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1日星期日

911﹕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捩點?

【咫尺地球】關於911周年回顧、美國反恐成效,本欄這些年來已寫了不少,今天是911十周年,我們不妨問一個更宏觀的問題﹕假如2001年沒有發生911事件,美國的世界地位會有什麼不同?

「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在911前十年(1991-2001),西方主流學者多以為世界已邁入單極時代,美國不但在綜合國力遙遙領先,它奉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制度也被認為是最優越,其他國家只能效法,是以有「歷史終結論」,甚至研究大國興衰的權威歷史學者Paul Kennedy,也相信美國的衰落尚遙遙無期。

911前,美國挾冷戰終結的餘威,得到自由民主理念的國際代言身分,能以「國情不同」為由,對不同政權採取不同策略,作為影響各國的槓桿。但布殊以反恐為國策後,美國逐漸把國家安全凌駕於自由民主理念之上(起碼國內外不少人這樣看),不但令「人權」與「穩定」這兩難撕裂社會,也失去了美國對理念話語權的壟斷。沒有911,美國可以說支持友好獨裁政權是鼓勵「循序漸進」﹔有了911,美國以國家安全理順上述關係,則變相放棄了自己的「理念霸權」。以茉莉花革命為例,這些中東、北非獨裁國家在911後成為美國反恐盟友,連卡扎菲也發現只要打擊激進伊斯蘭實力,政權就得到「合法性」,結果它們的管治愈來愈高壓、腐敗,「美國牌」反而間接令其被推翻,受民眾認同的新一代卻多不認同西方,因為美國在過去十年,已失去民主的道德高地。

美失民主道德高地

假如布殊不是以「布殊主義」的單邊方式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而是讓聯合國牽頭,甚或邀請穆斯林將軍統領聯軍,反恐戰爭也許還能像海灣戰爭那樣,局限為個別事件,「文明衝突」的元素也可以被減低。但布殊的作風卻開罪了整個穆斯林世界,也製造了新的恐襲危機,正如《Foreign Affairs》月前一篇文章分析,蓋達地方支部在不同地方發動襲擊的能量只會比911前強了、而不是弱了。伊斯蘭世界反彈的重要性,在於讓美國失去了「普世價值」的話語權,被不少第三世界視為只捍衛耶教文明;此消彼長下,不少原來相信「歷史終結」的國家也反悔起來,發現原來可以不再參與美式全球化經濟體系,紛紛另尋選擇。911後,中國大舉進入非洲、中東發展的機遇,部分也是這樣形成。

說到中國,從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可見,假如沒有911,中美關係的類似衝突可能會不斷出現,布殊剛當選時也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放棄了從前的戰略性伙伴標籤。雖然美國官方立場是中美關係「好不到哪裏去、也差不到哪裏去」,Joseph Nye也許不承認911改變了中美關係,但私下交談中,美國右翼學者會坦承美國的體制需要明確敵人,沒有了911,美國的主要矛盾有可能變成中國。當然,美國不會像憤青想像的那樣,全方位打壓一個國家,但只要華府在過去十年逼中國把資源放在軍備競賽,積極推動第三世界的私有化改革、讓美資公司接受成果,以免讓中國等新興大國有可乘之機,則單極狀態可望再延長,中國也不一定有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正如內地國際關係學者王緝思分析,奧巴馬正把建構新的國際秩序提升至國家利益的高度﹔假如這方針早十年出現,首當其衝的,只會是中國。

中國十年休養機會

布殊在911後通過塑造中國以外的其他外部敵人,鞏固自己陣營的支持,以為這符合美國面對挑戰的一貫回應模式。殊不知這敵人是虛無縹緲的非國家個體,消滅不了,卻變相令其他國家取回發展空間。像俄羅斯承機重新集權,歐洲在反恐過程中、特別是伊拉克戰爭期間,不斷顯示與美國的差異取回主動,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支援了美國反恐,卻逐步脫離了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發展模式的掌握。當美國在911後債台高築,美國已不能像在1990年代那樣,通過「建議」第三世界搞自由化改革取利,俄羅斯等國也不會像1990年代那樣大舉拍賣國有資產,惟有不斷兜售國債,這卻讓其他國家的底氣愈來愈足﹔不斷的「量化寬鬆」,也令美元的認受性愈來愈低。

說到經濟,美國反恐開支驚人,兩場戰爭是國庫極沉重的負擔,還有更多開支花在當地維穩、以及前線人員福利,結果民主黨政府辛辛苦苦弄來的國庫盈餘,又變回超級赤字。金融風暴在過去十年再三出現,除了有結構性原因,與美國不斷通過減息「刺激」戰後經濟造成泡沫爆破也不無關係,這點美國華裔學者汪錚的文章「如果沒有911」有較詳細的解釋。假如美國毋須應付這開支,雖不能杜絕金融危機,卻可能在「世界再無大戰」的假定下,加速把資源投向國內福利或環保議題,而911原是處理這類議題的良機,假如類似方案當時推出,也許不會像奧巴馬的醫保那樣激化新對立。再者假如美國能以反恐的力度,及早正視金融界種種違規行為,起碼可以把「反戰」和「反金融霸權」這兩大論述分割。

新保守主義死而不僵

克林頓在冷戰結束後走「第三條道路」,一度把總統定位在超然位置,原已令國內的兩極被邊緣化。布殊上台時,美國人尚不太清楚他決心推行新保守主義政策,而沒有911的機遇,布殊政府先天認受不足,也難製造一場意識形態革命。可惜911後,美國的自由主義vs.保守主義對立被空前強化,左翼愈來愈反戰、仇富,右翼愈來愈反智、仇外。雖然新保守主義氣勢近年大為削弱,但其鐵杆支持者死而不僵,更對筆者笑稱是「喪屍」隨時復活,同一陣營衍生的「茶黨」更已偏離正常社會的民智,不能想象這些人在1990年代能有勇氣走出來。

當然,這些都不是911策劃者的部署,也不是歷史的必然,曾任布殊撰稿人的David Frum就曾玩票地撰文,分析若處理911的是民主黨的戈爾,歷史會有什麼不同;對這問題筆者另有看法,有機會再述。但畢竟現實沒有如果,假如在911十周年,美國還沉醉於擊斃拉登的「勝利」,未免見樹不見林。其實美國反恐的唯一成就,就是再沒有針對本土的恐怖襲擊成功出現,僅此而已。當然,美國依然是全球第一強國,但單極世界已不再成秩序,由是觀之,若說美國霸權由盛極而衰的轉捩點是2001年9月11日,似亦不為過。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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