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8日星期六

新加坡頭號港粉:高登巴打創出本土新文化

香港本土電影、流行音樂等文化,近十年被不少人判定「已死」,加上中港融合,香港似乎有被中國大一統民族主義同化的危機,記憶中的那個香港,似乎正在「消失」。新加坡人Sean Goh在南洋的彼岸,深深感受到香港曾經足以影響海外的文化實力,研究和感受香港的變遷,喜愛香港的流行文化、城市特色、港人的衝勁,那種嶺南文化特質。雖然Sean的網誌名叫《消失中的香港》,追憶失落了的香港本土文化,但他深信,香港還是能迎來第二次的本土文化崛起。

答:Sean Goh,「坡仔」一名。八十後,1997年開始寫香港影評,2006年開始經常往返香港,2012年開始經營網誌《消失中的香港》,獲得2014年新加坡部落格大獎。
問:沈旭暉
整理:鄺健銘、梁振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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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你從何時和為什麼喜歡香港?

G:2006年,我跟朋友到過香港,發現香港島很好玩。但其實我在中學時已經喜歡香港的文化;當時我都會在學校歌唱比賽唱「四大天王」的歌。2006年後差差不多年年都來,總共已經來過9次。到香港時會買港產片,因為新加坡沒有港產片看;也會到香港的二樓書店去看,感到香港跟台灣一樣,民眾有空間去開自己的書店或咖啡店,而不只是在中環上班。

另外,香港有廣東文化,如太平清礁和大戲。新加坡都有類似的文化,但年青人卻不太重視。新加坡年青人跟香港的一樣,都很喜歡韓星,但香港青年更會保護傳統文化。嶺南文化在香港保存得很好。雖然香港年青人有時較偏激,但正好反映出他們想證明嶺南文化跟中原文化不同。香港不但有嶺南文化,也有大英帝國的文化,如奶茶、茶餐廳中的扒餐。1997年後,我開始為新加坡的學生報寫影評,主攻港產片,經歷過所謂的港產「爛片」年代。後來我去了旅行社打工,賣到香港的套票。

S:你為何要開《消失中的香港》網誌?

G:2012年,香港新政府班子上台,很多香港人指自己是「最後一代香港人」,我就希望用文字去記下自己對香港的愛。也希望借網誌提醒香港人自強,香港自強,其他外來文化都奈何不了香港。網誌開頭的受眾以香港人為主,但後來也有了西方人,西方人喜歡李小龍的武打片。另外,我開頭是用簡體字寫網誌的,但後來發現繁體字更美,用了繁體字後,就有了更多共嗚。我以前都是看繁體字的書,如金庸武俠小說。

S:網誌名為《消失中的香港》,什麼是「消失中」?

G:香港已不能回去英屬香港的輝煌時代。當時,香港為自己而活、為自己奮鬥,而不是大英帝國或中國,反而創造出「平靚正」的流行文化。既然已經回不去,就要創出新的高峰。嶺南文化已經深入香港人的骨髓,嶺南文化有千年歷史,其精髓是忠孝禮義廉恥,其實早在廣東、包括香港的歌曲、書籍中反映出來。

S:新加坡喜歡香港的人多嗎?

G:新加坡比較國際化。如90年代未的新加坡年青人看日劇,現在的年青人看韓劇。周星馳在90年代的電影影響了一代的新加坡人,吸引他們看港產片。當時香港跟新加坡都有同一個情況,就是人人都有錢,但不開心。

S:你最喜歡香港哪個年代?

G:我最喜歡由1974年到2000年代初的香港,可說是第一個本土文化崛起時。當時香港音樂有許冠傑,而電影和電視劇也百花齊放;2000年代初,雖然港劇還有輸出,如《衝上雲宵》,但如楊千嬅等,已算是「末代巨星」。末代也好,香港還可以重新出發,有第二個本土文化的崛起;例如音樂雖然由大眾轉變為小眾,如鍾氏兄弟、王菀之的華語歌都很清新,如果他們能繼續發展下去,輸出香港音樂,就可能會出現老一代聽黎小田和顧家輝,年輕的聽王菀之的局面。

S:近年,香港人擔心會被內地文化完全同化。你認為這會影響香港的獨特性或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的可能性嗎?

G:由晚清、二戰和內戰,逃到香港的中國人都有憂患意識。這一意識仍在今日的香港人身上看到。但我相信只要香港人自強,中國文化也不能完全同化香港。香港有嶺南文化的衝勁,就是我為自己而活、愛自由。自古以來北方都想同化南方,南方就強調自己的特色。中港融合是大勢所趨,特別是在經濟方面。但只要香港可搞好自己的文化,便不能被消滅。

即使有一日香港真的沒了,香港文化已經輸出到外國並保留着,這也是嶺南文化中,海洋文化的特性。。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澳門本身已經是一個華南文化圈。香港人要多關注這個文化圈、多為其創作。以新加坡為例,華人說廣東話或福建話,方言已經在華人根深柢固,即使移民已經到新加坡居住一百多年。

S:那你會如何比較新加坡跟香港?

G:新加坡人沒有港人的勇氣。如果新加坡人有香港的勇氣,我相信政府會更聽話(笑)。我的大學同學說笑說,香港人會佔領中環,新加坡連佔領公園都不會。

S:但不少香港人指新加坡好,沒有需要去佔領。

G:我們跟你們一樣辛苦。我們的物價比香港高,發聲的空間也漸漸收窄。只可通過選票表達不滿。我們沒有以前香港的人打拼精神。會打拼的新加坡人已經分散到海外,如陳奐仁,他在新加坡不紅,但在香港很紅,他很能拼。我跟他都是海南人。祖先有出海冒險精神。他知道自己在新加坡搞音樂一定不紅,一定要到香港發展。新加坡人不希望搞藝術,只想聽政府。所以打拼的新加坡人都已經在外地落地生根。新加坡好的是政府有時聽話,如在大選後會加建房子。

S:你認為香港人與其文化未來會變得怎樣?

G:香港人一直很精明。新加坡電視劇幕後的一班人都是香港過來的。在亞視、麗的沒有工作後到新加坡。香港流利文化也因為發展到新加坡。香港人其實很會創下自己的流行文化。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在學習高登的用語。香港新文化也是來自高登。只要高登「巴打」繼續努力,我相信香港流行文化會愈來愈精彩。但如果香港人跟北方人打交道時,可以抹走他們的脾氣文化,那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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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新加坡,數十年來被設想為「競爭對手」,不斷比較。不過,香港思考如何保存和維繫嶺南文化,值得與新加坡互相借鏡,彼此增益。港新兩地同屬華南文化圈,歷史上分別作為華民下南洋、穿越馬六甲海峽折北抵緬甸、印度、錫蘭諸國航線的兩個重要港口;殖民時間同為英屬,形成南北呼應的兩個城市,分別照顧英國在華、馬來半島的利益。重要的不只這種背景,而是背景下形成的海洋文化特質;在香港而言,可說嶺南文化就是一種海洋文化性格,流動、對外開放、敢於冒險,在本土的基礎下,包容和接納外來的多元。也因此,近代當內陸受政治、經濟、管治等問題影響時,香港卻透過對外兼容並蓄,較好地保留了中國南方文化的精髓。不過,當全球化時代來臨,海洋、港口已不再是內陸對外的必經選擇,無論香港還是新加坡,「港口城市」的功能和意義應如何翻新、增值,以建立第二次本土文化崛起,值得思考。

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

白俄羅斯的香港留學生

雖然香港新一代普遍不太重視國際視野,但身旁還是不時出現一心往外闖的朋友。目的地不是中國、美國那種主流選擇,而是尋找個人的夢。

據說,這是物以類聚。

例如有一位網友,認識後才發現是鄰居,一家在我的舊居附近開藥房。他雖然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不成功,卻在做生意、賺錢後,走到瑞典讀大學,然後心慕俄羅斯文化。他寫信到莫斯科大學自薦,嫌對方回覆太無禮,決定找尋「比較親切的俄語國度」,最後找到白俄羅斯,一個人走到那裏進修。

幾乎一個香港人都沒有。他笑說是最大好處之一。

大概由於沒有多少知音,他每到白俄羅斯一個地方,幾乎都拍下短片傳給我,也會錄音介紹當地風土人情。據他說,雖然白俄統治者盧卡申科是比普京更鐵腕的獨裁者,表面上對人民生活有不少禁令,但只要不挑戰其管治,民間生活的種種違規行為根本沒人管。就是看似嚴密的白俄邊界,也可以輕易通過俄羅斯邊境渡過。他在酒吧碰到過阿仙奴的白俄球星希比,試過一個人拿著結他到街上唱Beatles的《Back to the USSR》,總之,過著夢寐以求的遊歷生活。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由於家人在香港,他還是要回來,頂多繼續學習俄文。而他在白俄的種種經歷,幾乎沒有香港人感興趣。他覺得,這城市不但不屬於自己,也不屬於地球。

以上的對話,出現在香港某雪茄吧。聽他說著,感同身受。想起年前,我一個人走到牙買加,找尋Bob Marley的出生地,感覺很是做了一件比刊登十篇沒人看、而大學偏偏用來評級的SSCI學術文章多百倍價值的事。但和身邊人提起,得到的反應,教人很是洩氣。

其實,香港並非沒有異國風情。例如有一兩家相對正宗的俄羅斯餐廳,曾有供穿著皮褸內進飲伏特加的巨型雪櫃,是俄羅斯領事介紹去的。一些酒吧依然以Bob Marley為主題,以夏灣拿音樂作招徠的亦不缺乏,中環酒吧的菲律賓樂手,更是一流水平。但在一般華人心目中,無論是自稱的中國人、還是香港人,這些生活,彷彿就代表脫離社會、「離地」。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活在世界之中?

假如香港失去國際都會的地位,這並非政府的責任──起碼不完全是。一個地方的人民有沒有對週邊地方的好奇、有沒有衝出世界的勇氣,才是能否國際化的關鍵。例如在新加坡,東亞、南亞、東南亞、中東、西方文化共冶一爐,國際化就在日常生活當中,各國遊客、過客才會將之列為國際行程的一環。但香港這趨勢發展下去,二十年後,只能通過紀錄片和古蹟,找尋國際都會的歷史。

每天翻看報紙,就像當年在美國看唐人街新聞報導有哪位「重要人物」(其實是self-important-person)到訪,情節彷如電視台檔次的劇集。好些朋友不願意住在香港,根本和政治無關,其實,只因為唐人街視野的壓抑。今天飲茶了嗎?

2015年2月26日星期四

中國介入阿富汗 國際政治新常態

月前發生一件鮮為人留意的戲劇性事件,有報道稱阿富汗塔利班派代表前往中國,希望中國出面當中間人,調解塔利班與阿富汗新政府的關係,以便展開和談,希望終止國際制裁。此後訊息相當反覆,有塔利班人員否認、也有承認,有西方媒體渲染、也有淡化,中國則只說支持以「阿人主導、阿人所有」為前提的和解工作。不過,有關訊息已足以令西方煩惱,因為這反映中國有可能在阿富汗承擔更重要角色。

即使是塔利班全盛時期,得到沙地、巴基斯坦等國正式承認其「伊斯蘭酋長國」,但中國從不承認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然而,雙方其實保持了有限度的交往。中國與塔利班在盟國巴基斯坦一直有聯絡,塔利班曾向中國駐巴大使陸樹林承諾,不容許任何組織(暗示東突)利用其管理土地進行反對中國的活動。

協助調解 拓影響力

九一一事件發生時,中國跟塔利班剛簽署了一系列經濟協定,當時塔利班外交攻勢凌厲,也派出代表團到美國洽談能源生意。當然,雙方的互信是有限度的,因為塔利班畢竟代表與中國不盡相同的利益。例如在二○一○年,塔利班在阿富汗綁架了兩名中國工程師;二○一一年,又在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殺死一名中國婦女,說是報復中國在新疆打壓穆斯林。

不過,從地緣政治層面來說,其實中國無可避免要跟塔利班更多往來。中國要在阿富汗投資石油及基建,而塔利班則控制阿富汗大片領土,這是任何大國都希望突破的障礙。況且,中國一直擔心東突分子在塔利班接受訓練,再到新疆等地發動襲擊,只要塔利班不積極支援,已是幫了大忙。因此,中國不認為塔利班是極端宗教組織,卻視他們為一群地方豪強,而遇上華人在當地遇上麻煩,塔利班也在中國可聯絡的範圍內。

再者,阿富汗新政府上台後內鬥不斷,與美國關係又跌至前總統卡爾扎伊年代以來的低點,一般相信中國、印度及伊朗等國將發揮更大影響力。新總統加尼訪問中國時,曾公開說希望中方協助調解內戰和談,而他一直說希望與「塔利班弟兄」修好,只要對方接納政府的條件,便會起碼不把對方一律視為恐怖分子。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正是謀求在所有鄰國都發揮更積極主動的影響力,阿富汗也是中國直接接壤的鄰國,且是「一帶一路」的重鎮之一,自然屬於新時代外交政策的關注重點。對阿富汗人而言,也不可能只有美國一個幕後玩家,而在這個派系林立的國度,中國介入並獲得部分代理人的支持,才是國際政治的常態。

假如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的關係真的能透過中國破冰,這代表了對西方的阿富汗政策當頭棒喝,對整個世界局勢而言,也是一大震撼。

2015年2月25日星期三

破IS不敗神話 庫族立國契機

二月,佔據敍利亞戰略重鎮科巴尼接近半年的伊斯蘭國(IS)撤出當地,首次公開承認戰敗撤退。嚴格來說,雖然IS聲稱是遭「美國為首的聯軍空襲擊潰」,但空襲持續已數月,一直未能奏效,驅逐IS之功,應歸於庫爾德地面部隊。

早在去年九月,庫爾德在聯軍空襲掩護下,陸續收復被IS攻佔的祖馬爾鎮及辛賈爾鎮,奪回部分油田與水壩,削弱IS的資金及電力補給。這次取回科巴尼可謂意義更大,除了當地一直是IS口中的戰略重鎮外,庫爾德部隊打破IS「不敗神話」,說明只要戰術得宜,拚死無大害,IS亦非無敵。

聯軍持續轟炸IS,卻拒絕派地面部隊作戰,而IS本來就打游擊戰術,沒既定國土及據點要捍衞,舊基地被炸,大可於新據點死灰復燃。反而,庫爾德部隊在前線跟IS作戰,本身也沒有國土,只有不斷追擊,死纏難打,甚至庫爾德族只要在IS手中奪得城鎮據點,便可能成為未來立國的領地基礎。

若果打輸了?反正庫爾德人目前聚居庫爾德山區,散布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及敍利亞,受着不同程度打壓,例如有消息稱,土國寧願暗中為IS開放邊境,容許他們到敍國殺害庫爾德人。

勇武戰鬥 奪得光環

庫爾德部隊打破IS「不敗神話」,搶去聯軍風頭,或會提升該族區內地位,尤其庫爾德部隊「勇武」戰鬥,冒生命危險與IS正面交鋒,把聯軍的「離地」空襲戰術比下去,搶得不少「光環」。

美國參議員克魯茲接受CNN 訪問,不諱言反對美軍與IS進行地面戰,尤其在約旦機師被擄並活活燒死後,但呼籲奧巴馬為庫爾德部隊提供武器。說得明白,自然是美方不願冒險對付的敵人,不如由庫族應付。其實,庫爾德部隊有獲美國軍援,但也曾批評,美國提供的均是殺傷力不足的中小型武器。

科巴尼一役後,國際上確有肯定庫族部隊在戰事上參與的聲音,例如敍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負責人阿卜杜拉曼(Rami Abdurrahman)公開嘉許庫爾德人對聯軍的貢獻。不過,庫族能否借今次擊退IS,獲得足夠資本來真正立國呢?

一般來說,政治體要成為現代國家,須符合四項條件:固有領土、人民、有效政府及國際認可。

庫族攻下科巴尼,原本是敍國境內的庫爾德地區。IS在當地發難,反給予庫族武裝佔據該區的機會。最理想的設想是,此模式繼續下去,庫族部隊取得更多土地,甚至劃出邊界,讓庫爾德人遷入聚居及建立政府。

首三項條件符合後,所謂的國際認可,存在很大空間。如果土、敍等四國日後要求庫爾德族交還土地,而庫爾德人拒絕,由於不涉及西方國家的根本利益,基本沒誘因介入。

美國與土耳其屬盟友,但庫爾德人若立國建成親美政權,並維持制衡IS與伊朗等威脅的能力,「庫爾德國」與土國之間,華府未必偏袒後者。比起十年前,美國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建立親美政權,庫爾德可說是免費。儘管美方不一定會公開支持庫族立國,卻也會曖昧扶植當地親美派系。

再者,庫族若能立國,初期亦確實需要美國一類大國支持。庫族要獲周邊四國認可幾乎沒可能,預計也要複製南奧賽梯或科索沃的模式(兩地分別獲俄國及美國遙距支持),鞏固相對獨立的政治體。

2015年2月24日星期二

由「果敢之變」折射中緬關係

緬甸政府軍開入華人聚居的果敢,雖然中國政府多番表明中立,但緬方將之宣傳為對華鬥爭,折射中緬近年關係可能已達新的臨界點。

中緬關係本來十分融洽,當時緬甸的軍人政府得不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認可,被經濟制裁,國內基建主要靠中國支持,華人投資者壟斷不少項目。近年中緬關係出現變化,既源自緬甸軍政府搞改革開放,推進民主化,釋放昂山素姬,希望與西方關係破冰,也始於美國宣布「重返亞太」,除了重新聯絡盟友,也積極開拓新戰線,緬甸、越南等昔日的意識形態對手,正是主要拉攏對象。

2011 年12 月希拉莉歷史性訪緬,儘管中方態度是「意料之中」、「一切如常」,不少研究員卻私下斷言,中緬緊密合作將不復從前。被視為親美的港商黎智英,也在美國前高官牽線下赴緬投資,更令中國不是味兒。

最困擾北京的變故發生在2011年9 月,緬甸總統登盛突然宣布擱置伊洛瓦底江水壩興建計劃。該計劃由中國資助,登盛向國會陳說時稱擱置是「順應民意」,這說詞對緬甸軍政府而言可謂新猷。值得注意的是,登盛所指的「民意」,一方面包括改革派及環保人士,他們擔心水壩工程影響伊洛瓦底江水流及生態;另一方面還有少數民族,因大壩選址位於伊洛瓦底江源頭,被克欽族人奉為聖地及緬甸文明發源地。克欽族人不時叛亂,既針對中央政府,也針對華人,而緬北地區已醞釀一股反華情緒,也不獨在克欽族人當中出現。

適應時勢 走中間路線

「水壩事變」後,中國在緬投資開始減少,儘管在水電、油氣、礦業等仍佔重要地位。中國在緬投資項目一般具高度戰略意義,尤其在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緬甸是向西貫通中亞與歐洲的一個重要出口。例如中緬油氣管道於2010年動工,是中國第四大能源進口戰略通道,加上周邊的設施及維護,總成本達50億美元。如意算盤本來是借管道緩解「馬六甲困局」(早年中國約有五分四進口原油途經馬六甲海峽),保障能源安全,只是動工以來,又受緬甸民間組織及民眾反對,前途未卜。

《財經》雜誌報道,負責中緬油氣管道的中石油集團,至2013年年中累計已向緬甸贊助2000萬美元,興建學校、醫院、水庫與輸電線路等,理應是不俗的形象工程。問題是中石油提供資金後,卻由緬甸政府操作使用,投放在遠離管道工程的其他城市,令飽受工程影響至深的地區無法受惠,反而加劇對中國及中資企業的不滿。

基層百姓認為,中國當年支持緬甸軍政權,剝削當地利益,投資基建也掠奪了天然資源。緬甸精英階層對國家過分依賴中方同樣憂慮,間接迫使政府進行更多對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改革。此時,美國提供了另一選擇,自不代表中國勢力在緬甸完全消失,但緬甸已自我調節,在中美兩大勢力之間走中間路線,從前的默契恐怕一去不返。

2015年2月23日星期一

緬甸果敢「高度自治」與國際緩衝區

大家常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掛在口邊,卻不時忽略出現上述構想的宏觀國際關係背景。有這類身份的地方,很多時候被視為國際勢力之間的緩衝區,才得到不同形式的自治。日前,緬甸軍隊開入的北部果敢地區,即可視為一例。

「緩衝地帶」是地緣政治術語之一,通常指兩地因交戰或其他因素,在交界處劃出的緩衝中立地帶,並不完全屬於任何一方,而由兩方共管或第三方管理,例如分隔南北塞浦路斯的聯合國緩衝區。但廣義上,一些存在於列強之間的小國也能起「緩衝國」作用,例如冷戰期間的芬蘭,中印之間的尼泊爾、不丹與錫金等。當雙方勢力分布失衡,緩衝國就容易消失,例如錫金終被印度吞併。

果敢之稱始於十九世紀,但那一帶早在東漢就屬中國勢力範圍。當時,英國殖民勢力進入印支半島,把本為中國藩屬的緬甸收為殖民地,一八九七年與清政府簽訂《中英續議緬甸條約》,果敢才被納入英屬緬甸。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緬甸簽訂的《中緬邊界條約》,亦對此確認。然而,無論果敢在歷史上歸屬中國還是緬甸,多由地方土司管治,鮮有中央政權能直接控制。

英國撤退後,果敢忽然成為國共內戰的緩衝區。現時果敢一帶的華人,除了土生土長的果敢人,也有相當部分是當年國民黨軍的後裔。這是因為國共內戰期間,由雲南敗退進入緬北的中華民國國軍九十三師,在果敢開設了軍事學校訓練部隊,果敢歷來一些軍閥,包括親緬武裝領袖羅星漢、軍閥昆沙、果敢主席彭家聲等,都是軍校同期學員。

緩衝消失 中緬摩擦難免

果敢的「高度自治」,並非完全是被賦予的,更多是主動爭取。例如一九六三年,緬甸中央希望有效控制果敢,一度出兵與聯繫親政府的軍閥鎮壓分離主義,果敢反政府武裝勢力接受中共訓練及支持,彭家聲也將果敢部隊重新編制,組成「緬甸共產黨東北軍區」,成功控制果敢一帶。

直到一九八九年,彭家聲領導果敢脫離緬共,獲緬甸中央認可下成立「緬甸撣邦第一特區」,管有政治、軍事、經濟實質控制權。如何在國、共、緬、本土四方之間遊走,一直是果敢生存之道。

諷刺的是,這次緬甸政府軍開入果敢,也利用上述空間。緬甸對內宣傳這是對華自衞,自然容易激起民族主義情緒;果敢一方則希望演繹為「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自治權的沒收」,希望其他地方勢力同仇敵愾。復出的彭家聲曾發出致全球華人書,向全球華人求助,但北京表明:「一向尊重緬甸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利用中國領土從事破壞中緬關係和邊境地區穩定的活動」。

假如果敢被緬甸中央政府、特別是開始民主化和接納西方價值的新政府完全控制,當地緩衝功能可能快速喪失,中國西南部與緬北之間的直接摩擦或會全面展開。

2015年2月18日星期三

IS巴爾幹半島吸新血

當全球聚焦伊斯蘭國(IS)斬首處決人質的暴行,該組織卻正在歐洲密密招攬新血。最令人憂慮的潛在重災區,其實並非法國、丹麥一類西歐與北歐國家,而是歷史上的「火藥庫」巴爾幹半島。相信不少人對二十年前的波斯尼亞內戰記憶猶新,類似慘劇會否因IS而死灰復燃?

按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Point 的數據,自2012年,約有200至600名來自巴爾幹半島的穆斯林加入IS,隸屬「IS巴爾幹大隊」。人數最多的,是來自獨立但不被國際完全承認的科索沃,而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與馬其頓等國的穆斯林,也是重點招募對象。

例如去年九月,IS曾把一段短片放上網,內容是一群波斯尼亞裔小童,在敍利亞拿着IS旗幟、高呼支持IS的口號。

最早到敍國參與「聖戰」的極端穆斯林,不少正是來自波斯尼亞。去年,阿爾巴尼亞警方亦於首都地拉那兩間清真寺內,帶走八名涉嫌在國內為IS招攬新血的嫌犯。

青年無業 招攬契機

巴爾幹半島成為「IS新血庫」,自有其經濟、地理及政治等宏觀背景。巴爾幹國家大多受經濟問題困擾,特別是高失業率與發展滯後。2008年金融風暴後,不但希臘受重創,連帶巴爾幹也遭殃。這是因為希臘銀行原本佔了巴爾幹地區資本的15%,且在當地聘用約2萬3千人,但希臘財困後,銀行紛紛在巴爾幹撤資。

同時,西巴爾幹國家有三分二的貿易,是與歐盟成員國有關,但金融風暴後,出口到當地的貨物亦告大減。目前,巴爾幹半島的失業率跟希臘不遑多讓,只是媒體鮮有報道。例如,科索沃與波斯尼亞各有大約三成人口失業,馬其頓於2012年時更有51.7%的青年遊手好閒,難免成為IS招攬的契機。

何況巴爾幹區內種族及宗教問題一直未徹底解決。波斯尼亞內戰一度成為激進穆斯林聖戰場所,當時阿富汗戰爭剛結束,部分伊斯蘭戰士自阿富汗前來助戰,戰後在波斯尼亞建立了大約10個伊斯蘭社區,小規模推行伊斯蘭法,而至少有18名IS武裝分子,便是來自其中一個社區Gornja Maoca。塞爾維亞亦曾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進行歷時十個月的種族清洗,傷口至今未癒。

基於地理位置,巴爾幹也是武裝分子進出歐洲的跳板。從當地到中東參戰,有以下主要路線:一、由波斯尼亞飛斯洛文尼亞,再經奧地利到土耳其;二、由波斯尼亞駕車,經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到土耳其;三、由阿爾巴尼亞坐飛機或經陸路到土耳其。以上三者,最終都是經土耳其潛入IS控制區。

由於路線眾多而迂迴,各國軍警根本難以追查,惟有紛紛加強監控境內激進伊斯蘭分子。例如波斯尼亞於去年通過新法規,規定任何人為伊斯蘭恐怖組織工作或招攬新成員,都可能被判十年監禁。阿爾巴尼亞及科索沃也有類似法例,但只治標不治本。假如IS之亂擴大到巴爾幹,絕對是歐盟噩夢。

2015年2月17日星期二

伊斯蘭國斬首的「邊際效益遞減定律」

「伊斯蘭國」對日本人質斬首、對約旦機師行「火刑」,震驚世界。究竟為甚麼要斬首?

舒密特(Alex Schmid)是研究恐怖主義的權威學者,我們年前曾於蘇格蘭見面,向他請教「業界」最新發展。他指恐怖組織發動襲擊,首要目的並非以殺人來報復西方社會,而是「公關需要」:為了刺激公眾,引起關注和恐慌,從而傳播組織的訊息和「理念」,從中吸納新血,又或減低敵人的抵抗意志。值得注意的是,「伊斯蘭國」的資源和全球網絡,其實並沒有全盛期的蓋達成熟,發動跨境大型恐怖襲擊的能力反而較弱。因此通過兇殘手法,例如斬首處決外國公民,並將影片放到互聯網上,引起西方國家民眾的關注和恐慌,是一種「本少利大」的宣傳。

恐怖組織以斬首形式處決人質,自然並不新鮮,在車臣戰爭就出現過,不過不大為外間注視。世人對斬首有印象的大概源於札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的「統一聖戰組織」,也就是今天「伊斯蘭國」的前身。2004年5月,扎卡維的組織通過一個馬來西亞網站,首次發布處決人質影片,片中札卡維親自對美國商人貝治(Nick Berg)斬首,此後組織發布的行刑影片,涉及共十一名不同國籍的人質。其中札卡維將美國工程師Eugene Armstrong遇害的片段加上後期製作,配上特技和聲效,又刻意調低背景雜聲音量,突顯人質被行刑時的慘叫聲,堪稱箇中「經典」:一位美國資深影片製作公司負責人,甚至將片段形容為「外行人的荷里活式製作」。

傳播恐慌、虛張聲勢以外,斬首也是有政治和外交目的的。據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馬里殊(Ibrahim al-Marashi)分析,札卡維以斬首處決人質,目的也包括逼使聯軍改變對伊拉克政策,且確有成功例子:2004年,札卡維威脅要捉走並處決菲律賓的公民,菲律賓政府隨即下令部隊撤出伊拉克。馬里殊亦指,斬首同時為了阻止私人企業在伊拉克投資,以及威嚇想加入聯軍的伊拉克人。

值得問的是,「伊斯蘭國」不斷發布斬首影片,這種影響力還能維持多久?其實斬首處決人質,在伊斯蘭激進份子之間也曾引起非議。現任蓋達領袖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在2005年就曾去信札卡維,指斬首有違伊斯蘭教法。一旦斬首次數越來越多,很可能造成激進勢力之間的衝突。例如約旦機師被火刑,就有大量激進分子認為是曲解伊斯蘭教義。

這次處決日本人質,在日本自然引起關注,但對於「伊斯蘭國」主要對手美國而言,影片效力已今非昔比。著有《Coping with Terrorism: Dreams Interrupted》一書的精神病學專家莉伯曼(Carole Lieberman)就指,「伊斯蘭國」短片已無法掀動美國民眾情緒,普遍美國人開始認為,片段內容根本千篇一律,無甚可觀。她又形容,即使多了美國公民要加入「伊斯蘭國」,但美國民眾似乎視若無暏,可算是一種心理學上「認知失調」的癥兆。扎卡維後期,已發現斬首會出現「邊際效益遞減」,就看繼承其道統的「伊斯蘭國」是否覺悟了。

古巴美國修好的對華影響

美國與古巴宣佈恢復中斷半世紀的外交關係,如此破冰,對同屬共產陣營的中國而言,究竟會產生什麼影響?

即時影響,自然首先是增加了美國作為古巴經濟的持份者。奧巴馬已宣佈將重開駐古巴大使館,逐步擴大對古巴出口貨物(例如建築材料),其他協定還包括在古巴建立信用卡系統,考慮全面開放美國人到古巴旅遊等。他明言希望有關安排可幫助古巴人民改善生活,但實際上,更雀躍的還是國內商人。在1950年代兩國反目之前,美國一直是古巴最大的經濟合作伙伴,佔古巴當時的外資和貨品交易的85%,即使今天很難再獨佔古巴經濟,但無疑對中國在古巴的投資,會形成正面競爭。

目前,中國是古巴的第二大經濟合作夥伴,僅次於委內瑞拉。古巴自中國購入鐵路機車、巴士等交通設備,而基本依賴進口的糧食及日用品,亦主要購自中國,例如每年購入中國50萬噸糧米、40萬噸食糖等。據政治經濟學者Fernando Menéndez分析,中國對古巴的這些投資,在美國和古巴修復經濟關係後,很可能受到打擊。畢竟美國與古巴相鄰,糧油產品一類貿易十分方便。

隨着古巴與美國關係正常化,逐步開放市場,古巴的發展模式可能進一步遠離「中國模式」。經濟上,古巴主要收入是第三產業,例如旅遊業,幾乎無可能發展成「世界工廠」。中國過去的經濟改革有賴國家推動的去中央化和裁減多餘的幹部,加上鄧小平承認資本主義會先令富者愈富某,但據Menéndez指,至今未在古巴領導人身上看見這種經濟模式的理念和信仰。外資在古巴仍受到限制,如在投資稀有資源時,必須要跟古巴政府合作。而為了確保有關的資源不落在外資手上,古巴政府要最少佔有項目的51%股份。古巴國內的嚴重貪污問題和缺乏司法獨立,外資要在古巴紮根也不容易。如果中國日後要投資古巴的能源和礦產,也難免要花時間跟當地政府打交道,但卻不一定比美國有優勢。

麻省理工大學政治教授David Singer分析,古巴有機會成為南美洲的新加坡,雖然傾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但並不代表政治上也會轉向自由開放。這同時也反映,美國對古巴政策,或者跟對新加坡政策有相類之處,一方面樂見古巴開放市場,同時忍讓古巴的威權管治。

至於在外交層面,據美國萊斯大學政治學者Mark Jones指出,美國與古巴破冰,能提升的影響力不限於在古巴,還可以改善在整個拉丁美洲的形象,更可藉此拉攏過往傾向中國、反對美國的一些拉美國家。而美國通過經濟誘因進入古巴,無論古巴怎樣否認,亦等同為向古巴及拉美輸出「美國價值觀」打開了大門,這卻正是近年北京最敏感的一環。

事實上,整個拉美的反美陣營,也可能受衝擊。委內瑞拉自前總統查韋斯死後,雖然接任的馬杜羅繼承志業,但面對對國際油價在過去一年大幅下跌,石油交易佔外匯收入96%的經濟受嚴重打擊,國民正醞釀反政府力量,傳統左翼執政勢力將面對新自由主義派別、親美企業家等挑戰。加上查韋斯去世後,其建立以抗衡美國的「美洲玻利瓦爾同盟」影響力大減,成員國中,除了古巴與美國修復關係,其玻利維亞亦於2014年底重啓與美國的高級別官員磋商。這些發展,雖然算不上會根本衝擊中國,但起碼都不是北京所樂見的。

不過也不是所有中國持份者都同樣擔心。Menéndez就同時指出,在古巴投資旅遊事業、石油開採基建、原材料加工等項目的中國企業,將由美國資金注入古巴而受惠。例如奧巴馬已宣布考慮全面開放美國人到古巴旅遊,其實是變相將美鈔送給中國在古巴的酒店建設或營運商。不過他們是否代表中國國家利益,卻是另一回事了。

沈旭暉 大公報 2015年2月

2015年2月16日星期一

「一帶一路」及「珍珠鏈」之印度噩夢

「一帶一路」外交戰略影響深遠,其中一個深感不安的國家是印度,並認為這可能與「珍珠鏈」戰略掛鉤。

所謂中國滲透南亞的「珍珠鏈」戰略,最先是由美國國防部在1990年代的內部文件提出(名詞則自2005年開始出現),認為這是中國軍方的戰略部署,讓中國在南亞的軍事、商業設施,在地圖上形成一條珍珠鏈狀的線,由中國南部經孟加拉、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國,伸延到東非。中國官方一直否認,認為這只是強化「中國威脅論」的手段。但客觀事實是,中國近年確實在「珍珠鏈」各港口大興土木,形成獨特的港口網絡,有點像昔日大英帝國在東亞、南亞、東南亞建立的港口殖民地網絡。

因為「珍珠鏈」包圍整個印度次大陸,印度一直指這是中國「圍堵」,心態和中國指美國重返亞太是「圍堵中國」,基本上一樣。自從習近平提出「海上絲綢之路」,印度看見其與「珍珠鏈」的部署出於同一邏輯,就再度緊張起來。儘管中國再三強調「海上絲路」是為了區內「互聯互通」,更曾邀請印度加入,但印度自然不會太天真。

印度的懷疑,主要源自中國和宿敵巴基斯坦的全方位合作。除了出口武器、大規模援助,中國也十分重視於2013年簽下的「中巴經濟走廊協議」,而這正是「一路一帶」一部分,也是「新絲路」中最影響印度的一條走廊。計劃成型後,巴基斯坦對中國將依賴到哪個地步,可能遠超目前想像。

已知的是,中國將興建由新疆出發,由東至西穿過整個巴基斯坦、到達霍爾木茲海峽的鐵路,這樣中國可以避開俄羅斯和印度的干預、繞過馬六甲海峽,直接由中東進口石油。近年中國幾乎承包了巴基斯坦整個瓜達爾港,單論基建是完全賠本的,但它卻可能成為中國輸入中東原油的中轉站。而且瓜達爾港本身是軍用港口,難免令印度懷疑中國在區內擴張。2014年11月,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到訪中國,習近平形容中巴是「全天侯伙伴」,謝里夫強調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和配合打擊東突份子;但印度看來,它才是真正被打擊的對象。

可以想像的是,印度不會熱切希望加入新絲路。相對於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印度目前只對「孟加拉─中國─印度─緬甸區域合作論壇」(BCIM)(「一路一帶」的孟中印緬走廊)感興趣。《環球時報》曾這樣分析,說印度希望支持「太平洋印度經濟走廊」,只是為了換取美國和日本支持「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前者由美國倡議,後者則是印度和五個東南亞國家在2000年成立的地區組織,說到底,還是要抗衡中國影響力。雖然《環球時報》是民族主義主導,但以上分析是貼近現實的,看來南亞的區域角力,將在未來愈演愈烈。

2015年2月14日星期六

日本學者:雨傘運動令日人再認識香港

答:倉田徹(K),現為立教大學副教授。曾任香港總領事館專任調查,金澤大學副教授,專研現代中國、香港政治,著有《回歸中國後的香港》一書,獲「三得利文藝獎」
問:沈旭暉(S)
整理:梁振嶽

日本學者倉田徹教授專門研究香港問題,也曾在香港工作,操流利廣東話,「雨傘運動」期間,就經常現身日本媒體,解說香港當時的狀況。倉田教授年前發表過一篇有趣文章,以《從叮噹和保釣的比較看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為題,比較同期在香港尖沙咀出現的兩件事──「保釣號」在碼頭出發到釣魚台及「叮噹誕生前一百年祭」在海港城免費展覽;倉田徹發現,雖然中國內地的反日情緒熱烈,但港人對叮噹這隻日本卡通人物,卻相當熱情;迎送保釣號的人大都具政治身份,而且以中年以上人士居多,與叮噹合照卻是完全自發、跨越各年齡層及階層的「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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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認識你,知道你與香港的淵源極深,不但會說廣東話,還一直關心香港。「雨傘運動」時,你就以日本的首席香港問題專家身份,經常在電視發表評論。請你分享下對香港的感情,或是你所認為香港的特別之處。其中跟中國內地又有什麼不同?

K:我第一次到海外旅遊,就是到香港!我爸爸曾經在航空公司工作,所以帶着一家到香港旅遊。當時我還只有五、六歲,對「外國人」這個概念,只限於金頭髮、藍眼睛、講英文,到了香港才發現,原來有跟我們(日本人)樣子差不多、使用漢字、使用筷子的「外國人」,他們竟然跟日本人有很多共通點。打從當時開始,我已經對香港特別有親切感。

中港兩地有很大的不同。小時候到過香港,自此印象中的香港是頗為發達的大都會,有很多高樓大廈;相反,當時的中國內地,經濟依然較落後,政治體制封閉。我一直認為,中港兩地的差異很大。現在,這些表面差異正在縮窄,但中港兩地人民的價值觀、政府運作等等,仍然很不同。我認識很多在香港住的、或跟香港有交流的日本人都說,由大陸出差到香港,過境以後會感到特別安心;我也有這種感覺,覺得香港是個相當安全的地方,大陸卻總像是危機四伏,有很多看不見的風險。

S:你有提過,即使是普通的香港人,想要在日本發揮軟實力,其實相當簡單,簡單如開一間甜品舖都可以。可以就此介紹一下?

K:現在日本對平民美食很關注,稱之為「B級美食」,價格不太貴、大眾化;而「B級美食」,在香港其實就有很多,茶餐廳、甜品、點心......我在香港住過三年,對香港的平民美食有認識,但很多日本人卻不知道香港有這種獨特的文化魅力。我認為,香港應多點向日本人介紹他們的大眾化飲食文化,所以我說,簡單如開一間甜品舖,也是香港人能在日本發揮軟實力的方法之一。

路牌可加日韓文 展好客之道

日常生活中,還有很多瑣碎東西,都可以是軟實力的符號,例如車站標誌、路牌等等。在日本,鐵路站的標誌通常都寫有漢字、韓文,香港也可以試試,在繁、簡體中文字和英文以外,加入日文、韓文的文字標示。這些小改動,或者都能反映出香港人歡迎世界各地人民的情感。

S:你認為香港的電影和音樂還有什麼潛能。日本朋友還會關注什麼?

K:1970到90年代,我相信九成日本人都知道來自香港的歌手陳美齡,來自台灣、後來在香港定居數年的鄧麗君,自然也在日本相當流行,我自己就喜歡達明一派。電影方面,我們喜歡的電影都是成龍、李小龍、王家衛......還有許冠文的《Mr Boo!》系列!但都是回歸前的。我相信日本人對現在的香港電影或音樂幾乎一無所知,很少很少關注。日本人曾經很喜歡香港的流行文化,但現在已經被韓國、台灣的音樂、偶像劇、電影所取代。遺憾地,現在香港很少在日本發揮到流行文化影響力。

註:《Mr Boo!》系列,即許氏兄弟的電影系列。1976年上映的《半斤八両》,成功打入日本市場,後來出品的多部許氏兄弟電影,香港版本故事並不相連,但日本發行商則以《Mr Boo!》系列命名。

對《那夜凌晨》印象特別深刻

S:在沒有「四大天王」、陳美齡的這個年代,日本人對現時的香港音樂還有什麼興趣?

K:我不是專業的音樂評論人,不過作為樂迷,我認為香港音樂的歌詞很有特色,我個人特別欣賞林夕所填的歌詞。這方面,香港比日本做得好;香港的音樂似乎受西方影響,卻兼有中國音樂的色彩。香港音樂在節奏方面受着中國的影響,很有特色。如果包裝得好,不少日本人都會對香港音樂有興趣。

S:電影方面呢?有什麼可以做到?

K:我認為香港電影在市場推廣上做得不夠。其實,香港電影應該頗符合日本人口味,比方說,我對去年的《Midnight After》(港名:《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印象特別深刻,這類電影的背景是面對中國崛起,香港失去地位或原有特色的危機感,這也是日本正在面對的處境,日本人大概能身同感受。所以我相信,香港的這類電影、電視劇,在日本應該有很大的接受空間。香港文化界太側重於大陸市場,希望他們也可將焦點放到日本市場。

S:中國內地希望中國民族主義會在香港愈來愈強烈,而中國也有很強的反日思潮。你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從叮噹和保釣的比較看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以叮噹展覽去探討香港人反日、崇日的複雜情感。可否分享一下?

K:2012年8月15日,香港人在日本的戰敗紀念日登上釣魚台,消息傳到日本,普遍日本人都以為香港人很反日;但我曾在香港居住,明白雖在歷史問題上香港跟日本有分歧,但不少香港人也很欣賞日本文化,也對日本有好感。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介紹了在保釣人士登船出發的碼頭旁邊,剛巧有一個吸引了不少香港人的叮噹展覽。反映出香港對日本看法的多元性。

註:將流行文化、消費習慣,扣連上民族意識的大議題,實不為過。學者葛凱(Karl Gerth)著有《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指出「中華民族國家」絕非源遠流長、「中華五千年」式的概念,反而相當現代,始於1920年代的「國貨運動」,通過在全國提倡購買國產紡織品、香烟等,謝絕歐美、日本商品的消費文化,傳播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

在香港,基於獨特的殖民地、國際城市背景,香港文化一直與中、英,以至台、日、東南亞等地方作出協調,引入各地特色,建構一種混雜、多元的本土意識。就以流行音樂、電影產業為例,香港經濟轉型期,藝人以走出香港,登陸台灣,繼而終極到日本為事業目標,假如港人能參加日本紅白歌唱大賽,就是最高榮譽。眾所周知,1980、90年代,大量香港流行曲改編自日語歌曲,不少香港藝人專門走到日本學藝,也會偶爾唱一些日文歌,彷彿建構了一種「港台日身份認同」。叮噹也是那時代的產品,進入香港後大受歡迎,卻被林保全先生的配音成功在地化,正可視為一例。

2015年2月13日星期五

印支地下共產黨領袖的遺言

某日某時某地某聚會,在座的除了我,都是「八九十後」老人。不是一九八○、九○年出生那些,而是八九十歲的老人。

他們當年威震一方,參與種種「地下活動」,今天則從容飲茶,怡然自得。聽他們想當年的整個場景,充滿電影感,劇力迫人。

須知香港從前相當國際化,即使是地下活動,也有國際視野。據不少文獻記載,「印度支那共產黨」就是在香港成立的,也一度負責香港的地下黨活動。其中一位傳奇人物,曾在《陳平:我方的歷史》一書出場,被這群前輩特別歌頌。

陳平是誰,相信不但新一代十分陌生,連不少上一代主流港人也聞所未聞。但在國際關係史上,他足以佔重要一席,因為他領導馬來西亞共產黨時,一度有「革命成功」的希望,成為自由世界的老對手。後來「革命」失敗,他晚年隱居期間出版了《陳平:我方的歷史》回憶一生,「我方」是哪方,心照不宣。

那本書是一本奇書,因為只要懂得找相關老人解碼,就能發現不少秘密。例如剛談及那位被香港地下老人歌頌的傳奇人物,便是印度支那共產黨負責人之一,其後調來香港。他被陳平記載的最重要功勞,就是親手處決了「叛徒」萊特,而萊特是陳平之前的馬共總書記,戰後被揭發是英法日「三面間諜」。

負責處決的這位傳奇人物,原來卻被以為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

從碩果僅存的其他老人得知,原來他年前辭世時,還念念不忘兩大遺願。

按國際博弈倫理辦事

第一是要交親筆信給古巴領袖卡斯特羅。那是因為他年輕時曾訪問古巴,一生視古巴為革命理想國,尤其仰慕卡斯特羅,在死前,也要向當代最老資格的共黨領袖致意。

第二是重申「社會主義必勝」。這句話可以按不同方向解讀,可以按字面解,也可以解讀為不認同今天中國的道路。但無論如何,當年物質匱乏、精神旺盛的地下黨,與今時今日貪腐頻生的地上黨相比,確是天上人間。

聽這些「故事」,感覺不只活在平行時空。昔日香港的地下勢力,是按國際博弈倫理工作,連港英政府也是。曾任署理港督、近年成為「梁粉」的鍾逸傑爵士,早年也在馬來西亞工作,那正是馬共勢頭最盛的年代。對他們而言,香港從來都是「外國勢力」的地方,不存在機密,也不需要根除。

說着說着,老人說起未來,目標清晰,便是活到二○二一,「中共建黨一百周年,中國全面進入小康」。說得沒有一絲造作,雖然旁邊的倒茶侍應在忍笑。

我沒有笑,只是想,無論是否認同他們的理念,都不能否定他們是大時代的人。香港在那個時代,也屬於國際大時代的香港。不少經歷那時代的人,深信香港的實力,認為理應充滿國際勢力。也許,這才是「外國勢力論」的根源。

他們永不說俱往矣。可惜,香港作為真正重要的國際樞紐地位,在冷戰後,無可奈何花落去。剩下小時代的人,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2015年2月12日星期四

「一帶一路」與中國古代「大國夢」

昨日談及的「一帶一路」外交大戰略,對不少中國人而言十分親切,因為令他們聯想到古代的「大國夢」。古代陸上絲路,先由西漢張騫從長安出使西域而開發,到了東漢班超由洛陽出發把絲路再次打通。古代海上絲路則起源於秦漢、大盛於宋明,是已知世上最古老的航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泉州為其起點。

習近平在哈薩克與印尼宣布一帶一路計劃時,分別以「張騫通西域」與「鄭和下西洋」為引子,帶出過去絲路在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性,也強調古時絲路促進中國人民跟哈薩克、印尼一帶民族的友好關係,可見他的當代「中國夢」,確實有意讓國民想到中國古代輝煌歷史。

當時中國向西方輸出絲綢、茶葉及瓷器等,並由西方入口香料、寶石與乳香等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古絲綢之路不僅是當時中原跟西域交易的通道,也屬於「番邦」對「天朝」的朝貢制度。難怪《經濟學人》以中國夢為題的一期,便是以習近平與乾隆皇帝的crossover。

復辟朝貢 拓影響力

中國今天開發一帶一路,自然強調平等合作及互聯互通,但潛在的朝貢心態,恐怕多少還是有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曾專門為此解釋,嘗試為朝貢制度「平反」,認為「朝貢制度在近代被西方價值妖魔化」,因為「當時朝貢制度是基於雙方你情我願之下開始的,雖然制度以中國為中心,但小國也由中國得到禮品;而中國國際關係,是中國跟周邊小國通過互動而自然形成的」。

鄭永年相信過去的英美兩國,分別以自由貿易及自由民主作為崛起的時代精神,而新絲路則體現中國「崇尚和平」的精神,所以與古代朝貢體系也不無暗合。

事實上,在中國經濟實力愈來愈強的前提下,不只是中國的香港及澳門,就連中國的鄰邦們,也逐漸變成依附經濟體,對北京的政策依賴愈來愈深。雖然這不能直接與皇朝的朝貢制度相提並論,但也令這些鄰國開拓其他經濟關係的難度上升。

例如緬甸北部,基本上已被中國的投資與商品壟斷,而當地反華情緒也遠超南部;柬埔寨則是中國最可靠的東南亞盟友,幾乎被中國控制全國經濟命脈;即使大家較少接觸的尼泊爾,從月前筆者在當地所見,中國企業及商品同樣無處不在,首都黃金地段居然開了一間門可羅雀、但規模甚大的中文書局,頗有宣示主導權的意味,商販也經常主動以普通話打招呼。

可想像的是,一帶一路計劃一旦大規模建設起來,途經的各國各城市都可能出現同樣現象,中國產品俯拾皆是,滲透度會遠超古代絲綢之路。這樣,不但美國的亞太利益會受到挑戰,印度在南亞的霸權會坐立不安,連俄羅斯在中亞的勢力範圍也會出現變數,這些都值得另章探討。

2015年2月11日星期三

「一帶一路」外交大戰略

談及近年「中國夢」外交的大手筆,我們必須記下「一帶一路」這個新名詞。習近平早在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去年再大規模推廣,各界必須略知一二,其基本重點如下:

「陸上絲路」由西安出發,經阿拉木圖、撒馬爾罕、德黑蘭、莫斯科等城市,以威尼斯為終站。「海上絲路」則由福州出發,經多個中國南岸城市,到達河內、雅加達、吉隆坡、加爾各答、奈洛比等,最後在威尼斯跟「陸上絲路」會合。這個路線圖,改變了中國重視東邊海岸線、對西方貿易的傳統,具有「西漸政策」的地緣戰略意義。

習近平去年宣布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以擴大境外投資,包括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和金融合作等。各地方政府也紛紛推出地方版「絲路基金」,令各地企業不斷談及「一帶一路」。例如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源地福州,正跟國家開發銀行福建分行和中非發展基金合作;廣東省也希望通過泛珠跟東盟合作,建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基金」。

中國在兩條絲路都希望和各國整合,建立所謂「命運共同體」。例如李克強在去年12月和哈薩克簽署150億人民幣合同,希望把上海合作組織跟新絲路接軌。用中國研究員李向陽的話,「一帶一路」戰略要在各國「互聯互通」,重點其實是要在途徑各國大舉傾銷貨品;有戰略視野的相關國家,也有計劃借助「一帶一路」對華進行「反傾銷」。

中國希望在「一帶一路」大規模推動基建,因此高鐵也成為中國外交的王牌。例如中國在土耳其興建的高鐵已通車,時任總理埃爾多安和主要官員都親自乘坐首班列車(雖然出現令人尷尬的小意外);中國也向哈薩克表示有意興建高鐵,並打算輸出到中亞鄰近各國。

「陸上絲路」經過中亞和中東產油國,這也成了中國能源外交的新棋子。例如2014年6月5日,「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雙方大談如何在「新絲路」加強合作,不久後中國就宣佈在塔吉克興建第四條由中亞通往中國的天然氣管道,令中國管道覆蓋中亞五國。

以上動作的目的很難清晰:要改變中國的地緣政治困局。自從美國2010年宣布「重返亞太」,與韓、日、台、菲、澳、印等加強合作,中國向東拓展影響力越來越受到壓力,而投資方向過分偏重東方港口,也容易引起諸般內部問題,因此習近平要尋找外交向西、向南的另一條出路,一方面調節全國發展重心,另一方面建構「亞洲大國」、而不止是「亞太大國」的身份。對長期依賴西方貿易的港人來說,「一帶一路」自然感覺遙遠,但這卻是地緣政治大戰略的一環,假如墨守成規,未免見樹不見林。

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

從「陳潔儀事件」看「香港-新加坡身份認同」

新加坡「國寶級」歌手陳潔儀早前參加中國大陸《我是歌手3》歌唱比賽節目,首兩回合均成績「包尾」而遭淘汰,在中國大陸、新加坡和香港引起激烈討論。這是十分有趣的比較課題,除了折射了三地文化的不同,也反映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反而對新加坡有一種浪漫化的想像。

比賽結束後,新加坡人普遍同情陳潔儀,尤其在陸媒指陳潔儀「走音」後,爭議聲更加激烈。不少網民指《我是歌手》本身就是個「大聲、大聲、任何歌曲都要大聲」的比賽,也有質疑「中國民眾可能有偏見」,「任何外國歌手到中國比賽都會輸」。但大體上,新加坡人反應還是相對冷靜,也有網民認為陳潔儀「選曲不適合比賽」,風波不久就平息。

反觀香港輿論和網民的反應,似乎更一面倒傾向替陳潔儀不值,抱打不平的情感比新加坡人更強烈。例如有網民指「大陸人只喜歡嗌破喉嚨的唱法,覺得咁樣先有power,似足佢地拜金的一概作風,根本不懂得欣賞音樂」;亦有人在陳潔儀的Facebook專頁以廣東話留言:「不飆高音不是競技歌手不是罪,您把這首歌唱得很好聽,重複聽了很多遍依然還是很動聽,加油!」還有網民在香港影音發燒論壇上留言,直指「上面的黑哨太多」。

有趣的是,陳潔儀早年在香港音樂市場並不算特別成功,雖然曾獲邀參演張學友的音樂劇《雪狼湖》而一度為港人熟悉,但並沒有在主流樂壇站得住腳。後來拍攝電視劇集《壹號皇庭II》、《妙手仁心II》,只反映歌唱生涯的無奈。反而在「我是歌手事件」後,香港才掀起對陳潔儀的追捧,網絡上不斷翻出她的舊作分享,不斷肯定她的「實力派歌手」、「滄海遺珠」形象,一些二手交易討論區更有貼文「徵求陳潔儀的任何二手LP」,還有不少留言希望陳潔儀「快點來香港開演唱會」。

香港人對事件反應之大,恐怕超出了對陳潔儀的喜愛,背後隱含一種身份認同情懷:在中國和新加坡文化之間,起碼在新一代當中,似乎相對傾向後者,並以此顯示對前者的不認同。在流行音樂史上,香港和新加坡的路也有一定相似性: 香港樂壇自1970年代開始本土化,新加坡自1980年代也興起過「新謠」,以華文唱作,以校園、年輕一代、我城故事作題材主軸,填補了同一時期的華文空缺。

不過由於新加坡華語流行曲市場太小,最大的娛樂傳媒機構星傳媒亦屬國有機構,沒有私人娛樂公司的跨國宣傳推廣策略,陳潔儀、許美靜、孫燕姿等不少都在台灣、香港闖出一定知名度,回頭再受新加坡人歡迎。至於香港的本土歌星以往雖然較多,但郭富城、李玟等早年出道時,都要靠在海外揚名;而普遍香港歌手在本土取得一定的成功後,通常會「外銷」到台灣開拓市場,有些甚至到日本、東南亞、美加華裔區,呈現了多元市場的生命力。在流行音樂市場以外的其他軟實力範疇,這種往外闖、自我調節以適應不同更大市場的能力,也是香港、新加坡一類面積小、人口少的國際城市必要的能力。

然而隨着中國崛起,流行文化市場開放,已取代台灣、東南亞,成為唱片公司必須重視的最大市場。只是中國的流行文化圈子跟過往的台、日有着截然不同的運作模式,邀請中、港、台、星馬華語歌手參加競唱的《我是歌手》,就象徵着中國崛起後設的新遊戲規則,週邊地方無論情不情願,難免都要加入遊戲,按中國的章法出牌。這亦象微着中國近年硬銷文化實力的策略,企圖將亞洲眾多離散的華人文化再度與中國大陸主流合併、單一標準化,支撐這種策略的,是一種大一統心態。

但「香港-新加坡認同」的其中一個核心共通,就是多元特質,與中國大陸的同化策略相矛盾。還是以流行音樂為例,在「外銷」模式之下,新、港歌手慣於突破本土狹小的市場,面向台灣、日本、東南亞等不同市場的需要,在創作與不同市場之間調節協商,盡量發揮本土特色。台、日這些市場雖然也有基本規則,但亦有吸納海外不同音樂元素的空間,讓過去數十年的亞洲各地歌手能高度流動。

不過,這種亞洲模式似乎正被中國模式取代,《我是歌手》正是標誌。在節目製作方面,它不時剪接現場觀眾聽歌太感觸而激動落淚、大力鼓掌叫好不能自已的畫面,令一些香港人質疑節目並非純綷的歌藝較量,而是有劇本、有台詞的「真人連續劇」。這類質疑,無疑是對中國大陸高度一體化、商品做假的條件反射。因此前季代表香港出戰《我是歌手》獲得評審好評的鄧紫棋,反而在香港普遍沒有「為港爭光」的印象,不少香港人認為她被「中國模式」徹底馴服,為了市場,放棄了香港本土特質,成為單純的「中國大陸藝人」。

陳潔儀贏得香港普遍讚同,先是她在比賽上選了《心動》和《心如刀割》兩首沒有過份激昂、颯高音的歌曲,在香港人眼中,竟成了另類抗爭。然後是陳潔儀被淘汰後,又有自稱「現場觀眾兼專業樂評人」在微博發文,指陳潔儀當地表現「全場都在走音」,孰真孰假,無從榰巧,但香港普遍公眾、傳媒甚至歌手同行,普遍質疑這種說法,認為是陸媒的抹黑。

無論如何,中國官方主流文化、意識形態已開始在強勁經濟資本下獨大。不過,文化大一統即令在亞洲,也是從不可能的,例如日、韓等依然能與中國議價,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大中華地區的文化力量,也可與前者連結,作為中美兩大文化之間的「第三股文化實力」。陳潔儀的「我是歌手事件」,亦可作如是觀。

沈旭暉 梁振嶽 新加坡聯合早報

延伸閱讀布基納法索政變

去年西非國家布基納法索發生政變,幾乎毫無本地媒體報道,理由自然是「無人關注」。畢竟,不少朋友連這個國家也沒有聽過。其實,這次政變頗有延伸閱讀價值,只要大家懂得怎樣讀。

歷史上,布基納法索曾是西非古國,但今時今日已淪為全球識字率最低的國家,也是十大最低度開發國家之一。當地十九世紀末被法國殖民,直到一九六○年獨立,原名上沃爾特(Haute Volta),至今依然處於法國勢力範圍,數十年來多次政變,終在一九八七年由軍人孔波雷(Blaise Compaore)奪權,展開長達二十七年的執政。

孔波雷執政以來,推行威權統治,大搞國民思想改造。外交方面,則與前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之流關係密切,而且因有法國默默支持,故一直安枕無憂。聯合國曾調查孔波雷,指他在西非武器與鑽石走私生意中擔當重要角色。

觸發去年政變的,正是國會嘗試修憲,容許孔波雷第五度競逐連任總統,釀成民眾示威,政府被迫終止修憲投票,觸動軍方發動政變,解散國會成立臨時政府,最終孔波雷辭職逃亡海外。這劇本十分面善,基本上和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等如出一轍。

法國動向 值得留意

最值得留意的是,法國總統奧朗德於孔波雷辭職後,迅速公開表示歡迎。須知孔波雷雖製造了不少麻煩,但一直是法、美兩國的盟友,在西非地區亦起着一定作用,例如曾參與調停科特迪瓦、馬里、多哥等國的內戰危機,算得上是法國在西非的半個代言人。

法國對這些獨裁者,以往是頗為厚待的,而以國家利益之名干涉西非,也一直得到國內支持,例如年前出兵馬里的戰爭。不過,這次法國早就判斷不能逆當地民意而行,情願放棄多年盟友,調整策略,也不願以「反顏色革命」的劇本譴責政變。

問題是,茉莉花革命的客觀效果,卻明確是對美國不利的。那些遭推翻的獨裁者,幾乎一律屬親西方陣營,即使是有「狂人」之稱的卡達菲,被推翻時也已向西方「投誠」。相反,那些通過革命民選上台的,大多是反西方色彩濃厚、偏好保守伊斯蘭主義、擁有基層支持而偏向激進的團體,不但與西方價值觀大相徑庭,也代表對西方利益壟斷當地的不滿。輸出民主而選出反美領袖,早已成為美國近年不懂怎樣回應的軟肋。

法國眼見美國的教訓,如何處理勢力範圍內的政變或革命,就需要更高的智慧。若單純鼓勵推翻獨裁者,很可能助長激進勢力上台。但假如為獨裁者撐腰,則可能要冒新政府投向他國的風險,還損害道德高地。

結果,奧朗德表面上選擇前者,實際上卻加強了與勢力範圍內不同陣營的交往,希望與偏向激進的伊斯蘭勢力也保持友好關係(只要不是在馬里搗毀古迹那類極端伊斯蘭分子),以此來鞏固長遠利益。如果這公式成功,無疑較美國或中國的方法都更具彈性。

2015年2月9日星期一

約旦大報復的算盤

「伊斯蘭國」公佈以「火刑」處決約旦機師後,約旦舉國上下戰意高昂,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更以電影台詞,聲稱要這樣對付兇徒:「我不僅會殺了他,也會殺了他妻子和他所有朋友,並且燒了他該死的房子」,似乎要靠以暴易暴的叢林法則私了,果不然翌日就大舉空襲「伊斯蘭國」據點,殺死55人。但在慷慨激昂、承擔風險的背後,約旦國王的算盤,其實反而是國內的維穩。

這支「伊斯蘭國」奇兵原來源自恐怖份子扎卡維的組織,而扎卡維就是約旦人,因為居住地方養不活他的大家庭,才輾轉走到伊拉克打「聖戰」。雖然他在約旦的直接支持者很有限,但其批評王室腐敗、過份親西方等口號,卻也傳播了開來,此所以今日「伊斯蘭國」在約旦,原來有一定同情者。假如阿卜杜拉能以此機會,把「反王室」和「伊斯蘭國」等量齊觀,清除激進宗教勢力之餘,鞏固自身的溫和伊斯蘭形象,也是解決心腹大患。

而且約旦也是「阿拉伯之春」的潛在國家之一,年前政權一度陷入危機。當時36名部族長老發信批評王室,直指王室成員以權謀私、包庇貪污商人,矛頭直指被指親西方的美女王后干政,一時間小規模群眾運動四起,彷彿風雨欲來。這次高調「反伊斯蘭國」運動,成了王后表演個人魅力的機會,也是王室宣傳「君民一心」的機會。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經濟議題。約旦原來是區內最穩定的國家之一,遊客眾多,特別是Pedra獲選「世界新七大奇蹟」後,更成了全球中產新興旅遊點。但自從出現國際金融風暴,約旦經濟持續不景,國債翻兩番,加上失去埃及的平價天然氣能源,被逼買貴石油,更是雪上加霜。高調主動對「伊斯蘭國」出擊雖然有一定風險,但短期內起碼可得到盟友援助,雖然那是以軍援之名進行,但也必然包括一籃子條款。只要約旦軍隊不動真格,應該還是化算的。

當然,挑釁伊斯蘭國可能招致進一步報復,例如越境綁架人質製造更多慘案,但與此同時,卻也是鞏固內部安全的手段。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約旦接收了大量難民,就是不談經濟負擔,也存在不少不穩定元素,就像昔日約旦接收大量巴勒斯坦難民後,當時的巴解領袖阿拉法特一度要在約旦搞政變,結果引發約旦內戰,是為「黑色九月」事件。通過集中火力對付「伊斯蘭國」,卻能夠對這些敘利亞難民進行監察、動員、整合,和做種種非常時期才能做的事。

可以想像的是,假如約旦真的要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境外戰爭,民意是不可能長期支持的,不少阿拉伯世界的評論文章對此都有分析,約旦政府也心照不宣。目前的行為,頂多是境外空襲、境內佈防,同時進行大規模文宣和整頓,這才是利用危機的管治之道。

2015年2月8日星期日

法國學者眼中的「亞洲香港認同」

答:Frédéric Martel,法國社會學家、作家及記者,持有博士學位及四個碩士學位,曾先後任職於法國駐美國及羅馬尼亞大使館,現在於巴黎政治學院任教,著有數十本關於軟實力的著作
問:沈旭暉

S:在你的新書裡,揀選了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軟實力的主要研究對象。為什麼?

M:軟實力是公民社會所具備的能力,弘揚民間的文化和價值,允許公眾享有宣傳自己國家的自由,而且不受政府的限制。香港本身就是個自由之地,且中國文化、普通話和廣東話能力兼備,能夠作為中國大陸和世界其他國家、城市的橋樑。若沒有香港,中國大陸要跟世界溝通,根本不容易。

S:為甚麼中國軟實力需要香港?香港這價值能持久下去嗎?

M:跟其他國家、地方有所不同,絕對是好事,但對我來說,問題不僅在於獨特性。習近平經常將軟實力掛在嘴邊,但講得再多,他始終犯着一個根本的錯誤。他希望中國擁有軟實力,希望中國電影能輸出國際,能讓中國價值在全球發揮影響力,但他根本不明白何謂軟實力。中國過去十年一直推廣本國製作的電影,但現實卻沒有在中國以外取得成功。像阿里巴巴是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其只是在美國複製出來的產物,跟隨美國的規則,在紐約進行交易,在上海的成就卻不值一提。

香港本來能夠創造不凡的軟實力,但對當前的環境,我感到憂慮。1993年香港出產了238部電影,對2014年只有43部,當中更只有12、13部是真正的本地製作。基本可以說,香港的電影工業已死。以互聯網作為例子,香港也是中國大陸跟世界的橋樑,在香港,你可以使用微博、QQ,也可以使用Facebook、Twitter。如果香港有一日跟中國大陸一樣,限制Facebook之類,香港的互聯網也就等於迎來死亡。

S:那香港可以怎樣將其核心價值向大陸推廣,真正連接上東、西兩方的價值,成為中間的橋樑,而又不觸犯中央政府的政治禁忌?

M:當我講及軟實力,通常會不斷提及創作力,不過這只是籠統的形容,背後有很多因素在拉扯。保護知識產權是其中之一,香港在這方面很多時比中國大陸優勝,維持這個優勢相當重要。其二是銀行體制、資金的安全保障,這關乎良好的法治和秩序,像中國也常常談及法治和秩序,但總是向「Rule by law」傾斜。因此,我一直不太明白,為何香港擁有這麼好的條件,卻在過去15到20年間,創意不斷喪失。

S:你提到香港的創作力正在喪失,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例子可以佐證?例如跟韓國相比,香港軟實力最大不同之處在哪裡?

M: 若論出版和流行音樂工業,香港的成就比不上韓國的1/10。韓國今天已經成為美國、或謂西方社會與亞洲之間的橋樑。然而韓國本來是孤立,週邊沒有友好的鄰居,她的區域孤立狀態,堪比以色列、阿根廷,也因此,韓國需要尋求一種能跨越地域而與世界溝通的方法,譬如韓國流行音樂、電視劇集、互聯網等等。

香港的情況獨特,基於政治、文化差異,即使與中國大陸溝通亦相當困難。香港接連中國大陸,既有好處亦有壞處。好處是,中國為香港提供市場、資金,以及為香港所需創造的改變提供後援。但壞處是,當香港太小,就可以被完全中國化、被消失。其實,香港人不一定長年留在香港坐井觀天,要成為一道橋樑連通世界各地,就必須擴展視野,有往外闖的心態。

S:你說香港不能全盤中國化,不過當下這成為了敏感的議題,香港人可以如何避開政治上的禁忌,創作出異於中國主旋律的東西?

M:假如你希望跟世界溝通,就要以多元來裝備自己。美國能擁有如此強大的軟實力,多元是最首要的條件,比金錢、甚至創意都重要。美國人製作一部能在國內成功的電影,通常自然都能在國際間取得成功,因為美國本國觀眾就包括了4千萬拉丁人、3千8百萬黑人、1千4百萬亞洲人。美國電影中,總是加入了黑人、亞洲人、拉丁人的角色,故事總是關於世界的。相反,在中國,甚至我老家法國,電影劇本的對象總是只得本土觀眾。中國電影就老是關於古老的中國、民族主義、中國身份認同,拍出來的警匪片,警察總是好人。當你談的不是現實,就無法指望可以跟世界談話,你只能呈現一個別人無法理解和溝通都虛構故事。

香港的本義就包括了多元,香港有來自中國北方的人、廣東嶺南人,也有台灣、新加坡、亞洲各地,以至美洲、歐洲、阿拉伯人,多元本就是解鎖香港軟實力的鑰匙。軟實力與多元及慾望掛鉤,所謂慾望,是抓取世界不同差異元素的慾望,不僅在政治層面,也包括突破框框的思想,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超越俗套的規範,超越政府的指令和歷史遺留的所謂傳統束縛。做些與別不同的事,做從來沒有人想到過的事,正是創意的基礎。

S:有趣的是,中國政府似乎認同法國的同化政策,以其作為參考。你身為法國人,你認同法國對外來移民的完全同法政策嗎?能否在中國行得通?

M:我不敢想像中國政府竟然相信這一套。法國的同化政策根本沒有效,在法國有超過一成人口處於經濟成果和現代化社會之外,被邊緣化。我絕對相信多元,指的是你可以說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擁有自己的文化。像中國、印度、巴西這些龐大的國家,同化政策不會行得通。

S:但中央政府確實着力在將香港的獨特文化納入到主流的中國文化之中,假設這終有一日成功,是否意味着香港軟實力的死亡?

M:所有人都在談論中國的軟實力有多成功,但我對這些不敢苟同,甚至認為中國軟實力是完全失敗。中國在全球各個領域之上,確實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但中國的軟實力並沒有成功。歐洲、拉丁美洲,甚至在美國,絕大部份人在過去一年裡,沒有看過一齣中國電影、一首中國流行曲,甚至一本中國圖書。你可能看過關於中國在海外設立的孔子學院的消息,但孔子學院本身也是個失敗的計劃,根本沒有實踐到甚麼目標。

我們大可以看看電影歷史,美國一年只需要20部電影,就輕易能攻陷中國的市場。中國的監控、電檢,以及那些保護本國電影生產的措施一律無效;只要你走到翻版電影市場看看,售賣的有超過八成是美國荷里活電影。原因何在?因為翻版電影市場不跟隨中國官方的電檢制度。

S:香港人可以怎樣做,才能繞過這種政治環境,挽救香港的軟實力?能否給出一些具體的建議或例子,讓年輕一代參考?

M:我很難給出預測,但我確信香港人應該不惜任何代價,繼續爭取自由,捍衞他們的獨特性。我個人很喜歡混雜文化,譬如《哲古華拉少年日記》這電影,由巴西導演執導,主角來自墨西哥,配角來自阿根廷以及其餘多個拉丁美洲國家。香港電影也能傚法這種模式,集合中國大陸、台灣、印尼、韓國等等的演員和製作單位。假若香港因為面積太小,無法獨立地生存,就應該發展更大的想像空間,連結其他亞洲國家,構築共同文化認同,而非僅僅依賴中國大陸。香港不應侷限於反映中國大陸,而應成為整個亞洲,包括泰國、印度、日本、台灣等地的樞紐!

2015年2月6日星期五

楊千嬅演唱會的「境外觀眾」

上週到紅館看楊千嬅演唱會。目的很簡單,找回屬於我們那年代的歌,理應很「本土」,沒有甚麼國際元素。

但原來不是的。一個晚上的焦點,都被逼放到後排一整行觀眾。

是的,一整行,一行十多人。

這十多人似乎來自一個大家庭,兩人是家長,另外都是小孩,年齡介乎小三至中一之間,大概是表兄妹、堂兄妹一類。

這家人在演唱會全程高談闊論,而談論的內容,自然和演唱會毫無關係。例如楊千嬅分享婚後心路歷程,父親就以看大戲的語氣,說「以後既野我地點知呀哈哈哈」。小孩的焦點,自然是「D光幾時會射過黎,我覺得射過黎好舒服」。

我們前後超過十次怒目相投,他們毫不理會。最後多次直接出口術,他們旁若無人。原打算完場後教訓一下,他們卻在十一時半集體離開。因為要趕尾班車回廣州。

近年中港融合,紅館演唱會越來越多「境外觀眾」、特別是內地觀眾,這已成為新興現象。一般內地觀眾不會如此,沒禮貌是家教問題,自不待言。但想了很久的是:究竟同一現象,又會否在港人身上出現?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這不是說香港人質素怎樣高,但香港人不會以這樣的方式消費:要是搞親子活動,有大量更互動的可選擇;要是要花上數千元,卻會情願旅行。唯有先富起來的同胞,會結合演唱會、親子和旅行。

這不是「本土行為」。

而且,會購票進場的香港觀眾,除了為娛樂,也是為集體回憶。不熟悉楊千嬅歌曲的,例如公公婆婆或「千禧後」,大概進場的不會太多。所以進場的,真的是為了聽歌。不像非本土人,到場心態似乎和參觀大嶼山大佛一樣,也只會以看大佛的心態看楊千嬅,以看大戲的態度聽她獨白。

舉一反三,所謂「中港矛盾」,有時不過這麼回事;近年歐洲興起的排外風潮,有時也不過同一回事。潛台詞就是:歡迎遊客,歡迎投資,更歡迎朋友,但假如你的消費「價格」,令我的消費「價值」下降,就另當別論。

就像演唱會,我購票的價格和你的相等,但因為你的存在,卻令我的享受指數急劇下降,那你的票價就不再合理。除非你包場,而不是被包容。假如沒有包場的能力,就應入鄉隨俗。這才是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

假如這關鍵處理不好,在人口流動越來越便捷的全球化時代,本土主義在世界各地,只會越來越盛行。這不是搞什麼獨的問題,也不是排什麼外的問題,有時候,完完全全,只是日常生活的問題。

他們離開後,附近所有人都鬆一口氣,相視苦笑。那一幕,倒真的值回票價。

2015年2月5日星期四

2014十大被遺忘新聞之:孟加拉秋後算賬

大概甚少讀者留意到,去年10月在孟加拉國際戰犯法庭的一場判決:該國反對黨領袖被裁定在四十多年前的獨立戰爭期間,犯下「戰爭罪行」,被判死刑。爭議在於,這個專門針對那場七十年代戰爭罪犯的特別法庭,不過成立於2010年,卻擁有無限的追溯期,變相成為強大的政治武器。

被判死刑的是孟加拉最大政教合一政黨「孟加拉伊斯蘭大會黨」(Jamaat-e-Islami)領袖尼薩米(Motiur Rahman Nizami),他被控在1971年孟加拉獨立戰爭期間,身為民兵組織巴德爾(Al-Badr)首領,犯下殺人、強暴和打劫等罪行,包括謀殺一批專家教授、作家和醫生。

須知在1947年的印巴分治中,巴基斯坦分成東、西兩部份,「東巴」就是今日的孟加拉,他們的獨立戰爭得到印度支持,對手自然是巴基斯坦。戰爭歷時九個月,造成30萬人死亡,戰後大多數支持「西巴」的人歸附巴基斯坦定居,但仍有少數留在孟加拉,成為政治上的反對勢力。在不少孟加拉人眼中,尼薩米一直都是「孟奸」。

2008年,總理哈希納將「設立針對獨立戰爭罪犯新法庭」寫進選舉政綱,成功當選後,果然在2010年兌現承諾,設立名為「國際戰犯法庭」(International Crimes Tribunal)的特別法庭。不過法庭雖有「國際」二字,卻並不採用國際法,而是行孟加拉在1973年通過、先後在2009年和2012年作修改的國家法。早在尼薩米一案前,該法庭已審理多名伊斯蘭領袖在獨立戰爭中的「罪行」,例如在2012年,判處同屬伊斯蘭大會黨的前國會議員Delwar Hossain Sayeedi終身監禁。

這系列秋後算帳,多度引發反對派支持者暴動,卻也成為執政黨爭取民粹認同的武器。筆者年前到孟加拉出席會議,記得在首都黃金地段,就遇上雙方壁壘分明的示威遊行,擾攘不少。秋後算賬本亦尋常,問題在於,一般追究戰爭責任的審訊,都在戰事完結後進行,例如二戰後對日本和德國的審訊。孟加拉獨立戰爭距今已逾四十年,舉證極其困難,而且審判和當下政治的關聯性太強,就容易失去公信力。何況孟加拉在獨立戰爭前仍未立國,即使當時有明文規定的「叛國罪」,但叛國所指哪一國?被檢控的人在「觸犯罪行」時,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犯法」,又或「將會犯法」,爭議自然更大。

當然,我們會問:孟加拉這麼遙遠,和我們有甚麼關係?自然是有的,因為近日「國家安全」、「顛覆國家」等概念,已被不斷提及了。須知英國規定「叛國罪」必須在三年內作出起訴,但自稱繼承英國法治傳統的孟加拉就沒有這規定。在英國法律學者眼中,孟加拉秋後算賬雖然也有「法律」根據,卻是度身定制的「rule by law」多於「rule of law」。當地政府干預司法的情況也顯而易見,例如曾任該特別法庭首席法官的Mohammed Mizamual Huq透露,在一宗案件中,孟加拉政府曾以政治壓力,要求他加快審訊過程,並在12月6日(孟加拉勝出獨立戰的紀念日)前宣判。一切是否似曾相識?

2015年2月4日星期三

安德魯王子的社會價值

英國安德魯王子近期捲入「性奴」桃色醜聞,有機會面臨起訴,英國皇室也罕有親自直接闢謠。然而,「9P」性派對一類情節頗為「花生」,但除了那些英國小報外,似乎並沒有太多人真正關心。畢竟,安德魯王子只位列英國王位的第五順位繼承人,可說是大配角一名,而且皇室屢傳醜聞,更誇張的也不少,國民已見怪不怪。不過,這並非代表皇室毫無存在價值,也不代表安德魯本人沒有社會價值。

安德魯除了其花花公子形象深入民心,也涉及不少與獨裁國家權貴有關的秘聞。舉例來說,他曾在白金漢宮與茉莉花革命中被推翻的突尼斯前獨裁總統本阿里的女婿會面;又曾秘密前往利比亞會見當時「強人」、後來又是被茉莉花革命推翻的卡達菲,據說更從一名利比亞軍火走私商人手上,收取了一條價值3萬美元的頸鏈。另一次他遠赴埃及,在那裏與全國大權集於一身、控制境內豐富能源的哈薩克總統見面,不久就把大宅售賣予哈薩克總統的女婿。

究竟這代表他個人的政治傾向及道德操守,還是國家秘密外交的一環?恐怕目前尚難斷言。就像前首相貝理雅與卡達菲的「友誼」,近來被愈揭愈深,究竟是私人感情,還是背負某種國策,實在不容易分辨。一些沒有明確任務的皇室成員要是分擔一兩項外交工作,或被利用為傳遞訊號的工具,倒也是資源善用。

那英國人怎樣看這些皇室新聞?若大家認真計算皇室成員旅遊外訪、王宮、物業日常維修及其他隱形開支,英國納稅人一年大概要花近3億英鎊「供養」女皇一家。3億英鎊看似金額龐大,但這筆費用其實頗為化算,因為皇室也為英國帶來軟實力,亦能吸引遊客到訪「回本」。何況皇室有其憲政功能,在非常時期(例如早前的蘇格蘭獨立公投),也能維繫國家統一,並足以避免政客透過國家行為(例如開戰、和議或公投等),謀求個人聲望。

對抗變遷 穩定民心

近年,國際傳統價值觀遭受不斷衝擊,新移民、全球化、歐洲一體化等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撕裂國家,各國其實都面對同樣的徬徨。那些沒有皇室的國家,只能靠重構英雄來捍衞傳統。至於英國皇室,則開始被一些民眾視為紓解恐慌的精神寄託,像BBC新聞編輯Mark Easton就形容:「君主立憲制象徵着一道對抗急速、恐怖變遷的壁壘。」這種說話,從前只有那些眷戀舊時代的老人聽得下去,但在今時今日,由於未來變幻太難預料,更多新生代也能體會那份情懷。

即使在此間,不少港人對英女皇也頗多美好回憶,暗道「女皇可否不要老」,何嘗不是同一情感作祟?

2015年2月3日星期二

日本人質被斬首:被高估的影響?

兩名日本人質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斬首,不少評論認為,這代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積極和平主義」面臨挫折,暴露日本在中東的影響力不足,乃至改變日本派自衛隊出國、乃至修改和平憲法的方略。

但筆者的看法剛好相反。

十年前的2004年,日本青年香田證生在伊拉克被綁架,最後被斬首,經手組織是約旦恐怖份子扎卡維領導的「統一聖戰組織」,即大眾眼中的「蓋達伊拉克支部」。今日的「伊斯蘭國」就是源自扎卡維的組織,其斬首作風,也是從扎卡維道統中「發揚光大」。當時扎卡維開出的放人條件,是要日本政府從伊拉克撤出執行人道主義任務的自衛隊,時任首相、也是安倍以前最有魅力和最強勢的小泉純一郎立刻回絕,說東京絕不向恐怖主義妥協。香田被斬首後,日本不少輿論反而怪他為政府「添煩添亂」、認為他「自作自受」,雖然也有不滿小泉營救不力的聲音,但對日本整體外交的發展方向毫無改變。

現在安倍大規模援助中東,高調支持打擊「伊斯蘭國」,固然是其「積極和平主義」的一環,但其實也是經濟行為。多年來,日本一直是中東不少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甚至連與西方關係緊張的伊朗也是,並以此為槓桿,換取中東能源。但隨著中國崛起,在中東的影響力持續上升,要是日本沒有新動作,可能連從前的經濟優勢也失去;而美國在中東日漸力不從心,也須要日本的默契支援。這些發展,基本上是結構性的,就算沒有甚麼「積極和平主義」,沒有安倍希望修憲的野望,也還是會出現,不可能因為斬首事件而有根本扭轉。

何況在「伊斯蘭國」立場而言,難道只是因為不滿日本的中東政策而綁架日人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當然,內地輿論愛強調中國人在中東受尊重,就是被綁也會被放,不像日本服務美帝國主義自取其辱云云,但在「伊斯蘭國」眼中,更看重的是宣傳效應、對吸納激進新血的功能,多於那些檯面上的宏觀政治。

像這次斬首事件,成功登上多日頭條,令日本、約旦、美國舉國媒體捲入,轉移了全球對早前巴黎恐襲的注意力,這已是一項「成就」,最後殺與不殺,反而不是最重要。就是中國人在敘利亞被綁架,將出現的情節恐怕也是大同小異,畢竟新疆也是「伊斯蘭國」的「官方」目標之一,甚至連其他激進組織,也是「伊斯蘭國」的競爭對手。既然是這樣,日本行甚麼外交政策,就關係不大了。

不過對安倍而言,這反而是強化既定方針的契機。只要他向盟友和國民宣傳日本如何為國際安全犧牲,這次的教訓,就是要強化日本的自衛和情報能力,一切都不難自圓其說。客觀事實是,目前日本對打擊「伊斯蘭國」的貢獻,確實比中國積極,這也會成為日本強化和中東各國關係的切入點。任何成功的政客,都懂得從危機中取利,安倍似乎正是這樣的人,走著瞧。

2015年2月2日星期一

國際衝突外傳:伊斯蘭國「飛地」的故事

近日「伊斯蘭國」的斬首新聞鬧得沸沸揚揚,彷彿再次確立了這極端組織的瘋狂形象。但與此同時,伊斯蘭國卻不是對所有目標都一視同仁,最有趣的案例,涉及和土耳其一塊「飛地」的關係。

所謂「飛地」,乃泛指某國一塊完全被另一個國家領地包圍的主權領土,而該塊領土與本部完全分離。國際關係上的飛地眾多,有的面積龐大,例如美國的阿拉斯加,或俄羅斯那被波羅的海小國包圍的加里寧格勒;有的十分細小,例如我們相當熟悉的大清帝國的九龍城寨。由於這些飛地和本部斷裂,既容易被「外國勢力」入侵,又容易滋生本土主義,往往成為國際衝突的斷層。

「伊斯蘭國」有效控制的版圖內,就有一小塊極少被媒體談及的土耳其飛地。這飛地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開國君主祖父的墳墓:蘇萊曼沙阿墓,距離土耳其邊境32公里,一戰後鄂圖曼帝國解體,土耳其共和國承繼了這塊象徵意義濃烈的飛地,被得到當時敘利亞的宗主國法國確認。
自從「伊斯蘭國」控制敘利亞大部份地區,上述墳墓也被包圍,還一度有36名負責守衛的土耳其士兵被俘,雖然他們不久獲釋,但根據國際法(雖然伊斯蘭國不怎麼在乎),這已算是對土耳其主權的挑釁。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任職總理時明言,若墓地被攻打,就等同對土耳其宣戰;而土耳其作為北約的成員,也意味着伊斯蘭國等同跟所有北約成員國宣戰。半島台評論員Luke Coffey對這故事曾有詳細介紹。

有趣的是,伊斯蘭國雖然搗毀了大量文物,包括異教徒文物和「非正統」伊斯蘭文物,但始終不敢進犯墓園;而土耳其也沒有意思要動員北約「捍衛主權」,大概是相信北約不會為一座古墓而動真格之故。但更重要的是,似乎雙方背後,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在外交界,一直有陰謀論指土耳其希望借「伊斯蘭國」之手,打擊境內鬧獨立的庫爾德人,因此土耳其甚至曾為「伊斯蘭國」開放邊境,方便他們到敍利亞境內的庫爾德人控制區作戰。部份逃到土耳其的庫爾德難民要回到敍利亞參戰,則被土耳其政府阻止。去年10月,土耳其多個城市有民眾聲援敍利亞庫爾德人,最後演變成示威,終被軍警鎮壓收場。

結果,表面上勢成水火的土耳其和「伊斯蘭國」,一方聲稱要把對方全境納入「版圖」,另一方聲稱要「全力反恐」,卻通過一座數百年前的古墓、和圍繞古墓的飛地,建立起一份無言契約。本應劍拔弩張的飛地,反而成了雙方和平共存的工具,這就是國際關係的藝術。其實當年的九龍城寨,所扮演的歷史功能,又何嘗不是大同小異?

2015年2月1日星期日

添好運在香港與新加坡

近年每到新加坡,都聽到本地人提起來自香港的添好運點心專門店,但它在香港卻從未享有同一地位。深究背後的故事,其實十分有趣。

添好運在2009年成立,當年出現金融風暴,創辦人借店舖租金下跌,在香港旺角開設第一家店。在香港,這類餐廳眾多,就是米芝蓮餐廳也有不少,有些更情願被「摘星」以免應付不了顧客,似乎單單守住香港,已沒有出路。添好運走的是另一條路線,數年來相繼征服新加坡、台灣、菲律賓、越南等市場,在各地開設分店,口號是將廣式點心文化拓展海外,目前還計劃進軍日本。以新加坡為例,它進軍後短短八個月,賣出100萬個招牌酥皮叉燒包;在菲律賓這個距離廣式飲食口味更遠的新市場,也曾達到日賣4,000個的數字。這大概可從兩個層面分析:首先是傳統與現代化的融合,其次是本土與全球化的融合。

傳統與現代

添好運初期在香港開店,所賣的食品,主要是廣式點心,食材入口持守一定的品質要求。然而,添好運作為點心專賣店,必須找到現代化食肆生產模式與傳統食品之間的平衡。在全球化年代,生產及服務模式大抵以韋伯(Max Weber)的「理性化官僚體系」以及「福特主義」(Fordism)作為兩個關鍵詞。前者講求效率、可計算性、破除神秘性及去人性化,譬如快餐連鎖店、超及市場等,產品製作、陳列追求系統,食品份量、飲品容量等,都經過完美的機械調控,例如汽水機裝出一杯不多不少,服務員以千篇一律的「講稿」應付與顧客的對答。後者講求大量生產、高度分工,也是追求效率和穩定的手段之一。

只是,當傳統行業迎向這種現代化生產和服務模式,往往顯得格格不入,很難不犧牲掉一些傳統,產品質量也要被拖累。這解釋為何一些傳統老舖往往被大型連鎖店直接取替,而鮮有傳統行業成功更新應用現代化生產模式,將業務發展到新階段。添好運從餐廳佈置、枱椅擺放格局,以至廚房所用的煮食器材、工具,都與一般大型連鎖快餐店基本無異,但開店位置,例如新加坡五間分店,選址都是烏節路、Lavender等商業區的大型商場內,要配合食客的飲食經驗,無疑需要現代化食肆的系統。

添好運堅持了傳統廣東點心的食材及製作方式,例如負責拓展海外市場的蔡和平,曾接受雜誌訪問透露,其點心均「即叫即蒸」,「新鮮現造,且不使用中央廚房,食材不過夜,用不完就丟,寧願做少一點賣少一點」。我們大抵都試過一些急凍包裝點心,用微波爐重新「煮」熱,雖然快捷方便,但只能果腹充飢,可以想像與「即叫即蒸」點心的分別,而且價格與以「平民化」見稱的添好運,大概相差無幾。在現代化追求「快」的年代,添好運卻堅持採用「慢」的生產方式,並且也達到了「快」的效果和收益,說明傳統的「慢」還是有其價值,滿足到現代人的某種失落了的享受。

本土與全球

另一方面,新加坡華人有不少來自中國廣東省,廣式點心基本能迎合他們口味。新加坡一直都有以廣式點心作主打菜式的餐廳,例如分別在1974年和1988年開辦經營的紅星酒家和香港仔點心之皇。不過,添好運在新加坡掀起一股「排隊購買熱潮」,且今天新加坡華人有大部份是第三、四代,單以華人飲食文化淵源解釋添好運的成功,並不全面。

值得注意的反而是,添好運往海外拓展,有一套「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理念。「全球在地化」所指的是,即使最強大的文化霸權,在進入一些文化較弱的地方,要為當地人接受,亦必須對自身作適度的調節。例如美式連鎖快餐店進入亞洲,在餐點份量就作過適度減少,配合美國人跟亞洲人的食量差別,也會推出熱湯、飯等,迎合亞洲人飲食習慣。

添好運在海外開設分店,一般會調節餐單以配合不同地方的口味。例如在台灣開設分店,就嘗試以台灣肉臊、櫻花蝦等地道食材創作點心;在新加坡,則嘗試結合新加坡小吃喇沙和港式雲吞,創作「喇沙碧綠雲吞」,又參考新加坡地道菜式辣手螃蟹,創作「辣椒蚧芋角」。我們可質疑這些創作已非傳統的「廣式點心」,但亦可視之為傳統廣東點心與海外飲食文化融合的變奏,在東南亞推廣了「廣式點心」的飲食傳統。

添好運正正體現了「全球在地化」的調節協商中,如何既取得海外市場認可,同時保持本身的飲食文化傳統和原則。其創辦人接受雜誌訪問時指,「曾經試用全球各地不少麵粉,發現香港麵粉最適合做點心,採用加拿大麥,由香港師傅調配,相反,例如用美國麵粉,蛋白質太多,做出來叉燒包太韌」。頂着國際金融中心的稱號,香港在過去數十年都相當「趕急」,假若跟隨那種高速的邏輯製作和經營廣式點心,或者不會在香港、以至海外取得成就。

當然,添好運初期在香港,只限於「街坊生意」,其口碑得以廣傳,並且衝出香港,也是拜飲食指標《米芝蓮指南》將其列為一星食肆、貼上全球化標記所賜。有趣的是,《米芝蓮指南》的出現,本身也是個全球化趨勢下的產物。《米芝蓮指南》由法國輪胎製造商米芝蓮公司出版,最早在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出現。一間食店若只固守在香港,其一類點心製作和食肆經營模式,容易被參考複製,而事實上當下香港亦出現不少小本、家族式經營的點心餐廳,卻難以成為添好運那樣的「全世界最便宜米芝蓮餐廳」。一個品牌,通過新港兩地的互動,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沈旭暉 梁振嶽 Lianhe Zaobao 2015年2月

孔子學院:中國軟實力不濟之謎

近年「軟實力」概念大盛於全球,中國外交也希望拓展軟實力,並以孔子學院為其中佼佼者。自2004年在南韓首爾開辦的第一間孔子學院,直到2014年12月,全球已經有近500間孔子學院遍佈六大洲。由於官方用意是在外國推廣漢語、傳播中國文化和國學,孔子學院一般都在外國大學中開辦,以當地大學生為目標 ,而中國也有在各地的中小學建立類似的孔子課堂。

然而,孔子學院在西方一直受到不少批評,指孔子學院背後有政治任務。例如2014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發表聯署,希望國內大學關閉「被懷疑是中國洗腦工具」的孔子學院;2015年1月,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又以「如今我們與中國已擁有完全不同層次的學術交流,這樣的合作顯得多餘」為由,關閉校內孔子學院。

無論這些指控是否合理,一個客觀事實是,當孔子學院一切是官辦,受到種種官方條文限制,始終難以提升中國軟實力。軟實力一般都是由民眾輸出,頂多由政府在背後輕輕推動:據研究軟實力的法國學者Frédéric Martel指出,中國一直以推動硬實力的方式發展軟實力,孔子學院是其中一例,但結果完全扼殺民間的創意,也不能令外國人產生對中國文化的全方位認識,成效自然事與願違。

眾所週知的是,孔子學院的資金由中國政府支付,而中國也會派老師到各地的孔子學院培訓。2013年,孔子學院開支為2.78億美元,超過2006年六倍。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是孔子學院也要求員工、乃至員工的同事政治正確。例如2011年,中國給予史丹福大學400萬美元,以建立孔子學院和招聘一位教授,但據說要求教授人選不可以提及西藏等敏感議題;負責為孔子學院聘請中文老師的漢辦也明確指出,應徵者不能有任何曾參與法輪功的紀錄。這些在中國順理成章的潛規則,到了西方,則成了干預言論自由的罪名。2010年,一間加拿大電視台播放有關西藏的節目,當地的孔子學院即要求電視台道歉。

另一相關例子發生在2014年7月,在一個台灣蔣經國基金會參與贊助的國際學術會議,孔子學院的組織方中國國家漢辦主任許琳致詞時,要求根據「一國原則」,將所有手冊有關蔣經國基金會的一頁全部撕掉,全場譁然。許琳在另一場合接受BBC訪問時,不諱言指所有在孔子學院教職員,均會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及後面對海外學界強烈反彈,《環球時報》為漢辦辯護,認為「『撕書』是一種簡單明了的方式,表現出堅決的態度」,「台灣需要做的是認清大勢,主動順應,為推動兩岸統一做出貢獻」,明顯對統戰的柔軟身段放下不顧。雖然《環球時報》不能視為代表政府立場,但起碼反映了漢辦作為政府對外機關的施政偏好。

雖然孔子學院以向外國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但其「中國」的概念,亦受到一些西方學者質疑。例如孔子學院教授簡體字,相反台灣自2011年在海外建立「台灣書院」,則以推廣繁體字為重點之一,而不少海外漢學家都推崇繁體,認為孔子學院教授的中國文化,其實不一定「正宗」。

國際上,各國在海外開辦文化機構,自不算新猷,如英國文化協會、法語聯盟等。孔子學院與這些機構最大的分別,除了上述作風,還有直接在各國大學開辦的習慣。但這也成了它的「敏感原罪」。例如加拿大情報部門CSIS的前亞太區主管Michel Juneau-Katsuya曾公開表示,孔子學院所以直接在海外大學開辦,背後是為了「入侵各大學的研究中心,方便偷取資料」,直指「孔子學院是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威脅」;加拿大總理哈珀在2008年,公開將孔子學院形容為「中國間諜的前線基地」;2011年,日本大阪產業大學又指校內孔子學院是「中國的間諜中心」,並將之關閉,後來又發道歉聲明。這些指控,只要沒有證據,我們自不必認真;但關於中國通過孔子學院影響各國大學意識形態的懷疑,就不可能壓止了。

當然,對海外大學而言,孔子學院有資源、有人才,還是有吸引力的。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利大英教授指,「英國、法國一些相對來說沒有任何傳統或缺乏中國問題研究教學經驗的大學,也許更容易接受孔子學院」。但原來這也不屬當然。例如法國里昂孔子學院在2009年成立,由法方里昂第二及第三大學和中方中山大學聯合營運,首三年維持「非盈利性慈善性機構」,利大英形容雙方有「豐富多姿」的漢學及文化交流互動。但在2012年,孔子學院希望直接參與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法方以法國公立大學教授工作屬公務員範疇,孔子學院無權參與為由拒絕,但漢辦一直以「削減經費」試圖改變法方立場。最終在沒有預先警告的情況下,合作告終。

利大英指,里昂第三大學當初積極參與孔子學院,基於大學本身漢學研究中心的悠久歷史,但合辦經驗卻讓他理解到,漢辦通過孔子學院與海外大學合作的真正目的,並非表面那般簡單。以為對「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抱有信念、一心推廣漢學和中國文化的大學及教授,就較容易接受漢辦的孔子學院合作方案,似乎也是一廂情願。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2月

《翻生侏羅館3》:不為注視的大翻案

電影《翻生侏羅館3》(Night at Museum: Secret of the Tomb) 已是系列第三部,觀眾大多把它當作純粹娛樂片,對博物館內的歷史人物不大當真。其實,那些人物在電影的設定有不少神來之筆,無論是刻意還是巧合,我們都能發現那些因神奇魔力而「翻生」的古人,都在「新生命」彌補了一些人生的遺憾。

老羅斯福總統的婚姻

最被觀眾津津樂道的,大概是老羅斯福總統和印第安原住民薩卡加維亞(Sacagawea)這兩個蠟像的「戀情」,而這正是兩人生平所欠缺的。老羅斯福被譽為美國史上其中一位最偉大總統,對內建立公平交易法,終止國內大企業壟斷,完善自由市場制度,對外則通過調停日俄戰爭,成為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得主,同時確立「胡蘿蔔+大棒」政策,興建巴拿馬運河,主張美國邁向全球霸權之路,都為包括小布殊在內的後人津津樂道。

不過,老羅斯福在婚姻和家庭所經歷的遺憾,則相對沒有太多人注意。1880年,老羅斯福跟一位銀行家的女兒愛麗絲結婚,但婚後僅四年,愛麗絲就在產女兩天後病逝;與此同時,老羅斯福的母親巧合地在相隔數小時內亦先後去逝。遭遇雙重打擊的老羅斯福當時辭掉手頭工作,獨自前往達科他州打理牧場,兩年後才回到紐約重新從政,跟青梅竹馬的伊迪絲再婚,但對第一任妻子的懷戀終生不變。

薩卡加維亞的坎坷情路

薩卡加維亞名義上則是印第安裔的原住民「探險家」,但其實不過一名俘虜,更談不上有發自內心的感情生活。她生於1787年,是印第安肖肖尼族酋長的女兒,12歲時,被另一部落的人捉走,賣予法裔加拿大皮草商人夏博諾為妻。當時美國總統傑佛遜派探險隊向西部探索,夏博諾受僱為團隊翻譯,薩卡加維亞也有隨隊,並以其印第安人身份令當地人減少戒心,曾化解團隊跟肖肖尼等部的衝突。為肯定其貢獻和安撫印第安人,美國在2000年推出印有薩卡加維亞的硬幣。

可以想像的是,無論白人怎樣浪漫化,薩卡加維亞的婚姻都不完滿。史載她曾遭那位丈夫虐打,團隊在1806年完成任務後,夏博諾得到503美金和320英畝土地作回報,但為團隊作出不少貢獻的薩卡加維亞沒有得到一分一毫。薩卡加維亞25歲時,為夏博諾誕下第二個女兒,產後不久去世,死因不明,究竟是像老羅斯福第一任妻子那樣死於產子,還是自然病死、或有其他人為原因,殊難定論。一個像老羅斯福這樣的情人,讓二人可以自由戀愛,自能大大減低她的悲劇性。

匈奴王阿提拉與羅馬帝國的仇恨

《翻生侏羅館3》另一有趣情節是,以袖珍人像形態「翻生」的羅馬帝國開國皇帝屋大維,經常躲在「老朋友」匈奴王阿提拉的帽子當中。然而屋大維和阿提拉雖然不是同一時空的歷史人物,但匈奴和羅馬帝國本是冤家,殺戮甚慘,卻在電影中化解了世仇。

阿提拉外號「上帝之鞭」,在西方史書一直是殘暴的象徵。他幼時被送往西羅馬當質子,在羅馬官廷長大,學習羅馬人的文化,亦因此對羅馬的軍事戰略相當了解。432年,阿提拉與兄長布列達繼承伯父成統領的匈奴各部落,共治國家,十年後向東羅馬進攻,包圍君士坦丁堡,逼使東羅馬簽下割地賠款的停火協議。後來阿提拉殺死布列達,獨攬匈奴統治權,再發兵西羅馬,一度逼使西羅馬皇逃離首都拉文納,最終礙於匈奴部隊爆發瘟疫,加上時任教宗利奧一世出面議和,才被逼撤兵。匈奴人雖然沒有消滅西羅馬,但也重挫後者國力,所到之處血流成河。究竟應否視阿提拉為西方文明祖先之一,一直是歷史上的爭議題目:一方面,他代表了來自東方的橫蠻,理應被視為「非正統」政權;但另一方面,今天西歐各國的祖先卻都是後來征服羅馬帝國的蠻族,文明程度甚還可能及不上匈奴。羅馬皇和匈奴王成為「密友」,就把這段歷史公案輕輕帶過了。

蘭斯洛特爵士重拾兄弟情

以上人物在前兩部電影都有出現,圓桌武士的蘭斯洛特爵士卻是第三集新出現。在電影中,他誤以為具神奇魔法令博物館館藏「翻生」的石碑為圓桌武士要尋找的「聖杯」,險些令所有翻生蠟像「喪命」,並看不起主角,卻與主角的兒子建立了兄弟情誼。這一點,也是巧妙的翻案。

其實,歷史是否真有蘭斯洛特爵士此人,還未有證據證實,一般史家都傾向認為亞瑟王、蘭斯洛特爵士等,只是傳說中的虛構人物。無論如何,根據民間傳說,蘭斯洛特是亞瑟王的其中一位圓桌武士,也幾乎是最著名的一人,深得亞瑟王信任,但英雄難過美人關,跟亞瑟的王后桂妮薇兒發展了姦情,最終造成圓桌騎士分裂。姦情被揭發後,蘭斯洛特與王后逃到法蘭西,亞瑟王出兵追到那裏,卻被外甥莫德雷德奪權,亞瑟王返回英倫平亂,在戰爭中身亡,王后為此贖罪出家為修女,蘭斯洛特亦過着隱居生活。因此,蘭斯洛特一直背負「勾義嫂」、「重色輕友」等罪名,也沒有人再當他是兄弟,直到21世紀才找回一個小兄弟,不得不算是一種平反。對熟悉西方歷史的朋友而言,這電影還有不少心思,例如埃及法老父子的感情和歷史的對照等,都頗具心思。

沈旭暉 @南都評論週刊 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