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9日星期五

由夏千福的道別視像談起

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Hart)任滿離開香港,在近年擔任這職位的美國人中,他大概是最高調,也最為人熟悉的一位,被香港網民稱為「千福BB」。

他離任前主持一次Facebook直播答問節目,又拍了一段數分鐘的告別小電影,成為美國駐港領事館Facebook專頁出現以來的最受歡迎內容,朋友圈內幾乎人人轉載,絕對是「社交媒體外交」代表作,足以成為這門學科的課堂教材。

該短片成功之處,可簡單濃縮為12點:

一、他毫不硬銷,處處軟銷美國國力,讓人知道他在香港的崗位十分重要,3年來是「做實事」,足以在級別上跟美國駐華大使平起平坐。

二、透過選擇親民片段,向美國國民傳遞他廣受香港各界歡迎的訊息。

三、選擇回顧同志平權、反奴役等活動,強調美國多元價值觀,暗中跟中國在相關議題的立場相比較而不着痕跡。

四、以一口流利廣東話完成全部對白,單是這點已令港人刮目相看(起碼不少在香港多年的中聯辦官員不會說廣東話)。

五、強調他尊重香港本土文化及喜愛香港民間情懷,突顯「由下而上」的一套,跟中國「由上而下」的作風對照。

六、短片穿插月光寶盒一類題材,極「接地氣」,且拿香港網民最愛談論的明將壽司開玩笑,顯示他完全明白香港大眾真正所想。

七、短片有Q版猴年公仔、觀音、寶盒等出現,這些圖騰符合一般美國人對東方主義的認知,也令他保持跟美國社會的脈搏接軌。

八、顯示他善用社交媒體跟網民密切互動,能適應新時代其他崗位及工作,這是他個人的亮麗履歷,足以為日後其他工作鋪路。

九、短片的觀音以「千福BB」呼叫他本人,效果充滿美式幽默。

十、他隻字不提跟中國或香港政府的任何交往,完全沒有特首的出現,與講究官位的中國官員對比強烈。

十一、短片有感情線,讓人感到他真正愛香港。

十二、最後一幕,他帶背包離開領事館,以示他是普通人,而會自行孭背包的香港官員,大家幾乎從未見過。

無論觀眾是否喜歡夏千福的短片,都難以否認這是中聯辦、特區政府官員在可見將來,都難以做到的。這並非夏千福一個人的作風,上任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的風格就大同小異,都是強調親民、沒架子,甚至因此被官媒批評「籠絡人心、不懷好意」。不過夏千福似乎走得更前,因為他善用社交媒體的程度,在外交界當中也是先驅。認識一些香港的愛國前輩,對夏千福的作風相當不以為然,以及有一連串政治化的演繹,且按下不表。這不是說夏千福沒有任何政治動機(那自然不可能),但是否有甚麼特別的挑釁意味,恐怕也不見得。關鍵是時代已改變,無論哪個國家的外交官,包括中國外交官在內,都要面對成為網絡時代「iDiplomat」的挑戰,否則工作只會事倍功半。今天夏千福表現出格,但五年後,這樣的作風,相信會成為全球外交官的常態。

小詞典:iDiplomat

Tom Fletcher曾是英國最年輕的大使,被Gordon Brown稱為「天才外交家」。他卸任駐黎巴嫩大使後,寫下《Naked Diplomacy》一書,認為社交網絡的興起,降低了外交事務的私密性,外交官在傳統國際舞台也不再有聽眾,因此新一代外交官必須成為「iDiplomat」,運用各種社交網絡與民眾互動,才能加強自身認受性,並提升本國形象。

2016年7月28日星期四

去精英政治的地獄使者 ── 法拉奇

英國脫歐一役,異軍突起一大「功臣」是英國獨立黨(UKIP)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主流媒體依然視之為政治小丑,但當大家仔細閱讀他從政歷程,會另有啟示或警示。

法拉奇與卡梅倫、文翠珊、約翰遜等牛津大學高材生不同,早年就讀平平無奇的獨立中學Dulwich College,畢業後沒上大學而直接投身商界,成為商品代理。在自傳中,法拉奇不但不以「non-degree holder」為恥,反而對自身高中學歷大為驕傲,認為這讓他廣泛接觸社會,懂得跟不同背景社群打交道,更「接地氣」。從政以來,法拉奇反覆強調自身是普 通人,較傳統精英更理解普通人的想法及訴求。起碼在這一點上,他較約翰遜、特朗普、馬琳勒龐都名副其實,因他出身真的非常普通。

法拉奇持深刻的歐洲懷疑論傾向,認為歐洲融合理念無視不同國家社會差異,最終必失敗,這是源自他作為小商人親身經歷,也源自他從一般人口中得悉對外 來者的印象。因此,他1993年創立UKIP,以歐盟作為「離地精英的空中樓閣」加以批判,雖不被主流重視,卻迅速受右翼人群支持。由於這群人本來只能在 保守黨內找代言人,而保守黨的精英文化根深柢固,UKIP出現,不單提供意識形態的另一個可能,更是反精英參政的里程碑。

英國選舉採「勝者全得制」,故UKIP這類小黨注定難以突圍,但歐洲議會採比例代表制,法拉奇便以之作為突破點,1999年起當選歐洲議會議員至 今。他進入歐洲議會時受盡其他議員嘲笑,但他善於把握發言機會,跟各國傳統精英唇槍舌劍,逐漸憑口沒遮攔作風打響名堂,成為歐洲議會最具影響力議員之一。 他不服從精英的政治正確,會說「如果自身鄰居是羅馬尼亞人將非常擔憂」一類老實話,在中低收入英國人群聲譽鵲起。2014年,UKIP居然成為歐洲議會內 的英國最大黨,在英國大選的得票也創新高。脫歐一役,完全是法拉奇的理念之戰,儘管其宣傳手法嘩眾取寵及數據不實,卻無可否認,是他幾乎憑一人之力,把一個原來不可能的任務變成可能,約翰遜不過是收割者。

如今法拉奇如願以償,選擇急流勇退,辭去英國獨立黨黨魁一職,稱「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經實現」。有人認為他是退而不休、以退為進,也有人認為他不久就會復出,因為英國獨立黨也沒有其他著名人才。其實法拉奇所求,可能更大,因為他應該看見英國選民的根本結構,隨著脫歐一役,已徹底改變,「本土派」坐大已難逆轉。假如蘇格蘭真的獨立成功,右翼在英國的壟斷將會更明顯,那時候,工黨是否一股足以制衡保守黨的力量,就很成疑問。選民是否寧願有一個更右的主流政黨,承擔兩黨制的主要反對黨角色,也很有可能。

工黨崛起前,自由黨和保守黨並駕齊驅,直到工人階級冒起,政治結構才根本改變。假如英國獨立黨要成為下一波範式轉移的贏家,讓英國政壇只能在「右」和「極右」之間選擇,就像日本政壇現在那樣,法拉奇自要韜光養晦,成為超然於日常政治以外的明星,對英國脫歐進程持續施壓,等候最合適的時機才復出。這份功業,代表英國精英政治的崩潰,也許比英國脫歐的意義更大。

小詞典:Europe of Freedom and Direct Democracy(EFDD)

2014年第八屆歐洲議會內,各國持「歐洲懷疑論」的右翼黨派組建的聯盟,前身是2009年英國獨立黨在歐洲議會組織的疑歐政黨聯盟「Europ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EFD)。2014年聯盟重組,主力黨派仍是英國獨立黨,同時有意大利極右政黨「五星運動」、瑞典民主黨、德國Alternative for Germany等新興右翼黨派加盟,法拉奇是主要領袖之一。

2016年7月27日星期三

土耳其政變對泰國的啟示

近日談及土耳其軍隊政變模式與常見軍隊政變有何不同,而類似的還有「泰國模式」,兩者的比較不但值得用於分析過去,也能前瞻未來。

泰國軍方自1932年以來,一共發動18次政變或未遂的政變,民主化前更是長期執政。近年軍隊政變的頻率再次升高,但效率驚人,例如2006年及 2014年,軍隊都在一天內解決經年的政治亂局。泰國民眾與土耳其民眾相若,對軍方政變都表達了一定支持,軍隊的威望也是相對崇高,在兩大政治陣營對峙之 時,不少泰國人都寄望軍隊維持穩定。泰國軍隊亦做到行動相對和平及不太戀棧權位,因此常被拿來跟土國軍隊相提並論。

但與土耳其相比,泰國軍隊的「清廉」是建基於從前的大量軍費,還有勢力範圍內的經濟利益,泰國人都知道「水清則無魚」。再者,泰國軍方並非某一特定 理念的捍衞者,只是負責在王室與民選政府之間維持一種勢力平衡,從而避免社會因為王位更迭或政權交替而出現動盪。既然自身也是既得利益者的一員,泰國軍隊 較土耳其軍隊更積極承擔「大和解」的角色,例如在2014年發動政變前,曾多番嘗試組織國內各勢力舉行五方會談。同時,泰國軍方也有不同將領支持不同派系或捲入王室內鬥,本身並非鐵板一塊。

軍方扭乾坤靠泰王

泰國君主已數十年沒有更迭,但泰王年事已高,王儲聲望甚低,而黃衫軍與紅衫軍之爭仍未結束,未來數年內,很可能同時出現王權及政權都不穩的情況,那 時候軍隊要維持平衡就更困難。以往泰國軍隊發動政變成功,多少有賴國王不同程度的默許,令落台政客失去抵抗意志,民眾也容易接受。但假如未來連新泰王的角色也失去光環,軍隊有否能力一錘定音,就很難說。

這次土耳其的流產政變,對泰國軍隊充滿啟示。一方面,泰國的新興精英可能和土耳其新生代一樣,對軍隊失去從前的尊敬,而另一方面,現代資訊科技的發達,也令從前和平政變的模式更難複製,只要有人抵抗,軍隊有沒有意志鐵腕處理,頓成疑問。何況無論軍隊怎樣超然,實際上都代表上層傳統精英,而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反精英情緒蔓延,泰國也難獨善其身。假如泰王在生時爭取主動,安排包括軍隊在內的各方和平交班,分配好利益,還可能避過衝突,否則未來步另一個「撕裂國度」土耳其的後塵,也是情理之中。

小詞典:五方會談

2014年泰國軍方發動政變前,曾邀請泰國時任政府首腦、「反獨裁民主聯盟」代表、為泰黨代表、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泰國民主黨代表等國內主要政黨勢力,共同商議解決危機,提出的方案包括內閣主動請辭、組建聯合政府、各方集會人群同時解散等。但與會各方均拒絕退步,最終會談未能達成共識,軍方遂決定政變奪權。

2016年7月26日星期二

淺談金庸小說的國際關係

今年香港書展以武俠小說為主題,媒體邀請訪問,談金庸的國際關係觀 (詳見另文)。金庸先生以武俠小說成為一代宗師,其實宗師求學時,是就讀於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的同行前輩。金庸的武俠小說以中國為背景,觸及不同朝代的外族政權,甚至有扶風、朝鮮、西域、天竺、西洋俠士出現,這些情節自然觸及國際關係,不需再作介紹。值得思考的,反而是國際關係的概念如何融入金庸武俠世界,一切可以從武林大會開始談起。

武林大會與國際會議

例如《笑傲江湖》,五嶽劍派舉行併派大會,雖說「五嶽劍派,同氣連枝」,但為了盟主一位,各派爭權奪利,而整個競逐過程其實並非在大會進行,而是長期作戰的邊談邊打。嵩山派左冷禪為爭奪盟主之位,不惜暗殺、陷害、收買各派高手,以消磨對方實力,但最終還是為他人作嫁,便宜了華山派岳不群。

這種介乎談判和決戰之間的格局,教人想起三十年戰爭(1618-1648 年)後的和會,以及最終簽訂的《威斯特里法條約》,條約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的世界觀,是國際關係極其重要的里程碑。戰事可追溯至宗教改革,將歐洲分為天主教和新教兩大陣營,而三十年戰爭也分為兩派,一派是哈斯堡集團,由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含奧地利)等組成,另一派是反哈斯堡集團,有法國、瑞典、丹麥等成員,最終以哈斯堡集團戰敗落幕。而這兩大集團,就頗有「傳統霸權」華山派和「新興霸權」嵩山派的影子。其實歐洲的天主教力量原來較為強大,正如華山派分裂前以風清揚的「獨孤九劍」笑傲江湖,但各國、各派外交都是現實主義主導,原屬天主教陣營的法國為了打擊神聖羅馬帝國,最終加入新教陣營作戰;而原屬新教陣營的丹麥為了抗衡強鄰瑞典,戰爭後期卻倒戈相向。嵩山派拉攏各派內部的「非主流派」,正是同一外交倫理的顯現。

《天龍八部》的各國互動

當不同派系有了明顯國家背景,金庸小說的國際關係元素,就更加明顯,《天龍八部》是當中代表作。當時是北宋年間,但金庸並不以宋為正統,對同時存在的遼國、西夏、大理、崛起中的女真族(即後來的金國)、乃至希望恢復燕國的慕容氏,都賦予平起平坐的重視。這些國家之間的瓜葛,不但塑造了主角之間的基本關係,也刻劃了複雜的身分認同問題。例如喬峰是遼國人,在宋國長大,又分別與遼國國主耶律洪基、後來成為大理國王的段譽,以及西夏駙馬虛竹結拜為兄弟,而與要復興燕國的慕容復齊名,這種武功以外的實力,其實反映了當時各國的最大公約數,也是維持相對和平的關鍵。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曾瑞龍教授的遺作《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正是分析北宋國際關係的著作,足以作為《天龍八部》的參考。他以大戰略架構分析了當時每一場戰事,發現兩國交戰其實勝負參半,並非教科書形容的宋軍「屢戰屢敗」,而且除了楊家將和岳飛,宋國還有不少獨當一面的戰將。

最終宋國偏安,其實是外交失利。這觀點在《天龍八部》反而顯現得更充分:宋國趕走了原來可以為自己服務的喬峰,對西夏、大理、西域群豪也不大重視,境內高手都得不到重用,才走到各國服務。

國際政壇韋小寶:李光耀與梅特涅

這類外交操作不一定要以派系為單位,也可以在個人身上體現。金庸筆下最有活力的角色《鹿鼎記》韋小寶,其實就是一位大外交家,長期遊走各大勢力之間,靠的不但是個人的機靈,更是維持勢力平衡的敏銳觸覺。此所以他在康熙可能剿滅天地會時出手破壞,在康熙幾乎被暗殺時也奮不顧身相救,甚至對俄羅斯也留有一線,因為他深知道要是世上沒有矛盾,也就沒有他的生存價值。

以手腕和能力而言,最有韋小寶風範的大外交家有兩位,其一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新加坡一直宣傳是被「踢出」馬來西亞聯邦, 「被迫」獨立,李光耀更在電視直播痛哭,但近年研究發現,其實他早已部署獨立,哭別只是為免刺激馬來西亞,其實心中在暗笑,這種事,韋小寶幹過不少。而正如韋小寶在每個勢力內部都有結拜兄弟一類支持,李光耀也很刻意結交不同陣營的貴人,在美英兩岸之間遊走之餘,更有意料之外的強援以色列。當時李光耀留意到以色列軍隊在中東戰爭戰績輝煌,就邀請以色列軍人喬裝成墨西哥人,秘密培訓新加坡軍隊,並以台灣為訓練基地,而瞞過對以色列敵意甚深的眾多伊斯蘭鄰國,和韋小寶借助明朝公主、神龍教高手等保護在清軍的自己,如出一轍。李光耀一手促成兩岸汪辜會談,韋小寶也成為中俄兩國共同信任的中間人,這些不但是難以複製的社會資本,更是獨一無二的軟實力。

其實在李光耀之前百多年,歐洲也出現一位韋小寶色彩甚濃的一流外交家:奧地利的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他是拿破崙戰爭後,維也納和會的設計師,遊走於各國之間,利用個人手腕,促成各國達成協議,重建歐洲保守主義的秩序。其實奧地利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已遜從前神聖羅馬帝國時代,但憑藉梅特涅的外交手腕,令奧地利在戰後獲得不少利益。「梅特涅式平衡外交」(Metternichian Balance ofPower)被視為新加坡立國哲學,指導思想為「雙重鑲嵌」策略,即令世界和地區列強的利益嵌入新加坡本土,而新加坡的生存空間亦嵌入各國外交考量之中,以避免外交上的一面倒。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對帶領新加坡遊走於美國、中國和英國等勢力之間,並能適時作出正確決定,明顯十分自豪。我們常以為香港就是韋小寶,其實假如今天的香港人、香港領袖還有韋小寶功力的十分一,就應該額手稱慶了。

沈旭暉 《明報》副刊 2016年7月26日

土耳其軍隊作為「第四權」

前周,土耳其部分官兵發動政變以「維護憲制、民主、人權與自由」,不久即告失敗,讓總統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獲大舉整肅軍隊的藉口。閱讀這場政變,大家須明白土耳其軍隊角色,跟那些發動兵變的第三世界軍事強人不同,幾乎已是土耳其常規權力平衡的一員;而軍隊在民眾心目中地位尊崇,公信力甚至較政府、國會及媒體更高,這種「informal politics」,確實不能簡單以純西方概念理解。

這是因為土耳其共和國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不但是現代土國奠基者,也是軍隊的靈魂,他成名便是在加里波利之戰,終身喜歡人家稱他為將軍,是以土耳其軍隊歷代將領都是凱末爾主義繼承者。他們一般教育程度頗高,且有自身的學院,作風西化,成為北約成員後擁有百萬大軍,更有點看不起其他伊斯蘭國家軍隊的實力。軍方領袖的精英思想逐漸根深柢固,也產生了「捍衞」共和國的責任。

儘管凱末爾曾禁止軍人干政,但1960年至今, 土耳其軍方已發動了6次政變,全都以「國父」之名進行,軍方也從憲法中找到條文,去確認他們的政治角色。首4次政變都十分成功:

一)1960年,軍方認為民選政府抗擊經濟通脹不力,違背凱末爾的「國家主義」原則,遂發動政變推翻政府。

二)1971年,軍方不滿民選政府,僅向政府提交一份「備忘錄」,政府即主動下台,史稱「備忘錄政變」。

三)1980年,土耳其政黨左右派紛爭不斷,軍方推翻政府。

四)1997年,民選政府的伊斯蘭化政策被軍方指為「倒行逆施」,然而政變尚未啟動,總理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便主動請辭,被稱為「後現代政變」。

在上述政變過程中,土耳其軍方都做到相對「公正」,而且沒有戀棧。軍方接管政權後,一般在短期內重新大選,「還政於民」,最長的軍政府時間是1960年政變後的17個月,其他都極為短暫。新政府成立後,軍方也不參與具體運作,避開了種種以權謀私的嫌疑。而且這些政變頗為和平,政變前軍方都會提前知會政府,並對全國作出說明,陳述現政府怎樣違背凱末爾遺訓,通常兵不血刃就解決問題,軍力不過作為一種手段,而不是真的打算流血。土耳其民眾普遍認為一旦政府、國會等解決不了問題,軍方出手不但無可厚非,更是制度一部份。

但在2003年、2007年,土耳其軍隊都曾醞釀政變,結果都失敗收場,反映隨著伊斯蘭主義興起,凱末爾主義的神話已日漸褪色。然而土耳其民眾一直視軍隊為「愛國者」,無論他們的政變成功與否,都得到「愛國」光環,因此這次流產政變後,埃爾多安不斷進行反宣傳,例如把軍人演繹為「賣國賊」,聯繫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等「外國勢力」,還讓群眾公開在視頻羞辱軍人,乃至讓他們脫衣下跪,這些都是為了根本根除軍隊作為常規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令土耳其未來再沒有三權分立以外的「第四權」。至於未來還有沒有「三權」,那也難說得很了。

小詞典:加里波利之戰 (Battle of Gallipoli)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戰役,協約國派出50萬士兵遠征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希望打通海峽,佔領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令德國失去東方盟友。但協約國強攻一年而無收獲,最終被逼撤退,這是土耳其的重要勝利,凱末爾就是戰役的指揮官。澳洲、紐西蘭軍隊至今仍紀念這場戰役,因為那是他們早年遠渡重洋的代表性行動。

2016年7月25日星期一

土耳其政變:凱末爾主義的末路?

上周土耳其爆發流產政變,震驚世界。震驚的不是政變本身,因為軍隊以 「超然」姿態發動政變捍衞國體,一直是土耳其政治的常態。總統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對政變重手反擊,一舉整肅國內軍隊、法官、教授、教師、媒體,涉及人數達數萬之多,才真正令人吃驚,對國體的影響,才更像一場政變。冰封 三尺非一日之寒,本欄不久前才談及埃爾多安在位期間,如何調整土耳其的內政外交主張(見本報6月30日A24頁〈再伊斯蘭化 恐怖主義溫床〉)。這次政變失敗,可能令土耳其世俗派與保守派的長期鬥爭畫上句號,因為作為土耳其立國基礎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已元氣大傷。

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國脫胎自鄂圖曼帝國,由「共和國之父」凱末爾將軍(Mustafa Kemal Ataturk)制定的國策,包括六大原則:

1. 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廢除蘇丹、哈里發,實行共和,確立選舉政府、三權分立、法治等一系列現代共和政體特點,不同民族被統合在共和國內,令土耳其成為穆斯林世界中最西化的國家。

2. 平民主義(Populism):這並非民粹主義,而是公民主義,即國家主權和社會利益皆以「公民」(Citizenship)為歸依,與宗教信仰、世襲王權等無關 。

3. 民族主義(Nationalism):多民族、多信仰的「後鄂圖曼帝國人」達成「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共識,無論民族、宗教信仰,凡是擁護「土耳其民族價值」者,皆屬土耳其公民,享有相應公民權利。

4. 世俗主義(Secularism):鄂圖曼帝國是政教合一的伊斯蘭神權國家,土耳其則把宗教信仰和世俗政治分隔開,宗教自由受法制保護,但不得干涉世俗政治和生活 。

5. 國家主義(Statism):土耳其經濟現代化必須由政府主導,政府須管理國家經濟規劃,包括在私人經濟領域失衡時主動介入,以維護國家利益。

6. 改革主義(Reformism):在凱末爾眼中,鄂圖曼帝國的社會制度是落後的象徵,現代化的方向由日常生活到意識形態,都必須是西式社會改革。

凱末爾主義的誕生和延續,與凱末爾本人及土耳其軍隊、社會精英分子(又稱「凱末爾黨人」)的理念和利益一脈相承,也與當時的國際格局有關。那些堅持 西化立場的政商精英,在凱末爾時代已成既得利益者,傳統宗教勢力則成為對立面,左派則對兩者都反感、而傾向蘇聯,因此當權派只有向西方更積極一邊倒。

然而冷戰結束後,土耳其的結構,卻開始出現質變。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昝濤是華語學術界土耳其研究的權威,他認為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再分配、民族宗教矛盾、全球權力轉移等問題,都令土耳其難以獨善其身。逐漸地,有一派土耳其精英提出「去凱末爾化」,推手除了埃爾多安,還有著名外交家兼國際政治學者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ğlu),也就是埃爾多安的左右手。達武特奧盧曾任土耳其外長、總理,亦曾是正義與發展黨主席,2001年出版了《Strategic Depth》一書,批評凱末爾主義下的全盤西化,實際上限制了土耳其的外交戰略空間,與中東周邊各伊斯蘭國家產生了隔閡。他認為在新的全球格局中,土耳其的外交戰略應有三點新定位,這被稱為「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

1. 當全球朝多極方向發展,土耳其需要從意識形態上擺脫「唯西方論」,轉而從自身視角出發,尋求大戰略定位,充分參與地區、國際秩序的重建。

2. 土耳其要重新構建與「東方國家」、尤其是周邊穆斯林國家的關係,在宗教文化和地區秩序兩方面,都應重新成為區域中樞(即奧斯曼帝國曾扮演的角色)。

3. 土耳其的大戰略是憑藉與穆斯林國家的密切聯繫,和與西方政治經濟上的合作,發揮獨特的橋樑作用,溝通東西,實現土耳其「中等大國」的復興。

「新奧斯曼主義」雖然是外交方略,但其實直接觸及土耳其的根本社會矛盾,與凱末爾主義存在顯著差別,也是對凱末爾「全盤西化」的否定。正義與發展黨之所以能在過去十年將這戰略付諸實踐,全因善於利用國內矛盾。支持凱末爾主義的傳統精英,雖然對國家現代化貢獻良多,但同時也造成國內資源分配不均,以及傳統穆斯林信仰被壓抑。隨著土耳其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不斷增長,一大批中下層土耳其人通過民主選舉,成為新晉精英,但與傳統精英格格不入;農村地區為數眾多的傳統穆斯林社群,也開始利用選票發聲,並以復興伊斯蘭教為反精英的連結。正義與發展黨的崛起,就是作為上述新晉精英和農村社群的代表,自我賦予取締傳統精英的使命。

這次「反政變」之所以和歷來政變不同,一來在於經過正義與發展黨暗中宣傳多年,凱末爾主義的群眾早已被削弱,民眾在埃爾多安的視頻號召下上街,迅速令軍方成為群眾的對立面,失去從前的光環。二來無論是歐美還是俄羅斯,都第一時間表態支持埃爾多安,因為根據「新奧斯曼主義」,土耳其已成為東西之間的關鍵國家,比從前有了更多討價還價實力。三來在「阿拉伯之春」後,中東亂局四起,人民普遍害怕進一步動盪,情願有強人出現穩住局面,令埃爾多安的一切整肅都得到默許。四來凱末爾主義從前得以成功,有賴傳統精英控制媒體,現在埃爾多安卻利用社交媒體,不斷傳播傳統精英的種種陰謀論,更利用群眾公然羞辱軍官、法官、學者,這對傳統精英的社會威望,造成致命打擊。

整肅過後,埃爾多安代表的新興勢力,幾乎肯定取代凱末爾主義,成為土耳其的主流聲音。激進伊斯蘭組織也必然加速崛起,與埃爾多安政府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問題是凱末爾主義被擊垮了,埃爾多安也不可能長治久安,因為激進伊斯蘭主義只要有魅力領袖出現,可能比他更有群眾基礎;而沒有了凱末爾主義的屏障、軍隊和傳統精英的角色,激進份子通過一次選舉或起義變天,就變得可望可即。土耳其的未來,令人越來越悲觀。

小詞典:撕裂國度(Torn States)

學者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使用的名詞,指一個國家內部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體系,就容易內部撕裂,通常一方是西方文明,另一方是本土傳統文明。土耳其是典型例子,近年亂局不斷的埃及、烏克蘭等,也是其他例子。

2016年7月22日星期五

拳王喪禮外交拾遺

一代拳王阿里(Muhammad Ali)上月在美國去世,享年74歲。對筆者這一代人而言,對阿里的印象頗模糊,沒看過他全盛期的英姿,只知道他患柏金遜症後的掙扎。但在國際關係領域,阿里是重要角色,對美國黑人政治乃至伊斯蘭外交,都有直接介入。阿里在故鄉的葬禮盛大,可謂典型的「喪禮外交」。

參加葬禮的美國政客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前總統克林頓。阿里生前與克林頓私交甚篤,克林頓在致辭中多有感懷,但他反覆強調的,仍是阿里作為「美國夢」的榜樣,盛讚阿里「從小決意書寫自身故事,這一決心無關人種、膚色、命運」。大選期間,克林頓的悼詞自然意有所指,因民主黨定義的「美國夢」,就是如阿里、奧巴馬一般,突破階級與膚色,憑個人天賦及努力實現自身價值。相反,共和黨的「美國夢」儘管也強調能者出人頭地,阿里也曾支持共和黨的列根總統,但特朗普的「大白人主義」色彩明顯,被視為遠離阿里代表的價值。

土總統出席 添想像空間

阿里生前另一好友、美國黑人社運領袖Malcolm X的女兒,亦於葬禮致悼辭。阿里獲得拳王殊榮後,成為美國黑人等少數族裔的代表,致力黑人平權運動,對提高黑人地位極有貢獻。但Malcolm X至今仍是爭議人物,雖是不少黑人眼中的英雄,卻也依然被批評為過分暴力。阿里最大外交貢獻之一,在於一生堅持反戰立場,還曾因反對越戰及拒服兵役而被禁參賽。他退役後,頻頻以聯合國和平大使身份出訪各國,獲得美國平民最高榮譽 ── 總統自由勳章。Malcolm X的後人現在強調其「和平理性」一面,自然也是後天加工。

阿里在七十年代皈依伊斯蘭教,被不少穆斯林視為英雄,他的葬禮也不乏外國貴賓。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都以穆斯林領袖身份,親自飛到美國,參與阿里葬禮,這規格實在罕見。阿里和土耳其的淵源,特別值得一提:1976年,阿里曾赴伊斯坦布爾,與當時的土耳其總理Necmettin Erbakan會面,而埃爾多安正是Erbakan的弟子,認為阿里感召了他們一代年輕穆斯林。當然,他專程走到美國,也可以傳遞其他訊息,例如希望改善和美國的關係,或自己才是伊斯蘭世界的領袖。

有趣的是,埃爾多安作為一國元首,原來被安排參與致悼詞,但最終主辦方卻說「時間不夠」,將之取消。埃爾多安曾要求在儀式上誦讀古蘭經,亦被阿里家人婉拒。背後是否有其他含義,結合到土耳其剛發生的流產政變、與埃爾多安指控流亡美國的政敵為幕後黑手,就令人有不少想像空間。

小詞典:總統自由勛章

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45年設立的「自由勛章」演化而來。「自由勛章」本用於表彰二戰期間,對美國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多名中國抗日軍人曾受此殊榮。1963年,甘迺迪總統將這一榮譽提升為「總統自由勛章」,表彰對美國利益、世界和平和文化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是美國對平民的最高榮譽,但獲獎者不限於美國公民。

2016年7月21日星期四

「薩德」系統──中國對韓外交滑鐵盧

南海仲裁案受廣泛注視,其實與之相比,同步發生的另一國際大事或有更深遠影響。美韓兩國上周公布,南韓接受美方部署「薩德」(THAAD)反導彈系統,地點為東南部星州郡,對北京而言這是晴天霹靂。

「薩德」被稱為「陸上宙斯盾」,是目前美國最先進的反導彈系統,用於中短程彈道導彈的末端攔截。美韓兩國就「薩德」的磋商始於2013年,當時北韓進行第三次核試,南韓希望尋找更有保障的安全網,但因中國的態度而猶豫不決。今年初,北韓第四次核試,且進行彈道導彈測試,南韓才立定決心,跟美國重啟「薩德」談判,最終達成協議。

過去數年,中國已盡最大努力爭取南韓,希望成為南北韓都信任的仲裁者。兩國經貿關係發展迅速,雙方簽署自貿協定之餘,南韓總統朴槿惠還出席中國國慶閱兵,成為唯一到場的美國盟友領導人,彷彿形勢大好。但中韓交好最大前提,絕非單單為了做生意,而是為了國家安全,韓方一直期望北京做出突破性外交動作,能夠疏遠北韓,改為支持南韓,那樣南韓才有可能離開美國集團。

但金正恩不斷挑釁,北京的回應令南韓失望,青瓦台甚至無法第一時間接通與北京的直通熱線;而中國最終的制裁力度及效果,都遠不及韓方期望。這也反映習近平始終希望保留北韓作為外交棋子,在必要時制衡美國,而對南韓而言,期望落差是巨大的。過往跟南韓外交官交流期間,他們傳遞的訊息都清晰不過 ── 北京什麼時候才能站在我們一邊呢?我們做的還不夠麼?

其實在純軍事角度,「薩德」能否防禦北韓,也大是疑問。不少軍事專家指出,這系統雖然在彈道導彈攔截精度上佔絕對優勢,但假如北韓以密集的短程導彈、火箭彈攻擊南韓,特別是首都首爾,「薩德」就難以招架。南韓最終決定部署「薩德」,其實外交姿態重於一切,訊息就是:美韓軍事同盟依然無可取代,之前和北京的友好,都只是經濟層面的合作,難以觸及根本戰略佈局。

對美國而言,這可算是亞投行一役大敗後,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外交成就。南韓部署「薩德」不但是一個國家的事,也能鞏固美國在整個東北亞的勢力,聯合日本,順道監察中俄兩國導彈,這些足以挑動北京神經,甚至被一些冷戰思維者,想到列根顛覆蘇聯的「星球大戰」計劃。《環球時報》的社評雖然不能代表外交部,但提出的戰略建議,還是值得注意。它認為北京應對參與「薩德」部署的南韓企業、個人進行制裁,以示中方反對決心,同時強化反制「薩德」的技術,必要時甚至要連同俄羅斯在導彈技術上尋求突破,令「薩德」喪失對中國的戰略威懾作用云云。

問題是,這些提議都是不可行的。整個政策不是南韓企業的問題,而是南韓國策的調整。假如制裁南韓企業,只會把南韓進一步推回美國;反而保留經貿合作,才能留下一點制衡作用。至於聯俄制美一類老調,又是冷戰時代的事;俄羅斯需要中國的外交姿態,卻從來對高科技技術轉移充滿戒心。中國真正應該考慮的,其實是調整自己對北韓的政策,否則過去對南韓的用功,就全部白費了。

小詞典:美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

美國為防止本土受到他國洲際導彈襲擊,而建立的反導系統。它不僅覆蓋美國本土,更將美軍於海外的軍事基地和盟國納入範圍,是目前美國全球軍事部署的重要環節。代表性武器平台是「宙斯盾」海基導彈防禦系統,主要用於彈道導彈中段攔截;新晉部署的「薩德」系統,則採取末端攔截方式。

2016年7月20日星期三

常設仲裁法院歷史案例

昨天談及國際常設仲裁法院(PCA)的地位,而從國際法的實踐歷史而言,PCA的案例都具有深遠影響。研究PCA的權威Manuel Indlekofer認為,在ICJ成立前的20世紀早期,PCA經歷了黃金時代。以下三大領域的PCA案例,都被後世國際法體系繼承,並發揚光大:

.在領土主權爭議方面,1928年PCA的「Palmas島仲裁案」,就產生了極重要影響。本案中,美國與荷蘭就Palmas島的主權歸屬持不同立場,而PCA通過仲裁,首次確立以「長期連續進行切實的主權管轄」,作為判斷爭議地主權歸屬的關鍵法律依據。這一決定,成為至今解決主權歸屬的重要參考。

.在國家責任/外交保護方面,1914年PCA的「法國訴秘魯案」,也是影響至今的經典範例。當時秘魯發生政變,新政府宣佈,上屆政府給予法國銀行的經濟權益全部「作廢」。但PCA最終裁定,秘魯新政府的上述主張不成立。

.在條約解讀方面,1913年PCA的「帝汶島仲裁案」,也是一錘定音。當時荷蘭、葡萄牙就帝汶島邊界條約的文字產生爭議,最後PCA裁定,各國釐定條約時,將以「締約方的真實意圖」、而非「照搬文字」作為解讀原則。

當然,PCA先天的無約束力弱點,成了一個明顯缺陷,因此才有日後ICJ的出現。不過PCA在未來國際關係的角色,卻依然是不容低估的;它和ICJ的分工合作,也是難以取代的。例如在處理國家與非國家個體之間的糾紛時,PCA才可以扮演角色;而在處理諸如環境保護、文化權益等非傳統議題上,PCA亦可激發國際社會關注。這些都是ICJ作為主權國家俱樂部難以理順的。

Manuel Indlekofer甚至提出,未來PCA可以發展為一個「傘型機構」,統領現行所有根據多邊條約設立的臨時仲裁,把它們變成一個國際體系。他也認為PCA可以考慮正式加入聯合國爭端解決機制,從而與ICJ在聯合國框架內的分工合作,一方面強化PCA的法律約束力,另一方面為國家、非國家行為體的爭端解決,提供更多法律咨詢服務。本欄多次談及非國家個體對國際關係的挑戰,假如沒有PCA,世界只會更紛擾。

可惜這些並不容易在短期內達成,特別是經過南海仲裁一案,中國只會對PCA的角色強烈質疑。其實只要應用得宜,理論上,PCA也是可以對中國外交有幫助的:例如通過中資機構在PCA訴訟,就可以做到很多國家層面不能完成的任務。這種空間,正是21世紀「多孔外交」的精髓所在。假如因為一個案例不爽,而要全盤否定PCA,這樣的結論,不但草率,而且令人遺憾。

小詞典:Palmas島

Palmas島位於菲律賓與印尼之間,1928年,統治印尼的荷蘭和統治菲律賓的美國,就島嶼主權出現爭議,兩國同意交由PCA裁決。美國主要理據是島嶼比較接近菲律賓,同時菲律賓前任宗主國西班牙有較早發現島嶼的證據;荷蘭理據則是對島嶼實施有效管治。PCA判決,地理距離、發現時間都不是爭取主權的最有力證據,長期的有效和平管治才是判決基礎,因此判決荷蘭勝訴。

PCA是「A貨」國際法庭?

本欄兩年前談及菲律賓控告中國的案件(見本報2014年3月28日A30頁〈如何回應菲律賓「控告」中國?〉),當時已不斷強調處理案件的並非國際法庭(ICJ),而是常設仲裁法院(PCA),並述說箇中差別。今次PCA就南海爭議的裁決確實充滿爭議,特別是把台灣控制的太平島定義為「礁」,可說顛 覆從前大家對國際海洋法的主流認知。但這是否代表PCA就不值一提及可以不予理會?自然不是。

數年前,德國奧格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Augsburg)國際法研究員因德萊科費爾(Manuel Indlekofer)出版了專著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詳細探討PCA歷史背景及對當今國際關係的影響,值得個別媒體對PCA及法官人身攻擊前認真參考。PCA源自1899年首屆「海 牙國際和平會議」,當時各與會主權國達成「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協議。當時還未有聯合國,也未有國際聯盟,歐陸諸國軍備競賽白熱化,遠東中日海戰剛結束,各 國仍把戰爭視為解決爭端的常見手段。因此和會確立「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精神,並設立PCA,獲各國共同尊重,也被日後國際法視為重要法源。不少現今的國際 公約,法源都明確源自這次會議及PCA,這是誰也不能迴避。

國際接受 鮮有批評

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PCA的名字有「法院」一詞,但並非定義上的「國際法庭」,而是一個鬆散的國際政府間組織。PCA的「國際局」(類似書記官 處)僅負責為各類仲裁法庭提供法律諮詢;直接進行仲裁的,則依賴由119個締約國舉薦的法學專家組成的法官名冊。每當有案件需要PCA仲裁,當事國可從上 述名冊選擇法官組成仲裁庭,並就案件仲裁程序進行單獨協商。

基於這樣的背景,PCA在法律性質上,與同在海牙和平宮的ICJ有很大區別。首先,PCA不是聯合國下設機構,運作資金由訴訟參與方、而非聯合國提供;沒有常設法官,仲裁員均由當事方自行挑選。第二,PCA的聽證和仲裁過程不對外公開,甚至在當事方要求下,有時連結果也可以保密。第三,PCA不僅接受國家之間的仲裁申請,也處理國家與國際組織、乃至個人之間的爭端仲裁,這是只回應主權國家爭議的ICJ不可能出現的。最後,《聯合國憲章》寫明ICJ的裁決,可由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執行,而PCA的仲裁結果沒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文件規定。

不過儘管PCA在法律性質和組織結構上看似較「弱」,但上述程序早被國際社會接受,起碼被締約國接受。根據Manuel Indlekofer的研究,PCA的成立和運作,標誌國際社會首次將「和平解決爭端」的理念付諸司法實踐,為國際法的「編纂和漸進式發展」(codification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提供基礎,直接促進了1922年ICJ前身「常設國際法庭」的誕生。因此,世界各國都鮮有批評PCA本身。

PCA的機制有其局限,但比一般臨時仲裁庭有更清晰的法律地位,又比ICJ靈活,不僅可用於仲裁,還可執行調查、調解,和構建互信機制。當非國家個體成了ICJ的盲點,PCA更提供了替代機制。說到底,中國不執行PCA判決本身,其實是意料中事,不會因此在國際社會失分。但以「法官收菲律賓錢」一類說法質疑整個PCA,卻是出乎意料之外,令人不安。

小詞典:和平宮

和平宮是荷蘭海牙一棟行政建築,由卡耐基基金會捐贈建立,是PCA和ICJ的所在地,亦被國際社會視為「國際法之都」。享有盛名的海牙國際法學院和和平宮圖書館亦位於此,該建築被授予歐洲文化遺產稱號,是現代國際法權威的象徵所在。

2016年7月18日星期一

迎接全球反精英主義時代

過去數年,全球政壇相繼右轉,不少依靠民粹作風爭取支持,從前主流評論及精英眼中「不可能」當選或「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都已陸續出現。綜合全球右翼民粹立場,他們往往都對政治經濟「建制派」理論,諸如自由貿易、國際合作等持反對態度。這些訴求自有不少根據,但他們為了帶動普羅百姓跟精英的距離,同時開展批判精英階層的運動,宣傳精英高高在上,只圖私利,不知民間疾苦,以突顯自身「接地氣」,惟已帶來社會長期撕裂。

在右翼政黨競選口號中,「精英誤國」、「還政於民」的呼聲十分常見,也最受選民歡迎。美國特朗普、英國約翰遜、法國馬琳勒龐、意大利格里洛(Beppe Grillo),都被傳統精英鄙視,卻都是用同一種語言,獲愈來愈多支持。

這現象便是學界所稱的「反精英主義」或「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它在各地各有淵源。根據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索厄爾(Thomas Sowell)論述,美國反精英、反智主義及民粹傳統,早在十七世紀美洲殖民年代便已萌生。當時第一代美國人受夠歐洲精英階層壓迫,方才追求獨立,美國憲法「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正是當時新大陸平民對所謂「受教育的精英」的挑戰。歐洲貴族們即使飽學,卻缺乏實幹技能,難以獨立在新大陸開創生活,這更讓富於實幹精神的美國拓荒者們對歐洲精英持批判態度。自此,對精英階層「離地」的批判,便成為美國社會文化一部分。

美國反精英主義是相對由下而上的,但歐亞兩地的反精英主義多是由上至下。例如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後,把「階級鬥爭」引入知識文化領域,把傳統精英學術階層置於工人農民階級對立面,在重視後者文化程度的同時極力打壓前者,把眾多知識分子驅逐及流放,開啟蘇聯壓迫精英時代。共產中國與其他共產政權繼承此一立場,以文革及赤柬大屠殺為高潮,中下社會階層普遍對知識分子、學術精英持負面態度,公共知識分子也從未得到西方的地位。西歐近代反精英主義的高潮,也是跟法西斯政權密切聯繫,後者倡導「理想」主義,打壓傳統學術的批判思維,以此消弭知識分子、傳統精英對政權的威脅。

不過進入21世紀,歐美亞太各國反精英浪潮幾乎同步勃興,背後卻有新一批結構性因素,不少都直接源自全球化時代。美國比較政治學家Duane Swank在探討全球化與右翼民粹政治的論文中指出,經濟全球化令各國國內社會經濟分層加劇,進一步擴大社會貧富不均。以菲律賓為例,近年儘管經歷高速經濟增長,但仍有近1/3人口每日收入處於貧困線下。隨著資本商品自由流動的,還有人口,而移民往往直接對本國社會福利資源分配造成衝擊,更容易引發新矛盾。

傳統精英學者往往強調全球化帶來的宏觀經濟增長收益,卻迴避對社會內部結構的衝擊;但另一方面,而立場偏中、左的政府,基於對「大愛」理想主義的追求,往往也未能有效處理移民一類問題。處於利益受損一方的中下層人民,自然認為那些精英階層(往往也是受惠於全球化的階層)是「離地」的,甚至有意「背叛人民」,因此傾向將選票投給反對資本自由流動、反對自由貿易、抵制移民的右翼政黨,以期反全球化政策措施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全球通訊技術革命、尤其是互聯網,更為全球各國右翼「聯合」提供了可能性。德國政治學家Sabine von Mering 和美國政治學家Timothy Wyman McCarty對歐美右翼勢力蔓延進行分析時發現,互聯網跨國界、跨階層的傳播性質,讓本來處於不同國家的右翼人士得以「聯動」,加上網絡虛擬空間更有「反建制」的天然優勢,因為傳統媒體平台往往被建制精英的觀點壟斷,而反建制者就過互聯網,將自己的不滿放大,造成更廣泛的跨國影響。這一生發於虛擬空間的漣漪效應,反過來影響現實政治,成為各國右翼政黨贏取支持的平台,更加速了右翼勢力在全球蔓延。

目前英國脫歐成功,特朗普亦爆大冷成為美國共和黨正式候選人,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G7 集團內的法、意兩國。法國「國民陣線」由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創立,他本人曾因替法西斯戰犯辯護而招致廣泛批評,正是法西斯時代反精英主義的代表。他的女兒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在這議題上與父親劃清界線,率領該黨以反自由貿易、限制移民、脫離歐盟為主打政策,在 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戰勝傳統中間黨派,成為法國在歐洲議會第一大黨。2015年巴黎遭遇恐襲後,國民陣線在地方選舉贏得超過30%選票,一度成為受支持率最高的政黨。上週法國又遭恐襲,不少法國人都認為,國民陣線說出了他們「政治不正確」的心裏話;也唯有這樣的政黨,才可能挑戰法國精英把持二百多年的融和政策。

意大利的情況更有趣,前總理貝盧斯科尼原來已是民粹色彩甚濃的右翼領袖,經常挖苦精英,他曾率領右翼聯盟長期執政;傳統右翼分離主義勢力「北方聯盟」亦活躍意大利政壇,主張反移民和脫歐。但現在當時得令的「五星運動」比他們更右、更反精英,該黨成立於2007年,核心立場是歐洲懷疑論,領袖格里羅演員出身,在博客走紅,對精英強烈不信任。今年6月地方選舉中,五星運動拿下首都羅馬和工業重鎮都靈,代表Virginia Elena Raggi以67%支持率,成為羅馬史上首位女市長。雖然在目前意大利政體,五星運動不容易單獨執政,但帶動的連鎖效應,卻足以改變潮流。近年我們目睹的種種,恐怕只是開始,未來各國右轉趨勢恐怕愈演愈烈。傳統精英假如不能回應潮流,不止會被淘汰,甚至可能面對出乎意料的悲劇。

小詞典:亞洲民粹主義

在當下亞洲,「老牌民主國家」菲律賓也難逃右翼民粹政治影響,素有「獨裁者」稱號的「亞洲特朗普」杜特爾特高票當選總統,不惜進行法外處決,深受社會中下層人士歡迎。日本首相安倍對傳統精英十分仇視,多次整頓媒體和學界,但也享有全國高民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走「群眾路線」,雖然令不少自由派學者不滿,全國支持度同樣甚高。上述模式的始祖俄羅斯普京,民望更是居高不下,煽動民間反精英的手法一直行之有效。

2016年7月15日星期五

脫歐後遇上英國教授

英國脫歐後,我遇上曾邀請我到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當訪問學者的Shaun Breslin教授,氣氛一片愁雲慘霧。他說從清潔工人、大學茶水嬸嬸都不願公開支持留歐,已發現大事不妙,幸好他有愛爾蘭護照,才不用太不安。華威和我的母校牛津大學等,普遍強烈反對脫歐,背後的情緒和計算,都值得分享。

今年4月,牛津官方網站刊出公開聲明,肯定英國的歐盟成員國身份,為牛津教學研究帶來大量幫助。作為歐盟內的教育機構,牛津師生可以自由參與歐盟各項學術交流計劃、科研合作,亦能吸引歐盟各國師生日常交流,關鍵是一切以本土身份進行,加上歐盟為牛津提供高額科研補助,令校內師生對歐盟已構成一定依賴。

牛津是傳統名校,還有自己眾多收入來源,新興名校如華威大學對歐盟的依賴,則要更深一層。3月份華威大學新聞發言人表示,華威大學校委會經討論決定,正式支持英國留歐,因為大學15%財政預算直接來自歐盟委員會撥款,各項歐洲學術交流合作,亦有賴英國的歐盟成員國身份。Breslin教授所屬的研究中心,表面上研究區域主義與全球化,實質上卻是歐洲研究重鎮,而歐盟正正提供了大量經費。

由此可見,英國脫歐對英國大學衝擊最顯著的,正是經費和學術交流。當英國大學都有大約15%財政預算來自歐盟,脫歐之後,款項就可能無法延續。英國大學和歐洲的科研交流成本,也可能急劇上升,並面對額外行政手續。歐盟成員國的專才,也可能因為簽證性質變化,而降低到英國任職的意欲。脫歐之後的英國學生,更無法參與歐盟資助的泛歐遊學計劃(Erasmus)。到英國讀書的歐盟學生人數可能持續下降,他們屆時也可能要以「國際生」身份繳納高額學費。

然而,亦有另一派意見認為,脫歐也是英國大學的機遇。當英鎊貶值,歐盟學生減少,意味著英國本地生和非歐盟的國際學生更有機會入讀英國大學,前者能培養更多本土人才,後者則可帶來可觀收入。一旦英國啟動「積分制」簽證制度篩選移民,將優惠傾向給高質素的海外學術專才,他們到英國的誘因也不會減少。脫歐更可逼使英國走出歐盟這溫室,讓學術機構和學生將目光投向歐盟以外,或是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

究竟這些預測有多真實,判斷目前自然言之尚早,會否又是最終一紙協定,釐定九成和現狀相似的條款,可能性也必然存在。但從身邊道聽途說,我沒有那樣樂觀的情懷。英國脫歐後,激情的排外情緒,不可能只局限在歐盟,這樣要吸引優質國際學生,其實已打了折扣。有好幾位英國留學生朋友,在脫歐後都在Facebook分享自己日內在街上被種族歧視口號騷擾的經驗,這種趨勢,令人擔憂。擔憂的不是種族主義本身,畢竟世界各地這都是客觀存在,而是脫歐派對全球化、一體化的質疑,和大學要培養的世界公民,本來就容易構成對立,兩者能否在未來調和?知易行難。

小詞典: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

英國公立大學,歷史不算悠久,1965年才建校,但近年排名驚人攀升,曾在全英大學排名得第三。華威發展期間,比傳統名校傾向接受商業化運作,既接受不少企業捐獻,也積極開拓專利和業務,被視為新興學校模式的典範。香港著名專欄作家陶傑即為華威舊生。

2016年7月14日星期四

康沃爾──下一脫英地區?

一場脫歐公投引發英國政壇大地震,除了蘇格蘭等已被「權力下放」的政體,在郡級行政單位及單一管理區層面,本土意識同樣存在,有可能繼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後成為另一實體的康沃爾郡(Cornwall)即為一例。

康沃爾郡地處英格蘭西南角,三面環海,與英格蘭內陸有泰馬河(River Tamar)相隔,也具備一定自成一國的條件。在本地人眼中,當地也有自身的身份認同,跟英格蘭涇渭分明。康沃爾人原來是凱爾特人(Celtic)一支, 有自身語言康沃爾語,自石器時代以來有本身歷史及文化傳說。康沃爾郡一帶的地名至今仍以康沃爾語拼寫,隨處可見不同風格的文明遺跡,這在英格蘭其他地方無 處可覓。

此外,當地政治從來與英國中央政權若即若離。例如都鐸王朝時,英皇向康沃爾徵稅,引起強烈反彈,1497年出現暴動,康沃爾人甚至一路北上,希望 「佔領倫敦」。當地本土主義者認為,十四世紀時英格蘭議會曾把康沃爾視作「公爵領地」,然後再未對康沃爾的憲制地位作進一步說明,那麼今天康沃爾的權力, 便是源自英皇室,理應如海峽群島等皇室屬地一樣,不受英國議會法律約束,也有資格跟歐盟獨自談判簽約。這理解自然流於學究式考據,卻對「康沃爾身份認同」 的保存大有幫助。

二十世紀初,著名康沃爾學者詹納(Henry Jenner)積極普及康沃爾語,並促使康沃爾加入「凱爾特民族議會」,康沃爾身份認同遂得到復興。二戰後,康沃爾本土派政黨康沃爾之子(Mebyon Kernow)成立,以把康沃爾憲制地位從「郡」提升至跟英格蘭、蘇格蘭等平起平坐的政治實體為目標,也與蘇格蘭民族黨(SNP)、威爾斯黨(Plaid Cymru)等本土黨派互相聲援。2000年,當地跨黨派團體Cornish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成立,政綱是「設立康沃爾議會,加速本地發展」,在地方有不少影響力。

從歷史發展脈絡可見,康沃爾會否真的成為下一個英國內部實體,誰也說不準,但整體方向是審慎樂觀的。前年,康沃爾人被英國政府正式認可為「少數民族」,享有與蘇格蘭、威爾斯等地凱爾特人後裔同等的民族文化權利,並可以此身份跟英國乃至整個歐洲「少數民族」社群互動。

2015年,康沃爾與倫敦就「權力下放」首次達成協議,康沃爾地方政府將在公共財政支出上享有更大自主權,如巴士業務和社會保障安排等。此外,康沃爾地方政府被賦予「自主安排歐盟援助資金」的權力,每一歐盟財政週期內,總額六億歐元的歐洲地區發展資金,將直接劃歸地方財政。這協議使康沃爾成為英國首個享有部份「權力下放」待遇的鄉村行政區。不過,倫敦依舊拒絕在康沃爾設立議會、使之成為與英格蘭平級的政治實體,畢竟這一操作牽涉到英國政治體制的重大調整。

有趣的是,康沃爾作為英國獲得最多歐盟援助的其中一個地方,卻強烈支持脫歐。康沃爾6名地方議員中,有5人持脫歐立場,主流民意也是如此,與蘇格蘭形成強烈對比。這反映康沃爾人不但對英格蘭身份有保留,對「歐洲人」身份也感到疏離。面對歐盟撥款,康沃爾人普遍認為,這筆款項多源於英國對歐盟的財政貢獻,其實多次一舉,因為英國可直接將款項劃歸至康沃爾,省去歐盟官僚主義的煩瑣。《金融時報》指出,康沃爾對脫歐的態度,正正反映歐盟難以用金錢收買人心,認同政治反而能合理化一些純粹計算不合算的事。本土政治精髓,全在於此。

小詞典:The Revived Cornish Stannary Parliament(CSP)

康沃爾追求自治權的遊說團體,以都鐸王朝時期康沃爾地方議會的存在為依據,認為雖然1753年後議會未再召開,但亦未正式解散,所以今天的康沃爾應重新召開議會,實行地方自治。英國政府對此一直反對,2008年正式拒絕了CSP「重新召開議會」的請求。

2016年7月13日星期三

300年的歸屬感——直布羅陀寧留英

本欄曾述及英國脫歐對海峽群島的影響(見本報7月7日A19頁〈英倫海峽群島左右逢源〉),同樣受衝擊的還有直布羅陀,這涉及英國與西班牙300年前的紛爭。 直布羅陀位於伊比利亞半島南端,扼守地中海入口,歷史上曾是西班牙王室領地。十八世紀歐洲爆發「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衰落的西班牙帝國被神聖羅馬帝國、英國、荷蘭等圍攻,最終落敗,在1713年被逼將直布羅陀「永久割讓」予英國。西班牙始終對這家門口的恥辱耿耿於懷,先後在1727年、1779年試圖武力奪回直布羅陀,均以失敗告終。在愛國宣傳下,歷任西班牙政府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都將「收回直布羅陀」作為政治任務。從前西班牙一度對直布羅陀封鎖邊境,直至英國與西班牙都成為歐盟國家,雙方在歐盟框架下,才逐漸「擱置爭議」。

然而,當英國作出脫歐決定,上述平衡即被打破。公投前,西班牙警告一旦英國脫歐,西班牙將重新展開「收復直布羅陀」的努力。結果公佈後,西班牙也「信守諾言」,第一時間提出與英國「共享對直布羅陀主權」。西班牙外長直言,英國脫歐,為西班牙收復直布羅陀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西班牙的盤算,並非單純的民族主義主導,也與直布羅陀經濟結構密切相關。目前直布羅陀以金融服務業和港口轉運為經濟支柱,高度依賴歐洲統一市場的資本、商品自由流動條件。因此,直布羅陀地方領導先是極力爭取參與脫歐公投、然後三萬直布羅陀居民呈現95.9%壓倒性留歐的民意。雖然這不足以與英國「脫歐」大勢抗衡,但也宣示了直布羅陀人的清晰意願。西班牙的如意算盤是,直布羅陀為了歐盟身份,情願接受西班牙,同時這港口的經濟和金融業務也可帶進本國,一本萬利。

問題是,直布羅陀人對西班牙的提議並無興趣。自從全球去殖化出現,直布羅陀人卻並不傾向獨立,而是希望永遠擁有英國身份。1967年,直布羅陀曾舉行公投,在「回歸西班牙」和「保留與英國聯繫並實行高度自治」之間,以99.64%比例選擇「英國海外領地」身份。英國隨即頒布「直布羅陀憲法」,賦予直布羅陀民選政府高度自治權,英國僅負責國防、外交,並名義上任命地方選舉產生的長官。2006年,針對西班牙提出與英國分享直布羅陀主權的提議,當地再次公投,又一次以壓倒性比例將西班牙拒諸門外。

直布羅陀堅持留在英國,除了三百年來的歸屬感,亦有政治理由。直布羅陀目前享有的自治程度,已令香港望塵莫及,這一地位經憲法寫明,不存在「五十年」之類的附加條件,同時卻又享有一般英國人有的大多數待遇。這一特別憲制地位,與直布羅陀本身的地緣戰略價值、發達的現代金融服務業相輔相成,使得直布羅陀這一彈丸之地,在歐洲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直布羅陀沒有想過獨立,而一旦主權被轉移至西班牙,將如何被馬德里政府對待,則是未知數。不少當地人擔心,西班牙將強化對直布羅陀的經濟控制,同時在政治上將之降格為一般地方,因此情願在英國名義下,享有真正的自治。那英國脫歐了,直布羅陀可以怎辦?其實海峽群島自行與歐盟談判的案例,大概也可適用於直布羅陀,最終還是一切不變的可能性,其實最高。假如在21世紀,西班牙還能通過封鎖邊境,讓直布羅陀就範,那才是怪事。

小詞典:烏德勒支和約(Treaty of Utrecht)

1713年,歐洲諸國結束「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後,在荷蘭烏得勒支簽署的協議。該協議下西班牙和法國作為戰敗國,在歐洲及北美的諸多領地被瓜分,其中神聖羅馬帝國獲得西屬尼德蘭、那不勒斯王國及米蘭公國部分領土,英國則獲得直布羅陀、米諾卡島等地,並維持了在北美的殖民權益。

2016年7月12日星期二

《寒戰II》:解讀赤裸裸的香港政治預言書

觀看《寒戰II》時,一直在想:到了第三集,還會怎樣發展?這系列電影不像《無間道》,情節雖然有不少反駁之處,但明顯朝一個級別層層上升的方向推進,而且越是推進,越是開宗明義指向政治。要了解回歸後香港政治的變遷,這系列有不少神來之筆,而且有不少inside joke,相信有圈內人在溫馨提示。

一、「主流派」Vs「改革派」,無處不在

第一集原來的佈局,主要是香港警隊內部兩派的權力鬥爭,一派代表前線經驗豐富、也懂得警隊種種潛規則的「主流派」李Sir,他們有論資排輩的傳統,也有私相授受的文化,但同時精明幹練;另一派代表資歷較淺、重視現代科技、不滿警隊內部官僚作風的「改革派」劉Sir,背後有現任保安局長撐腰。一宗人為製造的罪案,就是前一派為了打擊後一派、「奪回」警務處長任命的陰謀。這樣的情節,的確在回歸後的公務員體系屢見不鮮,不少原來按資歷理應升遷的高級公務員,要麼提前退休、要麼被安置在閒職,或到了該晉升時反而仕途受挫(最新例子來自廉政公署),原因既是當事人接受不了政治掛帥、外行領導內行的「問責制」,也反映有一股希望「change」的勢力,希望壓抑香港傳統精英那些輩份、朋黨、會社文化,認為後者永遠代表既得利益,不能認真進行任何真正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身邊朋友,都會捲入局中而不自知。傳統精英容易產生互相包庇的潛規則,以及抗拒改變的因循文化,並依賴有自己生命力的官僚體制掩護,在政府、大學、企業、社會團體等工作的新生代,一般都會對這些老人政治反感。要是有人振臂一呼,要年輕才俊一起「為社會做點事」,「打破老人政治」,「改變出身論」,「救救香港」,「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必然引起大量共鳴,因為傳統精英代表的,確實有一堆值得整頓的結構。例如我們在大學,有一天校委會主席親自拜訪,「共商大事」,部署一場「政變」,要把那些尸位素餐的高層拉下馬,幫助新生代奪回應有位置,但需要暫時屈就降三級換崗位掩人耳目,大概毫不猶疑承諾的,大不乏人。《寒戰》的改革派警員,大概如此。

二、一切由港英開始:「主流派」的社會網絡

問題是在現實政治,對傳統精英制度和既得利益的打擊,必然伴隨另一件事而來,就是新的(次級)精英階層和新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然後他們也會建立自己的馬房文化,找到有利自己的官僚機器和「程序公義」加以利用,於是做的一切,也是「捍衛核心價值」。結果原來要改變的,除了改變了人,整個結構還是換湯不換藥。在《寒戰II》,警隊「主流派」的後台開始曝光,包括前警務處長蔡Sir,與及打算競逐特首的現任律政司,黨羽包括一些立法會議員和商界大亨,掌握的資源包括商界脈落、黑白二道、資訊科技(也就是能進行黑客、追蹤一類行為的編制)、網絡打手,他們要扶植根據論資排輩原則理應擔任警務處長的李Sir。千方百計讓李Sir登位,並非因為這個位置的級別有多重要,而是集團日後進行的佈局涉及非法事務時,必須有自己人關照。這是警局、廉署、海關、公務員事務局等位置忽然變得高度敏感的原因。

「主流派」代表誰,其實呼之欲出,就是港英時代培養的傳統精英。他們對英國而言是可靠的,甚至被交待在回歸前的政治部有一定角色,也就是暗示和掌控政治部的英國人還有來往。律政司在英國讀法律,系出名門,能為主流精英接受,那些議員之間以英文名互相招呼(例如「Lydia」,即當年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的洋名),前警務處長蔡Sir在機場使用英國護照,而傳統公務員(例如李Sir強調「2005年前入職那些」)明顯會傾向這一派(為甚麼是2005年也大有玄機,自行意會)。他們對新朝代打破舊日潛規則十分不滿,這裏有利益、意識形態、身份認同等諸般原因,所以不惜佈局,不惜一切爭奪特首位置。不少看似毫不關聯的社會事件,例如一些無頭兇案、神秘襲擊、人為意外,在這類框架下,就可能聯繫在一起了。

三、另起爐灶的團隊:「改革派」的社會網絡

被設局挑戰的「改革派」局長,是否就毫無還擊之力,或是否代表正義?自然不是,不過這些都在暗場交待。改革派的警務處長幾乎是空降直升,提拔他的人自然有宏觀佈局,電影交待他的後台是保安局長,他面對危機時,也是第一時間向局長求救,據律政司司長交待,局長又是有意競選特首的候選人。如此一來,一切就可以解釋:打倒改革派警務處長,其實是隔山打牛,同時在鬥競選特首的對手,但表面上,「司長」和「局長」依然在同一「有共同理念的施政團隊」。這就是毛澤東「鬥而不破」的鬥爭藝術,教人想起不久前,香港兩大問責局長忽然被免職的事,兩人背後各自代表的兩大勢力是誰,呼之欲出。

「改革派」警務處長既然缺乏自己班底,也信不過舊人,似乎出身也不屬於傳統精英(片頭一段港式英文一出,立刻被身旁精英嘲笑,那是他不是「精英自己人」的強烈線索),自然只能不斷不按章程辦事。例如濫用權力,擅自決定組成編制外的「clean team」監控名人,繞過正常程序便宜行事,拉攏原來威望不夠、經驗不夠的新生代(例如公共關係主任),乃至其他部門的新生代(例如曾合作的廉署年輕調查員),組成一隊長期處於作戰狀態的秘密團隊。保安局長能夠把心腹在警隊提拔,在其他紀律部隊,自然也應該有類似佈局,所以警務處長建立的體制外網絡,可以在必要時協助特首選戰,不能小覷。

四、真正的造王者與「境外勢力」

到了這裏,差不多就是《寒戰II》的結局了。但比上集更明顯的是上述一干人等、包括那些疑似候選人、甚至背後的造王者,其實統統還是棋子,真正的幕後大玩家,似乎會在第三集露面。他們是誰?純粹按邏輯和劇情蛛絲馬跡推論,代表傳統精英的「主流派」容易為西方社會接受,和西方文化接軌,由港英培養,靈魂人物前處長蔡Sir除了有政治部經驗,退休後還在南非、以色列等擔任顧問,明顯在外國吃得開;那位負責溝通機密訊息的外籍洋妞,更令人以為在看《鐵金剛》。 但訴諸「外國勢力論」之餘,對「主流派」更有力的支持,只能來自內地某一派系,否則海歸司長一類傳統精英不可能不知道,在回歸後的香港,沒有任何北京「上線」,任何謀劃也不可能成功。這些內地支持者對香港「改革派」把他們在回歸前已圈定的利益也一併革掉同樣不滿,一直謀求翻案。這集團能把「借屍還魂」的前警員安全潛伏,不可能沒有內地某些關係支援,這條「線」聯上去聯到誰,對我們蟻民而言毫無分別,反正就是一個極小圈子內部的殘酷遊戲。因此強調「依法治港」的「改革派」局長,和保安局長商量後,對犯罪證據確鑿的蔡Sir也不敢硬來,只能提出讓他離境、不再干政的「和約」,明顯是對對方背後人物有所忌憚。假如只有「外國勢力」,處理反而可以直接得多(不過為了能通過電檢,相信第三集難免把明的一層推給外國勢力,內地部分只能讓人曲筆想像)。

至於「改革派」的後台也不難猜度,有意打破傳統精英壟斷的人,不可能是昔日壟斷經濟的財閥,也不可能是和這些財閥合作有加的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發跡的新貴,而必然是從前處於二線地位的次級精英。保安局長既有意競選特首(當然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必然不會放棄這位置的工作需要,和內地對口單位建立聯繫,這裏可以借助的潛在網絡,可以相當驚人。這一派既以改革自居,對貪污賄賂的敏感度理應比另一派更高,但假如他們被指控涉嫌貪污,例如警務處長被指收取賄款「五千萬」(為甚麼是「五千萬」,當然又是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就足以歇斯底里地反擊。《寒戰III》其實已不需要開拍,因為真正的特首選戰,快來了。

五、周潤發飾演的大狀議員,與「舊香港人」的無奈

說到這裡,我們就能明白《寒戰II》忽然加入的大律師議員「簡大狀」,動用到神級影帝周潤發客串飾演,角色設定充滿表面的矛盾(就像香港「一國兩制」充滿矛盾),就不是無緣無故的跑龍套,而是有深刻寓意的。周潤發代表的,就是那些重視香港核心價值、但對回歸後兩派作風同樣不滿的舊香港人,特別是舊香港最後的精英貴族。簡大狀是律政司司長的師兄,曾暗示論資排輩自己早已當了司長,也許因此之故,社會地位和潛能,似乎比一般律師和議員更高,也可能是代表法律界的議員。他幼年貧苦,苦學成才致富(令人想到一些被稱為「香港之子」的律政官員),根據傳統精英公式晉身議會,出入高級會所,喜愛舊式相機,有一群本身已是大律師的徒弟像家臣般隨時伺候(香港有這派頭地位的大狀屈指可數),在回歸前,肯定是眾人吹捧的天之驕子。

他面對「主流派」律政司的拉攏不為所動,明確表示對這一派還在依靠昔日潛規則指點江山的反感。不過與此同時,他對「改革派」警務處長經常破壞規矩的作風同樣不滿,對重視程序公義的律師而言,那一派一旦全面掌權,又是導致樂崩禮壞、「特事特辦」的悲劇。他原來對大局模棱兩可,而且也不見得鐵面無私(例如出場時和犯罪外甥的交往就是明顯包庇),最在意的似乎是自己的派頭和面子。最終不得不介入,一來是律政司司長親自游說,他終究要服從社會資本遊戲,不願意太得失當權派;二來有「不願意當別人棋子」的自負,這更多源自對自己精英身份的驕傲,多於宏大的社會抱負。但當他捲入,加上有一定社會能量,人已在江湖,而江湖無情,就是很刻意的懂得獨善其身,大環境已不容許。

六、三大主角的家庭宿命,與香港的宿命

最終,簡大狀還是等到自己的愛徒為此慘死,才豁出去歸邊。愛徒那段莫名其妙的感情線,象徵了對舊香港的愛。這種無奈,唯有在香港切實生活的一代人,才能心領神會,乃至相視苦笑,領略到一切好像足以呼風喚雨的能量,在真正的權力面前,不過摧枯拉朽,到了最後,人生、理想、名譽、地位,不過如此。

其實就是「主流派」的李Sir,也是由始至終極度清醒的。他原來辭職退休,拒絕四大地產商按「潛規則」邀請當顧問,未嘗不是真的希望退出江湖。他被逼「落水」後勸兒子「和這幫人距離越遠越好」,明顯知道政治黑暗,已不是舊日香港精英那套遊戲,不過又是因為兒子的不能自拔,連自己也不能突破宿命。就是「改革派」的劉Sir,自身同樣不見得有太大權力慾,只是要「為香港做點事」,但當被要挾、受傷的是妻子,激起他的男性英雄主義,也同樣不得不根據劇本演出。到了最後,主流派、改革派、中間派的精英,原來一律都是棋子,雖然本身一律能明見千里、精明能幹,也知道大局如何,卻也一律因為各自的最親家人卷進漩渦,而在泥沼中較量,活像希臘神話中,那些被天神操控的民間英雄的悲劇。沙盤推演下去,這寓言的終極結局,能不教人悲哀?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8月號

倫敦城邦自治運動

英國脫歐後,不僅蘇格蘭、北愛爾蘭等地分離主義急速發展,甚至連首都倫敦也出現了「倫敦獨立」(Londependence)呼聲。當然,這只是一 種發洩加玩票式的表態,任何人也不會當真,請願網站Change.org關於「倫敦從英國獨立、申請加入歐盟」的請願,至今也不過獲17萬多人聯署,算不 上有任何潛能。但強烈希望留歐的倫敦畢竟跟英國其他地方大不同,能否乘勢得到更多自治權力,值得注視。

六成倫敦人希望留歐(早前預測是超過七成),因倫敦人本身就是一種全球化精英的身份認同。倫敦不僅集中英國絕大部分金融服務業,更是整個歐洲的金融 中心,這一產業結構,別處無可複製。倫敦人要麼是來自國內其他地方,乃至其他國家的精英,要麼是擁有在別國工作能力的全球公民,他們對國際生活是否便捷, 遠比鄉村中人看得重。一旦倫敦在英國脫歐後喪失資本自由流通的便利,金融服務業難免受創,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勢必被拖累,這也是倫敦人的深層擔憂。

就算無脫歐公投,倫敦人與英國政府之間的矛盾也是由來已久。倫敦人及企業一直向英國政府上繳巨額稅款,其中僅7%被留在倫敦作為地方財政支出,同時 有20%被用作「轉移支付」補貼其他地區。作為參照,紐約市政府保留50%的地方稅收,兩相對比(更不用再對比香港),自然令倫敦人心有不甘。

倫敦的社會文化也跟英國傳統頗有落差。倫敦新當選的穆斯林市長簡世德(Sadiq Khan,前譯薩迪克汗)代表的,正是倫敦引以為傲的「多元.包容」社會文化。目前倫敦有860多萬人口,2011年統計數據顯示,白種人佔60%,另有 18%亞裔、13%非裔及5%阿拉伯人,穆斯林人口佔全市12%,集中全英近四成穆斯林。《衞報》指出,倫敦是「地球上最種族多元的城市」,不同族裔與信 仰的居民混居市區,跟法國、比利時等涇渭分明的「穆斯林區」迥異,居民普遍立場自然亦跟英國脫歐陣營的反移民傾向不同。

理論上,假如倫敦獨立、或成為真正自治的「城邦」,維持和歐盟的關係,才能繼續發揮歐洲金融中心職能,甚至成為更獨樹一幟的歐洲大腦,否則法蘭克福、巴黎、甚至都柏林和華沙等,都正密謀瓜分倫敦的金融中心持分。然而從操作層面看,倫敦「脫英入歐」自然不可行,英國政府接受的機會是零。簡薩迪也公開表示不會考慮「倫敦獨立」,卻直截了當向英國政府要求「更多自主權」,這卻是可行的。

目前大倫敦市的管理機構,包括倫敦議會和大倫敦市政府,金融城則有「倫敦市法團」這一自治機構管理,其實已頗具自治潛力。2015年,英國通過法案,將健康護理領域的財政權下放至倫敦地方政府,可視為更多權力下放的前奏。假如倫敦市有更多自治權,例如獨立財政、稅法、商法等,即使失去歐盟身份,也能方便在經濟金融等領域,儘量保持與歐洲統一市場接軌。問題是倫敦代表的世界公民群組,和被全球化衝擊的本土化勢力,未來卻越來越難接軌。這種國家內部的分裂,長遠而言,也許比蘇格蘭、北愛爾蘭一類分離主義更難理順。

小詞典:倫敦市法團(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倫敦金融城地區的自治機構,位於倫敦市政廳。英國《大憲章》中寫明「倫敦具有其自古以來的自由權」,這被英國現代法律視為倫敦市法團存在的理據。倫敦市法團以「推廣倫敦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為倫敦市民服務、為大倫敦及國家提供服務」為宗旨,一直有自己獨特的身份認同。

2016年7月11日星期一

英國再造歐盟的「暗黑兵法」

英國脫歐後,未來的路怎麼走才最上算?筆者談過挪威模式、瑞士模式、 世貿模式、格陵蘭模式、海峽群島模式,但一籃子「模式」來「模式」去,始終難以找到一個既能控制移民政策、又能享受歐洲單一市場的兩全其美方案。故此,英國的最佳選項,其實並非上述任何一個模式,而是哪個也不採納,拖下去。當然,歐盟是不會容許無了期拖延,即使拖延,也得有一個時間表及路線圖。而這是有的,就是等待下一個歐盟國家舉行大選,等待相關國家的極右勢力掌權,等待他們啟動脫歐公投,然後重生。

只要再有兩三個歐盟國家脫歐,歐盟面臨瓦解,才會不得不主動檢討章程,來挽救整個組織。那時候,歐盟領袖會明白到目前組織的剛性劃一作風根本不切實 際。但只要令歐盟內部彈性增加,修改一些憲章,那就可以算是一個「新歐盟」。那些已投票脫歐的國家,也大條道理可再投票表決是否加入「新歐盟」,英國便能 「望見家鄉」。

這並非天方夜譚,明年有荷蘭大選及法國大選,這兩國都是歐盟創始六國之一,目前極右勢力皆持續增長。特別是法國,只要極右國民陣線領導人馬琳勒龐當選,幾乎肯定啟動脫歐公投,無論結果是否成功,都會給歐盟無可估量的壓力,失去法國的歐盟,幾乎必然瓦解無疑。

假如這真的是一盤棋,英國有一些幕後操盤人,根據「暗黑兵法」,現在便是時候安排英國獨立黨(UKIP)一類角色繼續施以本土化壓力,讓主流精英有默契地唱紅臉白臉,虛耗時間,同時讓財閥大舉暗中資助歐洲極右政黨,希望脫歐陣營不斷壯大,進而達到上述目標。

這樣說,自然是戲劇化了現實,但歐洲極右整團之間的合作,確實也是全球化時代的趨勢,儘管這些政黨、組織大都對全球化、一體化充滿懷疑,這其實充滿諷刺。所謂「極右」並非科學分類,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定義,但在宏觀層面,一般有強烈民族主義立場,加上社會層面的保守主義傾向。法國國民陣線、荷蘭自由黨、丹麥人民黨等,政綱都和英國獨立黨有一定相似,而且都在壯大中。它們不僅在本國議會選舉贏得選票,成為第二、三大黨,也在歐洲議會選舉表現突出。

喬治亞大學政治學教授Cas Mudde著有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一書,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歸納歐洲極右政黨崛起的因素。他認為全球化下資本流動、商貿自由化、人口遷徙等,都對歐洲各國傳統政治經濟生態造成劇烈衝擊,歐洲各國(尤其是英法等先進工業國家)的中低層收入者,往往在移民、外勞面前缺乏競爭力,目睹移民群體不斷佔據本國社會資源,自然認為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結果產生了反移民、提高社會福利等訴求。近年歐洲接連遭遇危機,也為極右崛起提供了助力。歐債危機、金融危機、烏克蘭危機、敘利亞難民危機等,都讓歐洲人民本能地產生不安全感,而大眾往往傾向將危機的根源,歸結為「外來因素」,例如移民和外貿。不少人相信,只要排除了「外來因素」,本國危機就可消除。

而在供給層面,英法等國傳統左翼、溫和中間派政黨等,對全球化的衝擊應對乏力,也被精英主義的政治正確觀點捆綁,結果為極右政黨提供了大量空間。今天的歐洲極右黨派都相對年輕,多是上世紀後期、乃至本世紀初成立,它們之所以能夠壯大,正是因為傳統精英對上述議題著墨不足,造成公共空間的「失語」。各國極右政黨人棄我取,才得到自己的空間。

此外,歐洲各國的選舉制度,也為極右崛起提供了方便。歐陸各國不少採取比例代表制,政黨只要跨過最低支持比例門檻,就有議席;而歐洲議會因為權力有限,被各國選民視為可以無須負責任的發洩平台,各國極右候選人的當選比例更是極高。像這次在脫歐公投「大放異彩」的英國獨立黨黨魁Nigel Farage,就是在十多年的歐洲議會生涯以戰養戰,逐漸被主流社會接受,自己也磨練成一個老練政客。而且這些極右組織也有自己的聯盟,例如「歐洲自由和直接民主」組織(EFDD)在歐洲議會一共有四十多席,成員包括英國獨立黨、剛在意大利議會一鳴驚人的「五星運動」,以及瑞典、波蘭、捷克、立陶宛等的極右派。法國國民陣線也曾邀請英國獨立黨在歐洲議會組成聯盟,雙方最終沒有正式合作,因為對貿易保護主義、反猶主義傳統等有不少分歧,但這也無損雙方在宏觀議題互相呼應。

例如在2015年6月,英國獨立黨和法國國民陣線在歐洲議會上,就「譴責俄羅斯出資贊助歐洲極右勢力」議案共同反對,這是英法兩大極右派首次在歐洲議會共同表態。英國脫歐公投更成為歐洲極右政黨的大串連:公投前,法國勒龐準備親赴英國,為脫歐派拉票(雖然英國獨立黨反應冷淡);結果公佈後,整個歐陸的極右政黨領袖紛紛向英國發賀電,視之為民族主義的共同勝利,並嘲笑傳統左派和中右政黨的留歐立場「離地」。勒龐和荷蘭自由黨黨魁Geert Wilders一樣,除了第一時間表示祝賀,說英國為自己國家做出表率,也承諾一旦在下次大選勝出,必將各自推動脫歐公投。未來歐洲極右思潮必會繼續,極右黨派跨國支持的時刻也必然越來越多,加上互聯網的傳播效率,已形成一個「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極右民族主義聯盟」。雖然英國傳統精英不會看上這類組織,卻不妨借力打力,從而爭取「再造歐盟」的機會。說不定對英國還是對歐盟自身,都是當下最好的結局。

小詞典:荷蘭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

成立於2006年的荷蘭極右政黨,以限制外來移民、強制文化同化為主張,主張荷蘭退出歐盟。儘管這政黨相當年輕,但其受歡迎程度與日俱增,2010年已為荷蘭第三大黨,亦是頭號反對黨,近兩年更在全國民調支持度一直領先,假如勝出2017年大選,勢將推動荷蘭脫歐公投。

2016年7月9日星期六

混血退休警司見證香港警隊發展

近年,香港發生不少社會運動,警隊執法行動中經常惹起爭議。然而,以國際排名而言,香港警隊一直享負盛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世界競爭力報告,香港警隊服務的可靠程度一直名列前茅,在2013至14年度在148個地區中排行第4,令香港成為世界上罪案率最低和破案率最高的地區之一。由於歷史因素,香港警隊國際化程度很高,除了華人警員外,也有來自印度、英格蘭、蘇格蘭、山東,甚至非洲和西印度群島。

林占士先生就屬於歐亞裔警官,他退休前為警務處高級警司,祖籍英國,在香港接受教育,是一位地道香港人。他20歲時加入警隊,成為見習督察。其後,曾到英國深造,擔任過不同警區和部門的指揮工作,也曾是少年警校副校長。在警務生涯中,曾處理六七暴動和警廉衝突等重大事件。林占士深諳廣東話和英文,令他可以遊走於華洋警員之間,相信他能讓我們對香港警隊的發展有更深的了解。

受訪者:林占士(James, J)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 S)
整理:李志鵬

S: 香港戰後滙聚了來自世界和中國各地的移民,當時社會各種族相處融合嗎?

J: 六十年代初期,香港接受異族的程度較低,對其他種族都會投以奇異的目光,社會主要以華人為主,華人中又以來自廣東四邑的地位較高。當時的社會對種族的意識較強,這可能與殖民政府的管治政策有關。那個時代政府表格都有一欄要申報所屬種族,而我就是屬於Eurasian(歐亞裔),即是歐亞混血,當時也稱為雜種。異族並不容易融入香港的生活,因此,他們都選擇聚居,非華裔大部分住在跑馬地,或是嘉咸街、衛城道至西邊街一帶,慢慢形成一個無形的系統分隔不同種族。這正如今天巴基斯坦、菲律賓和尼泊爾人都聚居在元朗、秀茂坪和觀塘一帶一樣。

S: 作為歐亞混血兒,你在香港成長和工作的過程中曾面對過歧視問題嗎?

J: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任職於滙豐銀行的賬單部,當中主要以非華人為主,例如葡萄牙人、印度人和歐亞裔人,而櫃面則以華人為主,不同種族負責不同的工作,這也是一種軟歧視。當時我也接受,也視之為激勵我向上的動力。在警隊內並沒有感受到明顯的歧視,但警隊的情況有別於其他環境。因為警隊是紀律部隊,講求服從、階級和權力。但下班後,也有種族分隔,華人和外籍同事分成不同群體,而我作為歐亞裔,其實與兩者溝通都沒有問題,就算開有關種族的玩笑,也不會感到歧視。上級也笑指,在聖誕節時可以把我當作中國人,而農曆新年則把我視為外國人,那麼我就不用放假。

中文試阻南亞裔投考警察

S: 當時,香港警隊中有不同種族背景的警官,為何有這安排?

J: 戰後,英軍開始撤離香港,因為警員數目不足,殖民政府從印度調派警察到香港駐守。另外,也有不少來自澳門的葡國裔警員,負責通訊工作,此外,其時很多內地人逃難到港,警隊又招募了很多山東籍警察,主要是負責交通部和衝鋒隊的工作,此舉可制衡廣東籍警察的勢力。不同種族的警員能更有效與各自的民族溝通,方便警隊執行任務。警隊內,同族的警員較投契,他們會提及故鄉的事,自然形成不同的群體。

S: 港英時代,外籍警官在警隊中都擔當較高級職位,為何有這情況?

J: 當時,警隊的制度也形成了制度上的歧視,來自外國的警官都有房屋和海外津貼,而且他們全部都是警官,而非員佐級,如有需要,更有警員為其翻譯。他們擔當較高級的職位,為方便溝通,大多較願意和同鄉合作,而華人警官也有類似情況。但警隊內有制度去推動團體的訓練和合作,並以紀律和階級去減少當中的歧視。

S: 回歸後,香港警隊內的多種族文化有何改變?

J: 回歸後,香港外籍警員的數量萎縮。可是,現時香港少數族裔,特別是南亞裔的人口增加,南亞裔警員的數目卻不斷下降。南亞裔人士在香港聚居,情況類似香港的六十年代,部分南亞裔人士也開始涉及有組織罪案,並趨向暴力化,當中更有不少被惡勢力招攬,問題嚴重。大概7年前,我擔當融樂會的幹事,當時發現南亞裔青少年投考警察很困難,因為他們難達到中文的要求。香港是個中英文並用的城市,其實他們都能說流利的廣東話,英文程度也不錯,只是中文閱讀和書寫能力較弱。南亞裔青年難以在現時的教育制度中得到中文學習的支援,因此他們難以追上正規學校的中文程度。

另外,現時中文考試並非考核實用中文,而只是證明考生熟悉相關的語文知識。以往,香港人的英文水平在東南亞名列前茅,但現時就連大學生的英文水平也下降。我們要考慮香港的實際需要,而非單單認為英文為教育語言是英國人對華人的壓迫就否定一切,原本我們有很好的制度,只要微調就能回應社會需要,但把制度推倒重來,變成畫虎不成反類犬。以新加坡為例,他們重視英文,同時加入中文和馬來文等語文,這都值得我們參考。

S: 近年不少人重新檢視六七暴動,作為警官,當時警隊內的氣氛如何?

J: 暴動期間,警隊內部最為團結。因為所有人都要回到警署內駐守,大家處於作戰狀態,彼此視為兄弟,沖淡了種族的芥蒂。1967年7月8日,沙頭角有疑似民兵組織打死了5個警察,而在內部通訊系統中聽到機關槍聲傳出。當時,我在銅鑼灣候命,也感受到同事的恐懼。那時候,邊境有很多事故發生,有同事遭伏擊,有被地雷炸斷腳。之後,英國調派啹喀兵到香港邊境。當時北京和倫敦正處於協商階段,這些暴行可能是大陸地區勢力引起。同一時期,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葡國政府提出提早交還澳門,這亦推動了部分香港人參與事件。警隊由5月至6月中都採取容忍態度,6月初,左派報章報道解放軍開始部署邊境,威脅停止向香港運送糧食和發動進一步的罷工等,而正值東江水合約到期,整個社會都感受到威脅。

S: 廉政公署成立前,香港貪污問題嚴重,當時警隊內貪污情況怎樣?

J: 在六十年代,每天回到警署,就會發現儲物櫃放有「黑錢」。若報案,就會被同僚視為異類,會被人調走或革職。警隊內的貪污機器很龐大,整個機器由探長主導,當時,有一則新聞報道指「華探長帶領警司到現場調查」,然而,警司的階級遠高於探長,明顯貪污情況扭曲大眾對警隊體制的了解。如果不合作,根本難在警隊立足。在特赦令後,集團式貪污亦在七十年代後停止,其後,服務質素開始提升。


S: 近年警隊的角色在社會上引起爭議,你認為警隊應如何回應這些問題?

J: 警隊始終是執法部門,沒有社會不需要警隊,警察的責任就是維持社會秩序,警隊既要幫助市民,也要拘捕犯罪人士,以維持社會安寧。在面對違法事件時,我們就要根據法律採取執法行動,這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以前,只要警察在執法時懦弱,會被即時解僱,甚至要坐監。警隊的首要工作是保障市民的安全和財產,維持社會安寧。

2016年7月8日星期五

懷念曹Sir —《曹仁超文集》的國際觀

數月前,《信報》前輩曹Sir曹仁超不幸去世,他生前在《信報》長期撰寫的財經點評,亦以紀念版再度結集成書。筆者與曹Sir只有數面之緣,除了難忘他在席間跟內地友人大談普通話,對他文章中顯然的國際觀,也有深刻印象。

在全球經濟形勢的預判上,曹Sir多次認為2008至0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與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類似,都是全球結構轉型的轉捩點。前一次轉捩點是由「大政府」過渡到「小政府」的轉折,當時不少發達經濟體進入滯脹,以美國列根、英國戴卓爾夫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崛起,「小政府、大市場」成為全球經濟風潮。

2008年金融風暴則暴露出政府監管不力的弊端,自此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又開始上升,卻是大市場接受政府干預的關鍵。由於曹Sir的觀察緊貼市場,也就是他常說的「勢」,上述觀察就比一般國際關係學者着重政府更迭的習慣,更有宏觀視野。

中國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明顯崛起,曹Sir也對兩者的關聯多有敍述。他認為中國在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後,對宏觀經濟的掌握取得長足進步,這正是跟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吻合的結果。2008年後,中國採取類似「四萬億」的財政刺激政策,並再度加強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對此曹Sir沒有盲目追捧,也無過分憂慮,相信中國經濟前景仍舊取決於如何處理國有企業、解決貧富差距等問題。這樣的理解,大概較內地不少對「中國模式」的教條演繹更貼地。

對於中國崛起與貨幣戰爭的關係,曹Sir的觀點不是非黑即白那種鬥爭思維,而是強調各種貨幣的合作。他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與中國金融開放是大趨勢,人民幣的前景確實不俗,但也不應輕視美元,因他相信在未來20年,美元仍舊佔據國際貨幣的主導地位,繼續是國際經貿結算的首選,人民幣頂多有望成為類似歐羅的「區域貨幣」,所以中國政府及人民不應自我膨脹,暗示不要盲目鬥爭。

前輩智慧 集體回憶

對於筆者多次談及的「全球本土主義興起」, 曹Sir也有獨到心得。他對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關係,可概括為一句話:「思考要國際化,做事要本土化。」這跟筆者常常提倡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不謀而合。他認為近年本土意識興起並無不妥,且明顯同情香港年輕人被樓價折騰的慘況,但同時強調大家要培養全球化思維,放眼全球市場,才能反過來立足本土發展。

曹Sir指出,香港是典型的「海島式經濟」,與全球經濟趨勢緊密聯繫,香港最重要的價值是「橋樑價值」,作為中西方的橋樑、中國大陸與世界的橋樑,因此香港應當帶領世界認識中國,同時帶領中國走向世界。

無論大家是否認同中國政權,都不能否認以上定位,正是昔日英國人充分利用香港潛能的公式。至於下一代能否領略前輩的這份智慧,就是另一回事。

希望大家珍惜這套重新製作的紀念文集,為香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留下紀念。

2016年7月7日星期四

英倫海峽群島左右逢源

英國脫歐對英國各地分離主義的影響,筆者已談過不少,但除了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及倫敦,在英倫海峽上,還存在一個「有關第三方」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雖然對脫歐無直接發言權,卻要承受直接影響。

海峽群島並非英國正式一部分,也非殖民地或海外領土,官方身份是「英國皇家屬地」,跟英國的淵源可追溯至十世紀諾曼第王朝同時統治英法時期。

到十二世紀,法國把英國皇室逐出歐陸大部分地區,但海峽群島除外,島嶼的主權繼續屬於英國皇室,而沒有正式移交予英國政府。海峽群島總面積約200平方公里(約六分一個香港),人口16萬多,分為澤西(Bailiwick of Jersey)及根西(Bailiwick of Guernsey)兩個行政區。由於相關島嶼不正式屬於英國,自然也不是歐盟成員,島民手持的護照是「英國(海峽群島)護照」,除了少數「過去15年中從聯合王國領土移居至群島的英國人」,都無權參與脫歐公投。

英國公投脫歐後,島上官員對結果都沒有強烈反應。例如澤西對外事務官員沃爾溫(David Walwyn)表示:「無論公投結果如何,我們希望繼續保持跟英國及歐盟的商品自由流動,一切照舊。」根西外務長官托克(Jonathan Le Tocq)更直言:「脫歐對聯合王國造成的衝擊較對根西大得多」。這倒是事實,海峽群島與歐盟的關係,是英國入歐時分開議定的。

據英國1973年加入歐共體前的協議,海峽群島被要求另行跟歐共體進行談判,被賦予「歐洲關稅區」成員身份,令其商品得以自由出入歐洲單一市場,島民也得以在歐共體水域捕魚。

對外靈活 扮演橋樑

英國脫歐後,海峽群島要跟歐盟重新談判,一般相信不會與現時條款有太大不同。然而,海峽群島是著名「避稅天堂」,其獨立稅務制度吸引不少全球公司註冊,以逃避歐盟稅務監管,歐盟若是順道處理這問題,也是情理之中。為此,海峽群島官員未雨綢繆,已從兩方面「做工作」。一方面在布魯塞爾設立專門辦公室,游說歐盟官員,而對海峽群島外貿影響甚大的法國,曾將之納入逃稅黑名單,但今天態度已顯著改善,可見群島外交工作不可謂不成功。另一方面,海峽群島繼續保持與倫敦的友好關係,也指望倫敦未來跟歐盟就脫歐條款談判時,多照顧群島利益。

由於海峽群島不正式屬於英國,也鮮有「獨立建國」的構想,同時又能享有歐盟大部分優惠,在歐洲已構成一個特例。假如條款不變,經歷短期陣痛後,海峽群島甚至可能受惠於英國脫歐,乃至成為英歐之間的橋樑。在整場脫歐風暴中,海峽群島脆弱的經濟體積與靈活的對外關係機制,形成鮮明對比,這個「海峽群島模式」,似乎比「挪威模式」更多實惠,但英國作為大國,就不可能仿效了。其實值得向海峽群島學習的,反而是世上其他地方呢!

小詞典:英國皇家屬地(Crown Dependencies)

又稱「王冠屬地」,包括英吉利海峽的海峽群島、和愛爾蘭海的馬恩島。它們不是獨立主權國家,奉英王為君主,但不正式屬於聯合王國,擁有獨立議會和司法機關。它們亦不屬歐盟成員國,但藉由特別條款成為歐洲關稅區成員,享有商品貨物自由流動等權益。

2016年7月6日星期三

英國脫歐後 北愛局面難料

英國雖然公投脫歐,但蘇格蘭及北愛爾蘭(下稱北愛)普遍支持留歐。蘇格蘭獨派乘勢推動二次獨立公投,無論成功與否,未來發展都相對簡單直接。曾長期陷入內亂的北愛,情況卻複雜得多。

北愛與蘇格蘭儘管都是聯合王國組成的部分,但本身並非一個「nation」,因南北愛爾蘭一起才是同一個「nation」。1921年《英愛條約》中, 「愛爾蘭自由邦」從英國獨立,天主教徒佔大多數,北部新教徒集中的6個郡則合併為「北愛爾蘭」留在英國,以免遭天主教徒欺壓。不過,此局面令北愛境內天主教社群不滿,反過來認為自身被新教徒壓迫,一直尋求南北愛統一。二十世紀的著名武裝力量愛爾蘭共和軍(IRA),便是在這背景下形成,令北愛長期籠罩於暴力陰影下。

到1998年,愛爾蘭各方簽訂Good Friday Agreement,南北愛不再設邊境檢查站,人員可自由流動,北愛承諾尊重天主教社群與南面的愛爾蘭共和國的緊密聯繫,北愛天主教社群也承諾擁護北愛政府及聯合王國主權。現在北愛人大比例選擇留歐,除了要保留歐盟援助,也是希望跟愛爾蘭共和國保持自由流動。

公投結果公布後,屬於新芬黨的北愛副首席大臣麥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立刻表示, 希望發起「愛爾蘭統一」公投,這並非憑空表態,而是有法律含義。Good Friday Agreement中列明:「在北愛爾蘭人民大多數支持北愛爾蘭從聯合王國獨立、並重新與愛爾蘭共和國統一的前提下,愛爾蘭將可在議會提出上述議案。」據目前民調,逾四成北愛人傾向留在聯合王國,但更多北愛人堅持聯合王國留在歐盟。要是英國脫歐期間處理不慎,就有可能出現上述前提。

關係複雜 去留未卜

那英國脫歐後,對北愛邊境又有什麼方案可選擇?最息事寧人,自然是對目前310英里的「無形邊境」不做任何動作,但這意味歐盟人口可自由經歐盟成員國愛爾蘭共和國進入北愛後再進入英國本部,那麼脫歐派的限制移民承諾便形同虛設。相反的選擇,則是在南北愛邊境重設檢查站,但除了會激化矛盾,也不大可行,因從前的邊境不少已變成農田及牧場,早已無分彼此。「第三道路」更有趣,就是維持南北愛之間的人口流動,卻在北愛與英國本土之間設立檢查站,代價是暗示北愛人並非「真.英國人」,恐怕結論還是北愛脫英而去。

保守黨的北愛事務大臣韋莉雅(Theresa Villiers)稱,不會發起「愛爾蘭統一」公投,但也不得不承認北愛難以保留歐盟身份。首相卡梅倫雖承諾讓北愛「充分參與」脫歐談判,但也無法提供任何具體承諾。假如問題不解,民意鐘擺,主張南北愛統一的新芬黨一旦成為地方議會最大黨,臨界點便會出現。

跟蘇格蘭不同的是,不少北愛新教徒即使希望與愛爾蘭保持緊密聯繫,也擔心統一後失去現有地位,且不會對IRA的暴力歷史按下不表。假如「愛爾蘭統一」成為真議題,他們除了接受民意,還可能有其他想法,例如主張北愛自行獨立後再加入歐盟這類目前相當邊緣化的意見,也可能被認真考慮。那時候,局面如何演化,便不是搞脫歐公投的始作俑者所能預料。

小詞典: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

1919年成立,目標是愛爾蘭島獨立建國,反對英國與愛爾蘭的《英愛條約》,主張愛爾蘭南北統一。曾長期使用恐怖主義手段,被英國和愛爾蘭共和國政府視為恐怖組織。1997年,英國允許北愛爾蘭自治,共和軍停火。2005年,共和軍首腦宣佈永久摒棄武裝鬥爭,改為通過讓新芬黨參選等民主手段,繼續推動愛爾蘭統一。

2016年7月5日星期二

英國脫歐後的威爾斯何去何從?

英國公投脫歐後,英格蘭國家隊也迅速在歐洲國家盃「脫歐」,同屬英國的威爾斯隊卻獲難得佳績,打入四強,不少英國諷刺文章便稱,也許在公投相對傾向脫歐的威爾斯,也要變成留歐派,好讓聯合王國安心上路。雖然跟蘇格蘭獨派相比,威爾斯的獨派聲勢有所不及,但在全球化時代,當地同樣有條件激化自身的身份認同,這正是脫歐公投對全英的後遺症。

威爾斯加入英國的歷史較蘇格蘭久遠得多,儘管偶有反抗皇室統治,但總體對大英認同頗為堅定,十六世紀被Laws in Wales Acts正式納入聯合王國時,當地人視為地方發展的大好機遇。在合併過程中,威爾斯語被禁官方使用,但依舊在民間傳承,成為威爾斯身份認同的基本載體。

到十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起,威爾斯也有「本土派」議員發起「Home Rule Movement」,理念是基於「威爾斯具有自身獨立於其他王國之外的政治法律體系」。這一運動的現實政治訴求並非獨立,而是希望英國國會把更多權力下放(devolution)到威爾斯,成立威爾斯地方議會。這一「偽.獨立」理念貫穿整個二十世紀,走「要本土、不要分離」路線的威爾斯工黨是背後主要推手,但民眾依然不大感興趣,並否決這法案。到英國前首相貝理雅搞權力下放,1997年的威爾斯公投才予以支持,「威爾斯國民議會」這一地方權力機關也在次年成立。自此威爾斯地方主義持續上升,卻低調進行,以致沒太吸引外間眼球。

在這次公投,威爾斯有52.5%選民選擇脫歐, 基本上與英格蘭一致,而跟蘇格蘭的選擇迥異,但民意並非一面倒。保守黨的威爾斯事務大臣凱恩斯(Alun Cairns)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也頗為曖昧,一方面稱「人民做出了選擇」,另一方面又強調「威爾斯將永遠保持靈活、開放的市場」,暗示對歐盟有一定依戀,並稱現階段不會出現任何即時調整,一切有待進一步磋商。他對卡梅倫政府的工作予以肯定,稱英國政府對威爾斯關照有加,但同時強調威爾斯身份認同的獨立存在。

增加叫價 擴自治權

除了威爾斯工黨及保守黨,值得注意的還有威爾斯政治光譜最「獨」的政黨──威爾斯黨(Plaid Cymru)。該黨1925年創建,一直是威爾斯少數派,目前國民議會60席中佔12席(工黨30席、保守黨14席),支持者多是西北部鄉村農民,2000年才正式把「威獨」納入政綱。

在全球獨派聲勢大振的時代,其聲勢遠不如蘇格蘭民族黨(SNP),在可見將來,似乎也未能獨大。但同時,威爾斯黨的「區隔」訴求漸成地方共識,脫歐公投後,威爾斯輿論對加強自治的呼聲明顯,相信要是蘇格蘭獨立,威爾斯也難獨善其身,所以也應有備無患。

威爾斯黨不如蘇格蘭民族黨高姿態,卻不斷追求擴大威爾斯議會權力,希望逐漸深化本土認同,達到實質上的分離。這策略原來頗為費時失事,但脫歐公投給予了全國分權的空間。由於英國脫歐需要跟歐盟長期討價還價,威爾斯也必然會用同一機會,向英國叫價,這正是「獨派」夢寐以求的。

儘管威爾斯獨立運動不會是短期內的主流,但一旦「蘇獨」成功,相信聯合王國也不容易長存。這就像當年南斯拉夫,到了最後,剩下淵源最深的塞爾維亞與黑山兩國,還是要分手收場。

小詞典:Home Rule自治模式
一國中央政府將權力下放至地方後,允許地方政府在當地自治的模式。這與「聯邦制」有根本區別:聯邦制作為一種憲制設計是基於憲法而來,地方自治權源於憲法保障;Home Rule 則是中央政府立法形成,地方自治權有可能被中央收回。聯合王國下的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就是典型的 Home Rule 自治模式。

2016年7月4日星期一

英國脫歐之後──「挪威模式」可行嗎?

英國公投脫歐後,脫歐派逐漸對局勢出現共識,宣傳以下的時間表及路線圖:盡量拖延啟動《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第50條的時間,無限期延長跟歐盟的討價還價,以求得到盡量接近歐洲單一市場的待遇,而又能捍衞自身利益,特別是移民問題的主導權,並以歐盟外的「挪威模式」或「瑞士模式」為參考對象。倫敦前市長約翰遜(Boris Johnson)宣傳,英方可在各項談判「達成更好交易」,儘管領導歐盟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多次強硬表明「自助餐式歐盟」不是選擇,要麼結婚,要麼離婚,不要含混下去。於是戰場就由國內兩派角力,逐漸變成英國與歐盟,特別是德國的長期拉鋸。

「挪威模式」是什麼?國情不同,這是不能簡單概括。挪威與英國北部距離不遠,跟歐盟的貿易聯繫同樣十分密切,對「是否加入歐盟」這一決定也曾持續辯論,並曾舉行兩次公投。在1972年及1994年兩次公投中,挪威的「否決歐盟」陣營都以微小比例勝出,此後該國與歐盟談判,最終獲「歐洲經濟區」(EEA)成員身份,而依然無正式加入歐盟。

變相入歐 充滿爭議

這樣的決定對挪威的利益是好是壞?英國頗具影響力的智庫 Open Europe研究員布思(Stephen Booth)曾撰文,認為據 EEA 協定,挪威參與歐洲單一市場後,其商品(農業除外)進入歐盟成員國都毋須繳納關稅,資本亦可在歐盟範圍內自由流動,基本上享有歐盟成員大部分經濟優惠。同時,因挪威拒絕歐盟身份,該國在漁農業、區域整合、對外貿易及外交等方面,都保留完全獨立的自主權,例如可對本國農業實行補貼,也可跟非歐盟國家訂立自由貿易協定。相反,歐盟成員要跟俄羅斯領導的「歐亞盟」一類組織簽訂自貿協定,定義上便不可能。

但世上沒絕對便宜的事。伴隨種種優惠而來的,自然有「挪威模式」的代價。EEA 協定要求挪威不僅要執行歐盟的「商品、服務、資本和人員自由流動」原則,以及相應的各項法律,還要落實所謂「flanking and horizontal policies」,涵蓋社會福利、就業、環境政策等多方面,也就是「變相入歐」。

這些挪威需要採納的歐盟法規,佔了歐盟整個法律體系四分三內容,挪威理論上雖有權拒絕實施,後果卻是出口會被歐洲單一市場以「不合規範」為由拒之門外。結果,甚至連在最敏感的移民問題,挪威也依然無法單方面限制歐盟人口自由流動,結果挪威的歐盟移民比例,便一直高於脫歐前的英國。換句話說,英國脫歐派要是真正打算控制移民政策,則幾乎不可能參與歐洲單一市場,這樣的兩難幾乎是不可能理順。

於全球化時代,即使在區域貿易領域,只要挪威的主要市場在歐洲,這一「自助餐歐盟」制度安排,也對自身出口造成好些困擾。例如在農業方面,儘管挪威農產品可接受國內補貼,但對歐洲市場的出口依然面臨相應的關稅、健康標準等劃一處理。又如製造業出口方面,因挪威並非歐盟關稅區成員國,故需要遵循「原產地原則」,即一旦自身出口使用了「進口自非歐盟關稅區的原料或半成品」,歐盟亦將對挪威出口產品徵稅。到頭來,一切都是普通常識,龐大市場的規則,自然會主導本國經濟狀況。

挪威雖不是歐盟成員國,但既然享受上述優惠,也要對歐盟奉獻。按挪威與歐盟達成的協議, 2014至2020年間,挪威每年須向歐盟貢獻逾8億歐羅,用以贊助歐盟的經濟補助等項目。相關項目最大受益者自然是歐盟國家,而非挪威。據相關機構統計與估算,今年每個挪威人要為歐盟預算付出約96歐羅,數字跟英國目前的水平不相伯仲。

最令挪威不滿的,還是該國對種種來自歐盟的法律條文起草與各個歐盟項目的策劃,都無權置喙。在歐盟機構中,挪威自然沒有代表發聲,該國有常駐代表在布魯塞爾,但只被知會歐盟決定。挪威政府曾自嘲,稱奧斯陸往往直接從布魯塞爾「下載」最新法律規範條文。這樣一來一回,究竟是否還要堅持在歐盟外生存,其實充滿爭議。問題是,對英國脫歐派而言,挪威的選項依然較目前的歐盟身份優勝,起碼「權在我手」,起碼挪威應對單一外部危機時的彈性,還是遠比硬性綑綁要好。

拖延談判 符合利益

但英國能否在脫歐後「挪威化」才是真正問號。挪威政府前歐盟事務顧問赫爾塞特(Jonas Helseth)曾撰文,指出「挪威模式」能出現在英國只是一廂情願的「幻覺」,相信歐盟不會輕易就範。這是因挪威經濟結構與歐盟相比根本不成比例,模式怎樣設計,對其他歐盟成員國都影響不大,加上挪威從未加入歐盟,也無「脫離」的痛苦。然而,英國經濟對歐盟整體的連鎖影響大得多,脫歐過程的磨合也複雜得多,倫敦不容易在每個方面都能討價還價,否則歐盟各國都必然依樣葫蘆,這也是歐盟目前統一口徑,要求英方速戰速決的原因,頗像昔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時對方的嘴臉。

英國是否真正以落實「挪威模式」為目標?似乎也不完全是。「挪威模式」是一個價碼,能用來穩定國內局面,但真的要依樣葫蘆,在目前歐盟團結的狀態下畢竟不容易。更符合英國利益的,卻是與歐盟無了期談判下去,不斷簽訂框架協議、草稿、共識或備忘錄,再以不同手段拖延,以待歐盟內部裂痕加劇,出現領導權改變(例如默克爾落選、極右的馬琳勒龐領導法國等),甚或有其他脫歐國家出現,那時候就能一籃子再議,說不定能得到比「挪威模式」更理想的結局。這樣的柔性外交策略,從來是英國在談判桌上的強項,未來歐洲外交政壇定必風起雲湧,讀英國外交的學生們有福了!

小詞典: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歐洲經濟區成立於1994年,目的是讓「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成員國無需加入歐盟,也可參與歐洲單一市場。目前歐洲經濟區成員除了歐盟成員國之外有冰島、挪威和列支敦士登,這三國和瑞士四國組成了「歐洲自由貿易區」(EFTA),英國加入歐盟前也是EFTA領袖。目前EEA成員的貨物、資本、人員和服務,在區域範圍內可自由流動,但歐洲經濟區成員國需遵守歐盟的大部分法律,同時對歐洲融合項目作出財務貢獻。

2016年7月1日星期五

《選戰偽術師》:電影也是政治公關的廣告?

不久前,一部取材玻利維亞總統大選的政治喜劇片《選戰偽術師》(Our Brand Is Crisis)上映,主旨是美式選舉的黑暗面。但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筆者卻對電影似乎有意簡化當地本土政治的複雜性、誇大選舉專家的作用十分感冒。也許是習慣了犬儒政治,這電影予人的感覺,並不是甚麼反思,而更似是政治公關這業界的廣告。

《選戰偽術師》根據2005年同名紀錄片改編,講述2002年玻利維亞總統候選人「Pedro Castillo」為扭轉競選過程中的頹勢,僱傭來自美國的職業選舉顧問「Jane Bodine」為其策劃選戰的故事。這橋段並不新鮮,不少講述華爾街智庫、選舉專家如何影響美國選舉的電影,例如《這個總統真太濫》、《選戰風雲》等,早已把行業拍透。而這電影同樣有現實藍本,當事人影射的是玻利維亞前總統桑切斯(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

不過在二次創作過程中,導演顯然對不少情節進行了大量重構和誇張,選戰專家的作用,似乎不是真的那樣關鍵。在現實世界,桑切斯在1980年代開始從政,任職玻利維亞計劃經濟部,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的建議採取「休克療法」,抗擊惡性通脹,並於1993-1997年間第一次當選總統,期間推行過一系列社會經濟和憲制改革。雖然他致力推動企業私有化的措施引發爭議,但總體而言,玻利維亞經濟在他治下有所好轉,而當時他的作風也符合拉美潮流,例如鄰國秘魯的藤森作風就大同小異。所以桑切斯在2002年再度競選之時,其實享有相當民望,這與影片中「Pedro Castillo」民調落後對手28%有顯著出入。桑切斯反而在大選前夕才民望急瀉,因為自己和美國關係密切,而受到國內外的反美情緒影響,加上對手莫拉萊斯(Evo Morales)的原住民代表形象鮮明,得以迎頭趕上,美式公關甚至可以說是原罪之一。同樣和電影不同的是,二人均未能在大選中獲得過半數選票,最終要國會投票決定,桑切斯在國會代表的傳統精英群中明顯受歡迎,以莫拉萊斯兩倍的票數當選。

那真正的桑切斯有沒有聘用美國選舉顧問?確是有的,他的競選團隊領袖James Carville就是美國民主黨的政治顧問,曾參與克林頓入主白宮的選戰,並以此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也就是瘋狂抽水)──畢竟克林頓當時以年青黑馬姿態突圍而出,確實有選戰團隊的功勞。不過在《選戰偽術師》,桑切斯的競爭對手那位同樣來自美國倒選舉顧問,倒更符合James Carville的冷酷形象;協助「Pedro Castillo」競選的那位神經質的女公關,形象更像是美國共和黨喬治布殊的助手Mary Matalin,而此人從沒有參與到玻利維亞選戰當中。安排女公關當電影主角,除了是市場考慮,也是為了襯托男性政客甘於被歇斯底里的女性擺佈的戲劇效果。不過好些女性選戰小聰明,例如設下陷阱讓對手背誦納粹語錄,其實放在本土框架,十分「離地」。

在影片中,「Pedro Castillo」再度當選總統後,隨即邀請IMF 擔任經濟改革顧問,背棄了競選時「反對 IMF 干預」的承諾,因而引發民眾抗議,令忠心原住民支持者如夢初醒,從而突顯政客的虛偽。不過在現實中,這卻是倒果為因。真・桑切斯二次當選玻利維亞總統時,前任留下了一個爛攤子,經濟增長低迷,政府赤字巨大,作為傳統右翼政客和經濟專才,桑切斯自然繼續推動私有化改革,並鼓勵天然氣出口,這些和他的早年經歷和第一次總統任期,可謂一以貫之。反而是選舉落敗的莫拉萊斯,視之為「繼續選戰」,號召民眾強烈抵抗桑切斯的政策,煽動了大規模遊行示威。最終在一次活動中,民眾包圍天然氣工廠,桑切斯政府下令軍警為能源出口開路,爆發流血衝突,造成67人身亡、400多人受傷,變成重大政治事件。桑切斯不得不辭職,流亡美國,為的是流血,而不是IMF。

美式政治顧問在第三世界:一個陽謀

我們自然知道,政治顧問在民主選舉扮演的角色,在美國高度發達的民主選舉文化,背後存在一個專業細分的選舉「產業鏈」,已成了美國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這門在香港屬於虛無縹緲、難以維生的「無用」學科,在美國卻是名利雙收的精英搖籃。在華府,政客的社交媒體、公開演說、公關活動,一律由專業政治顧問團隊策劃,反正一切已有常規,要離開遊戲幾乎不可能。問題是他們離開了美國後,真的能繼續產生實質影響嗎?這卻是一個可以相當敏感的問題。

2000年,一項「全球政治顧問調查」對35間國際政治諮詢公司進行了研究,其中半數總部在美國。樣本中的美國政治顧問團隊,有高達57%的成員,有在美國以外為各地選戰服務的經歷,更有34%有在兩個或以上海外地區參與選舉的經驗。冷戰結束後,東歐、拉美各國紛紛「民主化」、「自由化」,這些地區,正是美國政治顧問團隊的主要海外市場所在。受訪的美國海外政治顧問中,65%參與過拉美競選,45%參與過東歐選戰,而在對拉美、東歐本地政黨組織的調查中,有高達80%的拉美政黨有與美國政治顧問就競選進行合作。這比例在東歐明顯較低,但在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從前的俄羅斯勢力範圍,也有27%,甚至連俄羅斯也有23%的受訪政黨人士,尋求過美國競選顧問服務。

然而存在是一件事,謀生是一件事,這些顧問在其他國家是否同樣「實用」、特別是對本國發展有利,卻是另一回事。普京的前任葉利欽就很信美式選舉工程那一套,不過普京反其道而行,民望反而高得多。眾多拉美國家民主化後,嘉年華式選舉越搞越多,花費越來越大,但民眾的真正選擇卻越來越少,因為能負擔這遊戲的精英,都不可能逃離既得利益階層的緊箍咒,而全球化時代的一般國家,能出現普京那樣的強人畢竟不容易。

在美國,政治制度發展至今,能改變的空間不大,這種選戰能促進內部經濟流動、社會流動,就是不談對穩定政治的功用,也有其他價值;但在發展中國家,從選戰得益的往往反而是外國人、外國企業,與及一小撮本地「離地」精英,發展下去,卻可以相當危險,很難不落入「顏色革命」與「反顏色革命」的宿命。當然,那些美國政治顧問是高度職業化的、也是專業化的,正如《選戰偽術師》展示,顧問團隊協助海外老闆勝出後,並不會對當地政治生態有任何興趣,只想儘快離開,跑到下一個國家賺錢。但正正是這種心態,卻讓「外國勢力」更容易干預第三世界,因為它們懂得選舉規律,很容易從中上下其手。

說回玻利維亞。莫拉萊斯終於如願以償,在2006年,成了玻利維亞史上第一位原住民總統,以信奉左翼哲學、民族主義、強烈反美、反自由主義、與委內瑞拉左翼強人查韋斯稱兄道弟為形象。他大概是目前拉美最「左」的政府,推行能源企業國有化,違背了前朝與跨國公司的協議,並以相關收入推動大量社會福利政策,並普及基礎教育和醫療,強制全體公務員掌握一種本土方言,並建設專門招收原住民的大學,路線很受原住民、中下階層歡迎,但自然也有「白人遭受逆向歧視」、「仇富」一類指控。莫拉萊斯這些舉措,除了是對西方民主化、自由化思潮的反彈,似乎也包括對美式選戰的反彈,儘管他自己最終也受惠其中。那世界各地的嘉年華式選戰,一旦連續產生了幾個無所作為的總統,令國家大權逐步旁落,各地的莫拉萊斯會否紛紛出現?以美國本土的特朗普為例,信仰雖然與莫拉萊斯屬於左右不同光譜,但代表的「本土主義」、對傳統精英的反彈、對被設定的政治常態的藐視,其實如出一轍。再想下去,電影那未能說出的甚麼,其實,才最值得反思。

沈旭暉 信報月刊 2016年7月號

家務助理外的文化雙城記:菲律賓與香港

說到香港歷史上的姐妹港,我們介紹過不少,但到今天還關係密切的境外群體,卻有不少不被我們重視,例如菲律賓。提起在香港的菲律賓人,今天我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想起家務助理,也就是菲傭。其實還有很多其他菲律賓人,在香港近代社會擔當了重要角色,著名的菲律賓樂手群即其中一例。

菲律賓原住民音樂以鄉村民謠為主,早期社會尚未有專門「樂手」的概念,音樂只是日常生活的插曲。後來西班牙、美國先後殖民,歐美的宗教、社會、文化元素逐漸與菲律賓本土文化融合,菲律賓歌舞逐漸成為一種獨特文化,樂手作為一種職業,也應運而生。十八世紀開始,菲律賓的鄉村露天歌舞演出盛行,城市的表演則相對正規,樂手們會組成樂團,進行正規培訓,結果無論城鄉,都幾乎人人能唱。到了二十世紀,菲律賓幾乎每所教堂都有一位本地專業樂手和一群受過專業訓練的歌者,那些較著名的教堂還會提供半專業音樂培訓,不少菲律賓早期音樂人皆學習於此。彼時各大城鎮至少有一支職業樂隊,通常由音樂家族經營管理,在各種音樂會、節慶典禮表演,形成了以家族為核心、音樂為載體的獨特經濟結構。

不過我們更感興趣的,還是菲律賓音樂風格的國際元素,因為那也隱隱然有香港的影子。起初菲律賓民謠反映鄉村生活,例如農耕、驅邪、祭祀等,主要以竹製、骨製的原始樂器演奏,相當原始。後來從西班牙引入結他等西方樂器和旋律,還有宗教改革後的世俗化意涵,令菲律賓音樂逐步現代化,一八七九年西班牙歌舞劇《玩火》(Jugar con Fuego) 首次在菲演出,受此啟發,菲律賓歌舞漸漸自成一家。美國殖民後,菲律賓開始建立公共教育制度,音樂科目被納入其中,遵循歐式古典音樂教育,菲律賓第一代西式音樂創作人,就在這一制度下培養出來。由於美國文化風行,爵士樂尤其被菲律賓樂團發揚光大,成了招牌曲風。這一系列fusion,本身就是早期全球化的縮影。

從上海到香港

菲律賓樂手與華人社會的交集,主要始於十九世紀。隨着歐美殖民者進駐上海租界,即今天浦東地區,不少菲律賓水手也一併登陸。到了八國聯軍之役,代表美國、英國的士兵,其實不少來自印度、菲律賓等亞洲各地,軍事行動的同時,也不無文化交流。到了中國的菲律賓人不少與華人女子成家,在上海落地生根,有了長住的打算。須知在民國時代,上海是遠東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會,夜總會、俱樂部、酒吧雲集,爵士樂風靡全城,菲律賓樂手把握機遇,在上海灘充分展現音樂才華,被視作第一流表演者,從低端酒吧到高級沙龍,都可見菲律賓樂隊演出。Pepito Alindada 這位菲律賓樂手,就被認為是當時上海灘最頂級的樂壇領隊。

中共在大陸建政後,上海的菲律賓樂手難以立足,紛紛離開,不少南下到香港,這卻是香港音樂國際化的契機,再次印證了「中國不好、香港好」的定律。在這一時期,香港逐步取代了當年上海灘,菲律賓樂手們也幾乎複製了在上海灘的成功模式,憑藉對爵士樂表演的天賦,在灣仔等地的夜總會、酒店起步,逐步發展到參與電影音樂製作等其他平台,成了香港影音和表演界不可忽視的社群。

菲音樂人感到今非昔比

六十年代是菲律賓樂手在香港的黃金時代,例如D’Hijacks這一菲律賓樂隊被譽為「菲律賓版Beatles」,在Bayside 這一當時港島最受歡迎的俱樂部作常駐樂隊,受到瘋狂追捧。不少來自菲律賓的流行樂團和歌手在香港各大高端場合演出,如男子組合樂隊Fabulous Echoes、來自菲律賓音樂世家的女歌手Christine Samson(洛詩婷)等,享有天王天后級聲譽。當時菲律賓的國力也頗有看頭,脫離美國獨立不久,國民普遍教育程度高、英語流利,國家資源充足,馬尼拉是當時的亞洲金融都會之一、亞洲開發銀行總部所在地,一派「準大國」景象。菲律賓人進駐香港樂壇,有點居高臨下的姿態,絕非今天我們提起菲律賓時,只想到家務助理的情形。

然而,隨着香港本土音樂人漸漸崛起,香港回歸後的社會越來越「去多元化」,在港菲律賓樂手的發展空間,也日益受到擠壓。其實早在七十年代開始,已有香港本土樂界對菲律賓樂團產生抵觸情緒,認為後者搶佔了屬於他們的市場,因此揚棄英文音樂、強調本土化,某程度上,也是要提高競爭門檻;畢竟就是Christine Samson等長住香港的宗師級樂手,唱廣東歌也不是最得心應手。自從菲律賓以輸出外勞為經濟政策,港人接觸菲律賓人多了,有點「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的意味,而且個別菲傭假日期間到不同地方兼職(雖然不合法),固然是加強了文化交流,卻也降低了港人心目中對菲律賓樂手的專業尊重。近年香港對菲律賓人的歧視時有出現,加上馬尼拉人質事件,令菲律賓音樂人感到今非昔比,留在香港發展的多要迎合本土化口味,方可打入市場。其實香港以「亞洲的國際都會」自居,而在港的菲律賓樂手技藝一流,身懷菲律賓本土與歐美文化的奇妙融合元素,理應是香港文化不可或缺的亮點。倘若香港社會任由「真.菲律賓樂手」逐步淡出,這對香港的軟實力、社會生活質量,都將構成難以估量的損失。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