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過後，香港新一代出現了不少香港政治新論述，恰巧如此同時，英國國家檔案館也解密了一批文件檔案，涉及不少香港回歸前的政體討論。其中一份檔案，披露1983年曾有英國學者提出，將全港約550萬人口全數調遷到北愛爾蘭，並得到內部一定討論。現在聽起來，要將550萬人從東亞遷移到歐洲邊陲的北愛，似乎不可思議；檔案公佈後，相關人士也相繼表示只是「開開玩笑」，「認真你就輸了」。不過回歸將近廿年，不少香港人再度蘊釀移民外地，這計劃在「平行時空」會怎樣發展，仍然不無思考價值。
計劃當年由雷丁大學學者戴維斯（Christie Davies）提出，他認為香港在九七回歸以後「沒有將來」，因此英國政府有責任接收香港人。根據解密檔案，方案得到時任北愛官員的費格遜（George Fergusson）和議，但他的出發點主要是內向的，相信指將港人移居到北愛，有助解決當時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衝突。須知七、八十年代的北愛爾蘭正處於動盪時刻，牽涉宗教與種族仇恨，武裝組織愛爾蘭共和軍跟英國政府軍不時爆發槍戰。費格遜所期望的，大概是引入香港人作為「第三族群」，在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之間產生緩衝作用。
假如當時一切按計劃進行，香港人大規模遷入北愛後，對當時大環境以至後續發展，又會有甚麼影響呢？
首先，大部份香港人根本不關心、也不了解當時的北愛局勢，對背後的教派衝突，更是感覺陌生。北愛原為愛爾蘭北部阿爾斯特六郡，以新教徒佔多數；1918年英國大選中，主張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在愛爾蘭大勝，唯獨於阿爾斯特六郡失利。南部的「愛爾蘭自由邦」成立後，阿爾斯特六郡維持留在聯合王國，成為「北愛爾蘭」，但此後出現嚴重分裂，聯合派（unionism）、新教徒傾向英國，但民族派（Irish nationalism）、天主教徒則主張脫離王國，加入愛爾蘭。單是這樣的來龍去脈，能夠說清楚的香港人，恐怕極少。
如果香港人以新移民身份，被逼介入當時的北愛衝突，主流意見大概會認為，他們會因「英國情意結」，而支持代表倫敦中央政府的新教徒一方。畢竟香港跟北愛天主教徒的接觸本身不多，亦對其抗爭歷史興趣不大，加上英國當時宣傳愛爾蘭共和軍是「恐怖份子」的文宣得力，聖公會在回歸前香港的影響力也頗大，都令港人不願意支持共和軍。然而，香港人會否參與內戰，或者向其中一方提供實質協助，則幾乎不可能。假如要打仗，還有人願意移民嗎？
何況任何大規模的人口遷移計劃，都不能忽視對原居民的影響。如果550萬香港人一下子湧入北愛，基於香港的文化、語言、歷史等，都跟當地無論是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一方截然不同，或者激起北愛人的排斥，不用說北愛人口本來就不太多。這樣一來，共和軍只要宣傳「倫敦引入外人打壓本土資源」，就能激起本土主義，只怕全民更激化。原本就有武裝實力的愛爾蘭共和軍，只會藉本土主義壯大，甚至遷入當地的香港人，也有可能成為攻擊對象。當時有遠見的港人，不會想不到這一點，不可能鼓勵同胞白白跑到北愛當砲灰。
根據戴維斯所言，將香港人遷移北愛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振興當地經濟。但這又是似是而非。基於兩次石油危機、英國政治動盪，以至愛爾蘭內戰等因素，愛爾蘭北部一帶的失業率自1970年代開始持續攀升，直至1980年代中期接近20%，持續的武力衝突也令外國投資者卻步。相比下，1980年代的香港經濟如日中天，正值輕工業最發達之時，屬「亞洲四小龍」之一，非當年參與討論計劃的英國外交官員斯諾謝爾（David Snoxell）所形容的「只能打漁的水上人」。假如港人能帶著資金到北愛，對當地經濟自然不無幫助。問題是香港最有實力的商人，即使在全球化時代開始前，也有大量比北愛理想的投資環境選擇；一般港人到了當地，卻只能提供北愛不一定需要的服務和勞力，屆時成為資源還是負累，會否被批評為「搶飯碗」，實屬疑問。
但這是否表示計劃一無是處？卻不是的。假如當年英國真的提供某一塊（沒有多少原住民的）土地，讓願意到當地的香港人集體居住，而新移民又不用面對北愛內戰、本土主義等問題，願意離開香港、建立「新香港」的人，多少總會有的。1989年6月20日，蘇格蘭報紙《The Glasgow Herald》曾報道，謂一個英國智庫建議在1997年後，在蘇格蘭重建一個獨立行政區「新香港」，讓希望離開「舊香港」的港人重新開始建立屬於香港的一切，那樣既可以保留香港特色，又無需挑戰中國云云。「蘇格蘭方案」和「北愛爾蘭方案」異曲同工，不過蘇格蘭地廣人稀，待開發的地方更多，假如真的有香港人開發極北之地，再發現越來越多的石油資源，歷史怎樣演化，說不定十分有趣。
這類建議，並非純然單向來自英方。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少香港城中名人、包括現屬愛國陣營的，也曾提出建立「新香港」，讓香港人大撤退。當時建議「希望在世界其他地方，尋找一處自給自足、與香港在面積、地理、氣候等都相若的地方，將該地發展為跟香港相近的城市」，認為「港府可跟澳洲、紐西蘭或南太平洋諸島國，以至英國的屬地，租地建立一個跟當地社會有一定隔離的移民特區，再按年或定期向當地政府或社會，作出定額經濟援助」，最終鎖定了北澳洲的達爾文，上述詳細情況，《信報》年前曾有重溫。
雖然最終一切未能成事，但概念上，只要有政府配合，這些「方舟計劃」式方案並非絕不可行。今天不少國家面對嚴重財政危機，要考慮這樣的方案，也不是天方夜譚。假如真的有香港人、特別是新一代對這類計劃產生遐想，背後反映了什麼問題，更是彌足深思。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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