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

烏拉圭朝野何以同情蘇亞雷斯咬人?

烏拉圭球星蘇亞雷斯因為在世界盃比賽咬意大利球員,成為全球風雲人物。假如這發生在其他國家,相信難逃一片譴責,但烏拉圭舉國上下卻力挺蘇亞雷斯,連總統穆希卡也以語言偽術表示「我看不到他咬人」。背後的原因,其實不難找到國際關係解讀。

烏拉圭原住民查魯亞人(Charrua)雖然幾乎被西班牙殖民者滅絕,但烏拉圭依然以查魯亞永不言敗的戰鬥精神為國魂,也就是所謂「查魯亞之爪」,烏拉圭足球隊就是以此為別稱。烏拉圭立國後也並非風平浪靜,一度被兩大南美強國巴西、阿根廷夾擊,養成了小國寡民的被迫害情結。相對於其他南美國家,足球是烏拉圭唯一能登上大雅之堂的項目,而且還是南美足球祖先,事源在19世紀,英國以烏拉圭制衡巴西、阿根廷,派英格蘭工人到烏拉圭建設,無意中製造了南美首個足球王國。這三重原因,令足球在烏拉圭得到遠超一般體育的社會地位。

與此同時,蘇亞雷斯還象徵著階級情結。他上次因為咬人被罰停賽,已得到國內球迷以「查魯亞之爪」巨型橫額支持打氣,烏拉圭人認為他在球場上咬人、施以「上帝之手」,代表了不惜一切的爭勝心,這才是真正的「尊重」比賽,因為其他身嬌肉貴的富豪球星,根本不會為了勝利「去到咁盡」。雖然個別風格不同的烏拉圭球員(例如科蘭)認為這精神被曲解,但客觀而言,烏拉圭足球長期被稱為「南美爛仔」,部分確源於此。

蘇亞雷斯由街童晉身富豪球星行列的勵志故事,也是烏拉圭人向上流的樣板。烏拉圭足球發達,國內各級球會極多,往往一條龍培訓,然後輸出鄰國,但球星搖籃卻是在街頭,而街頭比賽不可能沒有粗野動作,也不可能沒有街頭智慧。這個上流夢,掩蓋了社會諸多黑暗面,令烏拉圭人得到一定向心力。他們認為,蘇亞雷斯「不忘本」,保留了率真的一面,也代表打破富豪球會培訓的壟斷。說到底,烏拉圭足球近年重返「列強」行列,與上屆世界盃得到殿軍關係至巨,而這又完全因為蘇亞雷斯的「上帝之手」才能出現。此後烏拉圭球員更搶手,也更自信,因此對烏拉圭而言,蘇亞雷斯絕對是英雄,不會因咬人而改變。

至於連總統也支持蘇亞雷斯,則涉及另一重計算。這位總統不是等閒之輩,他在軍政府獨裁管治期間做過政治犯,當選後被稱為「全球最窮的元首」,不但拒絕入住總統官邸、繼續住在農舍,還每月捐出九成薪金給慈善團體,令他贏盡清譽,也為烏拉圭得到認同。無論是真心還是假意,都可見穆希卡對個人形象建構頗有心得,也深知國際輿論的重要性,自然知道維護蘇亞雷斯,會在國際社會成為獨夫。

但他還是要發聲,因為蘇亞雷斯被「妖魔化」除了打擊國民士氣,也可能影響到烏拉圭社會的「足球維穩」體系。對烏拉圭人而言,蘇亞雷斯咬人不過是投入、「騎呢」,論傷害程度,還不及好些紅牌行為,更不及國際足協疑似受賄。假如烏拉圭政府沒有表態,等於默許國際社會「雙重標準」,幾乎就是「烏奸」了。所以烏拉圭唯有爭取話語權,把蘇亞雷斯的行為演繹為「另一種競技精神」,才得以說服國內無數窮苦青年繼續以現有方式生存下去。烏拉圭政府是否力挺他們的英雄,已成為國家「維穩」的大事了。

2014年6月27日星期五

日本棒球與足球的政治經濟學

早前講述日治時代台灣嘉義農林棒球隊揚威日本甲子園的電影KANO引起哄動,令人在世界盃日本隊出局之際想起,足球在日本真正流行起來,不過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同時,足球在美國還是火熱不起來,近年雖有所普及,但美國人對世盃的興趣,依然不及美式足球與籃球。

關於哪種運動在哪些國家流行,涉及原因眾多,筆者四年前曾談過何以美國人捨英足而取美足,不贅。KANO則提醒了大家,美式足球和日本棒球之所以流行,還有一個體系在支撐,那就是學校的角色。

記得筆者在美國讀書時,當地同學最重視的學校盛事,便是和其他大學的美式足球對賽,特別是一年一度的「哈佛—耶魯」之戰,更是全校最盛大的嘉年華。好些同學以「美式足球員」為校內首要身份,中學開始就是體育明星,就像KANO的甲子園,雖只是中學生聯賽,注目程度卻達到全國級數。起碼在中國,沒有足以相提並論的學界盛事。

對大、中學生而言,發育期的男生多希望通過體育展示其陽剛味。美國人不少認為乒乓球及羽毛球太「斯文」,惟有全副盔甲、像軍人衝撞的美式足球,才足以顯示成年,相較下英式足球也變得不夠粗獷。那棒球呢?原來曾幾何時,也異曲同工。KANO的台灣球員回憶說,當初根本沒台灣人敢加入棒球隊,認為「過分暴力」,足以把人擲死,首批加入的被視作「勇士」;但運動普及後,棒球員就成為校內偶像。

校園角色舉足輕重

基於日本棒球與美式足球在校園歷久不衰的重要性,不少前運動員成為政客或商人後,還是大力支持同一運動;而那些學生棒球員及美式足球員,也得到社會賢達校友的關係網。這種社會樞紐,足以穩定整個運動的社會地位。即使沒有職業聯賽,日本棒球和美式足球也可長久生存下去,因兩地學校提供源源不絕的新秀,也有自身的最高殿堂,以及金錢以外的誘因;最有天份的運動員,像KANO的一些主角,不用打職業賽也能青史名留。像布殊那樣的權貴子弟,不可能當職業美式足球員,但在校內打過比賽,卻是從政生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直到日本職業足球聯賽出現,當地足球才真正起飛,國家隊也開始成為世盃常客,不少球員有了到海外球會效力的實力,無疑搶去職棒聯賽的風頭;加上棒球的階梯,就只能到美國打職業賽,沒英式足球的全球影響力,於全球化時代也自然輸蝕。但在日本青年當中,棒球的地位依然沒有改變,因要逆轉那個「校園政治經濟網」需時數十年。

至於美國抵禦「英式足球全球化」的能力更強,縱使聯賽連碧咸也請過來(對不少美國人而言,他是唯一被認識的足球員),可是一時的消費主義,不足以令社會潛規則改變。

2014年6月26日星期四

卡塔爾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應取消嗎?

本屆世界盃決賽周期間,除了上映正場比賽,背後還有更精彩的暗戰,主角是醜聞纏身卻希望連任的國際足協主席白禮達,而卡塔爾獲二○二二年世盃主辦權則成為暗戰主戰場。一般人不怎麼關心誰是國際足協主席,但大多對卡塔爾爆冷奪主辦權感到不可思議,值得在權力政治的角度外,認真探討其主辦權應否被取消。

卡塔爾獲主辦權後一個月,筆者剛好在當地,實在不容易感受到「成功爭取」的喜悅,當時就想究竟是否出了錯,而這些年來對「出了錯」這判斷只有愈來愈肯定。

雖然卡塔爾當局再三保證,其研發的「全天候冷氣球場」令比賽球員不用擔心攝氏五十度的瘋狂高溫,但夏天到過當地的人會明白,關鍵不是球場內,而是整個地方。就算球員比賽、訓練與休息的地方全部有冷氣供應,交通則有冷氣巴士,可毫不接觸自然氣溫,但對一般球迷而言這是不可能的。要是真的可能,卻代表世盃的一切完全在一個人工城內進行,好比一個密室,只要發生小型恐襲便會一切癱瘓,怎樣說也並不理想。

國際足協挑選主辦國的基準,表面上包括在不同地方推廣足球,因此才一度有各州輪流主辦的政策,後來政策取消,但畢竟重視主辦國裏「人」的元素。要是一個地方的居民毫不喜歡足球,盛事也不可能有氣氛。

但在卡塔爾舉行世盃,恐怕難以帶動足球在中東的發展,因上述「威尼斯人式」設備,只能由各大品牌壟斷,消費不是中產以下的民眾可負擔。鄰近地區的窮人到卡塔爾,就得忍受五十度的天氣住廉價地方,結果只會令活動淪為一個階級盛事。缺少平民百姓參與,即使近在咫尺,也不會感受到世盃便在身旁舉行,除非卡塔爾政府宣布讓所有參與建設的外勞免費觀賞,這才或可彌補缺憾。

國家球會化 欠人文關懷

同樣值得思考的是,國際足協是否鼓勵卡塔爾這類「國家隊」的組成。雖然不少國家都有大量歸化球員,這也屬全球化時代普遍現象,但相關球員通常是移民後裔落地生根。卡塔爾這類國家卻人口極少,要在體育項目爭取成績,只能直接邀請運動員以優才身份入籍,本質上與商業球會的買賣毫無分別。選擇入籍的「外援」,也不會基於對卡塔爾的歸屬感而歸化,只會考慮整個「package」;至於比賽後是否留在「國家」,更無關宏旨。

說到底,國際足協始終把足球與民族主義掛鈎,否則也不用強調以國家為單位,不用拒絕大量非獨立地方的會員申請,也不用連波斯尼亞足總由三族輪換主席這樣的「違反正常國家行為」也要干涉。

世盃舉行初年,希特拉與墨索里尼以滅人國、強徵兵等方式吸納球員,遭廣泛批評,「卡塔爾模式」是「國家球會化」,雖為和平演變,衝擊同樣可大可小。要是有一天,微軟和某窮國達成協議,買斷一塊土地「立國」,並以經營球會的方式請球星入籍「微軟國家隊」,其他國家會怎回應?卡塔爾國王其實就是蓋茨,主辦世盃是為了打造公司(國家)品牌,對人文關懷的元素最不重視。要是其申辦過程真的涉貪,發還重新投標已是最好的下台階。

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

世界盃為什麼沒「大中東賽區」?

每次世界盃決賽周,都教人注視一些國家隊與所屬地理賽區並不完全相符,例如澳洲年前離開大洋洲,加入亞洲;哈薩克離開亞洲,加入歐洲;以色列地處亞洲,但只能踢歐洲;圭亞那、蘇里南位於南美洲,就在巴西旁邊,卻參加中北美及加勒比賽區。

這些案例各有前因,世界盃專版都曾作介紹,但還有一個更顛覆性的問題應予探討。為什麼世盃要以傳統洲份為賽區?舉例而言,本屆暫時表現不俗的阿爾及利亞為什麼代表非洲?何以就不能有一個「大中東賽區」?相對於局限在亞洲的「小中東」,所謂「大中東」並沒劃一定義,一般涵蓋伊朗及以西的亞洲國家(目前在亞洲賽區)、北非的馬格勒布國家(目前在非洲賽區)及地中海東部的土耳其、塞浦路斯等(目前在歐洲賽區)。這樣定義,大概有20國。本屆決賽周來自這地區的有伊朗與阿爾及利亞,從前曾打入決賽周的,尚有沙地、埃及、突尼西亞、摩洛哥、伊拉克、阿聯酋、科威特和土耳其等。

促進合作 和平崛起

這些國家在各自洲份均不居主導地位,反而相互之間同質性強,都信仰伊斯蘭教,並有很深歷史淵源,且不少屬於同一組織(像阿拉伯聯盟)。在政治角度,一個獨立賽區、組成獨立足協除可提升其國際地位,擁有自身代表和其他大區平起平坐,加強成員向心力,也能製造更多區域盛事刺激消費。

在目前處於轉型階段的「後阿拉伯之春時代」,區內不同陣營國家更需盛事去放下分歧與促進合作。雖此刻也有「阿拉伯國家盃」、「泛阿運動會」足球賽等機制,但層次畢竟不及世盃,也難以凌駕亞洲足協等組織。特別是土耳其、伊朗和埃及這些區域大國,被分別當歐、亞、非國家看待,間接令她們失去不少交流平台。若這些國家能通過球賽建立共同身份認同,或會帶來「和平崛起」之契機。

何況單以足球角度論,「大中東賽區」對相關國家也有一定吸引力。目前,她們在各自洲分都無必然席位,例如亞洲賽區的西亞球隊,上屆就全軍覆沒,4個代表名額皆來自東亞(日本、澳洲、南韓與北韓)。土耳其雖曾奪2002年世盃季軍,但放到強手林立的歐洲賽區,也經常連分組賽也衝不過。若規定中東賽區有3席出線席位,這些國家的出線機率便大增;即使只有兩席,也比上屆成績好(2010年僅阿爾及利亞打入決賽周)。

當然,這些球隊水平相對不太高,要是留在其他賽區,多和強勁對手交流,或能提升其整體質素,否則像澳洲走後的大洋洲賽區,紐西蘭已是「勁旅」,就只有「塘水滾塘魚」。

但諷刺的是,西亞國家在亞洲賽區原來水平領先,直到近年才滯後;北非國家在非洲原來也是領先,近年才被西非蓋過,反映她們並非缺乏和較高水平國家的交流機會,反而可能因缺乏「平權政策」保障獨立身份,令其自身特色難以彰顯。就像要是從前只有「歐亞區」,也許亞洲足球到今天也發展不起來。設立「大中東賽區」,起碼比卡塔爾主辦世盃對區內更有價值,既然這些國家要「做大事」,何不再想大一點?

2014年6月24日星期二

巴西名宿中伏記:假如烏茲別克打入世界盃決賽周

本屆世界盃有不少國家差點首次打入決賽周,卻在最後關頭功虧一簣,例如歐洲的冰島、非洲的布基納法索及亞洲的烏茲別克。在亞洲區最後十強,烏茲別克和南韓在小組同分,只以一球得失球之差未能出線。若這個不為人熟悉的中亞國家晉身三十二強又會怎樣?

資深球迷對烏茲別克或有一些印象,因該國是前蘇聯分裂出來的中亞五國中最強一隊,獨立後首次參加亞運便奪足球金牌,決賽擊敗的正是中國。但對研究中亞的學者而言,「烏茲別克足球」卻另有政治含義。

該國的國家隊主力大多來自聯賽冠軍常客、首都塔什干的豪門球會賓約哥(FC Bunyodkor)。此球會在二○○五年改名、二○○七年才升班,自此卻壟斷聯賽,自然內有玄機,因斥巨資購買和改造賓約哥的神秘公司Zeromax,幕後老闆正是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的女兒古爾納拉(Gulnara Karimov)。西班牙《國家報》對她的描述,最能說明此人真正身份,該報稱她是「戴安娜王妃、佩林、邦女郎、動畫的地獄Cruella和她父親右臂的混合體。」《金融時報》對她也曾詳細介紹,當然都是負面的。在國內,據說她有「全國最討厭的女人」之惡譽。

賓約哥的「氣運」,有點像俄羅斯油王艾巴莫域治入主後的英超球會車路士,但捲入的漩渦更複雜。卡里莫夫是世上最後的獨裁者之一,烏茲別克一九九一年獨立以來執政至今,家族長期被指貪污,但國內資源豐富,成了他維繫政權最大憑藉。

在此「家天下」國度,古爾納拉原被視為潛在接班人之一,父親把她作為外交家、名媛來培養,曾讓其擔任駐聯合國與西班牙大使,主要慈善團體和家族生意都讓她經手。古爾納拉希望通過足球,建立在國民心目中的形象,故賓約哥不但在聯賽無可挑戰,也在國際球壇名聲暴發。

與巴西球星瓜葛甚深

二○○八年,該球會以八萬鎊周薪簽入已臨近退休的巴西球王李華度,不久再買下其他四名巴西球星,又任命另一前巴西球王薛高為主教練;薛高走後,接手的又是巴西名帥,這次赫然是史高拉利,也就是今天巴西國家隊教練,他前後執教十一個月,薪酬高達一千一百萬歐羅。

奇事卻發生在史高拉利時代,古爾納拉的公司Zeromax忽然宣布「破產」,觀乎這公司背景,除非國家滅亡,否則不會自然倒閉。一般相信破產原因,是一些非法業務曝光,為免連累政權,才要金蟬脫殼。為了證實破產,賓約哥也要「交戲」,李華度等球星的天價合約紛紛爛尾收場。這些巴西球星在烏茲別克雖獲財富,但失去尊嚴。據「維基解密」引述史高拉利透露,他們曾要故意輸掉比賽去配合權貴賭波,例如在某場比賽,球證於首十分鐘就把全部巴西外援紅牌罰離場,賽後他向史高拉利道歉,說不希望全家被害。

現在賓約哥獲另一些國營公司支持,雖不再大規模炫富,但繼續壟斷國內球壇。古爾納拉則行蹤成謎,因她「經營失當」並流露急於接班的野心,據說已被父親「雙規」,勢力正瓦解,不久前甚至要寫親筆信到國際社會求救,詳見英國廣播公司月前報道。

烏茲別克國家隊要是晉身決賽,走到瓜葛甚深的巴西,究竟會被卡里莫夫家族視作國家光榮,還是被當作卡里莫夫千金的「反動工具」?它會給予烏茲別克政府國際資本,還是令國內種種醜聞暴露?這些都有可能。可惜該國就是在外圍賽比南韓少入一球,這些劇情只能在平行時空出現了。

2014年6月23日星期一

尼國足球如何創造七十九比○賽果?

每屆世界盃的非洲球隊都難以捉摸,時有意外驚喜,有時卻毫無士氣,難免令球迷想多了其他因素。本屆喀麥隆是典型,這隊「非洲雄獅」險些因出場費問題拒絕成行,而連戰連敗,更給人勉強上陣的感覺。兩屆前的多哥首次進入決賽周,也因獎金問題內訌。

教「博彩界」印象更深的是一九九四年首次打入決賽周的尼日利亞,艾摩卡治、耶堅尼等國際球星林立,小組賽虎虎生威,成了奪冠黑馬,十六強大敗一仗卻判若兩隊,至今仍是不解之謎。

貪污嚴重 波及球圈

本欄分享過筆者在尼日利亞的遊歷,該國足球也有很多可談,例如當地球會創下七十九比○比賽紀錄。那是二○一三年七月,兩支低組別球隊爭取升班,一支叫「高原聯支部」(Plateau United Feeder,高原聯屬較高組別,這是其在低組別培訓球員的「feeder club」),另一支叫「警察機器」(Police Machine)。兩隊分別以籃球式比數七十九比○和六十七比○大破對手,最後尼日利亞足總凍結四支球會會籍十年,所有涉案職業球員終身停賽。

要這樣安排球賽,需要大量不同崗位的人配合:對賽雙方要先談好價錢,「上下一心」,全體球證「識趣」,還要球童合作,因為這樣的比數不能浪費拾球時間(據說球會職員自發取代球童),加上即時通訊,監察另一場同步進行的比賽,七十九比○才可出現。在尼日利亞鄰國加納(也是另一支本屆決賽周球隊),年前聯賽也產生過三十一比○紀錄,涉案班主還是一代加納球王庇利(Abedi Pele),筆者四年前介紹過了。

按中國外交部說法,「全體地球人」都知道這比數有違常識,但在尼日利亞可以出現,就是「國情」了。尼國「貪污文化」背景複雜,首先國內嚴重分裂,不同族群被殖民國家強行結合,對立嚴重,各級政府信不過民主制度,只以本族人民利益優先,根本不存在全國通行的基準,鄉里「打招呼」是日常生活一部分。

公職人員以權謀私也是「國情」。他們薪金有限,要是沒有其他渠道「維生」,就沒有人願意擔任公職,所以球證找「外快」,習以為常。石油令尼國部分人「先富起來」,國家愈來愈兩極化,大城市崇尚奢華,又鼓勵貪污進一步發展。

這種氣氛下的尼日利亞足球難免受影響。無論球員多麼有天分,要發揮正常,必須全隊上下台前幕後合作,還要負責獎金的當局不上下其手,只要任何一環出錯,或球員預示任何一環出問題,士氣就大受打擊。

不少人批評這些球星貪錢。其實獎金也許是其次,他們當中不乏富翁,不滿整個「文化」才是主因。國家隊的際遇就像國家本身:尼日利亞擁有豐富石油資源,人口眾多,軍隊有實力,教育水平不俗,也有不少發奮上進的例子(見本欄五月十四日文章《非洲大國崛起—尼日利亞的人情味》)。要不是貪污誤國,早就成為非洲龍頭了。

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

阿富汗——「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上周新華社舉辦南亞論壇,難得請到來自所有南亞國家的高級外交人員齊集香港。其中阿富汗外交部政治司長巴辛(Sultan Ahmad Baheen)第一次訪港,他用了一頓飯的時間,不斷向我介紹阿富汗的「真實一面」,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據他所言,阿富汗其實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之一」,我們在媒體得到的印象,包括戰爭和恐怖襲擊,都是西方主導的媒體刻意誤導,用來證明美國繼續在區內存在的價值。這種說話自然是官方文宣,但也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我們經常混淆了「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

外交高層:我們樓價超香港

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崩潰後,激進分子大本營一直在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的部落管理區FATA(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鞭長莫及,而收容阿富汗塔利班殘餘分子的也是FATA。只是因為巴基斯坦(表面上)是美國反恐夥伴,美國又沒有打算解決FATA問題,阿富汗的危險名聲,也就依然蓋過巴國。

這位外交高層關於阿富汗「盛世」的敍述,更有思考空間。在他口中,阿富汗的大城市現已基本復原,頗為「繁榮」,樓價比香港還高,說我們的房子「划算」。

我翻查資料,對某個階層而言,這說法也不能說是錯。阿富汗變天後,出現了新的既得利益階層和靠外國公司維生的圈子,他們領取水平和美國不相伯仲的薪金,成了「先富起來」的一群,把物價推到自己才能負擔的境界,只是一般人屬於另一個世界罷了。該外交高層又說,阿富汗有過百萬輛汽車在行駛,包括最新的二○一四款式。似乎這也不能算錯,因為除了「先富起來」階層的名車,阿富汗歷年製造的老爺車,在偏遠地區也還在使用。

見我一臉狐疑,他說要是我有興趣去阿富汗「釐清誤解」,政府可以安排保鑣,他連坎大哈也可以陪同一起去,「安全絕對沒問題」。於是,我忍不住問他:既然安全,何須保鑣?他說:「這只是為了你們的心理質素,讓你們感覺安心,其實是不需要的,本地人都不會帶上保鑣。」但為什麼阿富汗新貴出入任何地方,都有大批荷槍實彈的隨從保護?他說:「他們只是要展示自己前呼後擁的地位,不是為了安全。」

數月前,我一位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的瑞典朋友,在阿富汗採訪時被槍殺,他甚至懂得當地語言,那我們豈不是更危險?外交高層說:「那是十分特殊的意外,事發地點一向絕對安全,我們判斷是個別兇徒為了挑戰政府的個別事件,世界各地大城市都有的,你們不是也有類似案件嗎?」

後來,我又查過資訊,似乎阿富汗保鑣業的確是十分龐大,既有實際需要,也有紓緩失業困境的考量,究竟何者為因、何者屬果,抑或互為因果,就只能到當地才能判斷了。

聽了這麼多,假如你是我,會對出發到阿富汗動心嗎?

2014年6月19日星期四

「高登神隊比利時」:愛國和不愛國之間

本屆世界盃最受關注的除了傳統強隊,還有盡得網民歡心的比利時。該國成為高登網友「加持」的「神隊」,自然與一系列數據有關:比利時隊是全球身價第三高的國家隊,以不敗姿態霸氣殺入決賽周,球員都效力歐洲頂級聯賽,年輕當打,走在一起,就彷如電腦遊戲玩家組隊那樣神妙。

比利時足球走出長期低谷,異軍突起,原因已有諸多資料披露,例如該國十年前發表「藍皮書」制定新足球政策,以大量經費投資青訓,直接培養球員等,都被廣泛提及,說明國家的角色無疑重要。

荷法聯賽助球員成大器

與此同時,比利時社會普遍不愛國,可能也是球員質素提升的間接原因。在歐洲,比利時是愛國主義最薄弱的國家之一,北部荷語區和南部法語區形同兩國,還有面積細小的德語區也自成一國,相互少有往來。

「比利時國民教育」很不成功,據說超過六成人不懂唱國歌第二句,連來自荷語區的前首相萊特姆(Yves Leterme)被問及會否唱國歌的法語版時,居然也以法國國歌《馬賽曲》回應。在二○一○至二○一一年間,比利時創下五百四十一日無政府狀態記錄,但全國各地公共服務一切如常,甚或更有效率,反映「中央」在一般人心目中、乃至實際上,都不是那麼重要。

既然國家統一意識薄弱,荷語區近年經濟發達要自成一國,法語區也有人要與法國合併,比利時球會就習慣了把球員輸出到各自真正的「母體」荷蘭和法國,作為球員上位的下一步階梯(其實由比利時到荷法兩國,不過一小時車程而已)。換句話說,比利時青訓固然有政府的功勞,但比利時聯賽質素有限,還是靠「第二祖國」荷蘭、法國的「專業加工」,才得以往頂級聯賽成大器;比利時球會沒有國家包袱,也安於成為其他國家強隊的「feeder」。

球會既然成了feeder,為了營運,便大舉引入其他族裔的新移民培訓,作為基本生存模式,令比利時國家隊的其他族裔,高於在國內的人口比例。然而,他們不少有雙重、甚至多重國籍。根據中國邏輯,「愛國純正性存疑」。結果,比利時國家隊吸收了兩大語區的「外部資源」、三類族群的不同風格,就成了三合一雞尾酒。當然,不少足球小國也是這樣生存,但她們的愛國主義通常很強;比利時隊的向心力有多強,就全憑領隊功力了。

難怪比利時人打趣說(也是萊特姆的名言),唯有三種物件能提醒他們還是「比利時人」:國王、啤酒、足球。比利時國家隊成功,既有國家青訓的功勞,卻也是國家分權、商業運作和外部「母體」支援的結果,確是比利時國情的最佳投射。結局呢?難以預料了。要是比利時成績極好,或會有助暫時壓下分離主義,但若果因而出現更多中央政策,卻又可能失去現在的脆弱平衡,令不同語區不滿。要是國家隊表現雷聲大雨點小,令比利時人最後的集體身份認同也喪失,分離主義卻能借題發揮。

愛國與不愛國之間,畢竟有很大空間呢。

2014年6月18日星期三

波斯尼亞國家隊「大和解」有多成功?

還記得三年前,筆者身在波斯尼亞,大街小巷攤檔都有球星迪斯高(Edin Dzeko)的球衣售賣,和當地人談起這位效力英超球會曼城的前鋒,他們都與有榮焉。但不遠處,就有當年內戰留下來的破屋群,公園告示板仍貼滿失蹤親友的照片。當時就想,究竟波斯尼亞國家隊是否真的讓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穆斯林三族人民「一笑泯恩仇」?這次他們歷史性打入世界盃決賽周,國人雀躍嗎?

據公開資訊,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單是波斯尼亞聯賽的演化,彷彿證明了融和的可能。南斯拉夫解體初年,波斯尼亞三族混戰,球場上也有各自的聯賽。後來穆斯林和克族結盟,組成「波黑聯邦」,雙方聯賽多了交往,由各自的冠軍隊踢附加賽,決定誰代表波黑踢歐洲賽。

到二○○○年,雙方建立「波黑聯賽」;再多等兩年,塞族人聯賽也終告加入。波斯尼亞足總本來和國家元首一樣,由三族人輪流擔任,但這符合「國情」的做法在二○一一年被迫取消,因國際足協通過禁止參加國際賽,強行促成改革(這也是國際足協會長白禮達自豪的政績)。波斯尼亞國家隊也做到種族融和,主力包含三族代表,球員有不同宗教信仰,球隊上下合作無間,完全不像來自十多年前的死敵族群。這樣看來,波斯尼亞似乎已是一個「正常國家」,球場外尋找商機的財金界也如此研判。

潛藏分歧 和平脆弱

但樂觀背後不能掩藏一個事實,就是對波斯尼亞的塞族人與克族人而言,同胞的母體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就在身旁,那裏始終是他們主要忠誠所在。在這個百廢待興的國家,近年雖多了國際投資者進入,個別城市經濟起飛,但目前全國失業率高達四成四,根本不可能留着塞族及克族的青壯人口。波斯尼亞維持着脆弱的和平,只因西方促成三方簽訂《代頓協定》,並以強制手段背書,任何一方反悔,代價會是失去歐盟援助和大國保護。

問題是三方至今都不滿意協定。穆斯林認為在南斯拉夫時代,波斯尼亞本來就劃歸他們主導,現在四分五裂的制度本應廢除,無論是否發表「白皮書」,終極目標都是「一國一制」。塞族則要求進一步分權,連科索沃也成功獨立,令他們認為「塞族共和國」更有資格獨立。克族當年與穆斯林結盟,只是迫於無奈的選擇,現在雖也是三大族之一,但「波黑聯邦」被穆斯林主導,變相令其地位下降,所以希望廢除「波黑聯邦」,建立和塞族及穆斯林平起平坐的「國內第三國」。

結果在世界盃,波斯尼亞塞族人主要還是支持塞爾維亞國家隊,克族人則擁護克羅地亞國家隊,波斯尼亞「國家隊」的鐵桿支持者僅穆斯林。在「塞族共和國」,電視台甚少播放波斯尼亞國家隊的比賽,群眾也沒為國家隊晉身決賽周大事慶祝。

國家隊雖三族融和,主導目前二十三人代表隊的卻還是穆斯林,有十五人之多,這和他們的人口比例乃至足球水平,都不完全相符。隊中球員確實相處融洽,但另一客觀事實是,除了迪斯高等個別例子,他們無論來自哪一族,不少是海歸的、「離地」的,無直接經歷過國內慘烈歷史,但期望「在地」的同胞都有同樣胸襟就不現實。

國家隊「大和解」,不等於波斯尼亞已全面「大和解」,兩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2014年6月17日星期二

克羅地亞主將被停賽的「法西斯情懷」

不知道有多少球迷留意,世界盃揭幕戰登場的克羅地亞,主力球員施蒙歷(Josip Simunic)被罰停賽,原因涉及複雜的國際關係,足以作為通識教材。

施蒙歷是克羅地亞球壇元老,2001年開始就代表國家隊,至今上陣百多場。他生於澳洲,曾長期效力德國聯賽,理應見過世面。去年,他在國家隊與冰島踢附加賽的關鍵時刻被指「煽動群眾」,與球迷作出「法西斯口號互動」(他大叫「為了家國」,群眾大喊「準備好」回應),結果遭包括體育部長在內的國內外輿論譴責,結果被重判停賽十場,包括世盃。

大家也許認為,這口號只是為了鼓舞士氣,施蒙歷本人也如此辯解。但在克羅地亞球壇,任何涉及法西斯的符號都具高度爭議性,因那是克國最尷尬的歷史。

所謂「克羅地亞法西斯」,是指二戰期間的執政組織Ustasa,它受意大利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支持,推崇極右種族主義理念,爭取克羅地亞從南斯拉夫獨立,結果軸心國在二戰入侵南斯拉夫後,真的扶植「克羅地亞獨立國」獨立,Ustasa也大舉種族清洗,對象除了猶太人,主要還有塞爾維亞人。這段歷史直接激化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的仇恨。及至冷戰結束,南斯拉夫再次解體,塞、克球員形同陌路,依然與Ustasa的歷史有關。

然而,從民族主義角度,Ustasa依然被不少克國人懷念,認為它畢竟落實了克羅地亞第一次從南斯拉夫獨立,「有功於國家」。何況,塞族游擊隊對付克羅地亞人的手段也十分殘暴,克族人自也拒認處於道德低地。

近年每次出現塞、克對賽(兩國偏偏在2014年世盃外圍賽的同一組),克羅地亞都有球迷掛起Ustasa海報,或高唱當年的法西斯歌曲,國際社會通常予以譴責,國內體育部憂慮受處分,故也會配合。但假如反應過分嚴厲,又會反過來激起國內「反大塞爾維亞主義」。施蒙歷的案例並非個別例子,早前一支克羅地亞球會的主席於公眾地方戴上Ustasa帽,也受盡批評。

以政治正確的角度論,施蒙歷停賽是最容易的解決方法,這故事卻帶出一個客觀事實,便是不少足球比賽鼓舞士氣的方式,都和特定時代背景有關,也和特定時代背景的「愛國主義」有關。當足球成了民族主義的工具,無論有否球員「煽動」,有歷史鬱結的球迷皆會「自發」做出類似行為。

施蒙歷被罰停賽並不能治本,克羅地亞右翼支持者,乃至不少球員都認為不公平。他們覺得要避免雙重標準,任何象徵共產時代東歐政權的符號也必須從球場剷除,因東歐共黨涉及的人道慘案也多不勝數。基於同類原因,「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歌曲也必須禁播,要是做不到,懲罰施蒙歷就是小題大做。

無論大家是否認同,此案例說明了足球怎可能不涉政治呢!

2014年6月16日星期一

侯賽因副手重出江湖?

伊拉克局勢突變,激進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攻陷多個重鎮,迫近首都巴格達。關於此組織與「恐怖主義龍頭」阿爾基達的恩怨和分裂,本欄早在上月介紹。

不少分析認為,ISIL並沒這麼大實力,其他配合作戰的武裝部隊同樣值得注視,例如侯賽因 [註:明報譯薩達姆] 時代二號人物易卜拉欣(Izzat Ibrahim al-Douri),正是「其他配合作戰的武裝部隊」幕後領導之一。這傳奇人物是否真的重出江湖?還是他始終在江湖中?他還有具體實力嗎?

「去復興黨化」政策惹禍

要解答這些問題,筆者要先由他本人談起。在美國的「撲克牌通緝名單」中,其排名是第六的「梅花King」,原是伊拉克政權二號人物、革命指揮委員會副主席,也是侯賽因的親家,屬少數成功逃過美國追捕的高層,今年已七十一歲。

據前伊拉克政權中人所言,他不像侯賽因那樣喜怒無常,也沒侯賽因兒子烏代與庫賽的氣焰,故較得人心。同時,他有霸氣一面,如在海灣戰爭前當眾痛斥科威特代表,就為他取得崇高威望。美國情報部門把他成功逃脫,歸因其在開戰前從銀行提取十億美元,令他成為伊拉克武裝的地下金主。侯賽因死後,殘餘武裝據說奉易卜拉欣為領袖,他也協助整合其他友好武裝,例如屬蘇菲教派的「納克什班迪教團」(Army of the Men of the Naqshbandi Order)。

目前不知道易卜拉欣是否真的在今次攻勢發揮關鍵角色,但這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代表的勢力,包括伊拉克復興黨殘餘分子、乃至當地遜尼派,確是在過去十年被迫變得愈來愈激進。所謂「被迫」,涉及美軍佔領伊拉克期間最具爭議性的政策 —「去復興黨化」。這是美國核心政策之一,規定所有侯賽因時代的公務員,只要與復興黨有關連都要被解僱,也不容許再次被政府聘請,涉及具體「罪行」的高層更盡數被捕。

美方熱心推動有關政策,有點像二戰後德國的去納粹化、日本的去軍國主義化,但規模和程度比這兩個案例更徹底,畢竟不少前納粹公務員、日本右翼政要在戰後返回政壇,伊拉克復興黨殘餘卻遭連根拔起,甚至成為新權貴打壓異己的標籤。可以想像,那些流亡海外的伊拉克異見人士最歡迎此政策,而要推倒重來的美國也受惠不少。

問題是,如此針對性的「敵我矛盾」,直接造成新伊拉克民選政府管治危機。前朝精英一掃而空,新人才卻未出現,自然導致該國各級政府人手不足、濫竽充數。受影響的,還包括眾多侯賽因時代的技術官僚,他們當年除了效忠侯賽因,根本沒其他選擇,現在卻被當成「共犯」,自然極度不滿。他們失去的不僅是職位,還失去生活所有保障,包括退休金,又找不到新工作,因涉及人數眾多,間接令伊拉克失業率居高不下。相關家庭霎時變成貧窮戶,既然沒出路,加入激進組織也就順理成章。

最致命的,還是復興黨的遜尼派色彩,令幾乎所有伊拉克遜尼派精英都被看作復興黨餘孽,受盡歧視。此時,只要易卜拉欣這類人振臂一呼,對反正已沒什麼可失的遜尼派確有吸引力。他們的目標不一定是推翻民選政府,相信也不喜歡ISIL的瘋狂,只要求廢除「去復興黨化」的政策。

伊拉克現任總理馬利基常稱遜尼派武裝分子就等同於恐怖組織阿爾基達,以慫恿美國再出兵,但這正中對手的下懷了。

2014年6月13日星期五

叮噹與吉蒂貓誰在美國更成功?

日本動畫多啦A夢(筆者這世代堅持叫「叮噹」)登陸美國,但美版出現不少「在地化」改動,例如讓叮噹食Pizza兼用刀叉,也減少大雄誇張的淚如泉湧。姑勿論大家是否接受,改動之目的十分明顯,就是要打入美國市場,進而(以中國術語說)「把叮噹打造成世界品牌」。

一切從「軟實力」談起

這會否成功?更重要的是,與叮噹的天敵、日本另一動畫產品Hello Kitty(下稱吉蒂貓)相比,誰在美國更成功?要解答此問題,應先援引「軟實力」理論奠基人奈伊(Joseph Nye)教授的觀察。

對學術界而言,奈伊和「軟實力」家喻戶曉,但不少同行不為意他其中一個案例赫然是吉蒂貓,曾為此拜訪吉蒂貓的設計師山口裕子,內容見於他二〇〇二年發表在Foreign Policy的文章。

吉蒂貓「出生」於一九七四年,今年已是四十歲中女。據山口透露,當年日本人很少機會出國,市場喜歡一切感覺西化的東西,故此吉蒂貓第一天已準備了說英文,儘管那時沒衝出日本的打算。後來吉蒂貓登陸美國,雖作一些「微調」,例如顏色的遷就,或刪除美國人不喜歡的蝸牛,但較其他品牌已是順利得多。

奈伊認為吉蒂貓的成功之道,便是刻意模糊國家民族界限,說她來自哪個民族都可以。原來,其官方姓氏也並非日本姓,而是「White」—「Kitty White」,可見這品牌的身段是多麼柔軟。吉蒂貓還沒有一般卡通人物的包袱,勇於和幾乎任何物品crossover,奈伊就提及「吉蒂貓情趣振動器」,可見為了賺錢,吉蒂貓可以「去得好盡」。

相較下,叮噹卻是十分日本的本土產品。主角的家庭、教育與生活背景,在東方社會以外再難引起共鳴;即使香港與台灣的小孩,也不會立刻明白像「靜香愛洗澡」(筆者這一代也堅持叫「靜宜」)這類情節的日本文化意涵。相關情節放在美國,無論怎改動也不可能自然,這不是刪除一隻蝸牛或改食Pizza的問題,而涉及整個漫畫的精髓。若要完全符合美國對日本的東方主義式想像,叮噹也就變成忍者龜了。

這說明什麼?首先,叮噹面世時,雖和吉蒂貓一樣沒打算衝出亞洲,但後者有先天的「去日本化」優勢,到了「全球化」時代,其發展一日千里。比較下,叮噹雖也能邁向國際,但走得辛苦。不得不說吉蒂貓是真正「普世」的,不會有任何政治敏感問題,在中美兩地都如魚得水,也不會有任何道德問題,開宗明義就是資本主義的玩具。

但這是否真的代表日本「軟實力」成功?答案卻是一個問號。無論吉蒂貓賺了多少錢,和日本形象也沒多少關係,就是日本政府有時委任吉蒂貓為宣傳大使,她也有口難言,其公司根本不希望有「國民教育」的包袱,甚或乾脆希望她也能當其他國家的代言人。

要是叮噹不用作大修改也能被美國接受,這才真正代表日本軟實力勝利,才能給全球受夠了吉蒂貓「文化」的男士出一口氣。這樣看來,誰更成功,卻又倒過來了。

2014年6月12日星期四

當巴西球王羅馬里奧成為國會議員

不少巴西球星力撐祖國主辦二○一四年世界盃,像比利、白必圖和朗拿度等,但聲音加起來,都不及另一名前球王響亮,因為此人已當選國會議員,吸睛力高強,他就是一九九四年巴西第四次奪世盃冠軍功臣羅馬里奧。

羅馬里奧是當年巴西「夢幻組合」主力,不僅球技了得,也以「壞孩子」形象深入民心,名言是「練波浪費卡路里」,令不少教練大為頭痛。據他表白,掛靴後他原來沒打算從政,直到剛出生的女兒患上唐氏綜合症,發現無人能幫助她,才毅然加入政壇,說要先為身體有障礙的巴西人謀福利,再繼而改變國家云云。二○一○年,他代表左翼社會黨成功當選國會議員,被媒體稱為「選舉女友」,主打政綱就是幫助殘障人士,而進入國會後的關注自然也包括體育政策。後來,羅馬里奧與社會黨鬧翻,變成「獨立左翼人士」。

巴西申辦二○一四年世盃時,羅馬里奧是大使之一,現在卻轉軚強烈反對,除了「屁股決定腦袋」外,據他本人所言是因為「貨不對辦」與「受騙了」。他稱當時游說其支持申辦的政客承諾,世界盃開支主要來自私人企業,現在卻來自政府,自然應該迫政府把資源投放在教育與醫療,所以必須反對。此論述愈來愈成為巴西當地主流,無論羅馬里奧是基於理念還是投機,相信都會為他得到不少政治分。

似非玩票 前途無限

英國廣播公司去年曾有特輯介紹「羅馬里奧議員」,介紹他如何由一個連練波也偷懶的天才球員,變成國會出席率最高的議員之一,對他從政後保持的「自我」風格也有立體描述。球王馬勒當拿在阿根廷也一度頗有政治前途,就是因為他的紀律問題才(暫時)沒有被認真看待,所以羅馬里奧的議會紀律,也是「洗底」成績表。問題是他能走多遠?應把他當作像玩票性質的議員看待,「認真你就輸了」,還是把他視為前途無限的巴西政壇新人?

目前看來,答案似乎傾向後者。在今日拉美,依然由左傾反美意識形態主導,那些溫和的球壇名宿,特別是「燈神」比利,都難獲群眾支持。現任巴西總統羅塞夫也算是左翼,但經世盃一役,其「反貪腐」光環可能大為褪色,魅力又不及前總統盧拉,就算在世盃後的十月大選中連任,得票也可能下跌。

羅馬里奧自居左翼,出身自執政聯盟外的社會黨,現在身份獨立,卻常獲執政工黨招徠,他本人也已明言「希望加入其他政黨」,目標是競選二○一六年里約熱內盧市長。如何「左」得來而不「膠」、和執政黨眉來眼去而又不受左翼政府拖累、激進得來又能進入主流,正是他此刻的處境。

羅馬里奧說過,要是巴西奪得今屆世界盃,只會令國內問題被勝利掩蓋,對國家反而不美。反過來看,要是巴西早早出局,卻似乎對羅馬里奧有利。假如這位昔日世盃英雄的政途,真能通過「反世界盃」更上層樓,起碼反映一點,便是他已成為一個成功政客了。

2014年6月11日星期三

中美紛爭背後:從美新任駐華大使鮑卡斯談起

最近和外交界一些外國朋友見面,談及近來貌似緊張的中美關係,對方都不以為然,認為在圈內不但沒感到山雨欲來,還有另外的觀察。這一切,可由月前接替駱家輝的新任美國駐華大使鮑卡斯(Max Baucus)談起。

不少人以為中美關係如此重要,美方駐華大使好應該是千挑萬選的精英,要麼像駱家輝那樣懂得「以華制華」,要麼也要像駐港的夏千福那樣,是處理過北韓六方會談那種大事的外交老手。

鮑卡斯的任命,卻令外交界大跌眼鏡,他與過去數任駐華大使不同,他是完全不懂中文,毫無外交經驗。其從政履歷,就是在蒙大拿州當選參議員三十五年,任內勉強與外交接軌的經歷,是擔任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所以對中美貿易關係有一定發言權,既支持擴大中美雙邊貿易,也支持就人民幣滙率問題向北京施壓,也就是和大多數議員一樣。

如此閱歷,遠遠不能算是了解中國,也不可能獲外交官僚真心支持,頂多說能作為中美關係與美國國會的溝通橋樑,但是否奏效也未可知。他到任至今依然在「破冰」,沒什麼令人留下印象。

奧巴馬委任這樣一個人選為駐華大使,其實反映中美關係相當穩定,操控在外交體系手中,「政治任命」的大使不一定承擔重要任務。

說到穩定,其中一個具象徵意義的案例,便是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後,北京雖「循例」強烈抗議,但中美外交往來完全不受影響,不像達賴從前會見歐洲等國元首,中國都會凍結雙邊高層外交往來一段時間作「警告」,這令其他國家頗為「葡萄」。而且,美駐華大使名義上是最高代表,卻管不了代表美國在中國特區香港的總領事,後者從來都是直接向華府滙報,夏千福也屬大使級別,加上他是科班出身,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力可能還超過鮑卡斯。

政治酬庸 毋須經驗?

大家一般習慣以陰謀論「分析」美方人事任命,其實華府委任大使也可很兒戲。據美國「國情」,大使是最方便的政治酬庸,不少毫無外交閱歷的人被委任為大使,只因是總統的支持者或捐款人,又或是總統不希望在國內看見的人。

與鮑卡斯同期被奧巴馬任命的大使,起碼在任命時,幾乎一律成為美媒的笑話。派駐挪威的楚尼斯(George James Tsunis)正職開旅館,從無到過挪威,以為挪威執政黨是「狂熱分子」,功勞是捐了一百三十萬美元給奧巴馬。派到匈牙利的貝爾(ColleenBell)正職拍劇,自稱對匈牙利所知不多,功勞是捐了八十萬美元。派到阿根廷的馬梅特(Noah Mamet)從無到過阿根廷,不能以西班牙語溝通(西語幾乎是美國政壇的第二語言),功勞是捐了五十萬美元。派到冰島的巴貝(Robert C. Barber)自然也沒到過冰島,功勞是捐了一百六十萬美元。他們的「豐功偉績」,在月前《華盛頓郵報》一篇文章有詳細介紹。

同樣在出席參議院提名聽證時承認「不是中國專家」的鮑卡斯,連奧巴馬的金主也不是,被派到中國之真正原因令人難以猜透。外交界朋友卻打趣說:「朋友,你想得太多了。在今天的中美關係,大使角色不一定重要, 可能只是蒙大拿州需世代交替, 民主黨高層有內部算盤, 奧巴馬要找位置安頓退休前的老人罷了。」

2014年6月10日星期二

克里米亞與釣魚台可比否?

早前日本媒體放風,說踢走俄羅斯後的「G7」集團將發表針對中國的聯合聲明,要把俄國吞併克里米亞和「中國在南海單方面改變現狀」一併批評,結果峰會對中國隻字不提,日相安倍晉三大失面子。

但在西方,確有不少人把克里米亞和釣魚台相提並論。在中國網絡世界,也有不少憤青對中方「軟弱」大惑不解,認為克里米亞這樣一片面積廣大、人口眾多的地方,俄國也能兵不血刃「奪回」,國際社會無可奈何,不明白何以中國對釣魚台蕞爾島嶼束手無策。

然而,把兩者並列未免牽強。首先,多人居住之地有時更易出現主權更迭。在俄國眼中,克里米亞「回歸」完全無違反國際法,有違國際法的反而是西方國家。就是因為人的元素,給了足夠迴旋空間。

當大家說俄方出兵侵入烏克蘭,普京就振振有詞說動員俄軍只是守衞邊疆,在克里米亞活動的是與其無關的「親俄武裝」。當大家指他奪取領土,普京就稱只是尊重克里米亞公投結果,而當地加入俄國確是主流民意,莫斯科只是被動回應。外界斥他破壞從前對「捍衞烏國完整」的承諾,普京就說承諾的對象是烏方合法政府,克里米亞公投卻是策動政變的「烏國非法政府」治下出現,承諾已失去對象,反而西方急不及待承認政變才是「干預烏國內政」。無論上述論據有理或無理,起碼在俄國民眾和部分學者眼中,俄方也是「有理有節」,重要的是有了「人」的元素,就不完全是「單方面」改變現狀。

這不像釣魚台,目前確由日本實質控制,中國要「奪回」又不願訴諸國際法庭,就只能像射十二碼,僅存兩個選擇,要麼出兵,要麼不出兵。只要出兵,就是「單方面」改變現狀。

烏國中央政府以克里米亞守軍變節、與克里米亞地方當局對話等名目,對不出兵(或出不了兵)收復失土的事實含混過去,但日本不可能找到這樣的理由,要是釣魚台守不住,本部很難有迴旋空間不以軍事回應,這已沒談美國是否信守承諾支持日本。在克里米亞,普京算準在國際法層面也有力一駁,也算準足夠下台階令對手不以軍事回應,但中國要在釣魚台依樣葫蘆,結局就不一樣。

說到底,克里米亞和釣魚台此兩個「問題」,還有其根本屬性的不同。雖然自從克里米亞被劃歸烏國後,就興起回歸俄國運動,但在整個俄國民族主義論述當中,這從不是主要議題,以致克里米亞公投前一個月,國際社會都不為意突破快將出現。對普京來說,成功固然提升民望,不成功也不會造成個人危機。

這不像中國,「收復釣魚台」已成為當代民族主義的基本教義,也是維繫國家向心力的重要內容,要是真的收復了,反而會失去團結的目標;而萬一出兵卻又收復不了,更會導致整個政權的危機。這樣看,釣魚台「克里米亞化」的機會有多高就不難測度。

2014年6月9日星期一

諾曼第登陸的「俄羅斯情結」

二戰結束後,每逢諾曼第登陸十周年祭,當年的西方盟軍都舉行大規模紀念,並在冷戰結束後加入了「一笑泯恩仇」的俄羅斯,以及德國。到二○二四年的八十周年紀念,可能再難有大批親身經歷登陸的老兵參與,令今年活動更彌足珍貴。這雖然是七十年前的歷史,但與今天現實政治依然有所交接,因為如何評價諾曼第登陸,不少人仍認為「不能照搬西方一套」。

根據我們熟悉的演繹,諾曼第登陸是二戰轉捩點之一,要不是盟軍登陸成功,開闢第二戰線,德軍很可能重整旗鼓,戰爭長期持續下去。

深信斯大林格勒戰役更關鍵

但前蘇聯及今日俄羅斯史界一直不滿諾曼第登陸的重要被誇大,認為二戰真正轉捩點是蘇聯擊敗德國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強調蘇聯軍民犧牲最多,拖住德軍主力的貢獻也最大,不明白何以光芒被「第二戰線」搶去。

蘇聯二戰名帥朱可夫(Georgy Zhukov)認為,西方故意拖延一年才開闢第二戰線,以讓德蘇消耗;曾參與二戰的蘇聯末代國防部長亞佐夫(Dmitry Yazov)曾說,盟軍登陸,只是擔心蘇聯獨自擊敗德國,共產主義席捲西歐,才決心登陸。類似心態,似乎在東線當事人中頗為普遍。

這課題不可能有完全客觀評價,但「假如諾曼第登陸失敗」這what if題目,確實具思考價值,我們不妨參考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安布羅斯(Stephen Ambrose)的文章。他認為,只要登陸日天氣改變,登陸失敗,即時效果是美軍指揮艾森豪威爾被解職,盟軍短期內難再進攻,英美政府面臨信任危機,但德軍不能反勝,蘇聯卻主導戰局,長驅直入柏林,美國惟有把原子彈投在德國,以壓制蘇聯進入西歐;連鎖效應是太平洋戰爭也延長,日本不一定受原子彈攻擊,北日本卻可能被蘇聯佔領,冷戰進程也會改寫。

無論這些觀點是貼近事實還是天馬行空、政治主導還是學術研究,反正在今日民族主義興起的俄羅斯,也會傾向相信。冷戰期間,西方媒體、電影、文學不多談蘇聯在東線的貢獻,卻不斷浪漫化諾曼第,也是事實,儘管原因除了意識形態主導,也包括蘇聯在東線軍紀欠佳,要是認真講述,也容易令盟軍失去「正義之師」的形象。法國邀請普京出席諾曼第登陸典禮,俄羅斯國內有聲音認為,諾曼第不應變成紀念整個二戰的最高舞台,出席不出席,沒有什麼稀罕。

不過,對普京而言,他只要得到諾曼第的入場券,就可變相繞過西方制裁,例如此刻俄羅斯因吞併克里米亞被踢出G8,但普京依然獲邀,典禮成了他和奧巴馬、默克爾等領袖的非正式會談場所,造就了他和烏克蘭新總統波羅申科見面。對整個俄羅斯而言,最划算的不是不紀念諾曼第,而是設法令斯大林格勒戰役得到相同的國際地位,反過來邀請其他國際領袖出席這戰役的周年典禮,這才是爭奪話語權的方法,也可得到一個常設的東道主平台。

俄羅斯不斷開拍斯大林格勒戰役電影,也是類似嘗試的一部分,但如何能與《碧血長天》相提並論,卻純粹是軟實力的問題。

歷史往往被重構,古今皆然。

2014年6月6日星期五

巴西「反世界盃熱」的「一籃子因素」

巴西世界盃開幕前,全國爆發連串反世盃示威,前球王比利、朗拿度等忽然成為「人民公敵」。有關「反世界盃熱」的成因已有眾多文章探討,一般歸因於社會矛盾激化、經濟發展失衡,但這是否問題之全部?似乎並非這麼簡單。

當然,民生問題確是示威的導火線。對此,前《南風窗》編輯趙靈敏的文章有詳細介紹。當大家閱讀巴西的數據,剛超過英國成全球第六大經濟體、生活成本甚至高於美國,但全國6%人口住在貧民窟,世盃超支是上屆的3倍,開支則幾乎等同全年教育經費……從一鱗半爪,亦能感受「富巴西」和「窮巴西」之差異。

然而,巴西政府並非毫無回應,自從去年主辦洲際國家盃爆發大型示威,當局也提升了教育與醫療開支,但群眾並不滿意,因示威並非跟隨單純的「有困難、要解決」公式,而是反映當地「一籃子」結構性問題。

例如世盃比賽場地爛尾,在遊客眼中說明巴西力不從心,但當地人看在眼內是想到貪污「文化」,因和世盃有關的發展項目,多由與政府關係密切的發展商壟斷,預算超支也被懷疑中飽私囊。巴西總統羅塞夫以反貪為競選口號,群眾自然藉機在盛事前施壓。總統稱相關開支是為全巴西人民帶來新基建,但對巴西國民而言,九流體育館也能產生一流運動員,自然情願有一流公共醫療和教育,且這些基建也不像可刺激經濟。

矛盾重重 挑戰嚴峻

至於何以巴西經濟起飛前,主辦世盃反而無出事,除了因「先富起來」的一群製造更多矛盾,也因全球化令世盃變成跨國企業壟斷的天堂。相較下,一般巴西草根品牌與街頭小販,就不易與民同樂,也難分享世盃帶來的商機。要是沒錢賺,足球就不再帶來快樂。

巴西作為地區大國,隨近年急速發展,也一直面對內部分裂的問題。例如土著一直是受壓迫的一群,但也有爭取獨立、或起碼是大規模自治的潛能,尤其與環保議題結合,更易獲國際聲援。於是不少土著團體利用世盃的機會示威,冀登上國際舞台,為的不是純粹援助,而是包括結構性平權。

巴西另一批國中之國是貧民窟,那裏由不同黑幫「管理」,電影《無主之城》(City of God)對此有詳實描述。貧民窟民眾對警察信任有限,認為他們和黑幫只是「分工合作」,承擔不同角色。這次巴西政府以「世界盃反恐」之名嚴打貧民窟治安,也激起地下秩序的矛盾。巧合是,力撐巴西世盃、近年行為相當「建制」的前球王比利,卻剛有兒子被裁定販毒罪成,更令被打壓的一方振振有詞,乘機「抽水」,指建制派與黑幫是一丘之貉,只是利用盛事爭地盤。

其實種種深層次矛盾,在近年接連舉行盛事、同屬金磚五國的中國也存在,只是中國以「符合國情」方式壓下了,不像巴西的矛盾展現世人面前。當巴西各階層與利益集團發現在世盃示威能「成功爭取」,在2016年奧運前後,料會有更精密部署,那一波挑戰或更嚴峻。

2014年6月5日星期四

塔利班交換「戰俘」—怎樣才是「等價交換」?

美國決定以釋放五名在關塔那摩監獄服刑的「拘留者」(detainees)為代價,換取阿富汗塔利班組織釋放一名(也是僅有的一名)美軍戰俘(POW)。這個表面上「一比五」的交換,卻蘊含複雜國際政治倫理問題。

嚴格而言,「戰俘」和「拘留者」是不能「交換」的。美國當年聲稱「戰俘」待遇只給予「合法交戰人員」(lawful combatant),而恐怖分子不代表合法國家,故不在此列,不受《日內瓦第三公約》保護。在華府眼中,恐怖分子也不是一般平民組成的「非法交戰人員」(unlawful combatant),所以亦不受《日內瓦第四公約》保護。

布殊就是基於以上「理論」,把疑似阿爾基達與塔利班分子,長期囚禁在關塔那摩監獄,並為他們發明了一個不被國際公約保護的新名詞 -「敵方戰鬥員」(enemy combatants)。

美國選擇遠在古巴的關塔那摩監獄便於行事,也是鑽國際法的空子,因那裏的主權理論上屬於古巴,卻由從前的親美古巴政府「永久租借」予美方,要是虐囚行為被追究,也有迴旋空間。後來因國際壓力,美國在關塔那摩成立了殷別「敵方戰鬥員」的法庭,也設立行政機關審核拘留者的身份,但始終沒有一個機制,讓這些人獲「戰俘」待遇。

明談人質 暗築平台

這時候,美國媒體卻紛紛報道和塔利班交換「戰俘」,彷彿忘記過去十年的官方語言偽術。華府官員認為這是「正常交換」,彷彿忘記了不與恐怖分子打交道的政策。當然,在現實政治中這並非什麼新鮮事,例如俄羅斯《真理報》十年前報道,美國曾秘密釋放四名關塔那摩拘留者,換取塔利班釋放五名失蹤美軍。但這次如此高調進行,畢竟是塔利班政權崩潰後,首次和美國「平起平坐」的交換。久違了的塔利班領袖奧馬爾,發布聲明說這是「塔利班的偉大勝利」,在上述背景看來,倒也不是毫無依據,且證實這是來自塔利班最高層的旨意。

那為什麼這位美軍被囚五年,「不遲不早」,偏要在阿富汗舉行大選、美軍制定撤離時間表的時機被釋放?這才是關鍵所在。事實上,自從美軍有了離開阿富汗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就明白要完全瓦解塔利班是不可能的,因塔利班不同阿爾基達,有其「在地」支持,並不容易連根拔起。一個較務實的做法,是吸納溫和塔利班進入阿富汗新政府,或起碼與之對話,那樣還可能維持脆弱的和平。但阿國政府憂慮要是雙方能公開溝通,阿國政府本身的價值就大降,所以一直不合作。

過去數年,美國其實一直以這位不幸戰俘的名義,與塔利班進行談判,雙方談的表面上是放人,實際上卻是為雙方未來如何找到對話平台探索。這次的模式是,美方實質承認塔利班的身份,通過卡塔爾為中間人,換取對方根據國際慣例放人,而釋放那五名從前被形容為「高度危險的恐怖分子」,也暗示美國不再直接把塔利班和恐怖活動掛鈎。

相信阿富汗新政府上台後,無論怎樣抗拒,類似的美國與塔利班直線溝通都很可能會繼續出現,這就是政治現實。除非布殊一派捲土重來,就另當別論。

2014年6月4日星期三

西班牙國王退位 —「最後的法西斯」值更多認同

數年前在一個飯局,一位朋友說剛在西班牙探望「朋友Carlos」,對方說國家現在很窮,請她帶多些人來投資。後來方知這位「朋友」就是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下稱卡洛斯),不禁心想這樣的身段,起碼不是英女皇能做到。

年輕讀者大概對剛宣布退位的這位國王印象不深,以為他只是普通的立憲君主,只會在足球賽事頒獎禮露面。其實卡洛斯一生充滿傳奇,曾效忠法西斯政體,一度被視為「最後的法西斯」,卻對西班牙民主貢獻巨大,欽點他的獨裁者佛朗哥也不是簡單的臉譜化人物,這段歷史對其他地方的民主化多有啟示。

卡洛斯1975年登基前,西班牙的上任國王,便要數到內戰前就被推翻的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也就是卡洛斯的祖父。佛朗哥在墨索里尼與希特拉支持下贏得內戰,開始獨裁統治,卻把國號叫作「王國」,其嫡系和王室支持者也大抵合流。由於佛朗哥在二戰保持中立,得以面對希、墨都毋須面對的接班人問題,最終選擇卡洛斯為繼任者,條件是對方宣誓效忠法西斯政體。佛朗哥以獨裁者的身份善終,卡洛斯順利接班,不久讓共產黨合法化,主持民主選舉並修憲,也平息了軍事政變,然後甘當立憲虛君,足以被視為西班牙民主之父。

看清大局 知所進退

究竟佛朗哥揀接班人時,能否預計卡洛斯搞「變相政變」?卡洛斯是否像蔣經國身旁的李登輝那樣,在強人身邊騙取信任?面對這類問題,無論是過分浪漫化、還是過分犬儒,都難反映全貌。

卡洛斯真正的選擇其實不多,因佛朗哥雖獨裁,但既得利益階層並非鐵板一塊,主要包括其嫡系政團、王室支持者、教會、軍隊與技術官僚等。其中不少王室支持者,其實支持卡洛斯的流亡父親;教會只在乎保留社會影響力,不希望長期孤立於西方;技術官僚主張改革,佛朗哥派要專權;軍隊倒是支持卡洛斯,但本身也邁向民主化;人民渴望大和解,最受打壓的左翼希望推翻王室,南歐剩餘的葡萄牙與希臘獨裁者剛被推翻。在上述前提下,卡洛斯就是要成為又一名獨裁者也十分困難,最安全反而是獲民意認受、再超脫於現實政治。當然,當事人要有這樣的視野也不容易。

但大家也可從另一角度看歷史。佛朗哥雖殺人如麻,但法西斯政體的紀律,依然為部分老一輩人推崇,加上他晚年積極發展經濟,重用技術官僚,放下意識形態,並非毫無民意認受。而且,佛朗哥懂得世界大勢,既能抵着希特拉要出兵的壓力,也能在冷戰拉攏英美,不會完全不知道民主化潮流不可逆轉。

這名以愛國者自居的獨裁者挑選開明王子為接班人,並非心血來潮,而是經極長時間觀察,不少親信打小報告說卡洛斯「不可靠」,但他不理會。

卡洛斯就算有隱藏傾向,其一些秘密行為(例如和反對派接觸)也不容易瞞過佛朗哥耳目。他在領袖眼皮底下鞏固支持,對方也不會一無所知。在這階段,卡洛斯既有手段,也顯示了和佛朗哥依稀有信念傳承(廣義的愛國主義);換了是他那和佛朗哥關係甚差的父親,就做不到了。

民意現在要卡洛斯退位,若是老人看不開,難免覺得冷酷無情。近年西班牙王室的醜聞,認真來看,其實規模有限。卡洛斯在金融風暴期間在博茨瓦納打獵,引起的民憤頗有民粹成分;其私生活傳聞,在王室當中十分普遍;他女兒及家人捲入貪腐案,但畢竟與他無關;可是經濟不景,就成為眾矢之的。

卡洛斯此刻主動退下來,要民望高企的兒子接班,拯救的除了王室,還可能包括多少以王室維繫的西班牙大一統。這樣的人物,算得上知所進退。

2014年6月3日星期二

香格里拉的火花 — 中美誰是誰非?

剛於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成為近年罕見之各國外交大辯論,各方論據可作為教材,值得留意的包括中美圍繞「防空識別區」(ADIZ)的即場交鋒。

先是美國批評中國「單方面劃出東海防空識別區」,表示「不容忍」。中國反駁說防空識別區是美國先建,問「美國是根據什麼國際法,中國又違反了什麼國際法」。美國回應指出,其劃出防空識別區時「有和周邊國家商量」,與中國單方面行為「很不一樣」。說了這麼多,究竟誰是誰非?

若單從國際法理解防空識別區是沒意思的,因國際法一方面無規定「可以」設立防空識別區,另一方面也無規定「不可以」設立,只有對「領空」作出定義。其他國家是否承認別國防空識別區和是否予以配合,完全是雙邊行為。至於什麼算是「單方面」劃出有關區域,自然也沒國際基準,只是政治層面的語言偽術。

那語言偽術又有什麼用?在國際舞台其用途有限,但對國內可不一樣,起碼容易成為民族主義的工具。例如目前中日各自劃出的防空識別區有大量重疊,雙方都可批評對方「闖入我國防空識別區」,以激起公眾情緒,一般民眾卻不會深究「防空識別區」不同「領空」。

這種使用防空識別區的方法,卻和美國當初「發明」此概念時的初衷背道而馳。以防空識別區煽動民粹的作風亦非始於中國,日本早於中國成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前,已如此操作。

美國在北美的防空識別區確是「有和周邊國家商量」,設立主要目的就是避免與蘇聯擦槍走火。然而,美國的回應避重就輕,因今天東亞各國防空識別區其實也大多是美國產物,主要是韓戰爆發後由駐日盟軍司令部所劃。日本的防空識別區,是在一九五九年被美國移交、一九六九年開始由防衞廳自行劃設,及後在一九七二年拓展沖繩防空識別區,把釣魚台(日方稱尖閣諸島)海域納入範圍,後來尚有一些修改開拓。在中國眼中,這些都是「單方面」行為,軍方也曾放話說「不承認」。

值得注意是,在中美口水戰背後,正如《日經新聞》華盛頓支部中山真月前的文章強調,美國不同日本,並無要求中國撤銷東海防空識別區,因華府明白識別區只是內部政策,執着的只是中國「單方面」劃區,以及中方會否真的派軍作出「防禦行為」。換句話說,華府希望以亞太多邊合作框架處理爭議,以亞太各國共同施壓,突顯中國崛起也是「單邊」行為。

中國的策略卻是強調所有防空識別區實質上都是「單方面」的,由於美國在「支持盟友」以外,很難解釋何以「不容忍」中國防空識別區,卻「容忍」日本防空識別區的單方面擴張,這問題解答不了,北京就能爭取道德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