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設仲裁法院歷史案例

昨天談及國際常設仲裁法院(PCA)的地位，而從國際法的實踐歷史而言，PCA的案例都具有深遠影響。研究PCA的權威Manuel Indlekofer認為，在ICJ成立前的20世紀早期，PCA經歷了黃金時代。以下三大領域的PCA案例，都被後世國際法體系繼承，並發揚光大：

．在領土主權爭議方面，1928年PCA的「Palmas島仲裁案」，就產生了極重要影響。本案中，美國與荷蘭就Palmas島的主權歸屬持不同立場，而PCA通過仲裁，首次確立以「長期連續進行切實的主權管轄」，作為判斷爭議地主權歸屬的關鍵法律依據。這一決定，成為至今解決主權歸屬的重要參考。

．在國家責任／外交保護方面，1914年PCA的「法國訴秘魯案」，也是影響至今的經典範例。當時秘魯發生政變，新政府宣佈，上屆政府給予法國銀行的經濟權益全部「作廢」。但PCA最終裁定，秘魯新政府的上述主張不成立。

．在條約解讀方面，1913年PCA的「帝汶島仲裁案」，也是一錘定音。當時荷蘭、葡萄牙就帝汶島邊界條約的文字產生爭議，最後PCA裁定，各國釐定條約時，將以「締約方的真實意圖」、而非「照搬文字」作為解讀原則。

當然，PCA先天的無約束力弱點，成了一個明顯缺陷，因此才有日後ICJ的出現。不過PCA在未來國際關係的角色，卻依然是不容低估的；它和ICJ的分工合作，也是難以取代的。例如在處理國家與非國家個體之間的糾紛時，PCA才可以扮演角色；而在處理諸如環境保護、文化權益等非傳統議題上，PCA亦可激發國際社會關注。這些都是ICJ作為主權國家俱樂部難以理順的。

Manuel Indlekofer甚至提出，未來PCA可以發展為一個「傘型機構」，統領現行所有根據多邊條約設立的臨時仲裁，把它們變成一個國際體系。他也認為PCA可以考慮正式加入聯合國爭端解決機制，從而與ICJ在聯合國框架內的分工合作，一方面強化PCA的法律約束力，另一方面為國家、非國家行為體的爭端解決，提供更多法律咨詢服務。本欄多次談及非國家個體對國際關係的挑戰，假如沒有PCA，世界只會更紛擾。

可惜這些並不容易在短期內達成，特別是經過南海仲裁一案，中國只會對PCA的角色強烈質疑。其實只要應用得宜，理論上，PCA也是可以對中國外交有幫助的：例如通過中資機構在PCA訴訟，就可以做到很多國家層面不能完成的任務。這種空間，正是21世紀「多孔外交」的精髓所在。假如因為一個案例不爽，而要全盤否定PCA，這樣的結論，不但草率，而且令人遺憾。

小詞典：Palmas島

Palmas島位於菲律賓與印尼之間，1928年，統治印尼的荷蘭和統治菲律賓的美國，就島嶼主權出現爭議，兩國同意交由PCA裁決。美國主要理據是島嶼比較接近菲律賓，同時菲律賓前任宗主國西班牙有較早發現島嶼的證據；荷蘭理據則是對島嶼實施有效管治。PCA判決，地理距離、發現時間都不是爭取主權的最有力證據，長期的有效和平管治才是判決基礎，因此判決荷蘭勝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