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6日星期一

曾氏911﹕911十周年的「本土抽水運動」

【咫尺地球】911十周年是不少媒體的焦點,也為公眾人物提供了回顧與反思的平台。但正因為911家傳戶曉,而不少人對恐怖主義研究缺乏深入認知,以致這題目容易被借題發揮,成了香港的「本土特色」。
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來自特首曾蔭權先生。他在社交網站表示,他個人從911十周年得到的「訓誡」,就是「偏隘、不寬容的思想會滋長仇恨與罪惡」,然後深切體會到能夠在香港這樣一個「和平、包容和多元」的社會生活是多麼寶貴和幸運,再祈願香港市民以至全世界的人,「多了解和體諒別人,從而達至和諧共處」,就是對911死難者的最好致敬。

推論無限上綱 值得擔心

抽空而言,以上說話並無錯誤,曾先生對國際議題關注也值得肯定。問題是特首講述911恐怖襲擊的話,和政府中人談及近年社會抗爭手法的「訓誡」如出一轍,也和早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批評八十後「關起門來做皇帝」、不接受其他人意見、發展下去可能出現美國槍擊案等「訓誡」如出一轍。這推論假如無限上綱,值得擔心。筆者有不少在政府、警隊工作的朋友,真心相信911策劃者和香港示威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因為「他們都是通過剝奪其他人權利來弘揚自己相信的理念」,從而推論任何形式的激進抗爭,都有成為恐怖主義的傾向。愛國媒體近月把香港示威者和美國3K黨類比,正是以上思維的產品。

反觀在國際社會,就算政府多麼討厭類似抗爭,也不會如此傳達信息。雖然恐怖主義定義多達數百,但無論哪個學派,都會明白兩者有根本分別,並多有下列共識﹕恐怖分子是通過製造集體的心理恐慌來傳訊,作為其組織或網絡的政治行動宣言;他們不時選擇與官方、政府職務無關的對象,特別是與其「理念」沒有直接關係的平民,來加強恐怖效果。把「不和諧」這個主觀感覺,和「公眾恐慌」這項恐怖主義定義等量齊觀,只是香港政府的習慣,絕非國際社會慣例,正如好些海外議員有公開打架的往績、NGO示威會有零星流血,他們會被批評破壞和諧、可以被法律制裁,但成熟的公民社會,絕不會輕易賦予他們恐怖分子的標籤。

或認為曾蔭權同情拉登

值得注意的是,在911一周年,當時的香港特首董建華說,911促使「我們矢志建立一個安全、和平、自由、開放和多元化的社會」。他把「安全」和「自由」並列,來消除不少人對顧此失彼的憂慮,比十年後把「包容」取代「自由」的曾蔭權得體。至於香港究竟有多包容、有多多元,梁啟智日前的文章已有所介紹(9月24日觀點版《梁啟智﹕多元豈能當空話》)。

更有趣的是,假如我們把曾蔭權的說話翻譯成外語,給阿拉伯世界閱讀,他們很可能會認為曾蔭權反而是同情拉登的,因為不少穆斯林認為911的成因,正是美國充滿「偏隘、不寬容的思想」,拒絕以「包容和多元」的態度在國內外體制接納穆斯林為重要成員,沒有盡力令穆斯林和以色列「和諧共處」,才導致911這「激進抗爭」出現,所以拉登作為虔誠穆斯林,行為有其英雄成分。筆者同情穆斯林的處境,卻必須指出以上觀點,正是混淆「恐怖襲擊」和「激進抗爭」的典型。這和「曾氏911恐怖觀」的差別,不過是前者希望合理化恐怖襲擊、後者則希望妖魔化激進抗爭,而兩者都在做同一事情,就是偷換概念,與及「抽水」。

混淆恐怖襲擊與激進抗爭

別以為當「抽水」成了香港文化,水即可以隨便抽。也許是受曾蔭權感召,在911十周年當日,一位地區工作者也發表感懷。這位地區工作者的對手是來自民主黨的現任區議員,剛好在911十周年當天大婚,他覺得很恐怖、很疑惑、很憂慮,於是在網誌對支持者發出警告﹕「911是一個傷感的日子,理應不要搞什麼喜慶事情!911搞慶祝的只有亞蓋達組織。但是徐議員就千挑萬選也挑了911作為人生的大日子,而且往後還要每年都要慶祝的紀念日,真是很難不讓人將他與亞蓋達組織聯繫上。恐怖分子是最難以應付,也最奸絞(狡)的!」

一般受教育的人,自會對以上邏輯一笑置之。但這不代表這位地區工作者對提醒鄰里反恐的熱情,不是發自肺腑,起碼他的支持者會認真看待,假如他們確實相信民主黨是蓋達支部、對之寄託予反恐式仇恨,這只會像曾蔭權所言,讓「偏隘、不寬容的思想會滋長仇恨與罪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特首牽頭,滿腔熱情的社會服務者怎會上行下效?要防止以上風氣蔓延,筆者認為無論是曾蔭權還是地區工作者,都應該修讀大專院校的國際關係課程,當中自以研究國際恐怖主義學者任教之課程為宜。這樣的抽水,才是王道。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9月11日星期日

911﹕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捩點?

【咫尺地球】關於911周年回顧、美國反恐成效,本欄這些年來已寫了不少,今天是911十周年,我們不妨問一個更宏觀的問題﹕假如2001年沒有發生911事件,美國的世界地位會有什麼不同?

「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在911前十年(1991-2001),西方主流學者多以為世界已邁入單極時代,美國不但在綜合國力遙遙領先,它奉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制度也被認為是最優越,其他國家只能效法,是以有「歷史終結論」,甚至研究大國興衰的權威歷史學者Paul Kennedy,也相信美國的衰落尚遙遙無期。

911前,美國挾冷戰終結的餘威,得到自由民主理念的國際代言身分,能以「國情不同」為由,對不同政權採取不同策略,作為影響各國的槓桿。但布殊以反恐為國策後,美國逐漸把國家安全凌駕於自由民主理念之上(起碼國內外不少人這樣看),不但令「人權」與「穩定」這兩難撕裂社會,也失去了美國對理念話語權的壟斷。沒有911,美國可以說支持友好獨裁政權是鼓勵「循序漸進」﹔有了911,美國以國家安全理順上述關係,則變相放棄了自己的「理念霸權」。以茉莉花革命為例,這些中東、北非獨裁國家在911後成為美國反恐盟友,連卡扎菲也發現只要打擊激進伊斯蘭實力,政權就得到「合法性」,結果它們的管治愈來愈高壓、腐敗,「美國牌」反而間接令其被推翻,受民眾認同的新一代卻多不認同西方,因為美國在過去十年,已失去民主的道德高地。

美失民主道德高地

假如布殊不是以「布殊主義」的單邊方式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而是讓聯合國牽頭,甚或邀請穆斯林將軍統領聯軍,反恐戰爭也許還能像海灣戰爭那樣,局限為個別事件,「文明衝突」的元素也可以被減低。但布殊的作風卻開罪了整個穆斯林世界,也製造了新的恐襲危機,正如《Foreign Affairs》月前一篇文章分析,蓋達地方支部在不同地方發動襲擊的能量只會比911前強了、而不是弱了。伊斯蘭世界反彈的重要性,在於讓美國失去了「普世價值」的話語權,被不少第三世界視為只捍衛耶教文明;此消彼長下,不少原來相信「歷史終結」的國家也反悔起來,發現原來可以不再參與美式全球化經濟體系,紛紛另尋選擇。911後,中國大舉進入非洲、中東發展的機遇,部分也是這樣形成。

說到中國,從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可見,假如沒有911,中美關係的類似衝突可能會不斷出現,布殊剛當選時也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放棄了從前的戰略性伙伴標籤。雖然美國官方立場是中美關係「好不到哪裏去、也差不到哪裏去」,Joseph Nye也許不承認911改變了中美關係,但私下交談中,美國右翼學者會坦承美國的體制需要明確敵人,沒有了911,美國的主要矛盾有可能變成中國。當然,美國不會像憤青想像的那樣,全方位打壓一個國家,但只要華府在過去十年逼中國把資源放在軍備競賽,積極推動第三世界的私有化改革、讓美資公司接受成果,以免讓中國等新興大國有可乘之機,則單極狀態可望再延長,中國也不一定有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正如內地國際關係學者王緝思分析,奧巴馬正把建構新的國際秩序提升至國家利益的高度﹔假如這方針早十年出現,首當其衝的,只會是中國。

中國十年休養機會

布殊在911後通過塑造中國以外的其他外部敵人,鞏固自己陣營的支持,以為這符合美國面對挑戰的一貫回應模式。殊不知這敵人是虛無縹緲的非國家個體,消滅不了,卻變相令其他國家取回發展空間。像俄羅斯承機重新集權,歐洲在反恐過程中、特別是伊拉克戰爭期間,不斷顯示與美國的差異取回主動,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支援了美國反恐,卻逐步脫離了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發展模式的掌握。當美國在911後債台高築,美國已不能像在1990年代那樣,通過「建議」第三世界搞自由化改革取利,俄羅斯等國也不會像1990年代那樣大舉拍賣國有資產,惟有不斷兜售國債,這卻讓其他國家的底氣愈來愈足﹔不斷的「量化寬鬆」,也令美元的認受性愈來愈低。

說到經濟,美國反恐開支驚人,兩場戰爭是國庫極沉重的負擔,還有更多開支花在當地維穩、以及前線人員福利,結果民主黨政府辛辛苦苦弄來的國庫盈餘,又變回超級赤字。金融風暴在過去十年再三出現,除了有結構性原因,與美國不斷通過減息「刺激」戰後經濟造成泡沫爆破也不無關係,這點美國華裔學者汪錚的文章「如果沒有911」有較詳細的解釋。假如美國毋須應付這開支,雖不能杜絕金融危機,卻可能在「世界再無大戰」的假定下,加速把資源投向國內福利或環保議題,而911原是處理這類議題的良機,假如類似方案當時推出,也許不會像奧巴馬的醫保那樣激化新對立。再者假如美國能以反恐的力度,及早正視金融界種種違規行為,起碼可以把「反戰」和「反金融霸權」這兩大論述分割。

新保守主義死而不僵

克林頓在冷戰結束後走「第三條道路」,一度把總統定位在超然位置,原已令國內的兩極被邊緣化。布殊上台時,美國人尚不太清楚他決心推行新保守主義政策,而沒有911的機遇,布殊政府先天認受不足,也難製造一場意識形態革命。可惜911後,美國的自由主義vs.保守主義對立被空前強化,左翼愈來愈反戰、仇富,右翼愈來愈反智、仇外。雖然新保守主義氣勢近年大為削弱,但其鐵杆支持者死而不僵,更對筆者笑稱是「喪屍」隨時復活,同一陣營衍生的「茶黨」更已偏離正常社會的民智,不能想象這些人在1990年代能有勇氣走出來。

當然,這些都不是911策劃者的部署,也不是歷史的必然,曾任布殊撰稿人的David Frum就曾玩票地撰文,分析若處理911的是民主黨的戈爾,歷史會有什麼不同;對這問題筆者另有看法,有機會再述。但畢竟現實沒有如果,假如在911十周年,美國還沉醉於擊斃拉登的「勝利」,未免見樹不見林。其實美國反恐的唯一成就,就是再沒有針對本土的恐怖襲擊成功出現,僅此而已。當然,美國依然是全球第一強國,但單極世界已不再成秩序,由是觀之,若說美國霸權由盛極而衰的轉捩點是2001年9月11日,似亦不為過。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9月5日星期一

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明報專訊】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1.費邊社會主義﹕六七暴動的最大影響並非讓港英強政勵治,卻是加速它柔化管治,工黨的麥理浩推行福利社會,歷史教授陳明銶稱之為「港版費邊福利主義」﹔港人貧富差距拉窄,開始信奉漸進改革。

2.本土鳥籠民主﹕港英的代議政制雖不完全,但通過香港節等本土運動,以及宣傳對共產政權的恐懼,把激烈行動與當時象徵落後的共產黨掛鈎,港英不再成為社會不滿的對立面,反成了區內相對民主先進的政權。

3.行政吸納政治﹕港英把剛冒起的精英階層大舉吸納進建制,除了讓他們有參與權力的感覺,也製造了社會向上流動機制,通過塑造樣板「香港故事」,鞏固百姓對秩序的認同。

4.民間專業主義﹕港英賦予重視專業人士非政治化的身分,換取他們對制度背書,防範社會失序。港英並非不打壓異己,卻對異見專業人士籠絡,例如某紅色世家被安置於法律界顯赫位置,以示專業凌駕政治。

5.政府專業主義﹕公務員也被確立政治中立的身分,被相信凡事依循程序﹔警隊在六七後沒有擴權,反被大幅制衡,不再貪污,市民相信執法者是公事公辦的公僕,傾向服從權威。

6.教育上流假定﹕當時港人深信社會地位和教育掛鈎,港大畢業精英控制香港的現狀被合理化,這批畢業生成了既得利益者,至今在強化這神話。至於你信不信,反正上一代信了。

結果,香港催生了黃金一代,和平理性被建構為常態,從前的衝突便重構為古代歷史。根據童話故事,是咁的,香港人世世代代和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白花油王子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可惜,現實是殘酷的。數年間,一道黑影掠過,六大和平理性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卡住了」。與國際經驗相比,香港社會失去了這些支柱後的反應其實難算激進,而上述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1.今天香港福利或比昔日好,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超越0.5的國際警戒線(2006年達0.533),遠超1981年的0.451,與60年代大動盪前夕的0.49相若,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根據國際經驗,過了0.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而此等地區一變革即摧枯拉朽。國際學者對此多番警告,曾蔭權卻認為是堅尼系數計算方法有誤,「在加入醫療、房屋等福利政策後,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降至0.427」。正如唐英年說,「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2.今天香港的民主成分或比港英時多,但在全球化時代,香港已由鄰近相對民主的政體,淪為落在台灣、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之後﹔激進不再代表落後的赤化,卻重拾進步光環。正如唐英年說,「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且昔日政府解釋缺乏民主的論述,頂多是「時機未到」,今天愛國朋友卻說「西方民主已死」,令港人由和平理性地等待「早晚會有」,變成相信「不爭就沒有」。

3.在以往的行政吸納,精英被一網打盡,多少有體制內改革的空間。但在結社容易、壟斷愈難的當代社會,團體或個體的代表性大不如前,吸納失去原有功能,體內改革難行,政府卻把位置改當政治酬庸,連傳聖火也按親疏有別名額分派。社會開始深信要推動變革,唯有由外而內,正如不少公務員私下坦承,沒有被視為激進的保育運動,政府絕不會推進步發展觀。

4.政府近年不斷挑戰代表和平理性的專業底線,例如替補機制方案對mandate概念的扭曲是學界絕不同意的,對於「三權配合」,法律界絕不認同,高鐵細節被不少工程師視為誤導,以獨立成科方式推國民教育不被教師主流接受,以「官媒」代替採訪是記者眼中的天方夜譚。這些做法在專業界別內,已引起不尊重知識的強烈震動,這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而昔日港英就是政見不同,也不會對專業人士的和平理性身分質疑。但近年凡有不同聲音,都被貶作假專家、偽學者,為求短期政治效益,親政府輿論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以不堪一擊的邏輯鼓動民粹,來掩蓋理性聲音。正如唐英年說,「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藉口」,結果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同情抗爭,政府喪失了「講道理」的公信力,百姓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奏效。

5.社會抗拒激進,部分是基於對公務員、警員的尊重,這份尊重是基於其政治中立,若假設不存在,後果不堪設想。例如替補機制的強推完全不符公務員的程序主義,諮詢文件用詞帶價值判斷,已非政務官的規範。在港大風波,政府需回應的原來只屬技術性問題﹕為什麼要用這警力保護副總理,而年前保護胡錦濤、月前保護希拉里的警力明顯不及﹔假如是防範疑似疆獨恐襲,則何以在2008奧運時恐襲警告確鑿,安保卻又不及。警務處長支吾以對,卻長篇大論發表黑影論、粗口說,並非專業所為,反見此地無銀,正如學生對監考員「hi auntie」,不會被寫在監考報告內。這類事例看似瑣碎,但正如唐英年說,「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警務處長日前終承認前線警員「做多咗」,反映警隊已催生獨立意志和意識形態,公務員、警員容易偏離專業精神,甚或法律賦予的權力,這樣下去難言政治中立,被執法者亦難信服。

6.90年代馬卓安在英國推行教育普及化後,英國不能消化數目大增的大學生,是為倫敦騷亂的遠因,這改革也被帶來香港。現在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畢業生數量如昔日高中生,卻依然被賦予昔日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政府不正視期望落差,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私立大學,不但如唐英年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更不啻飲鴆止渴。筆者剛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西亞回來,那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從2005年開始,全國大學生失業率竟高於整體失業率,個別學科(像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失業率更高於40%,高學歷青年的絕望才是變天關鍵。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他們在最和平理性的環境長大,被告知唯有讀書高,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非上一代人能理解。

說好的土壤呢﹖

「和平理性是香港的傳統」,很好,但回到核心問題,正如唐英年說,「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那說好的土壤呢?內地同胞教導我們「從現象看本質」,這本質反映什麼,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 slip說得最專業﹕「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當理性年代的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逐漸淪為禮崩樂壞的total rubbish,抗爭若不重現70年代前的模式、或衍生出21世紀的新模式,反屬古今中外的特例,這恐怕不以我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和平理性必須結構性支撐,這些支柱代表香港的核心主價值,和平理性是主價值催生的副產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支柱的和平理性,只是維穩重於一切的威權主義﹔但就是威權政體,也不能保證和平理性。港英最威權之際,正是罷工、暴動之春﹔香港的和平理性傳統,卻建立在港英最懷柔之時。若只強調強硬執法,讓理性支柱斷裂,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激烈場面只會愈來愈多。社會賢達講求和平理性誠屬高風亮節,但只捍衛形式,未免本末倒置。讓和平理性重臨香港,必須重建上述支柱,否則這地方就算貌似和平理性,和平理性的人驀然回首,卻會發現八月飛霜,世界怪得誇張,欲求未滿,剩下砒霜,那已不再是我們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