下來,對中央對下一任特首的期望,或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梁振英政府時期

梁振英汲取了曾蔭權政府的教訓,在涉外事務上緊跟北京路線,任何可能出現的爭議,都會請示北京,這對爭取北京信任大有幫助,代價是國際社會開始質疑香港不涉及主權的涉外事務有多自主,因為要是香港被認為完全等同於北京,香港涉外的特殊待遇能否保住,就是未知數。2016年11月,新加坡裝甲車被香港海關扣押,新加坡總理去信港府,表示裝甲車為國家財產,港府無權扣押,並要求即時交還。按慣例,這是中新兩國的外交事件,新加坡總理卻通過去信特首,向中國表達立場,這是利用香港的獨特地位作迴旋空間。最後港府起訴船公司及船長違反《進出口條例》和《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顯示在「絕對主權豁免」下的彈性,在新加坡,案例被普遍演繹為香港配合北京政策「打壓」新加坡,至於港府技術性層面的解釋,則被輕輕放下。

梁振英任內另一爭議事件,是前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斯諾登以香港為逃亡首站,反映海外情報收集活動、執法合作和外交互動的交叉複雜。主權國家之間外交問題,理應由中國處理,然而這次涉及港美之間的法律及出入境管制:早在1996年,香港已和美國簽訂移交逃犯協議,港府有與其他國家執法合作的自主性,但中國輿論則普遍同情斯諾登,加上他在港期間提供了美國監控香港戰略目標的情報,更令港府投鼠忌器。最後,特區政府強調美國對斯諾登的引渡要求,必須符合香港法律程序,提供足夠證據予港府,而港府有權拒絕引渡被政治檢控的受害人,同時不停強調中央沒有下達任何指令,所有決定均是港府獨立作出,更以「行政程序」方式讓斯諾登離境,避免在「政治檢控」問題上作定論。事件摧毀了美國政府作為人權保護者的形象,港府的姿態,則予國際社會相對獨立處理的好感,也備受中央肯定,令梁振英的處理頗獲好評。基於同樣的信任,梁振英任內也正式解決了菲律賓人質事件,以對方的道歉作結,背後自然有北京幫忙,反映了處理香港涉外關係的潛規則,已經充份確立。

最後,習近平政府積極推行「一帶一路」,在新建立的區域平台上,港府的參與與中國內地有別,也得到亞投行的獨立參與資格。自2016年起,梁振英政府將「一帶一路」納入為特區施政重點,設立特首主持的督導委員會、「一帶一路」辦公室,中將「境外地區」(中國其他城市)及一帶一路國家,並列為可資助專業界別的交流範圍。儘管不少人認為香港不足以擔任「超級連繫人」角色,但2017年5月,梁振英獲「破格」安排在「一帶一路」國際高峰會發言,也是北京對上述角色的首肯。雖然梁振英任內極不受反對派歡迎,但在北京而言,卻是充份發揮了香港作為中國外交白手套的作用,既知道哪些是北京在基本法條文以外的底線,又懂得如何利用香港的特殊身份對外溝通,做北京不方面直接做的事。他成為政協副主席,除了是作為酬庸,相信和上述處理涉外關係的思維,也不無關係。相較下,曾嘗試走另一涉外關係路線的曾蔭權則成為階下囚,雖是各有前因,但對從政者、社會大眾傳遞了甚麼訊息,也是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