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2013年的數據，香港來往台北的航線成為世界最繁忙的國際航線，客運量達490萬，比第二位的都柏林至倫敦航線多出逾100萬。台灣不但是香港旅遊的熱門地點，亦因其地理位置、文化和社會發展程度與香港相近，因而成為香港人移民的熱門地點，2014港澳居民獲台灣居留許可的人數接近7500人。其中，除了各種政經因素外，香港人對台灣的風土人情，以及「小確幸」的生活模式也有所依戀。然而，我們對台灣的印象只是停留在幾天的旅程或是媒體的報道，但在台灣的生活又是如何呢？陳偉民自2012年移居台灣實現自己的夢想。現時，他在台灣尋找理想，並開設了Canopy Cafe & Lifestyle。在這4年間，他對當地的社會制度和文化都有所接觸，加上他30多年新聞媒體的工作經驗，相信他能讓我們從香港人的角度認識台灣的另一面。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 S）
受訪者：陳偉民（Raymond , R）居台港人
整理：李志鵬
S： 當初，你為何選擇到台灣生活？
R： 我希望實踐自己的夢想，感受和享受生活，而台灣的生活節奏和風土人情很適合實現這個夢想，因此選擇到台灣生活。當時，我常到台灣旅遊及工作，因而了解到台灣的一些優點，我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認為台灣人友善、簡單和隨和，而且生活節奏慢，很懂得享受生活，也是一個平和和舒服的地方。於是2012年便到台灣實現夢想。
S： 與香港相比，台灣有何優勢？
R： 台灣的風土人情和生活節奏都值得香港人羨慕和思考。台灣社會很重視人性化的考慮，城市的大街小巷都種滿樹，而且不是香港路邊的小樹，而是一些大榕樹。除了綠化工作外，台灣的街道寬闊，有足夠的空間讓人和單車行走，這都很顧及人的需要。相比於香港以發展作為硬道理的思考模式，台灣比較關注人的需要，這都是台灣社會的長處。
S： 當真正在台灣生活後，真實的台灣和想像中的台灣有沒有落差？
R： 在台灣生活一段時間後發現有頗大的落差。雖然很多人認為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但當在台灣生活和創業後，社會接觸面增加，因此對台灣人的價值觀和文化觀念等都有所感受。我們一直認為台灣有民主選舉和政黨輪替，這是香港人所羨慕的事情。但漸漸發現，台灣現有的社會體制和民主社會並不匹配，缺乏一套嚴謹的社會和法治制度配合，往往倚重人治。這和大陸不無二樣，都是講求關係和「踩線」。這的確令我吃驚，若沒有完整社會制度去牽制和平衡各方利益，這種選舉只會落入既得利益者的遊戲規則中。
台灣各地有里長，類似內地的街道委員會，卻成政黨在地區鞏固票源的樁腳。他們在選前舉辦活動，如送日用品等去籠絡民心，部分台灣人也因而支持里長所推薦的人選。民主選舉所產生的畸形社會，利益輸送在社會中由上到下，由左至右都存在，這種殘缺不全的民主制度對社會帶來各種的禍害。
S： 香港人印象中的台灣人很友善，這與事實是否相符？
R： 台灣是一個傳統封建的社會。國民黨當年將兩個最重要的法寶帶到台灣，分別是三民主義和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在台灣非常盛行，台灣的價值觀偏向保守、傳統，甚至迂腐，這因而在社會中產生了極之無聊的價值觀，足以影響對很多事情的操作。另外，我們一直認為台灣人情味很濃厚，但在台灣生活後，就會發現台灣人的友善只流於表面，這類似日本人，他們友善、有禮貌和樂於為人帶路，可是，這些東方色彩的禮數並非源自內心照顧別人的需要和感受。有些台灣人會站在路中心與人寒暄，阻礙了其他行人和車輛，但他們卻認為是人權。部分人講求自己的權利，但忽視了責任和義務。
S： 在台灣，香港人的生活圈子大嗎？
R： 近年，有不少香港人通過投資移民計劃移居台灣，港人圈子也愈來愈大，他們都擔心香港的情況，發現香港再不是他們所熟悉的香港。而台灣是一個比較接近香港的地方，移民門檻較低，經濟效益也較高。特區政府駐台經貿辦事處也常協助港人，可是台灣的體制有不少問題，他們在幫助香港人去追究或者了解一些問題時也面對不少困難。台灣的部分制度很混亂，人治色彩依然濃厚。各個部門對同一件事的說法都各有不同，也會留難外來人。在台港人也組織了商會和學生組織，也成立了香港人的興趣組織，足球在台灣不流行，香港人也在這裏成立球隊，香港人的群體不斷在壯大。
S： 一般台灣人對外來人有什麼想像？
R： 台灣人存有排外情緒，但這種排外情緒很奇怪，他們並非是歧視任何人。台灣社會處於一種傳統封建，同時，面對歷史、地理位置、大陸在國際社會的打壓，以及身份認同問題，加上社會和經濟發展不如其餘亞洲三小龍。這些都令台灣人缺乏安全感，因而令他們對外來事物很敏感。幸而，台灣農業發達，因此不愁衣食。
台灣社會有一股重視「着數」和小恩小惠的風氣，商人要把價錢壓到很低才能吸引人消費，這也造就台灣的生活成本較低。台灣近年流行「小日子」和「小確幸」這兩個生活概念，這都是源自日本，意思即人不需崇尚豪華生活，只要重視生活質素，即使不是名牌也可以令生活滿足。可是，台灣人認為凡是便宜的就是「小確幸」，即使吃一碗麵送一客化學雪糕也會令他們感到溫馨。而台灣人就認為這生活方式很隨意、舒服，且無壓力，但若外來者不融入台灣，以另一個概念經營生意，這對他們就產生無形壓力，認為生活概念受到挑戰，因此他們很抗拒外來資金和商業模式。
制度缺失 年輕人覺醒
S： 近年台灣年輕人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當中有哪些方面值得香港人留意？
R： 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很容易在網上分享資訊、價值和理念。台灣有百多所大學，新一代接受高等教育，出國交流也較容易。因此，台灣年輕人也開始反思台灣的社會問題和制度的缺失。這不單是大陸的打壓，或是某個政黨的表現不濟，而是整個社會制度的迂腐，選舉的缺失，社會的不振和人的不思進取。當有有類似太陽花運動的社會運動發生，他們便很積極參與。
S： 在年初的總統選舉後，台灣年輕人有重拾對未來的希望嗎？
R： 台灣的選舉發展到目前的地步，經歷了藍藍綠綠政權交替，年輕人發現社會不會因為純粹的藍綠變遷而有根本性的改變。今次選舉中，我身邊有不少年輕人都放棄投票給藍營或綠營，甚至寧願選擇宋楚瑜。他們認為藍綠也是一塌糊塗，既然沒有選擇，他們會支持時代力量和一個給鍥而不捨的老人家。很多年輕朋友明白台灣的社會問題不因藍綠的轉變而有所紓緩，或帶來生機。
2016年4月30日星期六
2016年4月29日星期五
在總領事家宴遇上內地精英
日前，一位駐港總領事在家請數位朋友吃飯，除了介紹國家投資前景，也希望了解香港民情。筆者不喜歡應酬，但這類飯局本人出席不少，因國際關係圈子是不能速成的。那餐飯值得分享，完全是因為另一位賓客的火花。
這位賓客是內地金融精英，回歸前來到香港工作，至今已居住25年，目前正管理數百億的基金，明顯相當能幹，且成就斐然。他說話第一句就強調，雖然來到香港25年，但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也聽不懂，從不看香港報紙，也不會讀任何香港新聞，他對紐約倫敦的新聞要熟悉得多。
這類說話雖離地，卻並不罕見，畢竟不少在香港生活的金融才俊都是來自世界各地，跟香港的關係確是如此，也沒什麼特別。但再問下去，他堅持不學廣東話的原因，卻是身份認同問題，因他發現來港後，說普通話會被人歧視，於是發現既不能說普通話，也無謂學廣東話，最實際是說英文，人家就肅然起敬。
再問他看中港矛盾的原因，他自然也聯繫到自身經歷，認為從前香港人有經濟優勢，看不起內地人，深圳也要偷香港的名車使用，現在一切卻顛倒過來，港人心理不平衡，才興起保護主義。他深信現在香港已「過分保護自己」，例如香港的大學理應開放予全國精英報讀，不設上限，才能提升競爭力。他又以自身公司為例，稱所有高層及「當打」前線員工當中，只有一個本地香港畢業生，認為這比例反映香港新一代真正實力。
談及「佔領中環」，他說自身雖不懂廣東話，但因要路過佔領區上班，加上認識很多香港權貴，也「知道一些情況」。他認為根據純經濟學角度，佔領對他十分有利，因為能享受無污染的清新中環，提升工作效率，而他深知學生的訴求完全不可能成功，所以放心盡情享受環境。
無動於衷 癡人說夢
最有趣的是他並非中國政府的強烈支持者，認為習近平缺乏認受性，也不相信中國能以目前管理方式千秋萬世，只是純粹資本主義的最忠實信徒。回到家中，筆者深信他是一位好父親、好丈夫，對那些愛國大媽群眾演員的不屑，不會比香港人少。
總領事饒有興趣的聽着，自然好奇我們作為香港人，會有什麼反應。筆者當時想，抽空而言，不能說他的話有任何事實上的不正確，因那些情況的確有數據基礎。問題是，這套徹底資本主義的世界觀加在一起，放在中國崛起的大框架，即使沒有中國民族主義的背書，也注定催生香港的本土主義。即使是筆者溫文爾雅的坐在那裏，在山頂「離地」地品嘗紅酒，聽着聽着，也幾乎有立刻加入本土派的衝動。
若要年輕人天天面對這樣的情況而無動於衷，那恐怕是癡人說夢了。
小詞典：新殖民主義
左翼理論，指舊殖民主義形式上的佔領土地、建立政府等直接控制模式，已不再適用現代社會，但殖民主義的本質沒有改變，只是以其他形式實現同一目標，例如控制市場、基礎建設、原料物資等，從而改變地方的權力結構。加納開國總統恩克努馬提出了不少相關論述，認為新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終極一步。
這位賓客是內地金融精英，回歸前來到香港工作，至今已居住25年，目前正管理數百億的基金，明顯相當能幹，且成就斐然。他說話第一句就強調，雖然來到香港25年，但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也聽不懂，從不看香港報紙，也不會讀任何香港新聞，他對紐約倫敦的新聞要熟悉得多。
這類說話雖離地，卻並不罕見，畢竟不少在香港生活的金融才俊都是來自世界各地，跟香港的關係確是如此，也沒什麼特別。但再問下去，他堅持不學廣東話的原因，卻是身份認同問題，因他發現來港後，說普通話會被人歧視，於是發現既不能說普通話，也無謂學廣東話，最實際是說英文，人家就肅然起敬。
再問他看中港矛盾的原因，他自然也聯繫到自身經歷，認為從前香港人有經濟優勢，看不起內地人，深圳也要偷香港的名車使用，現在一切卻顛倒過來，港人心理不平衡，才興起保護主義。他深信現在香港已「過分保護自己」，例如香港的大學理應開放予全國精英報讀，不設上限，才能提升競爭力。他又以自身公司為例，稱所有高層及「當打」前線員工當中，只有一個本地香港畢業生，認為這比例反映香港新一代真正實力。
談及「佔領中環」，他說自身雖不懂廣東話，但因要路過佔領區上班，加上認識很多香港權貴，也「知道一些情況」。他認為根據純經濟學角度，佔領對他十分有利，因為能享受無污染的清新中環，提升工作效率，而他深知學生的訴求完全不可能成功，所以放心盡情享受環境。
無動於衷 癡人說夢
最有趣的是他並非中國政府的強烈支持者，認為習近平缺乏認受性，也不相信中國能以目前管理方式千秋萬世，只是純粹資本主義的最忠實信徒。回到家中，筆者深信他是一位好父親、好丈夫，對那些愛國大媽群眾演員的不屑，不會比香港人少。
總領事饒有興趣的聽着，自然好奇我們作為香港人，會有什麼反應。筆者當時想，抽空而言，不能說他的話有任何事實上的不正確，因那些情況的確有數據基礎。問題是，這套徹底資本主義的世界觀加在一起，放在中國崛起的大框架，即使沒有中國民族主義的背書，也注定催生香港的本土主義。即使是筆者溫文爾雅的坐在那裏，在山頂「離地」地品嘗紅酒，聽着聽着，也幾乎有立刻加入本土派的衝動。
若要年輕人天天面對這樣的情況而無動於衷，那恐怕是癡人說夢了。
小詞典：新殖民主義
左翼理論，指舊殖民主義形式上的佔領土地、建立政府等直接控制模式，已不再適用現代社會，但殖民主義的本質沒有改變，只是以其他形式實現同一目標，例如控制市場、基礎建設、原料物資等，從而改變地方的權力結構。加納開國總統恩克努馬提出了不少相關論述，認為新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終極一步。
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
由金磚國家到TICK
香港報章國際新聞版跟國際社會通常存在差異，除了讀者關注點不同，語言也是原因之一。筆者正研究如何在《信報》這平台，拓展英語世界的國際視野，這是本人離港後希望推進的其中一件事。華文媒體對TICK的出現關注有限即是一例。
不久前，《金融時報》以TICK冠名4個被投資管理者視為極具增長潛力的國家，並稱「BRIC 已死，TICK 當立」。相關名詞並非新事，不少經濟學家、分析師及媒體都不時把國家排來排去，高盛首席經濟師奧尼爾（Jim O'Neill）提出的BRIC是最成功例子，後來擴大至BRICS，居然真正成為政治組織，後來的N-11（金鑽十一國）也有不少報道。但以TICK取代BRIC的提議還是值得思考，因背後反映國際經濟宏觀趨勢的改變。
TICK是指台灣、印度、南韓與中國，北京當然會認為這提法「政治不正確」，《金融時報》則會強調這4個是「經濟體」而非「主權實體」。TICK的出現，是因BRIC提出至今已15年，自2009年全球金融風暴後，俄羅斯與巴西均陷入嚴重衰退，高盛「金磚基金」回報率驟跌，資產大幅縮水，去年底更黯然關閉，當時這基金資產已從巔峰時期的8億多美元，跌至不足1億美元。對投行而言，BRIC這名詞已成噩夢。
自此，把俄巴兩國「除名」的聲音不絕於耳，不少分析員開始認為，兩國上榜是因地緣政治影響力多於真正經濟前景。當然，這兩個國家都是能源及資源出口大國，但正因如此，其經濟增長並非得益於國內生產率提升，而是依賴能源出口。隨着國際油價下跌及新能源技術發展，全球能源市場格局已發生變化，傳統能源導向的經濟優勢被大大削弱，俄巴兩國的弊端便暴露無遺。
資本技術 主導經濟
與之相比，台灣及南韓雖資源貧乏，但均屬「資本 ── 技術」導向型經濟體，尤以科技服務業為核心，台積電、三星等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的服務導向型企業，似乎更能帶動經濟發展。台灣人本身也許認為經濟前景不明朗，但在一些分析員眼中依然有類似南韓那樣再起飛的潛力。
至於被「留名」的中印兩國，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機中表現較好，雖同樣面臨經濟轉型陣痛，但姿態積極得多。習近平與李克強固然反覆強調經濟轉型，希望消化過剩產能及關停生產力落後的企業，利用「互聯網＋」發展以技術為核心的服務業。印度在莫迪政府強勢領導下，也在走類似路線，一方面大力吸引外資，提高國內基建水平，另一方面強化跟日美的技術合作，拓展高技術製造業及訊息服務。儘管目前難以預計成果，但與俄巴兩國相比，中印依然令投資者有信心。
那TICK的前景如何？不少經濟學家都持保留態度。目前，TICK四國經濟增長的勢頭究竟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尚且難言，特別是「訊息技術密集型服務業」比重的增長，是否只是四國傳統實物商品經濟衰退的襯托，結論莫衷一是。中國的互聯網商務普及與發展速度已超越歐美，但能持續多久，不同學派意見迥異。
TICK這類概念作為一種品牌總是暫時的，上述經濟模式假如能持續發展，自然有其他經濟體加入，而BRIC作為逐漸過時的概念， 卻幾乎毫無懸念。
小詞典：新興經濟體（Emerging Markets）
相較於西歐、北美、日本、澳洲等早期發達國家而言，經濟較為「晚熟」的國家和地區的統稱。新興經濟體的人均收入、資本市場發展和工業化程度，都不如成熟市場，但通常具有一定基礎和市場規範，因此被視為具發展潛力。國際上沒有公認的新興經濟體名單，從「金磚四國／五國」到「金鑽十一國」，都是典型。
2016年4月27日星期三
庫爾德斯坦民主聯邦的未來
當伊斯蘭國失去一些重鎮、敘利亞各方開始談判之際，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人突然宣佈成立「民主聯邦」（Federal Democratic System of Rojava and Northern Syria），實行自治，究竟前景如何？
其實早在2013年，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人就實現了事實上的自治，儘管阿薩德政府從未承認其自治權，羅賈瓦地區（Rojava）仍被視作「西庫爾德斯坦」，是庫爾德人所追求的「庫爾德斯坦國」四大分部之一，而目前最近似獨立的，自然是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在敘利亞和談中，敘利亞庫爾德人希望以持份者身份參與，但卻被排除在外，宣佈建立聯邦，即時用意自然是引起國際關注，增加話語權。
但話語權的背後，任何政治編制，自然都是邁向獨立政治實體的一步。這個「民主聯邦」由Democratic Union Party（YPD）聯合其他數個政黨聯盟組建，控制區主要在敘土邊境，人口約四百萬，庫爾德人佔大多數，還有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等。庫爾德政黨在當地村落建立「長老院」等準議會機構，不同族裔代表以類似於比例代表制的方式參與議會，也組建了自己的衛隊、醫療設施和學校。
根據庫爾德人官方表態，成立「民主聯邦」並非意在獨立建國，相反只是堅信「聯邦制」下的分權自治，是維護敘利亞統一、令境內各民族和平相處的唯一途徑，聲稱希望這一「民主聯邦」的制度，可以從北敘利亞推廣至全國。然而，無論是阿薩德政府還是反對派武裝，都明確反對庫爾德人的「聯邦制」，認為這一單方面自治實際是分裂國家，只是基於國際形勢，不敢明說而已。
就算在庫爾德人聚居的其他地方，對敘利亞這個「庫爾德民主聯邦」的成立，亦有不同看法。反應最積極的當屬與敘利亞接壤的土耳其庫爾德人，他們希望藉此加強與敘利亞境內庫爾德人的互動，在與土耳其政府的衝突中獲益，這也正是土耳其強烈反對這動作的原因。伊朗庫爾德人在「建國」方面較為低調，近來伊朗政府在面對伊斯蘭國威脅後，也加強了對庫爾德人的軍事援助，相信這些援助多少會和其他庫爾德人合流，但政治上，伊朗庫爾德人則不大可能有大動作。伊拉克庫爾德人則最矛盾：儘管他們已組建了自己的聯邦，對敘利亞庫爾德人的「聯邦制」也表示支持，但高度強調自己政權的「庫爾德民族性」，與敘利亞庫爾德人的「不分種族的民主聯邦」理念有深刻衝突，說白了，也是希望自己成為未來庫爾德斯坦的龍頭。
更有趣的是美俄兩國的曖昧。儘管兩國都曾先後提出以「聯邦制」解決敘利亞危機，但「庫爾德民主聯邦」宣佈成立後，兩國均持保留態度，美國強調「不會認可敘境內單方面成立的自治政權」，俄方則說「敘利亞聯邦制度應由敘各方協商決定，而非一方單方面宣佈」。然而，美國卻正在依賴庫爾德人抗擊伊斯蘭國，俄羅斯也以敘利亞庫爾德人牽制土耳其，上述反對態度，明顯只是心照不宣的外交詞彙。各國的底線，始終是不希望庫爾德斯坦正式出現、卻要利用庫爾德人牽制各方，各方庫爾德人則希望乘亂立國，相關博弈，將是未來中東局勢的暗軸。
小詞典：庫爾德斯坦（Kurdistan）
中東庫爾德人集中分佈的地區，也是他們希望建立國家的名稱，涵蓋了目前土耳其、敘利亞、伊朗、伊拉克四國接壤的山區地帶。庫爾德斯坦本屬奧斯曼帝國下一省，一戰後曾被承諾獨立，最終卻未能實現，土地被各國瓜分，各地庫爾德人成為少數群體，都有不同的獨立運動，「庫爾德問題」就存在至今。
其實早在2013年，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人就實現了事實上的自治，儘管阿薩德政府從未承認其自治權，羅賈瓦地區（Rojava）仍被視作「西庫爾德斯坦」，是庫爾德人所追求的「庫爾德斯坦國」四大分部之一，而目前最近似獨立的，自然是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在敘利亞和談中，敘利亞庫爾德人希望以持份者身份參與，但卻被排除在外，宣佈建立聯邦，即時用意自然是引起國際關注，增加話語權。
但話語權的背後，任何政治編制，自然都是邁向獨立政治實體的一步。這個「民主聯邦」由Democratic Union Party（YPD）聯合其他數個政黨聯盟組建，控制區主要在敘土邊境，人口約四百萬，庫爾德人佔大多數，還有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等。庫爾德政黨在當地村落建立「長老院」等準議會機構，不同族裔代表以類似於比例代表制的方式參與議會，也組建了自己的衛隊、醫療設施和學校。
根據庫爾德人官方表態，成立「民主聯邦」並非意在獨立建國，相反只是堅信「聯邦制」下的分權自治，是維護敘利亞統一、令境內各民族和平相處的唯一途徑，聲稱希望這一「民主聯邦」的制度，可以從北敘利亞推廣至全國。然而，無論是阿薩德政府還是反對派武裝，都明確反對庫爾德人的「聯邦制」，認為這一單方面自治實際是分裂國家，只是基於國際形勢，不敢明說而已。
就算在庫爾德人聚居的其他地方，對敘利亞這個「庫爾德民主聯邦」的成立，亦有不同看法。反應最積極的當屬與敘利亞接壤的土耳其庫爾德人，他們希望藉此加強與敘利亞境內庫爾德人的互動，在與土耳其政府的衝突中獲益，這也正是土耳其強烈反對這動作的原因。伊朗庫爾德人在「建國」方面較為低調，近來伊朗政府在面對伊斯蘭國威脅後，也加強了對庫爾德人的軍事援助，相信這些援助多少會和其他庫爾德人合流，但政治上，伊朗庫爾德人則不大可能有大動作。伊拉克庫爾德人則最矛盾：儘管他們已組建了自己的聯邦，對敘利亞庫爾德人的「聯邦制」也表示支持，但高度強調自己政權的「庫爾德民族性」，與敘利亞庫爾德人的「不分種族的民主聯邦」理念有深刻衝突，說白了，也是希望自己成為未來庫爾德斯坦的龍頭。
更有趣的是美俄兩國的曖昧。儘管兩國都曾先後提出以「聯邦制」解決敘利亞危機，但「庫爾德民主聯邦」宣佈成立後，兩國均持保留態度，美國強調「不會認可敘境內單方面成立的自治政權」，俄方則說「敘利亞聯邦制度應由敘各方協商決定，而非一方單方面宣佈」。然而，美國卻正在依賴庫爾德人抗擊伊斯蘭國，俄羅斯也以敘利亞庫爾德人牽制土耳其，上述反對態度，明顯只是心照不宣的外交詞彙。各國的底線，始終是不希望庫爾德斯坦正式出現、卻要利用庫爾德人牽制各方，各方庫爾德人則希望乘亂立國，相關博弈，將是未來中東局勢的暗軸。
小詞典：庫爾德斯坦（Kurdistan）
中東庫爾德人集中分佈的地區，也是他們希望建立國家的名稱，涵蓋了目前土耳其、敘利亞、伊朗、伊拉克四國接壤的山區地帶。庫爾德斯坦本屬奧斯曼帝國下一省，一戰後曾被承諾獨立，最終卻未能實現，土地被各國瓜分，各地庫爾德人成為少數群體，都有不同的獨立運動，「庫爾德問題」就存在至今。
2016年4月26日星期二
「新捷克」的身份認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月訪問捷克後，這個中歐關鍵小國獲國際不少注視，幾乎同一時間，捷克政府宣布國名將正式使用新簡稱「Czechia」。自捷克獨立以來，這個國家對國名的「正名」爭議從未停止，儘管政府似已下定決心，其實仍未必能一錘定音。
「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是一次大戰後拼湊起來的國家，自從斯洛伐克在冷戰後獨立，「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一直是另一邊的官方全名。這次「正名」的主要解釋，是俄羅斯聯邦（Russian Federation）可正式簡稱為「Russia」，「捷克共和國」卻不能簡稱為 「Czech」，因為「Czech」在英語只有「捷克人」、「捷克的」等意思，卻不含有一個政治實體的實質，容易引起混淆。
積極推廣「Czechia」
以「Czechia」為捷克國名簡稱的設想可追溯到1993年，這單詞的拉丁語更可追溯至1841年。1997年，捷克發起一項「Civic Initiative Czechia」運動，出現了專門網站宣傳「Czechia」一詞。
根據《華盛頓郵報》記者泰勒（Adam Taylor）的文章，現屆捷克政府對「Czechia」的推廣尤其積極，總統澤曼（Milos Zeman）便是這一稱呼的堅定支持者，曾稱「Czechia較Czech Republic更有溫度」。之前有人提出以捷克語「Cesko」稱呼捷克，但不少人認為該詞突兀，首任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更表示非常反感。筆者有一位捷克同事穆爾（Marketa Moore）博士，對這次正名也相當着緊。
然而，從政府公布「正名」後的國民反應來看，適應尚需時間。有捷克人對媒體稱，「Czechia」發音短促刺耳，聽起來不舒服，且讓人想到俄國的「車臣」（Chechenya），但這些只是技術原因。
更重要的是，因「Czechia」在捷克語意中源自波希米亞王國（Kingdom of Bohemia），但今天波希米亞只是捷克其中一個地區，不少人認為，「Czechia」容易忽略同屬捷克共和國的摩拉維亞（Moravia）及西里西亞（Silesia）兩地，乃至可能引起分離主義危機。這段歷史於「歐洲動態2.0」網誌有詳細介紹。
外交重新上路
這個「正名」例子給大家的啟示有很多，不少人關注對國內身份認同的影響，但捷克在國際舞台的進取心似乎更值得注意。
捷克在前華沙公約組織陣營中，國民教育水平、文化素養、經濟發展等都居於前列，目前處於中歐關鍵位置，面積雖然細小了，但潛力一點都不差，布拉格已成為歐洲其中一個大都會，一直相信能承擔起溝通東西方的角色，而「東方」除了俄國，還有中國。
外交上談起「捷克共和國」，往往予人一種「捷克斯洛伐克被分裂後殘存部分」的感覺，就像馬其頓今天的正式國名依然是「前南斯拉夫聯邦的馬其頓共和國」，老是給人一種過渡中且未完全成氣候的印像。
出現新官方簡稱，卻是外交重新上路的機會，不少國家都是透過「微調」國號，以宣示新時代到來。
捷克畢竟沒有忽然更改國名的理由，加一個簡稱，卻有了部分效果，相信再過10年，這效果會相當明顯。
小詞典：波希米亞（Bohemia）
現屬捷克共和國省份之一，中世紀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王國，由哈布斯堡家族統治，逐漸兼併鄰近摩拉維亞等用捷克語的其他地區，後來屬奧匈帝國一省，雖然曾多次爭取像匈牙利那樣享有雙元地位，但不得要領。隨著奧匈帝國在一戰後被肢解，昔日的波希米亞王國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主體。
「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是一次大戰後拼湊起來的國家，自從斯洛伐克在冷戰後獨立，「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一直是另一邊的官方全名。這次「正名」的主要解釋，是俄羅斯聯邦（Russian Federation）可正式簡稱為「Russia」，「捷克共和國」卻不能簡稱為 「Czech」，因為「Czech」在英語只有「捷克人」、「捷克的」等意思，卻不含有一個政治實體的實質，容易引起混淆。
積極推廣「Czechia」
以「Czechia」為捷克國名簡稱的設想可追溯到1993年，這單詞的拉丁語更可追溯至1841年。1997年，捷克發起一項「Civic Initiative Czechia」運動，出現了專門網站宣傳「Czechia」一詞。
根據《華盛頓郵報》記者泰勒（Adam Taylor）的文章，現屆捷克政府對「Czechia」的推廣尤其積極，總統澤曼（Milos Zeman）便是這一稱呼的堅定支持者，曾稱「Czechia較Czech Republic更有溫度」。之前有人提出以捷克語「Cesko」稱呼捷克，但不少人認為該詞突兀，首任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更表示非常反感。筆者有一位捷克同事穆爾（Marketa Moore）博士，對這次正名也相當着緊。
然而，從政府公布「正名」後的國民反應來看，適應尚需時間。有捷克人對媒體稱，「Czechia」發音短促刺耳，聽起來不舒服，且讓人想到俄國的「車臣」（Chechenya），但這些只是技術原因。
更重要的是，因「Czechia」在捷克語意中源自波希米亞王國（Kingdom of Bohemia），但今天波希米亞只是捷克其中一個地區，不少人認為，「Czechia」容易忽略同屬捷克共和國的摩拉維亞（Moravia）及西里西亞（Silesia）兩地，乃至可能引起分離主義危機。這段歷史於「歐洲動態2.0」網誌有詳細介紹。
外交重新上路
這個「正名」例子給大家的啟示有很多，不少人關注對國內身份認同的影響，但捷克在國際舞台的進取心似乎更值得注意。
捷克在前華沙公約組織陣營中，國民教育水平、文化素養、經濟發展等都居於前列，目前處於中歐關鍵位置，面積雖然細小了，但潛力一點都不差，布拉格已成為歐洲其中一個大都會，一直相信能承擔起溝通東西方的角色，而「東方」除了俄國，還有中國。
外交上談起「捷克共和國」，往往予人一種「捷克斯洛伐克被分裂後殘存部分」的感覺，就像馬其頓今天的正式國名依然是「前南斯拉夫聯邦的馬其頓共和國」，老是給人一種過渡中且未完全成氣候的印像。
出現新官方簡稱，卻是外交重新上路的機會，不少國家都是透過「微調」國號，以宣示新時代到來。
捷克畢竟沒有忽然更改國名的理由，加一個簡稱，卻有了部分效果，相信再過10年，這效果會相當明顯。
小詞典：波希米亞（Bohemia）
現屬捷克共和國省份之一，中世紀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王國，由哈布斯堡家族統治，逐漸兼併鄰近摩拉維亞等用捷克語的其他地區，後來屬奧匈帝國一省，雖然曾多次爭取像匈牙利那樣享有雙元地位，但不得要領。隨著奧匈帝國在一戰後被肢解，昔日的波希米亞王國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主體。
2016年4月25日星期一
日本百年前後的 「地震建築社會學」
日本熊本縣本月16日發生黎克特制7.3級地震，是自2011年「3．11」大地震以來，日本境內的最強地震，規模與1995年阪神大地震相若。日本「地震之國」的特殊身份，深深影響日本人自古以來的人生哲學和日常生活，不少文化學者對此有大量論述。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副教授Gregory Clancey著作Earthquake Nation中，特別研究日本的「地震建築社會學」，涉及國際關係層面之餘，也對今日日本有一定啟發，足以成為理解日本政治社會的一個橫切面。
Clancey在書中考察1868至1930年間，日本傳統建築流派與西方「現代建築派」圍繞「現代性」及「防震抗震」兩個目標的互動，指出在這過程中，日本社會對自身傳統文化和民族性的認知，也經歷一個起伏的過程。結果，地震這自然現象通過建築流派及地震科學的發展，逐漸演變為一種文化烙印。
他首先強調，在明治年間，日本各階層原來都以歐美西洋文明為模範，政府建築物、公共交通樞紐和其他地標的規劃設計，背後都有日本向外界展現「邁向西洋現代文明」的意涵。因此日本政府在1870至1880年代，曾大量聘請歐洲建築專家和技術人員，負責規劃「現代化」的日本。明治皇室御僱的英國建築師Josiah Conder，即是當時日本建築界的西洋派代表，被稱作「日本現代建築之父」。他將西方磚石結構建築視作「文明、進步和強大」的象徵，認為日本社會傳統木質建築風格是反映「陰柔、落後」。當時，以「鹿鳴館」為標誌的西式磚石建築蔚然成風，大有取代日本傳統木質建築的趨勢，反映日本社會的精英階層試圖與傳統分道揚鑣。而在外交上，這也是全面崇洋的「鹿鳴館外交」時代。
然而，1891年濃尾大地震發生後，打破日本社會對西洋建築的推崇。人們發現，那些經歐洲建築師一手設計建造的磚石建築，在大地震面前原來不堪一擊，反而是不少日本傳統木質建築，在震後屹立不倒。
不少日本精英開始反思自明治維新以來「過分歐化」的弊端，連Conder也在濃尾大地震後，對一直倡導的磚石結構應用在日本產生保留。與此同時，逐漸興起的日本民族主義也進入建築界，令木質建築得以復興。
傳統派西洋派之爭
濃尾大地震也令日本興起現代意義的「地震學研究」（seismology），以大森房吉為代表的一批日本地震學家，將日本地震的預警和地震波測繪技術，推向世界一流地位。大森房吉研製當時世界主流的地震紀錄儀器「大森式地震儀」，通過科學研究和實驗，進一步指出西洋磚石建築抗震存在「先天不足」，為日本傳統木質建築重回社會舞台提供科學依據。Clancey認為，在頻繁的地震中，「日式木質建築」和「日本地震學研究」這兩個領域，背後都有民族主義感召，產生交疊互動，共同挑戰「西洋派」長期以來的權威地位。
在明治、大正年間，日本社會構建出「抗震之國」這身份認同，民眾、政治精英都以此視作「日本崛起」之象徵，相關成就令他們面對歐美時也不再自覺落後。而通過危機、凝聚愛國心，也成為日本管理學的重要心法。
不過，「抗震之國」的驕傲，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再次被打碎。在這場日本史上傷亡最慘重的地震中，東京都建築群遭到毀滅性破壞，逾14萬人喪生。諷刺的是，災後調查認為，傷亡慘重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日式木質結構」，因地震引發的火災在木質建築群蔓延迅速，大片房屋就算未被震毀，也最終付之一炬，不少遇害者都是被燒死。這場悲劇給上升中的日本民族主義帶來當頭棒喝，才開始超越民族主義，不再拘泥於對「文明」的追求，或試圖「對抗自然」，而強調有效應對災害。
東京重建時，廣泛採用引進自西方的鋼筋混凝土，這成為今天日本建築普遍採用的技術。關東大地震造成經濟蕭條，間接令日本民族厭惡民主制度、促成軍國主義興起，說到底，還是有不少民族主義的濫觴。
凝聚內部免損形象
Clancey在跨學科的歷史回顧中，揭示出日本對國家、文明的自我認同，與地震之間的微妙聯繫，而這聯繫也存在於今日日本。例如在2011年福島核電廠受地震及海嘯破壞後，國際社會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並未看到日本社會因此產生集體情緒反應，在左翼社運圈子以外，即使對核電的反感也是暫時（鑑於經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近期日本民眾已對安倍晉三政府重啟核電計劃傾向默許），對極度官僚、管理不善、而且明擺着是「舊電池」利益輸送集團的東京電力公司，也沒有窮追猛打，起碼類似事故就是發生在中國，也很難不掀起政潮。
日本社會的凝聚力從「抗震」，轉移為「救災」，卻似乎又擔心大量政治爭議，會影響日本的先進形象。這種矛盾，和過去100年不同大地震後的處理，可謂一脈相承。
今次熊本縣強震後，日本社會各界同樣在第一時間迅速展開救援行動，其冷靜高效應對的背後，也是日本作為「地震之國」經年積累的救災經驗和救災文化，固然反映出今天日本社會較二十世紀初更為理性，有更務實的國家認同，而日本政府的「危機凝聚力」，也已發展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地震對政府而言，往往反而是爭取民望、通過其他爭議法案的機會，但只要危機背後的結構，可能變成影響國家形象及軟實力的醜聞，內部怎樣回應是一回事，外部卻又可能被按下不表。
不過，這不失為一種管理模型：當我們面對結構性問題，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哪怕是不能解決的政治死結也好，假如把這個危機作為「必然發生」的事，及早讓民眾消化，一切的後續工作就容易得多，這也符合政治學framing之道。
小詞典：鹿鳴館外交
明治時期，日本為追求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國際地位，在國內推行全盤西化的社會改革，外交方面則走親歐美路線，希望儘快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鹿鳴館是當時日本歐式建築的代表，亦是日本接待歐美來賓和外交官員的場所，因此當時日本的親歐美外交方針，一度被稱為「鹿鳴館外交」。隨著民族主義興起，鹿鳴館外交逐漸淡出，連館子也在二戰期間的1940年被拆毀。
2016年4月24日星期日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人生的下半場：另一條跑道
■問﹕星期日生活
■答﹕沈旭暉
問：聽說你打算離開香港生活，和香港形勢有關嗎？
答：我是將會轉換工作環境，但沒有想得那麼消極。兩年前結婚時，已是當作farewell party，說和香港形勢有關，我想是宏觀關連，多於微觀政治。我畢竟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和國際接軌的土壤，這和政治無關，但做國際關係的感到窒息，也難免和政局有互動，而這樣的氣氛，令我覺得在海外對人對己對大局都是多贏。先談香港，再分享人生規劃吧。
問：近來由財爺開始，社會興起談昔日本土情懷，記得你和呂大樂曾有筆戰關於「昔日情懷」，若由讀書時代談起，什麼是你心目中的昔日的香港？
答：我們這代人在九十年代初長大，那是人生最快樂的歲月，也是香港最黃金的日子。上星期，我們中學會考二十周年同屆聚餐，說來我們是回歸前最後一屆會考生，最後使用有皇冠校徽的一代人。那晚找回和彭定康合照的古物，當時我是學生會主席，參觀港督府，滄海桑田。我很懷念九十年代的時光和人情味，而沒有遇過一個同代人更喜歡今日「新香港」，真的，一個也沒有。那是為什麼？
除了感情，我想，關鍵是當時英國殖民主義的高壓消失了，中國國家主義那一套未來，社會一切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香港經濟文化都處於全球領頭地位。那時候互聯網剛出現，還有單純的社區情懷，有類似Head Prefect帶領逃學到百樂戲院看三級電影的集體回憶。我們一代沒有太單一的成功模式，同學固然有醫生律師bankers，也有賭博大師奇人異士，大家互相欣賞，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上，有共同的認同；像ViuTV那位CEO是同屆學生會的同學、結婚時的兄弟，試映那天我在他身旁，但從沒有互相抽水，我們很珍惜這份brotherhood。社會也應該是那樣的：就像安裕前輩，他在《明報》前做過《蘋果日報》、《大公報》，客氣的說我母親在大公報教導過他，一代精英背後，肯定有超越左中右的身分認同。在舊香港，哪間報館會裁掉他呢。
問：為什麼香港回歸了，就失去了情懷？
答：有些結構是不能改變的，像全球化、中國崛起，但香港究竟發揮什麼功用，卻在最高管治者一念之間。在大歷史，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國家主權、中央地方關係的，並非常態。在帝國時代，直接管治有限，容許了諸般地方特色，印度是最好例子：英國取代了王公大部分權力，但保留了地方政權和儀式，只為印度文化加添了新元素，到了印度獨立，反而開始打壓地方。港英管治時，香港由精英到民間，都習慣了既不和政權對着幹，又能保持地方特色的身分認同，在北京眼中也有「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鄧小平語），這是夾縫中生存的智慧。但北京不習慣間接管治，只問「為什麼港督那麼大權」，而不會深究英國何以派小量文官就能管治，結果「虛權實化」，寫報告系統還要政出多門，一切水清則無魚。一葉知秋，我們的中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作為官校龍頭，回歸前無為而治，大家都做「SAS-SSS」那樣的傻事，卻培養大量精英，現在才崇尚阿媽教仔的micro management。又像以前誰想到大學管理委員會會討論一個lecturer的合約？
問：近年香港愈來愈騷動不安，年輕一代的不滿尤其明顯，你接觸不少學生，覺得他們的絕望能否改變？
答：上一代強調經濟，但新一代更在意認同。讓我分享一個故事﹕上星期在一位總領事家宴，遇上一位內地金融精英，他管理數以百億計的基金，言談間，以自己來了香港25年而不懂一字廣東話、永不看香港新聞、公司只有一個香港畢業生做高級職員為榮，認為改善香港大學水平只能無限制向全國招生，中港矛盾是因為港人喪失優越感。我有很多內地朋友，交流很密，但最受不了這態度。我不斷目視總領事，相信他明白我暗示：聽君一席話，連我老人家也幾乎產生青春的躁動，何况天天被這樣訓話的年輕人？
問：特首選舉在即，你的世紀婚禮為人津津樂道，應該有候選人接觸過你？換人能解決問題嗎？近日北京對港政策似乎有變，你有何看法？
答：在這議題，我推掉所有瓜田李下的東西，得失了很多前輩。但恕我直言：有沒有一個候選人能解決香港的任何結構性問題？我真的問過，沒有一個敢說「能」，頂多認為自己能令社會紓緩幾個月。那誰當特首，除了對身邊的人有影響，又如何？
回歸以來，存在一系列不能調和的矛盾，本土主義只是回應、是果，「土地問題」也只是權力問題。真正關鍵，像「國家民族資本」和「自由市場資本」的競爭，國內不同集團利用香港處理「財務」的流程，無論誰當特首，利益受損的都一定反撲。反撲方不會大聲說「我要利益」，只會天天打小報告，總有一條線能打通，罪名一定和外國勢力、國家安全有關，這源自北京以香港為「美國重返亞太前哨站」的定位。加上在北京眼中，香港除了人心未回歸，司法機關「過分獨立」等「問題」始終要解決，不會因為換了人，「遠景」就不存在，因為中國需要香港，但是否需要「香港人」，那是另一回事。當矛盾浮面，鬥爭一來，本土主義是必然回應，誰當特首都不可能不處理，假如軟處理，自己卻又會被處理。要改變這些，需要同時具備一套方方面面都能理順的論述、香港內部執行力、中國政壇活動力、國際社會溝通力，我看不到上世代有這樣的人。
問：這情况下，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是否不可逆轉？
答：同事李立峰教授調研發現，8％選民自稱「本土派」，比例相信會持續上升；要是「本土派」兼容其他身分，肯定成為一代人的主流。結構性問題已是死結，加上「虛擬國家」興起，本土主義者毋須改變現實，也能感受到存在價值；中國民族主義未來十年只會更強，也要地方主義作對立面。當年輕人成了「既失利益者」，自然不再受制於這一代「不能談港獨」的潛規則，而在可見將來，他們不可能忽然變成持份者，思潮只會延續。從前社會精英能限制這類思想，因為政府通過他們間接管治，但他們的能量，卻在時刻表態的新香港被消耗殆盡，社會怎會有buffer zone？
問：你認為港獨可行嗎？本土主義走下去會怎樣？
答：我常說自己是國際關係的半個realist、半個constructivist。根據現實主義，怎樣計算，港獨的可行性都無限接近零，任何一個主流國關學者都會這樣答，而我不嚮往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但代入constructivist身分，我卻要問：難道本土派不明白？當然不是。即使一個運動達不到本身綱領，卻往往有想像之外的效果，「change」，才是本土主義真正momentum所在。我認識好些高度理性的教徒，心底裏不信神，也不在乎天堂，但相信跟教義走，總會achieve something，這種不可測性，不是能計算的──這是metaphor，明白的就會明。因此，高高在上說《基本法》、博弈論，教訓不要這樣、不要那樣，自以為看破世情，大是不必。任何能幫助香港identity在世界長存的事，溫和、激進、建制、本土，都是有價值的，唯一沒有價值的，只是在舊遊戲被屈機。我相信物極必反，根據東歐案例，所有抗爭都嘗試過後，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只要不成功，也得如常生活，保持自身核心價值，靜待時機，才是王道。香港人有多少韌力，怎樣在元氣耗盡後復元，才是考驗。
問：你最愛的「本土價值」是什麼？
答：我珍惜的香港，有一種吸納其他文化的底蘊，把西方的、東方的、古代的、現代的，全部融在大熔爐之內，產生了金庸武俠小說、衛斯理科幻小說、亦舒愛情小說、Canton Pop，這些都是很特別的fusion，足以在人類史佔一席位。曾俊華關於本土主義的話，我完全認同﹕「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像我這種因着人生偶然，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往返於世界各處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甚至可說是一種香港常態。所謂『香港人』這個身分，亦因着這個背景而成為一個流動而立體的概念。今天社會上有一種聲音，嘗試將『香港人』這個身分作出教條式的定義，強要辨別誰『是/不是香港人』，忽略了香港社會長久以來的多元本質，實在令我摸不着頭腦，而這種爭論，最後肯定不會得到實在的結論，相反只會挑起永無休止的矛盾和爭拗，實在毫無意義。」香港的價值，正是一塊把不同文化體系吸納再造的海綿體；把彈性掠乾，香港就不是香港了。即使一國兩制保不了，也不能令香港文化在全球消失。
問：你假如不在香港工作，又怎樣看待移民？
答：我十多歲時，也說過本土派年輕人常說的話。那時候家人想移民，我說我不走，要移情願靠自己的能力；我畢業時放棄留在海外，覺得拿了獎學金就應該回來，黃金歲月已給了最愛的地方，我覺得無愧於心。但說移民等同「不負責任」，難道不狹隘？流散各地的亞美尼亞人，多過今天亞美尼亞國家內部的總和，對維繫認同，貢獻極大；庫爾德人沒有在西方的精英，不可能保持國際注視；Edward Said或孔誥烽不在美國教書，怎能為巴勒斯坦和香港著書立說？八十年代到現在，移居海外的港人和後裔已過百萬，我大量親戚朋友定居海外，他們不但是香港身分認同的持份者，也是團結對象，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問：那離開香港主要是什麼原因？既然有能力團結各方，為什麼逃避？
答：我想，研究國際關係的人躲在香港，才是逃避吧。當年回港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普及國際關係這學科，這也是中學開始的情意結；別人眼中的政治機會，對我反而是負累。我有同理心，懂得製造大家庭的工作環境，可以發掘人的優點，observant而不會micro manage，這些我不會妄自菲薄，但我不要「政治潛能」：除了不希望國際關係身分本末倒置，我對社交生活、政治操作的強烈厭惡，超乎你們想像。而在一個不重視國際關係的地方，無所不用其極推廣國際關係，也是有限度的，再做下去，就出現marginal diminishing returns了。加上香港和新加坡、台灣相比，沒有國際研究的critical mass，以此為基地，很快塘水滾塘魚。為什麼你訪問我？因為坊間對我的興趣，在於社會網絡、家庭生活、月入多少、Facebook抽水、根據網典和某女神是否有一手、和健吾能否組成hehe組合，下刪一萬字，說到狗和外星人，也未到國際關係，我覺得，OK，但夠了。香港是否還需要我住在這裏呢？起碼在未來十年，也不需要吧。
但我很看重香港認同，我今天的一切，沒有香港身分，什麼也沒有。在別的崗位、別的地方，自己固然海闊天空，對香港何嘗不是創造其他可能？即使過去十年我住在香港，也幾乎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從不忘記弘揚香港這品牌，不是忽然一趟全球演講那種。離開影響因子遊戲後，也希望做一些和「全球文化香港」有關的研究，關於香港paradiplomacy的學術論文，我相信我是寫得最多的人之一。其實香港身分認同可以建構更多同心圓，像數十年前，香港認同和南洋說廣東話的互通，這個「全球嶺南文化區」概念，也許才是香港的未來。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extend下一代的地理想像，禮失求諸野，才是保全元氣之道。我們有自己的專長、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舞台，但心底深處，其實有共同目標，假如香港就這樣消亡，誰都不甘心。只是我不認為存亡的定義，只是1100平方公里罷了。
問：那會否繼續在中文大學工作？會不捨嗎？
答：我明白任何職位改變，都容易有無謂忖測，我和校方都希望清楚分享，所以以下這段和他們溝通過，很官方：第一，我剛做完的appraisal，研究、教學、行政都是最高excellent等級，學校希望我留下；第二，我對我不同單位的領導觀感也是excellent，沒有任何不高興；第三，有不少大學、head-hunters找我做其他工作，我沒有考慮，因為我不是要轉工，而是要換跑道；第四，我希望離開香港工作，而校方希望我保留目前職位，所以我提出了辭職，而校方建議先放一年假到別的地方，保留所有directors的titles，充電後再決定是否回來；第五，校方說歡迎隨時回來，而即使決定不回港，也依然是中大客席教授。我很感激他們的善意，所以必須表白：我是中大人。
但坦白說，人是要知所進退的。感謝沈祖堯校長和社科院兩任院長的信任，我知道以我的年紀和副教授級別，當目前幾個programs的director已是極限，即使多做十年，也不會做得更多。我享受由零開始策劃新programme，很喜歡我的同事和學生，對他們每年的拜年唱K感到很warm，也對我們比「一帶一路」先到哈薩克、蒙古、以色列感自豪。但正因為這樣，才應該選擇離開的時候，保留美好的回憶。我做全球研究課程主任4年、全球政治經濟碩士主任7年，還有研究中心也是創立人，是時候交棒，追求在大學以外的夢。誰想一生人做一份工？
問：你之後做什麼工作？怎樣才是你的理想生活？
答：我的座右銘一是「隨緣」，二是「知所進退」，看似互相衝突，其實不知進退，又怎會有緣？我已三十多歲，不年輕了，希望遠離公眾視線，加上過去十年我努力做幾份工作，已做了退休前的正事，是時候贖回自由。我的夢想除了剛才說的「全球香港」，在個人層面是建立一些公司和品牌，curate國際關係和glocalization概念，專注幕後，而不是無休止在象牙塔追求影響因子、或在公共空間飾演青年才俊。具體而言，excel內有六樣目標，包括籌備各地一籃子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將它們結成網絡；開一間國際關係顧問公司；研發國際關係的教育產業；催生深度旅遊、咖啡店、多媒體等產業；繼續當媒體的國際主筆；同時如前述，在大學保持客席角色，而且希望接觸不同學生，例如明年會開始教EMBA課程。這些規劃不少已找到投資者和partners，只差走出來那一步。
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香港？未來住在什麼地方？
答：夏天後，我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希望用一年時間過渡，在新加坡、台灣、香港、一個歐洲地方、一個國內地方，催生前述那些國際關係機構。假如一切順利，之後每年會花不同時間，在這幾個地方工作居住，多和家人相處。早前訪問過謝安琪，聽她說捲入政治的無奈、暫別樂壇的決定、照顧家人的心願，當然我們的公眾程度很不同，但出奇地有共鳴。
問：這樣說，是否因為出道十年後，感到中年危機？
答：大概是的。數個月前，我寫了一篇「三十五歲的太平天國」，有不少迴響，我想同代人都有差不多的心態。不少人為了事業，放棄興趣，到了女兒出世前，我很強烈意識到必須重拾人生，但又擔心沒有年輕時的毅力。於是忽然希望減肥，一個月內減掉三十多磅，包括戒掉五歲開始每天兩包的薯片和檸檬茶。然後我覺得，ok，應該還行。
問：最後，會否擔心後悔所作的決定，例如放棄政治機會，或目前的工作？
答：還是那句話，知所進退吧。像過去幾年，我發現不應再做《光明頂》，然後應離開Roundtable，然後對媒體訪問和專欄應可推則推，然後Facebook專頁必須抽身交給團隊（那是有幾十個朋友參與運作的），否則社會不會流動，自己也不會進步。交班後，感到無比暢快。若能選擇退場的時候，必會有緣再聚；凡事太盡，緣分定必早盡。我們是時候think out of the box，不要被單一工作、單一樓宇、單一地方，綑綁一生。認識很多前輩，每天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到了50歲理應安穩，卻又重新開始找工作，因為要延長退休，豈不是終生長憂？不少家長以為子女沒有了自己照顧不行，其實是自己沒有了子女當寄託不行；那些政治老人天天說為香港好，其實是否只是需要這遊戲chok存在感，你我心知。當社會不質疑你的能力和地位，就是時候尋回自己。假如在三十多歲、有價有市、有理想有現實的時候不改變，十年後，再也沒有改變的空間，人生就白過了。
編輯：曾祥泰
星期日明報 2016年4月24日
■答﹕沈旭暉
問：聽說你打算離開香港生活，和香港形勢有關嗎？
答：我是將會轉換工作環境，但沒有想得那麼消極。兩年前結婚時，已是當作farewell party，說和香港形勢有關，我想是宏觀關連，多於微觀政治。我畢竟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和國際接軌的土壤，這和政治無關，但做國際關係的感到窒息，也難免和政局有互動，而這樣的氣氛，令我覺得在海外對人對己對大局都是多贏。先談香港，再分享人生規劃吧。
問：近來由財爺開始，社會興起談昔日本土情懷，記得你和呂大樂曾有筆戰關於「昔日情懷」，若由讀書時代談起，什麼是你心目中的昔日的香港？
答：我們這代人在九十年代初長大，那是人生最快樂的歲月，也是香港最黃金的日子。上星期，我們中學會考二十周年同屆聚餐，說來我們是回歸前最後一屆會考生，最後使用有皇冠校徽的一代人。那晚找回和彭定康合照的古物，當時我是學生會主席，參觀港督府，滄海桑田。我很懷念九十年代的時光和人情味，而沒有遇過一個同代人更喜歡今日「新香港」，真的，一個也沒有。那是為什麼？
除了感情，我想，關鍵是當時英國殖民主義的高壓消失了，中國國家主義那一套未來，社會一切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香港經濟文化都處於全球領頭地位。那時候互聯網剛出現，還有單純的社區情懷，有類似Head Prefect帶領逃學到百樂戲院看三級電影的集體回憶。我們一代沒有太單一的成功模式，同學固然有醫生律師bankers，也有賭博大師奇人異士，大家互相欣賞，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上，有共同的認同；像ViuTV那位CEO是同屆學生會的同學、結婚時的兄弟，試映那天我在他身旁，但從沒有互相抽水，我們很珍惜這份brotherhood。社會也應該是那樣的：就像安裕前輩，他在《明報》前做過《蘋果日報》、《大公報》，客氣的說我母親在大公報教導過他，一代精英背後，肯定有超越左中右的身分認同。在舊香港，哪間報館會裁掉他呢。
問：為什麼香港回歸了，就失去了情懷？
答：有些結構是不能改變的，像全球化、中國崛起，但香港究竟發揮什麼功用，卻在最高管治者一念之間。在大歷史，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國家主權、中央地方關係的，並非常態。在帝國時代，直接管治有限，容許了諸般地方特色，印度是最好例子：英國取代了王公大部分權力，但保留了地方政權和儀式，只為印度文化加添了新元素，到了印度獨立，反而開始打壓地方。港英管治時，香港由精英到民間，都習慣了既不和政權對着幹，又能保持地方特色的身分認同，在北京眼中也有「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鄧小平語），這是夾縫中生存的智慧。但北京不習慣間接管治，只問「為什麼港督那麼大權」，而不會深究英國何以派小量文官就能管治，結果「虛權實化」，寫報告系統還要政出多門，一切水清則無魚。一葉知秋，我們的中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作為官校龍頭，回歸前無為而治，大家都做「SAS-SSS」那樣的傻事，卻培養大量精英，現在才崇尚阿媽教仔的micro management。又像以前誰想到大學管理委員會會討論一個lecturer的合約？
問：近年香港愈來愈騷動不安，年輕一代的不滿尤其明顯，你接觸不少學生，覺得他們的絕望能否改變？
答：上一代強調經濟，但新一代更在意認同。讓我分享一個故事﹕上星期在一位總領事家宴，遇上一位內地金融精英，他管理數以百億計的基金，言談間，以自己來了香港25年而不懂一字廣東話、永不看香港新聞、公司只有一個香港畢業生做高級職員為榮，認為改善香港大學水平只能無限制向全國招生，中港矛盾是因為港人喪失優越感。我有很多內地朋友，交流很密，但最受不了這態度。我不斷目視總領事，相信他明白我暗示：聽君一席話，連我老人家也幾乎產生青春的躁動，何况天天被這樣訓話的年輕人？
問：特首選舉在即，你的世紀婚禮為人津津樂道，應該有候選人接觸過你？換人能解決問題嗎？近日北京對港政策似乎有變，你有何看法？
答：在這議題，我推掉所有瓜田李下的東西，得失了很多前輩。但恕我直言：有沒有一個候選人能解決香港的任何結構性問題？我真的問過，沒有一個敢說「能」，頂多認為自己能令社會紓緩幾個月。那誰當特首，除了對身邊的人有影響，又如何？
回歸以來，存在一系列不能調和的矛盾，本土主義只是回應、是果，「土地問題」也只是權力問題。真正關鍵，像「國家民族資本」和「自由市場資本」的競爭，國內不同集團利用香港處理「財務」的流程，無論誰當特首，利益受損的都一定反撲。反撲方不會大聲說「我要利益」，只會天天打小報告，總有一條線能打通，罪名一定和外國勢力、國家安全有關，這源自北京以香港為「美國重返亞太前哨站」的定位。加上在北京眼中，香港除了人心未回歸，司法機關「過分獨立」等「問題」始終要解決，不會因為換了人，「遠景」就不存在，因為中國需要香港，但是否需要「香港人」，那是另一回事。當矛盾浮面，鬥爭一來，本土主義是必然回應，誰當特首都不可能不處理，假如軟處理，自己卻又會被處理。要改變這些，需要同時具備一套方方面面都能理順的論述、香港內部執行力、中國政壇活動力、國際社會溝通力，我看不到上世代有這樣的人。
問：這情况下，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是否不可逆轉？
答：同事李立峰教授調研發現，8％選民自稱「本土派」，比例相信會持續上升；要是「本土派」兼容其他身分，肯定成為一代人的主流。結構性問題已是死結，加上「虛擬國家」興起，本土主義者毋須改變現實，也能感受到存在價值；中國民族主義未來十年只會更強，也要地方主義作對立面。當年輕人成了「既失利益者」，自然不再受制於這一代「不能談港獨」的潛規則，而在可見將來，他們不可能忽然變成持份者，思潮只會延續。從前社會精英能限制這類思想，因為政府通過他們間接管治，但他們的能量，卻在時刻表態的新香港被消耗殆盡，社會怎會有buffer zone？
問：你認為港獨可行嗎？本土主義走下去會怎樣？
答：我常說自己是國際關係的半個realist、半個constructivist。根據現實主義，怎樣計算，港獨的可行性都無限接近零，任何一個主流國關學者都會這樣答，而我不嚮往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但代入constructivist身分，我卻要問：難道本土派不明白？當然不是。即使一個運動達不到本身綱領，卻往往有想像之外的效果，「change」，才是本土主義真正momentum所在。我認識好些高度理性的教徒，心底裏不信神，也不在乎天堂，但相信跟教義走，總會achieve something，這種不可測性，不是能計算的──這是metaphor，明白的就會明。因此，高高在上說《基本法》、博弈論，教訓不要這樣、不要那樣，自以為看破世情，大是不必。任何能幫助香港identity在世界長存的事，溫和、激進、建制、本土，都是有價值的，唯一沒有價值的，只是在舊遊戲被屈機。我相信物極必反，根據東歐案例，所有抗爭都嘗試過後，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只要不成功，也得如常生活，保持自身核心價值，靜待時機，才是王道。香港人有多少韌力，怎樣在元氣耗盡後復元，才是考驗。
問：你最愛的「本土價值」是什麼？
答：我珍惜的香港，有一種吸納其他文化的底蘊，把西方的、東方的、古代的、現代的，全部融在大熔爐之內，產生了金庸武俠小說、衛斯理科幻小說、亦舒愛情小說、Canton Pop，這些都是很特別的fusion，足以在人類史佔一席位。曾俊華關於本土主義的話，我完全認同﹕「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像我這種因着人生偶然，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往返於世界各處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甚至可說是一種香港常態。所謂『香港人』這個身分，亦因着這個背景而成為一個流動而立體的概念。今天社會上有一種聲音，嘗試將『香港人』這個身分作出教條式的定義，強要辨別誰『是/不是香港人』，忽略了香港社會長久以來的多元本質，實在令我摸不着頭腦，而這種爭論，最後肯定不會得到實在的結論，相反只會挑起永無休止的矛盾和爭拗，實在毫無意義。」香港的價值，正是一塊把不同文化體系吸納再造的海綿體；把彈性掠乾，香港就不是香港了。即使一國兩制保不了，也不能令香港文化在全球消失。
問：你假如不在香港工作，又怎樣看待移民？
答：我十多歲時，也說過本土派年輕人常說的話。那時候家人想移民，我說我不走，要移情願靠自己的能力；我畢業時放棄留在海外，覺得拿了獎學金就應該回來，黃金歲月已給了最愛的地方，我覺得無愧於心。但說移民等同「不負責任」，難道不狹隘？流散各地的亞美尼亞人，多過今天亞美尼亞國家內部的總和，對維繫認同，貢獻極大；庫爾德人沒有在西方的精英，不可能保持國際注視；Edward Said或孔誥烽不在美國教書，怎能為巴勒斯坦和香港著書立說？八十年代到現在，移居海外的港人和後裔已過百萬，我大量親戚朋友定居海外，他們不但是香港身分認同的持份者，也是團結對象，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問：那離開香港主要是什麼原因？既然有能力團結各方，為什麼逃避？
答：我想，研究國際關係的人躲在香港，才是逃避吧。當年回港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普及國際關係這學科，這也是中學開始的情意結；別人眼中的政治機會，對我反而是負累。我有同理心，懂得製造大家庭的工作環境，可以發掘人的優點，observant而不會micro manage，這些我不會妄自菲薄，但我不要「政治潛能」：除了不希望國際關係身分本末倒置，我對社交生活、政治操作的強烈厭惡，超乎你們想像。而在一個不重視國際關係的地方，無所不用其極推廣國際關係，也是有限度的，再做下去，就出現marginal diminishing returns了。加上香港和新加坡、台灣相比，沒有國際研究的critical mass，以此為基地，很快塘水滾塘魚。為什麼你訪問我？因為坊間對我的興趣，在於社會網絡、家庭生活、月入多少、Facebook抽水、根據網典和某女神是否有一手、和健吾能否組成hehe組合，下刪一萬字，說到狗和外星人，也未到國際關係，我覺得，OK，但夠了。香港是否還需要我住在這裏呢？起碼在未來十年，也不需要吧。
但我很看重香港認同，我今天的一切，沒有香港身分，什麼也沒有。在別的崗位、別的地方，自己固然海闊天空，對香港何嘗不是創造其他可能？即使過去十年我住在香港，也幾乎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從不忘記弘揚香港這品牌，不是忽然一趟全球演講那種。離開影響因子遊戲後，也希望做一些和「全球文化香港」有關的研究，關於香港paradiplomacy的學術論文，我相信我是寫得最多的人之一。其實香港身分認同可以建構更多同心圓，像數十年前，香港認同和南洋說廣東話的互通，這個「全球嶺南文化區」概念，也許才是香港的未來。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extend下一代的地理想像，禮失求諸野，才是保全元氣之道。我們有自己的專長、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舞台，但心底深處，其實有共同目標，假如香港就這樣消亡，誰都不甘心。只是我不認為存亡的定義，只是1100平方公里罷了。
問：那會否繼續在中文大學工作？會不捨嗎？
答：我明白任何職位改變，都容易有無謂忖測，我和校方都希望清楚分享，所以以下這段和他們溝通過，很官方：第一，我剛做完的appraisal，研究、教學、行政都是最高excellent等級，學校希望我留下；第二，我對我不同單位的領導觀感也是excellent，沒有任何不高興；第三，有不少大學、head-hunters找我做其他工作，我沒有考慮，因為我不是要轉工，而是要換跑道；第四，我希望離開香港工作，而校方希望我保留目前職位，所以我提出了辭職，而校方建議先放一年假到別的地方，保留所有directors的titles，充電後再決定是否回來；第五，校方說歡迎隨時回來，而即使決定不回港，也依然是中大客席教授。我很感激他們的善意，所以必須表白：我是中大人。
但坦白說，人是要知所進退的。感謝沈祖堯校長和社科院兩任院長的信任，我知道以我的年紀和副教授級別，當目前幾個programs的director已是極限，即使多做十年，也不會做得更多。我享受由零開始策劃新programme，很喜歡我的同事和學生，對他們每年的拜年唱K感到很warm，也對我們比「一帶一路」先到哈薩克、蒙古、以色列感自豪。但正因為這樣，才應該選擇離開的時候，保留美好的回憶。我做全球研究課程主任4年、全球政治經濟碩士主任7年，還有研究中心也是創立人，是時候交棒，追求在大學以外的夢。誰想一生人做一份工？
問：你之後做什麼工作？怎樣才是你的理想生活？
答：我的座右銘一是「隨緣」，二是「知所進退」，看似互相衝突，其實不知進退，又怎會有緣？我已三十多歲，不年輕了，希望遠離公眾視線，加上過去十年我努力做幾份工作，已做了退休前的正事，是時候贖回自由。我的夢想除了剛才說的「全球香港」，在個人層面是建立一些公司和品牌，curate國際關係和glocalization概念，專注幕後，而不是無休止在象牙塔追求影響因子、或在公共空間飾演青年才俊。具體而言，excel內有六樣目標，包括籌備各地一籃子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將它們結成網絡；開一間國際關係顧問公司；研發國際關係的教育產業；催生深度旅遊、咖啡店、多媒體等產業；繼續當媒體的國際主筆；同時如前述，在大學保持客席角色，而且希望接觸不同學生，例如明年會開始教EMBA課程。這些規劃不少已找到投資者和partners，只差走出來那一步。
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香港？未來住在什麼地方？
答：夏天後，我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希望用一年時間過渡，在新加坡、台灣、香港、一個歐洲地方、一個國內地方，催生前述那些國際關係機構。假如一切順利，之後每年會花不同時間，在這幾個地方工作居住，多和家人相處。早前訪問過謝安琪，聽她說捲入政治的無奈、暫別樂壇的決定、照顧家人的心願，當然我們的公眾程度很不同，但出奇地有共鳴。
問：這樣說，是否因為出道十年後，感到中年危機？
答：大概是的。數個月前，我寫了一篇「三十五歲的太平天國」，有不少迴響，我想同代人都有差不多的心態。不少人為了事業，放棄興趣，到了女兒出世前，我很強烈意識到必須重拾人生，但又擔心沒有年輕時的毅力。於是忽然希望減肥，一個月內減掉三十多磅，包括戒掉五歲開始每天兩包的薯片和檸檬茶。然後我覺得，ok，應該還行。
問：最後，會否擔心後悔所作的決定，例如放棄政治機會，或目前的工作？
答：還是那句話，知所進退吧。像過去幾年，我發現不應再做《光明頂》，然後應離開Roundtable，然後對媒體訪問和專欄應可推則推，然後Facebook專頁必須抽身交給團隊（那是有幾十個朋友參與運作的），否則社會不會流動，自己也不會進步。交班後，感到無比暢快。若能選擇退場的時候，必會有緣再聚；凡事太盡，緣分定必早盡。我們是時候think out of the box，不要被單一工作、單一樓宇、單一地方，綑綁一生。認識很多前輩，每天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到了50歲理應安穩，卻又重新開始找工作，因為要延長退休，豈不是終生長憂？不少家長以為子女沒有了自己照顧不行，其實是自己沒有了子女當寄託不行；那些政治老人天天說為香港好，其實是否只是需要這遊戲chok存在感，你我心知。當社會不質疑你的能力和地位，就是時候尋回自己。假如在三十多歲、有價有市、有理想有現實的時候不改變，十年後，再也沒有改變的空間，人生就白過了。
編輯：曾祥泰
星期日明報 2016年4月24日
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
訪問葉中嫻：新天方夜譚 港產編劇中東生活有感
去年11月，法國和黎巴嫩受到恐怖襲擊，舉世震驚。不少網民將社交平台的個人頭像加上法國國旗以示悼念時，就有評論指社會輿論將焦點放在巴黎，而忽視了襲擊對黎巴嫩帶來的傷亡。雖然中東與香港的地理位置相對較近，可是，我們對中東的事物總是模模糊糊，最深刻的印象都離不開伊斯蘭文化、恐怖襲擊和石油。香港人往往對中東這個地方敬而遠之，然而事情總有例外，當地也有少數香港人旅居，其中一位便是葉中嫻，她現居於埃及首都開羅，亦曾在沙地阿拉伯生活過。她離開香港前，曾參與創作麗的電視、無綫電視和香港電台多齣經典電視劇，自1989年起旅居於馬來西亞、紐西蘭和中東等地，2008年更出版了《新天方夜譚──窺視中東》。她在中東生活超過10年，相信對當地社會和文化必定有一番不同的見解。
問：沈旭暉 (S)
答：葉中嫻 (Y)
整理：李志鵬
S： 當初，什麼原因驅使你選擇到埃及生活？
Y： 我先生是從事航空餐飲工作，因此經常派駐世界不同地方。1989年我們離開香港，先後旅居馬來西亞、紐西蘭和法國。我第一次與伊斯蘭文化接觸是在馬來西亞，當時清晨四點多，我家附近清真寺的禱告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我們一家1997年開始在中東生活，在沙地的商業城市吉達（Jeddah）生活了6年，到2002年又移居埃及。
S： 沙地予人較為保守的感覺，當地的國際化程度如何？
Y： 沙地有很多外勞，與美國關係密切，早年許多參與越戰的美軍機師都成為沙地航空的工程師和機師。美國伊朗交惡時，伊朗要求美國24小時內撤僑，當時泛美航空有不少美國員工便撤到沙地。在沙地，當地人一般都能用英文和外國人溝通。作為外國女人沒太多機會和沙地男人溝通。消費市場碰到的人都是外勞，當中包括菲律賓人、摩洛哥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沙地不簽發一般的旅遊簽證，因此，在當地的外國人都是有工作簽證的勞工。所以，一般沙地人對外國人都擺「波士款」，什麼皮膚顏色都不放在眼內！
S： 在中東生活期間，你認為最大的困難來自哪方面？
Y： 外國人在沙地鮮有觸犯嚴重法例，在一般交通違例事件上，警察絕不給外國人太多解釋機會，愈是理論求情愈快被抓坐牢，這些事常發生在外國勞工身上。我兩個兒子由幼稚園起便在沙地讀書，他們是在第三文化中成長的小朋友，即整個成長過程都並非在父親和母親的文化中成長。他們的同學都來自非富則貴的家庭，而我們又並非油王級的家庭，因此，我特別擔心他們沾染上壞習慣。我們要訓練孩子知足，不可盲目跟隨潮流。
S： 沙地人和埃及人對香港有何印象？
Y： 沙地對香港的認識是香港水利工程一流，那幾年也注意香港回歸中國，因擔心日後怎樣與香港交流。此外中東人知道香港是一個商業金融中心，也是武打片王國。今日埃及人比較關心香港，他們認為香港人和內地人不同，香港人比較文明、守規矩和語言能力比較強。在埃及革命前，我家附近有十多個香港人，其後有三對夫婦返回香港。2005年，當時開羅有不足一萬中國人，現時則有四、五萬。在阿拉伯之春後，我兩個兒子會說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卻不懂中文，於是我帶他們往大連民族學院學習中文，並在大連的國際學校升學。大兒子現於香港海事訓練學院實習，小兒子則在英國里茲大學攻讀食品科學與分子料理，我亦還丈夫「自由=分居」；我家成員現分布於香港、埃及、英國及法國。
S： 沙地人和埃及人的生活如何受到伊斯蘭文化影響？
Y： 沙地人的生活很受伊斯蘭文化規範，因為伊斯蘭教的教廷位於沙地，他們每天祈禱5次，早上4點、10點、12點、下午3點和6點都要祈禱，所有商貿學習場所活動都要嚴守祈禱時刻。因此，不少商店都在晚上7點後才開門。埃及則沒有明文規定，要求較寬鬆。在伊斯蘭世界，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是不嫖不賭不飲，但基於國際交流與旅遊業利益，某些中東國家在晚禱後，一些接待國際朋友的場所就可以賣酒。
S： 同樣是英國前殖民地，埃及和香港有何相似之處？
Y： 埃及和香港很相似，同樣以港口作為經濟命脈。埃及的蘇彝士運河高峰時期每天收入就超過1億美元。近年，埃及政府已擴闊蘇彝士運河，可是因經濟衰退，加上通航費用高昂及管理上腐敗貪污，以致未能帶動經濟發展。另外，埃及政府缺乏資源投放在航道保安上，但有消息指「伊斯蘭國」（IS）會以蘇彝士運河為襲擊目標，因此，埃及將原屬沙地託管的兩個島嶼交還沙地。沙地能提供保安力量，當中包括資金和武器支援，結果雙方都能受惠。雖然法國人曾統治埃及，但英國人統治的時間最長，因此，埃及的英國文化根基很深厚，埃及人的生活模式也接近英國。
吃狗開賭 對華人印象差
S： 中埃兩國的關係發展迅速，民間交流情況如何？
Y： 近年，埃及政治氣候比較差，到埃及旅遊的人數大減，目前旅客當中大多是中國人。今年是中埃建交60周年，習近平主席早前訪問埃及，簽署了價值超過120億美元的經貿合作。中國視埃及為政治地緣重鎮，因此，在埃及的投資量很大。中國人也蜂擁到埃及，埃及航空每天直航中國的航班都爆滿。近日網上流傳居於埃及的中國人吃狗的視頻，一些中國人經營的行業也經常出軌，甚至經營地下錢莊與私人賭場，這都有違伊斯蘭文化，駐埃中國使館也感無奈，導致埃及人對中國人印象很差。
S： 在革命過後，埃及面對最大的社會問題是什麼？
Y： 埃及年輕人面對高失業率，對政治前景亦感到擔憂。可是，此前的革命可以說是他們帶領，國際上稱之為Facebook革命。他們唯一自豪的是在關鍵時刻，察覺運動受到外來勢力影響，終於懸崖勒馬，令運動回歸理性，避免埃及落得如利比亞和敍利亞般的亂局。當日百萬人聚集的解放廣場，今日旁邊的麥當勞和肯德基仍然關閉，埃及國安局懷疑某大國政府利用餐廳內的點餐機內置的衞星電話功能去指揮和發動暴亂運動。當時撰文評論Facebook革命的作家早前發表評論指出，年輕人有主導權向政府反映生活的困難和不滿，但他們的經歷未足以主導國家運行。穆巴拉克在任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特別在中東和平談判擔任重要角色，埃及因而在國際社會中擁有重要位置，可是，現時的國際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相比其他中東國家，埃及的好處是很少部落人口，埃及人重視國家身份認同，即使他們國民中許多是土耳其裔或敍利亞裔，但亦以一個埃及與埃及人身份為榮。
問：沈旭暉 (S)
答：葉中嫻 (Y)
整理：李志鵬
S： 當初，什麼原因驅使你選擇到埃及生活？
Y： 我先生是從事航空餐飲工作，因此經常派駐世界不同地方。1989年我們離開香港，先後旅居馬來西亞、紐西蘭和法國。我第一次與伊斯蘭文化接觸是在馬來西亞，當時清晨四點多，我家附近清真寺的禱告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我們一家1997年開始在中東生活，在沙地的商業城市吉達（Jeddah）生活了6年，到2002年又移居埃及。
S： 沙地予人較為保守的感覺，當地的國際化程度如何？
Y： 沙地有很多外勞，與美國關係密切，早年許多參與越戰的美軍機師都成為沙地航空的工程師和機師。美國伊朗交惡時，伊朗要求美國24小時內撤僑，當時泛美航空有不少美國員工便撤到沙地。在沙地，當地人一般都能用英文和外國人溝通。作為外國女人沒太多機會和沙地男人溝通。消費市場碰到的人都是外勞，當中包括菲律賓人、摩洛哥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沙地不簽發一般的旅遊簽證，因此，在當地的外國人都是有工作簽證的勞工。所以，一般沙地人對外國人都擺「波士款」，什麼皮膚顏色都不放在眼內！
S： 在中東生活期間，你認為最大的困難來自哪方面？
Y： 外國人在沙地鮮有觸犯嚴重法例，在一般交通違例事件上，警察絕不給外國人太多解釋機會，愈是理論求情愈快被抓坐牢，這些事常發生在外國勞工身上。我兩個兒子由幼稚園起便在沙地讀書，他們是在第三文化中成長的小朋友，即整個成長過程都並非在父親和母親的文化中成長。他們的同學都來自非富則貴的家庭，而我們又並非油王級的家庭，因此，我特別擔心他們沾染上壞習慣。我們要訓練孩子知足，不可盲目跟隨潮流。
S： 沙地人和埃及人對香港有何印象？
Y： 沙地對香港的認識是香港水利工程一流，那幾年也注意香港回歸中國，因擔心日後怎樣與香港交流。此外中東人知道香港是一個商業金融中心，也是武打片王國。今日埃及人比較關心香港，他們認為香港人和內地人不同，香港人比較文明、守規矩和語言能力比較強。在埃及革命前，我家附近有十多個香港人，其後有三對夫婦返回香港。2005年，當時開羅有不足一萬中國人，現時則有四、五萬。在阿拉伯之春後，我兩個兒子會說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卻不懂中文，於是我帶他們往大連民族學院學習中文，並在大連的國際學校升學。大兒子現於香港海事訓練學院實習，小兒子則在英國里茲大學攻讀食品科學與分子料理，我亦還丈夫「自由=分居」；我家成員現分布於香港、埃及、英國及法國。
S： 沙地人和埃及人的生活如何受到伊斯蘭文化影響？
Y： 沙地人的生活很受伊斯蘭文化規範，因為伊斯蘭教的教廷位於沙地，他們每天祈禱5次，早上4點、10點、12點、下午3點和6點都要祈禱，所有商貿學習場所活動都要嚴守祈禱時刻。因此，不少商店都在晚上7點後才開門。埃及則沒有明文規定，要求較寬鬆。在伊斯蘭世界，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是不嫖不賭不飲，但基於國際交流與旅遊業利益，某些中東國家在晚禱後，一些接待國際朋友的場所就可以賣酒。
S： 同樣是英國前殖民地，埃及和香港有何相似之處？
Y： 埃及和香港很相似，同樣以港口作為經濟命脈。埃及的蘇彝士運河高峰時期每天收入就超過1億美元。近年，埃及政府已擴闊蘇彝士運河，可是因經濟衰退，加上通航費用高昂及管理上腐敗貪污，以致未能帶動經濟發展。另外，埃及政府缺乏資源投放在航道保安上，但有消息指「伊斯蘭國」（IS）會以蘇彝士運河為襲擊目標，因此，埃及將原屬沙地託管的兩個島嶼交還沙地。沙地能提供保安力量，當中包括資金和武器支援，結果雙方都能受惠。雖然法國人曾統治埃及，但英國人統治的時間最長，因此，埃及的英國文化根基很深厚，埃及人的生活模式也接近英國。
吃狗開賭 對華人印象差
S： 中埃兩國的關係發展迅速，民間交流情況如何？
Y： 近年，埃及政治氣候比較差，到埃及旅遊的人數大減，目前旅客當中大多是中國人。今年是中埃建交60周年，習近平主席早前訪問埃及，簽署了價值超過120億美元的經貿合作。中國視埃及為政治地緣重鎮，因此，在埃及的投資量很大。中國人也蜂擁到埃及，埃及航空每天直航中國的航班都爆滿。近日網上流傳居於埃及的中國人吃狗的視頻，一些中國人經營的行業也經常出軌，甚至經營地下錢莊與私人賭場，這都有違伊斯蘭文化，駐埃中國使館也感無奈，導致埃及人對中國人印象很差。
S： 在革命過後，埃及面對最大的社會問題是什麼？
Y： 埃及年輕人面對高失業率，對政治前景亦感到擔憂。可是，此前的革命可以說是他們帶領，國際上稱之為Facebook革命。他們唯一自豪的是在關鍵時刻，察覺運動受到外來勢力影響，終於懸崖勒馬，令運動回歸理性，避免埃及落得如利比亞和敍利亞般的亂局。當日百萬人聚集的解放廣場，今日旁邊的麥當勞和肯德基仍然關閉，埃及國安局懷疑某大國政府利用餐廳內的點餐機內置的衞星電話功能去指揮和發動暴亂運動。當時撰文評論Facebook革命的作家早前發表評論指出，年輕人有主導權向政府反映生活的困難和不滿，但他們的經歷未足以主導國家運行。穆巴拉克在任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特別在中東和平談判擔任重要角色，埃及因而在國際社會中擁有重要位置，可是，現時的國際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相比其他中東國家，埃及的好處是很少部落人口，埃及人重視國家身份認同，即使他們國民中許多是土耳其裔或敍利亞裔，但亦以一個埃及與埃及人身份為榮。
2016年4月22日星期五
日本「無差別殺人」往事
上月底台灣發生隨機殺人案，一名男子於街頭把小童斬首，引起極大震撼。類似「無差別殺人事件」在東亞地區並不罕見，最早把其視作一種特殊社會現象研究的，當屬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的日本，筆者從日本朋友口中依然聽到不少都市傳說，都與這類案件有關。
在日本，「無差別殺人犯」是一類兇徒的統稱，被稱為「通り魔」，他們無特定作案目標及動機，只是隨機在公共場合殺傷路人，遇害者與兇徒互不相識，無冤無仇。這類事件造成的社會影響極大，因人人可能成為他們的對象，容易造成人心惶惶，堪比恐怖主義。
1990年代開始，日本發生連串類似事件，較為著名的有這數例：1999年9月，東京都一名23歲男子隨機襲擊路人，2死6重傷；20天後，山口縣下關車站內一名35歲男子進行無差別襲擊，5死10傷；2001年，大阪一小學內一名37歲男子無差別襲擊小學生，8人喪生。數十年前，香港也曾發生類似案件，但時代久遠，不少新生代已是聞所未聞。
這次台灣案發後，掀起關於死刑的爭議，最初日本民眾對「無差別殺人事件」同樣感到無比恐慌，民間也普遍要求政府對兇徒施重刑（如死刑）、呼籲賦予執法機關更大權力、對潛在嫌疑人進行積極預防。但不少研究者指出，死刑一類重刑對解決相關案件並無裨益，因這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產生，有其特殊社會結構性基礎，單純以「威懾」來處理兇徒，並不能防止下一個兇徒產生。
那日本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又是什麼？1990年代，正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階段，自日本與美國等國簽訂《廣場協議》，日圓穩步升值，樓市泡沫爆破，國民財富大幅縮水，經濟一蹶不振。這背景下，大量曾受惠於「企業終身僱傭制」的日本人被迫下崗，年輕人就業前景蒙上陰影。「後泡沫經濟時代」的日本，社會流動停滯，貧富懸殊，長期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因看不到自身出路，遂產生巨大心理壓力；加上日本社會至今階級森嚴，不少人在工作的壓抑得不到紓緩，往往以非常手段排遣，「無差別殺人」是最極端的反彈。
當然，並非所有出於社會底層的人都可能是「無差別殺人犯」。但據日本法務省研究報告，自1980年代以來，日本「無差別殺人犯」幾乎都是沒有前科、工作不穩定且收入低、人際關係淡薄的年輕人，他們多對自身境遇不滿，卻又看不到改善的希望，最終生出「報復社會」的想法。2008年，日本「秋葉原無差別殺人案」導致7死10傷，社會嘩然，民眾逐漸意識到之前種種重刑無法治本，遂把關注及批評的焦點轉移至長期治理失當、造成貧富懸殊、階級流動停滯的日本自民黨政府。2009年日本大選，自民黨喪失了多年一直得以維持的執政黨地位，這跟「秋葉原無差別殺人案」造成的社會衝擊不無關係。
對照日本上世紀末情況，這一現象不但值得台灣警惕及反思，也值得社會結構近似的其他東亞社會防微杜漸。如何從社會經濟結構入手改革，提升社會流動性及人民對未來的希望，需要治理者有長期與宏觀的規劃。假如結構因素未能排除，類似悲劇在不同地方及以不同面貌再現，恐怕只是時間問題。
小詞典：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西德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美國「廣場飯店」，簽署了關於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協議，稱為「廣場協議」。隨後，日、英、法、德四國貨幣對美元穩步升值，其中尤以日本對美元升值幅度最大，造成日本經濟黃金歲月的終結。
在日本，「無差別殺人犯」是一類兇徒的統稱，被稱為「通り魔」，他們無特定作案目標及動機，只是隨機在公共場合殺傷路人，遇害者與兇徒互不相識，無冤無仇。這類事件造成的社會影響極大，因人人可能成為他們的對象，容易造成人心惶惶，堪比恐怖主義。
1990年代開始，日本發生連串類似事件，較為著名的有這數例：1999年9月，東京都一名23歲男子隨機襲擊路人，2死6重傷；20天後，山口縣下關車站內一名35歲男子進行無差別襲擊，5死10傷；2001年，大阪一小學內一名37歲男子無差別襲擊小學生，8人喪生。數十年前，香港也曾發生類似案件，但時代久遠，不少新生代已是聞所未聞。
這次台灣案發後，掀起關於死刑的爭議，最初日本民眾對「無差別殺人事件」同樣感到無比恐慌，民間也普遍要求政府對兇徒施重刑（如死刑）、呼籲賦予執法機關更大權力、對潛在嫌疑人進行積極預防。但不少研究者指出，死刑一類重刑對解決相關案件並無裨益，因這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產生，有其特殊社會結構性基礎，單純以「威懾」來處理兇徒，並不能防止下一個兇徒產生。
那日本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又是什麼？1990年代，正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階段，自日本與美國等國簽訂《廣場協議》，日圓穩步升值，樓市泡沫爆破，國民財富大幅縮水，經濟一蹶不振。這背景下，大量曾受惠於「企業終身僱傭制」的日本人被迫下崗，年輕人就業前景蒙上陰影。「後泡沫經濟時代」的日本，社會流動停滯，貧富懸殊，長期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因看不到自身出路，遂產生巨大心理壓力；加上日本社會至今階級森嚴，不少人在工作的壓抑得不到紓緩，往往以非常手段排遣，「無差別殺人」是最極端的反彈。
當然，並非所有出於社會底層的人都可能是「無差別殺人犯」。但據日本法務省研究報告，自1980年代以來，日本「無差別殺人犯」幾乎都是沒有前科、工作不穩定且收入低、人際關係淡薄的年輕人，他們多對自身境遇不滿，卻又看不到改善的希望，最終生出「報復社會」的想法。2008年，日本「秋葉原無差別殺人案」導致7死10傷，社會嘩然，民眾逐漸意識到之前種種重刑無法治本，遂把關注及批評的焦點轉移至長期治理失當、造成貧富懸殊、階級流動停滯的日本自民黨政府。2009年日本大選，自民黨喪失了多年一直得以維持的執政黨地位，這跟「秋葉原無差別殺人案」造成的社會衝擊不無關係。
對照日本上世紀末情況，這一現象不但值得台灣警惕及反思，也值得社會結構近似的其他東亞社會防微杜漸。如何從社會經濟結構入手改革，提升社會流動性及人民對未來的希望，需要治理者有長期與宏觀的規劃。假如結構因素未能排除，類似悲劇在不同地方及以不同面貌再現，恐怕只是時間問題。
小詞典：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西德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美國「廣場飯店」，簽署了關於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協議，稱為「廣場協議」。隨後，日、英、法、德四國貨幣對美元穩步升值，其中尤以日本對美元升值幅度最大，造成日本經濟黃金歲月的終結。
2016年4月21日星期四
秘魯藤森之女代表什麼？
秘魯正舉行總統大選，前總統藤森謙也（Alberto Fujimori，下稱藤森）之女藤森慶子（Keiko Fujimori，下稱慶子）在首輪投票贏近四成選票，支持率雖未過半及仍要舉行次輪投票，但已證明「藤森旋風」在秘魯依然強勁，並沒因其父下獄而停止。究竟這背後反映什麼？
藤森是生於秘魯的日裔第二代移民，1990至2000年就任秘魯總統，任內進行不少政治與經濟改革，政績至今為人稱道。在前任總統加西亞（Alan Garcia）治下，秘魯通脹高企，政局動盪，藤森上台後採取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精簡政府，推行國企私有化，取消關稅，配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華盛頓共識」爭取援助貸款，史稱「藤森刺激療法」。結果秘魯經濟重振，1994年經濟增長竟達13%，雖無以為繼，但依然令當地人懷念。
繼承強人政治資產
藤森另一政績是大力打擊恐怖主義。當時以「光明之路」為代表的反政府恐怖武裝異常活躍，奉行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策略，在郊區大肆暗殺官員，藤森堅持鐵腕圍剿，並賦予軍隊極大權限便於行事，例如對疑似恐怖分子可自行抓捕審訊，並動員郊區民眾組建武裝同盟。「光明之路」創辦人古斯曼（Abimael Guzman），正是在藤森任內被捕。後來藤森處理人質危機，也因果斷決策而受國際社會讚揚，雖也有侵犯人權爭議，但其強人形象遂得以建立。
藤森相關政績，都成為慶子的政治資產。藤森早年與妻子離異，慶子年僅19歲時，便開始陪同父親現身於各類政治場合，後期儼然以女兒身份行使「第一夫人」職責，故此她早為秘魯國民熟悉。她2006年當選國會議員，2011年曾參選總統，以48.5%高票落敗。秘魯政治學者卡里翁（Julio Carrion）形容，今天慶子的死忠支持者，基本都屬於其父親任內的改革既得利益者。
同時，藤森父女除了代表日裔秘魯人實力，也代表秘魯在全球化時代的軟實力。自1899年首批日本勞工抵達秘魯，先後有數萬日本人在二十世紀初移民當地，他們的後代形成一個穩定日裔社群，大舉進軍商貿服務業，取得經濟地位後積極結社，創辦日文報紙、學校與信貸機構，成為國內影響力最大的外來族群。事實上，秘魯曾在二戰前後掀起龐大反日排外思潮，出現過反移民法案，更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把日裔遣送至美國看押。但這些都是往事，藤森的當選，除了利用日裔經濟實力，還透過跟日本建立特殊關係加強國際地位，這對秘魯人民來說，不失為一個遠方的祝福，對慶子依然有微妙幫助。
當然，藤森在第二個任期末深陷貪腐醜聞，被指愈來愈獨裁，目前正在服刑，自然成為女兒從政不能迴避的歷史問題。然而，近年民主國家的強人後代大都享有同一優勢，他們既繼承先輩強勢形象與經濟奇蹟的美好回憶，又能以自身年輕新時代形象跟種種過強作風劃清界線，朴槿惠如是、馬可斯之子如是，慶子看來亦如是。無論她最終當選與否，似乎都會成為秘魯政壇的長期存在。
小詞典：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美國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在1990年一份政策文件中提出，以「限制政府支出」、「私有化」、「開放投資」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綱領，被 IMF 應用於拉美各國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在秘魯等國取得顯著成效。但阿根廷等國則在改革後出現經濟危機，令拉美人民普遍對方案的普世性感到疑惑。
藤森是生於秘魯的日裔第二代移民，1990至2000年就任秘魯總統，任內進行不少政治與經濟改革，政績至今為人稱道。在前任總統加西亞（Alan Garcia）治下，秘魯通脹高企，政局動盪，藤森上台後採取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精簡政府，推行國企私有化，取消關稅，配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華盛頓共識」爭取援助貸款，史稱「藤森刺激療法」。結果秘魯經濟重振，1994年經濟增長竟達13%，雖無以為繼，但依然令當地人懷念。
繼承強人政治資產
藤森另一政績是大力打擊恐怖主義。當時以「光明之路」為代表的反政府恐怖武裝異常活躍，奉行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策略，在郊區大肆暗殺官員，藤森堅持鐵腕圍剿，並賦予軍隊極大權限便於行事，例如對疑似恐怖分子可自行抓捕審訊，並動員郊區民眾組建武裝同盟。「光明之路」創辦人古斯曼（Abimael Guzman），正是在藤森任內被捕。後來藤森處理人質危機，也因果斷決策而受國際社會讚揚，雖也有侵犯人權爭議，但其強人形象遂得以建立。
藤森相關政績，都成為慶子的政治資產。藤森早年與妻子離異，慶子年僅19歲時，便開始陪同父親現身於各類政治場合，後期儼然以女兒身份行使「第一夫人」職責，故此她早為秘魯國民熟悉。她2006年當選國會議員，2011年曾參選總統，以48.5%高票落敗。秘魯政治學者卡里翁（Julio Carrion）形容，今天慶子的死忠支持者，基本都屬於其父親任內的改革既得利益者。
同時，藤森父女除了代表日裔秘魯人實力，也代表秘魯在全球化時代的軟實力。自1899年首批日本勞工抵達秘魯，先後有數萬日本人在二十世紀初移民當地，他們的後代形成一個穩定日裔社群，大舉進軍商貿服務業，取得經濟地位後積極結社，創辦日文報紙、學校與信貸機構，成為國內影響力最大的外來族群。事實上，秘魯曾在二戰前後掀起龐大反日排外思潮，出現過反移民法案，更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把日裔遣送至美國看押。但這些都是往事，藤森的當選，除了利用日裔經濟實力，還透過跟日本建立特殊關係加強國際地位，這對秘魯人民來說，不失為一個遠方的祝福，對慶子依然有微妙幫助。
當然，藤森在第二個任期末深陷貪腐醜聞，被指愈來愈獨裁，目前正在服刑，自然成為女兒從政不能迴避的歷史問題。然而，近年民主國家的強人後代大都享有同一優勢，他們既繼承先輩強勢形象與經濟奇蹟的美好回憶，又能以自身年輕新時代形象跟種種過強作風劃清界線，朴槿惠如是、馬可斯之子如是，慶子看來亦如是。無論她最終當選與否，似乎都會成為秘魯政壇的長期存在。
小詞典：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美國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在1990年一份政策文件中提出，以「限制政府支出」、「私有化」、「開放投資」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綱領，被 IMF 應用於拉美各國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在秘魯等國取得顯著成效。但阿根廷等國則在改革後出現經濟危機，令拉美人民普遍對方案的普世性感到疑惑。
2016年4月20日星期三
埃及島嶼「主權轉讓」事件
日前沙特國王薩爾曼出訪埃及，簽訂了15項經濟援助協議，價值220億美元；於此同時，埃及國會宣佈將位於兩國領海中線的Tiran和Sanafir這兩座無人島的主權，「轉移」給沙特阿拉伯。名義上，二者是沒有因果聯繫的獨立事件，但「埃及賣島」形象還是深入民心，國內輿論更是強烈反對，批評政府「賣國」。
不過回顧歷史，其實中東類似的爭議島嶼、區域所在不少，這次觸及的並非特例，不失為開啓了一個解決同類爭議的模式。埃及政府對兩島主權的官方立場是，它們本來就不是埃及「自古以來的國土」，而是在1950年海灣衝突中，沙特擔心以色列染指兩島，於是「暫時」將兩島交給埃及控制。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以色列也確曾入侵並佔領兩島，直至以色列與埃及簽訂《戴維營協定》，才於1982年將島嶼歸還埃及。目前兩島雖然無人居住，但位於扼守紅海的出口，極具軍事戰略價值，美軍領導的「多國觀察員武裝」就在這一帶巡弋。
然而埃及民眾普遍認為，以色列交還島嶼時，沙特根本沒有參與《戴維營協定》談判，理應不再享有這兩島的主權；而且埃及憲法第151條規定，政府不得割讓國土，事關領土主權的協議需公投確定，質疑政府違憲。事實上，埃及政府確是在鑽空子，即通過「私有權轉讓」和「海上重新劃界」的形式，完成這次轉讓，意味著埃及轉讓的是「島嶼控制權」，即埃及官方所言「本未擁有過主權」，從而避免了公投要求。
這教人想到鄰國的類似例子，例如伊朗和阿聯酋就霍爾木茲海峽西口附近的Abu Musa島嶼主權，一直存有糾紛。早年該島被英國從波斯手中奪過來，直至1960年代末，英國將該島治權轉交給沙迦（Sharjah），亦阿聯酋酋長國之一。1971年阿聯酋成立前夕，伊朗與沙迦簽署備忘錄，饒過主權問題，伊朗得以在Abu Musa駐軍、阿聯酋則負責境內保安，但後來伊朗佔領全島，引起連串爭議。但兩國還是烏市地就島嶼附近油氣的開發進行談判，目前據說可能採取「島嶼主權歸還阿聯酋、伊朗擁有島嶼周邊海床權益」的方式解決糾紛，並「共同開發」資源。
另一案例是沙特與科威特之間，有一片面積約5,000平方公里的「中立區」。1960年代前，該區一直被國際油公司管理，後來沙特與科威特就該區領土主權進行協商，最終在1964年以「經濟資源共享」的方案解決，規定該區不單獨屬於任何一國，而由兩國共同實行管制，石油資源開採收益則由兩國平分。
由此可見，中東各國對主權的演繹，其實存有相當彈性，而通過資源共享、經濟合作等途徑化解領土糾紛，一直是不少國家的偏好。不過這類解決方案，一般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才能執行；假如國內民族主義高漲，而政府處於弱勢，就往往弄巧反拙。至於在東亞，各國對主權的演繹反而越來越僵化，要出現靈活變通，卻恐怕不是短期內能達成了。
小詞典：六日戰爭
又稱「第三次中東戰爭」，1967年6月5日至10日六天內，以色列完勝埃及、敘利亞和約旦聯軍，奪取了整個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地區和大部分戈蘭高地。其中6月5日半天內，以色列空軍以突襲手法，幾乎全殲三國空軍力量，以軍則損失極小，成為軍事史上的經典。戰爭一舉改變了中東局勢，奠定以色列區內霸權的地位。
不過回顧歷史，其實中東類似的爭議島嶼、區域所在不少，這次觸及的並非特例，不失為開啓了一個解決同類爭議的模式。埃及政府對兩島主權的官方立場是，它們本來就不是埃及「自古以來的國土」，而是在1950年海灣衝突中，沙特擔心以色列染指兩島，於是「暫時」將兩島交給埃及控制。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以色列也確曾入侵並佔領兩島，直至以色列與埃及簽訂《戴維營協定》，才於1982年將島嶼歸還埃及。目前兩島雖然無人居住，但位於扼守紅海的出口，極具軍事戰略價值，美軍領導的「多國觀察員武裝」就在這一帶巡弋。
然而埃及民眾普遍認為，以色列交還島嶼時，沙特根本沒有參與《戴維營協定》談判，理應不再享有這兩島的主權；而且埃及憲法第151條規定，政府不得割讓國土，事關領土主權的協議需公投確定，質疑政府違憲。事實上，埃及政府確是在鑽空子，即通過「私有權轉讓」和「海上重新劃界」的形式，完成這次轉讓，意味著埃及轉讓的是「島嶼控制權」，即埃及官方所言「本未擁有過主權」，從而避免了公投要求。
這教人想到鄰國的類似例子，例如伊朗和阿聯酋就霍爾木茲海峽西口附近的Abu Musa島嶼主權，一直存有糾紛。早年該島被英國從波斯手中奪過來，直至1960年代末，英國將該島治權轉交給沙迦（Sharjah），亦阿聯酋酋長國之一。1971年阿聯酋成立前夕，伊朗與沙迦簽署備忘錄，饒過主權問題，伊朗得以在Abu Musa駐軍、阿聯酋則負責境內保安，但後來伊朗佔領全島，引起連串爭議。但兩國還是烏市地就島嶼附近油氣的開發進行談判，目前據說可能採取「島嶼主權歸還阿聯酋、伊朗擁有島嶼周邊海床權益」的方式解決糾紛，並「共同開發」資源。
另一案例是沙特與科威特之間，有一片面積約5,000平方公里的「中立區」。1960年代前，該區一直被國際油公司管理，後來沙特與科威特就該區領土主權進行協商，最終在1964年以「經濟資源共享」的方案解決，規定該區不單獨屬於任何一國，而由兩國共同實行管制，石油資源開採收益則由兩國平分。
由此可見，中東各國對主權的演繹，其實存有相當彈性，而通過資源共享、經濟合作等途徑化解領土糾紛，一直是不少國家的偏好。不過這類解決方案，一般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才能執行；假如國內民族主義高漲，而政府處於弱勢，就往往弄巧反拙。至於在東亞，各國對主權的演繹反而越來越僵化，要出現靈活變通，卻恐怕不是短期內能達成了。
小詞典：六日戰爭
又稱「第三次中東戰爭」，1967年6月5日至10日六天內，以色列完勝埃及、敘利亞和約旦聯軍，奪取了整個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地區和大部分戈蘭高地。其中6月5日半天內，以色列空軍以突襲手法，幾乎全殲三國空軍力量，以軍則損失極小，成為軍事史上的經典。戰爭一舉改變了中東局勢，奠定以色列區內霸權的地位。
2016年4月19日星期二
台灣詐騙案在肯尼亞
日前，肯尼亞政府先後把3批共45名與大陸電訊詐騙案有關的台灣人驅逐出境，並被強制遣送到中國大陸。台灣媒體的即時反應大多認為北京野蠻擄人，嚴重損害台灣的國際地位及利益，那是「尊嚴本位論」的基調。與此同時，不少台灣網民，特別是苦主，卻認為此舉大快人心，那是「利益本位論」的基調。然而，從國際關係及國際法的角度而言，「跨國司法合作」本身就是一項非常技術性的複雜安排，牽涉各國國內法與國際法的協調，需要多作釐清。
這次事件中，涉案台灣人被指跟一夥中國大陸疑犯合謀，在肯尼亞對中國大陸居民進行電訊詐騙。肯尼亞法院一度判決其中23名台灣人「無罪」，但只是基於「無照營業」、「無照使用電訊設備」及「組織犯罪」3項罪名而作出有關判決，北京卻是根據「涉嫌電訊詐騙」為由，要求肯尼亞把他們遣送中國大陸。
美國霍夫斯塔拉大學（Hofstra University）國際法教授古舉倫（Julian Ku）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的觀點，大概是符合技術基準的，也就是說大陸此舉嚴格而言並不違反國際法。
在涉及跨國犯罪與跨國司法合作時，國際法本來就有各國司法管轄權重疊的可能，亦即「管轄競合」。這次事件中，肯尼亞是電訊詐騙行為發生地，可對該國境內罪案進行審判，也有權把疑犯遣送或不遣送至其他地方；中國大陸是受害者所在地，亦有被害人國籍管轄權；台灣方面自然主張擁有對「中華民國公民」、也就是疑犯的司法管轄權。三者重疊時如何處理，國際法並未有明確規定，只能靠雙邊及多邊條約理順，加上兩岸敏感的主權爭議，令有關案件更難解決。儘管兩岸2009年曾簽署司法互助協議，條款說明「受請求方認為有重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形者，得視情決定遣返」，這存在相當的灰色地帶。
無引渡協議 談判乏力
當然，同樣重要的是外交層面考量。肯尼亞雖然是跟西方關係密切的非洲國家，亦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家鄉，但同時也強調是「中國人民老朋友」。近年，習近平及李克強都曾訪問肯尼亞，在基建、能源、經濟貸款等各方面簽訂諸多協議，令肯尼亞成為中國進入非洲的橋頭堡之一。
中華民國則與肯尼亞無外交關係，亦無引渡協議，經濟往來不多，只能由位於南非的「駐南非台北聯絡代表處」處理這次事件，討價還價能力自然有限。若說肯尼亞政府無意在此事討好北京，乃自欺欺人。
假如案件能脫離民粹主義，返回制度化的軌跡，解決方法並非沒先例可援，例如北京在2010年「菲律賓電訊詐騙案」中，最終把涉案台灣人遣送回台。但時移世易，現在蔡英文成為台灣領導人，北京此番強硬立場，結合早前與岡比亞復交之舉，明顯也是對「一中原則」不甚溫馨的提示，恐怕類似案例在未來可能頻繁出現。
台灣當局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在制度層面上理順台灣在國際司法制度的空間，只要未來有例可循， 便不至於像這次般被動。
小詞典：2010菲律賓跨境電信詐騙案
2010年末，菲律賓警方破獲大型跨境電信詐騙案件，涉案有14名台灣人，受害者均為中國大陸居民。當時菲律賓循中國大陸要求，將14名台灣疑犯遣送大陸，引發台灣抗議。最後兩岸根據「司法互助協議」，經歷長達數月談判，在大陸警方完成調查取證後，14名台灣人被送回台灣受審，作為「兩岸和平發展」的表現。
這次事件中，涉案台灣人被指跟一夥中國大陸疑犯合謀，在肯尼亞對中國大陸居民進行電訊詐騙。肯尼亞法院一度判決其中23名台灣人「無罪」，但只是基於「無照營業」、「無照使用電訊設備」及「組織犯罪」3項罪名而作出有關判決，北京卻是根據「涉嫌電訊詐騙」為由，要求肯尼亞把他們遣送中國大陸。
美國霍夫斯塔拉大學（Hofstra University）國際法教授古舉倫（Julian Ku）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的觀點，大概是符合技術基準的，也就是說大陸此舉嚴格而言並不違反國際法。
在涉及跨國犯罪與跨國司法合作時，國際法本來就有各國司法管轄權重疊的可能，亦即「管轄競合」。這次事件中，肯尼亞是電訊詐騙行為發生地，可對該國境內罪案進行審判，也有權把疑犯遣送或不遣送至其他地方；中國大陸是受害者所在地，亦有被害人國籍管轄權；台灣方面自然主張擁有對「中華民國公民」、也就是疑犯的司法管轄權。三者重疊時如何處理，國際法並未有明確規定，只能靠雙邊及多邊條約理順，加上兩岸敏感的主權爭議，令有關案件更難解決。儘管兩岸2009年曾簽署司法互助協議，條款說明「受請求方認為有重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形者，得視情決定遣返」，這存在相當的灰色地帶。
無引渡協議 談判乏力
當然，同樣重要的是外交層面考量。肯尼亞雖然是跟西方關係密切的非洲國家，亦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家鄉，但同時也強調是「中國人民老朋友」。近年，習近平及李克強都曾訪問肯尼亞，在基建、能源、經濟貸款等各方面簽訂諸多協議，令肯尼亞成為中國進入非洲的橋頭堡之一。
中華民國則與肯尼亞無外交關係，亦無引渡協議，經濟往來不多，只能由位於南非的「駐南非台北聯絡代表處」處理這次事件，討價還價能力自然有限。若說肯尼亞政府無意在此事討好北京，乃自欺欺人。
假如案件能脫離民粹主義，返回制度化的軌跡，解決方法並非沒先例可援，例如北京在2010年「菲律賓電訊詐騙案」中，最終把涉案台灣人遣送回台。但時移世易，現在蔡英文成為台灣領導人，北京此番強硬立場，結合早前與岡比亞復交之舉，明顯也是對「一中原則」不甚溫馨的提示，恐怕類似案例在未來可能頻繁出現。
台灣當局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在制度層面上理順台灣在國際司法制度的空間，只要未來有例可循， 便不至於像這次般被動。
小詞典：2010菲律賓跨境電信詐騙案
2010年末，菲律賓警方破獲大型跨境電信詐騙案件，涉案有14名台灣人，受害者均為中國大陸居民。當時菲律賓循中國大陸要求，將14名台灣疑犯遣送大陸，引發台灣抗議。最後兩岸根據「司法互助協議」，經歷長達數月談判，在大陸警方完成調查取證後，14名台灣人被送回台灣受審，作為「兩岸和平發展」的表現。
2016年4月18日星期一
理論界的普及嘗試——喪屍與國際關係
探討國際事務時，如何把學院派的國際關係理論與現實生活結合，一直是學者有意普及學科時的最大難題。2011年，美國塔夫茨大學法律與外教學院教授德雷茲納（Daniel Drezner）出版一本think out of the box的著作——《國際政治理論與喪屍》，由享負盛名的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論述一旦「全球喪屍危機」爆發，不同派別國際政治理論會對各國政府應對措施作出怎樣的預測。在風趣幽默的行文中，德雷茲納對國際政治理論的運用，獲業界同行廣泛讚賞，其成功也令人鼓舞。
「喪屍」究竟怎樣跟國際關係掛鈎？在德雷茲納看來，與神話傳說中的「吸血鬼」及宗教故事的「惡魔」相比，「喪屍」出現的可能性其實在現實世界是最高的。該書開篇中，他甚至以「喪屍愛好者」身份，詳細梳理現實中跟「喪屍現象」有關的種種研究文獻，這既是對學界沉溺於「文獻研究」的調侃，卻也是功力所在。
德雷茲納接着回到國際關係本行，分析一旦「喪屍危機」爆發，各國政府政策選擇必然受到不少限制，例如傳統「外交斡旋」對喪屍們便如同「雞同鴨講」；「核威懾」這一當今防止世界大戰的最有效策略，也對喪屍大軍不起作用，因喪屍們不知恐懼為何物。那麼這種境況下，各國將如何採取措施應對？他用國際政治五大理論為例，逐一分析國際社會的可能應對。
「現實主義」最適應危機
一、「現實主義」（Realism）：強調國際政治中沒有比「主權國家」更高的權威，即是在所謂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各國因生存需要，追求己方相對利益及實力最大化。儘管現實主義指導下的國際政治看似最殘酷，但據德雷茲納的論述，這一立場是最能適應「喪屍危機」。喪屍不過是「黑暗叢林」中的威脅之一，跟其他「敵國」並無二致，現實主義主導的國際政治環境不會因喪屍出現而產生翻天覆地變化。
德雷茲納甚至推斷，純粹現實主義國家可能會跟喪屍們形成戰術上的「默契」，彼此劃分勢力範圍，反而相安無事。這一切，其實跟納粹德國與蘇聯一度的互不侵犯默契異曲同工，甚至跟目前以色列與「伊斯蘭國」（IS）的關係也有可借鑑之處。
二、「自由主義」（Liberalism）：跟現實主義不同，自由主義認為即使在無政府狀態，合作仍舊是可能的，同時非政府組織（NGO）在國際政治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但面對喪屍，自由主義者的外交伎倆便顯得捉襟見肘，因人類與喪屍的合作似乎不大可能，反倒是喪屍群體內部的合作更值得研究。喪屍們從不互相攻擊對方，反而符合「自由主義」的合作假定。
德雷茲納預計，自由主義主導的政府或許會就「喪屍問題」建立國際組織進行管控，但也不能排除部分「左派自由主義者」結成類似於「喪屍權益保護組織」的NGO，提倡「大愛主義」，為各國聯合應對喪屍危機帶來阻力。
三、「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新保守派是爭議最大的外交理論學派之一，年前在美國喬治布殊政府任內權傾一時。在他們眼中，世界「善惡分明」，為弘揚「善」的理念，國家的積極行動遠較依賴國際組織協調更為高效。
喪屍無疑是「惡」的代表，一如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立場，新保守派政府會對喪屍危機採取積極武裝干預態度，力求在危機爆發初期便出兵打擊喪屍集中區域，避免它們擴散。「喪屍戰爭」如「反恐戰爭」一樣深得新保守主義者青睞，但德雷茲納懷疑，對喪屍大軍主動出兵，很可能會為喪屍軍團輸送更多「生力軍」，無疑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重蹈美軍在中東反恐「愈反愈恐」的覆轍。
四、「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這主義近年來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影響力日漸上升，重視人們主觀意念對現實政治的影響，認為連國家的概念也可以是建構出來的（state is what we make of it），那麼「喪屍」自然也可以是被建構的概念（zombies are what we make of them）。建構主義者眼中，喪屍的存在跟其他兇猛的動物如鯊魚等並無本質上區別，但喪屍之所以被大家視作「威脅」，乃是因為它們違背了「不以食人為唯一生存方式或樂趣」的「社會規範」，所以才為國際社會所不容；只要規範改變，便能找到跟喪屍和平共存的準則。
順帶一提，鑑於近年來注重環境問題相關社會規範的「環保派人士」話語權日益強大，德雷茲納亦表示，或會有人認為喪屍才是符合「環境友好」的社會規範存在，因它們「行動都用步行、只吃有機食物」，這自然也是對左翼活躍分子的調侃。
未雨綢繆有其必要
五、「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這理論派別打通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聯繫，着重考察國內政治機制對外交決策及國際關係的影響。面臨「喪屍危機」這一重大國際威脅時，國內領導人（如總統）往往會更受民眾歡迎及仰賴，因此政府、尤其是領導人本身的行政權力，也更傾向擴張。但這一效應的出現，並不等於各國均會採取更有力措施應對危機。德雷茲納指出，國內不同派系政客也可能利用「喪屍危機」為自身競選造勢，把「喪屍」政治化，反而導致政府不能迅速對事件作出反應，危機因此更可能迅速蔓延。
透過上述各國際政治理論分析，德雷茲納向大家展示一旦遭遇「喪屍大軍」，國際社會將可能如何應對。在他看來，這一思考是「未雨綢繆」，非常有其必要，正如當年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指出，戰略要義不只是了解「known unknown」，更是意識到「unknown unknown」，而後者尤其需要打破傳統思維。所謂「unknown unknown」，只要借代到現實案例，無論是IS還是黑客集團，都能對號入座。
敍述種種情景的同時，德雷茲納對各大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的介紹及應用教人拍案叫絕，無疑也是對常年困於「象牙塔」內學人們的啟發，實現學術價值的途徑不只有故作高深自說自話，且不是所謂「影響因子」可以衡量。
「喪屍」究竟怎樣跟國際關係掛鈎？在德雷茲納看來，與神話傳說中的「吸血鬼」及宗教故事的「惡魔」相比，「喪屍」出現的可能性其實在現實世界是最高的。該書開篇中，他甚至以「喪屍愛好者」身份，詳細梳理現實中跟「喪屍現象」有關的種種研究文獻，這既是對學界沉溺於「文獻研究」的調侃，卻也是功力所在。
德雷茲納接着回到國際關係本行，分析一旦「喪屍危機」爆發，各國政府政策選擇必然受到不少限制，例如傳統「外交斡旋」對喪屍們便如同「雞同鴨講」；「核威懾」這一當今防止世界大戰的最有效策略，也對喪屍大軍不起作用，因喪屍們不知恐懼為何物。那麼這種境況下，各國將如何採取措施應對？他用國際政治五大理論為例，逐一分析國際社會的可能應對。
「現實主義」最適應危機
一、「現實主義」（Realism）：強調國際政治中沒有比「主權國家」更高的權威，即是在所謂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各國因生存需要，追求己方相對利益及實力最大化。儘管現實主義指導下的國際政治看似最殘酷，但據德雷茲納的論述，這一立場是最能適應「喪屍危機」。喪屍不過是「黑暗叢林」中的威脅之一，跟其他「敵國」並無二致，現實主義主導的國際政治環境不會因喪屍出現而產生翻天覆地變化。
德雷茲納甚至推斷，純粹現實主義國家可能會跟喪屍們形成戰術上的「默契」，彼此劃分勢力範圍，反而相安無事。這一切，其實跟納粹德國與蘇聯一度的互不侵犯默契異曲同工，甚至跟目前以色列與「伊斯蘭國」（IS）的關係也有可借鑑之處。
二、「自由主義」（Liberalism）：跟現實主義不同，自由主義認為即使在無政府狀態，合作仍舊是可能的，同時非政府組織（NGO）在國際政治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但面對喪屍，自由主義者的外交伎倆便顯得捉襟見肘，因人類與喪屍的合作似乎不大可能，反倒是喪屍群體內部的合作更值得研究。喪屍們從不互相攻擊對方，反而符合「自由主義」的合作假定。
德雷茲納預計，自由主義主導的政府或許會就「喪屍問題」建立國際組織進行管控，但也不能排除部分「左派自由主義者」結成類似於「喪屍權益保護組織」的NGO，提倡「大愛主義」，為各國聯合應對喪屍危機帶來阻力。
三、「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新保守派是爭議最大的外交理論學派之一，年前在美國喬治布殊政府任內權傾一時。在他們眼中，世界「善惡分明」，為弘揚「善」的理念，國家的積極行動遠較依賴國際組織協調更為高效。
喪屍無疑是「惡」的代表，一如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立場，新保守派政府會對喪屍危機採取積極武裝干預態度，力求在危機爆發初期便出兵打擊喪屍集中區域，避免它們擴散。「喪屍戰爭」如「反恐戰爭」一樣深得新保守主義者青睞，但德雷茲納懷疑，對喪屍大軍主動出兵，很可能會為喪屍軍團輸送更多「生力軍」，無疑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重蹈美軍在中東反恐「愈反愈恐」的覆轍。
四、「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這主義近年來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影響力日漸上升，重視人們主觀意念對現實政治的影響，認為連國家的概念也可以是建構出來的（state is what we make of it），那麼「喪屍」自然也可以是被建構的概念（zombies are what we make of them）。建構主義者眼中，喪屍的存在跟其他兇猛的動物如鯊魚等並無本質上區別，但喪屍之所以被大家視作「威脅」，乃是因為它們違背了「不以食人為唯一生存方式或樂趣」的「社會規範」，所以才為國際社會所不容；只要規範改變，便能找到跟喪屍和平共存的準則。
順帶一提，鑑於近年來注重環境問題相關社會規範的「環保派人士」話語權日益強大，德雷茲納亦表示，或會有人認為喪屍才是符合「環境友好」的社會規範存在，因它們「行動都用步行、只吃有機食物」，這自然也是對左翼活躍分子的調侃。
未雨綢繆有其必要
五、「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這理論派別打通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聯繫，着重考察國內政治機制對外交決策及國際關係的影響。面臨「喪屍危機」這一重大國際威脅時，國內領導人（如總統）往往會更受民眾歡迎及仰賴，因此政府、尤其是領導人本身的行政權力，也更傾向擴張。但這一效應的出現，並不等於各國均會採取更有力措施應對危機。德雷茲納指出，國內不同派系政客也可能利用「喪屍危機」為自身競選造勢，把「喪屍」政治化，反而導致政府不能迅速對事件作出反應，危機因此更可能迅速蔓延。
透過上述各國際政治理論分析，德雷茲納向大家展示一旦遭遇「喪屍大軍」，國際社會將可能如何應對。在他看來，這一思考是「未雨綢繆」，非常有其必要，正如當年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指出，戰略要義不只是了解「known unknown」，更是意識到「unknown unknown」，而後者尤其需要打破傳統思維。所謂「unknown unknown」，只要借代到現實案例，無論是IS還是黑客集團，都能對號入座。
敍述種種情景的同時，德雷茲納對各大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的介紹及應用教人拍案叫絕，無疑也是對常年困於「象牙塔」內學人們的啟發，實現學術價值的途徑不只有故作高深自說自話，且不是所謂「影響因子」可以衡量。
2016年4月16日星期六
訪問桌遊設計師甄炯雄：興趣結合夢想 香港桌遊設計師走向國際
今年維園年宵，有攤位以桌上遊戲（桌遊）《三國殺》為藍本，推出《立法會殺》，當中加入現今香港的政治人物，讓市民透過角色扮演和戰鬥，感受政治人物的喜怒哀樂。數年前，《三國殺》在港興起，成功引起香港人對桌遊的興趣；同時，不少以桌遊為主題的樓上咖啡廳開業，桌遊遂於這數年間逐漸成為潮流。有桌遊店主指出，香港人開始厭棄電子遊戲，轉投玩家之間能直接交流互動的桌遊。此外，近年開始出現一些本土原創桌遊，本地桌遊設計師甄炯雄在4年前自資推出《九龍城寨》，並與一班香港桌遊設計師成立香港桌遊設計師協會，推動行業發展。他也積極將香港桌遊帶到國際展覽，相信他定能讓我們對香港桌遊的現況和發展有更多了解。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甄炯雄（C）（桌遊設計師，Charles）
整理：李志鵬
S： 桌遊由哪個年代開始傳入香港呢？
C： 相比起圍棋和象棋，桌遊在香港並非主流。在英殖時期，一些外籍軍官派駐香港，他們引入戰棋作為模擬軍事訓練，也有不少人以此為娛樂。他們成立的香港兵棋玩家會，一直傳承至今。隨着時代改變，後期的戰棋加入了不少新元素，香港桌遊迷多年來亦一直緊貼世界潮流，每逢有新遊戲出版便訂購到港。除戰棋外，早於八十年代後期已有香港人玩德式桌遊，並設立相關店舖。近年興起的《三國殺》和Monopoly Deal，更是過去10年本港最廣為流傳的桌遊，成功吸引不少新玩家。
S： 香港桌遊業的發展情況如何呢？
C： 2011年，我聯絡了所有在香港出版過桌遊的設計師，籌組香港桌遊設計師協會，目前已有30位不同背景的成員。現時，桌遊在香港仍不是主流產業，設計師難以藉相關收入維持生計。即使台灣的市場比香港大幾倍，目前仍未有全職的設計師。
作品加入本土特色
S： 什麼原因驅使你接觸和設計桌遊呢？
C： 一如大部分港人，我首次接觸的桌遊也是UNO和《大富翁》，也喜歡玩象棋和鬥獸棋。之後我開始接觸其他遊戲，如《卡坦島》和Money。根據全球最大桌遊網統計，現時世界上有超過5萬款桌遊，香港人常玩的桌遊超過300款，但一般新手玩家都只曾接觸十多款。香港幾乎所有設計師都是自資出版桌遊，初衷是想玩一些與別不同的遊戲，於是就創造出與現存遊戲不同的作品，部分更具有香港特色。香港有八成以上的桌遊出版公司都是蚊型公司，真正能持續出版遊戲的公司不足5間。
S： 哪些國家比較積極推動桌遊發展呢？
C： 桌遊在德國的發展最蓬勃，其次是美國。德國的遊戲以精簡印刷品和木製品為主；美國則傾向採用精緻塑膠棋子，如《大富翁》和《酒店大亨》等。不少國家都有一兩間龍頭桌遊公司，其中波蘭、馬來西亞和泰國都是桌遊界的新勢力。起初，他們都是以翻譯遊戲起家，之後開始創作自家產品。波蘭公司的桌遊更開始對外輸出，部分已被翻譯成中文，例如《魯賓遜漂流記》和《帝國開拓者》。
S： 世界各地的桌遊文化有何不同呢？
C： 在歐美國家，玩桌遊被視為家庭樂，這與香港和內地的情況不一樣。我在內地工作過兩年，在工餘時間，也會與內地朋友玩桌遊，他們有很多人是跨城市工作和升學，而且年齡差不多，大家以此作為聯誼。香港家庭關係較疏離，但年輕一輩的家長在青少年時期也曾接觸桌遊，因此會和孩子一起玩。惟香港人喜歡簡單、需時較短的遊戲，因為他們經過整天的工作後，不想玩太艱深的遊戲。歐美家庭玩桌遊的情況很普遍，主因是他們社交圈子的地理距離較遠，冬天嚴寒時更難以進行戶外活動，於是便留在家中玩桌遊。
S： 香港人會通過哪些方面推廣桌遊呢？
C： 大學是讓學生接觸桌遊的一個重要平台。另外，香港有不少社工在學校推廣桌遊，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訓練溝通技巧、改善專注力和讀寫障礙問題。玩桌遊的過程需要反覆思考如何勝出或破壞對手的計劃，因而培養玩家解難習慣。
S： 國際桌遊業界有否設立相關獎項去鼓勵業界發展呢？
C： 德國和美國都有設立國際性的桌遊獎項，最矚目的是德國桌遊獎項SDJ，他們每年都會公布3個年度出色桌遊，那是業界最高殊榮。內地去年也成立了一個獎項。然而，香港仍缺乏交流平台，只能通過大型國際展覽和活動去接觸外地桌遊玩家。但設計師和出版商往往需要自己集資到外地參與展覽，這幾乎將創作遊戲的成本加倍。
S： 相比國際水平，香港桌遊的質素如何呢？
C： 德國、美國、南韓、內地和台灣每年都會舉辦國際展覽，其中德國Essen最矚目。香港業界需要藉這些機會向外輸出，因為本地市場難以達致收支平衡。相對其他國家的水平，香港桌遊處於中游位置。去年有兩款香港遊戲在德國參展，當時有1000款遊戲參與網上評選，評選者都是全球最大桌遊網會員，兩個香港遊戲都排在300至500位，這反映香港原創的桌遊得到來自世界各地玩家的認同。
S： 未來，你認為香港桌遊行業應怎樣發展和推廣呢？
C： 國際桌遊界喜歡把一些文化和歷史加入遊戲中，其中不少出名的遊戲都是以地方為主題，例如《波多黎各》便以某個歷史時空的文化為背景，讓其他人對此有所了解。我第一個參與創作的桌遊，就是與本地漫畫《九龍城寨》合作，並以此作為遊戲的主題。九龍城寨曾經是香港的地標，也是當年外國遊客趨之若鶩的地方。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甄炯雄（C）（桌遊設計師，Charles）
整理：李志鵬
S： 桌遊由哪個年代開始傳入香港呢？
C： 相比起圍棋和象棋，桌遊在香港並非主流。在英殖時期，一些外籍軍官派駐香港，他們引入戰棋作為模擬軍事訓練，也有不少人以此為娛樂。他們成立的香港兵棋玩家會，一直傳承至今。隨着時代改變，後期的戰棋加入了不少新元素，香港桌遊迷多年來亦一直緊貼世界潮流，每逢有新遊戲出版便訂購到港。除戰棋外，早於八十年代後期已有香港人玩德式桌遊，並設立相關店舖。近年興起的《三國殺》和Monopoly Deal，更是過去10年本港最廣為流傳的桌遊，成功吸引不少新玩家。
S： 香港桌遊業的發展情況如何呢？
C： 2011年，我聯絡了所有在香港出版過桌遊的設計師，籌組香港桌遊設計師協會，目前已有30位不同背景的成員。現時，桌遊在香港仍不是主流產業，設計師難以藉相關收入維持生計。即使台灣的市場比香港大幾倍，目前仍未有全職的設計師。
作品加入本土特色
S： 什麼原因驅使你接觸和設計桌遊呢？
C： 一如大部分港人，我首次接觸的桌遊也是UNO和《大富翁》，也喜歡玩象棋和鬥獸棋。之後我開始接觸其他遊戲，如《卡坦島》和Money。根據全球最大桌遊網統計，現時世界上有超過5萬款桌遊，香港人常玩的桌遊超過300款，但一般新手玩家都只曾接觸十多款。香港幾乎所有設計師都是自資出版桌遊，初衷是想玩一些與別不同的遊戲，於是就創造出與現存遊戲不同的作品，部分更具有香港特色。香港有八成以上的桌遊出版公司都是蚊型公司，真正能持續出版遊戲的公司不足5間。
S： 哪些國家比較積極推動桌遊發展呢？
C： 桌遊在德國的發展最蓬勃，其次是美國。德國的遊戲以精簡印刷品和木製品為主；美國則傾向採用精緻塑膠棋子，如《大富翁》和《酒店大亨》等。不少國家都有一兩間龍頭桌遊公司，其中波蘭、馬來西亞和泰國都是桌遊界的新勢力。起初，他們都是以翻譯遊戲起家，之後開始創作自家產品。波蘭公司的桌遊更開始對外輸出，部分已被翻譯成中文，例如《魯賓遜漂流記》和《帝國開拓者》。
S： 世界各地的桌遊文化有何不同呢？
C： 在歐美國家，玩桌遊被視為家庭樂，這與香港和內地的情況不一樣。我在內地工作過兩年，在工餘時間，也會與內地朋友玩桌遊，他們有很多人是跨城市工作和升學，而且年齡差不多，大家以此作為聯誼。香港家庭關係較疏離，但年輕一輩的家長在青少年時期也曾接觸桌遊，因此會和孩子一起玩。惟香港人喜歡簡單、需時較短的遊戲，因為他們經過整天的工作後，不想玩太艱深的遊戲。歐美家庭玩桌遊的情況很普遍，主因是他們社交圈子的地理距離較遠，冬天嚴寒時更難以進行戶外活動，於是便留在家中玩桌遊。
S： 香港人會通過哪些方面推廣桌遊呢？
C： 大學是讓學生接觸桌遊的一個重要平台。另外，香港有不少社工在學校推廣桌遊，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訓練溝通技巧、改善專注力和讀寫障礙問題。玩桌遊的過程需要反覆思考如何勝出或破壞對手的計劃，因而培養玩家解難習慣。
S： 國際桌遊業界有否設立相關獎項去鼓勵業界發展呢？
C： 德國和美國都有設立國際性的桌遊獎項，最矚目的是德國桌遊獎項SDJ，他們每年都會公布3個年度出色桌遊，那是業界最高殊榮。內地去年也成立了一個獎項。然而，香港仍缺乏交流平台，只能通過大型國際展覽和活動去接觸外地桌遊玩家。但設計師和出版商往往需要自己集資到外地參與展覽，這幾乎將創作遊戲的成本加倍。
S： 相比國際水平，香港桌遊的質素如何呢？
C： 德國、美國、南韓、內地和台灣每年都會舉辦國際展覽，其中德國Essen最矚目。香港業界需要藉這些機會向外輸出，因為本地市場難以達致收支平衡。相對其他國家的水平，香港桌遊處於中游位置。去年有兩款香港遊戲在德國參展，當時有1000款遊戲參與網上評選，評選者都是全球最大桌遊網會員，兩個香港遊戲都排在300至500位，這反映香港原創的桌遊得到來自世界各地玩家的認同。
S： 未來，你認為香港桌遊行業應怎樣發展和推廣呢？
C： 國際桌遊界喜歡把一些文化和歷史加入遊戲中，其中不少出名的遊戲都是以地方為主題，例如《波多黎各》便以某個歷史時空的文化為背景，讓其他人對此有所了解。我第一個參與創作的桌遊，就是與本地漫畫《九龍城寨》合作，並以此作為遊戲的主題。九龍城寨曾經是香港的地標，也是當年外國遊客趨之若鶩的地方。
2016年4月15日星期五
國際關係年會隨筆
每個業界都有自身學會、工會或年會，國際關係研究在香港的從業員雖少，但在全球是相當主流的學科，自然也有自身學會及山頭，最大的其中一個名叫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其年會都是筆者每年循例參加的盛事。今年年會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筆者剛從那裏回來，雖愈來愈感覺那裏像社交盛事多於學術盛事，但人在江湖就是如此。
ISA成立於1959年，總部設於康州大學，以推動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研究與教育為宗旨，由美國政治科學學會（APSA）分裂出來，強調不是離地象牙塔中人，而是由一群學者及實踐者共同組成。學者意在突出ISA成員不局限於政治科學，而推崇跨學科交流；實踐者強調ISA成員不局限於傳統學術圈，也會吸納美國政府、聯合國等機構工作人員。
這成立背景在當時多少具顛覆性，但也逐漸邁向主流。經歷多年發展，ISA已成為美國乃至全球最重要國際研究社群，並在七十年代開始大規模國際化，吸納全球會員，目前已有6500多名註冊會員，成員來自100多個國家，也有發行「影響因子」甚高的國際期刊。
精英心態社交圈子
隨着ISA從「反建制」逐步「建制化」，批評聲音也陸續出現。例如2014年，ISA委員會曾動議禁止旗下刊物編輯寫作博客，引發嘩然。官方說法是，網絡博客寫作與編委的「學術職業要求」衝突，但更多學者反駁稱這思路落後，無視網絡新媒體影響力，更有批評 ISA 限制言論自由。最終動議被撤銷，但已反映其官僚一面。
不少研究員對以ISA旗下刊物為代表的整個國際研究期刊出版界，堅持封閉式出版亦有不滿。目前，美國社會學等學科期刊已逐步開放，在維持「同行評議」要求及作者版權前提下，讀者可透過互聯網直接閱讀，而非要求付費或通過院校身份接入。不少國際關係學者認為，ISA 旗下刊物始終未改革，乃出於固有的精英心態，又或是為了捍衞這新興學科的尊嚴，卻不利於學科進一步發展與普及。
那究竟年會現場有什麼賣點？說來規模相當誇張，開一個會連續4天，每日有4個時段，每時段幾乎同時有近百個不同會議，也就是總共有千多個會議，要動用兩間五星級酒店所有會議室，有時甚至加上客房才能容納。
此外，還有各大書商參展，近年多了新科技教學研究產品攤位，倒值得參考。雖然規模如此，申請門檻卻還是相當高，要不是認識籌辦panels的資深會員，真的按程序申請還不容易。這樣數量，一來是為了參加者得到最大社交效益，不少青年學者都是以參見學術偶像的心態到會；二來也是為了營造一種小圈子精英心態，否則不會動用五星級酒店，也不會充滿衣香鬢影的cocktail parties。
但真正長途跋涉希望學術交流的人往往大失所望，當同一時段有近百個房間舉行會議，而其中一兩個禮堂又有「軟實力之父」Joseph Nye、「進攻性現實主義發起人」John Mearsheimer一類大師，那些一般報告的房內觀眾人數往往少得可憐，乃至只有三數人，還包括了講者的另一半或學生，經常出現報告人數較觀眾更多的尷尬場面。但會議常客是見怪不怪，因他們來了便已完成使命。
2016年4月14日星期四
中國人怎樣看特朗普?
關於美國的「特朗普（Donald Trump）旋風」，本欄已多次述及，其實這股旋風也波及其他地方，包括中國。美國初選的「超級星期二」近來成為中國微博熱門話題，《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相繼報道了中國社會對特朗普的關注，總體而言，發現中國民眾似乎對他普遍抱有相當好感，而對他的對華強硬態度不太在意。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從相關外媒視角可見，首先認為特朗普的「強人形象」受到中國民眾認可，因對「政治強人」的熱中，依然是當代中國政治輿論一大特色。在互聯網可見，中國網民不僅對毛澤東、鄧小平等的鐵腕掌故津津樂道，也對外國政治強人有極大熱情。長期在中國社交網絡受追捧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便因其鐵腕形象而被中國網民稱為「大帝」、「聖帝」。習近平上台後，同樣以強硬作風示人，強人形象背後既有官方刻意引導，也是中國民眾喜聞樂見的反映。特朗普的形象，不過一脈相承罷了。
緊扣「大國政治」情結
此外，特朗普似乎被中國民眾視為「真性情」的參選人。長期以來，中國民眾普遍對華盛頓政客圈子持較為固定的印象──虛偽、造作、善於以華而不實的表態來掩蓋相關政策真實目的。但特朗普逐一打破種種「政治正確」傳統，把其政治立場、政策方案與目的，用最直白的語言表達，讓厭倦政客騷的中國民眾眼前一亮。有中國媒體的評論稱，特朗普是「共和黨參選人中最有血有肉的一位」，儘管他在某些爭議議題上立場不堅定，某些政策方案（如要求墨西哥修圍牆）亦看似玩笑，但他毫不遮掩的「大嘴」態度，反而讓中國人覺得他在說真話。
特朗普的「商人思維」也頗得中國民眾欣賞。他在競選過程中，並不忌諱打「中國牌」，例如指控中國是滙率操縱國、聲稱要跟中國打貿易戰等。不過，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純粹是從現實利益出發，強調與中國交易，這就跟民主黨參選人希拉莉用人權、民主等政治理念來抨擊中國形成鮮明對比。希拉莉對華居高臨下的批評，激怒不少中國民族主義者，特朗普有關中國的言論卻讓中國民眾生出某種「自豪感」，他們認為他是把中國視作與美國旗鼓相當的對手，這等於承認中國目前的強大，可跟美國平起平坐。中美政治制度理念的差別難以協調，但現實利益的交易是可談判的，後者正符合當下中國高漲的「大國政治」情結。
當然，也有部分中國人對特朗普持保留態度。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並不確定一旦他當選總統後，是否還會如此「真性情」。另有不少人對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場感到憂慮，因中國年輕人赴美深造、就業的如恒河沙數，特朗普收緊移民政策的立場一旦付諸實踐，他們的利益也將受損。最後，自然也有部分中國網民抱着戲謔態度，認為他實在是治國門外漢，期待他當選，是因為可以「把美國搞得一團糟」。
說到底，目前特朗普在中國民眾中受到的追捧或許只是曇花一現，只要他逐漸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人們對其關注程度便會逐步降低，這跟當年「奧巴馬旋風」如出一轍。至於「特朗普現象」背後反映的美國社會結構，儘管是目前學界熱話，在民眾眼中卻是「離地」，反映精英與大眾始終存在不能逾越的鴻溝。
小詞典：超級星期二（Super Tuesday）
美國選舉政治專有名詞，指大選年的二月或三月中，美國多個州同時舉行兩黨候選人初選的星期二。由於這天多個州的初選結果同時公佈，對各候選人能否贏得黨內提名影響巨大，對全國大選的表現也頗具參考價值，因此是美國選舉的關鍵日子。
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習近平捷克行 —「形勢大好」背後
上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捷克，進行三天國事訪問，也可以算是「一帶一路」的一環。說來，自從歐洲共產鐵幕倒下以來，捷克在前蘇聯衛星國當中，一直對中國頗為批判，在台灣、西藏、人權等議題上都積極發聲，哈維爾政府更先後邀請達賴喇嘛、中華民國外交部次長和行政院長訪問本國，甚至於1995年表態支持中華民國「返聯」。
然而時移勢易，捷克現在已成了「新歐洲」的核心國家，在歐盟、北約內部都有戰略位置，乃至成了歐洲和其他世界的樞紐。習近平這次成了歷史上首位訪捷的中國元首，兩國宣佈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一口氣簽訂了涵蓋投資、電商、旅遊、文化技術等多方面的深化合作備忘錄，明顯希望以捷克為槓杠，進入歐洲大陸。
現任捷克總統澤曼（Miloš Zeman）一直要改善對華關係，乃至與哈維爾時代的價值觀外交分道揚鑣。去年中國進行抗戰大閱兵時，澤曼親赴北京觀禮，是當時赴禮的唯一歐盟首腦。今次迎接習近平時，澤曼說希望「擺脫其他國家的捆綁」，暗指之前的捷克對華政策受到歐盟、美國壓力。澤曼政府的轉向，自然是基於現實利益：中國是捷克在歐盟之外的第一大貿易國，而且開宗明義要投資基建。澤曼政府一直倡議興建連接歐陸主要水道的「Danube-Oder-Elbe運河」，為捷克開闢入海通道，但苦於缺乏資金，中國此次就達成協議共同投資該項目。這樣的機會，可一不可再。
然而，在官方文件的背後，中捷關係發展自然不是全無隱憂。就捷克本國而言，澤曼政府的對華政策轉向，並未得到國內民眾一致認可，尤其國內反對黨就指澤曼違背了捷克自哈維爾以來堅持的民主、人權外交立場，而且聲音頗大。在習近平到訪前夕，布拉格不少媒體報道，數十面用於迎接習近平的中國國旗，遭到反對人士損毀；而在歡迎習近平的儀式現場，手持「雪山獅子旗」的藏獨人士與中國駐捷使領館安排的持五星紅旗的迎接人群爆發衝突，也反映了捷克面對中國崛起的複雜感情。
近日布拉格「國際事務協會」研究員Michal Thim在《南華早報》撰文指出，習近平訪捷，意在對歐盟「分而治之」，但就算中捷關係改善，並不一定達成中國對歐盟的外交目標。這恐怕是對的：一方面，歐盟繁雜的機制設定，決定了它難以在短期內更改既有立場，例如對華武器禁運；另一方面，中國以投資為「敲門磚」的接觸方式，也無助於改善歐盟對華人權問題的觀感。習近平訪捷期間種種「過度安保措施」，更容易讓一些歐洲人對華產生負面印象，這也正是中國在講究「軟實力」的歐盟面前的短板。由此觀之，中捷關係和中歐關係的發展，究竟可以走到何種程度，都還需要時間來證明，特別是在缺乏利益誘因的時候，才會面臨真正考驗。
小詞典：天鵝絨革命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運動「布拉格之春」被蘇聯鎮壓，但國內民主派人士仍堅持地下運動。1989年，捷克各界於首都布拉格進行大規模遊行，要求終結共產黨專政，最終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迫於壓力下台，全國進行多黨選舉，反共知識分子哈維爾擔任民主政府的首任總統，完成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轉型。因這一過程沒有暴力流血衝突，故被稱之為「天鵝絨革命」。
然而時移勢易，捷克現在已成了「新歐洲」的核心國家，在歐盟、北約內部都有戰略位置，乃至成了歐洲和其他世界的樞紐。習近平這次成了歷史上首位訪捷的中國元首，兩國宣佈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一口氣簽訂了涵蓋投資、電商、旅遊、文化技術等多方面的深化合作備忘錄，明顯希望以捷克為槓杠，進入歐洲大陸。
現任捷克總統澤曼（Miloš Zeman）一直要改善對華關係，乃至與哈維爾時代的價值觀外交分道揚鑣。去年中國進行抗戰大閱兵時，澤曼親赴北京觀禮，是當時赴禮的唯一歐盟首腦。今次迎接習近平時，澤曼說希望「擺脫其他國家的捆綁」，暗指之前的捷克對華政策受到歐盟、美國壓力。澤曼政府的轉向，自然是基於現實利益：中國是捷克在歐盟之外的第一大貿易國，而且開宗明義要投資基建。澤曼政府一直倡議興建連接歐陸主要水道的「Danube-Oder-Elbe運河」，為捷克開闢入海通道，但苦於缺乏資金，中國此次就達成協議共同投資該項目。這樣的機會，可一不可再。
然而，在官方文件的背後，中捷關係發展自然不是全無隱憂。就捷克本國而言，澤曼政府的對華政策轉向，並未得到國內民眾一致認可，尤其國內反對黨就指澤曼違背了捷克自哈維爾以來堅持的民主、人權外交立場，而且聲音頗大。在習近平到訪前夕，布拉格不少媒體報道，數十面用於迎接習近平的中國國旗，遭到反對人士損毀；而在歡迎習近平的儀式現場，手持「雪山獅子旗」的藏獨人士與中國駐捷使領館安排的持五星紅旗的迎接人群爆發衝突，也反映了捷克面對中國崛起的複雜感情。
近日布拉格「國際事務協會」研究員Michal Thim在《南華早報》撰文指出，習近平訪捷，意在對歐盟「分而治之」，但就算中捷關係改善，並不一定達成中國對歐盟的外交目標。這恐怕是對的：一方面，歐盟繁雜的機制設定，決定了它難以在短期內更改既有立場，例如對華武器禁運；另一方面，中國以投資為「敲門磚」的接觸方式，也無助於改善歐盟對華人權問題的觀感。習近平訪捷期間種種「過度安保措施」，更容易讓一些歐洲人對華產生負面印象，這也正是中國在講究「軟實力」的歐盟面前的短板。由此觀之，中捷關係和中歐關係的發展，究竟可以走到何種程度，都還需要時間來證明，特別是在缺乏利益誘因的時候，才會面臨真正考驗。
小詞典：天鵝絨革命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運動「布拉格之春」被蘇聯鎮壓，但國內民主派人士仍堅持地下運動。1989年，捷克各界於首都布拉格進行大規模遊行，要求終結共產黨專政，最終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迫於壓力下台，全國進行多黨選舉，反共知識分子哈維爾擔任民主政府的首任總統，完成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轉型。因這一過程沒有暴力流血衝突，故被稱之為「天鵝絨革命」。
2016年4月12日星期二
敘利亞能效法波斯尼亞「大和解」嗎？
早前美俄共同斡旋敘利亞內戰，希望各派和解共同對付「伊斯蘭國」，俄方外交部副部長Sergei Ryabkov對媒體表示，「聯邦制」或是解決敘利亞危機的可行方案，讓人想起同樣一度造成人道悲劇的波斯尼亞內戰，最終也是如此了斷。早在去年年底，美國塔夫斯大學法律與外交學院院長、前海軍四星上將James Stavridis亦在《Foreign Policy 》撰文，分析「波斯尼亞模式」對敘利亞問題的可鑒之處。究竟兩者有多可比？
表面上，敘利亞和波斯尼亞確有不少類同背景。兩國都曾是奧斯曼帝國一部份，之後都經歷了異國統治，國界都屬人為設定，而忽視了國內宗教和民族分佈的實際情況。例如敘利亞境內，包含了伊斯蘭教遜尼派、阿拉維派、基督徒等，民族組成也極其混雜，波斯尼亞則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兩國都因為強人鐵托、阿薩德而暫時壓住矛盾，但最終還是爆發內戰，乃至瀕臨解體。
波斯尼亞內戰在多國聯合調停下，簽署《岱頓協定》，宣佈由波斯尼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建立的「波黑聯邦」，和由塞爾維亞人建立的「塞族共和國」這兩個平等、獨立的政治實體，共同組成今天的「波黑」這一國家，這兩個實體依然是國中之國。Stavridis認為，這一「國際力量參與組建的高度分權聯邦模式」，同樣適用於今日敘利亞。
然而，兩者明顯是有不少差異的。在九十年代歐洲，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巴爾幹地區、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佔有壓倒性政治、軍事優勢，較容易迫使各方和談，但今天無論是美國、俄羅斯、還是其他國家，都難以在敘利亞取得絕對優勢，依賴大國意志調停的方案，就事倍功半。當年波斯尼亞內戰的境外持份者，都沒有強大勢力，但今天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等域內強國都捲入了敘利亞內戰，支持不同派系，令戰事成了「代理人戰爭」，似乎永久弱化、無政府化敘利亞，反而符合不少國家暗裏的利益，就不容易促進大和解。而且敘利亞戰爭有「伊斯蘭國」元素，而其控制版圖有一半在伊拉克，也就捲入伊拉克局勢、庫爾德人獨立問題等一籃子爭議，持份者之糾結，已超越一般外交途徑所能解決。
說到底，「波斯尼亞模式」的高度分權，在實際操作中，與「國家分裂」僅一步之遙，需依賴各方高度的妥協和共識方能維持。就目前敘利亞反對派的表態來看，他們認為「聯邦制」本身就是「國家分裂」的前奏，而「國家統一」則是他們對和平談判的底線要求，並沒有偏安一隅的動機，至於阿薩德政府的公開態度，亦是一樣。這類局勢，通常要到了戰事基本終結後，幾個政治實體運作多時，感到有需要整合，才能想到聯邦制，但假如在現在大亂持續時，在敘利亞地圖硬生生割開幾個實體，隨時只會製造新矛盾，要和平就弄巧反拙。
小詞典：波斯尼亞內戰
南斯拉夫解體後，1992年波斯尼亞政府宣布獨立，引發希望留在南斯拉夫聯邦的塞爾維亞人不滿，後者同時宣佈建立波斯尼亞境內的「塞族共和國」。初期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三方都是交戰方，後來塞族獲塞爾維亞支持，明顯佔優，波斯尼亞穆斯林則和克羅地亞人結盟，並爭取國際支持。隨著塞族對平民的襲擊曝光，北約在聯合國授權下軍事介入，塞族攻勢迅速被逆轉，各方終在1995年宣佈停戰和談。
表面上，敘利亞和波斯尼亞確有不少類同背景。兩國都曾是奧斯曼帝國一部份，之後都經歷了異國統治，國界都屬人為設定，而忽視了國內宗教和民族分佈的實際情況。例如敘利亞境內，包含了伊斯蘭教遜尼派、阿拉維派、基督徒等，民族組成也極其混雜，波斯尼亞則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兩國都因為強人鐵托、阿薩德而暫時壓住矛盾，但最終還是爆發內戰，乃至瀕臨解體。
波斯尼亞內戰在多國聯合調停下，簽署《岱頓協定》，宣佈由波斯尼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建立的「波黑聯邦」，和由塞爾維亞人建立的「塞族共和國」這兩個平等、獨立的政治實體，共同組成今天的「波黑」這一國家，這兩個實體依然是國中之國。Stavridis認為，這一「國際力量參與組建的高度分權聯邦模式」，同樣適用於今日敘利亞。
然而，兩者明顯是有不少差異的。在九十年代歐洲，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巴爾幹地區、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佔有壓倒性政治、軍事優勢，較容易迫使各方和談，但今天無論是美國、俄羅斯、還是其他國家，都難以在敘利亞取得絕對優勢，依賴大國意志調停的方案，就事倍功半。當年波斯尼亞內戰的境外持份者，都沒有強大勢力，但今天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等域內強國都捲入了敘利亞內戰，支持不同派系，令戰事成了「代理人戰爭」，似乎永久弱化、無政府化敘利亞，反而符合不少國家暗裏的利益，就不容易促進大和解。而且敘利亞戰爭有「伊斯蘭國」元素，而其控制版圖有一半在伊拉克，也就捲入伊拉克局勢、庫爾德人獨立問題等一籃子爭議，持份者之糾結，已超越一般外交途徑所能解決。
說到底，「波斯尼亞模式」的高度分權，在實際操作中，與「國家分裂」僅一步之遙，需依賴各方高度的妥協和共識方能維持。就目前敘利亞反對派的表態來看，他們認為「聯邦制」本身就是「國家分裂」的前奏，而「國家統一」則是他們對和平談判的底線要求，並沒有偏安一隅的動機，至於阿薩德政府的公開態度，亦是一樣。這類局勢，通常要到了戰事基本終結後，幾個政治實體運作多時，感到有需要整合，才能想到聯邦制，但假如在現在大亂持續時，在敘利亞地圖硬生生割開幾個實體，隨時只會製造新矛盾，要和平就弄巧反拙。
小詞典：波斯尼亞內戰
南斯拉夫解體後，1992年波斯尼亞政府宣布獨立，引發希望留在南斯拉夫聯邦的塞爾維亞人不滿，後者同時宣佈建立波斯尼亞境內的「塞族共和國」。初期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三方都是交戰方，後來塞族獲塞爾維亞支持，明顯佔優，波斯尼亞穆斯林則和克羅地亞人結盟，並爭取國際支持。隨著塞族對平民的襲擊曝光，北約在聯合國授權下軍事介入，塞族攻勢迅速被逆轉，各方終在1995年宣佈停戰和談。
南蘇丹：獨立後更亂的悲劇
近年「伊斯蘭國」（IS）霸佔國際新聞頭條，其實世界各地亂局還有很多。2011年才獨立的南蘇丹自2013年陷入內戰，造成上萬人死亡，百萬人流離失所，便是嚴重被忽視的悲劇，也論證當年南蘇丹爭取獨立的遠景已淪為一紙謊言。
南蘇丹的獨立，是以南北蘇丹種族及信仰衝突導致的內戰為背景，以「弱者成功爭取獨立」的神話告終。獨立後，南蘇丹總統基爾（Salva Kiir）實行獨裁統治，2012年起大規模調整政府人事任命，大量高級官員及將領遭革職，再由親信取代。2013年，副總統馬沙爾（Riek Machar）及其整個內閣被解散，馬沙爾從副總統變為反對黨領袖。基爾代表丁卡族，馬沙爾代表努爾族，雙方都有武裝，最終在首都朱巴（Juba）爆發戰爭，逐步擴大到全國至今。
內戰之際，南蘇丹人權狀況自然進一步惡化。據有限的國際觀察報道，衝突過程中，南蘇丹內戰雙方以種族劃界，視平民作為襲擊目標，大量婦女遭武裝分子強姦，學校、醫院及診所都受到攻擊，大多已被廢棄。聯合國最新一份人權報告甚至揭發南蘇丹政府允許士兵強姦婦女以「抵償薪金」，已倒退到最原始的「管治模式」。在非戰爭地區，南蘇丹的人權狀況也堪憂，基爾政府除了逮捕反對派成員，也聲稱要判處那些報道「危害國家」新聞的記者死刑。單在去年，便有7名記者遭蓄意謀殺。據國際特赦組織觀察，南蘇丹的司法機構形同虛設，完全未能履行職能。
瀕臨崩潰 西方懶理
南蘇丹的腐敗程度亦在全球名列前茅。自南蘇丹2005年實行自治，基爾軍政府便對以能源為主的國民經濟，實施全方位掌控，無論是國民收入還是外援，使用權都被政府官員壟斷。南蘇丹曾爆出不少醜聞，例如2005年被揭發國內數十間空殼公司都是政府官員用來貪污的平台，數百萬資金被侵吞，公司所應該購買的糧食卻從未運抵國內。
類似案件在南蘇丹頻頻發生，引起國際社會嚴重譴責，基爾亦幾番表態「反腐」。然而，南蘇丹「反腐委員會」成立5年後，竟未能成功進行一宗腐敗案件的調查。2013年，南蘇丹外長則因承認南蘇丹腐敗嚴重，而被基爾免職。根據2015年「透明國際」發佈的「貪污感知指數」報告，南蘇丹廉潔指數排在全球倒數第5位；同年美國和平基金會的「脆弱國家指數」報告，則將南蘇丹列為首位。
南蘇丹獨立時，一直以「被北蘇丹打壓」爭取國際支持，現在局面頻臨崩潰，比北蘇丹更惡劣，國際社會卻鮮有給予像當年對蘇丹達爾富爾危機的關注。說國際社會沒有多重標準，自然是騙人的，究竟是甚麼造成這反差？
也許一方面，「丁卡族Vs努爾族」這樣的種族矛盾太「本土」，沒有基督徒與穆斯林鬥爭的劇本，國際媒體找不到共鳴。另一方面，南蘇丹背後的持份者，只是非洲國家，例如烏干達和埃塞俄比亞支持基爾軍政府，以期鞏固南蘇丹政權、削弱北蘇丹影響力，北蘇丹則協助馬查爾叛軍，但這些矛盾對國際秩序影響有限，也未能引起美國、中國等大國干涉的意欲。敘利亞有不少文化遺產，原來經濟水平發達，變成廢墟格外令人同情，相反南蘇丹原來就一貧如洗，再爆發內戰，西方媒體只會視為常態。不過還有最令西方媒體尷尬的一點：當年它們大多同情南蘇丹，把北蘇丹視為恐怖政權，現在才發現南蘇丹領袖都是只顧私利的一群，未免難以自圓其說，也就不如輕輕放下了。
小詞典：失敗國家（Failed State）
通常指一國政府不能履行主權國家應當承擔之責任，美國「和平基金會」對失敗國家的定義包括「未能維持對其領土內合法武力使用之壟斷」、「未能提供公共服務」、「未能做出正當集體決定」等，並出版年度「失敗國家指數」報告（後改稱「脆弱國家指數」報告），評估世界各國的管治危機程度。然而不少學者反對此種說法，認為這一評價方式過於武斷片面。
南蘇丹的獨立，是以南北蘇丹種族及信仰衝突導致的內戰為背景，以「弱者成功爭取獨立」的神話告終。獨立後，南蘇丹總統基爾（Salva Kiir）實行獨裁統治，2012年起大規模調整政府人事任命，大量高級官員及將領遭革職，再由親信取代。2013年，副總統馬沙爾（Riek Machar）及其整個內閣被解散，馬沙爾從副總統變為反對黨領袖。基爾代表丁卡族，馬沙爾代表努爾族，雙方都有武裝，最終在首都朱巴（Juba）爆發戰爭，逐步擴大到全國至今。
內戰之際，南蘇丹人權狀況自然進一步惡化。據有限的國際觀察報道，衝突過程中，南蘇丹內戰雙方以種族劃界，視平民作為襲擊目標，大量婦女遭武裝分子強姦，學校、醫院及診所都受到攻擊，大多已被廢棄。聯合國最新一份人權報告甚至揭發南蘇丹政府允許士兵強姦婦女以「抵償薪金」，已倒退到最原始的「管治模式」。在非戰爭地區，南蘇丹的人權狀況也堪憂，基爾政府除了逮捕反對派成員，也聲稱要判處那些報道「危害國家」新聞的記者死刑。單在去年，便有7名記者遭蓄意謀殺。據國際特赦組織觀察，南蘇丹的司法機構形同虛設，完全未能履行職能。
瀕臨崩潰 西方懶理
南蘇丹的腐敗程度亦在全球名列前茅。自南蘇丹2005年實行自治，基爾軍政府便對以能源為主的國民經濟，實施全方位掌控，無論是國民收入還是外援，使用權都被政府官員壟斷。南蘇丹曾爆出不少醜聞，例如2005年被揭發國內數十間空殼公司都是政府官員用來貪污的平台，數百萬資金被侵吞，公司所應該購買的糧食卻從未運抵國內。
類似案件在南蘇丹頻頻發生，引起國際社會嚴重譴責，基爾亦幾番表態「反腐」。然而，南蘇丹「反腐委員會」成立5年後，竟未能成功進行一宗腐敗案件的調查。2013年，南蘇丹外長則因承認南蘇丹腐敗嚴重，而被基爾免職。根據2015年「透明國際」發佈的「貪污感知指數」報告，南蘇丹廉潔指數排在全球倒數第5位；同年美國和平基金會的「脆弱國家指數」報告，則將南蘇丹列為首位。
南蘇丹獨立時，一直以「被北蘇丹打壓」爭取國際支持，現在局面頻臨崩潰，比北蘇丹更惡劣，國際社會卻鮮有給予像當年對蘇丹達爾富爾危機的關注。說國際社會沒有多重標準，自然是騙人的，究竟是甚麼造成這反差？
也許一方面，「丁卡族Vs努爾族」這樣的種族矛盾太「本土」，沒有基督徒與穆斯林鬥爭的劇本，國際媒體找不到共鳴。另一方面，南蘇丹背後的持份者，只是非洲國家，例如烏干達和埃塞俄比亞支持基爾軍政府，以期鞏固南蘇丹政權、削弱北蘇丹影響力，北蘇丹則協助馬查爾叛軍，但這些矛盾對國際秩序影響有限，也未能引起美國、中國等大國干涉的意欲。敘利亞有不少文化遺產，原來經濟水平發達，變成廢墟格外令人同情，相反南蘇丹原來就一貧如洗，再爆發內戰，西方媒體只會視為常態。不過還有最令西方媒體尷尬的一點：當年它們大多同情南蘇丹，把北蘇丹視為恐怖政權，現在才發現南蘇丹領袖都是只顧私利的一群，未免難以自圓其說，也就不如輕輕放下了。
小詞典：失敗國家（Failed State）
通常指一國政府不能履行主權國家應當承擔之責任，美國「和平基金會」對失敗國家的定義包括「未能維持對其領土內合法武力使用之壟斷」、「未能提供公共服務」、「未能做出正當集體決定」等，並出版年度「失敗國家指數」報告（後改稱「脆弱國家指數」報告），評估世界各國的管治危機程度。然而不少學者反對此種說法，認為這一評價方式過於武斷片面。
2016年4月11日星期一
「對沖理論」：國際關係的小國之道
近年國際關係新理論之中，像金融概念的「對沖」（hedging）理論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在剛舉行的國際關係學會年會，有不少最新研究成果。根據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勢力平衡」是各國賴以生存的基礎及目標，而當區域內有一實力和野心都見長的大國時，其他國家的戰略選擇一般有二：制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所謂「制衡」，是指區域內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對抗崛起國，以期制衡後者的實力；所謂「扈從」，則是其他國家選擇加入崛起國的陣營，以服從換取新秩序下的利益。通常，當小國預見到「制衡」可行性不高時，往往採取「扈從」。無論如何，按照傳統現實主義思路，小國都將選邊站。
「對沖」策略卻與上述「制衡」和「扈從」迥異，而廣為東南亞國家選擇。馬來西亞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郭清水是研究這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對沖」策略需同時具備3個元素：
一、拒絕「選邊站」，不加入崛起國或其他國家任何一方的陣營；
二、採取一系列目標互相矛盾、影響互相抵消的政策；
三、在政策及立場始終為自己留下「退路」（fallback position），隨機應變，從而保持己方既得利益。
須注意的是，「對沖」不是消極的「不結盟」或「中立」，而是積極採取在效果上互相抵消的政策，從而維持己方模糊的立場。
以東南亞諸國在處理南中國海爭端的姿態為例，面對中國日益進取的領土、領海主張，東盟整體上既未有形成聯盟與中國對抗，也沒有認可中國的立場。隨着美國「重返亞太」，東南亞國家的整體立場卻愈發模糊：一方面希望限制中國影響力的擴張，卻又避免公開與中國對立；另一方面明確尋求美國的幫助，卻又不願與美國在此議題形成戰略聯盟，這即「對沖」的體現。
「一帶一路」反對沖
那麼，一國在何種境況會選擇「對沖」？郭清水認為基礎在內、外兩層面。外在層面，當一國（尤其是小國）認為區域內威脅既不直接、也不緊迫，而同時可尋求的外援力量亦不確定時，往往選擇「對沖」；當區域勢力結構演變趨勢呈現「一邊倒」的清晰態勢、或力量變化可預測性更高時，才會從「對沖」轉換至「制衡」或「扈從」。在國內層面，「對沖」策略更為決策者偏愛，因它能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為決策者提供最大的政策迴旋空間，讓決策者可以「國內政治權威/合法性最大化」為出發點，制定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換言之，國際結構性因素讓小國傾向「對沖」，而國內因素則最終決定小國領袖如何「對沖」。
我們可用越南和菲律賓為比較例子。同為與中國在南海領土主權有直接衝突的國家，菲律賓與中國對抗的姿態遠比越南直接，因其所面對的「中國威脅」較其他東盟國家更直接。而美國通過軍事聯盟條約的承諾，又是東盟國家中較為牢固的。這一外在條件，讓菲律賓在對中國的取態明顯傾向美國。更重要的是，2010年阿基諾三世當選菲律賓總統時，國內民族主義高漲，阿基諾為強化國內地位，對「中國牌」多有借力，以避免與中國直接發生衝突為前提，通過對華強硬姿態，贏得國內民心，其手法與日本安倍政府同出一轍。但菲律賓依然沒有放棄「對沖」的空間，經濟上依然積極利用「中國崛起」賺錢，這幾乎已成為所有東南亞國家的共識。
與菲律賓相比，儘管近年越南和中國鬧得頗不愉快，但自2009年來，越南經濟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頗深，中國作為其主要貿易夥伴，是越南經濟的依賴，更難公然疏遠中國。而越南的國內政治生態，也施加諸多限制：執政者儘管希望依靠美國制衡中國，但又擔心過分與美國接近，會觸發國內反美保守勢力反彈，同時不希望美國干預內政（尤其是人權問題），以免有損政府的執政地位。因此越南採取較謹慎的姿態，在中美兩國之間尋求平衡就比菲律賓更謹慎。
「對沖」自然不是東南亞國家的專利，對其他小國、乃至未來世界局勢，也大有參考價值。首先，基於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相對勢力的消長，一旦特朗普真的當選總統，美國在東南亞的對華反制力，只會進一步減小，東南亞諸國採取純粹「反制」的可能性將不斷降低，意味著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優勢將逐步加強。不過中國也會意識到一旦在南海造島、部署軍力等行為過分激進，超過了東南亞國家的危險預期，仍舊有可能讓它們從「對沖」轉向「制衡」。最後，中國同樣可以採取「反對沖」策略，即在不放棄對南海主張的同時，加強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即「一帶一路」），以等待和美國的力量對比日後出現結構性改變。
小詞典：勢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國際關係理論，認為當區域內各國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均衡、沒有任一國能壓制其他國家時，局勢最穩定；一旦一國實力顯著強於別國，強國就容易攻擊弱國，弱國則有結成聯盟共同制衡強國的動機。理論認為，冷戰美蘇兩大國的勢力均衡，反而是國際體系最穩定安全的階段，蘇聯解體後的世界才趨於動蕩。
「對沖」策略卻與上述「制衡」和「扈從」迥異，而廣為東南亞國家選擇。馬來西亞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郭清水是研究這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對沖」策略需同時具備3個元素：
一、拒絕「選邊站」，不加入崛起國或其他國家任何一方的陣營；
二、採取一系列目標互相矛盾、影響互相抵消的政策；
三、在政策及立場始終為自己留下「退路」（fallback position），隨機應變，從而保持己方既得利益。
須注意的是，「對沖」不是消極的「不結盟」或「中立」，而是積極採取在效果上互相抵消的政策，從而維持己方模糊的立場。
以東南亞諸國在處理南中國海爭端的姿態為例，面對中國日益進取的領土、領海主張，東盟整體上既未有形成聯盟與中國對抗，也沒有認可中國的立場。隨着美國「重返亞太」，東南亞國家的整體立場卻愈發模糊：一方面希望限制中國影響力的擴張，卻又避免公開與中國對立；另一方面明確尋求美國的幫助，卻又不願與美國在此議題形成戰略聯盟，這即「對沖」的體現。
「一帶一路」反對沖
那麼，一國在何種境況會選擇「對沖」？郭清水認為基礎在內、外兩層面。外在層面，當一國（尤其是小國）認為區域內威脅既不直接、也不緊迫，而同時可尋求的外援力量亦不確定時，往往選擇「對沖」；當區域勢力結構演變趨勢呈現「一邊倒」的清晰態勢、或力量變化可預測性更高時，才會從「對沖」轉換至「制衡」或「扈從」。在國內層面，「對沖」策略更為決策者偏愛，因它能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為決策者提供最大的政策迴旋空間，讓決策者可以「國內政治權威/合法性最大化」為出發點，制定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換言之，國際結構性因素讓小國傾向「對沖」，而國內因素則最終決定小國領袖如何「對沖」。
我們可用越南和菲律賓為比較例子。同為與中國在南海領土主權有直接衝突的國家，菲律賓與中國對抗的姿態遠比越南直接，因其所面對的「中國威脅」較其他東盟國家更直接。而美國通過軍事聯盟條約的承諾，又是東盟國家中較為牢固的。這一外在條件，讓菲律賓在對中國的取態明顯傾向美國。更重要的是，2010年阿基諾三世當選菲律賓總統時，國內民族主義高漲，阿基諾為強化國內地位，對「中國牌」多有借力，以避免與中國直接發生衝突為前提，通過對華強硬姿態，贏得國內民心，其手法與日本安倍政府同出一轍。但菲律賓依然沒有放棄「對沖」的空間，經濟上依然積極利用「中國崛起」賺錢，這幾乎已成為所有東南亞國家的共識。
與菲律賓相比，儘管近年越南和中國鬧得頗不愉快，但自2009年來，越南經濟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頗深，中國作為其主要貿易夥伴，是越南經濟的依賴，更難公然疏遠中國。而越南的國內政治生態，也施加諸多限制：執政者儘管希望依靠美國制衡中國，但又擔心過分與美國接近，會觸發國內反美保守勢力反彈，同時不希望美國干預內政（尤其是人權問題），以免有損政府的執政地位。因此越南採取較謹慎的姿態，在中美兩國之間尋求平衡就比菲律賓更謹慎。
「對沖」自然不是東南亞國家的專利，對其他小國、乃至未來世界局勢，也大有參考價值。首先，基於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相對勢力的消長，一旦特朗普真的當選總統，美國在東南亞的對華反制力，只會進一步減小，東南亞諸國採取純粹「反制」的可能性將不斷降低，意味著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優勢將逐步加強。不過中國也會意識到一旦在南海造島、部署軍力等行為過分激進，超過了東南亞國家的危險預期，仍舊有可能讓它們從「對沖」轉向「制衡」。最後，中國同樣可以採取「反對沖」策略，即在不放棄對南海主張的同時，加強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即「一帶一路」），以等待和美國的力量對比日後出現結構性改變。
小詞典：勢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國際關係理論，認為當區域內各國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均衡、沒有任一國能壓制其他國家時，局勢最穩定；一旦一國實力顯著強於別國，強國就容易攻擊弱國，弱國則有結成聯盟共同制衡強國的動機。理論認為，冷戰美蘇兩大國的勢力均衡，反而是國際體系最穩定安全的階段，蘇聯解體後的世界才趨於動蕩。
2016年4月9日星期六
訪問圍棋手梁浩恩：香港棋手有個國際夢
今年3月，「AlphaGo」與韓國圍棋冠軍棋手李世?的對戰可謂舉世矚目。這場對弈不單是向世界證明人工智能已具備自我學習能力，更是其對人類的挑戰。為了分析這場大戰，本地傳媒爭相訪問本地棋手，這吸引大眾了解本地棋壇。本地棋手積極與外地交流，同時，也亮相於國際性比賽，其中一位棋手便是梁浩恩，他是本屆Hong Kong Chess Championships冠軍，並獲得今年9月於阿塞拜疆國際象棋奧林匹克的參賽資格。他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去年負笈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攻讀選舉政治，相信他定能以棋手角度分析本地棋壇的現況，以及人工智能對棋類運動的影響。
答：梁浩恩 (A)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當初為何會接觸國際象棋？
A： 這可由12歲說起，當時因為失戀而覺得需要其他事物去消磨時間，人接觸每件事都需要機緣。如果問為何喜歡下棋，我也難給予一個確切的答案。當有人能就為何喜歡一件事物給予兩三個確切的答案時，也許他並非真的很喜歡做那件事。
S： 奧林匹克國際象棋賽何時出現？
A： 奧林匹克國際象棋賽在1927年由國際棋聯推動成立。賽事的特色是每個國家和地區都可在男女兩組別各派出一隊5名選手，無論職業或業餘棋手都可以參加。主辦國會資助參賽棋手部分費用。不少世界冠軍如卡斯帕羅夫、卡爾波夫和克拉姆尼克都曾參加這項賽事。上一屆於挪威Tromso舉辦的賽事，中國棋手便歷史性首奪冠軍。政治上蘇聯為了增加國際影響力，就由國家機器有系統地訓練棋手，造就了很多冠軍，就算到了解體後，2000年以前基本上都是俄羅斯壟斷。
電腦應解決更複雜問題
S： 世界各國在國際象棋方面的發展如何？
A： 自從蘇聯解體後，不少教練輾轉移居到東歐、西歐和美國，這亦帶動了各國和地區的國際象棋水平的提升。
亞洲區中，中國和印度的水平冒起得最快。相對於其他國家，中印兩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較少，不少前蘇聯的國際象棋教材輾轉流入這兩個國家，成為推動國際象棋發展的重要因素。香港和日本等經濟實力較高的地區，國際象棋水平卻不高，所以知識產權影響似乎比較大。
S： 國際象棋棋會在香港的發展如何？
A： 在曼徹斯特攻讀碩士的時候，有參與當地棋會的比賽。有次當地的棋手未能出席比賽，他們為我提供酒店和交通的費用請我出賽。除香港國際象棋總會以外，原本還有一個香港國際象棋協會，但因人事問題而沒有繼續發展下去，現時仍有一兩個業餘棋會。香港的棋手人數不多，例如國際學校的學生多會下國際象棋，可是他們之後大多會到外地升學及工作；在香港工作的外國人則多因為工作繁忙，及住在偏遠地區，如西貢、大嶼山和愉景灣等地，未能定期到棋會比賽。
S： 相對於國際象棋，職業圍棋的生存空間是否較大？
A： 職業圍棋棋手的生存空間較大，我曾與著名圍棋棋手曾炳輝先生討論過，他指出圍棋有完善的資助制度，而且在南韓每一盤都要算錢，但這不能以香港人所認識的賭錢概念來解釋。每名棋手在每一場比賽中都要付出金錢去比賽，這樣棋手們便要全力以赴，並靠不斷贏出比賽來支持自己圍棋事業的發展。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要，中國、日本、南韓用於圍棋的資助很多，這亦令圍棋的接觸層面更多。
S： 資金資助是否推動圍棋水平發展的重要因素？
A： 曾炳輝也指出圍棋共分三類，第一是普通和朋友下的棋，第二是正式比賽中下的棋，第三就是涉及利益的棋。他說自己對第三類最認真，我覺得這就如其他的工作一樣，當你要求某人的工作要有相當水平時，就必須以利益去衡量質素。國際象棋是值得珍而重之，我們便需要贊助讓它步向專業化，否則便很難推動其發展。
S： AlphaGo在圍棋比賽中取得優勢，人工智能系統是否也已涉足國際象棋呢？
A： 國際象棋也有Deep Blue對卡斯帕羅夫，Deep Fritz對克拉姆尼克。棋類比賽有兩個重要概念，分別是判斷和計算。判斷基於時間上棋局的橫切面去判斷局面的優劣，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這是姜太公《素書》中所記。這不是透過計算得出，而是當計算到某個地步時，個人判斷計算是否已經足夠。
S： 在圍棋比賽中，AlphaGo在哪方面的表現較強呢？
A： 這帶出第二個問題就是電腦是否需要模仿人的思考方法。因為這只是人假設自己的思考方式比電腦強，但電腦有很多不同的思考方法，而且電腦只計算勝率，和人類不一樣，不會於勝勢時要完全把握，到最後對它而言只要半目就夠。可見電腦不是採取一個質性的思考而是一個量性的思考。因此，電腦未必要跟從人的範式去思考，更何況這可能與人所理解圍棋的概念相違背。人在捉圍棋時就有禁手以及不會思考的方向。這反而讓我們反思計算和判斷這兩個概念是否有效，因為人有時反會被自己所定的框架所限制。電腦不需要跟從人的思考方式，因而可能超越人也說不定。
S： 面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在未來，國際象棋會應向哪方面發展？
A： 國際象棋已被電腦拆解得七七八八，但始終人腦不是電腦，電腦完美計算結果，但對人則不可能。不過只要人仍然會下國際象棋，國際象棋仍有意義。電腦最需要做的並非是拆解任何一種棋類，電腦應該去解決更複雜的問題，棋類應留予人類在無聊時好有點樂趣。
答：梁浩恩 (A)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當初為何會接觸國際象棋？
A： 這可由12歲說起，當時因為失戀而覺得需要其他事物去消磨時間，人接觸每件事都需要機緣。如果問為何喜歡下棋，我也難給予一個確切的答案。當有人能就為何喜歡一件事物給予兩三個確切的答案時，也許他並非真的很喜歡做那件事。
S： 奧林匹克國際象棋賽何時出現？
A： 奧林匹克國際象棋賽在1927年由國際棋聯推動成立。賽事的特色是每個國家和地區都可在男女兩組別各派出一隊5名選手，無論職業或業餘棋手都可以參加。主辦國會資助參賽棋手部分費用。不少世界冠軍如卡斯帕羅夫、卡爾波夫和克拉姆尼克都曾參加這項賽事。上一屆於挪威Tromso舉辦的賽事，中國棋手便歷史性首奪冠軍。政治上蘇聯為了增加國際影響力，就由國家機器有系統地訓練棋手，造就了很多冠軍，就算到了解體後，2000年以前基本上都是俄羅斯壟斷。
電腦應解決更複雜問題
S： 世界各國在國際象棋方面的發展如何？
A： 自從蘇聯解體後，不少教練輾轉移居到東歐、西歐和美國，這亦帶動了各國和地區的國際象棋水平的提升。
亞洲區中，中國和印度的水平冒起得最快。相對於其他國家，中印兩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較少，不少前蘇聯的國際象棋教材輾轉流入這兩個國家，成為推動國際象棋發展的重要因素。香港和日本等經濟實力較高的地區，國際象棋水平卻不高，所以知識產權影響似乎比較大。
S： 國際象棋棋會在香港的發展如何？
A： 在曼徹斯特攻讀碩士的時候，有參與當地棋會的比賽。有次當地的棋手未能出席比賽，他們為我提供酒店和交通的費用請我出賽。除香港國際象棋總會以外，原本還有一個香港國際象棋協會，但因人事問題而沒有繼續發展下去，現時仍有一兩個業餘棋會。香港的棋手人數不多，例如國際學校的學生多會下國際象棋，可是他們之後大多會到外地升學及工作；在香港工作的外國人則多因為工作繁忙，及住在偏遠地區，如西貢、大嶼山和愉景灣等地，未能定期到棋會比賽。
S： 相對於國際象棋，職業圍棋的生存空間是否較大？
A： 職業圍棋棋手的生存空間較大，我曾與著名圍棋棋手曾炳輝先生討論過，他指出圍棋有完善的資助制度，而且在南韓每一盤都要算錢，但這不能以香港人所認識的賭錢概念來解釋。每名棋手在每一場比賽中都要付出金錢去比賽，這樣棋手們便要全力以赴，並靠不斷贏出比賽來支持自己圍棋事業的發展。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要，中國、日本、南韓用於圍棋的資助很多，這亦令圍棋的接觸層面更多。
S： 資金資助是否推動圍棋水平發展的重要因素？
A： 曾炳輝也指出圍棋共分三類，第一是普通和朋友下的棋，第二是正式比賽中下的棋，第三就是涉及利益的棋。他說自己對第三類最認真，我覺得這就如其他的工作一樣，當你要求某人的工作要有相當水平時，就必須以利益去衡量質素。國際象棋是值得珍而重之，我們便需要贊助讓它步向專業化，否則便很難推動其發展。
S： AlphaGo在圍棋比賽中取得優勢，人工智能系統是否也已涉足國際象棋呢？
A： 國際象棋也有Deep Blue對卡斯帕羅夫，Deep Fritz對克拉姆尼克。棋類比賽有兩個重要概念，分別是判斷和計算。判斷基於時間上棋局的橫切面去判斷局面的優劣，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這是姜太公《素書》中所記。這不是透過計算得出，而是當計算到某個地步時，個人判斷計算是否已經足夠。
S： 在圍棋比賽中，AlphaGo在哪方面的表現較強呢？
A： 這帶出第二個問題就是電腦是否需要模仿人的思考方法。因為這只是人假設自己的思考方式比電腦強，但電腦有很多不同的思考方法，而且電腦只計算勝率，和人類不一樣，不會於勝勢時要完全把握，到最後對它而言只要半目就夠。可見電腦不是採取一個質性的思考而是一個量性的思考。因此，電腦未必要跟從人的範式去思考，更何況這可能與人所理解圍棋的概念相違背。人在捉圍棋時就有禁手以及不會思考的方向。這反而讓我們反思計算和判斷這兩個概念是否有效，因為人有時反會被自己所定的框架所限制。電腦不需要跟從人的思考方式，因而可能超越人也說不定。
S： 面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在未來，國際象棋會應向哪方面發展？
A： 國際象棋已被電腦拆解得七七八八，但始終人腦不是電腦，電腦完美計算結果，但對人則不可能。不過只要人仍然會下國際象棋，國際象棋仍有意義。電腦最需要做的並非是拆解任何一種棋類，電腦應該去解決更複雜的問題，棋類應留予人類在無聊時好有點樂趣。
2016年4月8日星期五
在日本品嘗法式料理
不久前，在日本遇上一位香港朋友，她在一所著名法式烹調學院工作，深感「法國料理」這品牌，在日本不止高檔，還具有難以名狀的文化優越感。想起上次在日本外交部接待的考察團，不少官方晚宴都安排在法式餐廳、而不是日本料理，有同伴以為日本飲食界如此崇法，不過有如中國崇洋。
但再觀察下來，卻發現背後的原因，並不簡單。在今天歐洲的法式餐館，已經有一個奇怪現象，就是不少廚師、甚至主廚都是日本人。據說食評家謝忠道曾表示，巴黎最正宗的法國菜，要去日本主廚掌勺的餐館尋找，反映日本人是有意識的把法國料理和日本進行「結構性合流」，從而分享那份文化優越，胡川安的文章「日本法式料理的誕生」即有所介紹。
日法兩國因美食結緣，可追溯至明治維新的歷史。話說明治天皇親政後，1871年派「巖倉使節團」出訪歐洲列國，學習各國先進文化，當時法國是重要一站。雖然日本偏好德國的政治制度，但明治政府同樣深受法國影響，特別在軍事方面。經歷了「黑船事件」的日本政府，就已開始邀請西洋軍官訓練日軍，第一批法軍顧問團受邀於1867年抵日。明治政府沿襲了這傳統，並進一步提高了對法國軍事顧問的依賴程度，在1872、1884和1918年三度邀請法國軍事顧問赴日培訓日軍，尤以陸軍為甚。法國軍事顧問協助日本建立了現代軍校，明治時期日本陸軍從武器訓練到著裝，都帶有法式特點。法式料理也是那時候隨軍旅傳入日本，成了高端飲食的代名詞，正如外來咖喱也是通過日本海軍流入民間的食品。
當日本人明白到法國飲食在全球也是首屈一指，就興起遠赴法國學習廚藝的念頭。去年春一部日劇《天皇的御廚》，正講述了日本一代名廚高森德藏赴法學藝、並將法式料理引入日本的故事。高森德藏在軍隊伙食中初嘗西式料理，為其美味折服，遂於1909年遠赴巴黎，在法國餐廳一邊打工、一邊學藝，學成後不僅得到法國人認可，更加入了「法國廚藝工會」，為亞洲廚師在巴黎料理界的殊榮。1914年，日本大正天皇即位大典中，政府決定以法式料理招待各國使節，高森德藏適時回國擔任國宴主廚，正式將法式料理引進日本皇室。1923年，高森德藏出版了達1600頁的《法國料理全書》，被日本料理界視作「法式料理聖經」，對法式料理在日本社會的普及，起了極其關鍵的作用。
事實上，日本人對任何事物都一絲不苟的認真作風，和法國人視飲食為藝術的精神，可謂不謀而合，這是超越了單純飲食層面的精神交流，其他國家人民是很難理解的。隨著赴法學習廚藝的日本人逐漸增加，法國飲食界也發生了變化，不知不覺間被日本也反過來影響了不少。平松宏之是首位在法國擁有自己的法式餐廳的日本人，他的餐廳2001年在巴黎開業不足百日，便獲得米芝蓮星級嘉許。平松宏之1980年代赴法學藝二十年，如今已掌管近30間餐廳，每年組織百名日本廚師赴巴黎受訓，將法式料理做到了令巴黎本地人都讚不絕口的境界。
與此同時，以Pascal Barbot 為代表的一群法國名廚，則以對日本料理的借鑒聞名於巴黎美食界。他們不僅借鑒了日式懷石料理擺盤的精美，更將傳統法式菜餚的濃重口味減輕，輔以日式調味料，以求還原食材本質。Pascal Barbot本人甚至傾向於招收日裔學徒，他的多個日本弟子也先後在巴黎摘得米芝蓮星級。結果，現在巴黎不乏「法日混合料理」，東京則有最正宗的法式菜餚，這不能不說是日法兩個飲食文化碰撞產生的「全球在地化」奇跡。
小詞典：黑船事件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培里率領黑船艦隊駛入日本江戶灣，逼日本幕府開國，並於翌年重來，幕府最終與美國簽訂《神奈川條約》，令日本人意識到國家有被西方殖民的危機，紛紛興起救國運動，導致幕府時代終結、明治維新的出現。日本也開啟了學習西方文化的潮流，飲食文化即位其中例子。
但再觀察下來，卻發現背後的原因，並不簡單。在今天歐洲的法式餐館，已經有一個奇怪現象，就是不少廚師、甚至主廚都是日本人。據說食評家謝忠道曾表示，巴黎最正宗的法國菜，要去日本主廚掌勺的餐館尋找，反映日本人是有意識的把法國料理和日本進行「結構性合流」，從而分享那份文化優越，胡川安的文章「日本法式料理的誕生」即有所介紹。
日法兩國因美食結緣，可追溯至明治維新的歷史。話說明治天皇親政後，1871年派「巖倉使節團」出訪歐洲列國，學習各國先進文化，當時法國是重要一站。雖然日本偏好德國的政治制度，但明治政府同樣深受法國影響，特別在軍事方面。經歷了「黑船事件」的日本政府，就已開始邀請西洋軍官訓練日軍，第一批法軍顧問團受邀於1867年抵日。明治政府沿襲了這傳統，並進一步提高了對法國軍事顧問的依賴程度，在1872、1884和1918年三度邀請法國軍事顧問赴日培訓日軍，尤以陸軍為甚。法國軍事顧問協助日本建立了現代軍校，明治時期日本陸軍從武器訓練到著裝，都帶有法式特點。法式料理也是那時候隨軍旅傳入日本，成了高端飲食的代名詞，正如外來咖喱也是通過日本海軍流入民間的食品。
當日本人明白到法國飲食在全球也是首屈一指，就興起遠赴法國學習廚藝的念頭。去年春一部日劇《天皇的御廚》，正講述了日本一代名廚高森德藏赴法學藝、並將法式料理引入日本的故事。高森德藏在軍隊伙食中初嘗西式料理，為其美味折服，遂於1909年遠赴巴黎，在法國餐廳一邊打工、一邊學藝，學成後不僅得到法國人認可，更加入了「法國廚藝工會」，為亞洲廚師在巴黎料理界的殊榮。1914年，日本大正天皇即位大典中，政府決定以法式料理招待各國使節，高森德藏適時回國擔任國宴主廚，正式將法式料理引進日本皇室。1923年，高森德藏出版了達1600頁的《法國料理全書》，被日本料理界視作「法式料理聖經」，對法式料理在日本社會的普及，起了極其關鍵的作用。
事實上，日本人對任何事物都一絲不苟的認真作風，和法國人視飲食為藝術的精神，可謂不謀而合，這是超越了單純飲食層面的精神交流，其他國家人民是很難理解的。隨著赴法學習廚藝的日本人逐漸增加，法國飲食界也發生了變化，不知不覺間被日本也反過來影響了不少。平松宏之是首位在法國擁有自己的法式餐廳的日本人，他的餐廳2001年在巴黎開業不足百日，便獲得米芝蓮星級嘉許。平松宏之1980年代赴法學藝二十年，如今已掌管近30間餐廳，每年組織百名日本廚師赴巴黎受訓，將法式料理做到了令巴黎本地人都讚不絕口的境界。
與此同時，以Pascal Barbot 為代表的一群法國名廚，則以對日本料理的借鑒聞名於巴黎美食界。他們不僅借鑒了日式懷石料理擺盤的精美，更將傳統法式菜餚的濃重口味減輕，輔以日式調味料，以求還原食材本質。Pascal Barbot本人甚至傾向於招收日裔學徒，他的多個日本弟子也先後在巴黎摘得米芝蓮星級。結果，現在巴黎不乏「法日混合料理」，東京則有最正宗的法式菜餚，這不能不說是日法兩個飲食文化碰撞產生的「全球在地化」奇跡。
小詞典：黑船事件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培里率領黑船艦隊駛入日本江戶灣，逼日本幕府開國，並於翌年重來，幕府最終與美國簽訂《神奈川條約》，令日本人意識到國家有被西方殖民的危機，紛紛興起救國運動，導致幕府時代終結、明治維新的出現。日本也開啟了學習西方文化的潮流，飲食文化即位其中例子。
2016年4月7日星期四
德土結盟百年的未來
歐洲已邁向一體化，不少歐洲國家傳統盟友關係卻仍影響各國外交，例如英國與葡萄牙，乃至法國與未成功獨立的蘇格蘭，都有幾乎是「自古以來」的友誼。德國與希望加入歐盟多年的土耳其是另外一雙。
早前，德國總理默克爾積極斡旋下，歐盟與土耳其就難民遣返問題達成協議，但德國內外普遍對她的努力持保留態度，認為她與土方進行一場危險賭博，因兩國雖有長期友誼，但也充滿不穩定性。
德土合作關係的建立可追溯至鄂圖曼帝國衰落之時，當時帝國意識到獨善其身的機會渺茫，決意與一個歐陸強國結盟，以圖減低戰爭對帝國的衝擊。
當時歐陸強國中，法國是鄂圖曼死敵俄國的同盟，英國對遠隔歐陸的鄂圖曼不感興趣，惟獨德意志帝國希望打通由鄂圖曼佔領、並連接西歐與中東及遠東的商貿路線，從而把德國本土跟德屬非洲殖民地及亞洲的貿易聯繫起來。兩大帝國一拍即合，一戰爆發前夕訂立盟約。不少土耳其人在帝國崩潰後湧到德國避難，成為最早一批住在德國的穆斯林。
接下來一個世紀，歐陸政治版圖幾經變化，德土關係也有起伏，但兩國勞動力流動從未間斷。二戰後，西德在美國「馬歇爾計劃」資助下復甦，製造業興旺，勞動力開始短缺；同時土耳其復甦乏力，失業率高企，社會動盪。兩國1961年簽訂雙邊僱傭協議，大批來自土方的勞工移民赴德，填補西德勞動力，也緩解土耳其國內社會壓力。
最初，兩國政府均視這協議為短期安排，土耳其政府期望赴德的勞工在數年後返國，支援本國製造業發展，德國也沒有計劃消化這批新移民。不過，不少土耳其勞工因為德國發達的社會經濟條件，而選擇在德定居，親人也先後赴德團聚，德國的土裔社區，也就慢慢建立。後來土耳其國內爆發與庫爾德人的衝突，更多土耳其難民赴德尋求庇護，令赴德定居的土耳其人從1961年的數千人，增長至如今的上百萬人。若算上在德出生的土耳其人後裔，德國土耳其裔社群已達近三百萬人。同時有調查估測，多達1/3的在德土耳其人其實屬庫爾德人，兩者關係十分微妙。
在過去數十年的移民和融合過程中，在德土裔社群不斷壯大，與德國社會在政治、經濟、生活等多方面形成互動，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力。政治上，在德土耳其裔社群通過結社、傳媒出版等多種方式，將社群利益集中表達，乃至能影響德國政策制定；文化上，今天在德國隨處可見的Kebap，即是由土耳其移民引入的傳統土耳其烤肉改良版，這類例子俯拾即是。
正因兩國歷史淵源，在「土耳其入歐」這議題上，德國的立場始終模棱兩可。一方面，德國意識到一旦將宗教信仰迥異而人口眾多的土耳其納入歐盟，對歐盟的整體身份認同、歐盟各國的社會經濟狀態，都可能造成難以承受的衝擊，因此不曾表態支持土耳其「入歐」。另一方面，有鑒於兩國歷史淵源，尤其是土耳其在德社群對德國經濟社會的影響，德國又始終強調自己、乃至整個歐盟都應與土耳其發展更緊密合作關係，態度與強烈反對的法國截然不同。默克爾政府在2013年曾因土耳其暴力鎮壓示威者，而提議暫時凍結土耳其入歐談判，但又多次與土耳其領導人商談「入歐」，頗有裡外不是人的感覺。未來土耳其必將繼續在難民問題上做文章，德國內部的反移民聲音又越來越強，默克爾若要左右逢源，實在太難。
小詞典：凱末爾改革（Mustafa Kemal Atatürk）
一戰后，土耳其軍官凱末爾領導獨立運動，驅逐了協約國佔領軍，將奧斯曼帝國轉變為世俗化的土耳其共和國，其一系列改革被稱為「凱末爾改革」。在1924年《土耳其憲法》基礎上，凱末爾政權廢除了「哈里發」，以世俗法律取代伊斯蘭教法治國，並在經濟發展、教育現代化和社會生活世俗化方面大力改革，令土耳其共和國成為世俗伊斯蘭國家至今。
早前，德國總理默克爾積極斡旋下，歐盟與土耳其就難民遣返問題達成協議，但德國內外普遍對她的努力持保留態度，認為她與土方進行一場危險賭博，因兩國雖有長期友誼，但也充滿不穩定性。
德土合作關係的建立可追溯至鄂圖曼帝國衰落之時，當時帝國意識到獨善其身的機會渺茫，決意與一個歐陸強國結盟，以圖減低戰爭對帝國的衝擊。
當時歐陸強國中，法國是鄂圖曼死敵俄國的同盟，英國對遠隔歐陸的鄂圖曼不感興趣，惟獨德意志帝國希望打通由鄂圖曼佔領、並連接西歐與中東及遠東的商貿路線，從而把德國本土跟德屬非洲殖民地及亞洲的貿易聯繫起來。兩大帝國一拍即合，一戰爆發前夕訂立盟約。不少土耳其人在帝國崩潰後湧到德國避難，成為最早一批住在德國的穆斯林。
接下來一個世紀，歐陸政治版圖幾經變化，德土關係也有起伏，但兩國勞動力流動從未間斷。二戰後，西德在美國「馬歇爾計劃」資助下復甦，製造業興旺，勞動力開始短缺；同時土耳其復甦乏力，失業率高企，社會動盪。兩國1961年簽訂雙邊僱傭協議，大批來自土方的勞工移民赴德，填補西德勞動力，也緩解土耳其國內社會壓力。
最初，兩國政府均視這協議為短期安排，土耳其政府期望赴德的勞工在數年後返國，支援本國製造業發展，德國也沒有計劃消化這批新移民。不過，不少土耳其勞工因為德國發達的社會經濟條件，而選擇在德定居，親人也先後赴德團聚，德國的土裔社區，也就慢慢建立。後來土耳其國內爆發與庫爾德人的衝突，更多土耳其難民赴德尋求庇護，令赴德定居的土耳其人從1961年的數千人，增長至如今的上百萬人。若算上在德出生的土耳其人後裔，德國土耳其裔社群已達近三百萬人。同時有調查估測，多達1/3的在德土耳其人其實屬庫爾德人，兩者關係十分微妙。
在過去數十年的移民和融合過程中，在德土裔社群不斷壯大，與德國社會在政治、經濟、生活等多方面形成互動，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力。政治上，在德土耳其裔社群通過結社、傳媒出版等多種方式，將社群利益集中表達，乃至能影響德國政策制定；文化上，今天在德國隨處可見的Kebap，即是由土耳其移民引入的傳統土耳其烤肉改良版，這類例子俯拾即是。
正因兩國歷史淵源，在「土耳其入歐」這議題上，德國的立場始終模棱兩可。一方面，德國意識到一旦將宗教信仰迥異而人口眾多的土耳其納入歐盟，對歐盟的整體身份認同、歐盟各國的社會經濟狀態，都可能造成難以承受的衝擊，因此不曾表態支持土耳其「入歐」。另一方面，有鑒於兩國歷史淵源，尤其是土耳其在德社群對德國經濟社會的影響，德國又始終強調自己、乃至整個歐盟都應與土耳其發展更緊密合作關係，態度與強烈反對的法國截然不同。默克爾政府在2013年曾因土耳其暴力鎮壓示威者，而提議暫時凍結土耳其入歐談判，但又多次與土耳其領導人商談「入歐」，頗有裡外不是人的感覺。未來土耳其必將繼續在難民問題上做文章，德國內部的反移民聲音又越來越強，默克爾若要左右逢源，實在太難。
小詞典：凱末爾改革（Mustafa Kemal Atatürk）
一戰后，土耳其軍官凱末爾領導獨立運動，驅逐了協約國佔領軍，將奧斯曼帝國轉變為世俗化的土耳其共和國，其一系列改革被稱為「凱末爾改革」。在1924年《土耳其憲法》基礎上，凱末爾政權廢除了「哈里發」，以世俗法律取代伊斯蘭教法治國，並在經濟發展、教育現代化和社會生活世俗化方面大力改革，令土耳其共和國成為世俗伊斯蘭國家至今。
2016年4月6日星期三
「巴拿馬文件」三條戰線 ─ 世界從此不一樣?
「巴拿馬文件」引起國際政壇風暴，被喻為震撼程度較「維基解密」及斯諾登事件更高。然而，若說世界從此不一樣，卻未免過分渲染。有關文件確實會帶來漣漪，而且觸及國際政治的敏感結構，但那些都是難以改變的死結，微調空間是存在的，改變則談何容易。
第一條戰線，也就是全球媒體目前最興致勃勃的，自然是揭秘內容。記者們都希望從中找到自身國家政要的貪腐證據，獵巫遊戲才剛剛開始，也許真正重量級的名字還未曝光，大概也總會有政要落馬。可是，有關層面的醜聞基本上是國際社會常見現象，例如目前金磚國家之一的巴西，便有兩任總統捲入貪腐大醜聞。文件已經曝光的政要名字，要麼是不可能有風險的威權領袖（例如普京），他們甚至能反宣傳為「西方陰謀」；要麼在國際社會無足輕重的人物（例如冰島總理），總之不會帶來結構性改變。
避稅天堂難以消失
第二條戰線，屬於巴拿馬這類避稅天堂的存在問題。記得年前香港高官連番被揭發持有海外控股公司，大都在英屬處女島註冊，當時筆者訪問了專研相關題目的學者弗爾切克（William Vlcek）。弗爾切克說：「要有效解決離岸中心所引起的問題，需要透過全球治理體系中提出一個各國都願意執行的解決方案，否則當一個國家加強監管的同時，另一個國家不願意跟隨，這些離岸公司自然亦會走到那些較寬鬆的國家註冊。」國際社會利用這次機會，加強對巴拿馬金融體制的透明度施壓，乃順理成章，似乎也是美國的目標。不過，有沒有可能令全球所有「天堂」都就範？恐怕沒有。例如同屬避稅天堂的瑙魯，人口約為一萬，可以怎樣迫該國完全放棄最後的謀生途徑？何況各大國都有太多牽涉「國家機密」的項目需要這些「天堂」，因此也一直有自身「嫡系天堂」，這本來就是國際關係潛規則。
第三條戰線，卻是各國政要的財路－－顧問公司。不少從政或走進「旋轉門」到政府工作的人士，為的不是服務國家，而是擴大社會資本，以便離任後成為大企業的「顧問」。只要有這種「大志」，自然有種種延後利益的瓜田李下出現。假如「巴拿馬文件」能證明某國政要及親人這樣操作「顧問公司」，不難令相關國家修訂針對性的法例。然而，有沒有可能杜絕政要利用灰色地帶賺錢？恐怕亦沒有。以美國富商特朗普（Donald Trump）為例，要是他當選總統，即使把他的龐大企業全盤交給子女，也會有人願意跟這個集團做賠本生意，當作「情感投資」；而根據美國國情，某些駐外大使位置幾乎是籌款大戶價高者得，已不是新聞。水至清則無魚，國際關係「自古以來」充滿灰色地帶，這是定律，非一份文件所能改變。
小詞典：瑙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
太平洋島國，1968年獨立，全球最小國家之一，面積21平方公里，人口不及一萬。瑙魯曾因磷礦而極度富庶，全民揮霍，最後卻因為過份開發而變得貧困，於是在1990年代成為「避稅天堂」開拓財源。雖然近年「反洗錢」有一定成績，但依然是和巴拿馬齊名的「天堂」。
第一條戰線，也就是全球媒體目前最興致勃勃的，自然是揭秘內容。記者們都希望從中找到自身國家政要的貪腐證據，獵巫遊戲才剛剛開始，也許真正重量級的名字還未曝光，大概也總會有政要落馬。可是，有關層面的醜聞基本上是國際社會常見現象，例如目前金磚國家之一的巴西，便有兩任總統捲入貪腐大醜聞。文件已經曝光的政要名字，要麼是不可能有風險的威權領袖（例如普京），他們甚至能反宣傳為「西方陰謀」；要麼在國際社會無足輕重的人物（例如冰島總理），總之不會帶來結構性改變。
避稅天堂難以消失
第二條戰線，屬於巴拿馬這類避稅天堂的存在問題。記得年前香港高官連番被揭發持有海外控股公司，大都在英屬處女島註冊，當時筆者訪問了專研相關題目的學者弗爾切克（William Vlcek）。弗爾切克說：「要有效解決離岸中心所引起的問題，需要透過全球治理體系中提出一個各國都願意執行的解決方案，否則當一個國家加強監管的同時，另一個國家不願意跟隨，這些離岸公司自然亦會走到那些較寬鬆的國家註冊。」國際社會利用這次機會，加強對巴拿馬金融體制的透明度施壓，乃順理成章，似乎也是美國的目標。不過，有沒有可能令全球所有「天堂」都就範？恐怕沒有。例如同屬避稅天堂的瑙魯，人口約為一萬，可以怎樣迫該國完全放棄最後的謀生途徑？何況各大國都有太多牽涉「國家機密」的項目需要這些「天堂」，因此也一直有自身「嫡系天堂」，這本來就是國際關係潛規則。
第三條戰線，卻是各國政要的財路－－顧問公司。不少從政或走進「旋轉門」到政府工作的人士，為的不是服務國家，而是擴大社會資本，以便離任後成為大企業的「顧問」。只要有這種「大志」，自然有種種延後利益的瓜田李下出現。假如「巴拿馬文件」能證明某國政要及親人這樣操作「顧問公司」，不難令相關國家修訂針對性的法例。然而，有沒有可能杜絕政要利用灰色地帶賺錢？恐怕亦沒有。以美國富商特朗普（Donald Trump）為例，要是他當選總統，即使把他的龐大企業全盤交給子女，也會有人願意跟這個集團做賠本生意，當作「情感投資」；而根據美國國情，某些駐外大使位置幾乎是籌款大戶價高者得，已不是新聞。水至清則無魚，國際關係「自古以來」充滿灰色地帶，這是定律，非一份文件所能改變。
小詞典：瑙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
太平洋島國，1968年獨立，全球最小國家之一，面積21平方公里，人口不及一萬。瑙魯曾因磷礦而極度富庶，全民揮霍，最後卻因為過份開發而變得貧困，於是在1990年代成為「避稅天堂」開拓財源。雖然近年「反洗錢」有一定成績，但依然是和巴拿馬齊名的「天堂」。
2016年4月5日星期二
比利時穆斯林何去何從？
比利時恐襲發生後，不少人才對該國成為激進穆斯林中心如夢初醒，從前都以為這個無殖民過伊斯蘭地區、也在國際事務不太招搖的小國不應成為目標。
比利時是近年歐洲輸出恐怖分子比例最高的國家。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一份報告指出，比國每100萬人口中便有近40名穆斯林恐怖分子。據該國官方今年2月公布數據，451名比利時公民被認定是恐怖分子，其中269人正在敍利亞及伊拉克參與「伊斯蘭國」（IS）。此數字跟比國本身的穆斯林比例自然大有關係，目前當地約有70萬穆斯林，佔全國人口6.2%，其中30萬聚居首都布魯塞爾，佔該市人口四分一，亦令布魯塞爾成為歐洲穆斯林人口最集中城市之一。
比國的穆斯林從何而來？這可追溯至該國工業發展史。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過程中，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Molenbeek）是工業重鎮，大量外勞集中於此。相關外勞有來自法國與南歐，也有來自北非的穆斯林，雖然比利時只曾殖民剛果等地，但由於跟法國關係密切，加上言語相通，法屬非洲勞工不少也以比國為目的地。
最近一次穆斯林大舉移民出現於1960年代，當時比利時經歷戰後復興，勞動力短缺，遂跟土耳其及摩洛哥簽訂勞工引進協議，引入大量廉價勞工。這一波勞工移民潮隨後蔓延至埃及與利比亞，大量來自中東及北非的穆斯林勞動力成為比國工廠中堅。這次襲擊的源頭莫倫貝克，當時仍舊是工業重鎮。冷戰結束後，歐洲加速一體化，比利時經濟面臨轉型。布魯塞爾全面城市化，莫倫貝克的工廠逐步遷出或關閉，但大批外勞繼續聚居於此，尤其是穆斯林，他們不斷壯大自身社群。時至今日，該區集中布魯塞爾絕大部分穆斯林人口，他們大多是首批穆斯林外勞的第三或四代後裔，理應已完全融入當地社會。
深受歧視 變得激進
但一切事與願違，比利時對穆斯林的政策態度與德國不同，而跟法國類似，以強制世俗化為目標。當穆斯林人口漸增，形成自身社區，跟主流社會隔閡日增。目前，伊斯蘭節日不受比國官方認可，宗教活動有諸多限制，儘管無法國「頭巾法」一類法律，但政府依然禁止公務員穿着類似裝束，並把頒布此類禁令的權力下放到各市與各機構。結果，比國大多數學校都禁止學生戴頭巾，亦有穆斯林女教師因戴頭巾而遭解僱。穆斯林則普遍感到在就業、住房、公共服務、與警方交涉等過程中受到歧視，政府調查亦顯示「宗教信仰」是重要的歧視原因。在比利時政壇，右派政黨Vlaams Belang長期持反移民立場，認為穆斯林移民威脅本土認同，多次提議將移民後代遣返，並認為「伊斯蘭與民主不兼容」，要求穆斯林在信仰和民主之間二選一。
種種社會政治現實，都讓身處比利時的穆斯林社群感到難以融入；而來自就業市場的歧視，讓他們最不滿。比利時的穆斯林社群多分佈於市郊的相對落後地區，莫倫貝克的失業率高達40％，穆斯林居民自然容易心生「受壓迫者」的身份認同，並已發展出自己的「本土激進組織」Sharia4Belgium，將比利時代表的「歐洲社會」作為對立面。就算當地穆斯林社群有不少溫和派，他們有些也對「聖戰者」同情，否則巴黎恐襲的逃犯不可能在莫倫貝克藏匿數月，當地穆斯林甚至在警方行動後一度暴動，認為警方逮捕的是「英雄」。結果激進份子已發展出「群眾路線」，利用廣布的社會網絡實施軍火轉運、人員藏匿、活動策劃，也就如魚得水，傳統的反恐模式，也就黔驢技窮了。
小詞典：Sharia4Belgium
比利時一個極端伊斯蘭組織，以「將比利時變成伊斯蘭國家」為目標，號召比利時穆斯林社群團結、並遵循伊斯蘭法。這組織是ISIS 崛起前，比利時激進伊斯蘭主義的代表和主要推手，2015年被比利時法院認定為恐怖組織，其領袖Fouad Belkacem被判刑，但仍對比利時穆斯林社群有巨大影響力。
比利時是近年歐洲輸出恐怖分子比例最高的國家。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一份報告指出，比國每100萬人口中便有近40名穆斯林恐怖分子。據該國官方今年2月公布數據，451名比利時公民被認定是恐怖分子，其中269人正在敍利亞及伊拉克參與「伊斯蘭國」（IS）。此數字跟比國本身的穆斯林比例自然大有關係，目前當地約有70萬穆斯林，佔全國人口6.2%，其中30萬聚居首都布魯塞爾，佔該市人口四分一，亦令布魯塞爾成為歐洲穆斯林人口最集中城市之一。
比國的穆斯林從何而來？這可追溯至該國工業發展史。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過程中，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Molenbeek）是工業重鎮，大量外勞集中於此。相關外勞有來自法國與南歐，也有來自北非的穆斯林，雖然比利時只曾殖民剛果等地，但由於跟法國關係密切，加上言語相通，法屬非洲勞工不少也以比國為目的地。
最近一次穆斯林大舉移民出現於1960年代，當時比利時經歷戰後復興，勞動力短缺，遂跟土耳其及摩洛哥簽訂勞工引進協議，引入大量廉價勞工。這一波勞工移民潮隨後蔓延至埃及與利比亞，大量來自中東及北非的穆斯林勞動力成為比國工廠中堅。這次襲擊的源頭莫倫貝克，當時仍舊是工業重鎮。冷戰結束後，歐洲加速一體化，比利時經濟面臨轉型。布魯塞爾全面城市化，莫倫貝克的工廠逐步遷出或關閉，但大批外勞繼續聚居於此，尤其是穆斯林，他們不斷壯大自身社群。時至今日，該區集中布魯塞爾絕大部分穆斯林人口，他們大多是首批穆斯林外勞的第三或四代後裔，理應已完全融入當地社會。
深受歧視 變得激進
但一切事與願違，比利時對穆斯林的政策態度與德國不同，而跟法國類似，以強制世俗化為目標。當穆斯林人口漸增，形成自身社區，跟主流社會隔閡日增。目前，伊斯蘭節日不受比國官方認可，宗教活動有諸多限制，儘管無法國「頭巾法」一類法律，但政府依然禁止公務員穿着類似裝束，並把頒布此類禁令的權力下放到各市與各機構。結果，比國大多數學校都禁止學生戴頭巾，亦有穆斯林女教師因戴頭巾而遭解僱。穆斯林則普遍感到在就業、住房、公共服務、與警方交涉等過程中受到歧視，政府調查亦顯示「宗教信仰」是重要的歧視原因。在比利時政壇，右派政黨Vlaams Belang長期持反移民立場，認為穆斯林移民威脅本土認同，多次提議將移民後代遣返，並認為「伊斯蘭與民主不兼容」，要求穆斯林在信仰和民主之間二選一。
種種社會政治現實，都讓身處比利時的穆斯林社群感到難以融入；而來自就業市場的歧視，讓他們最不滿。比利時的穆斯林社群多分佈於市郊的相對落後地區，莫倫貝克的失業率高達40％，穆斯林居民自然容易心生「受壓迫者」的身份認同，並已發展出自己的「本土激進組織」Sharia4Belgium，將比利時代表的「歐洲社會」作為對立面。就算當地穆斯林社群有不少溫和派，他們有些也對「聖戰者」同情，否則巴黎恐襲的逃犯不可能在莫倫貝克藏匿數月，當地穆斯林甚至在警方行動後一度暴動，認為警方逮捕的是「英雄」。結果激進份子已發展出「群眾路線」，利用廣布的社會網絡實施軍火轉運、人員藏匿、活動策劃，也就如魚得水，傳統的反恐模式，也就黔驢技窮了。
小詞典：Sharia4Belgium
比利時一個極端伊斯蘭組織，以「將比利時變成伊斯蘭國家」為目標，號召比利時穆斯林社群團結、並遵循伊斯蘭法。這組織是ISIS 崛起前，比利時激進伊斯蘭主義的代表和主要推手，2015年被比利時法院認定為恐怖組織，其領袖Fouad Belkacem被判刑，但仍對比利時穆斯林社群有巨大影響力。
2016年4月2日星期六
訪問林祖舜：「方丈」擁抱自由 孕育高登文化
隨着資訊科技的發展，各種網絡平台應運而生。網民在平台中的互動更孕育了網絡文化，同時滲入到現實生活。其中，高登討論區（高登）可謂是其中一個網絡文化的搖籃，其會員的網路術語、惡搞、「起底」和二次創作作品，不但引起網絡熱話，也受到傳統媒體注意。其中的連載小說得到出版商的垂青，更被拍攝成為電影，而《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和《一路向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而熱潮背後，高登的掌舵人林祖舜就起了積極作用，他被網民稱為「方丈」，自2008年起與拍檔接手高登，成為行政總裁。其後，高登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除了網絡，影響力更遍及出版、影視，甚至日常生活。因此，他定能讓我們對高登文化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問：沈旭暉 (S)
答：林祖舜 (J)
整理：李志鵬
S： 當初，你為何會接手高登？
J： 我大學時期主修電腦，其後，開設資訊科技公司，主要為客戶編寫網頁，期間，和幾個拍檔開始考慮創立網上論壇。2008年網上論壇相當盛行，起初計劃設立女性美容網站，因為認為「女人錢易賺」，但我們對此毫無認識。在香港創立網上論壇往往不是以技術和功能取勝，而是討論區中的內容，當時高登由一班電腦業前輩經營，設立高登的原意是希望討論電腦相關的話題。那個年代不少人喜歡到黃金商場「砌機」，比較電腦零件的性能。之後，會員不再只是討論電腦，話題亦涉及社會經濟。那些前輩認為討論區的內容已偏離當初的定位，他們亦知不能規範和控制，於是萌生去意，希望有年輕人接手。
S： Facebook的出現對網上討論區造成衝擊，為何高登卻能逆流而上？
J： 高登主打的是討論內容，也有不少關於「起底」和揭露社會不公的帖文，而且實行匿名制，會員自然能暢所欲言。Facebook則是一個適合認識朋友的平台，他們在朋友圈中實名分享，發表意見時自然有所保留。高登會員註冊的門檻比其他論壇高，令會員珍惜自己的賬戶，並會花時間去建立自己的個性。
S： 你認為高登有何特質孕育了高登文化呢？
J： 在自由和合法的原則下，會員可以討論任何話題。雖然討論內容可能涉辱罵和批評，但這只是道德界線問題，而非違法。每個人都有自身的準則，但我們並非執法者或道德判官，不應把自己的界線放進高登。其他討論區不希望得失客戶，也不想太政治和太敏感的話題，以避免麻煩。高登讓會員自由發揮所長，孕育網絡文化。其中會員向西村上春樹以「甜故」見稱，其他論壇也有類似帖文，但比較規範，會員亦較保守，認為這些內容比較低俗。但「甜故」得到出版商賞識，出版成書，並拍攝成為電影《一路向西》。
S： 你有何原則去管理高登，同時能滿足會員和商業運作需要？
J： 我認為討論區管理應是由下而上，絕不能以強權控制，亦不能單以網民投票決定，若是如此網民絕不會同意增設廣告，我們必須在兩者間取得平衡。網上論壇始終是生意，我們希望能維生，甚至有盈利。例如廣告商不希望自己的廣告附近有粗口，但網友認為這些只是助語詞和諧音字，於是，我們編寫了懷舊模式，一般網民瀏覽時就進入懷舊模式，高登會員則可選擇關閉懷舊模式，最重要的是提供選擇。懷舊模式將「問候」別人的說話過濾為「HiHi！」。這便將負面改為正面，不停罵人就變成不停問候別人。
S： 過往「熄登」和財團收購高登引起網民的關注，近年有類似的情況嗎？
J： 高登曾經受到網絡攻擊，伺服器遭癱瘓四至五日。這兩年再無同類型攻擊。近年也有收購的洽談，其中蕭若元先生的收購建議曾受到傳統媒體關注。當時，我們也有表態，希望網友放心。雖然我們不能100%保證不會出售，因為討論區始終是一門生意，但我們一定會考慮收購方案能否讓高登更上一層樓。
S： 高登有內地和海外的會員嗎？
J： 高登現時有一成的瀏覽量來自外地，包括美加和澳洲。當中大部分是香港移民及在當地讀書的香港人，這讓他們能緊貼香港的動態。另外，不少內地天涯討論區的會員會翻牆瀏覽高登，不少高登會員亦會以高登賬戶的名稱在天涯討論區開設賬戶和留言，但這往往在兩地有大事時才出現，雙方更會罵戰。會員會回到高登報告情況，並部署還擊言論。
民意應在網上尋
S： 早前有人指出，網上言論只是小眾的意見，你同意嗎？
J： 以前網絡和現實比較分離，但現時已有不少網絡文化帶到現實生活，並影響主流文化，例如近年電視劇《警犬巴打》。主流傳媒開始認識網絡概念的重要性，並將這些概念加入創作中。經過近年的社會運動後，人們會認為網上的知識量較多，且更新較快。主流傳媒的編採人數不多，但網絡平台的網民卻來自四方八面，討論的內容亦較深入。網絡文化已逐漸影響現實生活和傳統媒體，再不能視為是小眾的意見。
S： 近年，不少大數據公司提供分析網上討論區留言的服務，這是否已成為趨勢？
J： 不少公司和政府仍以填問卷的方式去收集大眾意見，這些是很落伍的方法。現時科技進步，當人們有意見時，已有不少渠道可發表意見。就相關政策的研究和諮詢，政府可以分析網上的意見，這反而更準確判斷民意。相反問卷是一些較傳統，應用的人自然就是老一派的人，結果與現實自然有落差。政府應好好利用不同方法去了解民情。
S： 你希望高登未來向哪個方向發展？
J： 未來，我希望瀏覽量和討論內容質素提升。同時，能跳出現時的框架，在網絡以外凝聚多些人。《巴絲打》雜誌就是希望讓高登以外的人能接觸高登文化，如潮語和潮文等。另外，高登有不少關於旅遊和煮食等的帖文，內容絕不失禮。我們會邀請他們將內容刊在雜誌上，並附上他們的資料。這能令會員的作品受到更多人的注視，並由此去接觸喜歡閱讀傳統雜誌的人。最後是用高登的知名度與不同的產品合作，既能為產品提供噱頭，亦能令高登橫向發展，接觸更多業務範疇。
問：沈旭暉 (S)
答：林祖舜 (J)
整理：李志鵬
S： 當初，你為何會接手高登？
J： 我大學時期主修電腦，其後，開設資訊科技公司，主要為客戶編寫網頁，期間，和幾個拍檔開始考慮創立網上論壇。2008年網上論壇相當盛行，起初計劃設立女性美容網站，因為認為「女人錢易賺」，但我們對此毫無認識。在香港創立網上論壇往往不是以技術和功能取勝，而是討論區中的內容，當時高登由一班電腦業前輩經營，設立高登的原意是希望討論電腦相關的話題。那個年代不少人喜歡到黃金商場「砌機」，比較電腦零件的性能。之後，會員不再只是討論電腦，話題亦涉及社會經濟。那些前輩認為討論區的內容已偏離當初的定位，他們亦知不能規範和控制，於是萌生去意，希望有年輕人接手。
S： Facebook的出現對網上討論區造成衝擊，為何高登卻能逆流而上？
J： 高登主打的是討論內容，也有不少關於「起底」和揭露社會不公的帖文，而且實行匿名制，會員自然能暢所欲言。Facebook則是一個適合認識朋友的平台，他們在朋友圈中實名分享，發表意見時自然有所保留。高登會員註冊的門檻比其他論壇高，令會員珍惜自己的賬戶，並會花時間去建立自己的個性。
S： 你認為高登有何特質孕育了高登文化呢？
J： 在自由和合法的原則下，會員可以討論任何話題。雖然討論內容可能涉辱罵和批評，但這只是道德界線問題，而非違法。每個人都有自身的準則，但我們並非執法者或道德判官，不應把自己的界線放進高登。其他討論區不希望得失客戶，也不想太政治和太敏感的話題，以避免麻煩。高登讓會員自由發揮所長，孕育網絡文化。其中會員向西村上春樹以「甜故」見稱，其他論壇也有類似帖文，但比較規範，會員亦較保守，認為這些內容比較低俗。但「甜故」得到出版商賞識，出版成書，並拍攝成為電影《一路向西》。
S： 你有何原則去管理高登，同時能滿足會員和商業運作需要？
J： 我認為討論區管理應是由下而上，絕不能以強權控制，亦不能單以網民投票決定，若是如此網民絕不會同意增設廣告，我們必須在兩者間取得平衡。網上論壇始終是生意，我們希望能維生，甚至有盈利。例如廣告商不希望自己的廣告附近有粗口，但網友認為這些只是助語詞和諧音字，於是，我們編寫了懷舊模式，一般網民瀏覽時就進入懷舊模式，高登會員則可選擇關閉懷舊模式，最重要的是提供選擇。懷舊模式將「問候」別人的說話過濾為「HiHi！」。這便將負面改為正面，不停罵人就變成不停問候別人。
S： 過往「熄登」和財團收購高登引起網民的關注，近年有類似的情況嗎？
J： 高登曾經受到網絡攻擊，伺服器遭癱瘓四至五日。這兩年再無同類型攻擊。近年也有收購的洽談，其中蕭若元先生的收購建議曾受到傳統媒體關注。當時，我們也有表態，希望網友放心。雖然我們不能100%保證不會出售，因為討論區始終是一門生意，但我們一定會考慮收購方案能否讓高登更上一層樓。
S： 高登有內地和海外的會員嗎？
J： 高登現時有一成的瀏覽量來自外地，包括美加和澳洲。當中大部分是香港移民及在當地讀書的香港人，這讓他們能緊貼香港的動態。另外，不少內地天涯討論區的會員會翻牆瀏覽高登，不少高登會員亦會以高登賬戶的名稱在天涯討論區開設賬戶和留言，但這往往在兩地有大事時才出現，雙方更會罵戰。會員會回到高登報告情況，並部署還擊言論。
民意應在網上尋
S： 早前有人指出，網上言論只是小眾的意見，你同意嗎？
J： 以前網絡和現實比較分離，但現時已有不少網絡文化帶到現實生活，並影響主流文化，例如近年電視劇《警犬巴打》。主流傳媒開始認識網絡概念的重要性，並將這些概念加入創作中。經過近年的社會運動後，人們會認為網上的知識量較多，且更新較快。主流傳媒的編採人數不多，但網絡平台的網民卻來自四方八面，討論的內容亦較深入。網絡文化已逐漸影響現實生活和傳統媒體，再不能視為是小眾的意見。
S： 近年，不少大數據公司提供分析網上討論區留言的服務，這是否已成為趨勢？
J： 不少公司和政府仍以填問卷的方式去收集大眾意見，這些是很落伍的方法。現時科技進步，當人們有意見時，已有不少渠道可發表意見。就相關政策的研究和諮詢，政府可以分析網上的意見，這反而更準確判斷民意。相反問卷是一些較傳統，應用的人自然就是老一派的人，結果與現實自然有落差。政府應好好利用不同方法去了解民情。
S： 你希望高登未來向哪個方向發展？
J： 未來，我希望瀏覽量和討論內容質素提升。同時，能跳出現時的框架，在網絡以外凝聚多些人。《巴絲打》雜誌就是希望讓高登以外的人能接觸高登文化，如潮語和潮文等。另外，高登有不少關於旅遊和煮食等的帖文，內容絕不失禮。我們會邀請他們將內容刊在雜誌上，並附上他們的資料。這能令會員的作品受到更多人的注視，並由此去接觸喜歡閱讀傳統雜誌的人。最後是用高登的知名度與不同的產品合作，既能為產品提供噱頭，亦能令高登橫向發展，接觸更多業務範疇。
2016年4月1日星期五
《米芝蓮摘星奇緣》：印度菜征服歐洲的隱喻
近年「飲食系」電影在影壇異軍突起，除了反映受眾喜好，也彰顯了飲食在全球化時代的獨特角色，能同時對不同市場的觀眾產生共鳴，早前上映的《米芝蓮摘星奇緣》即為一例。電影講述一家印度人在家鄉因為遇上宗教衝突悲劇，輾轉來到一個靜謐的法國小鎮，將印度菜餚發揚光大，大廚再加入原來的競爭對手、當地的米芝蓮法國餐廳，憑藉印度菜和各地菜式fusion，終成為世界名廚，他父親也和經營法國餐廳的老闆娘再結良緣。
印度料理與歐洲文化的初遇，可追溯到殖民時代，最重要的主角並非法國，而是英國。彼時歐洲殖民者剛踏上南亞次大陸，英國最終在18世紀末幾乎佔領了整個印度，不過法國、葡萄牙等也是有力競爭者，曾擁有小塊殖民地，同時吸納了不少印度文化在本國之內。例如果阿就在印度獨立後，依然由葡萄牙管治，產生了獨特的「印葡文化」，儘管論全球影響力，自然還是以「英印整合」為先。當時英國對食物不大講究，殖民軍官一般僱用印度人做廚師，最初他們被要求製作英式料理、而非印度本地食物。但文化是具有超越政治的滲透力的，印度廚師逐漸在沈悶的英式菜餚中加入印度香料，或直接應用印度烹飪技法，既是文明古國的技癢，也是民族主義的條件反射。這種源自印度廚師的實驗，迅速贏得英國軍官喜愛，「盎格魯－印度料理」這一跨界美食風格就此誕生。
盎格魯－印度料理與兩國身份認同
隨著英國本土與其印度殖民地的交流日趨頻繁，從殖民地回國的英國官兵、和前往英倫的印度人，逐漸將「盎格魯－印度料理」帶入英國社會。對當時依然停留在「名菜」炸魚薯條的英國社會而言，印度風味無異於一片新天地，激發了食客們的無窮好奇心；印度廚師們亦針對英國食客的口味，對印度菜式進行了不同改良，令印度料理迅速風靡英倫。據統計，目前英國有超過一萬間印度餐館，印度飲食業僱員超過八萬人，每週接待超過25萬顧客，假如論量化管理的「影響因子」，印度菜早晚會成為英國「國菜」。事實上，美食一直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的「軟實力」之一，印度菜餚對各式香料的獨到調配獨步全球，而且祕方極多，這種不可取代性，絕非英國菜所能相提並論。
面對來勢洶洶的印度美食文化「入侵」，英國社會不僅不抗拒，反而有意將之吸納，構建一種新的跨界身份認同。炸魚薯條的「最受歡迎英國快餐」地位，已讓位於針對英國口味改良的印度咖喱chicken tikka masala，而這卻是印度本土不會吃的變種，所以也是「Made in England」。源自印度的「芒果乳酪」逐漸成為英國的主流點心，但被作為咖啡或茶的配套，產生了全然不同的文化效果，所以也是「英國化」成功案例。印度料理在英國社會站穩腳跟後，印度大廚們逐漸放開手腳，除了製作跨界口味，也逐步引進原汁原味的印度本地菜餚，甚至專注製作某一印度區域的特別菜式。與普通餐館不同，這一類「真．印度餐廳」往往追求格調和本土風格，走高檔路線，裝修華麗，配合了約隱約現的獵奇精神和東方主義，已成為英國上流社會文化的符號之一。
從印度美食與英國社會的互動，我們不難看到「料理」這一社會文化存在，成了連接、乃至重構「盎格魯－印度」身份認同的載體。如果說自18世紀至20世紀時，英國通過商貿和武裝殖民等方式滲透印度，那麼印度通過料理成功「入侵」英國的影響，可能同樣持久。如今印度早已獨立，但印度與英國的民間社會依然通過料理、板球等文化共同回憶，存留了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在我們介紹另一齣電影《黃金花大酒店》時也有提及。而印度咖喱通過英國的全球軟實力，也一併打進各地市場，這是印度自身難以達到的，所以印度人依然有意強化這種「盎格魯－印度」身份，而不會純粹大講民族主義，也是充滿計算的結果。
昔日的「法屬印度」：小香港「本地治理港」
印度料理征服英倫後，歐陸國家的反應也值得討論，法國尤為典型，因為法國和印度也有獨特的淵源。正如早前談及，法國也曾希望殖民南亞次大陸，雖然不敵英國，但也有自己的「法屬東印度公司」，到了英國控制大局後，依然容許法國在印度南部幾個港口建立「法屬印度」殖民地，最重要的是泰米爾人聚居的「本地治理港」（Pondichery）。雖然這幾塊土地的總面積加起來，也不及香港總面積的一半，但畢竟令法國有了重要的航線補給基地。印度獨立後，法國讓這幾個地方公投，最終都是加入印度，成了印度的「聯邦屬地」，但法國也讓願意加入法籍的當地人持有法國護照，因此本地治理至今充滿法國風情，法國國慶時居民依然慶祝。當地現在以「印度的法國文化」招徠遊客，法國菜和印度菜的最原始結合，應該從那裏衍生。
法國雖然在南亞殖民地爭奪戰中不敵英國，但法國人在飲食界一直將英國視作手下敗將。在法國人眼裡，法國菜的高端與精緻，是英式快餐遠所不及，法國菜登錄人類文化遺產，也是實至名歸。當常赴倫敦公務、旅行的法國人嘗到「盎格魯－印度料理」滋味後，深深為之折服，才意識到法國傳統料理多年來其實也是固步自封，缺乏fusion的精神。英國的「低層次飲食」吸納印度元素後，忽然「多層次」了起來，種類大大豐富，文化底藴也大為增加，這對法國人的自豪感是一大衝擊，最終不得不開放門戶，也逐步研發把印度風滲入法國菜的藝術，把「本地治理精神」發揚光大，這正是《米芝蓮摘星奇緣》的背景。接納了印度飲食後，法國近年對吸納非洲文化、英語商貿等都越來越開放，可算打破了全球化時代的最後一個缺口，也為印度「大國崛起」後和法國發展文化外交，鋪平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同期接觸中國文化，但「中國風」除了茶葉，卻沒能「正面滲入」到英國傳統食物款式內（當然水準極差的「英式偽中菜」有不少），背後是政治、文化還是其他原因，值得深思。而中國菜雖然也是博大精深，但雖然有諸如「咖喱羊腩煲」的出現，論及吸納印度風的視野和創意，卻遠遠不及英國、法國和日本，反而是印度衍生了「印式中菜」，但同樣未能登上大雅之堂。最能體現中印飲食文化結合的地方，可能已經是香港，這其實也是香港難得的軟實力之一，不過要現在的政府懂得珍惜、推廣，就不設實際了。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4月
印度料理與歐洲文化的初遇，可追溯到殖民時代，最重要的主角並非法國，而是英國。彼時歐洲殖民者剛踏上南亞次大陸，英國最終在18世紀末幾乎佔領了整個印度，不過法國、葡萄牙等也是有力競爭者，曾擁有小塊殖民地，同時吸納了不少印度文化在本國之內。例如果阿就在印度獨立後，依然由葡萄牙管治，產生了獨特的「印葡文化」，儘管論全球影響力，自然還是以「英印整合」為先。當時英國對食物不大講究，殖民軍官一般僱用印度人做廚師，最初他們被要求製作英式料理、而非印度本地食物。但文化是具有超越政治的滲透力的，印度廚師逐漸在沈悶的英式菜餚中加入印度香料，或直接應用印度烹飪技法，既是文明古國的技癢，也是民族主義的條件反射。這種源自印度廚師的實驗，迅速贏得英國軍官喜愛，「盎格魯－印度料理」這一跨界美食風格就此誕生。
盎格魯－印度料理與兩國身份認同
隨著英國本土與其印度殖民地的交流日趨頻繁，從殖民地回國的英國官兵、和前往英倫的印度人，逐漸將「盎格魯－印度料理」帶入英國社會。對當時依然停留在「名菜」炸魚薯條的英國社會而言，印度風味無異於一片新天地，激發了食客們的無窮好奇心；印度廚師們亦針對英國食客的口味，對印度菜式進行了不同改良，令印度料理迅速風靡英倫。據統計，目前英國有超過一萬間印度餐館，印度飲食業僱員超過八萬人，每週接待超過25萬顧客，假如論量化管理的「影響因子」，印度菜早晚會成為英國「國菜」。事實上，美食一直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的「軟實力」之一，印度菜餚對各式香料的獨到調配獨步全球，而且祕方極多，這種不可取代性，絕非英國菜所能相提並論。
面對來勢洶洶的印度美食文化「入侵」，英國社會不僅不抗拒，反而有意將之吸納，構建一種新的跨界身份認同。炸魚薯條的「最受歡迎英國快餐」地位，已讓位於針對英國口味改良的印度咖喱chicken tikka masala，而這卻是印度本土不會吃的變種，所以也是「Made in England」。源自印度的「芒果乳酪」逐漸成為英國的主流點心，但被作為咖啡或茶的配套，產生了全然不同的文化效果，所以也是「英國化」成功案例。印度料理在英國社會站穩腳跟後，印度大廚們逐漸放開手腳，除了製作跨界口味，也逐步引進原汁原味的印度本地菜餚，甚至專注製作某一印度區域的特別菜式。與普通餐館不同，這一類「真．印度餐廳」往往追求格調和本土風格，走高檔路線，裝修華麗，配合了約隱約現的獵奇精神和東方主義，已成為英國上流社會文化的符號之一。
從印度美食與英國社會的互動，我們不難看到「料理」這一社會文化存在，成了連接、乃至重構「盎格魯－印度」身份認同的載體。如果說自18世紀至20世紀時，英國通過商貿和武裝殖民等方式滲透印度，那麼印度通過料理成功「入侵」英國的影響，可能同樣持久。如今印度早已獨立，但印度與英國的民間社會依然通過料理、板球等文化共同回憶，存留了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在我們介紹另一齣電影《黃金花大酒店》時也有提及。而印度咖喱通過英國的全球軟實力，也一併打進各地市場，這是印度自身難以達到的，所以印度人依然有意強化這種「盎格魯－印度」身份，而不會純粹大講民族主義，也是充滿計算的結果。
昔日的「法屬印度」：小香港「本地治理港」
印度料理征服英倫後，歐陸國家的反應也值得討論，法國尤為典型，因為法國和印度也有獨特的淵源。正如早前談及，法國也曾希望殖民南亞次大陸，雖然不敵英國，但也有自己的「法屬東印度公司」，到了英國控制大局後，依然容許法國在印度南部幾個港口建立「法屬印度」殖民地，最重要的是泰米爾人聚居的「本地治理港」（Pondichery）。雖然這幾塊土地的總面積加起來，也不及香港總面積的一半，但畢竟令法國有了重要的航線補給基地。印度獨立後，法國讓這幾個地方公投，最終都是加入印度，成了印度的「聯邦屬地」，但法國也讓願意加入法籍的當地人持有法國護照，因此本地治理至今充滿法國風情，法國國慶時居民依然慶祝。當地現在以「印度的法國文化」招徠遊客，法國菜和印度菜的最原始結合，應該從那裏衍生。
法國雖然在南亞殖民地爭奪戰中不敵英國，但法國人在飲食界一直將英國視作手下敗將。在法國人眼裡，法國菜的高端與精緻，是英式快餐遠所不及，法國菜登錄人類文化遺產，也是實至名歸。當常赴倫敦公務、旅行的法國人嘗到「盎格魯－印度料理」滋味後，深深為之折服，才意識到法國傳統料理多年來其實也是固步自封，缺乏fusion的精神。英國的「低層次飲食」吸納印度元素後，忽然「多層次」了起來，種類大大豐富，文化底藴也大為增加，這對法國人的自豪感是一大衝擊，最終不得不開放門戶，也逐步研發把印度風滲入法國菜的藝術，把「本地治理精神」發揚光大，這正是《米芝蓮摘星奇緣》的背景。接納了印度飲食後，法國近年對吸納非洲文化、英語商貿等都越來越開放，可算打破了全球化時代的最後一個缺口，也為印度「大國崛起」後和法國發展文化外交，鋪平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同期接觸中國文化，但「中國風」除了茶葉，卻沒能「正面滲入」到英國傳統食物款式內（當然水準極差的「英式偽中菜」有不少），背後是政治、文化還是其他原因，值得深思。而中國菜雖然也是博大精深，但雖然有諸如「咖喱羊腩煲」的出現，論及吸納印度風的視野和創意，卻遠遠不及英國、法國和日本，反而是印度衍生了「印式中菜」，但同樣未能登上大雅之堂。最能體現中印飲食文化結合的地方，可能已經是香港，這其實也是香港難得的軟實力之一，不過要現在的政府懂得珍惜、推廣，就不設實際了。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4月
「嚴肅社交媒體」的未來
早前香港媒體刊登埃及「阿拉伯之春」發起人、任職於 Google 的古奈姆（Wael Ghonim）訪談，他去年成立一個全新網上社交平台Parlio，旨在倡導「禮貌、嚴肅、深入」的網絡討論。他此舉跟當年席捲阿拉伯世界的「Facebook（fb）/ Twitter 革命」，以及之後民主化的坎坷歷程有關。有關「嚴肅社交媒體」的前景也頗值得大家思索，尤其對於新世代一群。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古奈姆曾於 TED大會上作Revolution 2.0的演講，讚揚網上社交媒體在參與式民主及社會變革中的作用，證明「人民力量比當權者更強」。但時至今日，他在採訪中坦承「錯判」了社交媒體的力量。自埃及革命後，穆斯林兄弟會與世俗派之間的分歧，藉社交網絡瘋傳謠言及偏激言論而擴大，導致雙方無法就社會變革達成共識，埃及陷入進一步撕裂，直至軍政府發動「二次革命」，一切倒退到革命前夕至今。埃及的悲劇原因眾多，筆者也曾從不同角度談及，但各方難以「大和解」，這始終是主因。
經此一事，古奈姆認為若想利用互聯網發揮人民力量並推動變革，首先需要把社交網絡從各種極端及不實言論中拯救出來，這其實是不少上一代人對網絡又愛又恨的夢。Parlio便是他的嘗試，該社交平台以建立「有深度、相互尊重」的網絡文化為理念，用戶須實名註冊，可選擇關注的議題及用戶。目前，其發帖功能尚處於邀請內部測試階段，暫有6000餘人註冊，參與者不乏時政評論與社科研究的領頭人，如弗里曼（Thomas Friedman）、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探討議題也較敏感深入，如「伊斯蘭國（IS）與伊斯蘭的關係」等容易在一般社交媒體變成泥漿摔角的話題。
在致力推動社交網絡嚴肅討論的陣營，古奈姆並不孤單。《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杜威（Caitlin Dewey）便開闢專欄，專注在網絡「打假」。美軍退役士兵佩特斯（John Pettus）創辦社交平台Fiskkit，號召網民對網絡瘋傳的文章進行「事實核查」。凡此種種，皆出於對目前fb、Twitter 等傳統社交媒體難以認真討論的反彈，旨在重塑互聯網討論空間。
也許終歸變成桃花源
對知識分子用家而言，這類發酵中的「嚴肅社交媒體」自有吸引力。它們具明確理念導向，對象都是「對理性網絡社交有所追求」的人，參與討論的內容及用詞都會反映出對「理性」的偏好，這正是傳統媒體的討論模式。再者，這類討論有一定門檻，對自覺高端及精英的用戶，正是投其所好。但它們並非Web 1.0的舊產物，號召用戶主動貢獻理性討論與「打假」，也屬Web 2.0的「用戶生成內容」，可免於傳統刪帖手段造成的網路威權化。
這類媒體要生存不難，但要取代fb一類大眾社交平台則幾不可能。互聯網是結社的地方，極易形成「小圈子」，無論是「激進」還是「理性」、說的是拉丁文還是粗口，其實都是在「自說自話」，影響力只能在圈內。
此外，互聯網也是顛覆權力的平台，因新世代用戶往往在現實中被傳統一代剝奪話語權，他們對「發聲」的需求勝過對「理性」的追求。再者，互聯網講求即時性，任何人的即時反應，只要是人，都不可能完全不夾雜觀點與情緒；而到了靜下來完全理性的時候，卻往往失去發表偉論的動力。故此，最後依然在「嚴肅社交媒體」留言的人，不可能是一般人，可能只是在自建桃花源罷了。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古奈姆曾於 TED大會上作Revolution 2.0的演講，讚揚網上社交媒體在參與式民主及社會變革中的作用，證明「人民力量比當權者更強」。但時至今日，他在採訪中坦承「錯判」了社交媒體的力量。自埃及革命後，穆斯林兄弟會與世俗派之間的分歧，藉社交網絡瘋傳謠言及偏激言論而擴大，導致雙方無法就社會變革達成共識，埃及陷入進一步撕裂，直至軍政府發動「二次革命」，一切倒退到革命前夕至今。埃及的悲劇原因眾多，筆者也曾從不同角度談及，但各方難以「大和解」，這始終是主因。
經此一事，古奈姆認為若想利用互聯網發揮人民力量並推動變革，首先需要把社交網絡從各種極端及不實言論中拯救出來，這其實是不少上一代人對網絡又愛又恨的夢。Parlio便是他的嘗試，該社交平台以建立「有深度、相互尊重」的網絡文化為理念，用戶須實名註冊，可選擇關注的議題及用戶。目前，其發帖功能尚處於邀請內部測試階段，暫有6000餘人註冊，參與者不乏時政評論與社科研究的領頭人，如弗里曼（Thomas Friedman）、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探討議題也較敏感深入，如「伊斯蘭國（IS）與伊斯蘭的關係」等容易在一般社交媒體變成泥漿摔角的話題。
在致力推動社交網絡嚴肅討論的陣營，古奈姆並不孤單。《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杜威（Caitlin Dewey）便開闢專欄，專注在網絡「打假」。美軍退役士兵佩特斯（John Pettus）創辦社交平台Fiskkit，號召網民對網絡瘋傳的文章進行「事實核查」。凡此種種，皆出於對目前fb、Twitter 等傳統社交媒體難以認真討論的反彈，旨在重塑互聯網討論空間。
也許終歸變成桃花源
對知識分子用家而言，這類發酵中的「嚴肅社交媒體」自有吸引力。它們具明確理念導向，對象都是「對理性網絡社交有所追求」的人，參與討論的內容及用詞都會反映出對「理性」的偏好，這正是傳統媒體的討論模式。再者，這類討論有一定門檻，對自覺高端及精英的用戶，正是投其所好。但它們並非Web 1.0的舊產物，號召用戶主動貢獻理性討論與「打假」，也屬Web 2.0的「用戶生成內容」，可免於傳統刪帖手段造成的網路威權化。
這類媒體要生存不難，但要取代fb一類大眾社交平台則幾不可能。互聯網是結社的地方，極易形成「小圈子」，無論是「激進」還是「理性」、說的是拉丁文還是粗口，其實都是在「自說自話」，影響力只能在圈內。
此外，互聯網也是顛覆權力的平台，因新世代用戶往往在現實中被傳統一代剝奪話語權，他們對「發聲」的需求勝過對「理性」的追求。再者，互聯網講求即時性，任何人的即時反應，只要是人，都不可能完全不夾雜觀點與情緒；而到了靜下來完全理性的時候，卻往往失去發表偉論的動力。故此，最後依然在「嚴肅社交媒體」留言的人，不可能是一般人，可能只是在自建桃花源罷了。
《格拉斯哥流浪》／曾若華
提起「格拉斯哥」，球迷一般會想起蘇格蘭球會「格拉斯哥流浪」，新晉歌手曾若華(Jude)的同名歌曲卻不是以足球為背景，而是講述自己在英國成長的故事。填詞人梁柏堅描繪失戀後的流浪，不過將歌詞放在蘇格蘭統獨問題上理解，也能得到有趣的「二次解讀」。
蘇格蘭曾長期是獨立國家，一度和法國結盟制衡英格蘭，直到1707年與英格蘭合併，但本土意識從未消逝，也保留了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獨立運動自一戰後開始成形，但真正得到能量的還是在貝里雅的「權力下放改革」之後，重新得到自己的議會，並令獨派看到成功的希望。他們面對相鄰的愛爾蘭共和國時，固然有如「舊夢內等釋放／沉船難以靠岸／門匙埋葬對岸」，因為愛爾蘭從前也是聯合王國一部份，一戰後才獲得獨立。
2012年開始醞釀的統獨公投，猶如「是我獲自由重生的驗證」，背景是獨派不滿英國保守黨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期望透過仿倣北歐諸國，將蘇格蘭改造成高稅收福利國家。然而即使公投前的民調顯示，兩派支持度相差不足百分之一，但結果過半數人仍選擇維持現狀，令獨派難免有「歷史命運就像重複」的無力感。
但這卻並不代表「蘇獨」議題自此消失在英國政治的議程，恰恰相反，運動才剛剛開始壯大。在2015年國會大選，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NP)除既有蘇格蘭執政權外，在英國國會的議席也由6席大增至56席，成為全國第三大黨，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在統獨公投期間拓展了地方網絡，並令議題炒熱，令蘇格蘭政客即使是「統派」也要是「本土派」，地方意識已全面抬頭。若英國首相卡梅倫無法在6月的脫歐公投說服人民留歐，則親歐的蘇格蘭民族黨有可能重提公投脫英，並嘗試獨立加入歐盟。獨派「如何能還以顏色，如何能填上空隙」，必然會是未來蘇格蘭政壇反復出現的議題。
說到「顏色」，這首歌的MV有豐富而戲劇化的詮釋，而格拉斯哥作為蘇格蘭最大工業及港口重鎮，「從前桃紅與綠色」除了是熱戀的顏色，也可以是昔日的格拉斯哥標記，象徵了傳統民族服飾「Highland Dress」；「現在是白與灰色」除了代表失戀，卻也彷彿今日記認，象徵了格拉斯哥工業化後的工業廢氣。假如我們真的「流浪去」格拉斯哥，當能發現那裏和英格蘭本部的大不同，若有朝一日再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其實毫不為奇，畢竟「歷史／舊夢又再重覆」，原是常態。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4月1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74040
蘇格蘭曾長期是獨立國家，一度和法國結盟制衡英格蘭，直到1707年與英格蘭合併，但本土意識從未消逝，也保留了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獨立運動自一戰後開始成形，但真正得到能量的還是在貝里雅的「權力下放改革」之後，重新得到自己的議會，並令獨派看到成功的希望。他們面對相鄰的愛爾蘭共和國時，固然有如「舊夢內等釋放／沉船難以靠岸／門匙埋葬對岸」，因為愛爾蘭從前也是聯合王國一部份，一戰後才獲得獨立。
2012年開始醞釀的統獨公投，猶如「是我獲自由重生的驗證」，背景是獨派不滿英國保守黨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期望透過仿倣北歐諸國，將蘇格蘭改造成高稅收福利國家。然而即使公投前的民調顯示，兩派支持度相差不足百分之一，但結果過半數人仍選擇維持現狀，令獨派難免有「歷史命運就像重複」的無力感。
但這卻並不代表「蘇獨」議題自此消失在英國政治的議程，恰恰相反，運動才剛剛開始壯大。在2015年國會大選，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NP)除既有蘇格蘭執政權外，在英國國會的議席也由6席大增至56席，成為全國第三大黨，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在統獨公投期間拓展了地方網絡，並令議題炒熱，令蘇格蘭政客即使是「統派」也要是「本土派」，地方意識已全面抬頭。若英國首相卡梅倫無法在6月的脫歐公投說服人民留歐，則親歐的蘇格蘭民族黨有可能重提公投脫英，並嘗試獨立加入歐盟。獨派「如何能還以顏色，如何能填上空隙」，必然會是未來蘇格蘭政壇反復出現的議題。
說到「顏色」，這首歌的MV有豐富而戲劇化的詮釋，而格拉斯哥作為蘇格蘭最大工業及港口重鎮，「從前桃紅與綠色」除了是熱戀的顏色，也可以是昔日的格拉斯哥標記，象徵了傳統民族服飾「Highland Dress」；「現在是白與灰色」除了代表失戀，卻也彷彿今日記認，象徵了格拉斯哥工業化後的工業廢氣。假如我們真的「流浪去」格拉斯哥，當能發現那裏和英格蘭本部的大不同，若有朝一日再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其實毫不為奇，畢竟「歷史／舊夢又再重覆」，原是常態。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4月1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74040
那些年，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亞美尼亞人
我們一般對猶太人十分熟悉，對猶太人流徙世界各地、又被納粹大屠殺的歷史也耳熟能詳，但對經歷近似的亞美尼亞人卻頗為陌生。其實他們不但在國際關係有獨特角色，和香港、新加坡等遠東華人社群，也有過一段被遺忘的淵源。
亞美尼亞位於亞歐大陸之間，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冷戰後才獨立，人口約三百萬，然而海外亞美尼亞僑民就超過800萬，構成了「亞美尼亞身份認同」的主體，那個國家反而只是其中一個載體。這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亞美尼亞人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遭遇了非常遭遇：亞美尼亞認為是有組織的種族滅絕，死亡人數高達150萬人，土耳其則認為是「戰爭正常行為」，抗拒國際社會使用「大屠殺」這字眼。但無論觀點如何，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帝國後期開始大舉遷移海外，逐漸形成今日遍佈世界各地的亞美尼亞僑民社群，乃不爭事實。
筆者年前曾到亞美尼亞一遊，全程幾乎沒有遇過一個中國人，這在中國已「大國崛起」的今天頗為罕見，但其實亞美尼亞和遠東的關係並不淺。和猶太人一樣，亞美尼亞人也以善於海外經商聞名，和歐洲殖民者同步涉足印度次大陸。早在1688年，亞美尼亞富商Khoja P’anos Kalant’ar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訂協議，承諾使用英國商船進行貿易，換取與英商在遠東地區平等的貿易權利。自此，亞美尼亞商人在亞洲的網絡以印度為基點，逐步隨著英國勢力向外擴張，向越南、新加坡、菲律賓、中國的通商口岸等，大舉發展進出口業務。在17至18世紀期間，亞美尼亞商人在東亞貿易取得顯著成就，當時不少歐洲商人甚至會穿著亞美尼亞傳統服飾，以期藉助後者的商貿聲望，開拓東亞貿易市場。
英國殖民香港後，亞美尼亞人也隨之進入，在19世紀曾形成了一個具一定規模的利益小圈子。當時在香港社會，亞美尼亞人的社會地位很高，可算僅次於殖民者英國人，這也是英國一貫國策：通過賦予其他族群一定特權製造「夾心階層」，作為與本地華人之間的緩衝。亞美尼亞人在港還是從事商貿，代表人物是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遮打家族屬僑居印度的亞美尼亞移民，遮打本人於1864年赴港，隨即與已在港經商的猶太、印度裔商人沙宣、麼地等人結識，共同創業。遮打參與創立「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和「香港置地」，躋身香港近代最成功的商人之列，並出任公職，成為香港首批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他本人和他在出任公職期間培訓的後生，都對香港近代經濟、社會民生發展作出獨特貢獻。處於香港商業中心的「遮打道」就是以他命名，不過今日已不大清楚這街道的亞美尼亞背景。
但亞美尼亞人始終沒有在香港形成龐大社群。20世紀初，亞美尼亞面對土耳其的高壓，造成嚴峻難民危機，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表示接受亞美尼亞難民，令哈爾濱、上海兩地成為最多亞美尼亞人居住的中國城市。哈爾濱早在滿清時期就有亞美尼亞人居住，擁有當時中國唯一一座亞美尼亞教堂；而在上海，1920年成立的「亞美尼亞裔援助協會」（The Armenian Relief Society, ARS） 成為中國境內主要接受、幫助亞美尼亞裔難民的場所，上海的亞美尼亞人社群也逐步壯大。假如純粹為了生活，亞美尼亞人更多選擇當時更國際化、更多元的上海，而不是香港。身處中國的亞美尼亞人一度在二次大戰中，幫助中國抗擊日本，直到1949年後才大舉撤離，不少輾轉到了美國落地生根。今年奧斯卡最佳電影《Spotlight》的正義律師，就是亞美尼亞移民。
幾乎與此同時，亞美尼亞人同樣通過大英帝國的商貿網絡進入英屬新加坡，而且影響力比在香港更大。他們不僅建立了自己的教堂、擁有以「亞美尼亞」命名的街道，更將業務滲透到本地經濟的各行業，不少成功的亞美尼亞商人也進入英殖民政府機構。亞美尼亞人一度在新加坡設立了85間公司，其中大部分是進出口貿易企業，也有不少亞美尼亞人經營法律咨詢、鐘錶製作、珠寶販賣、酒店等，乃至建立小型工廠。1849－1853年間，新加坡甚至出版了亞美尼亞文報紙；今天新加坡的主流報紙《海峽時報》，也是由亞美尼亞人Catchick Moses創辦。然而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新加坡獨立，「新加坡人」身份認同逐步建立、強化，亞美尼亞社群開始感到格格不入，紛紛移民到澳洲、美國等地。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的亞美尼亞社群幾乎絕跡。
目前，一些亞美尼亞企業家開始返回東亞，然而，早已與一個世紀前遍佈東亞的亞美尼亞僑民沒有血緣關係。2006年，「亞美尼亞人在華社團」（ChinaHay）在深圳成立，致力於團結和溝通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亞美尼亞人社群；2013年，該社團的社群活動中心在香港落成，這也是亞美尼亞社群首次在中國境內有了實體的聚會、交流場所。根據 ChinaHay 統計，目前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只有約500名亞美尼亞人，人數雖少，卻活躍在社會商貿、文化等多個行業，基於他們的相對優勢，值得重視。
既然亞美尼亞人在近代東亞扮演了一定角色，何以在華人社會認知的能見度如此低？也許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始終否認當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而亞美尼亞國力遠不如以色列，令亞美尼亞僑民沒有得到猶太人被壓迫後的舉世注視。加上歐美猶太人掌握了大量資源，居於當地權力結構頂峰，但一戰後期流亡東亞的亞美尼亞人的條件有所不及，始終未能展現類似的在地影響力。縱使如此，他們在東亞的存在，是香港、新加坡這類獨特港口孕育多元文化的重要指標，未來書寫我城歷史時，好應該大書特書。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4月
亞美尼亞位於亞歐大陸之間，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冷戰後才獨立，人口約三百萬，然而海外亞美尼亞僑民就超過800萬，構成了「亞美尼亞身份認同」的主體，那個國家反而只是其中一個載體。這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亞美尼亞人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遭遇了非常遭遇：亞美尼亞認為是有組織的種族滅絕，死亡人數高達150萬人，土耳其則認為是「戰爭正常行為」，抗拒國際社會使用「大屠殺」這字眼。但無論觀點如何，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帝國後期開始大舉遷移海外，逐漸形成今日遍佈世界各地的亞美尼亞僑民社群，乃不爭事實。
筆者年前曾到亞美尼亞一遊，全程幾乎沒有遇過一個中國人，這在中國已「大國崛起」的今天頗為罕見，但其實亞美尼亞和遠東的關係並不淺。和猶太人一樣，亞美尼亞人也以善於海外經商聞名，和歐洲殖民者同步涉足印度次大陸。早在1688年，亞美尼亞富商Khoja P’anos Kalant’ar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訂協議，承諾使用英國商船進行貿易，換取與英商在遠東地區平等的貿易權利。自此，亞美尼亞商人在亞洲的網絡以印度為基點，逐步隨著英國勢力向外擴張，向越南、新加坡、菲律賓、中國的通商口岸等，大舉發展進出口業務。在17至18世紀期間，亞美尼亞商人在東亞貿易取得顯著成就，當時不少歐洲商人甚至會穿著亞美尼亞傳統服飾，以期藉助後者的商貿聲望，開拓東亞貿易市場。
英國殖民香港後，亞美尼亞人也隨之進入，在19世紀曾形成了一個具一定規模的利益小圈子。當時在香港社會，亞美尼亞人的社會地位很高，可算僅次於殖民者英國人，這也是英國一貫國策：通過賦予其他族群一定特權製造「夾心階層」，作為與本地華人之間的緩衝。亞美尼亞人在港還是從事商貿，代表人物是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遮打家族屬僑居印度的亞美尼亞移民，遮打本人於1864年赴港，隨即與已在港經商的猶太、印度裔商人沙宣、麼地等人結識，共同創業。遮打參與創立「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和「香港置地」，躋身香港近代最成功的商人之列，並出任公職，成為香港首批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他本人和他在出任公職期間培訓的後生，都對香港近代經濟、社會民生發展作出獨特貢獻。處於香港商業中心的「遮打道」就是以他命名，不過今日已不大清楚這街道的亞美尼亞背景。
但亞美尼亞人始終沒有在香港形成龐大社群。20世紀初，亞美尼亞面對土耳其的高壓，造成嚴峻難民危機，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表示接受亞美尼亞難民，令哈爾濱、上海兩地成為最多亞美尼亞人居住的中國城市。哈爾濱早在滿清時期就有亞美尼亞人居住，擁有當時中國唯一一座亞美尼亞教堂；而在上海，1920年成立的「亞美尼亞裔援助協會」（The Armenian Relief Society, ARS） 成為中國境內主要接受、幫助亞美尼亞裔難民的場所，上海的亞美尼亞人社群也逐步壯大。假如純粹為了生活，亞美尼亞人更多選擇當時更國際化、更多元的上海，而不是香港。身處中國的亞美尼亞人一度在二次大戰中，幫助中國抗擊日本，直到1949年後才大舉撤離，不少輾轉到了美國落地生根。今年奧斯卡最佳電影《Spotlight》的正義律師，就是亞美尼亞移民。
幾乎與此同時，亞美尼亞人同樣通過大英帝國的商貿網絡進入英屬新加坡，而且影響力比在香港更大。他們不僅建立了自己的教堂、擁有以「亞美尼亞」命名的街道，更將業務滲透到本地經濟的各行業，不少成功的亞美尼亞商人也進入英殖民政府機構。亞美尼亞人一度在新加坡設立了85間公司，其中大部分是進出口貿易企業，也有不少亞美尼亞人經營法律咨詢、鐘錶製作、珠寶販賣、酒店等，乃至建立小型工廠。1849－1853年間，新加坡甚至出版了亞美尼亞文報紙；今天新加坡的主流報紙《海峽時報》，也是由亞美尼亞人Catchick Moses創辦。然而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新加坡獨立，「新加坡人」身份認同逐步建立、強化，亞美尼亞社群開始感到格格不入，紛紛移民到澳洲、美國等地。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的亞美尼亞社群幾乎絕跡。
目前，一些亞美尼亞企業家開始返回東亞，然而，早已與一個世紀前遍佈東亞的亞美尼亞僑民沒有血緣關係。2006年，「亞美尼亞人在華社團」（ChinaHay）在深圳成立，致力於團結和溝通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亞美尼亞人社群；2013年，該社團的社群活動中心在香港落成，這也是亞美尼亞社群首次在中國境內有了實體的聚會、交流場所。根據 ChinaHay 統計，目前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只有約500名亞美尼亞人，人數雖少，卻活躍在社會商貿、文化等多個行業，基於他們的相對優勢，值得重視。
既然亞美尼亞人在近代東亞扮演了一定角色，何以在華人社會認知的能見度如此低？也許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始終否認當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而亞美尼亞國力遠不如以色列，令亞美尼亞僑民沒有得到猶太人被壓迫後的舉世注視。加上歐美猶太人掌握了大量資源，居於當地權力結構頂峰，但一戰後期流亡東亞的亞美尼亞人的條件有所不及，始終未能展現類似的在地影響力。縱使如此，他們在東亞的存在，是香港、新加坡這類獨特港口孕育多元文化的重要指標，未來書寫我城歷史時，好應該大書特書。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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