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的「國際制度時代」

在APEC峰會，中國成功開啟APEC自貿區的前期工程，又宣布成立絲路基金，不少評論認為這類姿態可能只是大白象工程，其實卻是習近平時代中國外交的全新戰略，因為他正努力在國際政治經濟、金融層面，同步建立新制度，這是以往重視雙邊關係的領袖鮮有高調進行的大動作。所以說，這些框架不過是中國外交「國際制度時代」一籃子物件之一二而已。例如2013年，在中國為主要成員之一的「金磚五國」峰會，五國領袖宣布同意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中國上海為總部，並於一年後的《福塔萊薩宣言》（Fortaleza Declaration ）正式宣布銀行成立，由五國平均攤分啟動基金。但中國的實質參與要多於平均值，因為中國同時在框架內提議設立「應急儲備基金」，這部分的1000億美元當中，中國獨自承擔410億美元，比例幾乎達一半，從中可見其國力與影響力，或起碼在這類組織擔當重要角色。

成立銀行自然有各式各樣的官方理由，但抗衡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扭轉南北差距，乃至要挑戰整個美元霸權，無疑是毋須言明的主軸之一，就像這次以APEC自貿區抗衡美國主導的TPP，也是心照不宣的目的。此等行徑的即時效果不會很大，長遠效果則極難客觀評估，但其大動作已引起美國高度關注，也呼應了國內近年極流行的「貨幣戰爭」理論，故在中國財金界廣受注視。

謀先發制人 改戰略布局

另一類似建議也是催生在習近平上台後不久的2013年10月，他在訪問印尼雅加達期間，提出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A），官方職能是協助促進亞洲區域整合，應付共同金融挑戰。但實質影響，很可能是作為美國、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替代品，可算是中國崛起後，在亞洲經濟體系另起爐灶之作。而美國有見東盟國家積極響應，也提高了警覺，例如向南韓施壓以免其加入，這更可見此銀行的政治本質。

這類機制要是持續出現，而都涉及中國的角色，整個戰後美國建立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乃至更宏觀的國際經濟秩序，可能逐漸面對根本挑戰。此外，習近平政府還通過表面上香港註冊、資金相信來自中國內地的「香港尼加拉瓜運河開發投資有限公司」，擬在中美洲尼加拉瓜興建第二條運河，以平衡巴拿馬運河的戰略重要性；又回應南美諸國建議，積極參與興建南美跨洲鐵路；以及還未算策劃已久、尚未正式落實參與的泰國克拉運河…… 這些，全都是規模極大、謀求根本改變國際戰略與經貿形勢的大布局，甚或可看作一場豪賭。

可見與伊拉克戰爭時的美國相比，目前中國的外交策略，同樣像是講求「先發制人」的一方，而美國卻變成了要被「制」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