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30日星期日

中南海重塑香港管治式 新世代突破借勢全球化

雨傘運動由學聯罷課拉開序幕,至警方施放催淚彈激發數萬人上街,當中很多從來不關心政治、突然抬頭關心社會的年輕人。成年人像上周接受訪問的黃洪教授那樣,甘願當年輕人的後盾,尊年輕人為運動的主體(他深深感受到年輕人對香港政治及社會發展的失落和憤怒,甚至對上一代「爭取不力」的憤懣)。兩個月來,我們確實見到過去香港民主運動沒有出現過的抗爭規模與意志,對此,有人讚歎,有人喊驚。梁振英則為此斷症:青年人向上流動出問題,搞搞扶貧便無問題。

搞好扶貧是否就可以讓運動圓滿落幕,佔領區的示威者乖乖退場回家?都說今場運動翻開來是一籮筐的社會、代際與中港矛盾,矛盾可否解結?出路在哪?青年學者沈旭暉以其國際關係的視野,分析固然跟梁振英大不同。

北京藉機重組香港權力結構

問:運動發展兩個月至今,隨着近日警方在旺角佔領區強硬清場,似乎雙方透過對話解決政治危機的可能已變得渺茫,放諸中港以至全球國際關係的脈胳,你是怎樣看這場以年輕人主導的運動?發展至此雙方是否沒有轉圜餘地,運動最終在爭取普選上無功落幕?中央是否真的沒有退讓的空間與可能?

答:古今中外的運動,無論是政權的還是民間的,「從現象看本質」,關鍵大多不是以名義上的目標。我不認為這場運動的真正關鍵是普選,更不相信政府研判的青年上向流動問題是對症下藥。香港的根本矛盾,在於「一國兩制」本身的根本矛盾:北京認為凡是涉及「國家利益」的,包括許多香港內部事務,都屬於一國範疇,這是基於中央集權、國家主義的思考,至於何謂「國家利益」,每一刻都有不同可能;港人則習慣以條文劃線,希望白紙黑字列明哪些屬於自治範疇,然後在範疇內避免北京進入,這就像聯邦制自治政府的作風,但這卻是北京的禁忌,特別是習近平把港澳事務放了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後的禁忌。兩者能否調和?不可能,因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

北京現在的態度,很有「引蛇出洞」的意味,測試對象並不止是泛民陣營和學生,還顯示了對廣義建制派的不信任,因為不少商界精英、乃至傳統「土共」,都顯示了不少本土情結。中共建政初年,就以「反地方主義」之名整肅了不少功臣,對香港似乎也不例外。在這框架下,北京真正在意的並非普選能否落實,而是如何利用這機會重組香港權力結構,通過由政治到金融的不同舞台,「消化」香港。這一條線,和習近平的「國家安全」政策一脈相承,也和中共歷來處理地方問題一脈相承。邏輯上,抗爭者即使有能力拖垮香港政府,也不可能拖垮北京政府;而要是真的拖垮香港政府,卻是北京直接介入香港的契機。

「以青年鬥青年」 扭轉管治模式

問:今次以香港年輕人為主體的抗爭運動,說「是將社會和代際矛盾來一次總爆發」,董建華團結一眾前高官商賈,苦口勸勉年輕人歸家,羅范椒芬的友人因害怕年輕人移民,最新有梁愛詩的「點放心20年後將香港交畀年輕人管」,一方是家長們「香港的年輕人怎麼了」的質問,另邊廂,有評論警告,中央與政府的不退讓,將要失去一整代人,你認為這一代經歷兩傘運動的年輕人較諸前代,有什麼值得害怕?大規模的年輕人抗爭示威近年在外國屢見不鮮,害怕年輕人是否今日的世界大潮?而所謂失去一整代人,確切來說會給香港和香港的管治帶來什麼危機?怎樣的青年政策才可補救?

答:古今中外的年輕人,都有屬於自己世代的運動,國際案例的常見結果,無論運動目標是否達成,都是部分領袖成為自身業界權威,部分發現理想的不務實而轉投陣營(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不少是激進抗爭者出身),一般都能被主流社會消化,再重塑主流社會的定義。但香港青年的理念,和北京的意識形態處於兩個極端,不具備被吸納的空間。我並非研究香港的學者,但參考中文大學同事做的不同調研,似乎沒有相信福利社會能解決目前青年問題的。參加運動的中產孩子、學生精英極多,他們要過一般充裕的物質生活毫無困難;身邊偷偷參與運動的中資機構朋友、公務員朋友也不少,他們認為這是價值觀問題;而會擔心和北京關係影響前景的人,其實已不會走出來了。

坦白說,我根本不認為北京或港府希望「補救」,它們其實知道永不能爭取到抗爭的青年,也不用爭取。現在的策略是「以青年鬥青年」:拉攏一些中性青年精英加入建制外圍,樹立這些向上流動的榜樣,讓他們成為抗爭青年的對立面,敵我矛盾就可以在青年階層同步展開,那起碼能減低「世代戰爭」的色彩。身旁一些青年朋友正在相傳:「上位此其時」。這對解決問題是沒有幫助的,對進一步扭轉管治模式卻有幫助,北京對它的任務是很清晰的。

「中間派」不得不跟着北京遷移

問:運動期間,不少中間派被視為能溝通雙方的中間人,兩大陣營的溫和派也有不少合作,但也沒有達到任何成果。你怎樣看中間派在未來的角色?

答:理論上,社會永遠存在「中間派」,就像赤柬本身是極端派,但當赤柬管治全國,內部也會有「溫和派」,根據人口比例,也會變得「中間」起來。但那又如何呢?北京的目標,是把整個光譜向國家主義一方遷移,每移一步,中間派其實也不得不跟着移,已失去原來的價值,所以原來的中間派而有不打算從政的,基本上已消失於前線,因為那已不是相同的遊戲;繼續存在的,其實也已是另一種存在了。

北京製造二元對立

問:開明建制派如曾鈺成預期,若普選方案不獲通過會衝擊一國兩制,同時他亦明白到香港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發展要透過實行普選才可解決,你會否同意,不能通過政改方案的危機,比通過一個沒有給香港人真正選擇權的選舉,危機更大?

答:曾主席是我很佩服的人,幾乎也是在政圈最尊敬的人,但我多次直接和他說,以上思維其實也是模糊了焦點。我天性不是喜歡對立的人,對任何會導致binary dichotomy的話語都很感冒,一直感覺北京正是通過連場運動,每一場都製造一個二元對立:是否支持人大決議?是否支持警察?是否支持袋住先?有了對立,國家機器就能參與,就能深化直接管治到日常生活,那卻是一般香港人最不希望出現的情况。坦白說,我個人情願接受目前的方案、也情願不接受目前的方案,都不願意接受生活在國家機器能直接影響個人自由的結局。假如政府只是要令方案通過,根本毋須以群眾運動方式推進,有了群眾運動,通不通過就不是重點,重點變成了通過運動改變管治模式。再把是否通過演繹為香港存亡的抉擇,就正中群眾運動模式的下懷了。問題是通過爭論「接不接受」的過程,國家機器卻已無處不在,這才是中共運動的倫理邏輯。通過方案會出現某些情况,不通過會出現另一些情況,但北京都已做出準備,隨之而來的,都是往後十年的敵我矛盾,直到全面掌握局面。你看目前北京的佈局,無論怎樣選,都是會延續下去的。既然是這樣,以上binary dichotomy,其實就是偽命題了。

理想不能作策略指引

問:8‧31人大宣布「落3閘」決定後,泛民宣告自此香港進入抗命時代。雨傘運動讓新一代年輕人冒出頭來,舊有政治力量追的腳步甚為吃力,彼此亦無法連結。你如何看香港的「後佔領時代」?新一代會否藉今次進場,接棒領導香港的民主運動發展?有沒有機會打開新局面?

答:青年的公民質素很值得肯定,我也認識很多很熱血的朋友在前線,但我十分擔心過分理想化的趨勢,因為理想可以作為道德指引,但不能作為策略指引。雖然我希望出現在香港的民主制度,但不得不正視在理論層面,你很難精準定義一個非國家的地方官員如何產生的國際標準,而基本法條文充滿了大量escape clauses供不同時代的當權者演繹,也很難說人大方案不符合基本法。所以爭取香港民主是一個特例,絕不是不要爭取,而是不能輕易用「我正義你不正義」的角度開展,否則很快就落入敵我矛盾的思維。而敵我矛盾,卻正是目前北京最願見的,因為他們的強項正是處理敵我思維,希望達到的是全面直接管治香港,手法是以國家安全之名開入國家機器,改變社會模式,達到了這些,普不普選,反而是次要。所以,真正的抗爭對象不應是單一普選議題,而是捍衛香港人的生活模式。這一點,原來是香港大多數人的共識,包括主流建制派的共識。唯有當社會變成敵我矛盾主導,以上共識才能被打破,也就是現在的情况。

全球化思維 助建構「自己的香港」

問:雨傘運動爆出的「異質空間」裏,我們確是目睹了前所未見的高公民質素,新一代其實給政治鬱悶的香港帶來衝擊和希望,但政治上衝不開的窒礙,不斷為新新覺醒的年輕一代積累挫敗和負能量,部分投向激進甚至採取暴力的抗爭模式,如果說他們在運動強調自發是體現了出對傳統精英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街頭抗爭以外,你認為年輕一代還有什麼其他有效可行的抗爭方法?假如抗爭下去,無論用激進手法也好、溫和手法也好,都達不到目的,香港人是否只有認命一途?有沒有積極一點的事情可以做?

答:我經常和我的學生說:你要成功,就要玩自己的遊戲,不能跟隨別人的遊戲規則,否則只會被屈機。就以在大學工作的人為例:官方遊戲是要出版愈多愈好的學術文章,目的是要拿取終身教席,但真相是很殘酷的:不少人因為出文章的壓力整天神經兮兮,終身都為了拿不到終身教席而惶恐,即使在中年拿到,卻又不會甘心六十歲退休,於是五十歲開始就要為六十歲後的工作重新部署,結果一生都被牽着鼻子走。但假如我們think outside the box,第一天就部署在數間不同院校工作,同時發展自己的第二身分,辦自己真正興趣的研究年會,以此為中心建立自己的其他業務,必會找到真正的價值、建立真正的天地,而不用每天在乎制度的臉色,到頭來,後者的穩定性,反而比官方賦予的穩定性更大。

那這跟香港的處境有什麼關係呢?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我真心相信我們身處的全球化時代,已改變大量傳統政治社會的遊戲規則,因為我們的確能突破了時空限制。北京的思維是「權在我手」,只要你在香港這個地方生活,就免不了要爭取政府資源;只要你在商界,就不可能不和中國打交道;只要你真的抗爭到越界,負責國家安全的部隊就會出動;假如你要根本性改變香港,要麼直接搞中國民運,要麼直接搞港獨,那就更能名正言順無情打壓;假如你不喜歡,有本事就不要在香港住。以上的邏輯,看似密不透風,你愈是落入這樣的邏輯,假如現實短期內改變不了,要麼愈來愈憤世嫉俗,要麼愈來愈隨波逐流。但我們不妨細心一想,這真的無可破解嗎?無論多麼溫和的人,也是有尊嚴的,怎會有人心甘情願被全方位「鍊住」一世?

我身邊不少朋友,住在一個地方,讀書在一個地方,工作在一個地方,休閒在一個地方,國籍在另一個地方,但他們的身分認同,依然在香港。換句話說,他們其實在建構自己理想中的香港,而且這不是純粹虛擬的,也有實在的元素,例如在海外市場拓展香港品牌產業,在海外學院開拓香港學,乃至有一些朋友間的互助基金,讓朋友得到國際閱歷。慢慢地,我們會發現「香港」會成為另一種存在,正如國際社會認知的「亞美尼亞」,從來不止於那個國家;孟買人的生活,也超越了印度境內那個孟買。以往確實只有精英階層,才能承擔這樣的生活,但全球化改變了一切:從前香港人很少選擇到台灣留學,近年已大行其道,相信不久會有青年開始到東南亞國家留學;不少朋友開始考慮在別國做比較基層的工作;至於網絡時代建立國際媒體的成本,更是奇低。

朋友會問:這和物理上的香港特區又有什麼關係?自然是有的,因為這能為更多香港人突破上述北京「權在我手」的公式,可以減少對香港政府的依賴,繞過香港政府建構自己的香港,而又完全政治正確,毋須捲入挑戰北京一類必被上崗上線的活動。那時候,政府再嘗試以一套房屋福利、或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荷蘭水蓋,令香港人唯命是從,那才顯得超現實。北京也會發現香港更多的價值,才可能思考以其他模式處理香港的可能。

「是時候找回自己」

問:你自己會如何面對「後佔領時代」的香港?

答:雖然總是有朋友叫我從政,但我「肯肯定」不會在香港政治有任何參與,因為由始至終不是那種人,既不能認同目前等待派位的那個遊戲,不相信加入現在的建制有任何改變,也接受不了抗爭者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理想的模式,那些約束,都會燃燒正常人的靈性。我確實相信努力弘揚香港的國際身分,開拓更多新一代香港人直接接觸國際視野的渠道,並嘗試把國際議題產業化,令虛擬的視野變得更入屋,這些都是有價值的,因為現在比任何時候,香港現在都更需要真正的國際視野,和行為。以往我們習慣用一個組織涵蓋所有想法,現在必須化整為零,和身旁不同朋友構想中的類似計劃,有好幾十個在不同階段出現,倒是令人鼓舞。我從小到大的路線圖,並非要怎樣出人頭地,而是滿足了社會的基本期望、也就是基本上沒有人質疑自己「唔夠勁」之後,就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香港人的成功,從來都是在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下重創奇蹟,同時繞過地雷,又不被任何理想與現實的框條窒礙。在之前十年,我很努力奮鬥去達到前期目標,我想,現在是時候找回自己了。

問﹕黎佩芬,星期日生活主編,過去在本刊策劃不少探討代際矛盾的系列文章,不害怕年輕人

答﹕沈旭暉Simon Shen,中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主任,《信報》主筆(國際)

星期日明報Sunday Mingpao

2014年11月27日星期四

蘇聯分離主義與中國的「拉鏈地方管治」

習近平的「不成為戈爾巴喬夫情結」,還顯示於蘇聯解體的另一教訓:各加盟共和國尾大不掉的民族主義。蘇聯末年最鬧獨立的,除了最高調的波羅的海三國,其實還包括蘇聯中樞的俄羅斯聯邦:早在八十年代,西方攝影隊訪問俄羅斯人的身份認同時,大部份青年就不愛自稱「蘇聯人」。新左派學者王紹光等,則時常提及另一個案例:南斯拉夫解體,提別強調加盟共和國給中央的稅收持續減少,離心大的並非後來爆發大戰的波斯尼亞,而是最繁榮富足的斯洛文尼亞。

中國政府立國以來,原已對地方主義高度警惕,蘇聯解體後,更進一步加緊防範:不止是新疆、西藏這樣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也不止是香港、澳門這樣的特別行政區,還包括對任何一個普通省市,都要防止地方主義抬頭。

這是因為從蘇聯、南斯拉夫的經驗可見,無論是多麼忠誠、多麼教條化的共產黨員,只要在自己的地方當官,就逃不掉地方主義情結;即使他們願意為了走向中央領導層而不斷往上爬,把地方利益擱在一旁,他們重用的地方幹部,也會建立起自己的派系;地方的親朋,也會變成既得利益集團。

中共立國時,就明白到各地的「土共」,都有可能成為「黨內本土派」,都不能做大,開國初年清洗的古大存、馮白駒、高崗等,都是犯了「地方主義」。這憂慮在蘇聯解體後,又得到強化:例如香港回歸後,相對於「新愛國陣營」,傳統紮根本地的「土共」反而相對敢言、也相對不獲信任,即可見一斑。

因此,中國官場的不成文規定,近年越來越常態化:來自自己地方的人很少做地方一把手,以免滋生本土主義;即使用地方人做首長,也必定派外省人做「副手」制衡。為了反制衡,一把手又派人制衡副手當「副手助理」;副手又派人再落一格「輔助」,繼續制衡。這樣環環相扣,就像一條拉鏈,一格一格的連下去,當中有地方的人,也有外省人,確保了總體只向國家利益服務。而對組成拉鏈的本地人來說,這制度也確保了他們有往外晉升和流動的機會,倒也解決了部份上向流動的問題。

問題是,在習近平時代,高度自治的特區,卻成了「拉鏈地方政治」的盲點。因為基本法規定的自治,畢竟是以本地人為主,而本地人外派往其他地方解決流動問題,目前也不可能。邏輯上,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在本地人成為「拉鏈」的一格前,先完成「基本設定」,儘量通過留學、工作等,享有和中央一致的思維模式,那日後外派也好、內派也好,都有了充實的基礎。鑒古知今也好、借外知今也好,反正不少中國官場中人,就是按類似「國際戰略高度」思考「地方主義」問題的。至於我們認不認同,於其而言,其實也不太重要了。

2014年11月26日星期三

由普京到習近平—反貪腐與民族主義互動

日前談及當代中國外交的「戈爾巴喬夫情結」,領導人都以「不要成為戈爾巴喬夫」自勉,而蘇聯解體的另一主因,就是執政集團出現的結構性貪腐。戈爾巴喬夫反貪腐不力,反而讓改革開放暴露了問題,這令中國深深警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警告,貪腐問題處理不好,足以「亡黨亡國」,並非純粹套話或危言聳聽,除了以史為鑑,同時也是以蘇聯為殷鑑。

習近平上台後,涉及反貪腐的高層官員極多,由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等「大老虎」,到地方層面的各省市一把手,都成了整肅對象。本來,這並非中國外交的涵蓋範圍,也與本欄無關,問題是反貪腐與民族主義,卻隱隱然聯上關係,這令「外國勢力」也受到影響。

取悅群眾 展現魄力

由於中國官員的貪腐過程中,不少涉及海外洗錢活動,習近平加緊打擊家屬在海外的所謂「裸官」,對他們出國加強監管,並要求不少高幹家屬遷回中國。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單是廣東一地在今年,就「查出二千一百九十名『裸官』,並對八百六十六名幹部作出了崗位調整的處理,此外有二百八十多名『裸官』的家屬被遷回來」。

打擊到海外洗錢的「裸官」,既希望從體制上杜絕一些貪腐行為,也呼應了民間討厭「口說愛國、行動賣國」的「裸官」的民族主義情緒,既為整場整風爭取到一定民意支持,也對愛國定下更高的標準。無論這標準有多崇高或虛偽,客觀事實是,這對中國流向海外的非法資金,是有一定影響。

另一例子是習近平反貪腐期間,同時也高調推行「反壟斷」運動,打擊有能力哄抬價格的大型企業。這原來與「愛國」也沒有直接關係,發改委自然強調一視同仁,問題是被整頓的企業不少是大型外資,例如微軟、奔馳等,令西方媒體懷疑這是否針對外資而行。雖然外資的壟斷式盈利不能直接歸類為貪腐,但在不少民眾眼中,其效果都是本國人民利益受損,所以也難免把二者掛鈎,故此在群眾角度,也能釋放一些經濟民族主義感情。更有評論員認為是反貪腐力度過大,需要借助「反外商」的民族主義來支撐。

須知把反貪腐與針對外力的民族主義整合為同一場群眾運動,並非習近平所首創。中共建國初年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等),就與「抗美援朝」同步進行,也許在習近平看來,這正是蘇聯解體前缺乏的魄力。而在繼承蘇聯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是通過反寡頭壟斷、發揚愛國主義來重新集權,那些寡頭財閥,更成為群眾眼中出賣國家利益的象徵。

因此,中國政府運用毛澤東「矛盾論」、「群眾路線論」弘揚民族主義的手法,於「大肅貪」時代,在明言推崇群眾運動的習近平身上,似乎只會陸續有來。

2014年11月25日星期二

「中國國際責任觀」—— 由伊拉克到伊波拉

近年中國外交予人愈來愈強勢的感覺,與此同時,「中國責任論」也在同步崛起。這趨勢可追溯至十年前的伊拉克戰爭前後,中國開始改變在聯合國安理會投棄權票的習慣,動作變得積極而有主見,並接受了以「國際民主」為前提干涉內政的事實,筆者從前的文章曾有不少介紹。

這方針在習近平時代亦得以貫徹,而且似乎將發揚光大,不妨同樣以伊拉克為例。今年八月,美國空襲佔據伊拉克與敍利亞部分土地的激進伊斯蘭武裝分子伊斯蘭國(IS),中國外交部第一天就表態「有限度支持」,反而不少西方國家顯得躊躇。中國外交部的說法是,「支持」美國空襲伊拉克,其實是支持伊拉克維護獨立、主權完整的行為,暗示只要有伊拉克政府的「授權」,美國的行為便不是「干涉別國內政」。

不過,無論官方如何理順,這與早年中國對「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演繹,是明顯有了差異。畢竟,美國一些有爭議的出兵也是名義上「被邀請」,包括應南越、南韓邀請防衞領土對抗中國支持的北越、北韓。雖然這次由「主權國家授權」比「國際民主授權」更無爭議,但亦容易被應用在烏克蘭等爭議案例,顯示中國對在國際社會的「民主機制」採取積極姿態,已不再投鼠忌器。

主動出擊 爭話語權

與此同時,現在中國正式把擔任「盡責任大國」作為國際理念掛在口邊,比起胡錦濤時代,亦以借用西方話語的方式,多談了「國際道義」,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國家,更重拾了一些毛澤東時代的「道義援交」色彩。

例如利比里亞、塞拉利昂等西非國家爆發伊波拉疫症後,中國主動提供醫療物資及專家,新華社認為是貫徹了習近平提出的「『真、實、親、誠』對非合作四字箴言」,屬於「堅持正確義利觀,有原則、講情誼、講道義」的風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永蓬等在同一報道自然附和,認為「中國對西非國家的援助,有的放矢,周全細緻,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新興大國的風範」。這樣一來,就是公然把當「負責任大國」列為習近平外交要點,而且也符合了一些非洲學者的期望。

回想SARS 危機爆發期間,中國官方表現初時進退失據,後來雖然大刀闊斧整頓人事,但依然屬於被動回應其國際責任。習近平則要顯得不同,要主動宣傳中國的「負責任」行為,而且還主動在國際社會打「責任」輿論戰,以免如何才算是「負責任」的話語權被西方完全壟斷。

直接批評美國方面「不負責任」的論調,從前只曾通過新華社發表,例如於二○一一年的債務危機;或者通過社科院的一類學者,例如於二○一三年的財政懸崖危機。然而,形勢發展下去,中國最高領導人直接與美國領袖爭奪「責任」的定義,就能夠指日可待了。

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

從國際關係看香港電視事件

上周王維基先生的香港電視終於正式開台,這原屬本地事務,與國際版理應毫無關係。不過,過去一年,不時有親政府媒體傳出,港視不獲發放免費電視牌照,是因為涉及「外國勢力」,雖然當事人多番否認,但相信的群眾依然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港視能開台,因為王維基收購了中國移動香港旗下的流動電視牌照,反映他依然能在國內做生意,似令「外國勢力說」不攻自破,更多人相信「一男子因素」才是關鍵。與此同時,親北京媒體雖然曾同情港視,不久卻統一口徑,支持港府決定,為「外國勢力論」間接背書,而它們非「一男子」所能直接影響的。

凡此種種,我們應如何通過國際關係解讀?

邏輯上,假如上述資訊全部屬實,可能性只有一個。

商人「愛國」 看「抵押品」

今天,中國政府高度關注國家安全,對蘇聯解體的教訓深深警惕,認為意識形態不能鬆懈,必須防範西方借助輿論瓦解國家,並以同一「戰略高度」研判香港媒體,這些都是眾所周知。「一國兩制」的精神,根據北京演繹,就是涉及「國家安全」的都屬於「一國」範疇。按此推論,免費電視牌照假如落入「外國勢力」手中,也可以算是「國家」層面的事件,縱使香港市民一般不作如是觀。

雖然王維基身為浙江省前任政協,與中央政府關係並不差,也沒有證據證明他與任何外國勢力、乃至黎智英先生交往密切,但在「國家利益」層面研判一個商人是否愛國,從來並非看言論,而是看投資行為。假如商人有大量投資在國內,生意成敗全繫內地關係,這人自然不可能不愛國,這是「抵押品」邏輯,也是國際關係的潛規則:以新加坡的淡馬錫基金為例,和美國的業務往來,某程度上,也是新加坡的「抵押品」。

因此,當沒有太多業務在國內的商人,得到一個免費輿論平台,無論他本人傾向如何,根據北京理解的國際關係,本身就是一個危險訊號。因為電視這類業務畢竟風險不少,要是像亞洲電視那樣持續虧損,乃至要尋求放盤,一個沒有抵押品在內地的商人,就可以考慮售予任何買家。假如有「外國勢力」乘虛而入,就可以不通過官方的牌照審理機制,而得到影響社會輿論的平台。但假如牌照持有人和內地業務密不可分,即使要轉手,也不可能不找其他紅頂商人。

結果,當港視購入中移動的流動電視牌照,也就是業務和內地產生直接互動的開端。假如這類關係持續深化,反而符合國家安全的潛規則:一來若真的出現危機,中國政府有無數方式直接解決;二來連帶抵押品問題,也能開始理順。

當然,這並非筆者個人觀點,純粹只是根據國際關係理論框架做出的演繹,而理論與現實自然永遠有距離,聊作參考就是了。

2014年11月21日星期五

中國外交的「國際制度時代」

在APEC峰會,中國成功開啟APEC自貿區的前期工程,又宣布成立絲路基金,不少評論認為這類姿態可能只是大白象工程,其實卻是習近平時代中國外交的全新戰略,因為他正努力在國際政治經濟、金融層面,同步建立新制度,這是以往重視雙邊關係的領袖鮮有高調進行的大動作。所以說,這些框架不過是中國外交「國際制度時代」一籃子物件之一二而已。例如2013年,在中國為主要成員之一的「金磚五國」峰會,五國領袖宣布同意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中國上海為總部,並於一年後的《福塔萊薩宣言》(Fortaleza Declaration )正式宣布銀行成立,由五國平均攤分啟動基金。但中國的實質參與要多於平均值,因為中國同時在框架內提議設立「應急儲備基金」,這部分的1000億美元當中,中國獨自承擔410億美元,比例幾乎達一半,從中可見其國力與影響力,或起碼在這類組織擔當重要角色。

成立銀行自然有各式各樣的官方理由,但抗衡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扭轉南北差距,乃至要挑戰整個美元霸權,無疑是毋須言明的主軸之一,就像這次以APEC自貿區抗衡美國主導的TPP,也是心照不宣的目的。此等行徑的即時效果不會很大,長遠效果則極難客觀評估,但其大動作已引起美國高度關注,也呼應了國內近年極流行的「貨幣戰爭」理論,故在中國財金界廣受注視。

謀先發制人 改戰略布局

另一類似建議也是催生在習近平上台後不久的2013年10月,他在訪問印尼雅加達期間,提出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A),官方職能是協助促進亞洲區域整合,應付共同金融挑戰。但實質影響,很可能是作為美國、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替代品,可算是中國崛起後,在亞洲經濟體系另起爐灶之作。而美國有見東盟國家積極響應,也提高了警覺,例如向南韓施壓以免其加入,這更可見此銀行的政治本質。

這類機制要是持續出現,而都涉及中國的角色,整個戰後美國建立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乃至更宏觀的國際經濟秩序,可能逐漸面對根本挑戰。此外,習近平政府還通過表面上香港註冊、資金相信來自中國內地的「香港尼加拉瓜運河開發投資有限公司」,擬在中美洲尼加拉瓜興建第二條運河,以平衡巴拿馬運河的戰略重要性;又回應南美諸國建議,積極參與興建南美跨洲鐵路;以及還未算策劃已久、尚未正式落實參與的泰國克拉運河…… 這些,全都是規模極大、謀求根本改變國際戰略與經貿形勢的大布局,甚或可看作一場豪賭。

可見與伊拉克戰爭時的美國相比,目前中國的外交策略,同樣像是講求「先發制人」的一方,而美國卻變成了要被「制」的一方。

2014年11月20日星期四

「中國模式」不能輸出但能借鑑?

「中國模式」作為與「中國夢」、「中國價值觀」等經常同台出現的名詞,當然也不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發明。

早在江澤民時代,「中國模式」之辯已鬧得沸沸揚揚,其源頭甚至同樣不是中國原創,卻又是來自美國,這可追溯至美國《時代雜誌》編輯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演繹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的「北京共識」,其後才被中國的學者與官方媒體深化為中國模式,但有關名詞並無單一定義,內容也不無爭議。
概括而言,該模式可視為一切與華盛頓共識之對立,主張通過政府的威權管治規管市場,包括人口管制、外滙管制、政治宏觀調控等舉措,同時尊重資本主義市場運作,認為這比自由市場更符合效益。
外交趨積極 成仿效對象

雖然中國政府為擁有自身的模式自豪,但在胡錦濤時代,他多次言明中國不會輸出中國模式,因為「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發展的路」,國情都不同,以此消除西方對「中國威脅論」的憂慮。而且,正因為中國強調「中國國情論」,若承認其模式能輸出,不啻承認其國情亦非獨特,無異自打嘴巴。

不過,到了習近平時代,雖然所謂中國模式還是被堅持不能輸出,相信根據外交辭令,這條紅線也難能逾越,但客觀事實是,隨着中國的外交姿態愈趨積極,對外貿易與投資愈來愈多,不少第三世界國家開始主動仿效中國模式,去理順其各自的內部關係。若單單強調「不能輸出中國模式」,對中國外交並無好處,反正前朝建構「和平」形象的重要性,在習近平時代已有所下降。

結果,大家看到新的主導方針。2013 年,《新華日報》刊登了中國社科院徐崇溫的訪談,他特別引述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東亞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說:「『中國模式』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不是別國可以照抄照搬,可以照着來幹,這個國際意義表現在,中國成功的經驗向別國提供了思考的源泉」,所以中國模式也是歡迎別國借鑑的。

今年,《人民日報》更嘗試用辯證法論析中國模式與國際應用的問題,認為單單強調其「確定性」和「開放性」都失諸片面,因為兩者是並存的,結論和上文一樣,中國模式雖然無法模仿和複製,但可以借鑑。

那具體怎樣借鑑呢?《人民日報》是這樣說:「『中國模式』蘊涵的發展哲學和改革方法論,比如一切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發展是硬道理』,『摸着石頭過河』,堅持發展速度、改革力度與社會可承受程度相統一,循序漸進改革,加強頂層設計,獨立自主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等等,無疑具有普遍意義和世界價值。事實上,『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也早已為各國有識之士所重視。」

有了這樣的自信、詳細的清單,借鑑與輸出,不過是一線之差罷了。那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外交被視為更積極進取,就不足為奇。

2014年11月19日星期三

「中國夢」之烈士重構

習近平上台後推動「中國夢」,其中一個指標是不要變成戈爾巴喬夫,所以對蘇聯解體的教訓十分重視。不少中國學者認為,戈爾巴喬夫對蘇聯解體的其中一個責任,在於未能推動中央層面的愛國主義,以致被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取而代之。

為針對這危機,習近平在國際社會表現自信之餘,對「烈士文化」也頗為重視。但他並非要樹立新的烈士讓國人歌頌,而是希望從家喻戶曉的舊烈士、舊風俗當中,重新賦予其「愛國」意涵,目的是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夢」和民族主義的「夢」合二為一。因為他清楚明白到,要是兩者割裂,一個「大漢族沙文主義」強大的中國,也有可能忽然離中國共產黨而去,就像俄羅斯民族主義強大後的蘇聯一樣。

保毛時代道統 揚民族主義

習近平除了刻意強調其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革命聖地」延安「插隊」的苦痛經歷,反過來將之化成榮耀,以聯繫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資本,他對毛澤東時代的共產英雄們,依然情有獨鍾,因為能從中看出其在當代社會的剩餘價值。例如在2013年,他在「兩會」指示:「雷鋒、郭明義、羅陽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愛的胸懷、忘我的精神、進取的銳氣,正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最好寫照,他們都是我們『民族的脊梁』。要充分發揮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樣作用,大力激發社會正能量,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如此刻意循環再用這些名字,也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罕見的,何況雷鋒從前被宣傳的只是其對黨的忠誠、工人郭明義在2012年被授予「當代雷鋒」稱號也是基於其同一精神,與工程師羅陽在中國首架航空母艦遼寧號上心臟病突發逝世的民族含義,原不被相提並論。如此聯繫,更見習近平不希望拋棄毛澤東時代的道統,其弘揚民族主義的同時,處處提醒國人,愛國與社會主義理想並無衝突,反而應該互為表裏。

今年8月,中國政府更通過把每年9月30日定為「烈士紀念日」,其把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掛鈎的動機,更是躍然紙上 ─「為了弘揚烈士精神,緬懷烈士功績,培養公民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激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
此外,習近平亦提升了出席9月3日「抗日戰爭勝利日」的規格,在非「逢五逢十」的69周年紀念,也率領政治局全體七常委出席,連原來鮮見這類民族主義儀式的香港,也在本年宣布設定同一天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日」,加上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都傳遞了同一政治、外交訊息。

相較之下, 在蘇聯解體之時, 已沒有多少俄國人在乎莫羅佐夫(PavlikMorozov,1918—1932年)一類官方烈士了。問題是,究竟這類烈士重構運動,在民間會有多大迴響?閣下說呢?

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

「中國夢」與「美國夢」之競爭

APEC 與G20 峰會,都被喻為中美角力的場所,但其實兩國的較勁,除了在國際舞台你來我往,還在於價值觀的弘揚。近年中國提出了「中國價值觀」及「中國責任論」,還有「中國夢」這口號,就是希望與「美國夢」比併。那究竟成效如何?

追本溯源,大家應理解「中國夢」這一詞彙不像「三個代表論」、「科學發展觀」等,較沒有共產八股的味道,反而有西方風格,因為其起源確實與美國息息相關。連新華社也承認,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乃啟發習近平推廣「中國夢」的源頭之一。而習近平早於1985年就曾訪美,並於民居借宿,這事他常常掛在口邊,也令其對「美國夢」的掌握,起碼在經歷上,有了其他中國領導人難望其項背的發言權。

價值觀比併 集體對個人

關於「中國夢」,《人民日報》曾提出其「三大動力源」,其中「經濟騰飛、生活改善、物質進步、環境提升」等,其實是典型資本主義的夢,昔日美國通過重商主義得以落實,今天中國也幾乎一模一樣。另一動力的「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教育進步、科技創新」等,則顯示了中國希望使用同一批普世語言,而毋須走美國的一套。故此,「中國夢」的全名,其實應該是「中國的美國夢」,其真正目標則是要蓋過「美國夢」。有關「中國夢」如何能與「美國夢」較量,「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特別刊登了一篇旅居新加坡的中國學者石毓智的文章,題為《「中國夢」區別於「美國夢」的七大特徵》,雖然沒有明言代表官方立場,但明顯得到官方欣賞,故此也值得大家參考。

根據其說法,「中國夢」因為以下七個原因,在方方面面都勝過「美國夢」,並作出這些頗刻意、過分簡化的二元對立。
一、中國夢是國家的富強,美國夢是個人的富裕。
二、中國夢的目的是民族振興,美國夢的目的是個人成功。
三、中國夢必須由中國人本身來實現,美國夢可以利用其他國家的人才資源達到。
四、中國夢是群體的和諧幸福,美國夢是個人的自由和快樂。
五、中國夢具有縱深的歷史感,美國夢只有現實的體驗。
六、中國夢依賴群策群力,美國夢靠的是個性張揚。
七、中國夢是為了民族光榮,美國夢是為了個人榮耀。

這樣的分析,自然有強烈文宣斧鑿痕迹,相信連習近平本人,心底裏也不會句句當真。但起碼大家可從中看到針鋒相對的意味,特別是強調集體主義相對於個人主義,作為中美之根本差異,也是「中國價值觀」的重要內容。

問題是這裏的第三點「中國夢必須由中國人本身來實現」,其實局限了「中國夢」的影響範圍,相信並非官方長期所想,因為在堅持「中國模式」不能「輸出」的前提下,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政府正不斷「微調」其底線,希望其他國家「參考」其模式的意欲,起碼比胡錦濤時代,溢於言表。

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美國對港政策的「雙軌潛規則」

美國國會的跨黨派「中國問題委員會」日前提出《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建議修訂《美國 —— 香港政策法》(即《香港關係法》),研判香港的「高度自治」落實情況,支持香港以普選方式「自由選出行政長官」,並將於下周舉行聽證會討論詳情。

這次值得注意的有兩點。首先,法案在奧巴馬與習近平會面後提出,而奧巴馬再三表示,美國與香港的雨傘運動沒有關係。此外,法案比同一委員會月前的用詞,更難為北京接受。之前雖說支持香港落實普選,但強調「在基本法框架下」,而北京也是這樣說,現在卻表明要「自由選出行政長官」,也就是不容篩選,卻沒有再提基本法,這基本上與香港泛民陣營口號一致。

內政角力 姿態居多

這是否代表美國對港政策會大變?自然不是。香港回歸前,《香港關係法》本來就是國會議員的構想,目的是多一個平台參與對華外交、制衡總統,多於對香港的直接關心。而《香港關係法》報告在回歸後十年不再提交,雖說是法案規定,但也反映這不是美國國會議員在乎的平台。

然而,雨傘運動發生後,因首天的催淚彈之故,得到美國媒體高度同情與支持,《香港關係法》忽然變得奇貨可居,而美國議員這時候提出更新,更多是為了內政角力。須知中期選舉後,兩黨重量級議員都有意挑戰奧巴馬權威,「香港問題」恰恰成為兩黨的少數共識。

這樣的情況並不新鮮,美國政府的對港政策,從來都四平八穩,就算是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說了一次支持「香港真普選」,在中國外交部批評後,也不敢再用「真普選」一詞。

奧巴馬不希望在香港問題上與北京角力,因為真正的戰場在TPP及APEC自貿區等大舞台,假如北京以「美國介入香港內政」與華府在這些議題討價還價,不划算的反而是美國。國會議員卻沒有這樣的包袱,即使法案引來北京強烈反彈,對他們的選民而言,反而是加分。若果這讓奧巴馬不得不調整對華政策,更是他們在奧巴馬最後兩年任期內,爭取外交主導權的一大勝利。

可預計的是,如果香港這波運動最終和平落幕,法案只會是一個姿態,因為要是美國採取實質制裁,或令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損,這必會引起美國商界反彈,議員是不會硬來的。即使重新每年提交《香港關係法》報告,也只會變成北京每年行禮如儀的官方批評,因為對國會與白宮之間的微妙關係,中國外交部也知之甚詳。

不過,一旦香港出現不符比例的武力清場,乃至出現傷亡,有了美國國會的高姿態表述,就難免假戲真做,後遺症可大可小,對港人要爭取的也可能有反效果。對港人來說,無論是中美角力也好、美國內部政治角力也好,其實都沒有條件參與,而內部問題國際化的危險,亦全在於此。

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

了解國際關係本質— 那些選新加坡的國際學者

近日,香港行政長官談及讓學生了解國際關係的本質,令人鼓舞。然而,國際學者會選擇香港嗎?這卻是另一個問題。近年,筆者不時到新加坡院校交流,似乎不少行家雖然曾獲香港院校的聘書,但最後選擇了獅城,與二十年前的趨勢剛好相反。這是什麼原因?

首先,新加坡是國際學者能容易融入的國際都會,學校教學語言必然是英語,絕不會有其他學生高呼「為什麼不講普通話」,也不會有海外學生因為太多本土語言授課而沒有選擇。這環境無論是對營商還是生活、研究還是教育,都先天與國際接軌。新加坡雖然以華人為主,但堅持是「說英語的華人社會」,也堅持維持三成非華人公民,這樣的國際氛圍,恐怕是香港永遠難及的。

尊重人才 發揮所長

此外,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需要大量研究國際局勢,關注點是全方位的。由於地理位置,令新加坡要兼顧不同地緣政治,重點包括東盟、中國、美國、伊斯蘭世界及印度次大陸,有不少研究中心與專才負責這五大板塊,不像香港只看重與中國內地整合。

在技術層面,財經、能源、商貿、賭博及物流一類產業,當地都有專門研究所,專才也可選擇軍事或航天科技等行業,不像香港有這些天分的學生只能出國。當這些領域成了氣候,世界學者自然經常造訪,慢慢形成一個天然交流中心。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樞紐就是這樣建立的。

結果,即使在生活層面,中華、西方、東南亞、伊斯蘭與印度這五大文明,都有不少配套設施在新加坡存在,不同背景的專家都會找到本身圈子,同時也能輕易進行跨文化交流。一個印度專家在香港容易適應,還是在新加坡容易適應,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對國際人才而言,新加坡入籍政策雖然近年已收緊,但還是十分歡迎的。他們有時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質素與生活環境,或讓子女生活在「天然東西文化交流社會」而選擇新加坡。雖然有些兒子會因為逃避兵役而離開,但整體而言,成為新加坡公民享有的福利,例如房屋政策,即使對西方人來說,也有一定吸引力。但他們即使留在香港落地生根,也鮮有政策優惠。

況且,新加坡基本上尊重精英及知識,也認同國際化,國際精英來到不會感到不受歡迎,更不會受到民族主義者挑釁。住在新加坡的國際精英都明白,當地政府不太希望評論本國政治,但基本上言責自負,起碼不會無中生有,海外留學生不會被當作「外國特務」處理。但在香港,在「外國勢力論」盛行的今天,外國精英要承受的風險遠較從前增加,僑民流傳的資訊也愈來愈不正面。這樣的趨勢一旦持續下去,香港要吸引國際人才只會愈來愈難。再過五十年,又會怎樣呢?

2014年11月13日星期四

香港接受「新加坡民主」嗎?

本欄先後介紹過「北韓民主」、「伊朗民主」、「俄羅斯民主」,不過不少港人最感興趣的,還是「新加坡民主」。

以往不少人提起新加坡,都得到這樣的即時回應:「那不是更不民主嗎?」但客觀現實是,數十年來,新加坡選舉不但早就落實了一人一票,而且沒有任何篩選機制。新加坡國會採用一院制,基本上由直選產生(87席),其他是9名委任議員,和來自在野黨的非選區議員,以確保議會最少有9名在野黨議員(例如假如有6名在野黨議員在直選當選,非選區在野黨議員則有3人;假如9人或以上當選,則為0人)。新加坡總理由國會多數黨產生,故亦可說是民選代表。

當然,新加坡立國以來,都是由人民行動黨執政,因此才需要在議會「保護」反對派;以往各界對政府「宏觀調控」選舉的批評,亦一直存在。最常見的論調,例如說政府亂劃選區讓執政黨容易當選(gerrymandering)、媒體不宣傳在野黨政綱、執政黨候選人得到大量政府資源令競爭變得困難、公民社會活動被打壓、政府以法律手段對付異己等,這些都曾被不少學者提及。而議席和民意之間,亦確有落差:在上屆大選,選情已是空前激烈,執政黨只得到60.14%選票,卻囊括87個直選議席當中的81席。

然而,批評歸批評,但上述情況,已越來越難出現。理論上,只要新加坡人選出反對黨,確是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執政黨的,這絕非北韓、伊朗所能做到。而且在互聯網時代,以往威權政府使用的手段,已越來越不奏效,反而容易有反效果,相信未來更不可能使用。新加坡政府控告異見人士誹謗的案例依然存在,但政府官員被控誹謗的案例同樣存在,始終證據為本,不能說不是法治社會。再說,選區劃界有利執政黨一類行為,基本上哪裏都出現,美國的狀況也很誇張。不少西方國家不願意承認新加坡是「真民主」,但對不少新加坡人而言,這只是西方的偏見,相信他們的國家比上不足,比下絕對有餘,而且在其他方面更為優勝。

那麼民主除了一人一票、無篩選,還有沒有其他條件?當然有,而如何回應這問題,涉及我們對民主的根本認知,因為「民主化」理論,原來就包含一籃子因素,可惜這些元素,近年在香港的民主化論述已鮮有觸及。此所以即使有了「一人一票」、「無篩選」,成功和失敗的各國案例同樣地多。有趣的是,不少香港朋友提起「民主」,就只有最表層的討論,和以上兩大定義,然而「新加坡民主」雖然符合其對「真普選」的認知,卻一直不願意視新加坡為民主國家。然則「新加坡模式」,又能否為港人接受?這些悖論,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新加坡,都值得深思。

新加坡會「變天」嗎?

雖然「新加坡民主」比不少港人意想中的成熟,但至於怎樣才是「有效」的民主,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假如民主只有一人一票、無篩選兩大準則,但選舉過後朝野互不合作,少數人利益被犧牲,多數派則無視民意,以致社會分裂,這樣的「民主」,無疑是低效的,也是不成熟的。

「新加坡民主」自然有諸般問題,但並不能視為裝飾,因為它是具競爭性的。有趣的是,上屆大選取得佳績的反對黨不但沒有冒進,反而多次「謙稱」未就緒當執政黨,認為人民行動黨做得不錯,說現在不是變天的時候。這是因為新加坡選民十分務實,一方面希望穩定(在東南亞,相比於那些有民主政體但百病叢生的鄰國,「穩定」是新加坡一大賣點),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聆聽民意,所以一些溫和派投票給反對黨的前提,有時卻是「他們不能變天,但要有能力給予政府壓力」。政府明白了這樣的訊息,回應民意也頗為迅速,因為始終是一黨獨大,只要決定了,政策可以變得很快。例如上次選舉對新移民顯示的不滿,就立刻反映在新政上,移民政策幾乎是霎時間收緊。

有了上述政府和反對黨的互動,雖然和西方同類互動不同,新加坡人卻越來越放心,因為他們知道,假如反對黨有一天能上台,前提就是它們和人民行動黨的「穩定基因」基本上已沒有分別。以往全國精英都加入人民行動黨,在野黨人才缺乏,要麼偏激、要麼水平有限;但現在在野黨精英不少,基本上都是按類似邏輯思考,雖然會就不同政策有不同宣示,但對新加坡立國精神和理念,包括要維持高效率政府,是沒有大分歧的。

說了這麼多,我們不得不重溫新加坡的立國思想。李光耀至今認為,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小國得以存在,本來就不是天然結果、或純民選結果,假如沒有威權領導,新加坡早就赤化、或馬來化。那為甚麼今天的新加坡選舉逐漸具高度競爭性,而能避免內耗?相信一大原因,是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終於成型,而他們的「篩選」在新移民入籍那一刻,不具備同一認同人,現在是很難加入新加坡籍的。

當主流新加坡人都應接受國家的主體民族(華人)、認同國家作為多民族國家(保持約三成的非華人比例)、肯定主體政治經濟文化(英式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也知道誰是最重要的國際勢力保護傘(美國戰略保護,加上中國經濟保護,雙方都不能開罪),確立了上述核心議題,選民怎麼選,就都在國家共識範圍之內了。此所以雖然新加坡同樣面對世代交替問題,執政黨也要在「後李光耀時代」生存,但民主化的前景,還是有一定保證。主權國家和中國特區的差異,就在於此。

2014年11月11日星期二

香港、台灣@APEC身份之謎

北京正主辦APEC領袖年會,但不少香港朋友對APEC的編制不太了解,以致產生了不少混淆,常見問題包括「香港在APEC是否和中國平起平坐」、「香港不能主辦APEC是否被刻意打壓」等。為此,本欄希望釐清一些概念。

世上的國際組織有些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例如聯合國;有些無須,例如APEC、國際足協、國際奧委會等。APEC成員的身份是「經濟體」,正如世貿成員的身份是「關稅體」、奧委會成員的身份是「體育體」,都不是以國家為單位。所以在APEC,「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台北」、「中國香港」都是獨立經濟體,表面身份是一樣的。

然而,當中港台在1991年加入APEC時,當時並未出現APEC領袖年會,只有經濟、外交部長級會議。在北京堅持下,為免出現「外交混淆」,各方簽訂了備忘錄,規定台、港不主辦會議,也不能派出外交或外事官員與會。換句話說,雖然中港台都是APEC成員,但備忘錄還是分辨了「主權國家成員」和「非主權國家成員」的差異;假如未來關島成為APEC成員(雖然美國已表態不贊成),大概也要簽訂類似備忘錄。再換言之,雖然APEC各成員輪流主辦領袖年會,香港是不能主辦的;原來中國安排香港主辦這屆APEC的經濟部長級會議,則不以香港的APEC成員身份為考慮,正如中國也安排澳門主辦APEC旅遊部長級會議,而澳門並非APEC成員一樣。

出現APEC領袖年會後,台灣通常由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長、或總統委派的代表出席,反而香港特首能和各國領袖一起,穿上民族服裝合照,令不少台灣官員又羨又妒。內地不少民族主義者對此也不以為然,經常上綱上線演繹,在此按下不表。

香港涉外事務在規格上的灰色地帶,其實尚有不少,假如一律以政治正確角度視之,可謂小辮子處處。特區政府的海外經濟商務辦事處如何運作,即為一例。據說香港回歸後,對外經貿辦原來只掛上香港區旗,而沒有掛中國國旗,這維持了一段時間,直到現在才兩旗齊掛。經貿辦的工作指引主要是宣傳一國兩制,近年也在北京要求下,多了宣傳一國。各國大多把香港經貿辦放在「各國外交代表」一類,給予相應外交特權,這會否在可見將來被檢視,尚未可知。

有趣的是,不少台灣官員根據其演繹的外交原則,並不承認台方沒有權力主辦APEC領袖年會。他們認為,1991年的備忘錄,並不涵蓋後來才出現的領袖峰會,而北京也曾透露一點彈性,表示要是沒有其他經濟體申請主辦、台方也遵守備忘錄原則、承諾不乘機廣邀各國代表搞外交行為,事情也不是非黑即白。問題是在現實政治,這樣的空間,只是北京預留給已高度融合的未來「中國台灣」領導人的,假如有那一天,誰主辦也就無所謂了。

2014年11月10日星期一

美國國會選舉對全球的影響

一位著名評論員曾打趣說,「美國總統應該由全球普選產生」,因為美國作為超級大國,一舉一動對全球都帶來影響。假如這說法成立,恐怕連美國議員也得全球普選產生,例如月初結束的國會選舉,就肯定對美國外交帶來不少改變。

理論上,美國總統的外交權限是相對較大的,雖然比不上法國總統,但起碼比英國首相能控制大局。不少學者相信,民主黨在國會選舉大敗後,兩院都由共和黨掌控,奧巴馬就只能在外交尋求突破,因為內政已不可為。這也許是事實,問題是,假如有議案得到參議院三分二通過,也就成為兩黨主流共識,總統也不能為所欲為;假如有國內重量級人物和總統爭奪外交話語權,也會減弱國務卿的權威。那麼,奧巴馬能突破的還有多少?

共和黨愛制裁 麥凱恩影響增

以奧巴馬的「重返亞太」計劃或「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為例,民主黨議員一直不太雀躍,但有了共和黨主導國會,反而容易通過更多相關法案。這固然是事實,但同時,共和黨一直批評,奧巴馬以犧牲國防開支為代價,來支持國內福利社會政策,共和黨一旦就TPP與總統全面合作,就很難不以軍費討價還價,因為這涉及下屆大選的議題設定。TPP明顯要孤立中國,但底線是避免直接挑釁,共和黨掌控的國會卻相對無此包袱。例如一旦香港佔中出現悲劇結局,國會就相對容易通過制裁議案,其時亞太形勢容易變得全方位緊張,正中北京強硬派下懷。

奧巴馬上台時受全球期望,還莫名其妙地獲諾貝爾和平獎,主因是他被認為和第三世界關係較好,有望修補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他原來的主要外交政績,包括和伊朗修好,局部解除對伊朗的制裁,換取伊朗凍結核計劃;也包括多次向以色列鷹派總理內塔尼亞胡施壓,令其未能持續空襲加沙。但這些有限的「成就」,也可能在國會選舉後化為烏有。共和黨控制參議院,加上民主黨內鷹派,已有超過三分二參議員希望擱置和伊朗破冰,而和內塔尼亞胡私人交好的共和黨員大舉回朝,這是以色列的好消息,卻是中東各國的噩夢。

共和黨議員是不容易撥出直接開支援助海外盟友的,卻更喜歡實施制裁。近年「共和黨世界觀」的主要內容,就是俄羅斯要重整霸權,所以美俄關係也可能愈趨緊張。俄羅斯在敍利亞戰爭扮演關鍵角色,但麥凱恩一類共和黨元老一直主張出兵敍利亞,清剿「伊斯蘭國」,即使不能成事,也會進一步給予俄羅斯口實。一旦成事,奧巴馬最後的外交政績—— 讓美軍離開中東,也會被推倒重來。他這八年,就彷彿白過。最後,麥凱恩未來兩年恐怕會成為共和黨的「在野國務卿」;打算競選下屆總統的希拉莉也可能以前國務卿身份,成為民主黨的「密室國務卿」。這情況下,要說奧巴馬能在外交有所表現,難以想像。

2014年11月7日星期五

摩納哥王妃與主權的故事

日前,本欄談及剛上映的電影《山本五十六》,有一幕講述這位日本海軍英雄笑說退休後的志願,就是「在蒙地卡羅賭場賺光賭客的錢」,據說他真的這樣表述過。說起來,近年也有關於摩納哥政治的電影《摩納哥王妃》(Grace of Monaco ),對大家研究小國寡民生態頗有啟發。

摩納哥地處法國南部,面積大約2平方公里,是梵蒂岡以外全球最小的主權國家,香港面積是其600倍。這樣的國家得以生存了800年,還要成為富國,一來有中世紀各大國勢力平衡之間緩衝的歷史原因,二來賭場的開發製造了穩定財富,三來避稅天堂身份令其成為全球另類經濟網絡的一員,才得以不斷延續奇蹟。

電影以嫁到摩納哥當王妃的荷里活影后嘉麗絲姬莉(Grace Kelly)為主角,劇情圍繞着今天鮮為人知的「摩納哥危機」。1962年,法國封鎖摩納哥,報復摩納哥大量收容逃稅的法國公民,聲稱如不就範就直接吞併。根據歷史,最後是摩納哥親王妥協,讓法國對摩納哥境內住不夠5年的法國公民,以及有四分一以上業務在境外進行的法國公司直接徵稅,令危機解除。

全球整合利小國生存

不過,根據該電影,則是影后王妃以她的魅力,舉辦了一場紅十字會籌款晚會,讓法國總統戴高樂與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同台出現,通過美國間接施壓讓法國妥協,這自然是劇情需要的人為加工。

不談歷史,單談現實,對法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維持摩納哥的主權,究竟有什麼好處?為什麼不像「中國賭場」澳門那樣實行「一國兩制」?這問題原來不容易解答,因為摩納哥獨特身份能給予法國的,無論獨立與否,都分別有限。但到了歐洲整合成型後,迷你小國的價值,卻有了新的空間。

當大家閱讀歐洲地圖,會發現尚未加入歐盟的國家,除了未能整合的塞爾維亞等國,就是那些微型國家,包括梵蒂岡、摩納哥、聖馬力諾、安道爾及列支敦士登等。她們並非與歐盟國家沒有合作,例如摩納哥就和法國簽訂關稅聯盟,因而使用法國貨幣(現在也就是歐羅)。可是,她們畢竟不直接屬於歐盟,一旦歐盟出現大型危機,理論上卻可獨善其身。當而,這些小國完全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即使歐盟解體,摩納哥也離不開法國。但反過來說,法國卻可以通過存續摩納哥,做一個不加入歐盟的無傷大雅實驗。

值得注意的是,摩納哥的主權原來頗為含糊,直到冷戰結束後的一九九三年,才在法國同意下加入聯合國,成為正式會員。原來摩納哥與法國簽訂條約,規定一旦沒有男性繼承人,國家就自動被法國合併,這條文也在2002年被修訂,法國容許摩納哥沒有繼承人後繼續生存。這些姿態,反映了微型國家在全球一體化的大環境下,反而有了生存空間。

今日歐洲對國界與主權的概念,一百年後又會否成為亞洲的楷模?

2014年11月5日星期三

《山本五十六》的平行時空

電影《山本五十六》上映,這位對香港新一代而言略為陌生的日本二戰海軍英雄,因為充滿宿命的經歷,此時此刻,卻意外地令不少香港觀眾產生共鳴。他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多次參與和西方的談判,本身是親美派,曾公開反對日本侵華,又反對德意日結成「軸心國」三國同盟,深知日本缺乏持久戰的經濟實力,最希望避免的就是和美國作戰,開戰後也主張以戰逼和。但歷史的發展,偏偏出現了一切他不希望出現的場景,而他卻要負責偷襲珍珠港,最後死在戰場。

電影最有趣的觀點,不是山本五十六本人的經歷,而是把日本的戰爭悲劇和「三國同盟」直接聯繫起來。今天事後孔明,實在難以想像為甚麼山本五十六的看法,在當時日本居然人人喊打,因為日本和納粹德國、意大利結盟,實在一點也不化算。今天我們習慣把三國當作二戰的「邪惡軸心」,彷彿「反派」走在一起天經地義,其實,那並不具備歷史必然性。

日本在二戰最缺乏的是資源,但對華戰爭變成消耗戰,不得不加速對東南亞的侵略,一切成了惡性循環。然而與德、意結盟,對這點毫無幫助,兩國沒有任何遠東殖民地可支援日本(除了意大利在天津有一片小租界),也沒有重要戰略物資可供遠東盟友使用。但締結了三國同盟,和美國對敵就變成了早晚問題,因為美國有眾多客觀原因,難以逃避捲入歐洲戰場。不過日本要是獨自在太平洋作戰,不偷襲珍珠港,美國是否願意傾全國之力兩面作戰,卻頗有疑問。

德國和日本結盟前,反而和中國國民政府關係密切,蔣介石的軍隊就是採用德式訓練,請了不少德國顧問,而希特拉對中國也不無好感,反而有點看不起日本。中日開戰後,德國曾嘗試調解,德國不少人對日本侵華十分反感,因為那會破壞他們正打入的潛在龐大市場。另一方面,日本崛起時,一直和英國結盟,山本五十六一類背景的軍人,都接受不了忽然和英美反目,改為和在遠東缺乏根基的德國友好。假如日本在成立滿洲國後不再侵華,和二戰交戰雙方都保持中立,不難完全消化中國東北,成為遠東霸權,戰後和美蘇三分天下。

山本的宿命,正是他的宏觀視野不能為同代人理解,當局者迷,決策日本外交的人都見樹不見林,民族主義的盲目,以及接受資訊的偏差,足以令一切清醒的計算被按下不表。說了這麼多,其實不止是說歷史,就是放諸今日身旁的局勢,能看見宏觀大局的人並不少,可惜在小算盤上過度理想、或過度現實的人,才是社會的主流。始終人的決策機制,只會根據已發生的事和個人經驗來判斷,雖然這些資訊的先天局限不言而喻,但人之不同機器,正在於此。山本的悲哀,何嘗不是我們的悲哀?

2014年11月4日星期二

經濟改善 折射金正恩地位穩

昨天談及何以不少北韓問題專家都不相信媒體對金正恩大權旁落的猜測,除了因為金正恩的人事布局日漸穩固,還基於他們對北韓經濟的觀察。

根據中國學者的資訊,雖然北韓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饑荒的記憶依然深入民心,但金正恩上台後,北韓經濟確實有所改善,一來是農業豐收,二來國內生產技術有一定提升,幾乎達到自給自足,令北韓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些許增長。他們也發現脫北者數目有下降迹象,而北韓那些特區雖未有成功的案例,但畢竟製造了先富起來的一群,有機會到北韓各地考察的研究員,發現那裏與外間想像的一窮二白有很大距離。

借助西方媒體 自信控制局面

過去,外間往往依靠脫北者資訊來觀察北韓,但這「方法論」正受到愈來愈多挑戰。例如一名在北韓住了七年的瑞士商人,就多次出面指證脫北者的種種誇張煽情分享,像駁斥「北韓河水四處有死屍」、「北韓殺死所有先天殘疾嬰兒」等傳言。

隨着外間進入北韓愈趨容易,不少國際非政府組織都正在北韓各地設立據點,當地的神秘面紗也逐步被揭開。無論是他們看不清真正的北韓也好,或者北韓沒有那麼邪惡也好,金正恩確是比父親更懂利用西方媒體,也反映了他控制局面的自信。

北韓人,特別是邊境那一群,其實接觸到不少外間資訊,並非遭絕對洗腦那樣一無所知。這群人受惠於「第二經濟」,有一定海外網絡,甚至能把資產存放在中國的銀行,只要被政權默許存在,就是既得利益者,接觸外間愈多,反而愈能扮演社會穩定器的角色。

面對這樣局面,北京似乎是擔心的。金正恩正在打「去中國影響牌」,反映他與西方直接對話的意欲頗高,而這類動作在北韓國內其實是受歡迎的。例如中朝鴨綠江大橋的正式通車,剛被平壤單方面叫停;中朝邊境也被北韓暫時單方面封閉,理由居然是為了伊波拉「防疫」。

與此同時,金正恩渴求與美國平起平坐溝通的訊息俯拾即是,除了會見美國民間代表及釋放在囚美國人等姿態,新任外長李洙墉參加聯合國大會時,甚至一度嘗試參加美國國務卿克里主持的會議(但不獲准)。只要金正恩達成外交突破,他的政績便有可能超越父親。

說到底,這一波懷疑金正恩大權旁落的新聞,不單來自西方媒體,部分也是中國互聯網加油添醋催生的,有了中國人的參與,又會反過來被西方引用。問題是中國對金正恩多麼不滿也好,目前是沒有可能切割關係的,只能把南韓拉過來,然後嘗試在南北韓之間扮演調解角色,就像美國在以巴衝突之間扮演調停角色一樣,雖不免有所偏袒,但起碼走到相對中立的位置。可以預計,未來關於北韓的小道消息更多會來自中方,而非西方,依靠那些訊息來研判北韓或失諸偏頗。

2014年11月3日星期一

金正恩與他的新貴們

不久前,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缺席公開露面一個月,惹來國際媒體廣泛猜測,甚或懷疑他已被權臣架空,成為傀儡,到復出之時,傳聞仍未平息。筆者剛到南韓參加統一部主辦的「北韓學年會」,來自南韓及世界各地的與會專家當中,卻幾乎無人相信金正恩大權旁落,有關觀點值得參考。

不少局外人認定金正恩撐不下去,源自他整肅姑丈兼顧命大臣張成澤,認定權力鬥爭會隨之而來。不過,研究北韓的專家對那個「顧命大臣制」卻有不同理解。他們認為,大臣接受遺命時,就知道他們唯一責任,便是樹立金正恩絕對權威,而不是像中國封建王朝顧命大臣那樣,真的要在幼主年幼時「輔政」。

換句話說,當那些大臣不知進退,即使金正恩不猜疑,其他小報告也會接踵而來,所以體制上,他們幾乎肯定迅速被削權,要麼像張成澤那樣被賜死,要麼像崔龍海那樣被調整職務,要麼像幾名老人那樣遭架空。某程度上,惟有通過這些行為,再提拔信任的人,金正恩的權力才會鞏固。故此,外間以為北韓權鬥腥風血雨,其實都是按照北韓「國情」的劇本進行,顧命大臣就是用來「立威」,黨內高層心照不宣。

提拔親信 鞏固權力

在金正恩親手提拔的新貴當中,有兩人最值得留意,上述專家認為他們的存在,足以讓金正恩長期不用親自出面,也能穩住局面。第一人是近月在國際外交界頗出風頭的北韓新任外長李洙墉。在北韓體制,外長原來不算在權力核心,因為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有掌管外務的書記,作為外長的上司;而前數任外長都被認為是榮譽職務,反而是副外長姜錫柱及金桂冠等,被認定是實權人物。

但李洙墉可能是例外,因為他是金正恩在瑞士讀書時的北韓駐日內瓦公使,也是金正恩留學時的正式監護人,甚至一度被西方媒體以為是金正恩的「父親」,二人的親密關係,可能更勝真正父子。李洙墉近年擔任張成澤副手,卻完全沒有被牽連,反而升官,而且出任外長後動作積極,數個月內就出訪中東、非洲、東亞、美國與俄羅斯,參與東盟地區論壇及聯合國大會等會議。此等積極性,是北韓過去十多年所未見。李洙墉難得能同時理順北韓外交與金正恩私務,這樣的角色,從前亦不常見。

另一名新貴正是取代崔龍海成為二號人物的黃秉誓,此人也是金正恩家族最信任的人之一,早在擔任一個小科長時,就成為金正恩母親的心腹,不久前取代崔龍海成為北韓人民軍政治局局長,也取代崔龍海「陪伴金正恩視察次數最多」的地位。

通過這些提拔,金正恩對北韓的控制不應有大問題,而黃秉誓到南韓參與亞運閉幕禮,不但不像外間想像那樣反映北韓「變天」,反而是金正恩派親信謀求外交突破的又一波行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