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

港美關係之謎(三):美國對香港政改的態度

然而﹐若假定美國對香港的關注只局限在《香港政策法》的官方內容﹐也是不設實際的。根據這法案﹐美國一般不談超越基本法賦予的香港自治範圍﹐不談香港民主和內地民主互動﹐只會淘空一切內涵支持民主﹕「加快民主進程符合香港最佳利益,美方支持香港透過改革選舉制度及普選加速民主化,並相信一個高度自治及法治的公開社會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必要因素」﹐這是美國駐港官員的官方立論。但是就香港近年出現的兩次政改方案﹐美國卻作出了大為不同的姿態﹐顯示了美國在香港政策不但扮演了一定角色﹐而且這角色甚至可能在關鍵時刻發揮影響力。

話說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改方案﹐被泛民主派所否決﹐美國當時的官方回應是「香港市民和政府應該根據《基本法》決定政制改革的步伐」﹐這是國務院外交部發言人麥科馬克的官話﹐也是香港民主派領袖李柱銘一行到美國拜訪賴斯時所獲的說法。然而﹐美國還是被北京認為與香港民主派一起反對方案﹐原因包括﹕(1)李柱銘拜訪美國﹐被北京視為「漢奸」﹐國務卿賴斯跨級別接見﹐已是表態﹔(2)賴斯說「強烈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選」﹐仍是空話﹐但也超越了低調的傳統﹔(3)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海德曾對政改方案表示「失望」﹐雖然後來說是「曲解」﹐但訊息已廣泛傳遞﹔(4)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警告美國領事不要對政改「說三道四」﹐反映北京認為美國早已不是旁觀者。

到了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再提出內容分別不算太大的政改方案﹐這次形勢急轉直下。新任美國駐華大使6月訪港﹐在一個晚宴對此作出了指標性發言﹐居然預測政改方案「將會通過」﹐又親口說出區議會方案、增加十席等細節﹐並「肯定」它們對落實普選有正面作用。2005年賴斯對香港民主表同情﹐2010年美國大使面對同一方案﹐卻「有信心爭議性議題可達成共識」。這和以往美國不引述香港枝節、不作預測性表態、不演繹如何促進普選這「三不」默契背道而馳﹐當時筆者在座﹐印象特深。方案通過後﹐美國表示歡迎﹐北京沒有警告不要說三道四﹐愛國媒體更高調報導「美國支持政改」。連北京一貫認為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媒體《蘋果日報》也在關鍵時刻逆轉性支持方案﹐同一集團的雜誌卻在同期社論唱反調﹐一切十分不尋常﹐充滿著懸念。

對比下﹐英國的態度則相對劃一。2005年﹐英國駐港總領事說「改革建議明顯未能滿足期望07、08年普選的人,但香港正朝這方向前走一步」﹐暗示方案可接受﹔2010年﹐外相夏偉林說「方案令爭取終極普選的人失望,但仍可讓普選時間表進展」﹐如出一轍。2005年﹐英國批評北京干預一國兩制﹐2010年英國說功能組別應在2020年取消﹐北京均視之為倫敦認可的前提。反而美國駐港領事被問及功能組別時多番迴避﹕「民主沒有既定的模式可循,但卻存在一些至關重要的概念」﹐「是否合乎民主應由香港內部達成共識」……

上述落差對香港公眾而言並不明顯﹐但對居中人而言﹐足以在政圈內產生震撼﹐並由此產生了兩個說法。第一個說法相信北京為瓦解香港的泛民主派佈局多年﹐不惜在幕後拉攏華府﹐成功爭取美國運用影響力協助方案通過。另一個說法則認為北京強硬派其實希望方案拉倒﹐以免香港出現不穩定因素﹐美國卻發現激進而不熟悉的民主勢力已在港冒起﹐一旦方案否決﹐與他們友好的溫和民主派就可能失去能量﹐於是通過「義助」﹐讓對手啞子吃黃連。誰是誰非﹐就得自行判斷了。

以上港美互動不止是密室政治﹐也帶來了港美關係的根本改變﹐我們可簡述如下﹕
1) 經此一役﹐昔日香港政客直接邀請美國參與香港事務的民間手法大受打擊﹐香港新一代會視之為禁忌﹐以往李柱銘一代的國際聯繫格局面臨終結﹐相似個別人士會受到進一步孤立﹐北京會視之為民心回顧的勝利。
2) 北京希望泛民和外國完全脫鉤﹐卻不相信這目標會立刻達成﹐因此要重新標籤某些香港政客為美國的新代言人。沒有了李柱銘等人與美國的公開聯繫﹐北京如何看待「激進但沒有外國背景的反對黨」和「較溫和但背景可疑的反對黨」﹐足以對特區政情一錘定音。
3) 昔日個別美國議員關心香港﹐但未來美國涉港政策會由行政、情治機關主導﹐民意元素越來越弱。當美國國會議員發現香港對他們個人的仕途沒有利益可言﹐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公開關注度就會逐漸降低﹐結果香港的國際化可能逐步退減。但北京是不會和美就處理香港事務達成完全默契的﹐因此中美就香港問題所表露的猜疑﹐還會繼續存在。
4) 北京深信美國的取態與方案民主成份無關﹐而純粹是國家利益層面的評估。北京決定對港政策時﹐重點也不全是港人﹐而會有相當比重算計美國。因此香港是否再推出爭議性的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非但要看民情﹐還得看中美關係。

沈旭暉 南風窗 2011年10月

2011年10月24日星期一

美國對香港動了哪些心思

就維基解密網站前不久披露美駐港總領館電文一事,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9月26日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警告美勿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為近年來罕見表態。根據維基解密內容,美領館在香港十分活躍,不少香港政情都是其內部通訊內容,香港各界人士也是領館定期訪談對像。究竟美國歷來對香港的政策經過什麼調整,香港對美國而言又有什麼戰略價值?近年美國對香港內政有沒有實質參與,而又有沒有相關資料能被公開?

不同階段的港美關系

一直以來,研究中美關系的學者,普遍低估、甚至忽視過去美國在香港事務上的參與。這個現像,在冷戰初期尤其顯著,其時香港只被看成「中英關系的附屬物」,一般人以為美國對香港的興趣相對微弱,但其實香港對美國是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屬於一個超級大國和一個非國家個體之間的不對稱關系。學者丁偉、丘宏達、鄭永年等人的研究分別指出,雖然香港主權已回歸中國,但主權交替對港美關系的影響並不明確,港美關系還是頗為含糊。

美國對香港經濟、政治及安全的關注,可追溯到19世紀。當時美國駐港代表主要負責聯同中國打擊鴉片貿易,以及商議美國在東亞設立港口基地。但正如中國學者金衛星所言:「從美國的利益角度出發,香港的重要性,自19世紀起逐漸減弱,一直至20世紀。」到二戰結束後,美國才再一次重視香港的戰略價值,並判斷香港的軍事價值,將被其外交價值取代。自此香港成了西方防止共產主義向南發展的堡壘、美國通往共產中國的踏腳處。美國於1949年在其駐港領事館成立一個信息服務部門,其相關行動定義廣泛,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釘。近日北京駐港官員指美駐港領館的人員數目多得異乎尋常,就可追溯至上述背景。

1960年代起,香港對美國來說,更有了經濟的重要性,其時港美之間的經濟互動大幅增長,美國在香港的投資相當顯著。另一方面,香港除了是美國戰略性探索共產中國背景的信息中心,也成了越戰期間美國海軍艦只的後勤基地及休憩娛樂的中心。這時候,美國與香港的關系更難切割,而接待美軍的經驗,成了不少上一代港人的集體回憶。到了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時,由於雙方表面上均不願引入第三國參與,因此美國保持低調,但這不代表它對中英談判的影響和結論漠不關心。相反,美國給予《中英聯合聲明》正面響應之余,多次重申美國在香港的未來持有重大的利害關系,而不少美方人員都暗示一天民主化和人權等問題尚未解決,香港仍然會引起國際爭論。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會於1992年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有效期到2007年。它不是一份條約,而是被美國會議員當作出台「香港經濟及政制發展」年度報告的依據。然而,《政策法》仍然為港美之間的互動,奠定了非常具體並受法律約束的基礎,自此美國在香港回歸後的10年法定期限內,有了公開評價香港狀況的官方平台。

若要從理論框架了解《政策法》,有兩點必須注意。首先,《政策法》重申維持香港擁有《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民權的重要性。從第一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起,到最後一份報告,香港民主發展和人權的進度一直被美國監察著。譬如,美前駐港總領事郭明瀚在2005年公開表示:「(香港)人民要求的,是一個考慮到人民利益、負責任和高透明度的法治政府。因此,更大規模的民主能夠促進穩定。」

其次,《政策法》包含了自由現實主義戰略的另一基本特征,即對經濟開放自由和信息自由的重視,並以此來說服北京維系美國的特殊角色。可以肯定的是,港美雙方在自由貿易框架內的合作互相得益,其雙邊貿易並沒有隨著回歸而減少,反而由1994年的210億美元,增長至1997年的240億美元。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據,美國在香港回歸後,依然是香港的第三大貿易伙伴。香港乃至北京都樂見每年4月的《政策法報告》能對香港營商環境加以美言。而香港經濟對美國的貢獻,也得到前美國財長薩默斯的直接肯定。但這份肯定,最後還是回到政治議題去的,因為美方認為經濟自由與其它範疇的自由,都是民主的基礎。

美國對香港內政的態度

然而,若假定美國對香港的關注只局限在《政策法》的官方內容,也是不切實際的。根據這法案,美國一般不談超越基本法的香港自治範圍,不談香港民主和內地民主互動,只會淘空一切內涵支持民主:「加快民主進程符合香港最佳利益,美方支持香港透過改革選舉制度及普選加速民主化,並相信一個高度自治及法治的公開社會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必要因素。」但是就香港近年出現的兩次政改方案,美國卻擺出大為不同的姿態,顯示了一定影響力。

話說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改方案,被泛民主派所否決,美國當時的官方響應是「香港市民和政府應該根據《基本法》決定政制改革的步伐」,這是國務院外交部發言人麥科馬克的官話,也是香港民主派領袖李柱銘一行到美國拜訪賴斯時所獲的說法。然而,美國還是被北京認為與香港民主派一起反對方案,原因包括:李柱銘拜訪美國,被視為「漢奸」,國務卿賴斯跨級別接見,已是表態;賴斯說「強烈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選」,仍是空話,但也超越了低調的傳統;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主席海德曾對政改方案表示「失望」,雖然後來說是「曲解」,但信息已廣泛傳遞;當時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警告美國領事不要對政改「說三道四」,反映北京認為美國早已不是旁觀者。

到了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再提出內容分別不算太大的政改方案,這次形勢急轉直下。新任美國駐華大使當年6月訪港,在一個晚宴對此作了指標性發言,居然預測政改方案「將會通過」,又親口說出區議會方案、增加10席等細節,並「肯定」它們對落實普選有正面作用。2005年賴斯對香港民主表同情,2010年美國大使面對同一方案,卻「對爭議性議題可達成共識有信心」。這和以往美國不引述香港枝節、不作預測性表態、不演繹如何促進普選這「三不」默契背道而馳,當時筆者在座,印像特深。方案通過後,美國表示歡迎,北京沒有警告不要說三道四,愛國媒體更高調報道「美國支持政改」。

上述落差對香港公眾而言並不明顯,但對居中人而言,足以在政圈內產生震撼,並由此產生了兩個說法。第一個說法相信美國在其中扮演被拉攏角色,運用其影響力協助方案通過。另一個說法則認為北京關注的是維護香港穩定,而美國卻發現激進而不熟悉的民主勢力已在港冒起,一旦方案否決,與他們友好的溫和民主派就可能失去能量。誰是誰非,就得自行判斷了。

以上港美互動不止是密室政治,也帶來了港美關系的根本改變,我們可簡述如下:

經此一役,昔日香港政客直接邀請美國參與香港事務的民間手法大受打擊,香港新一代會視之為禁忌,以往李柱銘一代的國際聯系格局面臨終結,相似個別人士會受到進一步孤立,對此有愛國愛港人士視之為民心回歸的勝利。

從有利香港穩定發展的角度,泛民主派應與外國完全脫鉤,但能否真正做到尚有疑問。而沒有了李柱銘等人與美國的公開聯系,北京如何看待「激進但沒有外國背景的反對黨」和「較溫和但背景可疑的反對黨」,足以對特區政情一錘定音。

昔日個別美國議員關心香港,但未來美涉港政策會由行政、情治機關主導,民意元素越來越弱。外界深信,美國的取態與政改方案民主成分無關,而純粹是國家利益層面的評估。這一點,在北京未來決定對港政策時,必須引起注意。

沈旭暉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主席
南風窗 2011年10月

假如卡扎菲沒有「從良」

【咫尺地球】利比亞前領袖卡扎菲被殺身亡,死得相當難看,遺體還被示眾。不少評論認為這是正義的彰顯,會對其他獨裁者帶來警惕。但究竟這是警惕,還是帶來反效果?

政績像樣的獨裁者

大概很少人質疑卡扎菲是一名獨裁者,但他的政績,起碼在獨裁者當中,是像樣的。論及他的兩大罪名貪污和殘殺異己,規模均遠不及不少被西方當作上賓的國家元首,例如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納扎爾巴耶夫由哈薩克斯坦獨立開始執政至今,現在積極部署家人接班,國家有大量石油資源,掌握其命脈的自然也是家人。他對境內異見人士極高壓,卻沒有像卡扎菲那樣大搞福利,甚至連提高哈薩克斯坦民族意識也沒有成效,不少學者預言那會成為混亂的溫床。但由於哈薩克斯坦綜合國力強,中、美、俄三大國爭相拉攏,這位獨裁總統在國際社會被稱為「中亞雄鷹」,而不是「中亞狂人」。就是中亞最殘暴、足以和金正日相提並論的土庫曼斯坦前總統尼亞佐夫,在一切人權指數名列榜末,但也沒有被國際社會正視,還得善終。

這些國家獨立時的條件,遠比卡扎菲接手利比亞時好得多。1969年,利比亞國民識字率只有10%,現在已超過90%,而今天利比亞的國民平均壽命高達77歲,營養不良率低於美國,貧民比例低於荷蘭,婦女地位冠絕阿拉伯,而利比亞的免費住屋醫療等福利,起碼在卡扎菲執政前期得到不少支持,甚至有觀察員發現,就是在今天,也有不少西部利比亞人真心擁戴卡扎菲,只是西方媒體不報道而已。

利比亞福利勝歐美

當然,這些觀點、數據和見證大都來自左翼機構,例如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俄羅斯媒體,或戰地女記者Lizzy Phelan,右翼評論員認為這些福利只是形式主義,並強調卡扎菲侵吞數百億國家財產。但不能否認的是,利比亞反對派從來不成氣候,就是在1980年代美國最希望推翻卡扎菲之時,也沒能裏應外合,群眾基礎薄弱,多少也反映卡扎菲治國並非一無是處。

9.11後,美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卡扎菲感到唇亡齒寒,大幅度調節外交政策,承諾不發展大殺傷武器,撤回對反西方組織的經濟援助,對利比亞人被指製造的洛比克空難巨額賠償,然後與西方列強進行石油貿易。他希望這些讓步令西方重新接受利比亞,曾露骨地表示利比亞放棄了從前的路,西方理應回報,暗示應得到不被推翻的默契。短期內,這策略似是成功的,英、法、意都把他當貴賓,貝理雅和安德魯王子都和他稱兄道弟。

與西方做生意變腐化

諷刺的是,卡扎菲真正的悲劇,卻是在那時開始。他「從良」之時,執政已三十多年,政府的革命熱情早已消逝,而這時候出現與西方做能源生意的機會,又完全推翻了卡扎菲革命的理論基礎。自此卡扎菲政府迅速腐化,這是他立國以來沒有遇過的危機,不少福利項目開始難以落實,青年人特別感到不滿,他們看到這個政權已變質,但看不到反對派很可能還要墮落。

卡扎菲為了得到西方信任,把打擊蓋達和伊斯蘭激進分子列為主要「政綱」,這卻令從前被他以宗教熱情鼓動起來的人民感到迷惑。而有了反恐這個需要,利比亞官員也就更名正言順地清除異己,因為他們以為這已成了西方接受的公式:即用打擊蓋達,換取西方對各國政權順道剷除異己的默許。殊不知這不但令卡扎菲進一步失去民心,西方也在抽後腿:不少西方釋放的疑似恐怖分子被送回阿富汗、伊拉克後,都輾轉來到利比亞東部建立新根據地,他們也是利比亞革命的要角之一。

獨裁者震撼教育﹕勿信西方

在這情勢下,配合了鄰國茉莉花革命的大氣候,利比亞小衝突瞬間變為內戰,但要是沒有北約空襲,叛軍也不可能獲勝。卡扎菲的軍隊是不可能與北約空軍抗衡的,但其實北約也派了不少地面和情報人員協助叛軍作戰,要是卡扎菲政權還擁有大殺傷武器,北約卻可能投鼠忌器。同一道理,要是卡扎菲保持對國際恐怖組織的財政支援,這些盟友為了理想也好、為了金主也罷,也可能發動恐怖襲擊聲援,而以奧巴馬的政策,是不會冒恐怖襲擊大幅提升的風險來推翻卡扎菲的。

但由於卡扎菲已「從良」,籌碼所剩無幾,到了窮途末路之際,兩年前才被「加冕」為「非洲萬王之王」的他,居然連政治庇護之地也找不到,想他在死前一刻,必然極度後悔。至於他昔日有否和西方國家達成默契,也將成為永遠的秘密。要是卡扎菲能體面下台,其他獨裁者受感召而效法,還說得通。但極愛面子的卡扎菲以最沒有面子的方式與世界道別,過程被直播,對獨裁者而言,他們得到的教訓恐怕不是不要貪污獨裁,而是不要相信西方,最重要裝備自己。

獵巫風起和平不樂觀

至於對利比亞而言,不但卡扎菲死得震撼,連半年前就從卡扎菲政府倒戈到反對派的前內政部長、擔任反對派聯軍總司令的尤尼斯(Abdel Fatah Younes),也在不久前離奇暴斃,全身燒成焦炭,疑為內訌所為,死因據說是和卡扎菲藕斷絲連。似乎利比亞過渡政府已像不少「革命」團體那樣,邁向發掘內奸的獵巫階段,這樣的氣氛,只會製造內戰的土壤,和平前景殊不樂觀。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

美港關係之謎(二)﹕《美國─香港政策法》

若要從理論框架了解《美國-香港政策法》,有幾點是必須注意的。首先,《政策法》重申維持香港擁有《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民權的重要性。從第一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起,一直到最後一份公佈的報告,香港民主發展和人權的進度一直被美國監察著:「美國對世界各地的人權保護和民主機構的推廣相當重視。美國有責任在香港宣傳民主價值觀念、確保港人治港和支持邁向普選的穩定發展。香港人有著許多與美國民眾相同的價值觀念和關注,也建造了一個基於法治及尊重公民自由的香港社會。」美國前駐香港總領事郭明瀚重申了美國國務院的立場,他表示:「人民要求的,是一個考慮到人民利益、負責任和高透明度的法治政府。因此,更大規模的民主能夠促進穩定」。郭明瀚的立場,與曾接受筆者訪問、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公共事務部主任理查德.史德斯的論點大同小異。

報告中﹐有關人權及民主發展的部份,最能充分表現出美國政府對自由主義的堅持﹐以及突出中國內地與香港在政治體制、規範及價值觀念上的分歧。這些分歧﹐讓美國反而比中國接近香港的核心價值。美國手持了這張「皇牌」,就得到了切入內地同一議題的話語權﹐通過希望中國允許香港保留上述特色,來促進中國同方向的改變。對此﹐華府覺得是順理成章﹐但北京自然是難以接受的。

此外﹐《政策法》包含了自由現實主義戰略的另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對經濟開放自由和資訊自由的重視﹐並以此來說服北京維繫美國的特殊角色。港美雙邊貿易並沒有隨著回歸而減少﹐反而由一九九四年的二百一十億美元﹐增長至一九九七年的二百四十億美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報告,美國在香港回歸後﹐依然是香港的第三大貿易夥伴。這些數字能否證明港美經濟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還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議題,畢竟美國經濟不大可能依賴港美之間的貿易﹔可是,從香港的角度看,美國在香港的投資卻實在重要﹐因此《政策法》若能對香港營商環境加以美言﹐這是香港乃至北京都樂見的。

在這層面﹐美國對香港倒是高度肯定的﹐例其中一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指出:香港仍然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系之一,而美國公司繼續對香港商業環境感到樂觀。這包括香港自治和公正的法律制度、資訊的自由流動、低稅收及發達的基礎設施。香港美國商會於二零零四年年終進行調查,其中百分之九十七的受訪會員表示,預測未來三年、每一年的商業環境,將會達到「優」或「滿意」的水平。美國及其他外國公司依然認為,作為中國及亞洲地區指揮地標的香港相當有吸引力。香港經濟對美國的貢獻﹐也得到前美國財長勞倫斯.桑默斯的直接肯定。但這份肯定﹐最後還是回到政治議題去的﹐因為美方認為經濟自由與其他範疇的自由﹐都是民主的基礎:「經濟自由與其他方面的自由之間,沒有存在任何防火牆﹔資訊自由流動,對自由社會、自由市場、強壯的金融體系是不可缺的。資訊自由流動對於香港、中國的繁榮﹐都是十分重要的。」

節錄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1年11月

2011年10月18日星期二

港美關係之謎(一)﹕由維基解密談起

根據《維基解密》﹐美國領事館在香港十分活躍﹐不少香港政情都是其內部通訊內容﹐香港各界人士也是領事館的定期訪談對象﹐對此一些中聯辦駐港官員作出罕有回應﹐批評美國不應介入香港內政。究竟美國歷來對香港的政策經過什麼調整﹐香港對美國而言又有什麼戰略價值﹖

正如筆者曾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發表的英語論文所言﹐一直以來﹐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普遍低估、甚至忽視過去美國在香港事務上的參與。這個現象,在冷戰初期尤其顯著,其時香港只被看成「中英關係的附屬物」,一般人以為美國對香港的興趣相對微弱﹐但其實香港對美國是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屬於一個超級大國和一個非國家個體之間的不對稱關係。學者丁偉、丘宏達、鄭永年等人的研究分別指出,雖然香港主權已回歸中國,但主權交替對港美關係的影響並不明確﹐港美關係還是頗為含糊。

美國對香港經濟、政治及安全的關注,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當時美國駐港代表主要負責聯同中國打擊鴉片貿易﹐以及商議美國在東亞設立港口基地。但正如中國學者金衛星所言:「從美國的利益角度出發,香港的重要性,自十九世紀起逐漸減弱,一直至二十世紀。」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才再一次重視香港的戰略價值﹐並判斷香港的軍事價值﹐將被其外交價值取代。自此香港成了西方防止共產主義向南發展的堡壘、美國通往共產中國的踏腳處﹐而金衛星、王為民等中國學者甚至認為,在某些方面,香港成了一個推翻共產中國的重要基地。為了維持美國在香港的影響力,美國於一九四九年在其駐港領事館成立一個資訊服務部門﹐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宣傳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念﹐其相關行動定義廣泛﹐一直成了北京的眼中釘。近日北京駐港官員指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數目多得異乎尋常﹐就可追溯至上述背景。

六十年代起,香港對美國來說,更有了經濟的重要性﹐其時港美之間的經濟互動大幅增長,美國在香港的投資相當顯著。另一方面,香港除了是美國戰略性探索共產中國背景的資訊中心,也成了越戰期間美國海軍艦隻的後勤基地及休憩娛樂的中心。這時候﹐美國與香港的關係更難切割﹐而接待美軍的經驗﹐成了不少上一代港人的集體回憶。到了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由於雙方表面上均不願引入第三國家參與,因此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一直保持低調。但是美國的低調,並不代表它對中英談判的影響和結論漠不關心。相反地,美國給予《中英聯合聲明》正面回應之余,多次重申美國在香港的未來持有重大的利害關係﹐而不少美方人員都暗示一天民主化和人權等問題尚未解決,香港仍然會引起國際爭論。

六四事件後﹐在上述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它不是一份條約,而是被美國國會議員當作為香港經濟及政制發展的常年報告。然而,《政策法》仍然為港美之間的互動﹐奠定了非常具體並受法律約束的基礎,自此美國在香港回歸後十年﹐有了公開評價香港狀況的官方平臺。

節錄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1年11月

2011年10月17日星期一

諾貝爾和平獎(下)--也門女權與沙特女權

【咫尺地球】本屆諾貝爾和平獎的其中一名得主是也門記者卡曼,她的主要成就是在茉莉花革命舉辦了一些集會,並建立了NGO「無枷鎖女記者」爭取女權。她獲獎被不少評論視為冷門,一來她始終算不上茉莉花革命的最具代表性角色,二來也門在茉莉花革命的進度拖泥帶水,三來與另外兩名利比里亞得獎者相比,她的經歷完全不同。相信諾貝爾委員會選擇她,除了要傳遞支持茉莉花革命的信息,也是不讓利比里亞成為單一焦點、或避免被聚焦於對本屆利比里亞大選的即時影響,才以女權之名,把卡曼也算進去。

傳遞挺茉莉花革命信息

伊斯蘭世界的女權問題自然值得關注,但如筆者上周所言,利比里亞的案例值得單獨肯定,伊斯蘭女權更應該由另一年來專門負責,至於獲獎者,似乎也有比這位也門女記者更有象徵意義的人。在阿拉伯世界,也門現政權畢竟算不上對女性最高壓的一個,狀况最嚴峻的理應是被西方視為「基本教義派」的瓦哈比主義大本營沙特阿拉伯。根據去年頒獎予劉曉波的理據,雖然沙特沒有產生革命,但諾貝爾獎也應該考慮頒發獎項予沙特婦權分子的,一來她們在極權國度搞女權運動得承受更大的風險,二來一旦她們的工作能改變社會規則,那會根本挑戰伊斯蘭對婦女的態度,潛在影響比一個也門的得主來得大。

沙特女權英雌更具象徵

在沙特阿拉伯,並非沒有合適人選值得獲獎,例如的沙特婦權保衛聯會創辦人、曾於美國居住的Wajeha al-Huwaider。Wajeha al-Huwaider有「沙特Rosa Parks」之稱,Rosa Parks是美國民權運動的標誌性黑人婦女領袖,在當時實行種族隔離的南方拒絕在巴士讓座予白人而成名,而這位沙特婦女也因為在沙特駕駛汽車而成為國際新聞,因為沙特婦女駕駛是犯法的。

另一個選擇是曾入選《時代》周刊「世界最有影響力100人」、作為首名在國內公開發表演說女性的沙特商界女強人Lubna Olayan﹕身為婦女而在沙特商界冒起已是異數,而她更進一步,擔任不少慈善團體的董事,希望用自身已提升的社會地位改變整個阿拉伯世界。還有成立人權組織、主張爭取沙特婦女「失去的權利」的Kholoud Al-Fahad,她擅長通過互聯網鼓吹變革,關注點不止是法律的男女不平等,也包括其他國內「傳統文化」,例如男性經常休妻、強姦不被處理等。

以上這些人加起來,足以對沙特這個全球最保守的國家產生震盪。談起茉莉花革命時,我們經常被埃及、突尼西亞等成功案例吸引,事實上,真正的社會改變是否能出現在這些國家還是未知數,但改變也在其他革命沒有成功的鄰國蔓延開來,很擔心被衝擊的沙特就是其一。不久前,沙特國王宣布給予婦女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雖然投票選出的代表實權有限,而改革也要在四年後的下屆選舉才實行,但已被視為「劃時代改革」,因為這意味着神學家的妥協。而任何沙特作出的妥協都是極具指標性的,說到底,沙特國王最喜愛的頭銜是「伊斯蘭兩聖地守護者」,這頭銜昔日是伊斯蘭帝國的哈里發才能持有的。

美盟友缺席劉曉波頒獎禮

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伊朗女律師Shirin Ebadi,她是史上首名獲獎的女穆斯林,但也沒有能力改變伊朗政權和社會,得獎象徵意義大於實際,而論這意義,則沙特的傳訊價值更大。只是,沙特是美國要堅決保護、「維穩」的重點盟友,對諾貝爾獎戒心甚大,去年中國游說各國代表缺席劉曉波的頒獎禮,沙特是極少數缺席的美國盟友之一,雖然它要靠美國保護,但一直不滿西方干涉阿拉伯內政。這些政治原因是否諾貝爾獎考慮範圍以內,就不得而知了。

2011年10月14日星期五

從殖民時代的港英「十字外交」前瞻未來(一)﹕港督般含與寶靈

香港今天享有的涉外關係﹐自然以中國為本位﹐而昔日英國賦予香港的同一身份﹐則自然為英國外交服務。在香港開埠初年的19世紀﹐國際秩序以海權主導﹐香港的定位對英國十分重要﹐而當時的香港國際身份﹐基本上由兩條英國銳意發展的航線交叉構成﹐我們可稱之為「十字外交」﹐值得今天的特區政府重溫。

首先是東西線。當時英國在遠東、近東的勢力範圍﹐由中國山東威海衛算起(當地清末淪為英國租港)﹐輾轉到達埃及的蘇彝士運河(埃及在19世紀中葉成為英國實質保護國)﹐途徑連串英國佔領的良港﹐包括新加坡、科倫坡(今日斯里蘭卡首都)、亞丁港(位於今日也門)等﹐香港的位置是不可繞過的中途站。基於上述背景﹐香港開埠初年的港督﹐多以「東西線中途站」的整體概念管理香港﹐經常想著如何利用香港的位置與其他港口配合﹐他們雖然名義上不過是一港之督﹐但實際的影響力遠不止於此﹐也許叫作「英國東西航督」更為貼切。

以香港第三任港督般含爵士為例﹐他曾代表英國出使太平天國﹐製訂了西方從中取利的外交藍圖﹐堪稱中國近代史的關鍵人物。而在港英的角度﹐是否支持太平天國﹐也涉及港口腹地的發展問題。

而第四任港督寶靈爵士除了到訪太平天國﹐更曾以「港督兼英國對華全權代表」的身份作為英國特使﹐到泰國與蒙固國王週旋﹐最終簽訂了逼泰國開關的《寶靈條約》﹐可見當年港督的地位﹐較20世紀的尤德、衛弈信為高。英國派港督到泰國扣關﹐正是十字外交的一環﹐主要是為了抗衡佔領印度支那的法國。而為了增加「說服力」﹐它在19世紀中葉開始﹐不斷增強香港、新加坡和可倫坡之間的海上防衛線﹐所以「港督」當時的軍事身份是有實質內容的﹐往來香港的英國軍艦並非真正要打仗﹐更主要是為了恐嚇遠近東各國﹐乃砲艦外交的一部份。寶靈向泰王扣關﹐也是為了包括香港在內的英屬遠東港口(主要是新加坡和馬六甲)﹐尋找一個共同腹地。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1年10月 (節錄)

2011年10月10日星期一

諾貝爾和平獎(上)﹕利比里亞應與也門相提並論嗎﹖

【咫尺地球】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由三名女性共同獲得,分別是利比里亞總統瑟利夫、其同胞古博韋,和也門女記者卡曼。這個組合明顯要肯定女性在促進社會進步扮演的角色,以及提醒世人關注第三世界婦女權益。然而,這樣的信息未免太籠統,始終難以把三人相提並論。單是那兩位利比里亞女得主,原來份量已很夠,加上也門那位,反而令原有信息混淆。

也門得主反令信息混淆

利比里亞和也門的婦權狀况,屬於完全不同的案例。利比里亞經歷長期內戰,過程極其殘酷,大量婦女被強姦、兒童被捉去當童兵,參與其中的軍閥多屬一級暴君。古博韋的工作,正是協助童兵重過正常生活,以及讓倖存婦女掃除戰時陰影,從而引起國際關注,間接加速了內戰的終結。類似案例在非洲其他國家的內戰也有出現,例如十年前爆發「第一次非洲大戰」戰場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曾被強姦的婦女高達數十萬,那裏同樣出現被洗腦的童兵,遺禍至今未消。

至於也門等阿拉伯國家,主要是宗教、社會等原因,令婦女長期不能與男性平起平坐,個人權利與自由遠不及男性,但起碼在保護婦女不受性侵犯這方面,這些國家的門面功夫是注重的。這不是說也門女記者不值得獲獎,只是另案處理似乎更合適。

利比里亞彰顯西非合作成果

再說利比里亞內戰期間,西方各國早就群起譴責暴行,雖然阻止不了人道慘劇不斷出現,但對當地女性支持義無反顧,兩者是實則同盟關係。長期在美國工作的經濟專家瑟利夫固然和西方關係密切,古博韋也是憑一齣紀錄片在西方揚名,早得到不少國際人權獎項。她倆在利比里亞做出成績,代表了西方和非洲進步力量的合作,以及普世價值的成功弘揚。

但也門等阿拉伯案例卻恰恰相反,在茉莉花革命被推翻的均為西方盟友,也門前總統薩拉耶更是美國反恐重要伙伴。而也門其實是最早爆發示威的國家之一,但西方毫不在意,直到今天,美國還在努力物色可靠而保守的新代言人,以免蓋達漁人得利。即使近月西方不得不調整立場,它們還是努力避免過分觸及當地傳統禁忌,例如女性的角色,以免激怒傾向激進伊斯蘭的當地人。假如說那兩名利比里亞得主肯定了婦女地位被國際認同,也門的案例卻顯示了婦權並沒有被當作普世價值;前者獲獎肯定了西方的角色,後者卻揭露了西方的虛偽。其實兩者並不一定有衝突,但是當她們同一年分享一個獎項,信息就十分夾雜。

美免觸及也門傳統 惹怒激進派

事實上,利比里亞內戰作為一個議題,本身就值得一個完整的和平獎來喚醒世界關注。這個西非小國是現代非洲首個獨立的共和國,由美國返回非洲的前黑奴在近200年前建立,原來說是一切仿照美國民主制度,卻爆發了20世紀最慘烈的內戰,全國人口不到400萬,兩場內戰卻死去近40萬人,加上童兵、集體強姦、血鑽、軍火商幕後操控等諸般元素,令它足以作為警惕世人的教材。瑟利夫和古博韋能從這樣的爛攤子帶領國家復蘇,乃至出現經濟小奇蹟,無論她們是否女性,無論國內還有多少問題未解決,這本身就具有很正面的象徵意義,而且對同質性近的非洲其他案例也有鼓舞作用,例如古博韋的故事以及圍繞她的紀錄片,早就成為蘇丹、津巴布韋等非洲國家的樣板教材。從前的和平獎曾單獨頒發予一些代表單一議題的得主,例如代表危地馬拉原住民的門楚,那次讓普世議題(女權)和地方議題(危地馬拉原住民)同時得到傳訊,信息比這次清晰。至於今次為什麼定要加上也門女記者,下回再談。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10月3日星期一

天宮一號與「新星球大戰」

【咫尺地球】中國成功發射無人駕駛飛行器「天宮一號」到太空,引起西方關注,被看成是「大國崛起」新一步。然而單在技術層面而言,中國要追趕美國,在可見將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太空計劃也好、航空母艦也好,目前只是為了確保取得高端競賽的入場券,以探索在過程中能否研發另闢蹊徑的新項目,同時為中國民族主義、軟實力服務,而不是真的以技術上「超俄趕美」為目標。

不過西方輿論大都持相反觀點,認為中國會是新太空競賽主角,並認為西方應該重新投放資源開發太空,以免落在人後。這樣的輿論,教人想起美國前總統列根的「星球大戰」計劃。所謂「星球大戰」,正名是「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戰略防禦計劃」(SDI),時為1983年,出身荷李活的列根聲稱要在外太空攻擊敵方導彈,配合電影帶來的星戰熱,計劃因而命名。

美重整太空戰略抗中國「航天崛起」

有趣的是現在的冷戰解密文件顯示,列根宣布啟動這計劃時,美國根本未有相關技術和資金去實行,他的決策過程也繞過眾多部門,就是不能算是騙局,也明顯充滿水分。但「星球大戰」卻被不少歷史學家認為是列根的最大功績,因為蘇聯對此高度重視,一方面投放了不少資源抗衡,令國內經濟百上加斤,另一方面又不斷在美蘇峰會提出「太空無核化」,失去了戰略主動權,加速了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間接也加速了蘇聯崩潰。這說法自然有所誇大,不少是列根和老布殊圈子的自我宣傳,但是蘇聯對此付出了代價,也是事實。

鑒古知今,回看近年關於「新太空競賽」的報道,當覺得似曾相識。根據同一冷戰思維,中國航天技術取得進展後,美國立刻重整了太空軍事架構,例如國防部剛成立了一個新部門「太空防禦局」,負責研究太空軍事作戰攻略,並協調不同軍種的太空作戰司令部;月前又發表了「十年國家太空安全戰略」,制訂長遠太空安全綱領,包括如何與盟國協調、太空和地面武器如何互動等。這些計劃看來自然十分高端,但科幻成分甚高,是到了實際操作,究竟有多少內容會成為事實,難說。

近年美國經濟不景,政府千方百計裁減赤字,奧巴馬已放棄了載人重返月球、探索火星等計劃,而美國若真的要大量投放資源發展太空,不但國內其他經費會受影響,就是其他軍事單位也不一定支持。以上架構重整,「星戰」意味甚濃,假如中國憤青為此雀躍,以為真的要打太空戰,才是正中美國下懷。

需中央機制統籌各國開發太空

那中國太空政策可以怎樣?事實上,太空競賽耗用資源極多,透明度不高,無論對任何國家,都不是理想的競爭平台。唯有各國都把太空視作人類共同資源,才更符合各國成本效益,也符合全人類的成本效益。問題是要達到這一步,需要有一個各國認同的機制,禁止任何國家單獨開發太空,並由這機制統籌各國科學家共同參與太空研發,資金由各國攤分。

對此,不用說其他,美國太空總署就會率先反對,而目前聯合國那個「外層空間事務辦公室」(UNOOSA)理論上也是為協調太空開發而設立的,一些相關國際條約也出現了數十年,但明顯形式重於實際。假如中國能利用目前剛參與太空發展的聲勢,爭取其他國家支持對美國施壓,在未來數十年,逐步設立超越國家層面(supra-national)的機制,讓這機制中央統籌人類開發太空的相關事宜,無論為人還是為己,才是一勞永逸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