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德國漢堡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充滿張力， 和一年前的杭州峰會相比已是兩個世界，自然不是什麼「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峰會期間，美國總統特朗普成為眾矢之的，他就繼續批評其他國家對美國「不公平」，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國際威望卻愈來愈高，被各國信任指數遠遠拋離特朗普，二人彷彿來自平行時空。但德國以「正義」形象出現世界，又是否必然的全球福音？
近日的《經濟學人》專題，就是探討這問題，單是封面展示的數據圖表，已極具心思。單從數據看，去年德國錄得對外貿易盈餘近3000億美元，其數額之龐大，位居世界各國之首；與之相比，即使是長期被美國批評持「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的中國，也只有2000多億美元的貿易盈餘。
換言之，德國出口業享受了極大利潤，其他國家的出口業則被犧牲，因此特朗普指摘德國「剝削」美國出口業利潤，並稱要向德國汽車出口徵收重稅。這並非「個人意見」，強烈主張「懲罰」中國的特朗普經濟顧問納瓦羅教授，也曾稱德國是「滙率操縱國」，長期憑藉歐羅兌美元的低滙率向美國傾銷，傷害美國利益云云。
在特朗普的世界觀，全球貿易是一場零和博弈，對方多賺一些，自己就少賺一些。無論這一思路在經濟學家眼中多麼荒謬，但對於美國製造業的藍領工人來說，進口自德國的汽車、機械產品源源不絕，就是讓自己工廠倒閉的罪魁。美國保護主義在特朗普帶領下，可能持續向德國發難；默克爾也很可能更堅定支持全球自由貿易理念，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化領袖。
按照以《經濟學人》為代表的專家意見，特朗普對德國的批評，當然不準確。德國對外貿易的優勢，從不是貿易保護主義的結果，也難以通過談判、關稅等改變，更不能和「中國模式」相比。然而，這一大規模對外貿易失衡，對歐洲、乃至世界的經貿自由化，又的確是隱憂，德國需要作出相當程度的政策調整，才可能改變，而德國對此恐怕是沒有誘因的。
這是因為德國經濟壯大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德國二戰戰敗之時。當時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大舉援助西德重建，固然對其經濟短期內復甦有莫大幫助，但西德自身工業的出口實力，不久就足以自力更生。《經濟學人》文章認為，維持德國強勢出口、以及穩步累積貿易盈餘的關鍵，並非貨幣政策，而是德國工人與企業之間達成的不成文契約：德國國內市場規模有限，為了發展經濟，德國企業需要在世界市場展現競爭力，為此德國工人自願接受（相對其他發達經濟體）較慢的工資增長幅度。
在這條件下，德國企業可以顯著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出口規模，從而增加出口利潤。強勁的出口業績讓德國整體經濟發展良好，社會保障完善，德國工人就能享受高質素生活。週而復始，一個經濟大國由此而生。這發展模式，與北歐的小規模出口型經濟國家非常相近，而在全球化大潮中，德國繼續維持上述戰略，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與英美相比就很有限，本國的就業水平、貧富差距，都處在可控層面。主張排拒移民、質疑經濟模式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等極右政黨，在德國始終難成氣候，除了有文化因素，德國經濟水平始終居高不下，更是主因。
問題是，德國經濟好，國家政策提倡多元共融，卻不等於一定對世界好。
在德國的強勢出口格局中，根據上述「社會契約」，德國工人階層因為工資增幅有限，消費能力也受限制，從而降低了德國的進口量，亦等於影響了貿易夥伴的出口增長。同時，步入老化的德國社會，亦將越來越多收入用作儲蓄。德國出口業預見到本國的低利率、老化趨勢，認為本國投資回報有限，於是將巨額出口所得的利潤投資海外。這一決策造成的影響相當深遠：一是導致國內基建投資不足，二是海外投資資本過剩，劣質投資和相關風險增加、投機成性，並會影響其他經濟體的發展（例如希臘）。目前我們難斷言德國的巨額貿易盈餘，會對歐元區、乃至全球經濟造成什麼直接影響，但大量投放海外的資本，畢竟容易在高風險地區形成泡沫，這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背景之一。
一旦危機爆發，德國可能瞬間成為千夫所指，這與中國的境遇，其實頗為類似。要調整德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德國工人的工資需要上漲，德國企業和政府需要加強投資國內，德國財政也應與歐元區其它經濟體的財政政策協調，尤其是將本國財政盈餘向南歐國家傾斜。唯有如此，德國才能與歐洲經濟體真正「和諧共處」，不會成為希臘等國眼中的「經濟侵略國」。然而，上述措施牽一髮動全身，德國國內誘因有限，領袖如受惠於經濟紅利的默克爾本人，自然也沒有動機做出宏觀改變。
德國和中國雖然價值觀不和諧，但近年雙邊關係不俗，除了因為有了對全球化的共同信念、以美國保護主義為共同對手，兩國作為全球化時代的實質獲利大國，其實也有共同利益。英國脫歐後，未能令歐盟解體，也沒有其他歐洲國家跟隨，其實反映挑戰德國控制歐洲的行動失敗；在可見將來，德國以龐然大物姿態影響全球經濟，依然會是常態。「歐豬國家」這名詞近年雖然彷彿被按下不表，但結構性問題依舊，希臘人對德國的仇恨也依舊。下一波危機，始終會出現的。
小詞典：貿易壁壘
指一國政府阻礙國際貿易自由流動的政策，主要分為關稅和非關稅兩大類。關稅直接通過徵稅形式，增加國際貿易成本，從而影響國際貿易量；非關稅壁壘則多種多樣，包括配額限制、本地生產補貼、進出口許可證等，旨在限制本國進口量，削弱海外商品在本地市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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