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發生不少社會運動，警隊執法行動中經常惹起爭議。然而，以國際排名而言，香港警隊一直享負盛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世界競爭力報告，香港警隊服務的可靠程度一直名列前茅，在2013至14年度在148個地區中排行第4，令香港成為世界上罪案率最低和破案率最高的地區之一。由於歷史因素，香港警隊國際化程度很高，除了華人警員外，也有來自印度、英格蘭、蘇格蘭、山東，甚至非洲和西印度群島。
林占士先生就屬於歐亞裔警官，他退休前為警務處高級警司，祖籍英國，在香港接受教育，是一位地道香港人。他20歲時加入警隊，成為見習督察。其後，曾到英國深造，擔任過不同警區和部門的指揮工作，也曾是少年警校副校長。在警務生涯中，曾處理六七暴動和警廉衝突等重大事件。林占士深諳廣東話和英文，令他可以遊走於華洋警員之間，相信他能讓我們對香港警隊的發展有更深的了解。
受訪者：林占士（James, J）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 S）
整理：李志鵬
S： 香港戰後滙聚了來自世界和中國各地的移民，當時社會各種族相處融合嗎？
J： 六十年代初期，香港接受異族的程度較低，對其他種族都會投以奇異的目光，社會主要以華人為主，華人中又以來自廣東四邑的地位較高。當時的社會對種族的意識較強，這可能與殖民政府的管治政策有關。那個時代政府表格都有一欄要申報所屬種族，而我就是屬於Eurasian（歐亞裔），即是歐亞混血，當時也稱為雜種。異族並不容易融入香港的生活，因此，他們都選擇聚居，非華裔大部分住在跑馬地，或是嘉咸街、衛城道至西邊街一帶，慢慢形成一個無形的系統分隔不同種族。這正如今天巴基斯坦、菲律賓和尼泊爾人都聚居在元朗、秀茂坪和觀塘一帶一樣。
S： 作為歐亞混血兒，你在香港成長和工作的過程中曾面對過歧視問題嗎？
J：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任職於滙豐銀行的賬單部，當中主要以非華人為主，例如葡萄牙人、印度人和歐亞裔人，而櫃面則以華人為主，不同種族負責不同的工作，這也是一種軟歧視。當時我也接受，也視之為激勵我向上的動力。在警隊內並沒有感受到明顯的歧視，但警隊的情況有別於其他環境。因為警隊是紀律部隊，講求服從、階級和權力。但下班後，也有種族分隔，華人和外籍同事分成不同群體，而我作為歐亞裔，其實與兩者溝通都沒有問題，就算開有關種族的玩笑，也不會感到歧視。上級也笑指，在聖誕節時可以把我當作中國人，而農曆新年則把我視為外國人，那麼我就不用放假。
中文試阻南亞裔投考警察
S： 當時，香港警隊中有不同種族背景的警官，為何有這安排？
J： 戰後，英軍開始撤離香港，因為警員數目不足，殖民政府從印度調派警察到香港駐守。另外，也有不少來自澳門的葡國裔警員，負責通訊工作，此外，其時很多內地人逃難到港，警隊又招募了很多山東籍警察，主要是負責交通部和衝鋒隊的工作，此舉可制衡廣東籍警察的勢力。不同種族的警員能更有效與各自的民族溝通，方便警隊執行任務。警隊內，同族的警員較投契，他們會提及故鄉的事，自然形成不同的群體。
S： 港英時代，外籍警官在警隊中都擔當較高級職位，為何有這情況？
J： 當時，警隊的制度也形成了制度上的歧視，來自外國的警官都有房屋和海外津貼，而且他們全部都是警官，而非員佐級，如有需要，更有警員為其翻譯。他們擔當較高級的職位，為方便溝通，大多較願意和同鄉合作，而華人警官也有類似情況。但警隊內有制度去推動團體的訓練和合作，並以紀律和階級去減少當中的歧視。
S： 回歸後，香港警隊內的多種族文化有何改變？
J： 回歸後，香港外籍警員的數量萎縮。可是，現時香港少數族裔，特別是南亞裔的人口增加，南亞裔警員的數目卻不斷下降。南亞裔人士在香港聚居，情況類似香港的六十年代，部分南亞裔人士也開始涉及有組織罪案，並趨向暴力化，當中更有不少被惡勢力招攬，問題嚴重。大概7年前，我擔當融樂會的幹事，當時發現南亞裔青少年投考警察很困難，因為他們難達到中文的要求。香港是個中英文並用的城市，其實他們都能說流利的廣東話，英文程度也不錯，只是中文閱讀和書寫能力較弱。南亞裔青年難以在現時的教育制度中得到中文學習的支援，因此他們難以追上正規學校的中文程度。
另外，現時中文考試並非考核實用中文，而只是證明考生熟悉相關的語文知識。以往，香港人的英文水平在東南亞名列前茅，但現時就連大學生的英文水平也下降。我們要考慮香港的實際需要，而非單單認為英文為教育語言是英國人對華人的壓迫就否定一切，原本我們有很好的制度，只要微調就能回應社會需要，但把制度推倒重來，變成畫虎不成反類犬。以新加坡為例，他們重視英文，同時加入中文和馬來文等語文，這都值得我們參考。
S： 近年不少人重新檢視六七暴動，作為警官，當時警隊內的氣氛如何？
J： 暴動期間，警隊內部最為團結。因為所有人都要回到警署內駐守，大家處於作戰狀態，彼此視為兄弟，沖淡了種族的芥蒂。1967年7月8日，沙頭角有疑似民兵組織打死了5個警察，而在內部通訊系統中聽到機關槍聲傳出。當時，我在銅鑼灣候命，也感受到同事的恐懼。那時候，邊境有很多事故發生，有同事遭伏擊，有被地雷炸斷腳。之後，英國調派啹喀兵到香港邊境。當時北京和倫敦正處於協商階段，這些暴行可能是大陸地區勢力引起。同一時期，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葡國政府提出提早交還澳門，這亦推動了部分香港人參與事件。警隊由5月至6月中都採取容忍態度，6月初，左派報章報道解放軍開始部署邊境，威脅停止向香港運送糧食和發動進一步的罷工等，而正值東江水合約到期，整個社會都感受到威脅。
S： 廉政公署成立前，香港貪污問題嚴重，當時警隊內貪污情況怎樣？
J： 在六十年代，每天回到警署，就會發現儲物櫃放有「黑錢」。若報案，就會被同僚視為異類，會被人調走或革職。警隊內的貪污機器很龐大，整個機器由探長主導，當時，有一則新聞報道指「華探長帶領警司到現場調查」，然而，警司的階級遠高於探長，明顯貪污情況扭曲大眾對警隊體制的了解。如果不合作，根本難在警隊立足。在特赦令後，集團式貪污亦在七十年代後停止，其後，服務質素開始提升。
S： 近年警隊的角色在社會上引起爭議，你認為警隊應如何回應這些問題？
J： 警隊始終是執法部門，沒有社會不需要警隊，警察的責任就是維持社會秩序，警隊既要幫助市民，也要拘捕犯罪人士，以維持社會安寧。在面對違法事件時，我們就要根據法律採取執法行動，這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以前，只要警察在執法時懦弱，會被即時解僱，甚至要坐監。警隊的首要工作是保障市民的安全和財產，維持社會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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