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分離主義與中國的「拉鏈地方管治」

習近平的「不成為戈爾巴喬夫情結」，還顯示於蘇聯解體的另一教訓：各加盟共和國尾大不掉的民族主義。蘇聯末年最鬧獨立的，除了最高調的波羅的海三國，其實還包括蘇聯中樞的俄羅斯聯邦：早在八十年代，西方攝影隊訪問俄羅斯人的身份認同時，大部份青年就不愛自稱「蘇聯人」。新左派學者王紹光等，則時常提及另一個案例：南斯拉夫解體，提別強調加盟共和國給中央的稅收持續減少，離心大的並非後來爆發大戰的波斯尼亞，而是最繁榮富足的斯洛文尼亞。

中國政府立國以來，原已對地方主義高度警惕，蘇聯解體後，更進一步加緊防範：不止是新疆、西藏這樣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也不止是香港、澳門這樣的特別行政區，還包括對任何一個普通省市，都要防止地方主義抬頭。

這是因為從蘇聯、南斯拉夫的經驗可見，無論是多麼忠誠、多麼教條化的共產黨員，只要在自己的地方當官，就逃不掉地方主義情結；即使他們願意為了走向中央領導層而不斷往上爬，把地方利益擱在一旁，他們重用的地方幹部，也會建立起自己的派系；地方的親朋，也會變成既得利益集團。

中共立國時，就明白到各地的「土共」，都有可能成為「黨內本土派」，都不能做大，開國初年清洗的古大存、馮白駒、高崗等，都是犯了「地方主義」。這憂慮在蘇聯解體後，又得到強化：例如香港回歸後，相對於「新愛國陣營」，傳統紮根本地的「土共」反而相對敢言、也相對不獲信任，即可見一斑。

因此，中國官場的不成文規定，近年越來越常態化：來自自己地方的人很少做地方一把手，以免滋生本土主義；即使用地方人做首長，也必定派外省人做「副手」制衡。為了反制衡，一把手又派人制衡副手當「副手助理」；副手又派人再落一格「輔助」，繼續制衡。這樣環環相扣，就像一條拉鏈，一格一格的連下去，當中有地方的人，也有外省人，確保了總體只向國家利益服務。而對組成拉鏈的本地人來說，這制度也確保了他們有往外晉升和流動的機會，倒也解決了部份上向流動的問題。

問題是，在習近平時代，高度自治的特區，卻成了「拉鏈地方政治」的盲點。因為基本法規定的自治，畢竟是以本地人為主，而本地人外派往其他地方解決流動問題，目前也不可能。邏輯上，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在本地人成為「拉鏈」的一格前，先完成「基本設定」，儘量通過留學、工作等，享有和中央一致的思維模式，那日後外派也好、內派也好，都有了充實的基礎。鑒古知今也好、借外知今也好，反正不少中國官場中人，就是按類似「國際戰略高度」思考「地方主義」問題的。至於我們認不認同，於其而言，其實也不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