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9日星期一

卡扎菲下台的法國陽謀﹕法駐北非外交官訪談

【咫尺地球】卡扎菲下台前後,筆者剛好在利比亞的北非鄰國突尼斯,經法國駐港領事館協助,與當地法國大使館的外交官進行了訪談,以探討法國的相關角色,而這是習慣了美國主導一切的我們較少接觸的。由於訪談以個人身分進行,外交官叮囑隱去對方名字,在此僅分析其代表的法國外交界觀點。

這次利比亞變天,法國表現十分積極,不但是首個承認反對派東部政權的大國,也是力主聯合國設立禁飛區,並以此為名空襲卡扎菲據點的始作俑者,美國不過附其驥尾。法國外交官稱,由支持獨裁政權到推翻獨裁政權,這是法國國策的大逆轉,轉捩點正是茉莉花革命第一波﹕突尼斯總統本阿里的下台。

突尼斯革命成法國立場轉捩點

他再三強調,本阿里「並非法國總統的私人朋友」,只因他好歹是經選舉程序產生的獨裁者,法國才與他長期合作,而昔日巴黎上下都以為當地人民需要這樣的強人,也唯有這樣的強人才更能保障法國利益。直到本阿里被推翻,法國才明白舊模式再不能穩定局面,立刻改為下注各國反對派,以求證明自己「站在人民的一邊」。換言之,外交官表示法國是為了「洗心革面」才積極推動利比亞變天,而同時,法國也改變支持科特迪瓦獨裁者的前國策,改為傾向選舉上台的新領袖。其實冷戰剛結束時,法國前總統希拉克也曾發表類似聲明,說前法國殖民地的獨裁政權必須回應民主呼聲,不過當這些獨裁者紛紛通過民主程序繼續執政,巴黎就當完成了民主儀式。

法國外交歷來追求獨立自主,和英國不同,討厭成為美國附庸,這次高調出兵利比亞、明擺着要成為北非造王者,據外交官所言,獲得了法國國內外交界和主流民意肯定。這背後當然有總統薩爾科齊爭取連任的盤算,但就是沒這考慮,法國也會為了鞏固在北非的特殊利益而有所動作。

助變天有利地中海地緣政治

在北非,法國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大國,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等前法國殖民地至今依然以法語為官方語言;不少國民擁有法國護照,大城市的面貌和法國南部差不多,也有法國人效法殖民時代,遷居過來生活;不少法資公司更以北非為大本營,心態一如海外華僑往內地投資設廠。利比亞雖屬前意大利殖民地,但意大利戰敗後,法國曾管理利比亞部分地區10年,也把這個法國對岸的國家納入了勢力範圍。在歐盟內部,德國希望融合東歐,法國則力主與地中海南部的北非國家整合,建立「地中海聯盟」,但卡扎菲稱這為「法蘭西新殖民主義」,利比亞只加入為觀察員,成了區內唯一例外,因此推動利比亞變天,也符合法國的地緣政治目標。對於內地評論說法國是為了石油,外交官認為這十分膚淺,因為即使卡扎菲也和法國簽署了不少合作協議,「要是單為石油,我們早就得到我們想得到的了」。

關鍵人物:公共知識分子利維

值得注意的是,促成法國為利比亞反對派背書的關鍵人物,並非任何一個外交官,而是沒有任何官銜的公共知識分子利維(Bernard-Henri Levy),令這次法國的行為,也有了意識形態的色彩(談及這現象時,被越俎代庖的外交官面容頗為尷尬)。利維是學者兼記者,在法國政界廣有影響力,能直接面見歷屆總統,在薩爾科齊政府有類似國師的待遇。外交官坦承,利比亞變天前,法國與利比亞反對派幾乎沒有聯繫,「而我不知道反對派是誰」,首個走到班加西了解情况的要人,就是利維。利維歷來主張法國干涉人道主義災難,這是他本人的核心價值,他會見利比亞反對派後,一如所料,對薩爾科齊說「他們都是好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薩爾科齊就是信了。不久,利比亞反對派組團拜訪巴黎,外長有事外出,薩爾科齊乾脆讓利維陪同接見,那會面敲定了法國承認反對派的方針,利維在這案例的影響力,比外長更大。

與卡扎菲的親密已成過去

現在卡扎菲政權倒台,利比亞新政府各派都要爭取法國支持,薩爾科齊的豪賭暫時算是成功了。至於卡扎菲,這位外交官認為假如他及早服輸,「我們會容許他安靜在祖國渡過餘生」,不過要在位40年的獨裁者自願放棄權力,「他自己做不到而已」。外交官也透露,法國預備讓一些卡扎菲政府代表人物加入新政府,「畢竟不可能一下子根除過去40年的執政勢力」,不過代表人物不可能是卡扎菲家族成員罷了。以往法國有收留親法倒台獨裁者的傳統,包括了吃人肉的暴君中非皇帝,但月前拒絕給予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政治庇護,對此外交官解釋,要是利比亞新政府接受卡扎菲出國,法國也不介意多收留一人,問題是現在人家通緝他,「法國就不能干涉了」。說回來,過去數年,外交界有不少小道消息講述卡扎菲與法國權貴的特殊關係,卡扎菲一度視薩爾科齊為伙伴,後者也公開說卡扎菲是「可以交往的朋友」,二人甚至曾在法國森林一塊打獵,狀甚親密。但隨着卡扎菲下台,法國利益又得以延續,以往種種密室瓜葛,自然「完全是垃圾」。這就是國際關係。

沈旭暉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1年8月22日星期一

港大眾裏尋他﹕衛奕信坐在哪裏?

【咫尺地球】香港大學舉行建校百周年紀念慶典,邀請了副總理李克強當主禮嘉賓。不談港大當日的安排,單看李克強的演說,效果原是不俗的。但當天其實還有另一位主禮嘉賓﹕前港督衛奕信勛爵,從他在典禮的待遇, 我們卻不得不若有所思。

衛奕信是前港督當中貨真價實的中國通,不但曾在北京工作、在香港大學學習普通話,還持有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現代歷史博士學位,以1924-1928年的英國與國民黨關係為博士論文題目。假如他沒有從政,在學術界也會獲充分肯定,例如他早在1970年代擔任最具國際認受的以中國研究為對象的學術期刊《China Quarterly》主編,這是學界可遇不可求的榮譽。

在英國精英圈子中,衛奕信形象軟弱,因為他較能從中國角度思考問題,主張盡力與中方溝通,結果被鷹派排擠,被同僚揶揄向北京叩頭。在他擔任港督期間,不少實權握於布政司霍德手中,後者與英國軍方及其他相關機構關係密切,加上馬卓安對他不信任,中方也不可能充分合作,令他成為內外交迫的跛腳鴨。後來換了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把衛奕信的政策全盤更改,香港過渡期的中英爭拗倍增,那時候,中方不少人都懷念他。

根據香港大學的官方新聞稿,這次的百周年慶祝典禮「由港大校監曾蔭權博士主持,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及蘇格蘭阿伯丁大學校監衛奕信勳爵將親臨港大,擔任典禮的主禮嘉賓,並發表演說」。但觀乎當天台上嘉賓席的安排,只能看見李克強端坐正中,而眾裏尋他,卻極難找到衛奕信。

按大學傳統,典禮居中的必屬主家席。假如這是畢業禮,那椅子是屬於有法定身分的大學校監,即曾蔭權,從來沒有條例規定,任何比曾蔭權級別高的國家領導人出現,會自動成為「太上校監」。李克強是國家重要領導人,當天卻是客人,這主客之分,對訓練嚴謹的公關來說,不可能不清楚。

主客不分 李克強成「太上校監」

後來港大發言人表示,當天並非畢業禮,所以校監椅就不再/不止是校監椅,正如香港大學不再/不止是香港大學,就可以給嘉賓坐。姑且不談嘉賓應否端坐正中,以上解釋,更不合禮﹕既然李克強和衛奕信兩人是僅有的主禮嘉賓,被港大官方並列,根據一般程序,二人座位必然連在一起,就是略有主次之分,也不應相距萬丈。但觀乎當天照片,李克強端坐正中,身旁是正副校監,第一行有校長等高層,而衛奕信的座位,被放在第二行最左邊的角落。在一般聚焦中央的群照,例如新華社發放的標準照,絕對找不到衛奕信的身影。

同樣堪玩味的是衛奕信當天的官方身分是「蘇格蘭阿伯丁大學校監」,完全不提他是前港督。這本來沒有什麼,但根據一般大學做法,嘉賓曾擔任的重要行政職位,多會被同時列舉。衛奕信在2006年獲頒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時,他的官方身分也是「蘇格蘭阿伯丁大學校監、曾任香港總督」。

刻意安排 不與前港督平起平坐

上述安排要傳遞的信息十分明顯﹕按李克強的「級別」,不應與衛奕信平起平坐。這樣的安排,完全違背學術傳統,或起碼是國際級大學的傳統。學術典禮的參加者身穿禮服,不是純粹的形式主義,這除了表示莊重,也表示典禮只論學術身分,有自己的秩序,象徵大學捍衛核心價值、排拒政治影響。無論是誰,在典禮內,都應按學術身分在合適的位置出現,適人適所。在大學protocol,沒有一個級別是「國家領導人」。

例如在牛津大學,校監是彭定康,要是首相在典禮出現,他的身分要麼是家長,那就應和其他家長一起坐在台下;要麼是獲頒名譽學位,那就應和其他獲頒名譽學位的嘉賓坐在一起;要麼是主禮嘉賓,那就應在主家陪同下,和其他主禮嘉賓坐在一起;除非政府修例,規定首相兼任太上校監,那才可單獨居中。

獲頒名譽學位的人、共同主禮的人,就算一個是總統、一個是小販,在典禮都應平起平坐;假如首相修讀課程,他也要與九十後一起做group presentation。假如校方認為李克強和衛奕信不屬同級別,就不應邀請他們同時主禮;邀請了;就不可能把他們按現實政治的級別處理。這是公關,或起碼是符合國際慣例的公關的基本常識。

國際大學欠公關常識 學者難受

這些問題也許十分枝節,不為一般人所關心,在愛國人士眼中,又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在生事。但對一般學者而言,這是十分難受的。大學與政府的聯繫是客觀現實,邀請國家領導人主禮的做法古今中外皆有,但須知大學同時是捍衛社會核心價值的最後壁壘,必須保留自己的堅持,這才是社會對一所「在中國國土上的國際大學」的盼望。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8月20日星期六

當小布殊在耶魯300周年典禮遇上示威

【咫尺地球】香港大學舉行建校100周年慶典,請得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擔任主禮嘉賓,同日港大學生嘗試在場外示威不果,被禁錮梯間1小時。這教筆者想起一段往事。

2001年是美國耶魯大學建校300周年,邀請了當時剛當選總統的舊生小布殊,擔任畢業禮演講嘉賓。根據耶魯規定,正式畢業禮是不設演講嘉賓的,除非校方決定對現任總統授予名譽學位,這人才可發言,在小布殊以前曾如此發言的,包括甘迺迪、老布殊等。這規定一直備受爭議,無論是哪位總統獲頒學位,都肯定有學生抗議。

居總統獲頒學位 排在最後

小布殊雖是總統,但他當天的身分,只是名譽學位獲得者之一,在台上與其他獲頒學位的人一字開排、平起平坐,不會坐到屬於校長、校監的座位,也不會像香港大學慶典那樣,在李克強以西服端在正中的主禮照,幾乎看不見另一主禮嘉賓、前港督衛奕信勛爵的身影。而小布殊獲頒學位的次序居然被排在最後,有說是主辦者的玩笑。

由於正式畢業禮繁文縟節太多,耶魯大學在畢業禮前一天另有一個全體師生參加的Class Day典禮,由應屆畢業生提名一位知名人士作主禮發言,涵蓋名單十分多元化,曾獲邀的不止有克林頓、貝理雅等政客,也包括不少社運名人,今年的嘉賓則是影帝湯漢斯。

小布殊獲頒學位的消息傳出後,校園內外一片反響。當時小布殊只憑爭議選票當選,聲望不佳,學術水平明顯有限,加上他的新保守主義從不是耶魯大學的寵兒,惹來反彈自屬必然。不少耶魯教授公開呼籲杯葛畢業禮,最終有近200教授響應,一眾學生更精心預備了針對小布殊的示威。典禮當日,場內畢業生以黃色標語集體示威,在小布殊接受校長頒發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的一刻,忽然一併舉起橫額,全場則不約而同噓聲四起。來自全國各地的示威者也把典禮當作盛事,希望把握機會百花齊放,在小布殊視線範圍內,可以看見的標語包括「布殊,你是偷來的總統!」,以及「殺人犯老布殊與小布殊:有其父必有其子」。

師兄身分自嘲 贏盡掌聲

但小布殊當天的表現,卻為他贏盡掌聲。他在致辭中除了回憶自己的耶魯歲月,又不斷自嘲,例如拿自己的C平均分作笑話,坦承讀書時只去派對,又開中途退學的耶魯舊生副總統切尼玩笑,說「自己因為有耶魯學位,就做了總統,切尼退學,就只能當副總統」。這類美式幽默令場內人士十分受落,除緩和氣氛,也巧妙地把對立雙方的身分認同鎖定在校園。所以他要顯出自己不是以總統身分說話,而是以一個成績糟糕的師兄身分來自白。他明白在場者多不認同他有資格拿名譽法學博士,對這點更是不斷發揮,例如說自己從小就不確定自己要當什麼,又在祝福成績優秀的畢業生之餘,「更要祝福以C成績畢業的學生,因為大家都可以當總統」。他的演講不但惹來多次大笑和掌聲,更彷彿有意無意間在諷刺對他頒發學位來擦鞋的校方(布殊家族都出身耶魯,但近年關係欠佳),連示威者也忍俊不禁。

標語人群依舊 氣氛出奇和諧

最後,示威的人群依然在那裏,標語依然在那裏,學生的橫額依然在那裏,但氣氛卻出奇和諧。筆者畢業於2000年,認識不少2001年在場的畢業生,他們事後說小布殊的表現,讓他們改觀。他們更發現無論是校方還是小布殊,都是一方面做門面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卻同時對這個行為公然自嘲、暗中互諷,對示威學生更是唯恐他們不來,以確保大學的批判思維得以被同時尊重。這是畢業前的最後一課,就是四年大學生涯一課也沒上,這一課也值回票價。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8月15日星期一

東非饑荒如何才能被國際注視?

【咫尺地球】在過去1個月,東非多國出現饑荒,受影響人數已超過1000萬。在重災區索馬里,有一半人口面臨生命威脅,危機亦擴展到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等鄰國,這有可能成為自1984年的埃塞俄比亞饑荒以來,全球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然而,目前世界各國對危機的注視明顯不足,無論是西方還是內地媒體,都是輕描淡寫處理,態度與東非以往出現的類似饑荒有明顯差別。要了解如何讓這次饑荒被國際注視,我們得回顧其他東非饑荒被「成功注視」的案例。

有政治價值 就能被「成功注視」

1972年,埃塞俄比亞發生近代第一次大饑荒,前後估計死亡人數達4-20萬(目前東非饑荒的死亡人數已接近此水平)。當時世界媒體對饑荒極其關注,埃塞俄比亞國王塞拉西一世在饑荒期間用銀碟對御犬餵鮮肉的照片,成了他兩年後被推翻的導火線。西方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當年千方百計走進埃塞俄比亞揭露真相,政府的謊言被不斷拆穿,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急速下降,從前在國際社會聲望不俗的老國王,也一下子變得眾叛親離。當時適逢全球反美、反戰思潮盛行,埃塞俄比亞王室作為傳統美國盟友,早就受到「進步力量」監察,在這前提下,饑荒就有了政治價值,成了西方家喻戶曉的新聞。

饑荒成反共明證

1984年,埃塞俄比亞再爆發特大饑荒,這次估計死亡人數達一百萬。西方媒體用了極大篇幅報道,美國藝人為賑災空群而出,灌錄了名曲《We are the World》,卻也令「埃塞俄比亞等同貧窮」的片面形象深入人心。驚人的死亡數字,自然足以令輿論震驚,但西方大舉賑災,也有不少政治考量﹕當時的埃塞俄比亞由推翻國王的共產黨執政,成了蘇聯的盟友、美國的敵人。美國總統列根反共態度堅決,而那次饑荒,足以暴露共產主義的根本問題,在宣傳下,成了證明計劃經濟、威權政體不適用於在第三世界的明證。與國王時代的饑荒相比,共產政府領導的埃塞俄比亞更缺乏透明度、謊言更嚴重,西方大舉宣傳埃塞災難,就有了今不如昔的含義。

另一次我們熟悉的東非饑荒出現在分裂前的蘇丹達爾富爾地區,饑荒發生初時,西方輿論也是不聞不問。直到有公關顧問公司獻計,指導非政府組織通過演藝明星、把達爾富爾問題和中國掛鈎,就會「有得做」,這才成了西方政客話不離口的重要議題。由於中國是蘇丹中央政府的重要支持者,而蘇丹政府被指縱容民兵、製造人道災難,這成了達爾富爾危機官方版本的重要內容;北京對上述邏輯推論自然不予承認,認為美國的雙重標準極不公平,但也不得不檢討一貫的外交政策,並投票支持聯合國到達爾富爾維和,為其「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綱領作出「微調」,以爭取西方認可為盡責任大國。

跟中國掛鈎 蘇丹問題「有得做」

諷刺的是,這次東非饑荒的悲劇並非沒有政治元素。恰恰相反,索馬里的無政府狀態和恐怖主義、埃塞俄比亞對區域戰爭的大規模捲入,都是天災失控的重要原因,而這些悲劇,一律與美國外交政策息息相關。這些理據不但沒有被主流輿論提起,連帶整波危機也一併被忽視。如果在未來一個月,國際援助尚不能到位,索馬里難民繼續湧向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整個東非可能爆發後果不堪設想的特大災難。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

倫敦騷亂的結構性成因﹕一切只是預演﹖

【咫尺地球】英國倫敦爆發騷亂,由北倫敦的托定咸蔓延至市中心的Oxford Circus,出乎不少人意料之外。但觀乎騷亂爆發的結構性成因,這次可能不過是預演,只要這些問題得不到正視,更嚴重的衝突恐怕還會出現。

種族問題浮面 1985騷亂翻版

騷亂導火線是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槍殺,他的家人高調呼冤,引來網絡動員追求公義。這就像1985年南倫敦Brixton騷亂的背景﹕當時警察指一名來自牙買加黑人新移民家庭的青年涉嫌犯罪,卻槍傷了他的母親,激起民憤,令英國種族問題浮上水面。今天不少新移民家庭依然住在市郊,像北倫敦托定咸就有大量非洲裔新移民,白人抱怨他們浪費福利開支,他們的生計則最受經濟不景影響。南亞裔英國人的數目愈來愈多,乃至已改變英國文化體系,但他們並未全面融入國家,甚至常被當作疑似恐怖分子。來自俄羅斯、中東產油國、中國等地的富有新移民,則大舉進佔城市核心,令倫敦有了「倫敦格勒」、「倫敦斯坦」、「倫敦京」之稱,原有精英亦不是味兒。相較下,美國的「平權政策」雖然備受爭議,但畢竟較能融合不同階層的非白人人口,而在經濟低迷的英國,少數族裔容易把經濟問題演繹為種族歧視,白人也容易把經濟上的不滿歸咎於暴發新移民。

大學生淪政策犧牲品

但種族問題並非這次騷亂的核心議題。英國雖然沒有加入歐元區,但過度開支的經濟結構,和西班牙、意大利等「歐豬五國」大同小異,甚至有學者將之歸入「歐豬六國」之列,無論是誰執政,緊縮開支、減少福利都無可避免。雖然這會涉及社會各階層,但以青年的怨氣最大,月前爆發的大規模學生示威,除了反對大幅度加學費、減津貼,背後還有這樣的信息﹕十多年前,沒有大學學位的保守黨首相馬卓安推行高等教育普及化,把一大批院校升格為大學,打破精英教育傳統,徹底改變了英國青年的期望。今天的八十後、九十後卻發現,負擔大學學費愈來愈困難,辛苦畢業後又很可能失業,好些學系更因為經費不足而倒閉,這都和他們的期望大有落差,難免認為自己淪為政策的犧牲品。這次受害者是29歲青年,警方迅速把他定性為罪犯、閒漢,令青年有了「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同仇敵愾;加上托定咸所屬行政區是英國相對窮困的地區,與青年、教育相關的開支剛被一下子削減75%,民怨早就存在。

英警削經費士氣沉 倫敦奧運堪憂

削減開支的問題同樣影響着公務員,負責維持治安的警察也被削減20%經費,士氣本就低沉,不滿往往發泄在市民身上。這一方面容易激化警民矛盾,另一方面也令警察效率難以提升,對社會不穩定因素難以控制。在平日,一般人對政府的不滿沒有什麼機會表達,但一旦有執法者有爭議行為出現,就往往被演繹為政府不聽民意、不恤民情的總象徵。加上英國警隊正受梅鐸竊聽醜聞困擾﹐年前把巴西遊客當作恐怖分子、將之誤殺的醜聞﹐也讓人記憶猶新﹐「為虎作倀」的粗暴形象,就逐漸深入民心。數月前,曾有二千多名黑人青年和平遊行至蘇格蘭場警察總部,抗議另一宗類似的黑人不明不白死亡案件,但傳媒關注程度極低,令他們不得不「反思」策略。這些社會問題,有了槍擊死者的具體形象,在互聯網時代,就足以極速傳播。

倫敦舉辦2012年奧運在即,若經濟問題不能改善,更難以期望政府能撥出足夠開支應付突發危機。當警察在民眾心目中失去公信力,而外來恐怖襲擊威脅依舊存在,社會治安面對的挑戰只會更大。電影《2012末日預言》有一幕講述倫敦奧運被腰斬,恐怕將成為英國政府揮之不去的夢魘。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8月3日星期三

回顧《換命謊言》﹕美國大國崛起時的醜聞

【咫尺地球】每逢中國發生特大事故或醜聞,都有評論員說這是「大國崛起的陣痛」,主張「大局為重」,抗拒窮追不捨。那在美國崛起過程中,又是如何面對危機的﹖我們不妨重溫奇連伊士活導演的電影《換命謊言》(Changeling),它改編自1928年洛杉磯一宗真人真事兇案,掀起的連串醜聞,超乎今天一般人想像,但美國正是通過回應這類危機,才得以進步。電影講述女主角的年幼兒子忽然失蹤,不久警方送回一名冒名頂包的男孩,母親不願被迫接受,進行抗爭,卻被貪污腐敗的警方當作「尋釁滋事」,關進精神病院。後來鄰近地方揭發了一宗集體殘殺兒童案,最初說只有數人,後來估計死者多達二十人,當局才發現女主角的兒子可能在內。當事人在社運式牧師協助下抗爭,最終把美國建制的黑幕揭露於公眾眼前。

社運式抗爭 揭建制黑幕

這一案涉及多重醜聞,值得崛起中的大國借鑑。那時後,在位的美國總統是柯立芝,主張小政府、推崇自由主義,發展模式自與中國不盡相同,但同樣處於崛起時代。同期歐洲正經歷一戰後的復原,美國已一躍而成世界大國。當時美國社會階級界線相對森嚴,傳統精英把持政事,大亨壟斷經濟,婦孺權益不受保障,平權思想並不普及,舉國氣氛有點像發展中國家的「拼經濟」,雖然持續高增長、低通脹,瀰漫樂觀情緒,但潛在的社會問題自也不少。電影講述的加州警察集團式貪污,勾結法官、醫生和記者,就是上述時代的產品。雖然最後貪污集團敗露,民事法庭建議涉案的警官永遠停職,作為大反派的警官鍾斯被罰款,但在現實世界,他們不久就復職了,連罰款也從未被繳交。不過自此美國警隊的內部章程逐步完善,警察的品行也逐漸改善,至於貪污,則被不同形式的合法利益輸送取代,這並不理想,但起碼有規可依。

當時美國地方政府也曾嘗試掩藏真相,但最終失敗,除了因為當事人不屈不撓,也因為社會上存在一些身分特別的第三部門領袖,例如為太太出頭的聖保羅長老會牧師布里格萊布。這人也是真實歷史人物,一生以揭發警隊黑幕為己任,相信宗教力量必須通過社會參與才來彰顯。在社運未被美國主流社會接受的20世紀初,相對獲權貴尊重的進步宗教人士,就承擔了監督權貴的重任,加上當時現代媒體興起不久,案件得以被廣泛傳播。這位牧師的經歷,教人想起港英時代挑戰警權的先驅杜葉錫恩女士﹕她在香港雖然不是神職人員,但同樣以傳教士式熱情和非華人的特殊身分進行社會活動,否則根本不容於當時建制。有了這類第三部門的監督,政府以「大局論」回應醜聞就十分困難。

第三部門 承擔監督重任

這案件另一個影響,就是改變了美國警方能不經審訊就把異見人士送進精神病院的做法。說到精神病和政治的關係,不得不提福柯的《瘋癲與文明》,大師認為「瘋狂」與「正常」的定義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弔詭的是愈是文明的國度,建構別人是精神病人的能力愈強,因為它們的公信力更大。蘇聯獨裁者史達林也是「研究」瘋狂與政治的專家,最喜歡把政敵關進精神病院,也愛逼害醫生,他有絕對權力,可以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但社會卻假定精神病人多是政治犯,「建構力」就小得多了。要改變上述「精神病政治化」的做法,除了需要當事人的抗爭,也需要像醫生、律師那樣的專業人士舉證。因此在大國崛起期間,專業人士往往扮演重要角色,負責平衡發展觀帶來的價值失衡。

一個成熟的社會,足以通過事故發掘現制度的漏洞,與及這些漏洞的既得利益者。而要進步,除了需要當事人的勇氣,也需要獲廣泛認可的第三部門,有職業操守的傳媒工作者,對本行有所堅持的專業人士,他們足以共同制衡發展觀對人文關懷的缺失。假如連這些關懷也被和諧,發展、維穩成了社會的唯一追求,任何事故都可以被當作個別事件,社會怎樣進步﹖《換命謊言》一案變成特大醜聞,並沒有令美國崛起的步伐放緩,反而令美國人的自豪感倍增。不久美國出現世紀大蕭條,樂觀主義一掃而空,假如此前美國沒有人文關懷的思想傳播,後果不堪設想。說到底,穩定不過是一種「狀態」,當它被當作一種「最高價值」來追求,這並非一般大國崛起的常態,足以證明個別國家的國情,確實是很獨特的。

(改編自《國際政治夢工場IV》)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8月1日星期一

東德人喜愛天體運動之謎

筆者剛到過柏林的「東德博物館」﹐顧名思義﹐它自然是介紹共產政權統治下的東德人民生活﹐其中一個角落展示了東德的天體運動文化﹐和一般人心目中共產政權的封閉、保守形象大相徑庭﹐十分值得一遊。

天體運動文化由來已久﹐例如古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都是天體進行﹐相信大家也耳熟能詳。不過東德的天體熱卻是出乎意料的﹕根據博物館介紹﹐五個東德人當中﹐就有四個曾經裸泳﹐而只有1/10人抗拒天體。東德人一家大小、青年學生的假期活動﹐就是集體到天體營打網球﹐或到天體海灘裸泳、划獨木舟﹐可謂日常生活不能取代的一部分﹐穿衣服的反而被當作不正常。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西德一方則相對保守﹐前西德人至今對前東德的天體文化甚有保留。

東德天體運動的興起﹐自然有其社會背景。據說東德政府原來是希望禁止天體運動的﹐一來天體運動大盛於一戰後的魏瑪共和時代﹐納粹初年曾加以反對﹐但後來也改為提倡天體鍛煉體魄﹐希特拉也是男體愛好者﹐令這成了一些共產主義者眼中的「腐敗運動」。二來有官員擔心天體會製造精神污染﹐文化部長曾企圖進行「保護國家眼睛運動」取締天體。不過不少東德政府中人也是天體愛好者﹐在他們疏通下﹐東德在1956年﹐正式出現了第一批官方認可的天體海灘﹐自此天體熱一發不可收拾。對東德人來說﹐面對共產政權的高壓﹐全身赤裸地運動﹐才是真正的「無階級社會」﹐這也成了他們逃避壓逼、宣示自由的暗號。何況東德人民出國旅行的選擇不多﹐在守衛森嚴、嚴防國民「投奔自由」的國內﹐製造天體運動的勝地景點﹐似乎也可加強國民的向心力。

東德政府也逐漸發現﹐讓人民沉默地天體式「抗爭」﹐總好過讓他們搞政治抗爭﹐於是開始對天體運動推波助瀾。1971年﹐昂立克上台成為東德最高領袖﹐宣佈新政策﹐聲稱「凡是文化藝術的都沒有底線」﹐進一步令公開裸體成為時尚﹐天體俱樂部大舉進軍全國各地﹐男女學生畢業時都有拍裸照的傳統﹐國營電視臺也會派出全裸主播到天體海灘﹐教導國民參加天體活動的應注意事項。1987年﹐昂立克舉行閱兵儀式時﹐甚至檢閱了一車天體運動者﹐這在世界各國都是不可想象的。有趣的是﹐這也成了東德當局自稱比西德更「開放」的理據﹐證明了東德也有自己的優勢﹐人民自信展示胴體則被演繹為國家進步發展的象徵。當東德權貴都接受天體運動﹐與群眾「打成一片」﹐也許對減低階級矛盾有一定幫助﹐亦未可知。至於東德的天體運動營﹐則成了吸引遊客的國家特色。

至於天體運動與性解放之間有沒有必然關係﹐則言人人殊﹐最詳細的學術研究﹐可參見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女歷史學者Josie McLellan在2007年發表於《現代歷史期刊》的論文﹕「社會主義國家的胴體﹕東德天體主義由禁止到興盛」。根據她的研究﹐東德天體運動的最大特色、和西方天體運動的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天體和穿衣服運動之間的界線十分模糊﹐天體絕非局限在天體營﹐而是在社會無處不在﹐政治意識濃厚。東德人似乎只是希望用這方式暗示東德「動物農莊」存在的不平等﹐並且宣示他們在極權國家﹐也有無可取代的天賦人權﹐與性解放的關係有限。何況在個人生活層面﹐東德政權從來沒有給予太大性壓抑﹐對濫藥、濫交、搖滾樂等都默許﹐墮胎、未婚產子、離婚比率等都居于東歐國家第一位﹐不同文革時代的中國﹐把一切當作資本階級的腐敗。

兩德統一後﹐其中一個最大的隔膜﹐就是對天體運動文化的處理。東德人習慣了展示自己的胴體﹐會將全家的陳年天體照拿出來招呼朋友﹐西德人則較為內斂﹐認為社會應有明確的天體邊境﹐認為前東德的文化只反映其落後。無論如何﹐一些前東德時代的天體海灘﹐已成了世界各國天體愛好者的朝聖地﹐這可能是東德留給世界最持久的遺產。

沈旭暉 Sportsoho 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