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倉田徹（K），現為立教大學副教授。曾任香港總領事館專任調查，金澤大學副教授，專研現代中國、香港政治，著有《回歸中國後的香港》一書，獲「三得利文藝獎」
問：沈旭暉（S）
整理：梁振嶽
日本學者倉田徹教授專門研究香港問題，也曾在香港工作，操流利廣東話，「雨傘運動」期間，就經常現身日本媒體，解說香港當時的狀況。倉田教授年前發表過一篇有趣文章，以《從叮噹和保釣的比較看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為題，比較同期在香港尖沙咀出現的兩件事──「保釣號」在碼頭出發到釣魚台及「叮噹誕生前一百年祭」在海港城免費展覽；倉田徹發現，雖然中國內地的反日情緒熱烈，但港人對叮噹這隻日本卡通人物，卻相當熱情；迎送保釣號的人大都具政治身份，而且以中年以上人士居多，與叮噹合照卻是完全自發、跨越各年齡層及階層的「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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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認識你，知道你與香港的淵源極深，不但會說廣東話，還一直關心香港。「雨傘運動」時，你就以日本的首席香港問題專家身份，經常在電視發表評論。請你分享下對香港的感情，或是你所認為香港的特別之處。其中跟中國內地又有什麼不同？
K：我第一次到海外旅遊，就是到香港！我爸爸曾經在航空公司工作，所以帶着一家到香港旅遊。當時我還只有五、六歲，對「外國人」這個概念，只限於金頭髮、藍眼睛、講英文，到了香港才發現，原來有跟我們（日本人）樣子差不多、使用漢字、使用筷子的「外國人」，他們竟然跟日本人有很多共通點。打從當時開始，我已經對香港特別有親切感。
中港兩地有很大的不同。小時候到過香港，自此印象中的香港是頗為發達的大都會，有很多高樓大廈；相反，當時的中國內地，經濟依然較落後，政治體制封閉。我一直認為，中港兩地的差異很大。現在，這些表面差異正在縮窄，但中港兩地人民的價值觀、政府運作等等，仍然很不同。我認識很多在香港住的、或跟香港有交流的日本人都說，由大陸出差到香港，過境以後會感到特別安心；我也有這種感覺，覺得香港是個相當安全的地方，大陸卻總像是危機四伏，有很多看不見的風險。
S：你有提過，即使是普通的香港人，想要在日本發揮軟實力，其實相當簡單，簡單如開一間甜品舖都可以。可以就此介紹一下？
K：現在日本對平民美食很關注，稱之為「B級美食」，價格不太貴、大眾化；而「B級美食」，在香港其實就有很多，茶餐廳、甜品、點心......我在香港住過三年，對香港的平民美食有認識，但很多日本人卻不知道香港有這種獨特的文化魅力。我認為，香港應多點向日本人介紹他們的大眾化飲食文化，所以我說，簡單如開一間甜品舖，也是香港人能在日本發揮軟實力的方法之一。
路牌可加日韓文 展好客之道
日常生活中，還有很多瑣碎東西，都可以是軟實力的符號，例如車站標誌、路牌等等。在日本，鐵路站的標誌通常都寫有漢字、韓文，香港也可以試試，在繁、簡體中文字和英文以外，加入日文、韓文的文字標示。這些小改動，或者都能反映出香港人歡迎世界各地人民的情感。
S：你認為香港的電影和音樂還有什麼潛能。日本朋友還會關注什麼？
K：1970到90年代，我相信九成日本人都知道來自香港的歌手陳美齡，來自台灣、後來在香港定居數年的鄧麗君，自然也在日本相當流行，我自己就喜歡達明一派。電影方面，我們喜歡的電影都是成龍、李小龍、王家衛......還有許冠文的《Mr Boo!》系列！但都是回歸前的。我相信日本人對現在的香港電影或音樂幾乎一無所知，很少很少關注。日本人曾經很喜歡香港的流行文化，但現在已經被韓國、台灣的音樂、偶像劇、電影所取代。遺憾地，現在香港很少在日本發揮到流行文化影響力。
註：《Mr Boo！》系列，即許氏兄弟的電影系列。1976年上映的《半斤八両》，成功打入日本市場，後來出品的多部許氏兄弟電影，香港版本故事並不相連，但日本發行商則以《Mr Boo！》系列命名。
對《那夜凌晨》印象特別深刻
S：在沒有「四大天王」、陳美齡的這個年代，日本人對現時的香港音樂還有什麼興趣？
K：我不是專業的音樂評論人，不過作為樂迷，我認為香港音樂的歌詞很有特色，我個人特別欣賞林夕所填的歌詞。這方面，香港比日本做得好；香港的音樂似乎受西方影響，卻兼有中國音樂的色彩。香港音樂在節奏方面受着中國的影響，很有特色。如果包裝得好，不少日本人都會對香港音樂有興趣。
S：電影方面呢？有什麼可以做到？
K：我認為香港電影在市場推廣上做得不夠。其實，香港電影應該頗符合日本人口味，比方說，我對去年的《Midnight After》（港名：《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印象特別深刻，這類電影的背景是面對中國崛起，香港失去地位或原有特色的危機感，這也是日本正在面對的處境，日本人大概能身同感受。所以我相信，香港的這類電影、電視劇，在日本應該有很大的接受空間。香港文化界太側重於大陸市場，希望他們也可將焦點放到日本市場。
S：中國內地希望中國民族主義會在香港愈來愈強烈，而中國也有很強的反日思潮。你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從叮噹和保釣的比較看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以叮噹展覽去探討香港人反日、崇日的複雜情感。可否分享一下？
K：2012年8月15日，香港人在日本的戰敗紀念日登上釣魚台，消息傳到日本，普遍日本人都以為香港人很反日；但我曾在香港居住，明白雖在歷史問題上香港跟日本有分歧，但不少香港人也很欣賞日本文化，也對日本有好感。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介紹了在保釣人士登船出發的碼頭旁邊，剛巧有一個吸引了不少香港人的叮噹展覽。反映出香港對日本看法的多元性。
註：將流行文化、消費習慣，扣連上民族意識的大議題，實不為過。學者葛凱（Karl Gerth）著有《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指出「中華民族國家」絕非源遠流長、「中華五千年」式的概念，反而相當現代，始於1920年代的「國貨運動」，通過在全國提倡購買國產紡織品、香烟等，謝絕歐美、日本商品的消費文化，傳播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
在香港，基於獨特的殖民地、國際城市背景，香港文化一直與中、英，以至台、日、東南亞等地方作出協調，引入各地特色，建構一種混雜、多元的本土意識。就以流行音樂、電影產業為例，香港經濟轉型期，藝人以走出香港，登陸台灣，繼而終極到日本為事業目標，假如港人能參加日本紅白歌唱大賽，就是最高榮譽。眾所周知，1980、90年代，大量香港流行曲改編自日語歌曲，不少香港藝人專門走到日本學藝，也會偶爾唱一些日文歌，彷彿建構了一種「港台日身份認同」。叮噹也是那時代的產品，進入香港後大受歡迎，卻被林保全先生的配音成功在地化，正可視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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