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30日星期三

克羅地亞的「難民內交」與「難民外交」

敘利亞難民危機對歐洲各國都帶來挑戰,除了匈牙利,首當其衝的還有克羅地亞。克羅地亞除了要處理和歐盟的「難民內交」,還要應付與宿敵塞爾維亞的「難民外交」,形勢更為複雜。一方面,塞爾維亞已禁止克羅地亞貨品入口,並形容克羅地亞為「法西斯時代的政權」;另一方面,克羅地亞與歐盟內的匈牙利亦僵持不下。按英國《獨立報》說法,兩國現正進行「軍事競賽」,相互比拼以催淚彈、水砲驅趕難民,阻止他們進入各自境內。

客觀而言,和其他歐盟國家相比,克羅地亞對難民的消化能力更差。作為受戰爭影響的前南斯拉夫成員國,克羅地亞在2013年才正式加入歐盟,但戰爭陰影仍未消除,經濟後遺症還很嚴重。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有關克羅地亞社會政策的報告,在九十年代的巴爾幹戰爭期間,克羅地亞共有13,583人死亡、37,180受傷,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200億美元。

報告指戰爭製造了「兩個克羅地亞」,以是否受戰爭影響為界:一邊以城市為主、較少受戰爭波及,人民相對富裕;另一邊則直接受戰事影響,佔全國面積54%,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缺乏物資與社會資本,內裡各族群矛盾甚深,不斷有暴力事件出現。報告撰寫之時,克羅地亞的貧富懸殊,居中歐與東歐之冠。

這種「戰後經濟」,本來就不適合大舉接收難民。按克羅地亞統計局數據,在2015年7月,全國失業率仍有16%。而國家對戰後軍人的福利,卻是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主因之一,例如戰爭中傷殘的士兵子女,不論家庭收入高低,所得津貼,都比一般案例多出25%。據說由於「校園暴力嚴重」,克羅地亞教育部建議學校聘用退伍士兵,以維持治安,其實也是變相的復原福利。年前筆者在克羅地亞時,當地人老是埋怨大群士兵佔用了國家資源,令經濟老是起飛不來,內部矛盾似乎已頗尖銳。

如此局面,還有大量難民擁入,後果不難想像。匈牙利關閉與塞爾維亞接連的邊界後,已有13000多名難民湧入克羅地亞,後者只能關閉與塞爾維亞接壤的8個邊境關卡中的7個,只剩下一個方便管制。不少難民取道的克羅地亞邊境森林,屬戰時遺下的大面積地雷區,其實十分危險。假如他們留下來,又會進一步加深「兩個克羅地亞」的裂痕,比留在其他歐盟國家所製造的社會問題,還要複雜。

克國現時執政黨「克羅地亞社會民主黨」(SDP)並非右翼,而屬中間偏左。SPD的政治路線是支持社會民主主義,信奉歐洲一體化和支持歐盟。這樣的背景,也不得不強硬處理難民問題,反映在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跟前,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只要是本土政府,其實,也沒有多少選擇。

小詞典: 南斯拉夫解體戰爭

冷戰結束時,南斯拉夫解體,六個加盟共和國、兩個自治區主要爆發了四場戰爭,分別是斯洛文尼亞戰爭(1991年)、克羅地亞戰爭(1991年-1995年)、波士尼亞戰爭(1992年-1995年)、科索沃戰爭(1996-1999年)。後來經北約與聯合國介入,戰火逐漸平息,但已造成二戰結束後死傷最嚴重的歐洲人道悲劇。

2015年9月29日星期二

難民危機與匈國反歐盟情結

敘利亞難民危機成了歐盟成立以來的最大挑戰,處於歐盟前線的匈牙利,尤為磨心。日前匈牙利批准軍方使用橡膠子彈、催淚彈驅逐難民,國際左翼組織隨即譴責匈牙利「違反人權」,全球衛道之士多有攻擊之。但與此同時,全球對匈牙利人普遍心態的分析卻相對缺乏,假如盲目將之標籤為「本土主義」、「法西斯」而不加正視,更大危機只會陸續有來。

匈牙利曾是共產陣營一員,但史上長期和中歐整合,「奧匈帝國」曾是一方強權,在鐵幕內部可算「覺醒」得最早。1956年,匈牙利發生大規模民主運動,史稱「十月事件」,雖然被蘇聯鎮壓,但自此任何提倡左傾理想主義的綱領,都難得到匈牙利主流民意認同。

冷戰結束後,匈牙利迅速轉向市場經濟,而即使在冷戰後期,匈牙利的經濟改革早已全速進行。共產政權崩潰後四年,匈牙利全國近半企業轉為私營,經濟一度繁榮發展。直到2008年,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經濟開始出現高達6.4%的負增長,雖然得到歐盟、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的聯合援助,但對盲目融合的樂觀情緒,已一掃而空。

在2002至2010年間,匈牙利由中間偏左的聯合政府管治,但經濟不見起色,逐漸流失支持。2010年大選,屬右翼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匈牙利公民聯盟」勝出,青民盟黨魁維克多(Orbán Viktor)擔任總理,自此和歐盟意見長期相左。例如歐盟要求匈牙利政府採取緊縮措施,削減公共開支來振興經濟,右翼政黨則視之為侵蝕國家主權與獨立性,只是沒有像希臘那樣到達全國破產境況,外間才不聞,也不問。

匈牙利2004年加入歐盟,2007年成為《神根公約》簽署國,但仍未使用歐元,目標是2020年加入歐元區,但一直受右翼阻撓,歐盟亦不時批評匈牙利的自由和法治。例如2010年大選後,青民盟政府修改憲法,限制選舉廣告、計劃將歐盟的罰款轉嫁給國民,歐盟司法委員雷丁(Viviane Reding)就在歐盟議會說:「我們將繼續向匈牙利施壓,讓該國的法律同歐盟法律保持一致,讓法治國家的地位得到尊重。」

憲法修改後,2014年青民盟仍有44%得票率,得到議會199席中的117席,「對歐盟說不」正是賣點之一。盧森堡的歐盟議員恩格爾(Frank Engel)說過這句話:「匈牙利人,無論他們是不是青民黨的選民,都會產生這樣的印象,即歐盟不站在他們一邊……歐盟正在失掉民心。」

在難民潮中,匈牙利以國家利益為大前提,限制邊境出入,與主張出入境自由的《神根公約》相違背,卻深獲民意支持。匈牙利人普遍認為歐盟不負責任在先,把燙手山芋拋給匈牙利,而匈牙利所為,反而是捍衛歐洲價值的必要之惡。有趣的是,塞爾維亞首相譴責匈牙利「殘暴」、有「非歐洲人」的行徑,並呼籲歐盟行動,以捍衛「歐洲價值」。這話源自以「勇武」著稱的塞爾維亞,尤為諷刺。

小詞典:匈牙利1956年革命

革命發生於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起因是同年2月,蘇聯赫魯曉夫進行「去史大林化」,譴責史大林暴政,匈牙利朝野立刻效法,民眾要求獨立自主與民主化,運動旋即被蘇聯鎮壓,電影《愛水球愛自由》即以此為背景。東歐變天後,匈牙利將10月23日定為國慶節日之一。

2015年9月26日星期六

訪問咖啡師:理想興趣兼顧 擁抱國際咖啡夢

咖啡源自埃塞俄比亞。十三世紀時,埃塞俄比亞人入侵也門時,將咖啡帶到阿拉伯世界,咖啡在開始廣受阿拉伯人歡迎。十七世紀時,歐洲殖民者將咖啡樹帶到印尼,及後,更將咖啡種植技術帶到美洲。其後,在十八世紀末,咖啡出口便成為了巴西的主要收入來源。時至今天,咖啡已經緊隨石油成為世界第二大商品,其交易更超過米、麥和粟米等主要糧食。因此,若指咖啡具有國際戰略價值亦不為過。

香港人無論是為提神或是品味生活都喜歡喝幾口咖啡,因此,咖啡在香港人的生活中也佔了重要一席,由茶餐廳到連鎖咖啡店,再到精品咖啡店,當中各式各樣的咖啡都一應俱全;同時,也不乏有心人積極推動咖啡文化在香港的發展,其中一位就是Patrick。他具有歐洲和美國精品咖啡協會證書,歷任國際咖啡評判團體成員,由咖啡豆種植、烘焙,直到沖製,他都有獨到見解。除此之外,他希望憑藉在咖啡方面的知識,推動非洲和中美洲的咖啡業發展,同時,亦積極在東亞地區推廣咖啡文化。所以,他能以咖啡專業角度剖析咖啡如何連繫香港和世界。

答:Patrick Tam (P) ,美國CQI認可杯測師,Cup of Excellence首位港人評審問:沈旭暉

S: 其實,咖啡事業並非你的正業,為何你願意投放這麼多心力到當中呢?
P: 起初,我是為滿足自己對咖啡的求知欲。慢慢地,我發現咖啡已成為我和其他國家人士溝通的共同語言,亦讓我更容易和其他人打開話匣子。同時,通過這些交流,我也知道不少啡農背後的辛酸。大部分人只關心咖啡產業下游的咖啡師和沖製過程,但上游的啡農,中游炒豆的烘焙師往往被忽略。於是,我希望成為啡農和消費者間的橋樑,將咖啡業中不為人知的辛酸呈現公眾面前。而且,我在擔任國際裁判期間曾走訪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也遊歷過不少地方。當經驗和見識豐富之後,這讓我更有使命感去擔當這橋樑的角色。
推動產地來源證明

S: 近年公平貿易可謂是業界的熱門詞,你認為這概念能幫助種植咖啡的農民嗎?
P: 公平貿易是一個好概念,原意是為啡農提供一個安全網或是一個最低收購價。因為公平貿易成立的背景就是為應對因天氣因素或投資者數量而產生的價格波動,而一般人都認為這就像做善事一般,亦樂意購買相關產品。但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因此,我們積極推動咖啡產地來源證明,而非集體收購。我們能根據產地來源,知道咖啡是源自哪個莊園和農夫,若咖啡品質上乘,我們可以添購,若品質有問題,我們可以向相關的啡農提供意見,這長遠能提升咖啡的質素,從而提高啡農在國際咖啡市場的競爭力和收入。

S: 推動新的理念是不容易的事,過程中,你有遇到同路人嗎?
P: 在過程之中,我認識不少來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南斯拉夫裔的澳洲人Sasa Sestic,他本是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難民,但憑藉手球國家隊成員身份移民澳洲。他在退役後成為咖啡師,並推動成立Project Origin,計劃目標是提倡實驗改造,讓啡農的產品能接通全球。他在今年4月更成為世界咖啡師冠軍。雖然他現在已成為業界的明星,但仍積極推廣其咖啡理念。除此之外,亦有不少朋友致力協助啡農提升咖啡豆質素,我們之間亦有不少合作和互動。

S: 將理念化為實際計劃時,你希望以什麼方法推動業界的進步?
P: 首先,我希望能就各地的咖啡產業提供意見。2011至2013年間我到過哥斯達黎加、盧旺達和哥倫比亞擔當評判團,期間只是走馬看花,但也觀察到一些問題。於是,2014年我向哥倫比亞當局提交計劃書,希望以獨立記者身份到當地了解咖啡業,並將觀察結果結集成書。哥倫比亞政府對計劃很感興趣,因此,資助了我的行程,並提供翻譯,協助我穿梭各個莊園之間。在3星期的旅程中,我訪問了大概30位啡農,就咖啡種植的問題詢問了他們的意見。這次機會讓我真正能觀察咖啡業的上游產業,以及與啡農互動,讓我了解當中的真實面貌。行程對我的衝擊很大,我希望以第三者的身份和對咖啡的知識協助當地咖啡業的發展。另外,我和Sasa等合作在中美洲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接壤地區投資咖啡莊園,希望以我們各自的專長和技術讓它能成為世界級莊園,並成為其他啡農參考的對象。我們希望能讓啡農知道,只要方法正確,就能種植出好咖啡豆。

S: 遠在他方的非洲人和中美洲人對香港有什麼印象?
P: 非洲和拉丁美洲基本上對香港幾乎沒有概念,始終兩地相距甚遠。每10個人之中大概只有6個人認識亞洲,能知道香港與中國和英國關係的大概只有一人,這正如我們對中美洲內戰沒甚認識一樣。香港特區護照在很多中南美洲國家都享有免簽證待遇。另外,我到訪過非洲,特別是埃塞俄比亞,感受到中國在當地的地位相當高,在其他地方,當地人一般先與歐美人握手,然後,才與我握手,但在埃塞俄比亞卻相反。當地的工程地盤圍板都有寫上中文,上面寫上「創建優秀」和「施工安全,人人有責」等職安標語。中國人一般以投資者和管理人員的身份進入當地。因此,中國人的地位也較高。

S: 除了使命感外,還有什麼原因推動你去推廣咖啡理念?
P: 首先,是滿足我的旅遊願望。一般香港人去旅行大多都考慮東亞和歐美等國家,很少考慮中南美洲和非洲。而咖啡作為興趣的其中一個「Bonus」就是可以以公務之名到處遊歷。我相信,埃塞俄比亞、盧旺達、洪都拉斯和哥倫比亞都是比較冷門的旅遊點,加上我喜歡深度遊歷,這能令我同時滿足旅遊方面的興趣。另外,我喜歡咖啡方面的交流。其中,哥倫比亞咖啡豆雖然是該國重要經濟作物,但即使首都波哥大的咖啡文化也不濃厚。我的遊歷和對咖啡的知識更能回應當地的問題。可是,各地咖啡業在缺乏交流的情況下,很容易就會跌入一個固定的生產模式之中,因而難以取得進步。他們製作咖啡的方法能刺激我去思考咖啡的製作過程,而我作為觀察者又能看到他們所忽略的細節,因此,親身的經歷和交流往往能產生這些火花。
北上深圳辦咖啡學校

S: 你在香港推動咖啡文化時面臨什麼困難?
P: 香港人經常面對壓力和改變,因而形成了「香港仔」靈活多變的性格。因此,香港人對於追趕潮流的能力很強,能走到潮流的前沿,但往往局限於追趕,卻無法創造屬於自己的新標準和潮流。其中原因是香港的租金太貴,對咖啡店造成很大的壓力,必須維持一定的營業額,才能確保生存空間。在這樣的低氣壓下,咖啡店難於創造新標準,也不會冒險製作成本較高的精品咖啡。除此之外,香港人常混淆咖啡文化和咖啡店文化,很容易就被咖啡店的裝潢、音樂、氣氛和擺設所吸引,而忽視咖啡背後的一切,致未能對咖啡有更深的認識。

S: 香港能以咖啡文化去加強與鄰近地方的合作嗎?
P: 除了中美洲和非洲外,我們亦嘗試在東亞推廣精品咖啡文化,我們會參與培訓香港、中國大陸、南韓和台灣的咖啡師。同時,我們會在深圳開設咖啡學校和開辦認證課程,希望能培訓有志於在咖啡業發展的年輕人,而這亦是最基本的方法去推廣咖啡文化。相對內地,我們仍有較多經驗和空間去推動咖啡業的發展。

2015年9月25日星期五

當歐洲駐港人員談及難民潮

日前德國駐港歌德學院,也就是德國版的「英國文化協會」,舉辦了一個關於冷戰鐵幕的影展和講座,我是演講嘉賓之一,同場有捷克駐港總領事和奧地利副總領事,參加者大多是歐洲各國的香港僑民。雖然主題是鐵幕,不少人關心的卻是當下的歐洲難民危機,教人意外的是,當日的在港歐洲朋友意見相當一面倒,就是認為他們的國家有道義責任多接收難民,不知與身在遠方有沒有關係。

例如捷克總領事就說,雖然她的國家只接收了數十個敘利亞難民,政策是接收從嚴,但這和她的個人理念是不符的,因為捷克在冷戰期間有大量難民逃離國家,特別是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蘇聯軍隊鎮壓後,全靠其他歐洲國家收容了他們,才能保住一代人的元氣。而在布拉格之春前,共產東歐其他國家也逃出不少難民,例如1956年波蘭、匈牙利爆發類似的民主運動,同樣被鎮壓收場,外逃的精英也是全靠歐洲國家收容,特別是曾經同屬奧匈帝國的奧地利。到了今天,當捷克成了中歐重鎮,重回歐洲文明的核心位置,卻對有需要的難民漠視,未免對人類文明不負責任。

在座一位奧地利人在領事跟前,反應更強烈,認為奧地利本來就是移民國家,「只要打開電話簿,查看姓氏,就知道有多少奧地利人是移民或難民的後代」,而真正具純正德意志血統的已難考。他認為要說文化差異,昔日逃難到奧地利的東歐人信仰東正教,說完全不同的語言,不見得很容易融和,但至今數十年,幾乎從無發生問題,還帶動了奧地利經濟發展,所以假如政府對敘利亞難民雙重標準,那才是偽善。

然而在另一個場合遇見的匈牙利駐港總領事,就有截然不同的觀點。他說那些敘利亞難民能扶老攜幼來到歐洲,肯定是有人安排,並非自然行為,所以不能簡單歸類為「難民」。匈牙利現在承擔著守衛歐洲大門的責任,防止非法移民乘亂偷盜,值得世界支持。說到為何另一些歐盟國家又大舉接收時,他批評德國相當功利,接收的大都是醫生、律師、知識份子、富商一類「高質素移民」,在高調宣布收容後又進行甄別,把質素差的送出去,並非在做大慈善家。他更反問要是同樣數目的難民出現在香港家門前,我們無論多麼同情也好,除了限制接收,還能怎樣?說時一臉無奈,並相信匈牙利為了歐盟整體,已承受了太多不必要的委屈,而其時尚未發生克羅地亞把難民專車送到匈牙利邊境的事,似乎這些歐盟邊界國的麻煩,只會陸續有來。

這場理想Vs現實、道德Vs政策的大辯論,肯定會成為未來歐洲的最大課題,並觸及一連串原來被「歐洲統一夢」強行壓下的課題,例如穆斯林是否比東正教徒難融入?低技術難民和高質素非難民並列家門前,國家如何選擇?援助難民的經濟開支應為經濟規模的多少才算是合理、多少是「出賣本土」?這些問題不是會考,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如日前本欄講述,我依然相信最終答案只能是移山填海,讓難民自成一國變相復國,而這只能以現代科技支援,否則連串問題沈積在不同國家內部,只會引爆更多問題,那時候,後悔就太遲了。

小詞典:布拉格之春

1968年,捷克共產黨領袖杜布切克宣布改革開放,建構「人性化的社會主義」,追求外交上的獨立自主,引入市場機制,有脫離蘇聯陣營的傾向。蘇聯發表「有限主權論」並出兵鎮壓,佔領捷克後把杜布切克免職,但捷克上下自此對蘇聯更反感,在冷戰結束時,幾乎一致支持改朝換代。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李香蘭》/張學友

還記得在中學時代,曾為朋友彈琴伴奏張學友的《李香蘭》,當時這是公認的難度歌,但一般學生自然並未深究誰是李香蘭。直到讀過李香蘭傳奇,再重溫張學友的煽情演繹,才明白被周星馳唱爛了的「惱春風」,究竟是甚麼回事。

李香蘭並非漢人,而是日本人山口淑子,出生於中國,認漢人為義父,參加滿洲國主辦的歌唱大賽奪冠,成了滿洲藝壇頭號明星之一,《何日君再來》、《夜來香》等名曲傳頌至今,堪稱一代歌后。日本戰敗後,她回日從政,成了國會議員,活躍國際外交界,下半生依然傳奇。關於她的故事,筆者在她去年病逝時曾詳加介紹,但《李香蘭》描述的並非豐功偉績,而是一種難以名狀的眷戀情懷。

《李香蘭》原曲來自日本電視劇《再見李香蘭》,日文版《行かないで”》(不要走)由玉置浩二作曲和原唱,廣東話版的填詞人是周禮茂,開宗明義,依然講李香蘭。由於李香蘭的身份認同十分複雜,可以算是日本人、中國人、滿洲國人,喜歡唱歌,卻身不由己捲入政治,成了日本在滿洲國粉飾太平的工具,如此經歷,正是「我心因何惱春風/說不出借酒相送」的無奈。但更無奈的,似乎還是李香蘭年華老去後的回憶:因為縱然那是亂世,卻是風雲人物追尋的大時代,反而到了太平盛世,卻再也沒有時代的韻味。「照片中 哪可以投照片中/盼找到 時間裂縫」,也只有曾經滄海的人才能領略。

演繹這首歌的感情是十分難掌握的,因為旋律雖然淒美,卻並不容易代入既無主語、也無賓語的歌詞,除非自己代入一個角色。究竟誰唱《李香蘭》最有感覺?相信除了和李香蘭同樣傳奇、生在同一時空的川島芳子,不作她人想。李香蘭是用漢名的日本人,川島芳子卻是用日本名的中國人、或曰滿洲人,二人在滿洲國成了莫逆之交,姊妹相稱,而觀乎川島芳子的特殊性格,姊妹是否還有別的元素,殊難定律。根據正史,川島芳子戰後被當作漢奸處決,但野史廣泛流傳她沒有死,而是找人頂了包,在東北活到改革開放。據說有人找了「川島芳子下半生」的生活物品給李香蘭鑒證,李香蘭一眼就認出那屬於「姊姊」云云。民間傳奇自然穿鑿附會的多,但反映二人的特殊關係卻是無誤的。試問除了川島芳子,還有誰有資格「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

掃興的是,曾有上綱上線的中國「樂評」說《李香蘭》「歌頌日本軍國主義」,「與歷史聯繫在一起,其中的腐蝕性就不言而喻」,反映香港樂壇盲目改編日本歌,「全然不顧其真實內涵。」這樣的文章,即使在內地,也是笑話。其實《再見李香蘭》電視劇是中日合製,政治正確,當時中日關係遠比今日的好,只有沒事找事做的人,才會多年後挑骨頭。根據那文章,張學友演繹《李香蘭》時投入地哭了三次,自然也是漢奸行為,如此喜感,恐怕連周星馳電影的「李香蘭女兒李香琴」,也要給比下去了。

沈旭暉 Now.com 2015年9月25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2110

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

太平洋島國斐濟與「中國夢」

在傳統地緣政治,太平洋諸島國似乎沒有大價值,也被國際社會長期忽略。不過隨著中國要落實「中國夢」,全力提升全球影響力,連帶太平洋島國也成了目標之一。這些國家當中,較具影響力的是人口近一百萬的斐濟。

斐濟以旅遊業、農業作為國家經濟收入主要來源,由於英國殖民期間引入大量印度勞動力,雖然影響了斐濟的人口結構,卻畢竟令斐濟的經濟體系達到一定規模,並因為這種印度聯繫,令斐濟融入亞太的實力大大增加。不過不少香港人對斐濟的認知,大概來自一年一度於香港大球場舉行的「世界七人欖球賽」,因為斐濟承繼了英國傳統,一直是欖球強國。早前斐濟總理姆拜尼馬拉(Frank Bainimarama)訪華,全團一律上身穿黑西裝、下身穿傳統黑裙,配一雙涼鞋,也令照片瘋傳網絡。但更值得關注的,還是這些文化形象背後的訊息。

對中國而言,雖然斐濟和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完全沾不上邊,卻是今天「一帶一路」的「廣義延伸」,因為根據中國大戰略,唯有把太平洋納入後院,才能永久堵截美國勢力於「重返亞太」之外。中國中央政治局委員胡春華曾向到訪的斐濟總統表示,包括斐濟在內的太平洋島國,都是「一帶一路」的「自然延伸」;在去年亞太經貿組織領導人峰會,習近平亦表示計劃投放700億美元於亞太地區,包括一眾太平洋島國。目前中國已在斐濟投資醫院等基建項目。

由於斐濟在這些島國當中,已是規模相對大的一個,中國開始鎖定斐濟為代理人。去年11月,習近平到訪斐濟,亦穿起斐濟傳統服裝,於行程間公開表示希望斐濟能充當中國進入南太平洋的「中間人」,教人想起香港特首提出的所謂「超級聯繫人」概念。行程中,習近平除了會見斐濟總理,也見了另外七個南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包括瓦努瓦圖、湯加、薩摩亞等,並對這些國家宣佈了輸華商品零關稅等經貿待遇。

根據傳統演繹,中國拉攏斐濟等太平洋島國,也牽涉兩岸競爭,因為台灣依然與一些小島國保留外交關係。雖然中斐建交40年,但斐濟一直跟台灣曖曖昧昧。「中華民國駐斐濟商務代表團」是台灣駐當地的最高機構,職能可比大使館;台灣一直有於斐濟協助基建,也向斐濟學生發放赴台獎學金,鼓勵兩地青年互訪。台灣與斐濟於1996年簽下《相互承認聯合公報》,彼此給予對方「法定地位」,陳水扁更曾以現任總統身份,在2005年官式訪問斐濟,惹來中國抗議。

不過隨著兩岸關係大幅改善,進行「外交休兵」,北京已不如過往般以零和遊戲的角度,處理這些島國和台灣的關係;反而開始更有智慧的策略,即通過援助這些島國,讓包括台商在內的華人得到實惠,從而強化中國的廣義經濟霸權,乾脆把台灣也消化其中。屆時斐濟更台灣怎樣曖昧,也無關痛癢了。

我們還得注意,美國在太平洋有不少基地,除了夏威夷已成了美國本部一部份,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等都依然是美國管轄;馬紹爾群島等名義上獨立,但也依然和美國簽訂自由組合協議,等同附庸。要是中國能拉攏一些太平洋島國成為鐵桿盟友,在島上建立軍事基地,監控美國勢力範圍,才是內地研究員的夢。這樣的夢想,幾乎在十年前的島國湯加有所斬獲;相關分析,筆者早前在學術期刊有詳細介紹,但這不是學術平台,不贅。總之,當全球一體化,世上無樂土,連這些島國也要參與大國博弈,身在漩渦中的香港,也可想而知。

小詞典:太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

一眾太平洋島國聯同澳洲、紐西蘭組成的國際組織,目的是加強區域國家合作,協助經濟發展。論壇成立於1971年,時名「南太平洋論壇」,直到2000年改現名。總部設在斐濟首都蘇瓦,但斐濟因2009年軍事政變,至今日仍被暫停會員資格。由於澳紐是論壇內的已發展國家,各自負責論壇秘書處經費1/3,其餘由其他成員國分攤,此外論壇也有中國、美國、日本、歐盟等對話伙伴。

2015年9月23日星期三

注意東南亞「小霸王」越南崛起

在中國舉行抗戰勝利閱兵的前一天,越南也在首都河內進行大閱兵,慶祝獨立建國70周年,國際注視其實和中國的相差無幾,不過我們的媒體按下不表罷了。這反映越南作為東亞「小霸王」,在中美爭霸的格局中,地緣價值越來越重要,同時也具有大量經濟發展潛力,雖然不會成為超級大國,但崛起依然可期,很值得注意。

早在2005年,高盛投資銀行選了十一個具經濟潛力的國家,稱之為「Next 11」,或曰「下一塊金磚」,越南即在其中。雖然按世界銀行2014年的數字,越南的GDP在裏面排名倒數第二,僅高於孟加拉,但這卻側面反映越南的無限潛能。越南已發現的石油總量為44億桶,外企如埃克森美孚、俄羅斯天然氣、加拿大塔利斯曼能源公司等,都在積極參與發開越南油氣,就是不涉及爭議南海地區,越南的資源還是被普遍看好。加上這國家人口已超過九千萬,既有廉價勞動力,又有內需市場,可以說,從前中國享有的經濟優勢都存在。

越南官方的《到2020年越南海洋發展戰略》,顯示越南正努力成為海洋強國,目標是在2020年之前,將國家的海洋經濟產佔全國 GDP的比率提升至53-55%、海洋經濟出口佔全國GDP比率提升至55-60%。數字背後,似乎意味越南希望把南海列為勢力範圍。目前越南正興建15個海洋經濟區,所需投資近170萬億越南盾(約82.93億美元),當中75%為外資,這樣的規模,比中國興建三沙市一類行為更進取。

有了這些實力,越南外交就更有份量。今天越南的外交主軸,基本上是全方位和美國、俄羅斯、歐盟、日本等保持良好關係,也要利用中國崛起的經濟機遇,卻視中國為最大威脅,並以此作為和其他國家談判的籌碼。在大閱兵,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公然指「南海主權爭議威脅越南的和平穩定及領土完整」,宣佈加強軍隊現代化應付,這明顯是針對中國。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企圖擴展海權,越南自然首當其衝,和美俄的關係,只會更緊密。

美國雖然是越南的老對手,但近年兩國關係極佳,據《防務新聞》分析,美國對越南兩大軍事價值十分重視:一是擁有東南亞最重要的軍港金蘭灣,足以看守中國的南進;二是越南擁有四十萬人大軍,軍事力量在東盟首屈一指,而且戰績驚人,在冷戰期間先後重創法、美、中三大強權,人民勇武程度無可置疑。美國有意將越南納入「地區安全體系」,控制南海,防範中國,甚至併入TPP,也是情理之中。俄羅斯也繼承了蘇聯時代的在越勢力,經常向越南輸出先進軍備,並已落實共同開發南海油田。有兩大霸權撐腰,加上成了歐盟第一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發展中國家,無論是軍備、還是外資都不成問題,越南對中國,可說底氣十足的。中國「一帶一路」策略的第一個障礙,恐怕就是越南了。

小詞典:海權論

美國學者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是海權理論的創始人,他著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是理論教科書,基本思想指國家力量表現於制海權,成了百年前美國老羅斯福總統的核心思想,奠定美國作為全球霸權的主軸。近年不少戰略家主張制空權、乃至太空防衛比海權重要,但海權派相信傳統海權仍必須重視,才能捍衛基本貿易線。

2015年9月22日星期二

「脆弱五國」有多脆弱?

投資界很喜歡按某些條件,將某些國家歸類,然後按上一個簡稱,以標示這些國家的經濟前景。最為人熟識的,自然是2001年由高盛銀行經濟師Jim O'Neill提出的「金磚四國」(BRIC),不久加上南非,變成「金磚五國」(BRICS)。其後同類詞彙越來越多,例如形容具前景的新興市場,就有MINT、N11等。但這些概念為何此起彼落?這卻是更有趣的問題。

這些概念的受眾通常是一般投資者,而不是專家學者,所以都不是嚴謹的學術概念,所涵蓋國家的情況也經常相互矛盾。而且這些概念都是「自我實踐的預言」,因為概念的時效性,即國家經濟前景是好是壞,正正取決於投資者的資金,而資金的流動,卻被動地受現今世界財金體系(特別是美國財金政策)影響。不過從這些新名詞的出現,卻能體現美國和投行的最新策略,這倒是不無價值的。

現在最新流行的一個名詞是「脆弱五國」。2013年,投資銀行分析師發明了「BIITS」,把巴西、印度、南非、印尼、土耳其概括在內,用《紐約時報》的說法,是指「過度依賴變化無常的外國投資來維持本國增長雄心的經濟體」。但這名單上的國家不是被認為資源豐盛的金磚國家,就是所謂「新金磚」,其實沒有想像中的「脆弱」。

例如我們可參考摩根士丹利投資經理Ruchir Sharma出版的《Breakout Nations: In Pursuit of the Next Economic Miracles》。他感興趣的是,在「金磚國家」經濟增速放慢以後,還有哪些國家值得投資。他認為巴西、中國與印度增速放慢的結構性原因,是商品價格下滑、不再有廉價勞動力,以及政府角色令交易成本增加。而他特別推崇土耳其,原因是土耳其人口年輕,經濟體系完善,且與中東的旅遊、貿易聯繫緊密,卻有很大增長空間,例如在2005至2010年間,阿聯酋到訪土耳其的數字就增加了246%。此外他也建議投資南韓,因為南韓有三個優勢:出口是國家主要增長來源、歡迎外資、佔有全球IT市場的30%。

換句話說,在土耳其、印尼等被歸類為「脆弱」的同時,它們同時也被追捧。在2014年,Jim O'Neill也有發明新詞:「造幣四國」(MINTs),認為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亞和土耳其,是具有高增長潛力的人口大國。到了2015年8月,投行對「脆弱五國」名單作了改動,印度與巴西被除名,以哥倫比亞、墨西哥取而代之。後兩者的共通點,是有經常赤字、且收入受到油價下滑影響,令經濟增長更需外資。與此同時,還有所謂「麻煩十國」名單:這同樣是摩根士丹利的發明,詞彙成於2015年8月,成員包括南非、巴西、泰國、新加坡、智利、哥倫比亞、俄羅斯、韓國、秘魯、台灣(當然北京會認為把台灣列入是不恰當的云云)。這詞著眼的是外圍因素有變下,這些國家收入減少、貨幣貶值,帶來了投資風險。

無論是否重視這些名詞也好,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麻煩十國」的共通點,是當中大部份以中國作為出口目的地。例如在2014年,中國佔南非出口37%,佔韓國出口30%。人民幣貶值,自然影響這些國家的收入。究竟真正的「麻煩」源頭在哪,也就心照不宣。

小詞典:新興市場

泛指人均年收入處於中下等水平,資本市場不發達、股票市場價值只佔GDP很小部分、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國家或地區,但因為或擁有豐富天然資源,或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或潛在的龐大內需市場,而成為投資者憧憬的機遇所在。

2015年9月21日星期一

中國政府「南斯拉夫情結」對香港之啟示

本欄不久前談及中國「新左派」學者王紹光教授關於文革的論著,而他對比較政治的研究也是一家之言,同樣值得關心當代中國外交的朋友留意。他與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發表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又稱《王胡報告》)從「中央-地方財政分配」這角度切入,分析了「國家能力」與國家轉型的關係,特別以南斯拉夫的案例,警告中國政府不正視危機的後果,成了中國高層重視的觀點。今天習近平的「中國夢」,觸及國家經濟發展和權力分配的改革,並將之與「外部形勢」掛鉤,部份正是參考了「不能讓中國變成南斯拉夫」的預言。

《王胡報告》的核心概念是「國家能力」,即國家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而最基本的「國家能力」,就是動員社會經濟資源,亦即所謂「汲取能力」。在報告中,為了將中國與其他國家比較,作者選擇了「財政收入」這一最易量化的指標來衡量國家「汲取能力」。而政府財政收入主要反映為稅收,其能力強弱具體可參照兩個指標:政府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政府收入佔整個政府收入比重。通過跨時期、跨國對比,《王胡報告》發現,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實施「地方財政包乾制」時,上述兩個財政指標都呈下降趨勢,且同期降幅比世界其它國家都要大。

因此,當時的危機,在新左派學者看來,已到了臨界點。為了演繹危機的嚴重,王胡反覆引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數據作比較分析。眾所週知的是,南斯拉夫雖然與中國、蘇聯同屬社會主義陣營,但走獨立自主外交路線,並接受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援助,成了最早走「修正主義」的代表,其經濟發展過程與蘇聯大相徑庭。在強人鐵托執政後期,南斯拉夫經濟發展更趨向自由化,地方財稅負擔減小,經濟自主權加強,政治也相對開放,曾經歷高速發展的階段。奈何鐵托死後分離主義高漲,加盟共和國尾大不掉,最終以解體收場,更引發連場慘烈戰爭。

南斯拉夫地方主義如何坐大

根據作者整理的數據,八十年代中國與南斯拉夫財稅情況接近,政府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從31.2%跌至14.2%,中央財政收入更從60%跌至不足整個政府收入之半數(47.2%)。當地方政府與私人企業上繳中央的稅收不斷減少,大量財政資源留在地方,就形成「強地方-弱中央」的格局。地方勢力愈強,愈有資本鞏固地方利益,而無視中央的「二次分配」等宏觀經濟調控措施;為了追求地方經濟利益,各地方施政者亦可能追求更大的政治決策權力,造成中央權力被地方勢力架空。

在作者看來,南斯拉夫解體之根本原因反而不是民族主義興起、或冷戰結束的大環境,而在於中央的「財政汲取能力」不足,執政權威太弱,無法約束各加盟共和國,才導致地區發展失調,最終聯邦分崩離析。中國雖非實行聯邦制,但在「地方財政包乾制」的財政體系下,中央與地方事實上也近似財權分立;而當時中國中央財稅「汲取能力」的減弱程度更甚於南斯拉夫,這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王紹光曾坦言,撰寫報告的動因乃為避免中國像南斯拉夫一樣,在經濟轉型中出現最壞的局面。然而報告發表同期,亦有不少學者認為王氏的憂慮值得商榷。例如當時與王同在海外的學者楊大利,就曾撰文對《王胡報告》的核心邏輯與實證材料提出反駁。在楊大利看來,首先「中央政府能力」並不能與「國家能力」劃等號,對中央政府相對能力的衡量,難以反映國家能力的強弱;其次,在上世紀中國中央掌握絕對財政權的時期,依舊發生過經濟失控(如大躍進)和資源錯配(如三線建設);再次,長期來看,中國中央財政收入相對比例實際在一定區間內波動,難以做出「中央財權會持續削弱」的判斷;最後,將中國與南斯拉夫作比較是否合適本身就值得討論,因為中國並非南斯拉夫聯盟的複刻,卻相對中央集權得多,而究竟哪些因素的異同會讓中國步南斯拉夫的後塵,報告並未闡述清楚,可謂並未符合「比較政治學」的根本要求。

中央財政權與「一國兩制」

不過重要的是,《王胡報告》發表後,引起中國高層足夠注視,北京隨即推出分稅制改革,以強化中央財政權。直到今天,「地方勢力」總是讓北京神經緊張的存在。《王胡報告》以南斯拉夫解體為前車之鑑,論述中央集權之必要性,這一思路在學界或許還將持續存在爭議;但近年來,習近平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已全面延伸中央權力範圍,各地固有權力板塊紛紛隨著「老虎」被打落而重構。由此觀之,中央確實力圖避免「南斯拉夫因素」在中國出現,並以此原則調控地方財政大權。

讀者也許問:這報告發表至今已超過二十年,中國還沒有步南斯拉夫後塵,顯然已避過一劫,那我們為甚麼還要閱讀?這答案是多方面的。習近平的「中國夢」有強烈的中央集權、或起碼是資源重組傾向,對地方勢力憂慮,這固然是一部份。但對我們身處的香港,或有其他絃外之音。「特別行政區」這一行政編制,正是地方財政獨立的例子,現在無論特區政府每年坐擁多少財政盈餘,也無需向中央交一分稅,並能制定自己的理財原則。像楊大利主張的觀點,大概傾向認為香港的現狀,論證了《王胡報告》的不足,反映「中央-地方財政權分配並不必然影響國家主權穩定」,因為香港的經濟體制大力促進了中國改革開放,而即便到了今天,北京依然力主香港審慎理財,對香港財金體系的方針依然以穩定為主。

但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特區「外國勢力」處處,地方財政尾大不掉,容易被利用為影響國家金融的突破口,因此應該以「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將香港財政體系進一步納入全國系統,以其他方式達到地方向中央交稅的實質效果,以換取中央進一步提供經濟融合機遇。最後這場「南斯拉夫化」辯論究竟是數據說了算,還是抽象概念說了算,就只能走著瞧了。

小詞典: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1945年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其領導鐵托實行威權主義統治,但同時強調不依附美蘇任一方,一方面繼續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接受美國援助,成了冷戰期間不結盟運動的領袖之一。南斯拉夫後期推動經濟自由化,強調企業自治,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經濟飛速發展。然而鐵托死後,各加盟共和國經濟發展失衡,中央未能協調地區發展矛盾與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最終國家於冷戰結束後立刻分裂。

2015年9月19日星期六

訪問粵語學者:香港是傳承粵語文化中心

香港人對粵語的情懷總是矛盾的,香港人有時會認為粵語老套俗氣,難登大雅之堂,總需要有書面語和英語點綴才顯得莊重。不少父母為了培養子女的語文能力,在日常生活也只會跟子女說英語和普通話,在兩文三語之間作取捨時,粵語往往只能敬陪末席。可是,在看電影時,我們往往期待聽到的卻是原汁原味的粵語對白。在外地時,能聽到片言隻語的粵語也感覺親切。然而,隨近年撐粵語行動和反對普教中運動展開,令香港人驚覺有一種幸福叫做粵語。

如何傳承粵語也引起了不少香港人的關注,不少人和團體為此目標籌謀。其中,劉擇明認為字典是學習一種語言的入門方法,因而希望編修一本粵語字典「粵典」,讓更多人能學習粵語。他就讀研究院期間主修語言學,其後參與香港大學修編粵英字典的計劃。雖然計劃後來因經費不足而停止,但他和朋友們仍自願繼續編寫字典的工作,並希望以此作為基礎進一步推廣粵語書寫。然而,傳承粵文化仍是困難重重,但作為語言學者,劉先生能以粵語的發展去探討粵語在海內外的軟實力,以及香港作為傳承粵語工作的地位。

答:劉擇明 (L)
問:沈旭暉 (S)

S: 就傳承粵話文化而言,那些層面可以反香港的影響力?

L: 香港在粵語文化創作方面具很大影響力。一些散落在海外的華人,特別在東南亞和美加的華人盼得到粵語文化滋潤,但他們的人數和條件未至於能培養足夠文化層面的人才去進行文化創作。香港無疑能擔當活泉的角色,製作大量文化作品滋潤海內外的粵語群體,藉此彌補他們情感上的缺失。因此,以前香港粵劇大佬倌常到東南亞和北美演出;其後的粵語流行曲、電視劇和電影風靡海內外華人群體。香港的娛樂和潮流雜誌也大受海外華人歡迎,而這些文化作品的共同特點就是以粵語創作和書寫。因此,香港的文化創作仍帶領海外和華南粵語群體的潮流。文化作品也成為了連結香港和粵語群體的橋樑。

S: 一般人認為粵語是一種較冷門和弱勢的語言,你為何會投身粵語的研究呢?

L: 香港人每天都接觸粵語,難免會習以為常,因而認為沒必要去研究粵語。同時,作為一個國際都市的一分子,香港人習慣使用其他語言。對西方人,我們會說英語,對內地和台灣人,我們會說普通話,我自己也不以為然。直至我到日本留學,當地老師發現我面對來自各地的人,即使是中國人時總是使用對方的語言,而不會說自己的語言。那時,我開始發現粵語的勢力逐漸下降。再加上民間和政府對粵語本身有不少誤解,會認為粵語是口語化的中文,也只是方言。而我自己的研究興趣是語言學,因此,對粵語的語言結構、標準和官方認同都感到興趣。

S: 近年,香港民間使用粵語的情況怎麼樣?

L: 從前香港人在使用傳呼機留訊息和寫便條時,大多都使用書面語。隨手機訊息功能和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香港人大多都會用粵語溝通。同時,家人之間的便條也多會書寫粵語。除此之外,電視劇例如《愛我請留言》中的書信也用粵語。港鐵站內和報刊上的廣告,甚至是政府的宣傳品都會使用粵語,可見,書寫粵語正在逐步普及。但以粵語書寫仍被視為低級和草根,而書面語則被視為較莊重和應用在文學創作中的文字。有些學生會在文章中使用「忒」、「唄」等北方用語,並認為以此能提升文章的檔次。在二十世紀初,世界各國的舊書寫體開始改成貼近口語的書寫體。中文在新文化運動之後,文言文被以北京話作為基礎的現代漢語取代。然而,香港仍面臨言文不一的情況。

S: 時至今日,粵語是否已經成為弱勢語言?

L: 其實以粵語作為母語的人口超過6000萬,這數目已經等於波蘭人口,也接近兩韓總人口。同時,這數字尚未計算其他能說能聽粵語的人口。以人口分布為考慮,懂得粵語的人口除了廣東和廣西這兩個大本營外,東南亞和北美還有不少華人移民後裔在使用粵語。因此,粵語仍具一定影響力,我們並不需要妄自菲薄。粵語目前只是受到威脅,而非危在旦夕,我們須自強,維持粵語的影響力。

S: 香港社會近年也開始關心粵語的傳承和發展,你認為主要的轉捩點是那些事件?

L: 2013年和2014年間發生的廣州撐粵語行動和普教中的議題,喚起了香港人對粵語的關心。廣州政府計劃以普通話全面取代粵語成為廣州媒體的廣播語言,香港人也深感唇亡齒寒。另外,政府逐步推廣普教中也令社會擔心下一代粵語能力會降低,以及出現粵語傳承問題。

S: 追溯粵語的歷史,其實有什麼歷史因素令粵語在香港傳承和發展?

L: 殖民政府的政策催生了粵語在香港的發展。五十年代,大量難民從國內各省市走難到香港。不同籍貫的難民說不同的語言,因此當時香港的語言可謂紛然雜陳。當時,香港沿海地區,如赤柱、大埔和沙頭角大多都是用廣東話溝通、而西環和九龍城則以潮州話為主。而客家話幾乎是新界的半官方語言,當時有不少客語的私塾和學校。而源自廣州移民的粵語是當時比較主要的語言。因此,殖民政府在六十年代積極推廣粵語,以粵語全面取代其他中國方言作為中文廣播語言。因此,香港也成為傳承粵語的文化中心。

言文不一阻礙文化發展

S: 世界各地有否類似香港的案例,有言文不一的情況?

L: 德國南部、瑞士和盧森堡亦有言文不一的情況。其實,這些情況是不利當地文化發展,因為他們沒有制定標準的話語權,而往往需要跟隨他人的標準。若媒體多使用粵語書寫,粵語的地位就會逐步提升。

S: 香港在推廣粵語工作和粵語地區交流的情況是怎樣?

L: 香港無疑是喜歡粵語群體的朝聖地,然而,香港卻沒有把握作為粵語文化中心的角色。香港缺少和忽視與其他粵語區的交流。相比其他粵語地區,香港推廣粵語的力度不足,本地的電視台雖然會自製有關中文及正字的電視節目,但有關粵語的部分卻少之又少。相反,廣州的電視台就製作了《粵講粵掂》等節目,內容主要討論粵語典故、用字以及詞彙的變化。相比起廣州和澳門,香港有較大空間和文化創作力去推廣粵語。早前,新加坡政府以許冠傑名曲《半斤八兩》作為曲目,填上了粵語歌詞創作了《建國一代》,有聽過的香港人都可能認為歌詞「唔音」。香港人明顯認為香港粵語就是標準,並以此去評價歌曲。

S: 若香港想鞏固其作為粵語中心的地位,政府、民間團體和個人應如何回應呢?

L: 個人的角色是最重要,每個語言的傳承和發展是視乎個人是否有自信去使用這種語言,若香港人能在生活的每個層面都使用粵語,這自然能使粵語傳承下去。而民間團體往往只能鼓勵和提倡民間使用粵語。至於讓粵語進一步發展始終要政府去統籌各界,並把粵語制度化。這樣粵語才能真正做到讀、寫、聽和說這四方面的功能。

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莫扎特的煩惱》/陳驊

不知道多少朋友還記得一位叫陳驊的歌手,演出《雪狼湖》出道,有一首MV有點像AV的名曲《莫扎特的煩惱》傳世。其實這首歌是頗有心思的,對莫扎特也並非純粹抽水,還用了《G小調第四十號交響曲》間奏。不過由於大眾對真正的莫扎特其實缺乏了解,也不知道甚麼是「莫扎特的煩惱」,令這首歌很快就淪為「膠歌」之列。

莫扎特除了以「音樂神童」留名,也是英年早逝的花花公子。他身材矮小,體質柔弱,聲調高尖,明顯不是走雄風路線,但由於是3歲成名的一代才子,一生還是品女無數,也愛流連化妝舞會,奧斯卡得獎電影《莫扎特傳》對此有詳細介紹。假如以現代標準,把古典音樂借代為搖滾樂,莫扎特就似是那批形象中性的rock stars。「他一生率性感性惹禍/他一生只會恐怕時候太少/這個世界美女太多/他一生擁有幾個鋼琴幾支歌」……說的,確是莫扎特的故事。相信填詞人也許看過這電影,才想到以莫扎特來說「及時行樂」。

問題是莫扎特對男女關係,並不感到「煩惱」,不是刻意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也不會為了「貪玩」而本末倒置。他真正的煩惱只有一樣:窮。由於不善理財,加上當時贊助音樂家幾乎是宮廷專利,而莫扎特又不是特別好(男)人緣的人,莫扎特的一生幾乎都在為酬勞創作,英年早逝的主因之一,也是工作過量。「人生苦短莫札特都會出錯/人生苦短若貪玩不算不妥/你少囉嗦」之類的歌詞,完完全全是隨便找一個21世紀MK的故事,卻和莫扎特的精神不符。

諷刺的是,雖然莫扎特其實不太煩女人,但死後,他的遺孀卻展現生意頭腦,懂得把他的作品變成可持續收入,逐漸脫貧、乃至致富。最後,香港樂壇創作的「莫扎特的煩惱」,解決了莫扎特真正的煩惱,也可算大團圓結局。

沈旭暉 Now.com 2015年9月18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1337

2015年9月17日星期四

《都柏林公約》名存實亡之後

近期敍利亞難民收容成為熱話,一個名詞《都柏林公約》(Dublin Convention)經常出現。要了解此公約,必須回顧歐洲難民接收政策。

《都柏林公約》1990年簽訂,當時歐盟還未正式出現,簽署國有12個,定明難民的「第一到步國」,有責任安置與處理難民申請。其後的《倫敦決議》(London Resolutions)及《阿姆斯特丹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進一步統一難民申請與安置程序及做法。到歐盟出現後,再衍生《都柏林第二公約》(2003)與《都柏林第三公約》(2013)。

具體而言,《都柏林第三公約》闡述28個歐盟成員國,以及4個非歐盟成員國(冰島、挪威、瑞士與列支敦斯登)之間,對接收難民的責任及協調機制。由於重點只是「處理申請」,而非硬性規定要「批核申請」,這份看來是保障難民的公約,客觀上卻有助公約國保留自身處理難民申請的權力,同時限制歐盟作為「超主權實體」的權力。

但從目前危機可見,《都柏林公約》是難以落實。首先,即使「第一到步國」無道德義務接受難民,單是處理難民潮也是沉重的負擔。

按聯合國難民公署(UNHCR)數據,目前已有40萬名難民從不同途徑進入歐洲,當中大部分約38萬人從海路到達希臘、意大利等地中海國家,其餘則由陸路進入。這些首當其衝的國家,偏偏近年經濟能力不強。

移山填海 安置難民

難民知道「第一到步國」不等於「第一收容國」,但「第一處理申請國」被外間看作有較多道義責任收留,自然情願到德國、奧地利等較發達國家,才申請登記成為難民。這樣一來,要是發達國家把難民「退回」原地,便是有違人情;若是接受,卻是有違公約精神。

況且收容難民並非單純的數字公式,還有很多隱性開支甚或潛在利益,都會導致公約國之間產生矛盾。例如不少左翼學者正高呼德國「虛偽」,因德國接收難民其實也得到廉價勞動力的新血,可能進一步拉闊德國與其他歐盟成員國的經濟距離。至於如何「更公義」他們卻提不出務實方法。

國家安全凌駕一切

何況各國簽訂了公約,但並無義務完全履行,「國家安全」可凌駕一切。例如英國報章《每日電訊報》便反駁英國拒收難民乃「不道德」的說法,認為英方對敍國的經濟援助,已高於其他歐盟國家總和,因此早已十分「道德」;而防止恐怖分子混入難民進入本國,才是對本國人民的「道德」責任。假如不同簽約國對這個兩難都有不同拿捏,協議又是名存實亡。

難民問題是全球問題,雖然早有不同國際機制處理,但在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關係中始終充滿爭議。假如是數百年前,這些難民走到新土地,已成為拓荒立國的先驅。其實以今天科技,移山填海製造土地供大批難民自成一國,繼續原有文化生活下去,這並非遙不可及。香港回歸前在達爾文、「新香港」的構想,也是這概念的先驅。如果敍國難民持續上升,目前機制根本解決不了,新思維便是時候出現了。

小詞典:難民 (Refugees)

按聯合國難民署的定義,「難民」和「移民」不同,「難民」是「因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懼而不能或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難民」離開本國後,國際社會有接收、救援的義務,但「移民」則不在此列。

2015年9月16日星期三

有多少東南亞組織效忠「伊斯蘭國」?

早前曼谷四面佛遇襲,有港人不幸身亡,令人驚覺恐怖襲擊原來那麼遠、這麼近。早前筆者在馬尼拉出席會議,當地研究恐怖主義的學者言之鑿鑿,警告單在菲律賓一國,已有七大恐怖組織宣布效忠「伊斯蘭國」,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同路人也一樣。未來這地區究竟會有多大亂子,值得及早前瞻。

在菲律賓,去年已傳出「伊斯蘭國」滲透到南部召募新血,而那些著名恐怖組織,例如活躍於蘇祿島及馬來西亞沙巴一帶的阿布沙耶夫、由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分裂出來的「摩洛國伊斯蘭自由鬥士」(BIFF)等,乃至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都已成為「伊斯蘭國」名義上的支部。這是當年拉登的蓋達所不能公開達到的,因為「哈里發」的牌頭,畢竟對穆斯林有一定號召力。

當然,這種「聯繫」有多深,實難斷言。以阿布沙耶夫為例,它以往強調與蓋達有聯繫(但不是支部),去年7月卻於互聯網發放影片,宣誓向「伊斯蘭國」效忠,並在8月公開兩名失蹤的德國人質資訊,索價2.5億披索,及要求德國停止協助美國攻擊「伊斯蘭國」,以示和「伊斯蘭國」聯成一體。不過原組織領軍人物Khair Mundos在影片公開前一個月被捕,新領袖旋即在「過戶」,似乎只是要借用「伊斯蘭國」牌頭確立權威。

BIFF的案例似乎大同小異。由於MILF己「從良」,與馬尼拉政府達成協議,將在菲律賓南部推行菲式「一國兩制」,在天主教主導的菲律賓建立一個屬於摩洛人的伊斯蘭自治政府,BIFF如何維持其激進身份、塑造繼續抗爭路線,自然需借助他人之力,「伊斯蘭國」就成為不二之選。但同為「效忠」,BIFF強調並無派員參與伊拉克戰事,足見BIFF也不願直接介入「伊斯蘭國」的核心事務。

即使兩組織與「伊斯蘭國」的關係是「安內」多於「攘外」,「伊斯蘭國」在東南亞的潛力,還是不容忽視。早前菲律賓媒體曾報道,「伊斯蘭國」已在菲律賓南部召募大學生參與聖戰,提供7萬披索予受訓成「聖戰士」的志願者。多條召募影片及「伊斯蘭國」的文宣攻勢,亦早在東南亞廣為流傳,內容涉及以當地兒童作為「聖戰新一代」。

美國安全研究智庫蘭德公司(RAND)研究員Colin P. Clarke及Peter Chalk更擔心,不少曾參與「伊斯蘭國」戰事的馬來西亞人可能已回流,「獨狼式」或小規模恐怖襲擊,或會成為東南亞常態。何況東南亞各國的宗教矛盾不少,例如被主流社會壓迫的緬甸羅興亞人、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摩洛人、泰南的伊斯蘭社群等,均是「伊斯蘭國」的潛在生力軍。對此中國尤其值得擔心:畢竟東南亞人要進入中國搞恐襲,要比中東人容易掩蔽。看來中國和東南亞的情報合作,是時候要大舉加強了。

小詞典:阿布沙耶夫 (Abu Sayyaf)

1991年於菲律賓南部創立,信奉激進伊斯蘭教義,主張南部脫離菲律賓獨立為穆斯林國家,也活躍於東馬來西亞北部。曾多次綁架外國遊客,包括2014年在沙巴綁架中國遊客,被多國列為恐怖組織,2014年宣布向「伊斯蘭國」效忠。

2015年9月15日星期二

新加坡選舉制度「屈機」嗎?

昨天談及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選舉大勝,代表了真切民意。筆者多次談及,新加坡人主流民意確是謀求穩定,這也是該國在所有鄰國當中的最大賣點。然而,這是否代表執政黨沒有在選舉設計上偏袒該黨本身?自然不是。新加坡選舉制度自然對人民行動黨有利,但筆者拜訪部分新加坡官員時,對方坦言世上所有政府都是這樣,只是他們特別優秀,才能如此高效云云。

究竟這套制度如何「屈機」,不少評論都有分析,而新加坡博客Jeraldine Phneah在一篇題為5 Advantages PAP has over Opposition Parties in GE 2015的文章尤其值得介紹,簡評如下:

一、Jeraldine Phneah認為,新加坡是世上少數無獨立選舉委員會的國家之一,也是英聯邦中唯一無選舉委員會的國家。這選舉委員會可根據數據(包括往屆大選結果與民調)劃分選區,而劃分過程不透明,公眾無法監察參與。因為有關委員會受執政黨規管,所以執政黨可選取有利時間舉行大選。

就這點,能選擇時間大選的國家其實不少,採取「Gerrymandering」方式的國家也很多,但通常只有形式上的諮詢而已。

二、執政黨控制連串基層組織,作為所有基層組織樞紐的「人民協會」成立於1960年,按2011年美國中情局的說法,這種基層架構「混淆了政黨與政府的角色,使人民錯以為活動是政府主辦的……由政府出資但被政黨利用的人民協會是一個很特殊的組織」。反對黨成員,例如工人黨的陳碩茂,2011年曾被拒絕參與在其選區舉行的人民協會基層活動。對這點,實在是人民行動黨長勝的最大關鍵,且短期內看不到反對黨能競爭的可能。

三、由於新加坡政治制度黨國基本上已成一體,李光耀國葬、國慶50周年等活動,都成為執政黨表現的機會,提早展開競選工程。這其實也是普遍現象,像當年台灣陳水扁想到「公投綁大選」,利用政府辦公投的資源,客觀上同步宣傳執政黨,只是新加坡更為徹底而已。

4. 《經濟學人》形容新加坡的主流媒體對反對黨充滿敵意,亦甚少報導他們的動態,例如在2011年,有報章曾以「新加坡是否準備好接受一位同性戀國會議員?」頭條攻擊反對黨。李光耀曾明言:「我們不能允許(指報章)扮演美國傳媒所扮演的那種監督政府、反政府與審問政府的角色。如果我們允許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會徹底改變新加坡社會的特質。」這點對傳統選民也許有效,但新生代已通過互聯網得到大量訊息,卻未能從中受惠,反應不能過分諉過於媒體管制。

5. 「集選區制度」讓數人在同一選區出選,在1988年首次實行,當時執政黨的理由是要「確保一個多元種族的國會」。新加坡東協人權工作小組在2013年發表的報告,卻發現從1980年到2011年,少數族裔的議員人數佔總議員數目比率沒有大分別,只從24%增至27%。客觀效果上,集選區卻增加了反對黨的入場門檻,例如在1988年大選,人民行動黨將反對黨得票率最高的13個選區中的的11個,合拼入其他人民行動黨的票倉。要人才缺乏的反對黨湊夠人才參選集選區,本身就是挑戰,但這點其實相對易處理,因為反對黨已開始經營整個東部,這次也總算勉強保住上次勝出的阿裕尼集選區,關鍵反而是人才和經費。

小詞典: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

意指以選舉中劃分選區的手段,讓某方在選舉中得益,例如為遷就支持執政黨的人口,把選區劃為蜥蜴形,因而得名,在美國選舉相當普遍。

2015年9月14日星期一

新加坡政黨輪替何時方能實現?

近年每逢有國外選舉,本地媒體每每將之盲目與香港情況比較,把執政黨代入「建制派」,把在野黨代入「民主派」,把選民求變演繹為「爭取民主自由」,深信網絡聲勢才是「真民意」,而一旦選舉變不了天,不是質疑制度「不公正」,就是說選民「熟睡未醒」,對分析執政黨勝算的人則視為「打手」。這樣的態度,連演繹自家選舉也不切實際,何況閱讀遠方?

新加坡大選期間,筆者在現場觀察,這些年也經常到新加坡,認識各階層朋友,雖不敢說很了解民情,但起碼有過不少反思,一直不認為此刻新加坡主流民意 有大變的衝動,也一直相信網絡的虛火不能化為實際。是的,對一些很簡單的問題,例如「民主是什麼」、「選民要什麼」、「國家是什麼」、「改變是什麼」之類,新加坡都提供獨一無二的特例。

究竟建國以來執政至今的人民行動黨,在這次大勝後,還可執政多久?我們不妨參考林金聖著作《新加坡特色的選舉制度:人民行動黨每選必勝的奧秘》,內 裏對選舉制度的設計、人民行動黨的基層服務、精英集團回應民情的機制等,都有相對客觀的刻畫。但世上是沒有真正的萬年政府,人民行動黨永遠執政,畢竟是不可能,那它究竟能執政多久?要解答這問題,我們必須理解新加坡同樣獨一無二的國情。

首先,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不是天然存在,而是很人為的標本。它今天的種族比例、人口政策、福利政策、教育政策、國際定位等,都是相互關連的設計。 例如既要華人主導國家,又不容許華語坐大;既要保證全民安居,也要刻意製造精英文化;既要國民嚴守「大政府」法規,又要容許自由經濟體系支撐全國。到了今天,任何執政黨都只能在上述基礎小修小補,而要顛覆整個制度,新加坡也不會存在。所以廣義而言,全體新加坡人都是「既得利益者」,縱然時有不滿,但普遍擔 心大改變會連自己的社會持份也改掉。

新加坡這樣的小國不可能單靠搞搞基建、做做財技就能按章工作下去,必須無時無刻回應最新區域形勢、國際形勢,才能對可見的危機防微杜漸。例如中國崛 起後,怎樣利用中國的機遇、而保留美國的利益;需要興建賭場時,怎樣設例防止歪風傳播社區;一旦出現恐怖襲擊時,怎樣處理內部各族群關係等,都是棘手無比的事情。

互聯網效應被高估

處理這類危機,除了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也需要實際操作經營,放在香港,就幾乎想不到懂的人;對一個小國而言,這樣的人才也絕對不多,而幾乎都集中 在人民行動黨,因為直到近年,人才加入反對黨的前景始終是有限。無論反對黨有多少個律師、醫生、教授坐鎮,他們都缺乏實踐經驗,而這是雞與蛋的問題,涉及「國際安全」的實踐經驗,恐怕在可見將來,反對黨都不會「天然地有」。在那些集選區,不少反對黨候選人到了最後一兩名,據當地人而言,都是騎呢得可以的笑 料。選民可以「冒險」換一些地方的議員,但要冒險換掉全國政府,反對黨「未能執政」的現實就活現眼前。

新加坡選舉由提名到投票只有幾天,但人民行動黨的基層組織每天都在運作,那才是和群眾接觸的關鍵。在一個數萬人的選區,人民行動黨絕對有能力認識大 多數選民,這種地區網絡,不是任何一個反對黨有資源比併的。工人黨長期以後港選區為大本營,一直深耕細作,但始終未能令整個東部變天,因為街坊票要是沒有組織資源,基本上難以開拓。除非本國忽然有大企業大舉捐款,但人民行動黨所掌控的全國精英集團,自然也牢牢控制大企業。

不少新生代寄望互聯網能打破「前網絡世代」李光耀親自設計的「屈機」制度,但效果恐怕也是被誇大。互聯網固然能在某程度上突破傳統媒體的審查,也令反對黨的資訊比從前容易流通,特別是對少看紙媒的新世代,彷彿網絡就是世界。

然而除非真的有嚴峻社會議題,而政府未能處理,互聯網效應才能突出,否則在正常時代,在簡單多數票制的選舉,互聯網那些支持反對黨、每帶民粹而激進 的語言,卻可能有反效果。以早前沸沸揚揚的余澎杉(Amos Yee)案為例,大聲疾呼的大多是外國媒體,和國內一些知識分子,但一般新加坡人同情余澎杉的極少。一旦反對黨挑選的議題不是選民所真正關心,其支持者愈是聲嘶力竭,中間選民卻愈不為所動。適合互聯網、選民又容易被打動的議題,大概只有政府隱瞞的醜聞,但在新加坡對誹謗相當嚴的法律體系,能真憑實據揭露 「醜聞」的可能性,實在只有「渺茫」和「無機會」。

分野不大才有機會變天

所以,反對黨要成功取代人民行動黨,簡單而言,必須符合下列要求:

1. 反對黨的政綱、理念和人民行動黨95%相像,令選民認為選了他們上台,也不會帶來任何足以影響自身利益的改變;

2. 反對黨有足夠人才,既要有傳統精英的履歷,又要有基層服務的經驗,還要有處理國家安全危機的經驗,來說服選民他們能治理這樣一個特殊國家;

3. 反對黨能獨自經營基層組織,提供人民行動黨能提供的一切服務,也擁有相當實力的經費來源,而不是單靠高喊空洞口號來吸散票;

4. 反對黨遇上執政黨出現重大失誤,依靠互聯網為突破口發酵,令溫和選民主導攻勢,而避免激進網絡聲音嚇怕主流。

最容易滿足上述條件的可能性,自然是人民行動黨內部分裂,出現權力鬥爭,令部分有質素、有聲望的人自立門戶或加入反對黨,而且這些人還要有能力帶走 基層組織,有自己不用依靠黨的商界人脈,否則從前也有不少人民行動黨員被勸退後要捲土重來,但一般都徒勞無功。即使情境成真,那時候兩個黨早已大同小異,「政黨輪替」已沒有什麼大不了。其實一般國家的民主,何嘗不是呢。

2015年9月11日星期五

天堂另一面——馬爾代夫幽閉症

此刻在馬爾代夫其中一個小島旅遊。說是旅遊,其實也不很貼切,因為當地「一島一酒店」的格局,基本上是一個又一個與外間隔絕的主題公園,住得久了,不可能沒有幽閉症。不過住得再久,也久不過島上酒店的職員。他們這些年經歷的轉變,才夠意思。

據那些馬爾代夫本地人所言,他們從來被培訓時,島上主要遊客來自歐洲,特別是德國、意大利等,因此他們大多會說好幾種語言,也對如何培養歐陸式情調頗有鑽研。但隨着歐洲經濟不景,而中國又「大國崛起」,近年馬爾代夫的遊客已變成中國佔絕對主導,且比率愈來愈誇張。一位侍應稱,他們現在接待的七成遊客均來自中國。這數字略為誇張,因為按官方數字,中國遊客只佔所有遊客的三成多,不過已是拋離性的高據榜首。侍應的語氣彷彿帶點唏噓,旁邊一群中國遊客在理應是高級餐廳的地方盤膝而坐,彷彿為他的話落下註腳。

離開一刻 如釋重負

為了回應新市場,馬爾代夫酒店都添加了中文標記與告示,增添了大量中菜,也專門從中國請來酒店從業員,因為不少中國遊客不會說英文。新一代馬爾代夫人已開始學習中文,當地大學也加入中文課程,而馬爾代夫政府面對內憂外患及溫室效應,已沒有多少板斧振興經濟,自然對中國遊客趨之若鶩。再者,當地對全球遊客都實行免簽證,這對中國遊客而言是無窮的吸引。見中國遊客愈來愈多,而且自身的獨特文化感很強,其他國家的遊客卻開始覺得馬爾代夫變質,或曰「海南島化」。

不過,服務業是適者生存的。例如筆者參加一個「海豚團」時,隨團大半都是中國遊客,馬爾代夫船員都以格外誇張的聲調,一小時內不斷以普通話「嘩嘩嘩」、「看這裏看這裏」的指示海豚出沒,完全沒有理會其他國家遊客的意欲,偶爾卻相互偷笑。他們從前接待歐洲遊客時,大概用的是另一語調。但另一方面,他們大概也發現中國遊客大都沒有用英語詳細爭辯的能力,所以經常都是以表面的笑容,說極其不符服務標準的話,或對遊客要求陽奉陰違。這在本人直接向總經理投訴並詳談時,才發現了大量「下有對策」的「馬爾代夫民間智慧」。在島上還遇到一位香港潛水教練,從他的Facebook可見,中國小孩在島上隨地大小便的問題,更是見怪不怪。

這些經歷毫不獨特,也不是要渲染任何情緒,畢竟誰都知道不能以偏概全。何況,馬爾代夫這類小國要是不尋找中國崛起的機遇,反而不合常情。

但說到底,服務業的本體是以人為本,笑容的背後有多少尊重,對一個到過八十多個國家的人而言,不可能分不清楚。

離開馬爾代夫的一刻,實在如釋重負,回到自然景致遜色萬倍的地方,卻幽閉不再。「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嗎?」

《鐵塔凌雲》Vs《海角天涯》: 香港30年國際觀的變遷

不少香港流行曲都以環遊世界為背景,襯托「香港是我家」一類社會訊息,或「哪裏都有你」的感情言志。許冠傑的經典作品《鐵塔凌雲》屬前者,蘇永康的《海角天涯》屬後者,原來沒有甚麼可比性。但數十年間,究竟香港人心目中耳熟能詳的地方有沒有改變,卻是有趣的對比。

例如《鐵塔凌雲》一句「檀島灘岸點點燐光」,「檀島」指的是檀香山,也就是夏威夷首府火奴魯魯。但在日常生活,「檀島」除了是一個牌子,已不在一般人的對白內容。新一代會說到夏威夷、而少說到「檀島」,因為把地方簡稱為兩字「X國」、「X島」,已是上一代的回憶。隨著香港中文開始使用漢語拼音音譯,未來只會更少見,正如知道奧地利曾經叫「奧國」的人,已然不多。

取代「檀島」的鄰近地方,在《海角天涯》另有出現:「堤岸裡/看關島/寧靜日落與芳草」,不少香港人今天知道關島,遠多於「檀島」。貌似不經意的改變,其實和國際關係息息相關:在《鐵塔凌雲》創作的1974年,夏威夷才正式成為美國一個州短短15年,依然有比今天exotic的新鮮感;關島的旅遊業則尚未發展,當時到關島旅遊的香港人,恐怕少之又少。

關島是美國屬土,但低度開發,發展旅遊業必須鄰近島嶼配合。關島附件有三個今天的獨立島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馬紹爾群島、帛琉,還有一個沒有獨立、但得到高度自治的北瑪利亞納群島,內含旅遊聖地塞班島。這些島嶼在七十年代末開始自治、獨立,要自力更新,自然得大舉發展旅遊業,「帛琉-塞班島-關島」這條潛水路線,才逐漸成型。

在《鐵塔凌雲》的1974年,歌詞的「鐵塔」、「富士」、「自由神像」、「檀島灘岸」,已是當時港人「山長水遠」的極致。但到了《海角天涯》的1998年,除了出現關島,還有「南極裏雪花飛」。在七十年代到南極十分困難,能全身而回的已是神人;但今天到南極旅遊已不是夢,就是一個強國大媽也綽綽有餘。「世界觀」貌似擴闊了,但真正的世界,卻從此不一樣了。

沈旭暉 Now.com 2015年9月11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0434

2015年9月10日星期四

文化迥異 希臘難效冰島

昨天筆者論及「冰島模式」難以複製到希臘身上,除了歐羅區這結構性因素,還有更多國情問題需要理解。冰島主要撇帳的是銀行債務,屬私人性質,而希臘希望撇帳的卻是公共債務,因為負債的正正是政府,其實希臘民間倒是還有底氣的。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統計,2011年冰島政府的債務,僅為國民生產總值的不足1.1倍,這已是冰島自2008年危機爆發後,數字上最壞的一年;相較下,希臘同期公共債務高達國民生產總值近1.8倍。「冰債」主要原因是銀行業過度擴張,種種不成熟及高風險的私人借款,令冰島三大私人銀行的槓桿愈來愈不健康,危機爆發前一年字面上總「資產」超過國民生產總值8倍;當美國爆發次按危機,私人銀行難在國際市場獲得資金,便出現信貸危險。

宗教背景 易守財政紀律

但希臘危機成因複雜得多,可追溯至政府長期財政黑洞,甚至在加入歐羅區時已存在。當冰島政府為三大銀行重組,把本地業務轉移到新銀行,並讓舊銀行破產,都無影響冰島整體公共債務,希臘政府則幾乎什麼也做不到。

何況冰希兩國一北一南,雖均不屬歐洲核心,但文化差異極大,民族性也難相提並論。冰島與其他北歐國家一樣,是新教主導社會,較容易獲其他北歐國家支持,例如達成貨幣互換協議。長久以來,新教國家相對接受財政紀律,遇上危機也較易接受非常舉措。

學者如Brent F. Nielson等觀察歐債問題與宗教取向的關係時指出,新教國家傾向在債務問題上,以緊縮政策解決問題,令冰島較易忍辱負重,堅持貨幣主權,走本身的路。

忌憚歐盟 矛盾心態

相反,希臘與其他歐洲國家淵源有限,反而與俄羅斯的歷史聯繫多一些。儘管希臘是最早加入歐盟的東正教國家,但也跟冰島一樣,對歐盟(特別是德國)存有一定戒心。另一方面,希臘卻無意欲強烈執行緊縮政策,結果無冰島的優點,但充滿冰島的缺點。

東正教社會普遍對於歐盟東擴有矛盾心態,一方面憂慮歐盟東擴,會令天主教及新教逐步蠶食東正教文化;另一方面卻希望借加入歐盟,換回歐洲身份及經濟利益,卻缺乏自我付出的意識。學者Daniel Philpott及Timothy Samuel Shah的研究稱,希臘這類東正教國家對歐盟的心態,只是搭便車,而不會真正投入。當經濟利益在歐債問題後消失於無形,希臘社會便愈來愈討厭歐盟及德國,令公民社會更抗拒執行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訂下的政策。即使實行「冰島模式」,恐怕希臘也無相同成效。

說到底,希臘人口過千萬,冰島則僅30萬左右,只是希臘的零頭,經濟規模不可同日而語。冰島天然資源頗豐富,鋁礦及魚獲都頗有經濟潛力,也研發了新能源發電,不像希臘除了旅遊及投機便乏善足陳。冰島危機頂點時,曾有中國富豪黃怒波打算在冰島購地建「度假村」,被懷疑為有軍事用途,但無論真相如何,幾宗大型國際交易,已足以扭轉小國命運,不如希臘空有優良港口,卻難借用天然資源解決危機。要徹底解決希臘危機,即使是希臘諸神下凡,恐怕也是無能為力。

小詞典:黃怒波

中國商人,兼有詩人身份,以向北京大學捐贈10億人民幣馳名。2011年擬在冰島危機期間,以1億美元購買300平方公里冰島土地興建「度假村」,被西方媒體懷疑為中國建立的北極軍事基地。計劃原獲冰島政府支持,但陰謀論曝光後,在西方壓力下,最終冰島政府拒絕投資申請。

2015年9月9日星期三

希債出路─冰島模式可行?

對不少人而言,希臘債務危機早已不是危機,因為那幾乎是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將永恒地存在。既然是永恒存在,任何結局都早已被消化,也就談不上危機了。然而,不少希臘領袖還是不信宿命,扭盡六壬,負隅頑抗,博弈論高手的總理齊普拉斯又宣布解散國會,重新大選,又進入新一場博弈。由於一切換湯不換藥,在可見將來,恐怕類似方程式還會不斷出現。

究竟有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除了退出歐元區、或讓債權國皇恩浩蕩地宣布債務一筆勾銷,不時有學者提出可效法「冰島模式」。冰島在2008年出現嚴重信貸危機,全國近乎破產,當時氣氛之萎靡,與今日希臘不遑多樣。但冰島政府果斷讓銀行破產、並作「一次性」債務違約,結果輕身上路,今天已得重生。2011年,第一波「歐豬國家」債務問題爆發時,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z)和克魯明(Paul Krugman)曾倡議歐豬國家效法「冰島模式」,認為這比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及歐盟無休止的援助(和債務)更可取。

然而,「冰島模式」一直被過份簡化,以為重點就是「一次性債務違約」及銀行破產,而忽略了冰島的獨特國情,這卻是冰島和希臘不能直接類比的關鍵。

根本問題是冰島不是歐元區及歐盟成員,至今擁有自己的貨幣及財金政策,只是「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成員,而這是一個鬆散聯盟,其他成員只有列支敦士登一類小國。希臘加入歐元區後,卻完全受制於歐元區制度。冰島發生信貸危機後,冰島央行即時實施匯價管制,包括以外匯拍賣形式,控制冰島克朗對歐元匯價波動;進行實際資本管制,將近90億美元的資本留在冰島銀行體系;甚至拒絕承擔海外存戶及投資者的損失。反觀希臘在使用歐元的一刻,已失去貨幣主權,自己甚麼大手術也做不了,因為歐洲共同市場的「四個基本自由」(Four Freedoms)包括「資本的自由流動」,一旦實施外匯及資本管制,即等同違反歐盟條約。何況假如希臘真的選擇脫歐,央行要即時重設主權貨幣對歐元及其他國際主要貨幣匯價,即使如何「有序」,亦難逃匯率市場機制的影響,又有哪些投資者會願意信賴這樣的貨幣呢?那些說「效法冰島而不用脫歐」的人,基本上都是政治文宣,不能作準。

為人忽略的是,「冰島奇蹟」並非毫無外力幫助,但效果卻遠比希臘成功,這恐怕也和希臘的歐元區身份有關。冰島危機爆發後,就與IMF達成協議,換取近21億美元貸款,貸款條件包括削減政府營運開支3-5%,削減對老人及宗教團體的資助,增加個人入息稅等。另一方面,冰島央行亦與北歐多國央行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從而穩定冰島的外匯儲備,及協助冰島在國際金融市場集資。反之希臘問題的來源,是當年與高盛以貨幣互換方式隱瞞債務問題,以求達到使用歐元的條件,而使用歐元後,貨幣互換協議已由歐洲央行主導,希臘已沒有其他工具可用。所以縱然希臘不斷接受貸款,嘗試節衣縮食,卻已失去了自己掌控貨幣政策的能力,「奇蹟」自然不會發生。


小詞典: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FTA)

1960年成立的自由貿易組織,由英國主導,作為當時歐共體的競爭對手,創始成員包括英國、葡萄牙、奧地利、丹麥、挪威、瑞典、瑞士,但成效始終有限,最終諸國紛紛加入歐共體,目前只剩下無足輕重的四國(挪威、瑞士、冰島、列支敦士登)。香港與EFTA簽有自由貿易協定,理論上是鋪墊未來與歐盟的相關談判。

2015年9月7日星期一

超凡領袖的挫敗—重構文革之「理性」


近來無論是中東的伊斯蘭國(IS)、中國內地意識形態思潮,還是香港社會群眾動員與反動員,都被拿來跟數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比較。在一般人心目中,文革是負面名詞,因為那代表億萬人集體投身政治的瘋狂,過程相當非理性;而毛澤東作為發動文革的領袖,通過鼓動個人崇拜,成為一錘定音的人間神。

其實,文革真正的恐怖並非在於其非理性,而恰恰相反,在於它提供了一個舞台,讓全國人民相當理性地參與一個瘋狂遊戲,把人性陰暗面結構性地釋放出來。要了解此現象,大家應閱讀「新左派」學術領袖王紹光教授的著作《超凡領袖的挫敗 ── 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王紹光是筆者在美國讀書時的大學老師,後來回到中國境內的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與崔之元、汪暉、甘陽並列為「新左派四大天王」,對如何強化國家行政能力、調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有獨到見解,一直受不同意見學者廣泛尊重。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通過「集體行為」這一視角入手,以他最熟悉的武漢為案例,把在武漢蒐集到的私人信件、出版物、報紙及地區檔案整理分析,通過「理性選擇」的假定,來解釋文革期間一般群眾的行為,主要論點有3點:

1)按照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對權威來源的分類,毛澤東顯然是所謂「魅力型權威」,發動文革時聲稱要「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主觀希望憑藉超凡感召力,指揮全國人民進行「革命運動」及「生產建設」。但是在文革期間,民眾的政治運動現實,常常偏離毛澤東本人的計劃與期望,他操控全局的能力其實被遠遠高估。

2)廣大群眾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確實抱有相當信念,但是他們在每一運動作出「參與」還是「退出」等決定的時候,最重要考量還是自身個人利益。換言之,個人利益得失的算計,決定了當時群眾參與群眾運動的程度及模式。文革前期得以迅速發展,便是因為給予了大量社會上年輕人及邊緣分子得到利益的憧憬;後期群眾尾大不掉,運動遲遲未能終結,亦與那部「利益機器」啟動後不能輕易收回有關。

3)文革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基於群眾利益與毛澤東最高理念的差異,毛澤東都被迫努力修正群眾運動路線,有時要扭左,有時要扭右。他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要靠動員軍隊接管全國,既嚴控群眾組織,又嚴控被打倒的既得利益者,才勉強穩住局面到身故。換句話說,文革期間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加在一起,導致這場運動完全超出發起者的掌控,毛澤東作為一名魅力型威權領袖,得到的卻是徹底失敗。

民眾行事 利益為先

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離地」文章,即使對今天全球形勢,也是有現實意義。全書既以韋伯的理論為稻草人,自然首先挑戰了韋伯的框架,特別是「魅力型威權領袖與群眾的不理性緊密聯繫」這假說,而有關假說一度被西方廣泛採用,作為解釋文革期間中國人盲從毛澤東的理論基礎。

王紹光通過案例實證,發現群眾運動中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其實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是「情感維度」,反映人們非理性的一面;另一面是「認知維度」,反映人們的理性思維,而兩者是並存的。韋伯對群眾運動的分析,相對忽略「認知維度」,亦即忽略群眾無論在多麼瘋狂的口號下,也會按照理性的個人利益得失分析,來決定自身立身處世的行動。只要運動持續下去,群眾便很容易通過同一口號把運動騎劫,口中說尊重最高領袖如何如何,實質上是利用種種「破舊立新」的制度空檔,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有趣的是,主流西方學界雖習慣以宏觀及結構來分析社會科學,但談到中國,依然習慣以權力鬥爭、關係等角度來閱讀問題。例如有關文革,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的漢學權威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便幾乎完全採用「權力鬥爭」的角度探究文革成因,毛澤東及其周圍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是被研究的主體,人民群眾則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處於被研究的陪襯地位。與馬若德由上至下的分析框架不同,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是從下至上的,認為每個人都是理性行為者,他們與毛澤東的互動,才共同構成了文革這一集體行為。

迎合群眾 鞏固權威

習近平上台後,裏裏外外都大刀闊斧,儘管個人魅力不及毛澤東,但似乎也希望成為魅力型權威的代表。但正如王紹光對文革群眾的觀察,今天每個中國人也是理性個體,依然會按自身利益來解讀領袖意志,所以「中國夢」會被不同解讀,「大國責任」亦會被不同解讀,單靠口號及民族主義治國,台上台下都知道絕不可能。因此,習近平顯然較毛澤東更注重對群眾感知的控制,也就是希望通過設計一個框架,讓群眾能盡量既呼應官方口號,也得到各自的利益,相信只要群眾能在不同運動當中分別有所得着,政府及領導威權才會不斷鞏固。這種模式,更接近筆者之前談及的「獨裁者2.0」(見本報8月24日A22頁《溫馨提示:「獨裁者2.0」已進化成型》)。

了解此模式後,大家不妨再回顧不少朋友的一廂情願,認為一時一刻的「左傾盲動路線」只屬歷史偶然,不久定會撥亂反正,這正是假定了有一個最高領袖能一錘定音的老毛病。可惜現實是殘酷、也是理性的,每個管治模式的出現,都令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成為共生體,假如要改弦易轍,精英倒也罷了,那些除了搞群眾運動外別無所長的新貴又如何自處?又怎會收到一紙號令而消失?

小詞典:韋伯對統治權威的分類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把統治權威分為3類: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及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依靠社會傳統維持統治正當性,例如封建制、宗族制等;法理型權威的統治合法性,則建立在現代法律、理性與科層制基礎之上;魅力型權威的統治,就基於被統治者者領袖之個人崇拜,毛澤東、希特拉等一般被歸類為第三類,但這劃分近年受到愈來愈多挑戰。

東南亞迷信政治:信仰如何,國運也必如何?

泰國四面佛恐襲案發生後,除了陽光下的調查,民間在暗角有否出現種種流言蜚語,對社會穩定同樣重要。因為在東南亞,迷信與政治,從來密不可分,假如有群眾運動專家,能夠利用耳語運動,結合民間「信仰」,很可能能做到硬實力難有的效果。

以四面佛為例,雖然祂的本體來自印度教,但早已被「本土化」,乃至被認為與泰國的「氣運」有直接關係。正如本欄上次談及,四面佛曾在2006年被毀壞,時任總理的他信被懷疑為幕後黑手,具體陰謀論說他趁機要求文化部修復四面佛,以便放某些東西到四面佛內部施黑巫術,以保住政權。聽來這是天方夜譚,但只要我們搜尋過去數年泰國群眾運動的照片,就不難發現迷信行為佔了相當重要性。例如2010年,親他信陣營公然在泰國街頭收集血液,並將之潑向首相官邸的大門,希望能夠藉此「詛咒」當時泰國民主黨的阿揀披實政府。2014年亦有群眾領袖在示威期間舉行祭祀儀式,「以破解對手的法術」。重要的是,即使對不迷信的群眾而言,有這些儀式夾雜其中,也反映陣營內部的「跨階層支持」,假如一場運動沒有這元素,其實是沒有「廣泛代表性」。在這前提下,泰國民間廣傳「王室九世而終」預言,就可能對未來政局有關鍵影響。

迷信具體影響政治發展的更明顯例子,出現在泰國的鄰國緬甸。曾領導軍政府長達四分一世紀的軍事強人奈溫,就極其相信超自然力量,以占卜師為私人顧問(這點和前美國總統列根夫人南西類同),根據民間傳說,他很多政策決定,都是占卜的結果。最著名的是決定將50和100元貨幣,改成奇怪的9的倍數:45和90元,據說是因為「9」被占卜師視為奈溫的幸運數字。1988年8月8日,爆發對緬甸影響深遠的「8888民主運動」,某程度上就是源於這次貨幣更替:民眾不能把廢幣兌換成新幣,學生儲蓄的學費也化為烏有,令昂山素姬介入,才逐漸成為民主女神。諷刺的是,奈溫容許昂山回國參與運動,據說也是占卜的結果,最終占卜師的下場有不同說法,不過難以核實,就按下不表了。接任軍政府領袖的丹瑞2005年從仰光遷都至奈比都,據說也是占卜師「趨吉避凶」、走到「帝王之都」的建議,不過此說大概是穿鑿附會,因為興建一個首都工程浩大,早已醞釀,不可能純然是拍拍大腿的決定。但和泰國相同的是,要是有占卜師公然反對某個政策方向,放在逐步民主化的緬甸,已足以造成人心惶惶。

就是在東南亞經濟發展得最成熟的新加坡,也不乏「迷信政治」。例如民間流傳新加坡一元硬幣的八卦形設計,就是源於興建地鐵時經濟不景氣,政府擔心工程動了「地氣」、影響國運,求教於法師,得到的解煞之道,就是每個新加坡人都要帶一個八卦,因此衍生了上述硬幣設計云云。這傳說深入民心,令李光耀也專門回應,在《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直斥傳說胡鬧,指自己是務實主義者,不信星座、也不信風水和號碼。但他信與不信不是重點,民間信與不信才是。當美國官員評論中國在南海填海也要用上「風水說」,勞動麥玲玲大師解畫,我們當能發現國際政治其實是相當「落地」的。

小詞典:泰國四面佛

雖然被稱為「佛」,但泰國四面佛其實是印度教神祇:婆羅門神話三主神之一的梵天,四面掌管不同事,分別是事業、感情、財富及健康。此佛於1950年代開始供奉,在華人世界尤其享負盛名,相信與許多台港藝人前往膜拜、覺得靈驗有關,故此星馬、港台大陸華人不斷前往膜拜,成為「信仰本土化」的最佳例子。

2015年9月6日星期日

復活節島悲劇比電影更恐怖

我的蜜月在復活節島度過,但在那個與世隔絕的小島其實百無聊賴,其間看了關於復活節島歷史的電影《復活節島》(Rapa Nui)(「Rapa Nui」是當地人稱呼復活節島的名字),不禁感觸良多。感觸的不是電影有何誇張之處,而是它因為篇幅所限濃縮的悲劇,已沒有覆蓋復活節島悲劇的全豹。根據電影,復活節島今天一片荒蕪,主要因為全盛期的貴族倒行逆施,引起群眾暴動,加上過度砍伐樹木,令文明倒退到石器時代。這樣安排,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角色一筆抹殺,其實是避重就輕。要了解完整的故事,還得由復活節島通識談起。

電影沒有交代復活節島文明的由來,彷彿自成一國,與其他地方毫不相干。其實它雖然位置偏僻,也是位於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亞三角帶」:在夏威夷、紐西蘭、復活節島組成的三角形以內,都是玻里尼西亞人的地方。在所有玻里尼西亞移民社會當中,復活節島發展得較晚,位置也最偏僻,但那裏的生態環境原來是人間天堂,加上居民難以離開,卻在短時間內孕育了最輝煌的玻里尼西亞文明。復活節島面積不及兩個香港島大,人口高峰時也只有二萬,卻創造了自己的宗教、語言和文字,彷彿是一個人類文明實驗室。

《大崩壞》的生態災難

玻里尼西亞人來到復活節島後,第一位酋長把全島土地分封給不同子女,逐漸演變成不同部落。由於復活節島孤懸海外,天然資源難以其他方式替補,當人口膨脹到某個程度,部落之間爭奪資源的衝突就難以避免。復活節島人相信祖先崇拜,認為先人擁有神秘力量,只要製造已故酋長、祭司的巨型石像,石像就可以留住那些力量,保佑後人。其實其他玻里尼西亞島嶼也有石像崇拜傳統,但規模小得多,並以木製為主,相信在復活節島早期也是一樣。然而在困獸鬥的復活節島,各部落為了炫耀自己部落的實力、在資源戰中震懾對手,石像逐漸越做越大,甚至出現了專門製作巨型石像的工場。接着的悲劇,電影諉過於大祭司,其實現實更多是不同部落酋長之間的競賽,地理學教授Jared Diamond的著作《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有詳細介紹。

復活節島的社會原來階級分明,各部落酋長、祭司負責管理和分配資源,戰士保衛家鄉,基層製造石像。但自從島民過度砍伐樹木來運送石像,人口過度膨脹,土地被過度開墾又變得不宜農耕,部落都沒有足夠資源,來供奉原來的統治階級。高層企圖通過戰爭解決問題,反而令問題惡化,逐漸在內戰中被低階層的人取代。電影的「政變」是一次過的,彷彿文明剎那家崩潰,其實真實情況是慢性衰亡。各部落先是推倒對方的巨型石像,以破壞其士氣,結果反而造成全體人民的信仰危機,當他們發現祖先崇拜不再有效,紛紛連剩餘的石像也推倒發洩。18世紀初,歐洲人接觸復活節島時,石像祭禮還在進行;但到了19世紀,全島所有石像(除了未完成的和唯一一尊例外)都已被人為推倒。這時候,島內糧食嚴重不足,原有統治階級再無影響力,文明已倒退到人食人的景況。

電影講述製作石像,和「鳥人崇拜」習俗同時進行,這其實是簡化了歷史。真相是復活節島原有社會秩序崩潰後,大酋長權威不再,居民不再崇拜祖先和巨型石像,改為發明了新信仰「鳥人崇拜」:舉辦一年一度競技,讓各部落派一名代表爬下懸崖,游到鄰近小島,搶回每年第一隻鳥蛋,勝利者在未來一年被供奉,所代表的部落得到較大的資源支配權,失敗者則會在懸崖摔死或被鯊魚咬死。但新秩序未能製造和平,反而爭議不絕,部落戰爭繼續下去。到了19世紀中葉,復活節島總人口只剩下高峰期十分之一,即大約2000人。唯一一尊沒有被推倒的石像,就是用來輔助鳥人崇拜的,因為它的背部刻有相關符號,能一物兩用。但這尊唯一的例外,後來卻被西方人整個挖起,送到大英博物館,擺放至今。

秘魯奴隸販與法國傳教士

電影到了政變結束、人食人後就終結,其實復活節島的悲慘史只是剛剛開始。就像島民推倒巨型石像後,人口只剩下二千多,但是因為位置偏僻,原來並沒有被西方殖民,卻反而造成更大悲劇。由於南美國家在1850年代廢除奴隸制,急需勞動力在農場、礦場工作,資本家唯有武裝「掠人船」到玻里尼西亞,找尋「志願勞工」,並變成強行俘虜。復活節島相對鄰近南美洲、加上缺乏宗主國保護,遂被奴隸販鎖定為目標。1862年,大批秘魯奴隸販登陸復活節島,幾乎把全島剩餘的一千五百名成年人口盡數俘虜上船,包括島上最後的大酋長、祭司等知識分子,全部被當作畜生運到南美做苦力,並死在那裏。後來在國際壓力下,奴隸販被迫放人。但那時九成復活節島民已被虐死,剩下一百多人被送返。這些人又染上致命的天花,最後活着回島的,只有15人。這15人又把天花散播到全島剩餘人口,令復活節島民幾乎滅族。

復活節島成年人口幾乎被秘魯奴隸販滅絕,酋長祭司知識分子全體為奴,原來的信仰再也沒有傳承。這時候,法國傳教士來到復活節島,輕易令剩餘島民改信天主教,同時下令取締傳統信仰,把刻有復活節島文字“Rongorongo”的木板全部焚毀,令復活節島的歷史真相永久失傳。只有一名居民搶下25塊木板,造成漁船逃亡,成為今日博物館珍藏。到了19世紀末,復活節島人已失去曾經擁有輝煌文明的任何痕跡。

復活節島文化覆亡、人口銳減,列強卻沒意欲直接殖民,一名在大溪地負債纍纍的法國無賴乘機憑幾支來福槍霸佔復活節島,自封「復活節督」,並從當地家庭搶來一名女性為妻,將其封為「王后」,在島上作威作福。他的真正計劃,卻是要復活節島「牧場化」,把全島變成馬和羊的牧場,於是霸佔了原住民的剩餘土地和畜牲,將他們趕到山洞裏住,又將另一些原住民運到大溪地工作替其還債。我們遇到的當地導遊,都說他們的父、祖輩,還是住在山洞,就是如此之故。自此復活節島被大舉引入各種動物,除了和原住民競爭資源,也不斷破壞脆弱的古蹟。這名暴君「復活節督」終於在1876年被原住民暗殺,這時候,全島只剩下史上最少的111人,在一個動物主導的國度,慘不忍睹。

智利殖民管治與「復活節島獨立運動」

復活節島人口在19世紀最後20年開始恢復,這時候,終於有國家「願意」將之殖民,這不是任何老牌殖民帝國,而是南美洲的小國智利。當時智利處於擴張時期,剛剛戰勝了秘魯和玻利維亞聯軍,兼併了兩國不少國土,並效法列強吞併復活節島。為了顯得吞併「合法」,智利決定先扶植一個「復活節島國王」當傀儡「代表」復活節島人民,再和這個「國王」簽署吞併條約。在剩下來的原住民當中,智利拒絕挑選那些與昔日大酋長有血緣關係的人,卻通過天主教會擁立一個最聽話的虔誠教徒為「王」。1888年,智利正式吞併復活節島,條約承諾尊重復活節島人民的土地財產。

但智利並沒有按承諾尊重島民權益,卻把全島租給一間牧場公司運作。這公司乾脆沒收島民的剩餘土地,設定面積極小的「隔離區」給島民居住,讓他們繼續當穴居人,並禁止島民自行耕種、打漁或離開島嶼,餘下全島都當作牧場使用。 智利扶植的傀儡國王不久病逝,復活節島居民採取民主選舉,選出一名有大酋長血統的領袖繼任國王。新國王決定到智利向中央政府請願,要求改善待遇。牧場公司擔心中央改變政策,在國王到達智利後將其毒死,並勸說中央不再容許島民選出新國王。二戰結束後,島民依然過着非人生活。

1956年,被毒殺於智利的復活節島末代國王的孫子成功逃離本島,向外界公布智利政府和牧場公司的暴行。智利受制於國際輿論,重新容許島民行動自由、賦予其公民權,開發旅遊業,2007年更成立「復活節島特區」(territorio especial),島民終於迎來200年來最安穩的日子。但自此島民口中的「智利大陸人」(continentals)紛紛移民過來,族群矛盾時有出現,原住民也努力恢復被滅絕的傳統,以抗衡同化,並有三派不同意見,包括認為沒有智利援助島民都會餓死,主張和智利整合的「大智利主義者」;主張完全獨立的「復獨主義者」;和要求以太平洋紐西蘭自治領庫克群島(Cook Islands)為藍本,設立移民限制,在內政層面完全自治的「復島城邦論者」。今天復活節島上的智利新移民已多於原住民,島民曾於2009年發動「佔領機場」運動抗議,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明白一旦沒有智利中央政府的援助,不可能獨善其身。小島何去何從,相信是復活節島最後的謎。由於島民沒有多少維生途徑,參與拍攝《Rapa Nui》這電影,成為他們不多的集體回憶,但要重拾當年的文明輝煌,已是不可能了。

沈旭暉 Initium Media 端傳媒 2015年9月

2015年9月5日星期六

訪問智利香港交流生:港產片就是香港軟實力

剛過去的7月底是右翼新自由主義大師佛利民的生忌,轉眼間,佛老已離世9年,他生前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研究作出重大貢獻,而世界上其中兩個最受佛老學說所影響的地區就是香港和智利。而香港更被佛老譽為新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雖然這堡壘正受到適度有為的變革,但仍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而太平洋彼岸的智利也曾是新自由主義的試練場,當時皮諾切特領導的右翼威權政府在智利推行一系列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雖然曾一度成為南美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但最後卻以失敗告終。對於一般香港人而言,智利和右翼大概會聯想到力英超阿仙奴智利裔右翼球員阿歷斯.山齊士(Alexis Snchez)。然而這位於太平洋的彼岸,一個連民航機也難以從香港直航到達的國家卻與香港有微妙的連繫。

香港中文大學與智利天主教大學合辦了一個交流計劃。2009年,Hector參加了該交流計劃前來中大交流一年,其後更留港工作數月。他現時已回到智利發展航空事業,除了擁有私人機師牌照外,他亦任職於拉丁美洲市值最大的航空公司南美航空(LATAM Airlines)擔任企業策劃工作,撰寫有關行業發展的分析報告。一年的交流之旅擴闊了他的眼界,他希望促進香港和智利的合作,從而拉近兩地的距離。今年7月他再踏足香港,探望故知好友。轉眼間6年過去,Hector對香港由陌生到熱愛,以他者的身份活在香港,似乎更能深刻體會香港文化和軟實力。

答:Hector Kappes Martinez (H)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當初,你為何選擇香港作為交流的城市?
H: 一般智利大學生都傾向歐美國家交流,而我希望有一個較特別的交流經歷,所以選擇遠東地區。但香港亦非我首選,我當時希望到中國內地交流,因為智利人都嚮往到中國,認為中國是明日之國,是一個發展機會處處的地方。可是,我不懂中文,若直接到中國那必定碰壁。而香港既是中國地方,又可以用英語溝通,因此,香港就是我的最佳選擇。

中國文化配西式社會

S: 而你當時對香港的印象是怎樣的?
H: 我跟一般智利人一樣對香港都沒有特別印象,始終香港和智利相隔一萬八千公里,民間的交流自然比較少。同時,我們也很難從媒體了解香港,我只是曾經從國家地理頻道拍攝的紀錄片中了解過香港。一般智利人都是從朋友的旅遊經歷中認識香港,因此,我回到智利後,親朋好友對我在香港一年的遊歷都很感興趣。很多智利人都不清楚中國和香港之間的關係,也不知道一國兩制的由來。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體會經歷。到港後就發現,智利和香港的不同。智利人比較熱情,人與人之間身體接觸較多,例如握手、擁抱和接吻等去表達情感,而港人大多比較含蓄。智利人遇到陌生人都會互相問好,香港人卻不會。另外,筷子對於我而言也是一項挑戰,是全新的體驗。

S: 對比智利的城市,香港究竟有什麼特色?
H: 對我而言,香港從建築物,城市規劃,以至的士的顏色都充滿地道特色。香港是一個充滿中國文化的地方,同時,又以西方社會的模式運行。我實習期間居住的堅尼地城最富特色,狹窄的街道上有電車和售賣傳統物品的店舖,同時有唐樓,又有嶄新屋苑,的確能糅合中、西、古和舊,很有香港獨特的風情。香港的風景也宜人,無論新界或港九市中心都很接近郊野公園,大大拉近大自然和城市之間的距離,而且當中不乏兩者結合的迷人景致。另外,香港也充滿國際特色,例如食物,中菜有不同的流派,又有來自世界的菜式,既有純正的,又有結合不同菜式的精粹。每年交流計劃開始報名時,我都返回我的母校介紹香港。除非個別學生對香港充滿興趣才會自行了解香港,否則也是靠別人的口耳相傳來了解香港。

S: 在完成中大的交流計劃後,你為何選擇留港工作?
H: 嚴格來說,那並不是一份全職工作,而是一份為期3個月的實習工作。當交流計劃完成後,我仍不捨得離開,想多了解香港,所以我便嘗試尋找實習機會。最終,我在一家智利船務公司的駐港分公司當實習生,期間,因工作關係,我經常走訪中港兩地,讓我對香港有更深切的了解。相比起中國內地的大城市,香港仍然具國際優勢。只要你有基本的英語能力,你就可以輕易和香港人溝通。內地除了語言障礙外,也要尊重當地的社交禮儀,必須要表現得恭恭敬敬。另外,香港亦可結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們因種種原因,例如學習、做生意或旅遊而相聚在此。除此之外,香港保留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同時又具備了西方社會制度,實在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

S: 在香港交流和實習期間,最難忘的事是什麼?
H: 最難忘的是打邊爐、點心和香港電影。交流期間,我住在中大崇基學院的應林堂,這是一座很傳統的宿舍,我很喜歡宿舍生活,很喜歡大夥兒一起打邊爐,感覺很溫暖。另外,我很喜歡中大眾志堂的紅豆冰。我和其他交流生很喜歡吃點心,特別是蝦餃和燒賣等。這不但是代表香港文化和生活,更代表香港人的身份。當人生路不熟,我看電影了解不少香港文化,同時,我也開始對香港電影著迷。

加字幕可攻南美市場

S: 在你看過眾多的香港電影中,你對哪齣電影和哪個演員的印象最深?
H: 我最愛的港產電影是《無間道系列》,尤其是第一套。劇情當然吸引,而曾志偉、梁朝偉和劉德華的演技更是出眾。其後,我發現荷里活的《無間道風雲》是改篇自《無間道》,這當然代表了荷里活也肯定港產片的質素。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歡香港的版本。另外,我也很喜歡王家衛的電影,特別是《重慶森林》、《2046》和《藍莓之夜》。在智利很少機會能接觸香港電影,其中語言是最大障礙,也缺乏渠道去接觸。我相信港產片若能配上外語字幕應可以打入南美市場。電影是一個香港的優勢,讓世界認識香港。

S: 除了電影,香港應如何促進兩地的民間和官方的交流和合作呢?
H: 香港應讓更多智利學生到香港的大專學府交流。一般的南美學生都傾向選擇到歐美等西方國家交流。始終香港和智利相距一萬八千公里,大部分人能從地圖上指出中國、日本、台灣和香港,但他們連香港說什麼語言也不知道,城市是怎樣也不清楚。面對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自然令南美學生卻步。香港需要在南美國家推廣香港,讓更多南美人知道香港是一個如此獨特的地方。同時,大學能嘗試實行一些夥伴計劃讓交流生更能融入校園。
在官方層面,智利有自由貿易區和自由港,這讓企業可以享受低稅優惠,這方面的政策跟香港很類似。同時,智利也積極和不同國家和地區簽訂自由貿易協議,香港可考慮這方面的可能性。

2015年9月4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光輝歲月》/Beyond

談起最有國際視野的香港流行曲,Beyond的一系列經典至今歷久不衰,除了本欄談及的《Amani》,還有同樣以非洲為背景的《光輝歲月》。這首以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為素材的歌簡單易明,曼德拉也大概是香港人最熟悉的非洲領袖(沒有之一),但一些歌詞,依然值得仔細品嘗。

《光輝歲月》創作時,曼德拉剛被釋放,但全球音樂人已流行以「釋放曼德拉」為主題演唱。相較於同類作品,黃家駒的詞雖然是歌頌偉人,但沒有過份吹捧,反而處處帶出一個訊息:這位老人很累。據說曼德拉出獄後也聽過這首歌,而且深受感動。假如他真的有感觸,大概不是讚揚他偉大的部份,那些說話他早已聽過百千篇,反而《光輝歲月》講及心境的歌詞,來得更真摯。「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在他生命裡/彷彿帶點唏噓」,「年月把擁有變做失去/疲倦的雙眼帶著期望」,「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等等,形象都是歷盡滄桑的老人,乃至有點人在江湖的無奈。

相信黃家駒再厲害,也不能預視到曼德拉出獄後的經歷,但他的「唏噓」、「疲倦」,確是一般傳奇所忽略的。他出獄後,和多年髮妻反目,最終離婚收場,前妻天天在媒體批評他「淪為一個基金會」、「遠離群眾」,批評他的和平主義「離地」。一個把黃金歲月花在坐牢、出獄後又目睹理想與現實距離的人,縱然充滿理想,但怎能不倦?

另一段講述種族問題的歌詞,也是出奇地超前。「可否不分膚色的界限/願這土地裡/不分你我高低」,當時的閱讀,自然是曼德拉致力爭取廢除種族隔離政策。諷刺的是,到了黑人當家作主,問題又再出現:曼德拉努力宣傳的種族融和,其實普遍得不到黑人同伴的真正尊崇,其所屬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不時出現對白人秋後算賬的呼聲,「彩虹國度」始終遙不可及。

《光輝歲月》正正道出曼德拉「彩虹國度」的理想:「繽紛色彩閃出的美麗/是因它沒有/分開每種色彩」──但必須注意,那不是事後孔明,而是真正的孔明。「彩虹國度」這名詞正式出現在1994年,也就是曼德拉就任總統那一年,當時南非大主教圖圖以此形容「新南非」,新國旗也以彩虹色彩設計,自此曼德拉的種族思想、包括和白人大和解的國策,被形容為「彩虹主義」。想不到早在1991年,Beyond就唱出了它的精神。劃時代的神交,無出其右。

談談民歌傳奇的夕陽

不久前,在外國朋友家中聽到連串老牌民歌手Joni Mitchell(下稱Mitchell)的舊歌,包括本人十分喜歡的Both Sides Now。

想起早前她在家中昏迷被送院救治,雖經搶救後已甦醒,但據其歌手前男友David Crosby透露,她仍然喪失說話能力,教人哀傷。儘管筆者完全並非成長於那一代,卻從小聽不少前輩講及她的傳奇,似乎也值得新一代重溫。

Mitchell出身平凡,發跡於加拿大一些小酒廊演唱,也不時在街頭賣藝,後來到美國發展,翻唱經典民歌而漸為人賞識。她在音樂事業上曾作不同嘗試,包括把民歌與爵士樂結合,後期也玩搖滾及電子音樂。

1997年,Mitchell被列入「搖滾名人堂」。2003年,美國的音樂雜誌Rolling Stone選出史上最偉大結他手名單,她位列72,是排名最高的女性。不過,Mitchell的真正成名,在於以音樂介入社會及政治的一生,是那年代北美的社運歌手先鋒。

介入社會 領風氣之先

她最關心環保議題,例如1970年推出作品Big Yellow Taxi,以喚起社會關注環境問題。據說Mitchell初到夏威夷時,因看到大海旁邊有一個停車場而感到大殺風景,於是寫下此歌。歌詞中的一句 「They took all the trees, and put them in a tree museum.」,諷刺當時不少人呼籲支持環保,作出形式化保育行動,但同時容忍以發展為名開墾農地及原始森林。

這樣的諷刺到今天依然到肉,前美國副總統戈爾(Al Gore)一方面大談「絕望真相」,一方面住在揮霍的豪宅,可謂典型。

Mitchell另一項主要關注是種族歧視問題,曾表示她對黑人的痛苦感同身受。1977年,她推出唱片Don Juan's Reckless Daughter,唱片封套上把自身化妝成黑人,演繹了衝破黑白膚色界限的象徵,在當時屬前衞意念,引起不少注意。後來包括米高積遜(Michael Jackson)在內的不少歌手,在種族或性別等議題上,往往嘗試扮演跨界形象,其實與Mitchell當年概念一脈相承。

David Crosby曾經形容,Mitchell是Bob Dylan以外的最偉大在世歌手。有關說法或許誇大,但若稱她是戰後嬰兒潮音樂的代表人物,則絕不為過。

Mitchell雖然生於二戰末期,但其歌曲均反映嬰兒潮的新興價值觀。二戰結束後的20年間,由於戰後政治及經濟相對穩定,各國開始發展本土 經濟,加上人民對生活前景有信心等因素,以至戰時上陣打仗的男丁回歸家庭,夫婦樂於「生產」,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有大量嬰兒出生。嬰兒潮為戰後重建經濟帶來 勞動人口,亦是各發達國家過去數十年經濟急速增長的關鍵。

嬰兒潮一代 思考不同

然而,這一世代面對冷戰中期的全球革命熱潮,並遇上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的流弊,故此都在以不同方式來思考未來。那一代人的文化蓬勃發展,一度要 懷疑一切及打倒一切,其實與他們產生新思潮的背景異曲同工。到了今時今日,嬰兒潮的一代人都已經踏入退休年齡,反而成為各國政府負擔,價值觀再一次產生逆 轉。假如Mitchell能為同代人最後一次發聲,那會是什麼主題?這才教人期待。

小詞典:Bob Dylan

美國傳奇民歌手,熱衷社會運動而聞名。他在1961年初到紐約,在當時的女友影響下,立志透過音樂表達自己對社會不公現象的看法。Bob Dylan作品中,最能代表其社運音樂先鋒形象的,是以反戰為主題的《Blowing in the Wind》。二戰後嬰兒潮本就有濃厚的反戰情懷,加上1957年越戰爆發,美國介入後陷入戰爭泥漿,反戰成為當時美國社會,尤其年輕一代最強烈訴求,不少音樂人亦以音樂抒發對戰爭的不滿和厭倦,這首歌遂成了一代人的反戰聖樂。

2015年9月2日星期三

9月3日.「重光」國際政治學

2015年9月3日,香港多了一天公眾假期,作為抗日戰爭紀念日。這日子是中國政府官方所定,還有另一個和二戰相關的官方紀念日,即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日。9月3日是日本在1945年正式和盟軍簽署投降書的日子,中華民國政府也有紀念,稱之為「軍人節」。

然而上一輩朋友必有回憶的是,香港原來的二戰紀念日稱為「香港重光紀念日」,設於8月30日,即1945年英國海軍少將夏慤正式從日軍手上「收回」香港的日子。對不少老兵而言,對「重光紀念日」的感情恐怕要深一些。例如今年五月,香港退伍華籍英兵樂善會會長程源基就說,應重選香港重光日作為紀念日,原因是香港淪陷期間,抗日主力是當時的香港英軍、華籍英兵、以及其他來自其他國家的兵團,而非產黨旗下的東江縱隊;主導內地戰事的「中流砥柱」,也是國民政府軍,而非共產黨軍。至於政府認為應跟隨中央的紀念日,在抗戰紀念被全面升格的今天,自然也不教人意外。

有趣的反而是英國殖民政府的態度。英國重回香港後,就決定以8月30日為紀念日,而不是宗主國英國慶祝的歐洲勝利日5月8日、或官方的對日作戰勝利日8月15日,也不是香港所屬戰區的受降日9月3日。這說明英國殖民政府對殖民地「重光」的處理,已不是按帝國邏輯去處理,而是著重本土性。

可比較的是新加坡。根據Karl Hack和Kevin Blackburn的《War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Malaysia and Singapore》,英國殖民者回到新加坡後,設定9月12日新加坡重光紀念日,那天和香港類似,也是英軍正式從日軍收回新加坡的日子。當時力主紀念9月12日的是英國高官和教會領袖,華人社會卻對那日子反應冷淡。新加坡獨立後,改為紀念淪陷的2月15日為「全面防衛日」,避免了討論誰光復新加坡的政治議題,以集中提醒國民的憂患意識。

根據香港《基本法》,國防、外交屬中央政府的範疇,「抗日戰爭」自然是國防外交事宜,香港紀念日跟隨中央日子,自然言之成理,否則中央官員未免擔心,若每一個省市都有自己的紀念日,特別是西藏、新疆那些,只怕會「紀念」得很亂。不過即使有了一個全國通用的紀念日,各地是否就不能再加一個地方紀念日,卻是一個模糊地帶。在今天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講求政治正確的香港特區政府,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其實回歸後的香港,那些和二戰有關的團體,依然和英聯邦國家一樣,紀念11月11日的「和平紀念日」,而11月11日這日子,源自一次世界大戰終結的紀念日。根據政治正確論,雖然中國理論上也有「參戰」,但官方歷史認定那是段祺瑞北洋政府投機擴軍之舉,一戰後中國被不公平對待、引發五四運動,應沒有甚麼可紀念。而且紀念活動所有儀式都於英聯邦體齊,一點「中國特色」也沒有,但特區政府官員,至今還是年年出席並獻花。水清則無魚,特區政府跟隨中央紀念9月3日,自可理解,但假如一切以非此即彼的態度,有了9月3日就完全無視8月30日,卻也是此地無銀。

小詞典:新加坡「全面防衛日」

香港被日軍攻陷後不久,英國在遠東的最重要港口新加坡在1942年2月15日陷落,日軍管治期間屠殺了不少當地人,李光耀也是幸運逃過一難。新加坡獨立後,在1967年開始以當日為「全面防衛日」,樹立「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但主要宣傳除了二戰,還有論證新加坡獨立自主、自力更新、自我防衛的重要性。

2015年9月1日星期二

那些年的「方舟計劃」:假如全體香港人移居北愛爾蘭……

雨傘運動過後,香港新一代出現了不少香港政治新論述,恰巧如此同時,英國國家檔案館也解密了一批文件檔案,涉及不少香港回歸前的政體討論。其中一份檔案,披露1983年曾有英國學者提出,將全港約550萬人口全數調遷到北愛爾蘭,並得到內部一定討論。現在聽起來,要將550萬人從東亞遷移到歐洲邊陲的北愛,似乎不可思議;檔案公佈後,相關人士也相繼表示只是「開開玩笑」,「認真你就輸了」。不過回歸將近廿年,不少香港人再度蘊釀移民外地,這計劃在「平行時空」會怎樣發展,仍然不無思考價值。

計劃當年由雷丁大學學者戴維斯(Christie Davies)提出,他認為香港在九七回歸以後「沒有將來」,因此英國政府有責任接收香港人。根據解密檔案,方案得到時任北愛官員的費格遜(George Fergusson)和議,但他的出發點主要是內向的,相信指將港人移居到北愛,有助解決當時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衝突。須知七、八十年代的北愛爾蘭正處於動盪時刻,牽涉宗教與種族仇恨,武裝組織愛爾蘭共和軍跟英國政府軍不時爆發槍戰。費格遜所期望的,大概是引入香港人作為「第三族群」,在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之間產生緩衝作用。

假如當時一切按計劃進行,香港人大規模遷入北愛後,對當時大環境以至後續發展,又會有甚麼影響呢?

首先,大部份香港人根本不關心、也不了解當時的北愛局勢,對背後的教派衝突,更是感覺陌生。北愛原為愛爾蘭北部阿爾斯特六郡,以新教徒佔多數;1918年英國大選中,主張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在愛爾蘭大勝,唯獨於阿爾斯特六郡失利。南部的「愛爾蘭自由邦」成立後,阿爾斯特六郡維持留在聯合王國,成為「北愛爾蘭」,但此後出現嚴重分裂,聯合派(unionism)、新教徒傾向英國,但民族派(Irish nationalism)、天主教徒則主張脫離王國,加入愛爾蘭。單是這樣的來龍去脈,能夠說清楚的香港人,恐怕極少。

如果香港人以新移民身份,被逼介入當時的北愛衝突,主流意見大概會認為,他們會因「英國情意結」,而支持代表倫敦中央政府的新教徒一方。畢竟香港跟北愛天主教徒的接觸本身不多,亦對其抗爭歷史興趣不大,加上英國當時宣傳愛爾蘭共和軍是「恐怖份子」的文宣得力,聖公會在回歸前香港的影響力也頗大,都令港人不願意支持共和軍。然而,香港人會否參與內戰,或者向其中一方提供實質協助,則幾乎不可能。假如要打仗,還有人願意移民嗎?

何況任何大規模的人口遷移計劃,都不能忽視對原居民的影響。如果550萬香港人一下子湧入北愛,基於香港的文化、語言、歷史等,都跟當地無論是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一方截然不同,或者激起北愛人的排斥,不用說北愛人口本來就不太多。這樣一來,共和軍只要宣傳「倫敦引入外人打壓本土資源」,就能激起本土主義,只怕全民更激化。原本就有武裝實力的愛爾蘭共和軍,只會藉本土主義壯大,甚至遷入當地的香港人,也有可能成為攻擊對象。當時有遠見的港人,不會想不到這一點,不可能鼓勵同胞白白跑到北愛當砲灰。

根據戴維斯所言,將香港人遷移北愛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振興當地經濟。但這又是似是而非。基於兩次石油危機、英國政治動盪,以至愛爾蘭內戰等因素,愛爾蘭北部一帶的失業率自1970年代開始持續攀升,直至1980年代中期接近20%,持續的武力衝突也令外國投資者卻步。相比下,1980年代的香港經濟如日中天,正值輕工業最發達之時,屬「亞洲四小龍」之一,非當年參與討論計劃的英國外交官員斯諾謝爾(David Snoxell)所形容的「只能打漁的水上人」。假如港人能帶著資金到北愛,對當地經濟自然不無幫助。問題是香港最有實力的商人,即使在全球化時代開始前,也有大量比北愛理想的投資環境選擇;一般港人到了當地,卻只能提供北愛不一定需要的服務和勞力,屆時成為資源還是負累,會否被批評為「搶飯碗」,實屬疑問。

但這是否表示計劃一無是處?卻不是的。假如當年英國真的提供某一塊(沒有多少原住民的)土地,讓願意到當地的香港人集體居住,而新移民又不用面對北愛內戰、本土主義等問題,願意離開香港、建立「新香港」的人,多少總會有的。1989年6月20日,蘇格蘭報紙《The Glasgow Herald》曾報道,謂一個英國智庫建議在1997年後,在蘇格蘭重建一個獨立行政區「新香港」,讓希望離開「舊香港」的港人重新開始建立屬於香港的一切,那樣既可以保留香港特色,又無需挑戰中國云云。「蘇格蘭方案」和「北愛爾蘭方案」異曲同工,不過蘇格蘭地廣人稀,待開發的地方更多,假如真的有香港人開發極北之地,再發現越來越多的石油資源,歷史怎樣演化,說不定十分有趣。

這類建議,並非純然單向來自英方。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少香港城中名人、包括現屬愛國陣營的,也曾提出建立「新香港」,讓香港人大撤退。當時建議「希望在世界其他地方,尋找一處自給自足、與香港在面積、地理、氣候等都相若的地方,將該地發展為跟香港相近的城市」,認為「港府可跟澳洲、紐西蘭或南太平洋諸島國,以至英國的屬地,租地建立一個跟當地社會有一定隔離的移民特區,再按年或定期向當地政府或社會,作出定額經濟援助」,最終鎖定了北澳洲的達爾文,上述詳細情況,《信報》年前曾有重溫。

雖然最終一切未能成事,但概念上,只要有政府配合,這些「方舟計劃」式方案並非絕不可行。今天不少國家面對嚴重財政危機,要考慮這樣的方案,也不是天方夜譚。假如真的有香港人、特別是新一代對這類計劃產生遐想,背後反映了什麼問題,更是彌足深思。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9月

2047年的一國兩制(如果還有的話)

近年愈來愈多香港各界人士前瞻2047年的香港未來,一般都以香港的視角出發。香港問題這範疇,筆者自然沒有研究,但假如從國際關係視角出發,同一問題可能有其他答案。

一般相信,1997年加50年後的香港政體只有3個可能:一國一制、香港獨立,以及維持「一國兩制」,潛台詞就是假如還要維持現在的「一國兩制」,必須如何如何云云。但弔詭的是,定義有否「一國兩制」,其實不能沒有「外國勢力」的一份。

今天香港與澳門的身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特區的地位在中國憲法列明,但也不過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創造。一個國家設立「特別行政區」這編制,國際社會是否就會尊重?不一定。例如十多年前,北韓領導人金正日也設立了新義州「特區」,處處仿效香港,任命荷蘭籍華裔商人楊斌為「特首」,又說要三權分立,又稱要搞股票市場,以投資稅率較香港更低作招徠,不久楊斌便被中國戲劇性拘捕。「特區」雖繼續存在,但三權分立什麼的「不說就等於沒有」;即使這「特區」由「楊特首」維持下去,世界各國會接受這「北韓特區」嗎?恐怕不一定。

中港融合 國際質疑

那麼,國際社會接受有什麼重要性?以香港特區護照為例,各國可給予特別待遇,此所以目前香港特區護照的免簽證國家,遠多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但也可以不當一回事,將之與中國護照看齊。目前,各國給予香港投資不同於中國內地的條款,因為在國際組織,香港是一個「獨立經濟體」與「獨立關稅區」,經濟制度與中國內地不同,所以應予以不同看待。但假如上述前提不存在,也可等量齊觀,無論那時候香港名叫什麼區。

此趨勢是否已出現?恐怕是的。例如台灣當局對香港的政策一直不同內地,背後有歷史原因,也有政治及經濟原因。但假如台灣政客認為,香港身份變成為中國內地能「濫用」的身份,給予香港人的優惠變質,自然會有所反彈,這是台方改變接納香港移民條件的背景。台灣政府朋友久不久就私下分享,給予港商的優惠政策,愈來愈變相只照顧了「新港商」。

其他地方會否有同樣思考?恐怕也會。以美國為例,無論北京多麼強調美國干涉香港或用香港顛覆內地云云,主流美國政界人士大都知道,美方決定支持香港「一國兩制」的重要考慮之一,是經濟、與美元掛鈎的港元及香港作為中國境內自由港的地位。假如這些因素都出現問號,前提便會被改變。

那是否代表2047年時,儘管北京維持香港「一國兩制」,但只要中港兩地差異剩下不多,一切基本融合,國際社會便不會再承認?理論上,那卻不一定。有內地學者私下信心十足,認為即使2047年真的那樣,但那時候的中國國力,應在全球首屈一指,沒有哪個國家會故意不承認香港特區來惹怒中方。

但假如真的那樣,中國也就是有了設立更多特區的實力,而從北京角度而言,有香港的體制與國際公信力、而沒有「香港人問題」的特區,絕對符合國家利益。所以結論是一樣的,那時候的香港特區,if any,不會很「特」。以上劇情純屬平行時空,如有雷同,實屬……

小詞典:新義州特區

北韓於2002年9月成立,面積132平方公里,人口約34萬,仿效香港、澳門特區,以成為北韓輕工業、對外貿易中心為目的,但居民和其他北韓人一樣,沒有獨立護照一類國際身份。金正日委任楊斌為特首,但楊不久以涉嫌逃稅被中國拘捕,此後改由「對外經濟合作推進委員會」對特區進行集體領導。國際社會普遍未予重視,雖然新義州成為中朝貿易重要基地,但中國亦不滿其潛在的地下錢莊等功能,反而傾向加強對開城開發區的投資。

回憶「巴西球壇耶穌」蘇古迪斯

上屆世界盃過後,巴西隊青黃不接,巴西球迷越來越懷念那些年的輝煌。輝煌不一定等同奪冠,從未奪得世界盃冠軍的已故巴西名宿蘇古迪斯(Sòcrates)被稱「無冕之王」,球場外的政治影響力也無遠弗屆,尤其是相對於越來越「建制化」的球王比利,更值得今天重溫。

早在1982年,蘇古迪斯就代表巴西參與西班牙世界盃,並任隊長,當屆的巴西隊被譽為國家足球史上最華麗的代表隊,雖然大熱倒灶,但贏盡口碑。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蘇古迪斯繼續帶領巴西隊,當時他滿腮鬍子,帶着白色頭巾,頭巾上寫有「人民需要公義」字眼,成為足球史的經典造型。蘇古迪斯球員生涯雖然精彩,卻素以金句「我並不是個職業足球員」聞名;球員身份以外,他擁有醫學學位,一直參與政治運動,退役後有沒有像比利那樣擔任甚麼公職大使,卻退隱家鄉行醫,兼職寫報章政治專欄,被人尊稱「博士」(Doctor Socrates)。時至今日,他依然是國內外左翼社運人士的偶像,例如《香港獨立媒體》就有好些文章介紹「蘇古迪斯政治」。其實,「蘇古迪斯」也可譯作「蘇格拉底」,似乎那位哲人的名字,更能突顯這位球星的色彩。

挑戰軍政府的「哥連泰斯民主運動」

要數政治淵源,得從他1978年加盟巴西勁旅哥連泰斯(Corinthians)談起。蘇古迪斯除了在綠茵場上指揮中場,在球會內還成立了一個「哥連泰斯民主運動」(Corinthians Democracy movement),聯同隊友打正旗號,對抗當時巴西軍政府的獨裁。哥連泰斯這間球會本身,就有濃厚的左翼社會主義背景,成立於1910年,那個年代足球運動在巴西乃菁英活動,主要是往巴西公幹的英資公司員工的玩意,哥連泰斯則是聖保羅市首批由勞工階層組成的球會。哥連泰斯逐步躋身國家勁旅之列,也象徵勞工、低下階層借足球發跡的經典巴西足球童話。

在蘇古迪斯那個年代,軍政府在美國支援下統治巴西,足球圈管理、球員支薪制度也充斥獨裁、搾取式資本主義色彩。蘇古迪斯曾形容,巴西雖然有大量技術清湛的球員,但礙於腐敗的球圈制度,令巴西足球界淪為歐洲球會的「超級市場」。於是,爭取球員獲得公平待遇,改革球圈管理制度等也自然成為「哥連泰斯民主運動」的首要任務。儘管這些問題,在巴西軍政府倒台後的今天,有了全球化的框架,反而越來越嚴重,這卻是後話。

爭取巴西「真普選」

除此以外,「哥連泰斯民主運動」為進一步對抗軍政府政權,爭取的不限於球圈支持,還要在全國落實民主「真普選」。1982年,哥連泰斯贏得聯賽冠軍,球員和支持者穿上印有「Democracia」(西班牙語,即民主)字樣的T-shirt,在聖保羅市作勝利巡遊。1984年,巴西民眾對抗軍政府的運動幾近高峰,參與運動的蘇古迪斯曾公開發表長達20分鐘的政治演說,廣場聽眾多達150萬人,今天不少政客也未必有些經驗。

蘇古迪斯當時承諾,假如議會修憲舉行全民直選,自己會拒絕意大利球會的合約,留在巴西從事社會運動。他多年後接受訪問,指對自己來說「哥連泰斯民主運動」比哥連泰斯足球隊更具意義,「是效力過最棒的團隊,因為它不僅限於體育」,又指「足球比賽踢過90分鐘就完結,但政治、生活會一直延續,自己享受政治勝利更多於球賽勝利」。雖然蘇古迪斯在1984年夏天還是食言,轉往意大利費倫天拿效力,但巴西已在1985年1月舉行間接選舉,結束軍政府統治。蘇古迪斯退役後婉拒各項政治、商業任命,返回家鄉開設診所,兼職撰寫報紙政治專欄,也算(某程度上)兌現了承諾吧,起碼質疑他「走數」的人,似乎不多。

蘇古迪斯帶來的巴西球星參政風

蘇古迪斯雖然沒有直接參政,但或多或少在他啓發之下,有不少巴西足球員在退役後借着名聲,擔任公職、大使,甚至全身投入政界,例如比利、朗拿度等。目前最成功的例子,則是1994年美國世界盃巴西隊的鋒線「夢幻組合」--羅馬里奧和白必圖。白必圖在退役後從政,加入民主工人黨,2011年當選里約州議員;比白必圖較早起步的羅馬里奧,目前更是巴西國會議員、頗有前途的政黨明星,我們曾在不同平台介紹。

受蘇古迪斯影響,退役後參與社會事務的,還也他的弟弟萊爾。萊爾同樣是巴西名宿,雖然球技不及哥哥,卻在代表巴西出戰1994年世界盃時捧走冠軍。萊爾退役後,成為社運活躍份子,也組織民間機構。例如「Gol de Letra」就由萊爾和李安納度(也是94年巴西冠軍隊成員,曾效力AC米蘭)一同發起,目的是協助聖保羅、里約地區的貧困小孩,支助他們讀書、參與體育活動,以免他們淪為街童。萊爾曾接受訪問指,巴西目前已經成為民主國家和經濟強國,但醫療、教育等社會政策和公共服務依然一塌糊塗,因此希望從民間推動教育,改變年輕一代的生活。

巴西足球的政治意涵

這些巴西球星的政治影響力不容低估,因為對巴西人而言,足球從來不止是一項運動那樣單純。2002年,英國作者Alex Bellos推出《Futebol: The Brazilian Way of Life》一書,書中記錄他走訪巴西各地,以田野考察方式,理解巴西人與足球密不可分的生活。為此書作序的,正是蘇古迪斯。Alex Bellos後來亦因此書成名,成為巴西研究的專家,後來還為比利執筆寫自傳,令不少左翼粉絲失望,這也是後話。

Alex Bellos籌備此書的巴西之旅,始於2000年前後,當時巴西正值足球「失落期」,以朗拿度為標誌的巴西隊在1998年世界盃以大熱姿態殺入決賽,卻慘敗予法國0:3。早在1950年世界盃,巴西作為東道主就經歷過「馬拉簡拿慘案」:當屆巴西特意興建了可容納20萬人的馬拉簡拿球場,準備在鄉親父老、全球矚目下捧盃,結果卻反高潮在最後一場賽事,被烏拉圭反勝2:1。Alex Bellos訪問了不少當日在場的老球迷,寫下一段「馬拉簡拿慘案」的口述歷史,重組當年馬拉簡拿近20萬巴西國民之殤,也突顯足球之於巴西人的意義。

Alex Bellos指,雖然巴西人歷來對足球狂熱不熄,足球也成就了不少窮小子搖身一變成為球星的童話,但也反映巴西史上不同階段的社會問題,例如軍政權、街童、毒品、打假波等。不少巴西足球的小節,正是理解巴西社會的切入點,例如書中提到的巴西球員命名習慣,就是社會「政治正確」觀念的縮影。當現代足球進一步拓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全球化市場,巴西「快樂足球」開始難以維繫,取而代之的是「巴西波」變成一種單一文化輸出,被納入跨國商業交易的框架,跟奴隸時期販賣咖啡、棉花等,,幾乎沒有太大分別。去年巴西國家隊的1:7慘敗,引來舉國不滿,其實部份正是基於上述原因,「蘇古迪斯精神」也再被緬懷,雖然他已在2011年英年早逝。所以說,足球和政治,又怎能分家呢。

沈旭暉 Sportsoho 2015年9月

《名畫的控訴》:當陳年歷史在日常生活出現

平日我們談起歷史,往往聯繫到沉悶的教科書、博物館和老人。直到電影《翻生侏羅館》出現,才開始活化新一代對「歷史」的認知。其實除了靠官能刺激,還有不少途徑可以令歷史在日常生活重現,香港沒有上映、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名畫的控訴》(Woman in Gold)即為一例。

《名畫的控訴》圍繞的「名畫」並不歷史悠久,至今不過一百年,屬於奧地利畫家克林姆特(Gustav Klimt)在1907年為友人艾蒂兒(Adele Bloch-Bauer)所繪的肖像之一,名為《艾蒂兒肖像一號》(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當時的維也納是歐洲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屬於尚未崩潰的奧匈帝國,艾蒂兒是猶太裔社交名媛,熱愛藝術,死於1925年,其時維也納日月變天,已改屬於面積細小的奧地利共和國。1938年,納粹德國與奧地利合併,艾蒂兒的猶太世家舉家逃亡,家產全被充公,名畫則被收藏於美景宮美術館,大受歡迎,被稱為「奧地利的《蒙娜麗莎》」。電影主角阿特曼(Maria Altmann)為艾蒂兒寵愛的姪女,輾轉到了美國生活,從家族遺物發現有討回名畫的理據,於是與奧地利政府就名畫擁有權展開連串角力。

文物有國籍嗎?重新審視「原地保留主義」

表面上,情節屬於相當專業、複雜而枯燥的法律議題。事源奧地利政府為進行公關工程,通過法案,容許二戰期間為納粹德國掠奪、落入政府手中的藝術品物歸原主,但歸還藝術品目錄上,並沒有《艾蒂兒肖像一號》,因為政府強調,艾蒂兒死前曾有遺願,將該畫捐予美景宮美術館。然而記者卻查出艾蒂兒的丈夫才是畫作的合法擁有人,而他從未承諾捐畫。由於奧地利需要巨額金錢打私人索償官司,當事人唯有在美國興訴,控告奧地利政府,因為美國通過了《Washington Conference Principles on Nazi-Confiscated Art》,包括奧地利在內的44個國家參與了簽署,而由於奧地利博物館在美國有「商業活動」(售賣紀念品),就賦予了美國法院審理案件的權力。

但法例的背後,爭議完全是「民族主義Vs世界主義」的普世議題。這些年來,《艾蒂兒肖像一號》已成為奧地利藝術文化的標誌,奧地利政府擔心一旦名畫離開,會成為政府無能的象徵。而最終美國法院將畫作擁有權判予阿特曼,確實令奧地利政府民望大跌,民眾對「國家資產」淪落海外私人手上大感不滿。畫作依法移交前夕,美景宮美術館舉行了名為「再見艾蒂兒」的惜別展覽,有數千國民出席,儼然國喪之痛。

至於艾蒂兒後人一方,除了打法律牌,也大打感情牌,強調納粹充公家族財產,造成家破人亡,卻讓名畫堂而皇之陳列出來,實在是在受害人傷口撒鹽。雖然奧地利博物館屬世界一流,奧地利也是畫作「原產地」,但堅持文物由所在地收藏的所謂「原地保留主義」(retentionism),已越來越不符合全球化時代的理念。一來不少人類文化遺產的原地都是戰亂地區,例如伊拉克、敘利亞那些極品文物,現在都慘遭伊斯蘭國毀滅,假如它們及早移交倫敦、紐約的博物館,卻能逃離一劫。二來就是奧地利那類發達國家,收藏的「奧地利藏品」也充滿爭議,與藏品關係最密切的人,反而可能不希望到奧地利觀賞,以免觸及傷口,唯有在中立方,才能超然地體現價值。最終名畫送到美國,正是符合了上述思維;法律條文怎樣寫,反屬次要。

主流奧地利人,當年都支持納粹?

更深層次的,還有一個敏感的「群眾心理學」議題。本案當事人作為猶太受害人,對戰前奧地利的社會風氣念念不忘,認為要不是主流奧地利人歡迎納粹、擁抱種族主義,悲劇就不會那樣快出現。那真相又是如何呢?

眾所週知的是,希特勒生於奧地利、成長於維也納,向來有統一德奧、建立日耳曼民族國家的主張,認為一戰《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奧不能合併,是違反人民意願,「粗暴干涉內政」。一戰後管治奧地利的基督教社會黨,也確實推行法西斯獨栽統治,不過更傾向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墨索里尼是至交。後來在德國壓力下,墨索里尼開始妥協,奧地利右翼勢力逐漸轉向納粹,排猶聲音也繼而出現。最終德軍開入奧地利,舉行排除猶太人在外的「統一公投」,結果有99.73%奧地利人民贊成德奧合併。這數字肯定有水份,但並非全然捏造,畢竟納粹德國宣傳德奧合併多年,以「日耳曼民族統一」作主調,確實獲得不少奧地利人支持。德軍開入奧地利時,不少奧地利人都夾道歡迎。希特拉在維也納發表演說時,強調自己「雖然跨過邊界,但只是重回德意志祖國領土」,又聲言是自己的「政治奮鬥贏得了奧地利國民的愛戴」,站在「大德意志主義」角度而言,反而順理成章。

諷刺的是,二戰過後,不少奧地利人為了舒緩身份認同的感傷,流行一種「受害者理論」,自覺是納粹主義崛起下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令奧地利在納粹時期的角色、昔日流行的日耳曼民族主義,都成為政治禁忌。「受害者理論」以至奧地利後來宣布維持永久中立,形成了戰後奧地利人的國家身份認同。據1987年一項調查所得,僅有6%奧地利人自認為「日耳曼人」,其餘超過九成均以「奧地利人」自居。本片主人翁要揭開歷史真相,自然不為主流輿論所喜,認為她是在添煩添亂。不過更諷刺的是,隨著歐洲一體化,近年奧地利極右政黨勢力節節上升,由前納粹黨衛軍成員創立的「奧地利自由黨」(FPO)成了國會第三大黨,可見民意漂浮不定。今天況且如此,何況納粹壓境之時?當年主流民意壓倒性親「進步」的納粹,也是完全可能的事。

音樂大師荀恩伯格的後人:歷史的輪迴,身份的複合

最後,電影令歷史和現實融合的還有另一個角色,就是替當事人打官司的年輕律師荀恩伯格(Randol Schoenberg)。熟悉音樂的朋友,定必對這個姓氏感到如雷貫耳:是的,那位創立「全音階音樂」(atonal music)的大師、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音樂家之一的荀恩伯格(Arnold Schoenberg),就是這位年輕律師的祖父。荀恩伯格在維也納成名,直到希特勒在德國上台,預視奧地利不能獨善其身,身為猶太人的自己可能大難臨頭(不少猶太人音樂家後來都死在集中營),於是及早決定移民美國。小荀恩伯格成長時,早已沒有了奧地利身份認同,雖然祖父的名字能幫助他進行社交破冰、甚至令律師樓的老闆給他工作,但他對姓氏、對家庭,其實並沒有什麼真切感覺。

直到本案出現,他到奧地利尋根,才發現什麼是「奧地利-美國人」,才意識到「身分認同」這概念,不是今天中國強調那種非黑即白,而可以是雙元、多元、複合的。於是他找回真正的自己,利用美國的身份,和本案賺取的名聲,專注歐洲另一個身份那「後納粹追討」的工作,這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輪迴。這心路歷程,雖然放在跟我們距離遙遠的案例,但冥冥中,很多概念都是相通的。只是我們為了呼應大時代,一切都要留一點白,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