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談及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選舉大勝,代表了真切民意。筆者多次談及,新加坡人主流民意確是謀求穩定,這也是該國在所有鄰國當中的最大賣點。然而,這是否代表執政黨沒有在選舉設計上偏袒該黨本身?自然不是。新加坡選舉制度自然對人民行動黨有利,但筆者拜訪部分新加坡官員時,對方坦言世上所有政府都是這樣,只是他們特別優秀,才能如此高效云云。
究竟這套制度如何「屈機」,不少評論都有分析,而新加坡博客Jeraldine Phneah在一篇題為5 Advantages PAP has over Opposition Parties in GE 2015的文章尤其值得介紹,簡評如下:
一、Jeraldine Phneah認為,新加坡是世上少數無獨立選舉委員會的國家之一,也是英聯邦中唯一無選舉委員會的國家。這選舉委員會可根據數據(包括往屆大選結果與民調)劃分選區,而劃分過程不透明,公眾無法監察參與。因為有關委員會受執政黨規管,所以執政黨可選取有利時間舉行大選。
就這點,能選擇時間大選的國家其實不少,採取「Gerrymandering」方式的國家也很多,但通常只有形式上的諮詢而已。
二、執政黨控制連串基層組織,作為所有基層組織樞紐的「人民協會」成立於1960年,按2011年美國中情局的說法,這種基層架構「混淆了政黨與政府的角色,使人民錯以為活動是政府主辦的……由政府出資但被政黨利用的人民協會是一個很特殊的組織」。反對黨成員,例如工人黨的陳碩茂,2011年曾被拒絕參與在其選區舉行的人民協會基層活動。對這點,實在是人民行動黨長勝的最大關鍵,且短期內看不到反對黨能競爭的可能。
三、由於新加坡政治制度黨國基本上已成一體,李光耀國葬、國慶50周年等活動,都成為執政黨表現的機會,提早展開競選工程。這其實也是普遍現象,像當年台灣陳水扁想到「公投綁大選」,利用政府辦公投的資源,客觀上同步宣傳執政黨,只是新加坡更為徹底而已。
4. 《經濟學人》形容新加坡的主流媒體對反對黨充滿敵意,亦甚少報導他們的動態,例如在2011年,有報章曾以「新加坡是否準備好接受一位同性戀國會議員?」頭條攻擊反對黨。李光耀曾明言:「我們不能允許(指報章)扮演美國傳媒所扮演的那種監督政府、反政府與審問政府的角色。如果我們允許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會徹底改變新加坡社會的特質。」這點對傳統選民也許有效,但新生代已通過互聯網得到大量訊息,卻未能從中受惠,反應不能過分諉過於媒體管制。
5. 「集選區制度」讓數人在同一選區出選,在1988年首次實行,當時執政黨的理由是要「確保一個多元種族的國會」。新加坡東協人權工作小組在2013年發表的報告,卻發現從1980年到2011年,少數族裔的議員人數佔總議員數目比率沒有大分別,只從24%增至27%。客觀效果上,集選區卻增加了反對黨的入場門檻,例如在1988年大選,人民行動黨將反對黨得票率最高的13個選區中的的11個,合拼入其他人民行動黨的票倉。要人才缺乏的反對黨湊夠人才參選集選區,本身就是挑戰,但這點其實相對易處理,因為反對黨已開始經營整個東部,這次也總算勉強保住上次勝出的阿裕尼集選區,關鍵反而是人才和經費。
小詞典: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
意指以選舉中劃分選區的手段,讓某方在選舉中得益,例如為遷就支持執政黨的人口,把選區劃為蜥蜴形,因而得名,在美國選舉相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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