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8日星期日

庫爾德斯坦﹕土耳其的「亞美尼亞綜合症」

【咫尺地球】土耳其陳兵伊拉克邊境,準備越境攻擊庫爾德工人黨(PKK),官方原因是PKK以恐怖主義方式搞獨立。不少評論認為,這是土耳其向不希望伊拉克添煩添亂的美國報復,因為美國國會計劃譴責90年前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但這兩種解釋都略帶片面,因為「譴責亞美尼亞大屠殺」和「庫爾德人搞獨立」兩者其實充滿互動,對土耳其而言,可以造成四項危險的連鎖效應。

一、美國翻冷戰盟友歷史舊帳,主要是國內亞美尼亞人組成游說團,向議員施壓,因為美國有100萬亞美尼亞人,開始懂得像猶太人那樣,通過內政影響美國外交,為母體服務。表面上,庫爾德人只有4萬在美國,而且經濟實力有限,難以像猶太或亞美尼亞游說團那樣左右大局,但假如庫爾德人發現這是比支持PKK搞襲擊更有效的立國方式,不難集中移民美國某一州份,繼而騎劫當地政客當說客。土耳其不希望美國國會譴責,也是憂慮美國「外交內政化」的趨勢早晚波及庫爾德。

二、當年鄂圖曼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對亞美尼亞人種族清洗,對庫爾德人也不見得友善,因此這兩個族群原是爭取獨立的盟友,結果亞美尼亞成功(不過迅速被併入蘇聯),庫爾德斯坦原也獲自治。今天土耳其對境內庫爾德人充滿歧視(電影《天堂之旅》等即以此為題材),鎮壓PKK過程中頻頻誤傷平民,對庫爾德人來說,這也是廣義「國家恐怖主義」的一種,甚或與亞美尼亞大屠殺同類。當亞美尼亞人在美國得到道德高地,庫爾德與土耳其究竟誰有資格談反恐,就可以商榷。

三、假如庫爾德人的唯一目標是爭取獨立,而且是聯合客居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的4國同胞一起搞,自難獲得華府支持,土耳其也毋須擔心庫爾德人搞亞美尼亞式游說。有趣的是,縱使PKK至今偶有恐怖襲擊,但自從其創黨領袖奧賈蘭(Abdullah Ocalan)1999年被捕,PKK就提出正式獨立以外的新思維﹕成立「庫爾德邦聯」,管理4國庫爾德人區,區內同時實行庫爾德自治法、所在國國家法,以及歐盟法。字面上,這是放棄獨立﹔實際上,這是利用全球化時代主權模糊化的趨勢搞「次獨立」,更難被簡單否定。

四、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以世俗主義、民族主義為立國基礎,鎮壓庫爾德獨立的工作,一直由世俗政黨負責。近年伊斯蘭政黨亦成為土耳其政壇要角,當選不久的現任總統古爾,即被視為政治伊斯蘭化代表。亞美尼亞作為區內僅有的傳統基督教國家,一直是伊斯蘭政黨打擊對象,兩國關係被亨廷頓列為「文明衝突論」示範作。為了在競爭下顯示「真愛國」,世俗、非世俗兩派現在都共同打擊亞美尼亞和庫爾德,沒有了從前的邏輯分工。

換句話說,當美國外交受其內政牽制,這也波及了土耳其內政,只會令其溫和勢力逐步邊緣化。假如華府不給面子、歐盟欲拒還迎,作為人口比法國多、面積比法國大的歐亞大國,土耳其另起爐灶的壓力,也就愈來愈大。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7年10月21日星期日

中國崛起時,非洲華人外長的「調解主義」

【咫尺地球】我們常以美國百人會那些華裔精英為榮,卻少有注視第三世界國家的華裔領袖,不像日本,一度把秘魯前總統藤森捧為大和之光。其實中國近年大舉進入非洲,一名我們陌生的華裔非洲領袖功不可沒。他的名字叫尚平 (Jean Ping)。

「非洲民主」話語權爭奪戰

尚平的父親程志平在民國末年到加蓬經商,落地生根,娶了當地政要千金,兒子因而改姓「平」。加蓬是非洲數一數二的富國,人均收入處中等水平,石油資源豐富,在位40年的總統邦戈是非洲在位最久的領袖,也是唯一曾面見毛澤東的在世元老。凡此種種,令胡錦濤選擇在加蓬宣布入非,穿針引線的,正是曾回北京尋根的尚平。踏入2007年,尚平升任副總理,兼任外長,地位可說是僅一人之下。

數年前,中國駐加蓬大使將尚平的著作《非洲和平發展之路》譯成漢語,但一直為大眾忽略。書中,尚平提出非洲民主化必須和下列條件同步進行﹕「民族團結、法制國家、實施良政,以及由之衍生的價值觀、倫理標準和行為道德」。究竟他指的是什麼﹖須知加蓬獨立以來沒有內戰,除了小量選舉爭議、總統的有限以權謀私,這國家堪稱非洲綠洲。加蓬領袖的理論,也愈來愈具分量。尚平認為加蓬的穩定,全靠在民主、法治和「德治」(其實就是人治)之間取得分權的平衡,認為這不但和美國民主的分權原則一模一樣,更走得比美國前。上述理論頗有中國特色,也對加蓬總統的長期連任度身訂做,但假如尚平有本領將「德治」民主化和制度化,卻值得中國參考。目前中國加緊和非洲國家合作,拉攏尚平一類親華政要,正是要和美國爭奪定義非洲民主的話語權。

喀麥隆老球星米拿 也是「德治制度化」實驗品

作為「德治制度化」的嘗試,加蓬1996年設立「全國民主委員會」,負責為政黨和政府、以及政黨之間的爭鬥「調解」,此外還有1993年設立的法定職位「共和國調解員」。調解員由總統直接任命,三權分立的任何施政有損百姓利益,受害人都可向專員投訴。如何通過有限的政府干預來維持社會穩定、如何令選舉失敗的人信任競選公正,都是調解員的責任。因此,非洲調解員和港式申訴專員或內地上訪不同,希望結合個人社會資本行事,權力不但來自法律與總統,也來自他們自身的威望,可看作是香港廉政公署與原始圖騰崇拜的混合。

近年不少非洲國家都愛設立「調解員」,有的有名無實,有的卻有實無名。例如球迷熟悉的喀麥隆傳奇球星米拿,就被喀麥隆總統任命為巡迴特使,由球隊欠薪到分離主義都找他「調解」,效果更出乎意料地理想。邦戈討厭被稱為獨裁者,尚平討厭被稱為獨裁幫兇,因此都希望將「德治制度化」推廣為「非洲價值」,都希望以此衝出國門,所以近年地區衝突都有邦戈風塵僕僕的身影,各國領袖都知道他最愛調解。中國對加蓬著作專門推薦,能吸收多少,值得注意。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7年10月14日星期日

拉登夢想成真,又如何?

【咫尺地球】拉登早前對美國發表「重要講話」,呼籲美國人改信伊斯蘭來終結戰爭。這除了是姿態,也側面反映他沒有放棄建立泛伊斯蘭實體的夢想。其實伊斯蘭擴張時期,並沒有強迫基督徒皈依(通常只是加稅了事),但近代史卻有十分相似的一幕:

蘇丹馬赫迪國.太平天國

1884年,被視為伊斯蘭原教旨先驅的「馬赫迪」(Mahdi,意即救世主)推翻埃及管治,征服全蘇丹,立國14年,國祚比塔里班更長。控制埃及的英國派遣戈登(Charles Gordon)邊撤僑,邊勸降。戈登是當時全球知名的傳奇人物,曾統領攻打太平天國的常勝軍,和李鴻章結成密友,受維多利亞女王賞識,卻放棄英國國籍調停中俄爭端。到達蘇丹後,他冊封馬赫迪為土王,送去官帽和官服。馬赫迪立刻退回禮物,拒絕退兵,和拉登一樣,對英國說:要和平,改信伊斯蘭。

一年後,馬赫迪攻破戈登的最後據點喀土穆,戈登被殺,頭顱示眾。英國國內反應激烈,由女王到平民都為「英雄」之死失控,政壇大老格萊斯頓也因營救不力下台。那種震撼,不但是因為帝國擴張受挫,更因為馬赫迪是伊斯蘭首次以回到基本教義的姿態整合信徒、挑戰西方,連中國也震驚。後來李鴻章訪問倫敦,專門拜訪戈登夫人,並賞臉吃掉夫人所贈的名貴寵物犬,以示對故友的「尊重」。

拉登的接班困局

馬赫迪自稱穆罕默德嫡系傳人,幼時禁食時,和洪秀全一樣,有過與上帝對話的「經歷」,此後號召回復伊斯蘭最純樸版本,提出對西方進行jihad。他至今被蘇丹人奉為國父,也被英國宣傳為恐怖分子,在戰勝戈登後病逝。接下來的蘇丹史,卻諷刺地和戈登戰勝的太平天國如出一轍。馬赫迪原來鼓吹簡化行政體系,讓穆斯林直接和真神溝通,反對徵收重稅,但他死後的國度不但極速制度化、官僚化、內鬥不絕,由官吏包辦天上人間的溝通,那股建立金庫的熱情,更令殖民者自嘆不如。馬赫迪的繼任人自視為正宗,拒絕其他教派援助,就是鄰國埃塞俄比亞數次提出結盟,都是一句「改信伊斯蘭」頂回去。1898年,英國終於滅掉此國,馬赫迪被鞭屍,頭顱幾乎被拿來當英軍墨水瓶。

相對繼任人而言,馬赫迪本人和拉登一樣,算是有包容四海穆斯林的胸襟,曾指導印度、摩洛哥等地穆斯林抗爭。但他的部下要培養勢力範圍,教派意識愈來愈濃、愈狹隘。這就像拉登希望以超越遜尼派、什葉派的崇高姿態領導伊斯蘭,不滿扎卡維搞小宗派、挑起教內衝突,但各地領袖要互相競爭上位,不可能不建立個人地盤。假如拉登立國,死後絕不容易避過馬赫迪國的覆轍,因此他才選擇當虛君;但他本人來自阿拉伯罕見的極富家庭,曾經滄海,卻不可能期望貧民區長大的扎卡維之流虛位以待。一度被拉登名義上統一的蓋達,早已四分五裂,連起碼的分工合作也談不上。拉登和馬赫迪一樣,是難以產生接班人的——何況根據教義,救世主無論真假,都不會有接班人;就是有,也不會排隊緊接出現。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7年10月7日星期日

緬甸局勢挑戰《東盟憲章》

【咫尺地球】緬甸局勢發展至今,最尷尬的並非軍政府或僧侶,而是緬甸所屬的區域組織東盟。東盟成立時,堅持以水平方式協商運作(inter-governmentalism),反對歐盟式垂直超國家架構(supra-nationalism),但這原則在後九一一時代已被修正。2005年,東盟的《吉隆坡宣言》通過成立「名人小組」,草擬進一步整合的《東盟憲章》;2007年的《宿霧宣言》通過憲章初稿,原定在11月的新加坡峰會正式確認。

偏偏在過渡期,緬甸發生明顯有違憲章的政潮,東盟各國應如何處理?

《宿霧宣言》的妥協

根據《宿霧宣言》,未來的東盟將作出下列結構性調整:

一、成立正式法人機構「東盟委員會」,取代首腦茶敘,加強秘書長權力;二、委員會下設部長級委員會,負責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事宜,教人想起設立類似框架的歐盟《羅馬條約》,此外還有一個最受爭議的「人權委員會」;三、改變一致通過的東盟協商決策模式,改為某種形式未定的投票制,讓大多數意見可以實質干涉別國主權、內政。

這些改變,明顯希望在歐盟和舊東盟之間找平衡。然而什麼是投票機制、什麼是人權,都有大量模糊空間——須知亞洲各國在1993年通過《曼谷宣言》,內裏對人權的定義,就和西方定義明顯不同。緬甸有見及此,才勉強同意《東盟憲章》的出現,相信即使發生軍事鎮壓,也不會受干涉,東盟大概也沒有預計挑戰這樣快就出現。假如東盟真的不加干涉,《東盟憲章》的提議,可能名存實亡;但假如它有意干涉,成員卻根本未同意如何作集體決定、如何定義人權、如何限制干涉程度,無論作出什麼宣示,代表性都會受質疑。

至於干涉了緬甸、又何以不對泰國軍事政變說三道四,那條線應怎樣去畫,更是「新東盟」的考驗。

上繳主權.公投民主.形式主義

有趣的是,這些議題對東盟的壓力集中在各國政府,但在歐盟,卻被轉移到人民身上。凡是牽涉上繳主權的提案,歐盟各國多採用公投這直接民主方式表決,不交由代議政府決定;要重奪主權,也多採用同一方式。於是,一國政府可以就議題A上繳主權,就議題B保留權力,而毋須解釋何以有雙重標準,因為一切都訴諸直接參與的民意,政府也得到保險。

對大多數東盟國家而言,公投是難以經常出現的,因為這會挑戰國內政體的基本運作。各國人民也難以放心將國家權力通過政府完全送交第三者,哪怕是爭議較少的環境議題。政府也許會盡力照顧民意來加強認受,因為它們擔心國內民族主義反彈,也擔心外國干涉。問題是,在這些前提下,己所不欲,東盟國家自然不會積極扭轉其他成員國現狀。當去年的泰國政府和今年的泰國政府可能對緬甸有截然不同的表態,什麼是馬來西亞提出的「一個共同生活的社區的基本原則」這類水份問題,更難得到實質答案。難怪一般相信「新東盟」整合,還是經濟掛帥的形式主義。各國對緬甸束手無策,難道不是東盟擁護形式主義的又一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