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領袖的挫敗—重構文革之「理性」

近來無論是中東的伊斯蘭國（IS）、中國內地意識形態思潮，還是香港社會群眾動員與反動員，都被拿來跟數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比較。在一般人心目中，文革是負面名詞，因為那代表億萬人集體投身政治的瘋狂，過程相當非理性；而毛澤東作為發動文革的領袖，通過鼓動個人崇拜，成為一錘定音的人間神。

其實，文革真正的恐怖並非在於其非理性，而恰恰相反，在於它提供了一個舞台，讓全國人民相當理性地參與一個瘋狂遊戲，把人性陰暗面結構性地釋放出來。要了解此現象，大家應閱讀「新左派」學術領袖王紹光教授的著作《超凡領袖的挫敗 ── 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王紹光是筆者在美國讀書時的大學老師，後來回到中國境內的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與崔之元、汪暉、甘陽並列為「新左派四大天王」，對如何強化國家行政能力、調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有獨到見解，一直受不同意見學者廣泛尊重。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通過「集體行為」這一視角入手，以他最熟悉的武漢為案例，把在武漢蒐集到的私人信件、出版物、報紙及地區檔案整理分析，通過「理性選擇」的假定，來解釋文革期間一般群眾的行為，主要論點有3點：

1）按照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對權威來源的分類，毛澤東顯然是所謂「魅力型權威」，發動文革時聲稱要「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主觀希望憑藉超凡感召力，指揮全國人民進行「革命運動」及「生產建設」。但是在文革期間，民眾的政治運動現實，常常偏離毛澤東本人的計劃與期望，他操控全局的能力其實被遠遠高估。

2）廣大群眾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確實抱有相當信念，但是他們在每一運動作出「參與」還是「退出」等決定的時候，最重要考量還是自身個人利益。換言之，個人利益得失的算計，決定了當時群眾參與群眾運動的程度及模式。文革前期得以迅速發展，便是因為給予了大量社會上年輕人及邊緣分子得到利益的憧憬；後期群眾尾大不掉，運動遲遲未能終結，亦與那部「利益機器」啟動後不能輕易收回有關。

3）文革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基於群眾利益與毛澤東最高理念的差異，毛澤東都被迫努力修正群眾運動路線，有時要扭左，有時要扭右。他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要靠動員軍隊接管全國，既嚴控群眾組織，又嚴控被打倒的既得利益者，才勉強穩住局面到身故。換句話說，文革期間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加在一起，導致這場運動完全超出發起者的掌控，毛澤東作為一名魅力型威權領袖，得到的卻是徹底失敗。

民眾行事 利益為先

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離地」文章，即使對今天全球形勢，也是有現實意義。全書既以韋伯的理論為稻草人，自然首先挑戰了韋伯的框架，特別是「魅力型威權領袖與群眾的不理性緊密聯繫」這假說，而有關假說一度被西方廣泛採用，作為解釋文革期間中國人盲從毛澤東的理論基礎。

王紹光通過案例實證，發現群眾運動中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其實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是「情感維度」，反映人們非理性的一面；另一面是「認知維度」，反映人們的理性思維，而兩者是並存的。韋伯對群眾運動的分析，相對忽略「認知維度」，亦即忽略群眾無論在多麼瘋狂的口號下，也會按照理性的個人利益得失分析，來決定自身立身處世的行動。只要運動持續下去，群眾便很容易通過同一口號把運動騎劫，口中說尊重最高領袖如何如何，實質上是利用種種「破舊立新」的制度空檔，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有趣的是，主流西方學界雖習慣以宏觀及結構來分析社會科學，但談到中國，依然習慣以權力鬥爭、關係等角度來閱讀問題。例如有關文革，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的漢學權威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便幾乎完全採用「權力鬥爭」的角度探究文革成因，毛澤東及其周圍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是被研究的主體，人民群眾則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處於被研究的陪襯地位。與馬若德由上至下的分析框架不同，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是從下至上的，認為每個人都是理性行為者，他們與毛澤東的互動，才共同構成了文革這一集體行為。

迎合群眾 鞏固權威

習近平上台後，裏裏外外都大刀闊斧，儘管個人魅力不及毛澤東，但似乎也希望成為魅力型權威的代表。但正如王紹光對文革群眾的觀察，今天每個中國人也是理性個體，依然會按自身利益來解讀領袖意志，所以「中國夢」會被不同解讀，「大國責任」亦會被不同解讀，單靠口號及民族主義治國，台上台下都知道絕不可能。因此，習近平顯然較毛澤東更注重對群眾感知的控制，也就是希望通過設計一個框架，讓群眾能盡量既呼應官方口號，也得到各自的利益，相信只要群眾能在不同運動當中分別有所得着，政府及領導威權才會不斷鞏固。這種模式，更接近筆者之前談及的「獨裁者2.0」（見本報8月24日A22頁《溫馨提示：「獨裁者2.0」已進化成型》）。

了解此模式後，大家不妨再回顧不少朋友的一廂情願，認為一時一刻的「左傾盲動路線」只屬歷史偶然，不久定會撥亂反正，這正是假定了有一個最高領袖能一錘定音的老毛病。可惜現實是殘酷、也是理性的，每個管治模式的出現，都令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成為共生體，假如要改弦易轍，精英倒也罷了，那些除了搞群眾運動外別無所長的新貴又如何自處？又怎會收到一紙號令而消失？

小詞典：韋伯對統治權威的分類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把統治權威分為3類：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及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依靠社會傳統維持統治正當性，例如封建制、宗族制等；法理型權威的統治合法性，則建立在現代法律、理性與科層制基礎之上；魅力型權威的統治，就基於被統治者者領袖之個人崇拜，毛澤東、希特拉等一般被歸類為第三類，但這劃分近年受到愈來愈多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