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軟實力」概念大盛於全球，中國外交也希望拓展軟實力，並以孔子學院為其中佼佼者。自2004年在南韓首爾開辦的第一間孔子學院，直到2014年12月，全球已經有近500間孔子學院遍佈六大洲。由於官方用意是在外國推廣漢語、傳播中國文化和國學，孔子學院一般都在外國大學中開辦，以當地大學生為目標 ，而中國也有在各地的中小學建立類似的孔子課堂。
然而，孔子學院在西方一直受到不少批評，指孔子學院背後有政治任務。例如2014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發表聯署，希望國內大學關閉「被懷疑是中國洗腦工具」的孔子學院；2015年1月，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又以「如今我們與中國已擁有完全不同層次的學術交流，這樣的合作顯得多餘」為由，關閉校內孔子學院。
無論這些指控是否合理，一個客觀事實是，當孔子學院一切是官辦，受到種種官方條文限制，始終難以提升中國軟實力。軟實力一般都是由民眾輸出，頂多由政府在背後輕輕推動：據研究軟實力的法國學者Frédéric Martel指出，中國一直以推動硬實力的方式發展軟實力，孔子學院是其中一例，但結果完全扼殺民間的創意，也不能令外國人產生對中國文化的全方位認識，成效自然事與願違。
眾所週知的是，孔子學院的資金由中國政府支付，而中國也會派老師到各地的孔子學院培訓。2013年，孔子學院開支為2.78億美元，超過2006年六倍。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是孔子學院也要求員工、乃至員工的同事政治正確。例如2011年，中國給予史丹福大學400萬美元，以建立孔子學院和招聘一位教授，但據說要求教授人選不可以提及西藏等敏感議題；負責為孔子學院聘請中文老師的漢辦也明確指出，應徵者不能有任何曾參與法輪功的紀錄。這些在中國順理成章的潛規則，到了西方，則成了干預言論自由的罪名。2010年，一間加拿大電視台播放有關西藏的節目，當地的孔子學院即要求電視台道歉。
另一相關例子發生在2014年7月，在一個台灣蔣經國基金會參與贊助的國際學術會議，孔子學院的組織方中國國家漢辦主任許琳致詞時，要求根據「一國原則」，將所有手冊有關蔣經國基金會的一頁全部撕掉，全場譁然。許琳在另一場合接受BBC訪問時，不諱言指所有在孔子學院教職員，均會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及後面對海外學界強烈反彈，《環球時報》為漢辦辯護，認為「『撕書』是一種簡單明了的方式，表現出堅決的態度」，「台灣需要做的是認清大勢，主動順應，為推動兩岸統一做出貢獻」，明顯對統戰的柔軟身段放下不顧。雖然《環球時報》不能視為代表政府立場，但起碼反映了漢辦作為政府對外機關的施政偏好。
雖然孔子學院以向外國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但其「中國」的概念，亦受到一些西方學者質疑。例如孔子學院教授簡體字，相反台灣自2011年在海外建立「台灣書院」，則以推廣繁體字為重點之一，而不少海外漢學家都推崇繁體，認為孔子學院教授的中國文化，其實不一定「正宗」。
國際上，各國在海外開辦文化機構，自不算新猷，如英國文化協會、法語聯盟等。孔子學院與這些機構最大的分別，除了上述作風，還有直接在各國大學開辦的習慣。但這也成了它的「敏感原罪」。例如加拿大情報部門CSIS的前亞太區主管Michel Juneau-Katsuya曾公開表示，孔子學院所以直接在海外大學開辦，背後是為了「入侵各大學的研究中心，方便偷取資料」，直指「孔子學院是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威脅」；加拿大總理哈珀在2008年，公開將孔子學院形容為「中國間諜的前線基地」；2011年，日本大阪產業大學又指校內孔子學院是「中國的間諜中心」，並將之關閉，後來又發道歉聲明。這些指控，只要沒有證據，我們自不必認真；但關於中國通過孔子學院影響各國大學意識形態的懷疑，就不可能壓止了。
當然，對海外大學而言，孔子學院有資源、有人才，還是有吸引力的。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利大英教授指，「英國、法國一些相對來說沒有任何傳統或缺乏中國問題研究教學經驗的大學，也許更容易接受孔子學院」。但原來這也不屬當然。例如法國里昂孔子學院在2009年成立，由法方里昂第二及第三大學和中方中山大學聯合營運，首三年維持「非盈利性慈善性機構」，利大英形容雙方有「豐富多姿」的漢學及文化交流互動。但在2012年，孔子學院希望直接參與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法方以法國公立大學教授工作屬公務員範疇，孔子學院無權參與為由拒絕，但漢辦一直以「削減經費」試圖改變法方立場。最終在沒有預先警告的情況下，合作告終。
利大英指，里昂第三大學當初積極參與孔子學院，基於大學本身漢學研究中心的悠久歷史，但合辦經驗卻讓他理解到，漢辦通過孔子學院與海外大學合作的真正目的，並非表面那般簡單。以為對「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抱有信念、一心推廣漢學和中國文化的大學及教授，就較容易接受漢辦的孔子學院合作方案，似乎也是一廂情願。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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