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30日星期一

阿敏、博塔、博卡薩﹕析讀非洲的寬恕

【咫尺地球】近代非洲名人當中,因為正面貢獻成名的不多,以負面行為廣為人知卻甚眾。「烏干達狂人」阿敏、「食人肉皇帝」博卡薩等,都已成為世界級暴君的代名詞。教人意外的是,近年在他們的國家,這些人物或他們的後代都得到平反,這潮流可稱之為「非洲的寬恕」。

暴君死後獲平反

以阿敏為例,他擔任總統時殺戮甚眾,趕走亞裔商人,自稱CBE——大英帝國征服者(Conqueror of the British Empire),種種奇行加暴行,為他博得狂人之名。目前的烏干達總統穆索維尼,就是阿敏時代的反對派游擊隊領袖。穆索維尼鞏固權力後,高呼全國和解,數年前特赦阿敏的長子,他在阿敏死後一直領導小型游擊隊挑戰政府。不久,這名阿敏之子更被任命為烏干達國家安全部副部長,負責掃蕩其他游擊隊。任命發表時,穆索維尼對阿敏家族頗有好評,完全不像是談論暴君。此外,阿敏的前任奧博托也是暴君,他在阿敏下台後再執政了一會,才被穆索維尼推翻。奧博托不久前逝世,穆索維尼宣布給予國葬。

同樣戲劇性的發生在中非。70年代,中非暴君博卡薩和阿敏齊名,行為更為荒誕,除了廣為人知的自行稱帝,耗盡國庫搞加冕大典,還被指以吃掉政敵為嗜好,曾親自屠殺囚禁在監獄的兒童。博卡薩下台後流亡法國,後輾轉逃回國被判刑,最終還是死在法國。年前中非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與博卡薩家族和解,由博卡薩一名兒子代父親「部分施政偏差」認錯,換取政府「發還」部分博卡薩興建的宮殿,予家族成員作生活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不少非洲國家都存在,更著名的例子是盧旺達。盧旺達大屠殺後,要是追究所有兇手,恐怕全國沒多少人不受牽連,於是委員會鼓勵街坊對殺人犯先公審後寬恕,只拿最著名的戰犯問責。

類似寬恕也出現在南非。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經過了蜜月期,黑人至上的種族主義開始抬頭,白人逐漸離開,總統姆貝基被指縱容黑人民粹思潮發酵。但前白人總統博塔逝世時,曾被他直接逼害的姆貝基不但親自參加喪禮,在喪禮還高調擠出眼淚,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沒想到他的演技精湛至此,何况博塔還是種族隔離政策的最後堅持者。

部族政治無法解決

表面上,這些例子都在傳遞正面信息﹕迎接將來,寬恕過去,解除仇恨,共迎更美好的明天。但背後結構性的信息,其實是非洲國家沒有辦法解決國內的部族政治。無論是怎樣的暴君,在非洲,他們都不可能沒有支持者,而最忠誠的支持者,一般來自他們所屬部落;而在南非黑人精英眼中,剩下的白人也與部落無異。上述和解、寬恕,其實在暗中劃定部落之間的利益分配,結果非洲始終發展不了成熟的民主政治,選舉也好、戰爭也好,都以部落劃分。以奧巴馬祖家肯尼亞為例,總統大選淪為部落之爭,由於肯尼亞開國元首肯雅塔訂下法規,容許政府官員經商,令裙帶資本主義空前流行,掌權者必會庇護部落同胞。號稱相對發達的肯尼亞尚且如此,其他非洲國家更不在話下。寬恕、和解自然沒有問題,未來也不大可能出現阿敏、博卡薩級數的暴君,但在非洲,裙帶資本主義和部落主義的根本不但未見改變,反而被寬恕強化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1月23日星期一

《2012末日預言》國際視野的空白(上)﹕朝鮮篇

【咫尺地球】荷李活電影《2012》成為城中熱話,並帶來末日話題。但電影的國際關係背景和危機管理概念十分兒戲,和精湛的特技形成強烈對比。觀眾離場後宜釐清概念,萬一類似遭遇到來,也可分辨哪些情節不可能發生。

跨國機制未有北韓不務實

首先,《2012》的基本設定是地球進入全球化時代,有跨國機制處理人類普世問題。這機制的結構性問題我們下周再談,現在先說它的成員。電影說,共有46國參與計劃,大概包含了所有大國在內。46國不包含地位猶如香港區議員的太平洋島國圖瓦盧總統,這在非常時期,原可理解;但教人感興趣的是,作為重要國際玩家的北韓(朝鮮)偉大領袖金正日,是否得到入場券?似乎沒有。表面上,這機制自然不大可能邀請北韓參與,因為北韓參與國際協商的往績以出爾反爾著稱,金正日的不可測性風險太高,連六方會談也六進六出,事關人類生存的重大決議,如何容得下他?但要是真的有那樣迫切的人類危機,有能力製造核武的北韓科學家,也不可能永遠不察覺。當他們察覺了,哪怕在最後關頭前一天才察覺,金正日自然會明白自己已被國際社會出賣。屆時以他的作風,恐怕寧願提早先發制人發動核戰,和鄰近地區率先同歸於盡。因此,在末日孤立北韓,還有其他疑似「邪惡軸心國」,也是不務實的。上述案例,值得新現實主義者進一步研究。

西藏設基地為票房

其實一旦出現末日恐慌,北韓才應是主角,因為《2012》的方舟基地設在中國,並不完全合理。電影以西藏為方舟基地所在地,一來是為了配合藏傳佛教的神秘感覺,二來是預測海拔高的西藏會成為新世界中心,三來暗示中國是唯一有力大規模動員廉價勞工的大國,四來諷刺中國最能向民眾隱瞞事實(還有五來是為了中國票房)。但正如電影鋪排,就是純樸、不了解現代科技的西藏工人也會泄密,希望在末日拯救家人,而且還讓西藏宗教領袖老早知道計劃,這一干人等卻沒有遭到滅口,可見就是中國政府不可能完全監控所有人的一舉一動、安全舉措連暗殺羅浮宮館長的法國也不及,也是這漏洞幾乎讓計劃失敗。因此,今天保密效果更好的國家,只有北韓。在這角度看,北韓極權制度的存在,對人類可能有巨大「貢獻」,《2012》的各國領袖應該及早邀請金正日加盟,頂多承諾讓他挑選合意的荷李活女明星陪同上船,和安排美國總統在世界毁滅前訪問平壤,滿足他最後的虛榮。反正金正日信任的親信為數不多,連那位因偷渡到日本迪士尼而失寵的長子也大概不會照顧,不需浪費多少方舟門票。

不過,就是北韓這關解決了,恐怖組織和極端教派也人才濟濟,也有他們的科學家,不可能接受國家協商機制解決一切。《2012》一大盲點,就是只看重國家的角色,忽略任何形式的非國家個體,無視國家領袖不可能代表非國家個體領袖的事實。假如拉登以自己的途徑知道了末日,蓋達組織必然另有行動;就算拉登會為了方舟入場券放棄「原則」,那些擁有瘋狂科學家的末日教派卻可能千方百計破壞方舟計劃。何况真的要向世界公布真相,絕不需要像羅浮宮館長那樣召開記者招待會,只需在互聯網廣傳,人家滅口也來不及,這正是國家機制不能掌握之處。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1月21日星期六

柏林牆倒20年,右翼思潮今如何?

柏林圍牆倒下時,當時世人不少以為左翼思想已終結,此後右翼保守主義將成為普世信仰。諷刺的是,到了圍牆倒下20周年的今天,經過新保守主義的多年進逼和金融海嘯的衝擊,像征冷戰勝利的保守思潮卻開始退減,原因之一是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結束後,再也不能滿足一般人對同情心或公義的需求。近日德語作家赫塔·米勒爆冷得諾貝爾文學獎,固然是介紹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時代的壓逼,但也反映世人重新對冷戰情結感興趣,變相讓新世代讀者有機會重溫冷戰世代的左翼理論。要了解上述思潮演化,我們應由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談起。

「政治的終結」還是「歷史的終結」

1992年,美籍日裔跨學科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轟動一時、但現已變得老掉牙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論」,自稱通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研究框架,演繹整個人類歷史為「優越性」(Megalothymia)和「服從性」(Isothymia)互為表裡的辯證。他斷言後冷戰時代的歷史,已邁入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絕對年代,「絕對真理」已經獲得,是為歷史二元辯證的終結。

理論發表後,一般人只關注「歷史終結」的部分,忽略了同樣富創意的「最後一人論」。根據福山的人類演化觀,當人類進化到「歷史終結」階段,人人絕對平等,人的基因就沒有了追求優越的成分,只有服從的奴性,是為他所謂「不再求超越的奴隸」。基於這個理論,福山不鼓勵任何福利、保障性質的左翼政策的落實,認為它們都是冷戰的過時產品,反而建議在各個範疇保留、加強競爭體制,就算是嬰兒爬行也要有爭取錦標的運動家精神,以杜絕出現他所謂的「最後一人」。
學界對福山理論劣評如潮,不過市場對這個融合歷史、哲學、生物學、文學的大雜燴理論感到新奇。後來福山加入新保守主義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成為布殊遠房幕僚之一。 「最後一人論」,也就成為新保守主義又一理論。

有見及此,美國左翼學者博格斯(Carl Boggs)為了回應冷戰結束,也針鋒相對地出版了《政治的終結》(The End of Politics)一書。他形容大企業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已經令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公眾領域「非政治化」,也就是讓一般公民和政黨的參與變得可有可無,令建基於社會互信的社會資本大為下降,政客都是為同一利益服務,真正值得關心的人卻無人理會;自由主義傳統已經崩潰,新保守主義已經不宣而勝,結果社會沒有了左翼理想的制衡,就越來越不公義。

至於誰才值得關心、怎樣才能找出那些人,同屬左翼陣營的自由主義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為此提出了《正義論》,希望填補共產主義崩潰後左翼思潮的空洞。這位近年聲譽鵲起的學者,對自由和平等的對立問題其實采取中庸態度,既反對右派的純市場機制和效益主義,又反對左派的純分配機制和社會主義。在兩制之間,他承認「能者多得」這個資本主義原則,前提是「社會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益」先得到照顧。然而,羅爾斯理論對於政治生活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後的大部分時段始終有限,直到金融海嘯後的今天。

原因之一,是「最弱勢的人」(group of least advantage)這個概念,比福山的「最後一人」更難得到清晰的定義。根據羅爾斯的說法,人之所以淪為最弱勢,是因為「他們個人的家庭和階級背景,比其他人缺乏優勢,致令其天賦只容許他們得到較小成就」,所以他們的「運氣」,也會結構性地糟糕。

羅爾斯的定義,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性的「階級背景」,和基因性、生物性的「天賦」。由左而右的新保守主義,確實對一些階級背景有所同情,所以才接受有限度的福利社會,但他們絕不憐憫天賦低的人。這就像學者批評學界的「英語霸權」,和學者以批評「英語霸權」來掩飾自己英文欠佳的事實,是兩個不同問題;一個學生因為天賦差而學不好英文,和一個天賦好而懶惰的學生不願學英文,同樣是兩個不同問題。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沒有轉型能力」,例如韓國農民不願接受市場定律、在政府加入WTO而拒絕繼續補貼農產品後,不願轉行到其他經濟體系發揮,也是一個「天賦」低的問題。自由主義的正義,將「階級」和「天賦」兩個不同概念,混為一談,已經是「不正義」。濫用的同情心,就是沒有同情心,只會加速讓人類變成「最後一人」。

冷戰結束後「右翼群眾」的誕生

在冷戰結束後初年,右翼思想不但占盡上風,而且還催生了「右翼群眾」。這是因為新保守主義者曾經是自由主義信徒、保守主義的敵人。他們大多出身窮苦,至今都視民主黨推行「新政」(New Deal)的小羅斯福總統為偶像,認同國家對社會經濟政策的應有監控,不像裡根那樣,認為這種監控代表極權。在1960年代,他們積極加入革命,自稱托派,對群眾運動相當在行,也和不少少年激進派一樣,越老越保守,再配合冷戰結束,才得以掌握權力。

1965年創辦雜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的評論員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被認為是真正的現代新保守主義之父。他的兒子威廉(William Kristol)創立了另一本雜誌《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被稱為「小教父」。他們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父子兵學者,因為其它近代美國思潮,都由政客或社會活動家主導,唯有新保守主義有復雜的理論背景,容易讓相熟學者變成身兼政客的兩棲類動物,並在近20年裡,孕育了數十個知識分子遇上政治的案例。

令新保守主義者「覺醒」(或「背叛」)的原因,是他們目睹美國政府只懂「濫施」民粹福利,「導致社會價值崩潰,民間越趨激進暴力」。在他們眼中,自由主義者不但不糾正這種傾向,反而處處挑剔政府制度的不公正。這樣想的人逐漸離開自由派陣營,自稱「真正左派」,再稱留下來的自由主義者為「新左派」。

過來人的經歷,被一本布殊稱為「第二聖經」的名著詳細記述。當我們考慮到布殊會以「我喜歡閱報」來回應「你喜歡看什麼書」一類問題,這本新保守聖經,更是不可不讀。其名為《夢想與夢魘》(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副題「1960年代給下層階級留下的遺產」,是學者馬格內特(Myron Magnet)的成名作,主要批判對像是民主黨的甘迺迪和約翰遜總統,以及他們分別「錯誤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和大社會改革。作者認為那個民主黨朝代堆砌出福利主義的巔峰,個人自由化變成社會自由化,副作用包括離家出走、濫毒、同性戀、墮胎等「社會無政府」風氣,「把美國倫理價值推向毀滅邊緣」。約翰遜愛在白宮裸泳和舉行「浴缸會議」,下台後曾以長發老嬉皮形像示人,也被當成為老不尊的壞榜樣。

「改邪歸正」的方式,據新保守主義者說,是減低政府對社會福利的過分提供,但保留應有的新政傳統,再增加中央對道德的引導,讓上帝救贖。換句話說,由左轉右的新保守主義者雖然和裡根一樣,信奉家庭價值、社會穩定、新教倫理,但他們同時視「新政」為美國立國根本,接受適度的經濟干預和有限度的社會保障。這本書令馬格內特成為白宮座上客。

為什麼新保守主義者要推翻「大社會」?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參考布殊的另一本愛書:曾是共產主義者的奧拉斯基(Marvin Olasky)所著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這本書最精彩之處,在於重構了基督價值觀的「同情心」概念,認為美國教育從小到大,都「誤導」國人,讓同情心搞出福利社會,窮人才喪失自力更生的積極性,被蒙蔽適者生存的殘酷事實,成為遺傳性的「社會下層」。此外福利主義據說又會令家庭瓦解,因為無親無故的綜援局已經取代了傳統家庭的經濟功能,結果又是一連串道德倫理敗壞的公式結局。奧拉斯基相信機會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個人必須獨自爭取機會,反對「絕對平等主義」,這就是所謂的「古典機會平等主義」。取消社會保障計劃、讓人公平競爭,據這邏輯推論,才是真正對窮人的同情。這就是布殊掛在口邊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這些新保守思潮,乘著冷戰終結的余威,被宣傳為世界各國都必須遵守的普世價值;9·11後的兩場戰爭,也是希望把思潮弘揚開來。諷刺的是,今年世人「揚棄」新保守主義、重新思考種種左翼公義公平理論,甚至緬懷起社會主義陣營的一些舉措,一切都是源自一場金融海嘯。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左右思潮、左右政策的單獨存在,都是不能持久的,與其說冷戰終結代表歷史的終結,倒不如說是一個回合的小休。世界已出現對左右機制自動調節的能力,要再次出現像冷戰時代、甚或布殊時代的一邊倒意識形態傾向,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沈旭暉 南風窗 2009年11月

2009年11月16日星期一

What went wrong? Do you hear me?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連串疑似醜聞成為話題,真是管治失效的老生常談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了解醜聞政治的理論規範。這可以由一宗國際案例談起﹕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着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年將達50萬)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歲,卻被迫於60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戰略保障 vs.全方位合作﹕奧巴馬訪華前的棉裏藏針

【咫尺地球】奧巴馬在東京發表亞洲政策演說,以中美建立新型合作關係為核心,有學者視之為過分親華,對北京缺乏足夠壓力,無異於宣告美國放棄了單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這樣的角度,自然將問題過分簡化。中美關係發展至今,已很難作出什麼大突破,而從奧巴馬的談話、特別是他出發前回答記者的講話可見,在日常生活層面,他眼中的中美關係並不等於沒有競爭、沒有衝突,反而為這類衝突留下了伏筆。

首先,他出發前強調「中國既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競爭對手,關鍵是我們要確保是友好競爭,是圍繞消費者和市場的競爭」。什麼是「友好競爭」﹖這裏說的其實是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升值、知識產權等話題,暗示民主黨會一如既往,比共和黨更重視貿易層面的零和格局,畢竟這是他們的票源所在。要是中國進一步提出以一籃子貨幣取代美元國際地位一類建議,那也可以算是「圍繞消費者和市場的競爭」,但假如中國確定要成為全球大國,這一步不可能不走。也就是說,這是雙方能預見的必然衝突。

美國重整旗鼓參與亞太事務

此外,奧巴馬出發前也強調「在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中,我們也提倡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句說話比較玄,但結合了後一句,「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就即是盡責任大國的框架。在這裏,美國確認了中國對國際社會有相應的責任,而反過來說,假如不盡責任,就喪失道德高地,所以這其實是美國對中國外交施予的規範。這些責任,目前最逼切的包括中國對環保的責任,是否定義中國為已發展國家,也包括保育文化與人權監察,乃至要求中國要對北韓、緬甸、巴基斯坦等國家的出格行為負責,必要時作出匡正。

競爭依舊在 重大危機時互救

但與此同時,奧巴馬並沒有放棄美國在亞洲的特殊地位。恰恰相反,由於他的團隊認為布殊過分着重中東而放棄東亞,造成美國的戰略失衡,他才自稱「美國首名太平洋總統」,說美國「要加大參與亞洲事務的力度,進一步鞏固與該地區同盟國的關係,並與中國加強務實合作」。由是觀之,美國沒有打算改變對台軍售政策,也會保留由日本到紐西蘭這條弧形防禦網﹔它雖然容許中國崛起,但並沒有容許中國成為主導亞洲的最重要力量,底線是美國對亞太事務的參與不能比中國少。事實上,美國說要鞏固同盟國的關係作為參與亞太事務的基礎,與中國則只能「務實合作」,這就是美國國內賦予外交規範的底線。

回到奧巴馬說的「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美國真正需要中國的,並非全方位的合作關係、並非要將之變成盟友,而是希望建立被學者稱之為「戰略保障」(Strategic Guarantee)的互動關係,將之變成常規機制﹕在發生重大危機時,雙方可以站在人類的高度互相支援,例如發生金融海嘯,影響世界繁榮,中國會出手打救,而當民進黨台獨力量越過底線,危及地區和平穩定,美國也會為北京對相關勢力施壓。但在日常生活,雙方會繼續不同形式的競爭﹔而在非重大危機時,兩國更會繼續挑戰對方的權力基礎,中國早晚會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也會繼續「參與」西藏、台灣與新疆的事務,這樣才符合雙方的利益。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1月2日星期一

印度人眼中的中國

【咫尺地球】本欄上周談及中國網民意的印度形象,內裏不乏政治不正確的偏見。與此同時,不少印度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也充滿成見。

印度精英憂慮中國威脅

首先,真心憂慮印度入侵中國的華人極少,衷心相信中國威脅論的印度人——特別在精英階層當中——極多。畢竟印度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一樣,近年也有發酵趨勢,雖然今天已沒有人民黨執政時的由上而下,但「印度也要崛起」依然是印度精英的共同願望。

一般華人不明白對印度而言,它是被中國「圍堵」的。中國故意圍堵印度的外交政策,被認為和冷戰時代美國圍堵共產陣營的敵意戰略一樣。拿出地圖,我們更能了解印度人的憂慮﹕它的東北面是與之曾發生邊境戰爭的中國,西北面是世仇兼中國鐵杆盟友兼核技術輸出對象巴基斯坦,東面是中國另一親密戰友、獨裁軍政府統治的緬甸,連北面小國尼泊爾也被親華勢力滲透,其新上台的毛派游擊隊表面上與北京劃清界線,但印度依然不放心。印度憤青認為中國結交這些盟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終有一天要顛覆印度」,因此印度收容達賴喇嘛作西藏流亡政府大本營,乃反制行為而已。

經濟競爭對手 互批人權狀况

印度民族主義者也認為,中國與印度同屬金磚四國之一,而印度經濟增長不及中國(雖然數字上也頗為可觀),只是中國不負國際責任的結果。中國「不斷傾銷廉價物品來拖垮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本土經濟」,是第三世界基層民眾的片面觀察,成了各國民族主義者的共同語言,這也成了印度對中國投資採取種種限制的理由。更令印度人不滿的是,印度唯一能超越中國的就是它的軟件工程,中國卻不大願意和印度作優勢互補,大企業情願直接和西方合作,小企業都用盜版,本土又存在全力發展軟件業取代印度的呼聲,令印度靠軟件外包帶動的經濟發展受阻。

同樣為華人忽略的是,中國近年為了與國際常規接軌,經常也評論國際人權。印度傳統種姓制度既作為「封建社會的落後文化」,又是按西方標準違反人權的典範,無論是中國的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者,都對之大力抨擊。在傳統勢力強大的印度,這成了「中國帝國主義者雙重標準」的證明,因為印度人認為中國國內人權問題甚多,華人卻偏要對印度人權說三道四,情緒一如華人批評美國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雙重標準。

民族偏見 中印和好存障礙

加上當印度旅客和留學生不時在中國遇見種族歧視,他們回到印度後,自然將不滿傳播,一般印度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自然好不到哪裏。假如中國民族主義者視印度為能力有限的西方先頭部隊、為顯示自身民族優越性的歧視對象,印度民族主義者則更多視中國為實實在在的威脅。近年印度媒體經常大篇幅報道中國,更多是商業考慮為主,因為中國威脅形象已深入民心。

中國不當印度是對手,不少印度憤青卻視中國為頭號潛在敵人,而由於兩國關係在民間交往層面存在一種偏見,這更增加了印度要超越中國的意欲,以中國以「不可能被印度超越」作為最基本的民族尊嚴底線。所以,中印關係的全面和好和「Chindia」的實現,無論從中印雙方角度而言,都有被偏見規範的障礙﹔相反,中日結成共同體、再結成未來的「亞盟」主軸,可能還要來得容易。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