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我們談起歷史，往往聯繫到沉悶的教科書、博物館和老人。直到電影《翻生侏羅館》出現，才開始活化新一代對「歷史」的認知。其實除了靠官能刺激，還有不少途徑可以令歷史在日常生活重現，香港沒有上映、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名畫的控訴》（Woman in Gold）即為一例。
《名畫的控訴》圍繞的「名畫」並不歷史悠久，至今不過一百年，屬於奧地利畫家克林姆特（Gustav Klimt）在1907年為友人艾蒂兒（Adele Bloch-Bauer）所繪的肖像之一，名為《艾蒂兒肖像一號》（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當時的維也納是歐洲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屬於尚未崩潰的奧匈帝國，艾蒂兒是猶太裔社交名媛，熱愛藝術，死於1925年，其時維也納日月變天，已改屬於面積細小的奧地利共和國。1938年，納粹德國與奧地利合併，艾蒂兒的猶太世家舉家逃亡，家產全被充公，名畫則被收藏於美景宮美術館，大受歡迎，被稱為「奧地利的《蒙娜麗莎》」。電影主角阿特曼（Maria Altmann）為艾蒂兒寵愛的姪女，輾轉到了美國生活，從家族遺物發現有討回名畫的理據，於是與奧地利政府就名畫擁有權展開連串角力。
文物有國籍嗎？重新審視「原地保留主義」
表面上，情節屬於相當專業、複雜而枯燥的法律議題。事源奧地利政府為進行公關工程，通過法案，容許二戰期間為納粹德國掠奪、落入政府手中的藝術品物歸原主，但歸還藝術品目錄上，並沒有《艾蒂兒肖像一號》，因為政府強調，艾蒂兒死前曾有遺願，將該畫捐予美景宮美術館。然而記者卻查出艾蒂兒的丈夫才是畫作的合法擁有人，而他從未承諾捐畫。由於奧地利需要巨額金錢打私人索償官司，當事人唯有在美國興訴，控告奧地利政府，因為美國通過了《Washington Conference Principles on Nazi-Confiscated Art》，包括奧地利在內的44個國家參與了簽署，而由於奧地利博物館在美國有「商業活動」（售賣紀念品），就賦予了美國法院審理案件的權力。
但法例的背後，爭議完全是「民族主義Vs世界主義」的普世議題。這些年來，《艾蒂兒肖像一號》已成為奧地利藝術文化的標誌，奧地利政府擔心一旦名畫離開，會成為政府無能的象徵。而最終美國法院將畫作擁有權判予阿特曼，確實令奧地利政府民望大跌，民眾對「國家資產」淪落海外私人手上大感不滿。畫作依法移交前夕，美景宮美術館舉行了名為「再見艾蒂兒」的惜別展覽，有數千國民出席，儼然國喪之痛。
至於艾蒂兒後人一方，除了打法律牌，也大打感情牌，強調納粹充公家族財產，造成家破人亡，卻讓名畫堂而皇之陳列出來，實在是在受害人傷口撒鹽。雖然奧地利博物館屬世界一流，奧地利也是畫作「原產地」，但堅持文物由所在地收藏的所謂「原地保留主義」（retentionism），已越來越不符合全球化時代的理念。一來不少人類文化遺產的原地都是戰亂地區，例如伊拉克、敘利亞那些極品文物，現在都慘遭伊斯蘭國毀滅，假如它們及早移交倫敦、紐約的博物館，卻能逃離一劫。二來就是奧地利那類發達國家，收藏的「奧地利藏品」也充滿爭議，與藏品關係最密切的人，反而可能不希望到奧地利觀賞，以免觸及傷口，唯有在中立方，才能超然地體現價值。最終名畫送到美國，正是符合了上述思維；法律條文怎樣寫，反屬次要。
主流奧地利人，當年都支持納粹？
更深層次的，還有一個敏感的「群眾心理學」議題。本案當事人作為猶太受害人，對戰前奧地利的社會風氣念念不忘，認為要不是主流奧地利人歡迎納粹、擁抱種族主義，悲劇就不會那樣快出現。那真相又是如何呢？
眾所週知的是，希特勒生於奧地利、成長於維也納，向來有統一德奧、建立日耳曼民族國家的主張，認為一戰《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奧不能合併，是違反人民意願，「粗暴干涉內政」。一戰後管治奧地利的基督教社會黨，也確實推行法西斯獨栽統治，不過更傾向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墨索里尼是至交。後來在德國壓力下，墨索里尼開始妥協，奧地利右翼勢力逐漸轉向納粹，排猶聲音也繼而出現。最終德軍開入奧地利，舉行排除猶太人在外的「統一公投」，結果有99.73%奧地利人民贊成德奧合併。這數字肯定有水份，但並非全然捏造，畢竟納粹德國宣傳德奧合併多年，以「日耳曼民族統一」作主調，確實獲得不少奧地利人支持。德軍開入奧地利時，不少奧地利人都夾道歡迎。希特拉在維也納發表演說時，強調自己「雖然跨過邊界，但只是重回德意志祖國領土」，又聲言是自己的「政治奮鬥贏得了奧地利國民的愛戴」，站在「大德意志主義」角度而言，反而順理成章。
諷刺的是，二戰過後，不少奧地利人為了舒緩身份認同的感傷，流行一種「受害者理論」，自覺是納粹主義崛起下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令奧地利在納粹時期的角色、昔日流行的日耳曼民族主義，都成為政治禁忌。「受害者理論」以至奧地利後來宣布維持永久中立，形成了戰後奧地利人的國家身份認同。據1987年一項調查所得，僅有6%奧地利人自認為「日耳曼人」，其餘超過九成均以「奧地利人」自居。本片主人翁要揭開歷史真相，自然不為主流輿論所喜，認為她是在添煩添亂。不過更諷刺的是，隨著歐洲一體化，近年奧地利極右政黨勢力節節上升，由前納粹黨衛軍成員創立的「奧地利自由黨」（FPO）成了國會第三大黨，可見民意漂浮不定。今天況且如此，何況納粹壓境之時？當年主流民意壓倒性親「進步」的納粹，也是完全可能的事。
音樂大師荀恩伯格的後人：歷史的輪迴，身份的複合
最後，電影令歷史和現實融合的還有另一個角色，就是替當事人打官司的年輕律師荀恩伯格（Randol Schoenberg）。熟悉音樂的朋友，定必對這個姓氏感到如雷貫耳：是的，那位創立「全音階音樂」（atonal music）的大師、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音樂家之一的荀恩伯格（Arnold Schoenberg），就是這位年輕律師的祖父。荀恩伯格在維也納成名，直到希特勒在德國上台，預視奧地利不能獨善其身，身為猶太人的自己可能大難臨頭（不少猶太人音樂家後來都死在集中營），於是及早決定移民美國。小荀恩伯格成長時，早已沒有了奧地利身份認同，雖然祖父的名字能幫助他進行社交破冰、甚至令律師樓的老闆給他工作，但他對姓氏、對家庭，其實並沒有什麼真切感覺。
直到本案出現，他到奧地利尋根，才發現什麼是「奧地利－美國人」，才意識到「身分認同」這概念，不是今天中國強調那種非黑即白，而可以是雙元、多元、複合的。於是他找回真正的自己，利用美國的身份，和本案賺取的名聲，專注歐洲另一個身份那「後納粹追討」的工作，這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輪迴。這心路歷程，雖然放在跟我們距離遙遠的案例，但冥冥中，很多概念都是相通的。只是我們為了呼應大時代，一切都要留一點白，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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