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4日星期二

從肯雅恐襲回看孟買恐襲電影《11/26慘案》

近年印度電影被引進香港,但我們看到的大多是娛樂性高的喜劇,其實印度還有不少題材嚴肅的電影,例如剛全球公映、以2008年孟買連橫恐怖襲擊為背景的《11/26慘案》(TheAttacks of 11/26),就值得和講述9/11事件的眾多荷李活電影相提並論。

印度的9/11:讓衣食住行永留陰影

我們大概對2008年11月26日印象不深,但對印度人而言,那是比9/11更震撼的恐怖襲擊。雖然166人死亡、600多人受傷的「規模」,似乎不能與美國的9/11相比,但整個犯案過程對全體印度人的心理衝擊,卻也許還要持久。在事發當日,恐怖份子對孟買八大地標實行連橫襲擊,手持AK-47、手榴彈等遠比孟買警察先進的武器見人殺人,目標包括五星級酒店、火車站、醫院、咖啡屋等,以求令印度人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都永遠留下陰影。

9/11的襲擊模式規模宏大,但有了妥善防範後,一般人還是認為可一不可再;但是「11/26式襲擊」方便快捷,可謂防不勝防,特別是在印度這樣的國家。而且犯案組織伊斯蘭虔誠軍(Lashkar-e-Taiba)此前有不少襲擊前科,例如曾在2001年攻擊印度國會,背後又與巴基斯坦朝野關係千絲萬縷,對印度人而言,那是無時無刻在身邊的威脅,不像蓋達,對美國本土而言,始終遠在天邊。

演繹濫殺婦孺的分寸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齣希望走向世界的印度電影如何同時達到以下目的:對本國人民展現一個耳熟能詳的慘劇來撫平傷口,對不熟悉事故的外國觀眾刻劃襲擊的嚴重性,卻又不致因為編排引起政治、宗教爭議,就成了導演的挑戰。這些目標貌似簡單,其實某程度上,它們卻是互相排斥的,要兼顧並不容易。

首先,兇手濫殺婦孺的行為成了電影的鋪排重點。他們之間會互相提醒不要對婦孺手軟,一位幾乎成功逃生的孩童最終還是被亂槍射殺,更成了電影中段休息前的高潮。但是,導演同時卻似避免標籤兇徒在故意選擇婦孺來殺,只是說他們不迴避殺婦孺,兩者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例如兇徒選擇醫院來襲擊,應可說是專門針對婦孺,因為那個醫院就是為收容婦孺而設;但是在電影,兇徒卻特別解釋,說襲擊醫院只是因為此前受傷的人會被送到醫院,暗示別無針對性原因。而且兇徒在殺死一名給他食水的男子後,卻對他的兒子下不了手(鏡頭起碼沒有直接交代下手),也似是導演要為「人性本善」埋下一絲伏筆。這顧及了人性化的刻劃,卻有違印度人心目中「兇徒都是變態狂魔」的形象。

元兇虔誠軍:冷處理宗教和外交的盤算

策劃慘案的組織「虔誠軍」是激進伊斯蘭教派的恐怖份子,這是在南亞眾所週知的事實,電影對他們的處理,卻是小心翼翼地去伊斯蘭化。電影開始時,字幕就強調「不是要詆毀任何宗教,只是要譴責個別暴徒」,明顯是要避免引起穆斯林不滿。在全劇高潮:警官和兇手的對話,警官特別討論《可蘭經》如何談論「jihad」,不斷讚頌伊斯蘭教是崇高的宗教,以突顯滿口聖戰的兇徒如何無知,也顯得有點刻意。然而在真實的歷史,那位唯一生還的兇手卻交代,自己也是為了金錢和食物行兇,甚至說要是印度警方提供同樣東西,他願意立刻變節。這「務實」的一面,就完全在電影看不見,原因也許很簡單:這題目接上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地生活水平差異的敏感議題,就不能迴避了。

不少印度人深信虔誠軍和巴基斯坦軍方強硬派有特殊關係,甚至認為不少恐怖襲擊,都是巴基斯坦在背後指示。我們自然不能對此核實,但起碼這是好些印度學者私下談話的說法,相信代表了一部份印度人的觀點。有趣的是,巴基斯坦政府曾在案發後嘗試毀屍滅跡,關閉虔誠軍在疑兇家鄉的辦公室,以圖否認疑兇來自巴基斯坦,仿佛欲蓋彌彰。但電影只是把虔誠軍描述為蓋達支部那樣的恐怖組織,對慘案背後的印巴衝突主旋律,一概按下不表。

如此加工下,觀眾對慘案的過程無疑十分難忘,但難免停留在官能層面。我們自然不必要求每一部電影都交代來龍去脈,像講述9/11事件的《聯合93》也只是特寫劫機場景,但那反而開門見山。相反《11/26慘案》不但正面描寫審案過程,還以警官的回憶貫穿整個劇情,卻把一切簡單歸咎於極端教派洗腦,就顯得有點左閃右避了。

2013年8月27日星期二

從「新加坡《那些年》」閱讀新加坡本土社會: 《我的朋友,我的同學,我愛過的一切》(That Girl in Pinafore)

觀看這齣新加坡本土製作的電影時,我身處新加坡迷你戲院,原來心態只是考察別國國情,想不到電影比想象中要好得多,雖然情節老套,但添加了新加坡本土風味,就令人感覺味道。單論電影本身,似乎是台灣《那些年》和大陸《山楂樹之戀》的crossover:一方面是學生時代少男少女的愛情故事,又是有包括肥仔一員在內的兄弟班四人,在學校又是打手槍;另一方面,學生們卻十分純情,電影有青春而沒有肉體(連沙灘嬉水也沒有),結局又是主角患上絕症而逝。精彩之處,反而是電影有意無意間反映的新加坡百態,以下情節能通過審查,其實已不容易。

中產「虎媽」與新加坡家長式管治

電影女主角來自單親中產家庭,母親堅持在家說英語,夢想是移民美國,把女兒管束得十分嚴格,這原來是「虎媽」的常見造型。但放在新加坡,這其實是過去數十年政府提倡的精英主義縮影:能說英文的都不願意說華語,學校以成績汰弱留強,精英一面宣傳愛國,一面卻排隊拿綠卡。最有意思的是結局:女主角對送機的母親說,「這是我一生最後一次聽你的話」,然後沒有擁抱,頭也不回就上機,和主旋律電影的「母親嚴厲些還是為兒女好」、「母女冰釋前嫌」等公式截然不同。這多少反映了不少新生代新加坡人對家長式政府的態度:他們明白政府的效率十分理想,但也情願在大選投反對派一票。

種族議題的禁忌

新加坡另一個社會禁忌是種族議題。新加坡立國前後,曾發生連串種族動亂,李光耀以鐵腕手段鎮壓下來,「75%華人、其他馬來人、印度人、西方人組成新加坡」的公式,就成了不能挑戰的方程式,任何人宣揚種族矛盾,都可能有嚴重後果。電影的肥仔男學生卻與家中馬來司機的女兒拍拖,最後還結婚生子。父親勸他三思,說他根本不了解女孩的宗教,被兒子頂撞了一句:「你這是種族主義」──假如電影在其他地方上映,這句話大概不會引起反應,但在新加坡戲院內,觀眾都不約而同「wow」了一聲,因為「racist」這詞,在此間太敏感了。無論官方如何宣傳,新加坡的跨種族通婚畢竟不太普遍,不同種族在工作中合作無間,但始終以自己的社群為主要活動範圍。近年新加坡有人建議不強調種族、只強調「新加坡人身份認同」,但政府對華裔主導的政策又十分堅持,這兩難如何理順,也是一大挑戰。

精英主義與既得利益

電影的反派學生依仗家境成為學校小霸王,結局也不像一般主旋律電影般「惡有惡報」,而是通過賄賂擊敗了主角,得到歌唱比賽冠軍,也讓家人購下主角一家經營的音樂餐廳,全面報復成功。這觸及了新加坡另一個禁忌:執政人民行動黨其中一個引以自豪的綱領,就是推廣「賢人政治」(meritocracy),但到了選舉,卻常被反對黨攻擊為造成社會不平等。新加坡信奉高薪養廉,但反對派認為精英的機會太多,而且是結構性的既得利益者,一般人只要在教育制度成為失敗者,就難以挑戰。反派學生的「成就」,暗示了社會不平等的一面;但要是沒有精英主義,新加坡卻可能失去賴以成功的基礎。李光耀認為新加坡國情「太獨特」,要是沒有強而有力的領導,國家在複雜的國際環境根本沒有方向,而相信這論調的人,有很多。

「校園色情小說生意」的折射

電影講述中學生偷買色情雜誌,在學校經營借閱生意,在西方自然是「小兒科」,但對新加坡還是頗為震撼。因為新加坡實行新聞監控,色情資訊也在監控之列,一些熱門色情網站都被屏蔽;雖然設有紅燈區,但檔次很低,不能解決一般「問題」。因此,新加坡人多少有壓抑的一面,然而踏入互聯網時代,一切管制已難奏效,政府卻沒有想好對策,就像電影的校長除了消極重罰四名學生停課一個月,就甚麼也不懂得做。有趣的是,學生家長只會擔心兒子停學的後果,對色情雜誌反而毫不介意。這裡折射的,既是監控與現實的矛盾,也是保守與開放的悖論。

「新謠」1993Vs 2013:由被批判到被肯定的身份認同

那政府為什麼容許電影上映?除了以上訊息表現得太不經意,電影成功塑造的新加坡本土特色,相信是政府十分樂見的。以前在李光耀時代,公開在銀幕上說福建話、廣東話等方言是被禁止的,原因是害怕妨礙國民身份認同。但現在新加坡人已發展出別樹一幟的「Singlish」,把英文、各種華文方言與及馬來文、印度文等詞彙融為一體,文法自成一家,外人既不會不明白,又能明顯感覺到自己是「aliens」,這不能不說是本土化的成果。

電影的大量「新謠」歌曲,更是新加坡本土文化的象徵。新謠大盛於八、九十年代,當時新加坡正經歷全球民主化,新一代感到無限機遇,政府一方面嘗試開放,例如在1993年實行全民直選總統,另一方面卻加強管制,例如立例禁售香口膠。電影背景正是設在1993年,後來新謠慢慢式微,也是與那一波社會變革歸於沉寂、一代人接受現實同步發生。想不到到了2013年,民主化浪潮再興,這次新謠卻由政權的批判對象,變成有助團結國人的「國寶」,反映李顯龍看待方言的眼光明顯和李光耀不同(李光耀至今對此耿耿於懷),其中一首因為方言被李光耀所禁的《麻雀街竹枝》,也有在本片出場。有了這種身份認同,新加坡作為獨立小國的前景還是樂觀的;至於其他越來越打壓本土色彩的地方,要是繼續把自身特色淡化,不但叫人嘆息,也是人類文明的損失。

沈旭暉 號外 2013年10月

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

讓香港重生:我們需要怎樣的國際視野?

一個月前,無線電視節目《星期日檔案》製作專題,探討香港人的國際視野。主流媒體願意關注國際素材,原來令人欣喜,但不少朋友看過節目後,反而對甚麼是「國際視野」感到迷惘,乃至產生種種誤解。核心問題是:我們認為國際視野在香港,不應是和香港相對立的空中樓閣,而應該是香港社會的根本構成部份。要了解甚麼才是香港應有的國際視野,我們應從甚麼不是國際視野談起:

甚麼不是國際視野?

1. 閱讀片面的國際資訊,不一定有國際視野。無論我們接收甚麼國際資訊,單一來源從來是大忌,CNN的大美國主義固然深入民心,更有趣的例子是銷量十分可觀的《環球時報》。表面上,這是空前成功的國際新聞媒體,讀者理應充滿國際視野,但由於與國家立場相違背的不能報,讀者會認為全球都同情中國的釣魚台史觀;聯想到本國政治的也不能報,所以十八大期間,連美國大選也不能隨便評論。結果十分諷刺:越是與自身相關的國際資訊,內地民眾越是空白,《環球時報》培養不了整全的國際視野,這卻正是它得以建立所謂「國際新聞盛世」的原因。

2. 知道一些國際冷知識,不一定有國際視野。筆者認識不少教徒,可以對耶路撒冷一帶的歷史地理琅琅上口,但被問及當代以巴局勢、或哈馬斯何以在民主選舉獲勝,卻只會背誦「以薩馬利」、「法利賽人」,難免讓人感覺是用一套以國際包裝的切口來自說自話。就像通過電腦遊戲認識「馬里穆薩王」的玩家,假如只是當「馬里」是類似「天狼星」、「撒亞人」那樣的幻想variable,讀國際新聞像讀《星球大戰》,人生同樣不會國際起來。

3. 出國旅遊或留學,不一定有國際視野。說出國吧,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主流旅行團的出國行程,往往就像參觀本地主題公園,對待真古蹟和山寨古蹟的配套完全沒有分別,我們自然不能期望到了環球片場或寧夏製片廠,就會有國際視野。說留學吧,近年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多,不少卻自成一國、自絕一角,幾乎無須與本地人打交道,與百年前容閎、胡適的留學經歷亦大相徑庭。相反,弘揚「世界聯邦」、「世界公民」等概念的哲人康德,終生沒有離開過普魯士的家鄉柯尼斯堡,但怎會有人說康德缺乏國際視野?

4. 離開本土工作,不一定有國際視野。例如我們的菲傭到香港的前一站,可能是新加坡、阿聯酋,但她們到哪裡工作,和對那些地方的認知關係一般有限。在剛舉行的馬來西亞大選,也很少人認為跨境來投票的孟加拉外勞有「國際情懷」。舉一反三,香港人自然應該了解在內地和海外的工作機遇,乃至要粗略明白人民幣國際化與安倍經濟學,但決定在哪裡工作的,更多是「經濟視野」,與國際不國際不太相干。假如香港人只是道聽途說要北上或出國,而不知其所以然,這和菲傭的視野、孟勞的視野沒有分別。

5. 在國際大都會得到高薪厚職,不一定有國際視野。對跨國企業而言,無論辦公室設在倫敦、香港還是孟買,它們的員工都生活得一模一樣,活動空間幾乎不會踏入本地社群,視野難免局限在一個特定的社交圈子,假如在本地社區忽然迷路、再不幸遺失iPhone,很可能人間蒸發。相反,海外working holiday的參加者雖然暫時零收入,視野卻能超越自身的地域與階層,對長遠提升競爭力亦有幫助,這卻不是任何「競爭力指數」足以涵蓋的了。

那麼,香港人的國際視野應該是甚麼?

1. 國際視野應是進階的、複合的知識,不是單一學科,也不能一蹴而就。以外交學為例,一些大學在研究院才開設獨立專科,就是避免學生對某國某地產生強烈認同或批判前,對政治經濟學基礎一竅不通。我們可以很喜歡、或很討厭美國,但假如對美國政制的涉及和優劣不甚了了,這種「愛」與「恨」,都是扭曲的。內地青年經常簡單地認為「國際政治就是國家利益」,傾向以陰謀論解釋一切,就是典型例子。

2. 國際視野應有把國際知識和自身環境融會貫通的技能,這是比較政治、比較經濟學的基礎。舉陳雲的《香港城邦論》與陳冠中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為例,「二陳」立論縱然全然相反,卻都具備這樣的訓練和視野。可惜彼岸有「美國例外論」,此間有「中國模式」,每每對政治不正確的國際案例斥之為「不合國情」,甚或口誅筆伐,令比較政治的功能被漠視,乃至逐漸脫離一般人對「國際視野」的定義。

3. 國際視野應具備在不同地方的在地工作和適應能力。一個有「競爭力」的跨國集團CEO要是長期在單一崗位服務,不一定有國際視野;但能夠在烏干達本土社區生活得如魚得水的海外來客,卻通常是有國際視野的人,因為他掌握了在國際環境生存的技能。唯有掌握在地工作的能力,才能在國際社會收放自如,否則「視野」只是伴隨職業而生,也會伴隨失業而亡。

4. 國際視野不只是被動的「視」,而應衍生人本關懷。像希特拉、毛澤東、史達林等人,不可謂不懂國際政治,但世界於他們而言,只是一場棋局,各國死亡人數只是一堆數字,這是「戰棋視野」和「國際視野」之別。香港需要的是後者。要是有一個對身旁基層勞工苦況漠不關心、對籠屋居民感到不屑的人,忽然高調為南蘇丹貧民籌款,這是否國際視野,就值得商榷。

5. 國際視野與任何民族、本土身份都不應抵觸,只是一體兩面,正如沒有人認為Beyond講述南非的歌曲《Amani》不屬於香港。要一個地方產生國際視野,必須讓國際視野滲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培養整個城市的「Glocal vision」,人民自然是國際公民,這才是王道。但假如像電視節目那樣,追求「對立式國際視野」,社會往往只會產生兩個階層:對國際崇拜、嚮往在跨國企業工作的一小撮人,和對國際敵視、但被逼離鄉謀生的一大群人。這樣的社會往往高度撕裂,像不少第三世界地方那樣。

在目前令人憂慮的環境,我們能否維持這種視野,並非無病呻吟,而是香港能否維持下去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可以做甚麼?特別是當我們不能期望政府的時候,身邊眾多「討厭政治」而又關心香港的朋友,可以做甚麼?

我們可以做甚麼?

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我對這問題,每天都在想。剛回到香港時,個人難免因為媒體、專欄而為人認識,但依靠個人推廣國際視野,是難以持續發展的。我始終相信幕後的框架、制度建設,才最重要;唯有從日常曝光適量解脫,才能專注幕後工程,這是我經常說希望淡出幕前的原因。以下是我近年一些和框架設計有關的幕後參與和建議,不一定全面,但也許能拋磚引玉:

1. 香港媒體處於東西資訊的樞紐,目前亦尚算自由,理應成為一家之言,乃至建立「Hong Kong School」,這也是國際媒體依然找香港學者評論世事、依然關注我城的原因。因此我們的國際版面不應只是新聞甜點和裝飾,只要找到啓迪社會的切入點,甚或足以顛覆既有消費模式。近年筆者和友好建立國際評論網站、出任一些媒體的國際版面顧問,都是希望令這樣的改革成事。在新媒體時代,製作國際節目的成本已大為降低,如何令電視、電台出現Discovery Channel一類頻道,擁有屬於香港的國際聲音,更是新一代值得思考的事。

2. 通識教育目前有「全球化」單元,然而學生此前缺乏基礎國際知識,卻被要求立刻批判世界,有時反而令他們失去興趣,或得到充滿偏見的概念,到了大學,問題就浮現起來。筆者經常在相關委員會說,「國際視野」不必獨立成科,卻應該系統地在中小學課程滲入。參考國際案例,歐盟有鼓勵學生之間跨國合作的「蘇格拉底教育計劃」,美國在9/11後把「國際視野」列為優先教學目標,日本中小學近年也加入「國際理解教育」,都是以潛移默化滲入國際視野為教學主旨。對此我們亦應主動研究,等待教育局就太遲了。

3. 現在香港沒有結合國際視野與本地社會的專科,其實這類命題對研究本土、國際的學者而言,都是潛力無限。數年前,筆者開設了「香港涉外關係」碩士科目,高層原來不大看好,擔心無以為繼,但學生反應頗為積極,現已延伸至在本科和大學通識的層面。而且學生發掘了不少新題目,都是主流研究從未觸及的處女地,例如「香港如何通過東正教拓展對俄貿易」一類題目,雖然具備實踐價值,卻明顯不是現有官員的思考方向。就是在傳統的比較政治學層面,只要對一般學生普及「新加坡學」、「杜拜學」等概念,他們對香港面對的危機也會得到宏觀啓迪,這對社會整體也是莫大裨益。

4. 要改變社會對國際視野的觀感,我們不能單靠說教,或要求所有有理想的學生接受低薪在NGO工作。令知識學以致用,始終需要各行各業配合。由於大機構的人力資源總監掌握了畢業生的命脈,各大院校負責國際研究的學者應該和他們建立一個合作機制,一方面對其招募員工的公式提出改善意見,說明沒有國際視野的員工會產生甚麼問題,另一方面為這些公司進行內部培訓,說明國際視野如何能提升其業務,企業的認知才會慢慢改變。像某跨國顧問公司要求員工必須用半年時間在海外當義工,就很值得鼓勵。

5. 要下一代理解香港擁有先天的國際身份,始終要通過流行文化。不少學者對跨界別參與始終有顧慮,但客觀事實是,請方大同介紹世界公民、官恩娜介紹大溪地、喬寶寶談香港身份認同,確是遠比禁室培育寫論文有效得多的公民教育。而且這些不能即興地做:長遠而言,社會需要一個以流行文化推廣香港國際視野的基金會,慶幸認同這方向的教育界、演藝人越來越多,讓人看到一絲曙光。當《獅子山下》已成為維穩歌,我們希望下一代認同的香港之歌是《海闊天空》。

6. 在全球化時代,「香港」本身就十分國際,因為這不但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是一種精神、價值,在海外認同香港精神的人極多。因此,在世界各地聚居的香港人是極其寶貴的資源,當我們到不同地方交流,經常會遇到素未謀面、但一見如故的留學生或移民後代,這些朋友既有多元文化背景,又保持了對香港的樸素感情,他們對香港現況的擔心、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支持,都是我們的強大後援。如何建立好這個全球網絡,值得有心人思考,那樣香港就是有天不幸淪為「一國一制」,禮失也能求諸野。

身處亂世,也許無力回天,但做力所能及的事,始終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共勉之。

2013年8月17日星期六

簡論甘地、馬丁路德金與佔領中環——能比不能比?給正反雙方的六點思考

【明報專訊】近日有不少文章談及甘地、馬丁路德金與公民抗命的關係,一方認為二人可與香港的「佔領中環」相提並論,以戴耀廷教授、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等為代表;另一方認為不能,以周融先生、鄭赤琰教授、何濼生教授等為代表。我任教國際關係,與這六位筆者敬重的前輩相比,對相關理論和操作的理解都十分膚淺,沒資格談論沒有研究的課題,特別是香港議題。但我想,為一場公共辯論釐清與國際案例有關的枝節,是這個崗位的責任。

三種不同公民抗命

首先,讓我們拋開主觀立場、筆戰語言,嘗試把「怎樣抗爭」的不同場景,做一個簡化分類:
‧第I類:在法律容許範圍內進行,例如請願遊行示威;
‧第II類:在法律容許範圍外進行,例如「公民抗命」;
‧第III類:直接以改變現政權為目的,例如武裝鬥爭。

以上分類大概沒有什麼爭議,但為什麼雙方會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除了現實政治原因,另一個背景是「公民抗命」也有不同種類。參考今年剛逝世的美國學者Ronald Dworkin的理論,第II類又可細分為三種:
‧IIA「正直型公民抗命」:當事人因為道德感召,違反某條他判斷為不正直法律,例如在納粹德國窩藏猶太人(integrity-based civil disobedience occurs when a citizen disobeys a law she or he feels is immoral);
‧IIB「公義型公民抗命」:違反某條令當事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的法律,目的是直接改變那條法律或相關制度(justice-based civil disobedience occurs when a citizen disobeys laws in order to lay claim to some right denied to her or him);
‧IIC「政策型公民抗命」:違反某條法律,來改變社會的政策或制度,對象並非那條法律本身(「policy-based」civil disobedience occurs when a person breaks the law in order to change a policy (s)he believes is dangerously wrong)。

以上分類並非Dworkin理論體系的重點,不少學者基於這分類提出改良、更新,不贅。理論本身並非重點,我們可以有不同演繹,重點是,在一些朋友心目中,「通過違法去改變那條不公義的法律」,和「通過違法去改變另一條不公義的法律」,是有分別的;而在另一些朋友心目中,這都是公民抗命,沒有本質上的分別,都是值得使用的非常手段。

馬丁路德金、甘地都鼓勵支持者犯法

那麼,馬丁路德金有沒有犯法、搞佔領呢?正如不少文章談及,當然有。在美國種族歧視還是制度的時代,他組織了大大小小眾多運動,鼓勵黑人挑戰法律,走到只容許白人使用的設施,「佔領」圖書館、教堂,讓警察拘捕、讓監獄填滿人,目的正是改變相關法律。他的公民抗命類別是IIB。

甘地有沒有犯法呢?當然也有。1930年,他領導的「食鹽進軍」主張印度人自行到海邊取鹽,不向政府交鹽稅,這是犯法的,因為當年殖民政府推行《食鹽專營法》,規定印度人必須到政府制定的專賣店買鹽。結果印度群眾紛紛響應,不是自己取鹽,就是買賣私鹽,集體犯法,英國鐵腕處理,拘捕了6萬人。甘地選擇鹽為突破口,因為能引起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層面的共鳴,目的是讓殖民政府廢除《食鹽專營法》,結果雙方在1931年達成協議,政府廢除條例、釋放被捕人士,甘地停止那一波運動。雖然他的最終目的是爭取獨立,但上述行為本身屬於IIB類。以上例證,難以被反方按下不表。

「政策型公民抗命」Vs馬丁路德金

然而反方的文章亦點出了一個問題:「政策型公民抗命」和甘地、馬丁路德金有沒有根本分別,是有爭議的。有什麼例子是「政策型公民抗命」?例如美國有一個NGO名叫「ACT UP」,宗旨是改善愛滋病患者的待遇,為了抗議市面上唯一的抗愛滋病藥物以天價發售,成員曾衝進紐約交易所、把自己反鎖露台,而華爾街金融活動和組織的訴求並沒有直接關係,只以違法引起關注。這是美國政治學者Jamie Chandler不久前評論斯諾登案時,論述「IIC型」的例子,針對的是整個制度。而直接針對政府的同類公民抗命也有不少,例如美國社運人士違法來抗議在歐洲裝置導彈。

為什麼要這樣分類?理論層面的原因,是「正直型」、「公義型」公民抗命通過行動來直接揭露相關法律的不公義,例如甘地違反和挑戰的法律都是食鹽專營法、馬丁路德金違反和挑戰的都是種族隔離法,而「政策型」不一定有這個直接關係,卻要影響全體社會,所以用Dworkin的話語,更常以「說服、非施壓」方式進行,以免反對相關訴求的又訴諸壓力反制,令社會集體撕裂。

更重要的,還是操作層面的原因。當抗爭方式與目的直接掛鈎,會容易得到大規模群眾響應,間接掛鈎的動員力則會減弱。同是違法,甘地選擇抗鹽稅還是睡路軌,效果會不一樣。而對IIA、IIB類公民抗命不滿、被影響的人,通常本身也支持那些被衝擊的制度,例如不滿馬丁路德金影響秩序的人,通常也支持白人和黑人在社會分割。對IIC類不滿的人,卻有可能同時也反對那些制度。

對正反雙方的六個問題

當我們抽空個人立場來看上述論爭,會發現有一些問題,是以上框架可以前瞻的,雙方都需要回應的。

對正方而言:
1. 當社會有聲音認為,他們認同馬丁路德金以挑戰種族隔離法律來改變這法律,而不一定認同他以挑戰其他法律來改變那法律,那究竟有沒有IIB類的公民抗命,可以應用在本地政改的案例?當然,在導修課內,我們可以說「全體香港市民都是被歧視的公民,而導致這歧視的權力源頭在中環,所以那也是IIB類」,但這不容易輕易論述。
2. 當「政策型公民抗命」真的要落實時,特別是要以「施壓」方式促使社會改變時,確實會引起同樣施壓方式的反彈。假如爭取到目標的途徑是通過施壓,但同時有不贊同的人又用施壓方式反制,社會的二元對立會否反而在過程中加劇了?那就是可以普選特首、普選立法會,又如何可避免茉莉花革命後中東的二元撕裂困局?
3. 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公義型公民抗命」,較容易解決「exit plan」的問題,例如鼓勵群眾「美國一天不改變種族歧視法律,就繼續挑戰這些法律下去」,因為兩者在日常生活層面較容易結合。但「政策型公民抗命」的「exit plan」在哪裏?假如政府一天不通過政改,是號召群眾繼續佔領下去,還是號召群眾散去?假如是前者,運動的手法和目標會否在公眾眼中愈來愈抽離?假如是後者,會否令組織社會活動的民氣長期失去?

對反方而言:
1. 反方不認同佔領中環的方式,但似乎肯定甘地和馬丁路德金,而二人都鼓勵群眾犯法,只是違法內容是要衝擊的法律(即IIB類)。假如社會找到一種接近IIB的途徑,通過挑戰和普選直接相關的法律來改變,他們會否基於對甘地的認同而支持?
2. 根據上述框架,是否出現暴力和使用哪個公民抗命模式並沒有關係。馬丁路德金組織抗爭時並非知名人士,只是剛剛完成博士學位、只有20多歲的普通牧師(他死後還被證實論文涉及抄襲),從何斷定他能做到沒有暴力、比他當時資歷更深的「兩授一牧」做不到?假如反方生活在30年代的印度、50年代的美國南方,會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支持甘地、馬丁路德金嗎?
3. 反方的何濼生教授提議以簽名方式取代佔中,表示贊同以最低門檻安排普選,似乎和正方對政改本身的立場沒有分別。其實,兩者不必互相取代,而是可以分工的。假如有人草擬這樣的聯署聲明,邀請正反雙方都簽署,他們能否先在這一層面進行合作,減少社會對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訪問學人 沈旭暉

2013年8月11日星期日

英國「粗口門」的啟示:你懂得Framing嗎?

【咫尺地球】近來不少地方展開了圍繞「老師與粗口」的爭論,令人想起去年一個英國案例「Plebgate」,和社會科學的「framing」理論。這案例同樣牽涉粗口、警權爭議、媒體和政治角力,當事人並非老師,而是同樣被賦予一定道德要求的國會議員兼執政黨黨鞭。

英執政黨鞭被指粗口辱警

當事人麥俊高(Andrew Mitchell)算得上英國政壇重量級人物,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當選下議院議員,2010年保守黨回朝後,被卡梅倫委任進內閣,擔任國際發展部長,並於兩年後改任黨鞭,繼續列席內閣會議。英國的執政黨黨鞭辦公室,就在首相官邸唐寧街10號旁邊的唐寧街9號,可謂處於權力核心中央。就在麥俊高接任新職後兩周,他騎單車離開辦公室時,被見慣政要的當值警察截停,感到不滿。

根據麥俊高的說法,他說了一句:「I thought you guys were supposed to fxxking help us.」但綜合警員在不同報道的說法,他說了4句:「Best you learn your fxxking place. You don't run this fxxking government. You're fxxking plebs. I'll have your fxxking job for this.」

英警的原有「Framing」

「Pleb」是英國對平民的藐視稱呼,這件「醜聞」就被稱為「Plebgate」。醜聞迅速被媒體報道,引起軒然大波,輿論一面倒指斥麥俊高,因為以警方主導、批評麥俊高的一方,在設定「框架」(framing)時,計算得十分精密。所謂「框架設定」,可以說是選擇性地以最簡單直接的符號,為公眾概括整件複雜事情的真相,是政治學、社會學、傳媒學的基本技能。在醜聞爆發時,任何支持麥俊高的人,都被「框」定為:

.不尊重紀律部隊:當時英國警隊形象甚佳,因為案發前剛有兩名女警在執勤時被槍殺,激起全國同情,殉職女警的丈夫對麥俊高的批評尤其致命;

.階級主義:「Pleb」是政治不正確用詞,代表高高在上的貴族藐視勤勉工作的下人,這是保守黨的死穴;

.濫用職權:麥俊高涉嫌威脅讓警員丟官,又被對他不滿的前實習生揭發「曾在盛怒時作出類似威脅」,若一切屬實,就是公私不分;

媒體權威重設的「Framing」

.最後,自然是麥俊高說有失身分的「粗言」。

麥俊高自覺被人格謀殺,卻百辭莫辯,唯有向首相辭掉黨鞭職務,從此消失於內閣,仕途受重挫,警方也發表聲明說不再追究。想不到3個月後,英國別樹一幟的媒體Channel IV播出了「Plebgate」事發時的閉路電視片段,發現原來麥俊高的版本才屬實,反而是數名警員串通製造假供辭。而且根據警方說法,「有一名剛巧與來自香港的外甥在一起、目睹事發經過的公眾人士」曾發電郵向副黨鞭投訴,但英國重量級記者、Channel IV新聞台創辦人之一Michael Crick調查發現,這人竟是警員冒充。結果,公眾輿論一百八十度轉變,輪到麥俊高的反擊勢如破竹,因為反對他的一方,現在被「框」定為:

濫用警權:不惜偽造證供,破壞警隊敵人仕途,反映他們可以對百姓一樣;

媒體炒作:「醜聞」迅速被報道,因為警員主動向媒體提供理應是內部紀錄的資料,媒體根據一面之詞渲染乃不負責任;

虛善造作:聽了麥俊高的粗言「未審先判」的人,都是不尊重法治精神,而且以道德之名行事的作風十分虛偽。

扭轉醜聞「Framing」的關鍵

究竟「Plebgate」框架被顛覆的關鍵在哪裏?

麥俊高雖然對首相和內閣的處理不滿,但他沒有公開責難,因為在framing的遊戲,公眾對任何一個人的仕途得失興趣不大,認定當事人是利益牽涉者,供辭不可信。假如麥俊高拒絕辭職,空口說被誣衊,就是有閉路電視支持,也不會有後來的效果,因為那破不了原來設定的「框架」:他依然是說了粗口,依然是對當時全國同情的警察團隊不友好,依然顯示了在上位者的傲慢,依然是濫用職權,政治生命也不見得能復原。然而麥俊高主動道歉並辭職,切斷了基本利益,令民眾願意擱下原來被設定的「框架」,再等待一名有公信力的中立人士在制度的層面發聲,這人就是Michael Crick。此人開罪過不少麥俊高那樣的權貴,由他來把議題引導向新「框架」,公眾容易全盤接受。

結果,英國警方要獨立調查事件,拘捕了多名涉案警員,麥俊高亦控告最先配合警員報道醜聞的《太陽報》誹謗,政治生涯可能起死回生。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

2013年8月9日星期五

敘內戰「越戰化」與中國機遇

假如美俄都沒有打算讓戰爭終結,而敘利亞難民問題已是世界焦點,能夠進行調解的國家剩下不多,中國正是少數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大國之一。昔日反對派不願接受中國調解,但只要局勢僵持,他們內部必然出現矛盾,屆時亦必然出現希望中國調解的派係。一百年前,美國總統老羅斯福調解日俄戰 爭除了得到和平獎,也奠定了美國的大國地位。北京經常閱讀美國「大國崛起」之路,對這一頁,值得參詳。

敘利亞內戰爆發時,一般評論都視 之為「阿拉伯之春」的一環,不相信阿薩德政權可以持續多久,就是有俄羅斯、伊朗支持,也是苟延殘喘。較早前中國在聯合國跟隨俄羅斯,對主張國際社會幹涉的 議案投了反對票,引起阿拉伯國家不少反響:一來該議案得到多數阿拉伯國家贊同,而它們期望中國支持;二來西方輿論把敘利亞人道災難歸因於議案不獲通過,令 中俄在西方媒體眼中失去道德高地;三來中國在敘利亞並沒有重大利益,而為了一個日薄西山的政權開罪強權和友好,不少內地評論也覺得不值。

令人意外的是,阿薩德政權不但到了今天還存在,敘利亞內戰也出現了轉機。轉機並非單純來自敘利亞內部,而是和整個國際格局有關,如何恰當回應,是北京應該思考的。

斯諾登帶來連鎖效應

「阿拉伯之春」爆發時,西方社會全力支持,當時並未認真想到,一旦大批有反西方傾向的激進分子通過民主選舉上台,會帶來什麼後果。埃及茉莉花革命後的亂 局、近月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被軍方拉下台的經歷,以及鄰國突尼西亞、利比亞等的動盪,都令不少西方政要和評論員重新反思「革命」的成敗。雖然這問題難有 共識,但起碼在過去一年,無論在人道主義立場、還是在西方利益立場,「阿拉伯之春」都帶來了不少問題,更可能把這幾個原來相對穩定的國家撕裂。所以西方對 敘利亞反對派的支援,近來越來越消極。

另一個破局因素是斯諾登事件的連鎖效應。自從斯諾登把美國監控國民和各國的資訊公開,華府面對沉 重壓力,其中一個能挽救聲譽的手段,自然是證明監控的必要,而宣示反恐成效,應是最直接的方式。這代表美國會自製危機,但當華府加強打擊恐怖分子,以製造 政績,客觀上卻會令恐怖分子重新部署打擊美國,而激進伊斯蘭組織也會利用埃及政變的機會,論證「民主出賣伊斯蘭」,去吸引對「後阿拉伯之春」社會不滿的青 年加入。這樣一來,敘利亞反對派必會滲入越來越多激進分子,利用戰爭拓展勢力範圍。假如西方大舉武裝反對派,而武器裝備落入恐怖分子手中,這對西方、特別 是對受斯諾登事件打擊的美國,都是不能承受的壓力。

美欲把敘內戰「越戰化」

問題是已有不少國家視敘利亞反對派為合法 政權,意味?反對派在未控制全國、也未有立國規模時,已必須處理若幹民生事務。結果,這令他們失去既爭取西方、也拉攏激進穆斯林勢力的模糊空間。像在敘利 亞反對派控制的名城阿勒坡,當地伊斯蘭教法委員會剛宣布禁賣「代表西方殖民壓迫」、來自前宗主國的法式牛角包,就令西方輿論大為震驚,擔心這樣的政體若掌 握了全國,很可能成為又一個激進反西方的隱患,並會令一直為穩定下來的鄰國伊拉克再次亂起來。

不過,真正的關鍵還是以下這點:美國似乎 改變了策略,不再追求短期內終結阿薩德政權,而意圖把敘利亞變成西方和反西方陣營之間的緩衝國。這樣一來,可以慢慢令黎巴嫩真主黨、伊朗、乃至俄羅斯的區 域勢力曝光,讓敘利亞構成對這些盟友的絕對依賴,從而一舉牽制多個敵人;二來可以終止「阿拉伯之春」的骨牌效應,令其他區內的西方獨裁盟友得到安全,也避 免已出現革命的國家得到更大的外交空間。研究中東的美國歷史學者James L. Gelvin甚至認為,美國的目的就是要把敘利亞內戰「越戰化」,一舉削弱俄羅斯、伊朗等陣營,以及穆斯林兄弟會一類阿拉伯激進勢力。這觀點並非無的放 矢:在正常狀態,當下敘利亞出現的嚴重人道危機,早就值得世界各國聯合行動。

中國應積極參與斡旋

假如美俄都沒有打算 讓戰爭終結,而敘利亞難民問題已是世界焦點,能夠進行調解的國家剩下不多,中國正是少數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大國之一。中國在聯合國投反對票前,也有嚐試派 外交官調解各派衝突,雖然沒有成績,但也突顯了作為調解員的意願。昔日反對派不願接受中國調解,但只要局勢僵持,他們內部必然出現矛盾,屆時亦必然出現希 望中國調解的派係。何況客觀事實是,假如反對派不能速戰速決,最好的結局就是在國際社會背書下,把國土交由兩個政府進行自治,有點像波斯尼亞和平協議那 樣,而避免正式把國家分裂,這樣各方或許勉強可以接受。

敘利亞目前需要人道援助的人口已接近一千萬,難民四出逃到鄰國,任誰解決了敘利 亞人道危機,都會是一個眾望所歸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百年前,美國總統老羅斯福調解日俄戰爭除了得到和平獎,也奠定了美國的大國地位。北京經常閱讀美國 「大國崛起」之路,對這一頁,值得參詳。

沈旭暉 大公報國際評論

2013年8月6日星期二

斯諾登案的善後

【咫尺地球】夏千福上任後的首要工作,自然是處理斯諾登事件的後遺症,首先是斯諾登披露美國曾大舉入侵香港網絡,而華府被要求道歉一事。處理這類問題看似十分困難,其實卻是夏千福的機遇,因為他接手的攤子,可以令他由低點做起。

美會為入侵港網絡道歉?

說到道歉,這問題並非單單牽涉香港,斯諾登披露的美國監聽對象遍及全球,獲豁免的只有英、加、澳、紐,無論是歐盟大國諸如德國,還是玻利維亞等拉丁美洲諸國,都已出現要求美國道歉的呼聲。由於華府不可能分別處理,只能有一個統一態度,所以在這問題上要夏千福有表現,原來是不設實際的。但他的前任楊甦棣回應記者時,除了譴責斯諾登,還多說了一句「美國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似乎卻是過了頭,通常外交辭令是說一堆空話避免提及道歉,而不會直接說「我不道歉」。因此,只要夏千福表示一點不同態度,或乾脆不提不道歉,已可以爭取一些印象分。

另一個需要善後的範圍,就是《港美引渡協定》本身。斯諾登離開香港後,華府一度把香港列為變相「共犯」,但客觀事實是,香港的處理手法無論多麼取巧,都沒有違背《港美引渡協定》,而這也不是歷史上的唯一例子。在過去十年,美國一直高度評價香港對反恐的貢獻,也擔心要是與香港弄僵,對自身影響可能更大。夏千福需要做的只是盡快製造一些案例,證明協定依然備受雙方尊重,已屬恰如其分。

免簽待遇與上任蜜月期

至於美國給予特區護照免簽證一事,斯諾登案後出現的「威脅」,一般相信只是做騷。正如本欄曾分析,近年中國經濟起飛後,內地國企、新興富豪最喜歡使用的護照,就是中華民國、香港特區、新加坡,它們免簽國多,使用方便,而享有的優惠也遠比中國護照多。新加坡一直享有美國免簽待遇,而美國年前給予中華民國護照免簽證後,也希望對特區護照依樣葫蘆,但與其說是為了鼓勵香港一國兩制民主自由,倒不如說是為了方便持有特區護照的內地豪客到美國投資。畢竟對一般香港人而言,為期十年、多次入境的美國簽證其實已頗為方便,唯有對投資者,才有根本差別。只要這舉措落實,夏千福自然會得到掌聲,儘管落實與否與他關係不大。

以往的美國駐港總領事只要顧及美國的利益,工作相對直接,但從楊甦棣既令北京不滿、在斯諾登事件的表現也令不少香港人不滿可見,這已不再足夠。現在夏千福必須找到一道公式:如何既不逾越北京底線、又得到香港民心、同時滿足美國的短期及長遠戰略利益,才是完成任務。在前任對比和斯諾登案的陰影下,相信夏千福在香港會享有一段蜜月期,北京會「聽其言觀其行」,只要他喜歡顯示親民,也不難在民間營造正面形象。但蜜月期是短暫的,明年是香港民主化的關鍵年,如何回應不但是對北京的挑戰,其實也是對美國的挑戰。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3年8月5日星期一

台灣模式、顏色革命與《美國-香港政策法》

【咫尺地球】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和台灣關係千絲萬縷,也成為北京關注的原因,畢竟台灣、特別是台獨勢力,一直是北京重點防止與香港本地勢力結合的「外部勢力」之一(北京對「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的分野是很精準的)。這份擔心,應該從上一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Stephen Young)談起。

楊甦棣與阿扁私交惹京猜疑

楊甦棣來港以前,已幾乎注定成為近年最不受北京歡迎的總領事,除了因為他曾在擔任吉爾吉斯大使期間被指推動「顏色革命」,也因為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實質上的大使館)辦事處處長期間,被不少台灣政客覺得有所偏袒。例如2000年陳水扁勝選時,楊甦棣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副職,在華府對民進黨執政能力存疑之際,對陳水扁大力背書,私下卻對藍營顯得不太友好,陳水扁則對其頒授「二級卿雲勳章」和「打綬景星勳章」。後來他任正職,在台灣政壇更是舉足輕重。到了2008年,馬英九因為「綠卡醜聞」多次要求美國出手,楊甦棣則以中立為由不為所動。

夏千福就是在楊甦棣的台灣任內,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國大陸、台灣組主任,二人共同負責台灣對美軍購。此前他曾先後兩次在台灣工作,其漢語就是通過美國在台協會安排的「語言強化訓練」得到「強化」的。但夏千福當時曾公開批評民進黨,北京似乎就對他留了一手。

北京一直擔心美國駐港官員與香港政客建立像跟台灣政客那樣的關係,而在民主化過程中,這種關係或足以影響到整個進程。因此北京必會先禮後兵,勸說夏千福在港不要重覆楊甦棣的「台灣模式」。事實上,每位美國駐台官員的作風都不一樣,楊甦棣的前任包道格(Douglas Paal)對和台灣政客建立私人感情,據說就沒有同樣程度的熱情。

「干涉內部事務」:中美不同演繹

然而美國外交官接觸本地政客,始終是其國家賦予的基本任務,對此北京的底線很清楚,就是接觸歸接觸,但「不能干涉內部事務」。在北京眼中,這是《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55條對各國外交官的要求,楊甦棣任內被外交部罕有地多次警告,就是因為他曾對香港特首選舉候選人的條件、廉政公署調查種票等比較具體的內部事務發表評論,儘管一般香港人對此印象不深。北京認為,中亞、東歐的顏色革命,正是因為美國評論內部事務才得以發酵,因此無論駐港領事的出發點為何,都必須防微杜漸。

究竟怎樣才算「干涉內部事務」?這問題恐怕難以有劃一定義。面對北京的批評,美國自然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違《維也納公約》,堅持作出宏觀性的評論,不算是干涉別國內政。有趣的是,一些美國輿論也認為中國外交官有同類行為,例如評論法輪功一類中國異見人士在美的民間活動,或組織美籍華人參與支持北京的示威,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北京則認為這只是捍衛本國利益。最後結果,通常是一輪口水戰後不了了之。

續寫《美國-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

說到底,北京也有其務實一面,情願美國代表與他們私下談,而強烈抗拒他們公開談。楊甦棣的外交技巧相對粗枝大葉,夏千福要突破,就要看他是否能夠繞過上述動作,找到更制度性的表達渠道。其中一個我們可以留意的重點,就是夏千福會否建議恢復《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年度報告。

根據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政府需要在1997年後的十年,每年就香港的高度自治狀况進行監督和評估,報告由國務院向國會提交,主要負責撰寫的自然是美國駐港官員。2007年後,美國悄悄地停下了相關工作,北京也暫時鬆一口氣。美國要是以斯諾登事件為藉口,要求重新撰寫年度報告,國會的支持聲音大概不會缺乏,而早前確有美國政客有此建議。要是夏千福不用隨便發言讓北京有口實,卻讓國務院的文字報告詳述美國對香港的看法,北京就更難應付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

2013年8月4日星期日

「海軍參謀」在香港大材小用?

【咫尺地球】美國新任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另一個被北京忌憚的原因,在於他和其前任不一樣,並非一個純粹的外交官,而是同時擁有軍方背景,到香港似是略有錯配。究竟這是否真的「大材小用」?

《Argo救參任務》與危機管理小組

夏千福的「軍方背景」並非指他是職業軍人,只是他有眾多機會和軍方共同工作,另具跨部門協調的能力。在喬治布殊任內,夏千福曾擔任國務院行動中心的危機管理小組副主任,親北京媒體特別介紹這就是電影《Argo救參任務》負責處理伊朗人質危機的部門,以示其非同小可。

其實,電影並沒有介紹這部門的所有功能。根據美國政府官方資訊,這職位除了處理危機,更重要的還是前瞻危機的功能,負責在世界各地的各種危機出現前提出警示,因此必須對如何搜集情報、分析各地民情有一定掌握。一旦危機發生,也是這個小組和包括軍方在內的不同部門進行協調。後來在布殊過渡到奧巴馬政府的數年,夏千福被借調到美國海軍當總參謀長外交政策顧問——在北京眼中,奧巴馬「重返亞太」的政策,涉及軍方資源的重新調配,當中不少內容正是由美國海軍主導促成的。

分域碼頭與美國駐港「海軍聯絡主任」

海軍的經歷,和香港並非風馬牛不相及,首先這觸及了一個敏感問題:美國海軍與香港的關係。冷戰期間,美國一直以香港為遠東地區的海軍補給站之一,1965年起,登陸地點就是灣仔分域碼頭,碼頭由「軍人輔導會」(Servicemen’s Guide Association)與港英政府協議負責營運,服務來自各國的軍人,但絕大多數都是美軍。英國作為美國盟友,歡迎美軍遙作保護,更歡迎美軍的消費,但也不是有求必應。例如在六七暴動期間,就曾建議參與越戰的美國軍艦減少訪港,以免被批評為實行「炮艦政策」,後來為了顯示防衛決心,才再邀請美軍復來。

1997年後,分域碼頭繼續由「軍人輔導會」營運,北京亦對這安排予以認同,以示一切如常。然而根據《基本法》,美國軍艦能否訪港屬於國防外交問題,每次抵達前,都需要由代表北京的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審核批准。年前航空母艦小鷹號不獲准登陸,美國提出抗議,就引起了外交風波。所以美國除了總領事外,在香港還設有一個「海軍聯絡主任」(Naval Liaison Officer),專門負責處理這類事情。

「重返亞太」與香港的區域角色

夏千福的任命,自然不會與這個小碼頭有關,但他的海軍背景,卻提醒了北京香港在美國「重返亞太」可以扮演的區域角色。北京一直有一些聲音認為,美國不應讓把香港變成一個變相海軍基地,特別是近年中國和鄰國關係緊張,要是美國海軍一方面支援日本、菲律賓等與中國打對台,另一方面卻以中國境內的香港碼頭為補給站,自然難以向國民交代。所以北京會不定期拒絕美國海軍到香港,作為對美外交的棋子之一。根據「維基解密」透露,美國鎖定了一批香港戰略重地名單,一旦東亞出現戰爭,這些據點足以成為「超限戰」的目標,北京並不希望一切虛實為美國掌握。

美國則認為只要按程序申請,中國斷沒有不批准之理。當美國重返亞太,用得着不同據點的機會再次增加,而香港是美軍往來沖繩基地的慣常中轉站。怎樣確保美軍能定期訪港,而將北京的審核變成一個形式,會是美國政府的目標之一。怎樣通過航空母艦訪港,達到更有效的傳播「巧實力」效果,也屬於領事館的工作範疇。為了顯示使用分域碼頭只是中美友誼的顯示,美方日前剛對中國示好,說也歡迎中國軍艦使用美國基地;至於中國軍艦有沒有能力走到美國,就是另一回事了。

2013年8月3日星期六

由「對朝特使」到「駐港領事」之路

【咫尺地球】以往在香港,一般人對誰是美國駐港總領事沒有什麼興趣,但在斯諾登事件後,「港美關係」成為公眾焦點,這時候走馬上任的新任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A. Hart, Jr)又被親北京媒體介紹為「重量級人物」,坊間對他本人和整個美國對港政策,難免產生好奇。究竟夏千福的份量「重」在哪裡?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必須先對他來香港前的官方職務有所了解。

「北韓六方會談特使」究竟是什麼官?

夏千福來港前,職位是「北韓六方會談特使」,但這名目是有點名不副實的。由於美國和北韓沒有外交關係,但北韓又是美國外交「重中之重」,華府自然要任命專員處理北韓問題,成為實質上的大使,這個職位就是「北韓政策特別代表」,職位等同大使級別。此外,華府另外還有兩個和北韓有關的「特使」,一個就是夏千福來港前的職位「北韓六方會談特使」,另一個是「北韓人權問題特使」,這兩人也是大使級別。這三位大使,加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韓國組主任,直接向負責亞洲地區的副國務卿匯報,他們是處理北韓政策的權力核心。

夏千福的任命出現在2011年10月,當時奧巴馬幾乎重組了整個北韓政策核心,包括委任Glyn Davis接替老教授Stephen Bosworth為「北韓政策特別代表」,被演繹為調整對朝政策的轉捩點。新班子的任務,除了表面上的要求北韓放棄核武,還包括更重要的執行「有限度接觸」政策。這政策和共和黨時代截然不同,雖然被一些人視為軟弱,但也可能含有長遠而言拉攏北韓、牽制中國的戰略目的。

夏千福負責對朝「紐約管道」

夏千福由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大陸及台灣組主任、國務院台灣協調科主管、海軍參謀總長外交政策顧問等身份,一躍而成「北韓六方會談特使」,這個調動本身就十分有趣:他修讀國際關係出身,原來專攻蘇聯,後來進修了中文後成了中國通,但朝鮮半島問題從來不是他的專長。然而他的職權範圍除了「北韓」,還有「六方會談」,即依然可以名正言順處理中國外交問題,相信他的視線從未離開中國。

夏千福等三位美國的北韓大使自然不可能到北韓上班,但他們肩負了「紐約通道」的秘密外交:歷來北韓和美國其實一直保持官方接觸,美方就是通過這三位大使(近年主要是負責外交層面的夏千福),朝方則通過居於紐約的駐聯合國大使(近年主要是副大使出面),雙方遇上重大問題,都會繞過記者,在這渠道吹風放風。今年金正恩虎頭蛇尾地威脅打「第二次韓戰」的時候,外間以為兩國勢成水火,其實當時夏千福就和北韓駐聯合國副大使韓成烈舉行過會面;此前金正恩進行核試,也是通過「紐約通道」向美國通報。

美朝秘密外交管道齊換人

值得注意的是,夏千福擔任這職位不到兩年就離開,比一般預計的調遷時間要短;與此同時,代表朝方參加「紐約管道」的韓成烈也被調回北韓,似乎美朝關係會經歷新一輪的人事調整,但相信美國「有限度接觸」北韓的方針不會改變。究竟夏千福離開崗位是因為做得不好而被調離到香港這個「閒職」,還是因為做得太好而要另委香港這個「要務」,目前尚不得而知。

無論如何,「北韓六方會談特使」和「美國駐港總領事」這兩個職位,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一方面無需向美國駐華大使匯報(美國駐港領事館一向直接向華府匯報),另一方面卻能參與對華政策有關的制定,地位不比北京那位正式大使低,活動空間卻更有彈性,是美國外交的獨特棋子。夏千福曾參與和中國相關的戰略佈局,現在具有「美國駐華大使B」的功能,而三年後他還未屆退休之年,還有更上層樓的空間,北京對他的忌憚,就是可以預期的了。

2013年7月28日星期日

陳茂波與「港處關係」之謎:離岸註冊為了什麼?

最近因為發展局長陳茂波先生引起的爭議,令公眾關心到官員申報利益的相關問題。在已公開的文件中,揭示了局長「太太及家人」及「太太及其家人」,分別透過不同的海外公司持有在香港資產,例如擁有古洞地皮的「國萬實業」,就是由三間公司持有,它們的註冊地都是英屬維爾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包括原來發展局長夫人、兒子持有的「Orient Express」,此外與其家族業務有關的其他公司,亦多屬離岸註冊。我並非研究經濟,但任教「香港涉外關係」課程時,有一課談及香港和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等離岸金融中心的雙邊關係,因為這是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重要一環,就相關題目,經常向研究這方面的朋友William Vlcek博士請教,並在去年請了他為這一課擔任客席講者。雖然美國將維爾京、百慕達、開曼、香港等地同時列入「避稅天堂」,這些地方也曾同屬英聯邦一分子,但香港對這些地方的了解極少。為了讓公眾通過這案例,明白香港涉外關係的另一面,筆者請了一位關心相關爭議、並將於明年協助我任教這課程的國際關係同事,訪問了Vlcek博士。

隱藏資產擁有人身分

問﹕首先多謝Bill你接受我們的訪問,和閱讀我們發展局長相關爭議的背景資料。不少跨國公司或個人公司均到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達、開曼群島等註冊,究竟有什麼誘因驅使他們到哪些地方註冊?

答﹕其中一個原因是在這些地方,很容易就可以創立並註冊一間新的公司,同時相對於其他已發展國家,註冊公司的費用亦相對便宜。從你向我提到的事件可以發現,另一個到這些地方註冊的好處,就是可以透過提名海外公司,以「法人董事」的方式,隱藏資產最終擁有人的真正身分,不讓公眾發覺。

問:你是否可以講解一下這些離岸公司如何控制在海外的資產?我們知道在其他國家,有些人會用這方式避稅,所以美國將之列為「避稅天堂」,例如讓離岸公司以天價聘請自己擔任高薪顧問,而相關收入卻可以算作「源於」境外的利潤。此外,這樣做還有甚麼好處及壞處?

答﹕一般而言,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是將資產的擁有權,直接轉到這些離岸公司的名下。這些資產可以是物質形式的如土地、汽車、貨船,甚至是藝術品也可以,或是一些金融資產如公司股份、銀行戶口、借貸協議等等。假如以隱藏資產最終受益人的真正身分為目的的話,更可以選擇在另一個地方註冊新一間離岸公司,以信託及基金形式,來「擁有」這間持有資產的離岸公司,透過多個地方的公司註冊,來進一步隱藏資產最終擁有人。這類的離岸管理結構一方面透過離岸公司作為屏障,有助保持資產實質持有人身分的私隱;另一方面也可以讓這些資產受到離岸公司註冊地的法律系統所保障。然而,這道屏障正是這些離岸資產管理的問題所在。正因為這些離岸公司成功隱藏資產最終擁有人,因此它亦會隱藏其他不利公司管治的行為,如個別人士或離岸信託的瀆職或刑事行為,也不利將離婚的配偶追討資產的擁有權,或其他受到離岸公司所影響的人,或公司對資產最終擁有人興訟。

問﹕相對於在香港直接註冊,究竟在這些離岸公司天堂成立公司並持有本土業務有什麼好處?以怡和集團為例,它在香港回歸前轉到百慕達註冊,但同時維持在香港的業務。為什麼有這些策略性的舉動?

答﹕正如我剛才所指,透過以離岸註冊公司並持有其他地方的資產,能令這些資產的產權受到註冊地方的法律的延伸保障。以你剛才提出怡和集團的例子,將其註冊轉到百慕達的其中一個原因,某程度上是建基於對回歸後香港法制的考慮,希望在回歸前先令集團的本地業務直接受英聯邦法律所保障。與其類似的是,一些跨國集團常以離岸註冊公司來處理在中國的投資及業務,背後的原因亦是相信成立離岸公司,對比直接在中國法律下成立在地公司,對集團在中國投資的產權更有保障。

問﹕以你所知,這些離岸公司在處理資產管理上有什麼問題?

答﹕常見的問題在於由於以離岸公司操作事務,因此在商業交易時的透明度極低,很難找到涉及交易的資產最終擁有人,或是誰人在交易中作欺詐行為。即使在交易中出現任何的欺詐行為,例如拖欠貸款,被拖欠者亦很難在交易中找到離岸公司的最終負責人還清貸款。

披露股東資料 或須政府提出

問﹕回到早前討論發展局長的事件,公眾其中一個疑慮在於不知道陳氏夫婦及其家人或家人的家人,有沒有以另外兩間海外公司繼續持有在古洞的土地。究竟公眾有沒有辦法得知這兩間公司的股東的資料?

答﹕假如兩地有簽署任何司法互助協議、避免雙重徵稅協議,或是稅務信息協議等國際條約,當中有條文可以要求披露該離岸公司的資料及最終擁有人。然而,要執行這些國際法下的條文,一方面必須是由一地政府的相關部門向另一方政府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往來文書耗時甚鉅。因此,就著這個問題,最近八國集團、二十國集團及經合組織均希望這些離岸中心,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前提下盡量與其他國家合作。以英屬維爾京群島為例,去年五月已在香港設立辦公室,作為專門處理及協調與亞太地區相關的監管部門的對口單位。

解離岸中心問題 須全球共識

問﹕早前英揆卡梅倫表示,英國或會與這些海外屬地簽訂新的稅務協定及經濟合作協議,從而減少漏稅瞞稅的情況。你認為這會否影響這些離岸中心的吸引力?

答﹕由於英國本土與這些海外屬地的關係錯綜複雜,因此一時之間很難改變既有的稅務安排及相關法規。此外,假如英國政府真的大幅收緊這些海外屬地現時的公司註冊及稅務安排,這些離岸公司大不了便走到其他地方註冊。事實上,要有效解決離岸中心所引起的問題,需要透過全球治理體系中提出一個各國都願意執行的解決方案,否則當一個國家加強監管的同時,另一個國家不願意跟隨,這些離岸公司自然亦會走到那些較寬鬆的國家註冊。

問﹕既然如此,公眾如何有效監察上述的事件不會再次發生?在今年4月,互聯網忽然出現了「BVI解密」,揭露了關於維爾京群島帳戶的龐大資訊,發現諸如菲律賓前總統馬克斯家族等的隱形資產。香港人也可以找到陳局長的相關資料嗎?

答﹕事實上,香港在公司註冊政策方面算是一個特例。香港政府透過龐大的公司註冊處,讓公眾可以查閱公司註冊的資訊。不止是提到的加勒比海地區,甚至是美國特拉華州及內華達州這些極多離岸公司運作的地區,它們均不會向公眾披露公司註冊的內容。假如公眾想知道更多有關於這兩間離岸公司的資訊,可以嘗試到國際新聞調查聯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他們的網上資料庫(www.icij.org)有一些在泄密者身上得到的離岸公司資料,你所說的「BVI解密」正是其中內容。我亦曾就你提供的兩個公司名字搜查,但沒有找到相關資料,但假如其他人有更多的資訊下,或者可以在他們的資料庫中,找到這兩間公司的幕後持有人。

William Vlcek替美國軍方的電腦系統工作多年後,重返校園鑽研國際關係,2006年在倫敦經濟和政治科學學院博士畢業。多年來一直專注於離岸公司、洗黑錢和恐怖分子融資的題目,當中包括世界各地的商人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公司的情況。

策劃﹕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訪問研究學人)

問:陳偉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答:Dr William Vlcek (蘇格蘭St Andrews大學國際關係講師,著有《Offshore Finance and Small States: Sovereignty, Size and Money》)

星期日明報 2013年7月28日

2013年7月23日星期二

撕裂中的埃及:如何令民主奏效?

埃及總統穆爾西被軍方罷黜後,技術官僚為主的過渡政府終於成立,各方觀點大異其趣,有認為這是糾正民主失誤的「二次革命」,有認為這是獨裁制度復辟的「政變」,也有認為這是外國勢力策劃的「顏色革命」。事件難以定性,因為埃及國內已失去任何達到社會共識的基礎,無論是民主選舉還是軍事政變,都難以得到一個大多數人滿意的結局。


為什麼在西方選舉,落敗的一方會接受遊戲規則,埃及卻不能?這問題不但對埃及人重要,對其他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地區同樣重要。埃及面對的,似乎是以下一系列不能輕易以選舉調和的撕裂:

激進派軍方借民主謀私利

1. 穆斯林兄弟會的激進派始終認為,宗教應該凌駕行政,三權分立並非理想模式。穆爾西得到民意授權後不斷擴權,普遍被認為是在執行兄弟會顧問的既定路線,自身只是傀儡。另一方面,發動政變的軍方雖然說要還政於民,但沒有說的關鍵是,他們希望軍隊扮演三權分立以外的「第四權」角色,像是捍衛世俗主義的土耳其軍隊,因為軍隊的眾多既得利益要是任由民選政府處理,可以在短期內消失殆盡。結果十分諷刺:雙方都批評對方「踐踏民主」,卻都希望自己控制政府後,把對方眼中的不民主元素寫進法律。

2. 穆斯林兄弟會沒有能力解決經濟問題,卻靠基層福利網絡起家,就是埃及經濟再差,他們在農村基層的支持依然十分穩固。穆爾西一度爭取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外援,卻在最後關頭拒絕接受,就是因為內部強烈反對接受IMF的條件,特別是削減基層福利。至於軍方,目前得到沙特、阿聯酋等經濟支持,或可維持一陣子,但始終要面對經濟問題,而他們的既得利益,必然向城市資產階級傾斜。這是否似曾相識?數年前,「他信經濟學」造成泰國徹底二分化,就像現在埃及一樣。

重蹈泰國城鄉二分化覆轍

3. 埃及軍方、世俗主義者的親西方傾向較明顯,認為從前和美國、以色列、沙特友好時獲得不少好處,不值得一筆勾銷。但穆爾西執政以來大幅調整了埃及的外交方向,對源出兄弟會的哈馬斯繼續支持,也顯示了當阿拉伯共主的野心。當美國、沙特不再大規模支持變天後的埃及,兄弟會的主要金主就只有卡塔爾,財政實力有限,要有國際影響力,少不免要和激進派系藕斷絲連。穆爾西最富爭議的任命,就是委任了一個恐怖組織領袖當樂蜀省長,這組織被指在1997年策劃造成60人死亡的樂蜀恐怖襲擊,省長不久後也被迫辭職。經過這次政變,兄弟會認為民主模式已失敗,對「外國勢力」更痛恨,要和好就更難。

 革命後民選領袖宜和解非清算

要解決上述撕裂,必須雙方達成真正的共識,然後把討價還價的結果寫進法律,讓這成為國家共識,政客和民眾才會對整個民主程序和授權產生信任。這工作,原來應該是茉莉花革命後第一任民選領袖的責任。假如曼德拉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拒絕和解,南非恐怕會混亂至今;假如昂山素姬未來當上緬甸總統而對軍方以牙還牙,緬甸也很可能出現二次革命/政變。

假如兩派太難溝通,通常做法是由大家認同的國際領袖斡旋。數年前,奧巴馬家鄉肯尼亞的兩大政黨在選舉後爆發暴力衝突,最後就在聯合國秘書長調停下,在民選總統外增設「總理」職位,由當選的總統委任落選的政黨領袖當總理,以求大和解。假如埃及短期內達不到上述目標,社會或會完全撕裂,乃至爆發內亂, 再波及狀况相近的鄰國,那不但是整個地區的噩夢,也是民主化的噩夢。

沈旭暉

2013年6月28日星期五

假如斯諾登被引渡回美國……

【咫尺地球】斯諾登離開香港後,美國官方發出連串聲明,似是對港府給予連串壓力。然而對美國而言,斯諾登離開香港,真的是最壞的結局麼?

國家撕裂奧巴馬提前跛腳

無論通過什麼途徑,假如斯諾登被任何政府引渡回美國,他除了肯定成為風雲人物,也會成為法律界寵兒,願意為他打官司的名大狀會蜂擁而至,國內勢掀起一場國 家安全、個人自由與網絡監控的大辯論。根據不同機構的民調,美國國內傾向支持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的不相伯仲,因為美國近年左右派的鴻溝,已不可能調和。一旦斯諾登回國,案件可能迅速變成進一步撕裂國家的導火線。而在這場大辯論中,居於右翼的共和黨會有斬獲,居於左翼的自由主義者也會有斬獲,奧巴馬卻可能裏外不是人,提前變成跛腳鴨。

美擔憂失主動權再爆新危機

在國際層面,斯諾登停留過的中、俄,與及和他接觸過、或盛傳會被他接觸的厄瓜多爾、古巴、委內瑞拉等國,都是美國的重點對手,華府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資料已 散落對方手中。假如斯諾登和這些國家有默契,在自己一旦被美國重判時,發出某種信號,讓他們從某處獲得機密資訊,這種本欄曾談及的「王立軍模式」,會令美 國防不勝防。據說目前斯諾登與《衛報》記者已有協定(他曾接受《南華早報》專訪,不知也有否類似協定),在他一旦發生意外時,秘密文件就會公布,這正是他 自保的手段。對美國而言,擔心的並非哪些機密被公開,而是自己不能掌握主動權,一旦在美國面對某種危機時,另一危機同時引爆,足以影響大局。例如若斯諾登 能在「適當」時刻提供確實證據,證明美國對某國進行網絡攻擊,這足以成為外交事件。

而且據斯諾登的香港代表律師何俊仁日前揭露,斯諾登並非單獨行事,而是有一個人數不止一個的「中間人團隊」,協助他籌劃一切。假如斯諾登在美國被重判,這 團隊若有成員在國內,有可能會爆料聲援,也有可能會繼而出走,製造下一個斯諾登。而假如他被輕判、甚或被判無罪,卻又可能擧發其他同行效法,揭露美國網絡 監控的更多漏洞。這類連鎖效應,也是美國執法者需要防微杜漸的。

倘報復香港 美犯低級錯誤

這當然不是說,所有美國人都不希望斯諾登回來。但在國家利益層面而言,也許,情願他在未來一段長時間留在國外的政策制定者,也有不少。據說美方提交給港方 的引渡文件連「斯諾登」全名也寫錯,此事不可能由一人經手,在一個嚴密體制下,犯這類低級錯誤,教人難以置信,假如發生在別的國家,經手人可能已被革職查 辦。美方後來又說,因為全世界都認得斯諾登容貌,名字已不重要,如此兒戲,更是匪夷所思。事實上,美方對香港愈是貌似憤怒,內裏愈可能是夜行人的哨子,主 要是演出來向國民交代。若最終真的大舉報復,這會是美國自毀軟實力的轉捩點,那才是真正的低級錯誤。

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

斯諾登門餘波:當何俊仁遇上國際關係

【明報專訊】斯諾登離港後,其委託的代表律師何俊仁舉行記者會,披露了一些內情,國際媒體廣為引述的重點,主要是「北京中間人傳訊,令斯諾登離開香港」。何先生是一位慈祥長輩,筆者一向尊敬他對社會的貢獻,更不懷疑斯諾登曾得到不同國家的信息。但從國際關係角度,何先生此刻發表言論,與國際常規頗有違背,可能無意間令事情更複雜,也為他個人帶來困擾。

此刻發表言論 違國際常規

一、何先生的行為究竟是代表斯諾登、還是他個人,對事態有完全不同的影響。假如是斯諾登離港前正式委託他向公眾交代,這暗示斯諾登對中國、香港的處理不滿,而這會成為其他國家研判是否給予斯諾登庇護的參考。但假如斯諾登並無相關要求,在事態未完結之際,這些資訊卻可能影響其際遇。例如﹕

(1)此前有渠道傳出,斯諾登住在特區政府提供的安全屋,相關信息也來自消息人士,只要這信息不被否定,在其他國家眼中,就有了北京或港府可能有參與保護斯諾登的懸念,他們給予方便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何先生說並無此事,卻間接令斯諾登失去一重保護。

(2)又如何先生透露,斯諾登斷言不到內地尋求庇護、也深知俄羅斯不是安全的地方,那一刻,斯諾登卻身處俄羅斯,足以成為他對俄不友好的證據。

(3)最重要的是何先生透露,斯諾登身邊有多於一名中間人為他處理資訊,乃至策劃逃亡路線,間接核實了美方對他不是單獨行動的懷疑,後果可大可小。此刻公開,大可不必。

二、假定何先生所言屬實,關於「中間人」的具體信息,就值得推敲。斯諾登來港時,曾說願意將前途交付香港法律和人民,那他為什麼改變主意?假如「中間人」的信息是北京會直接將其遣返、威嚇要其離港,又或保證香港的判決會對他不利,這自然不能接受。但假如信息不過是政府不能保證不把他引渡,卻歡迎他離開、保證他安全離港,那雖然反映了取態,卻不具決定性。畢竟「斯諾登案」和「斯諾登」不同,就是有「中間人」以外交為名接觸斯諾登,只要不觸碰司法制度,也不應影響他對「香港優勢」的判斷;只要他依然相信「香港優勢」,就不妨留港參與法律遊戲。據何透露,斯諾登改變主意,其實是擔心在法律戰過程中,可能在獄中被長期拘留、與外間中斷通訊,這對一名「宅男」來說,尤其致命。這可能性自然存在,但有多大?言人人殊。然則為斯諾登分析上述可能的人,包括「中間人」、也包括何團隊,也是斯諾登離開的關鍵。然則外媒標題「斯諾登離港是北京導演」,卻屬以偏概全。

「中間人」低調 憂黃雀在後

三、「中間人」的身分,在政治、外交有其規範;「中間人」信息有多精準,何先生是政改一役過來人,應有所感。「中間人」通常是自稱為政府傳話、又沒有政府身分的人,類似國際案例必然出現大量「中間人」,作為政府的白手套,用來提供難以被事後核實的「孤證」。他們傳遞的信息有時甚至是相反的,目的就是保護政府。舉例說,萬一斯諾登最終被引渡回美,同樣可以走出另一名自稱代表北京的「中間人」,說「曾傳遞信息介紹香港司法獨立」,暗示他離開香港不明智;那時候,前一批曝光的「中間人」就會被犧牲。又或萬一斯諾登離港後公開譴責港府,那些說「歡迎他離開」的「中間人」,可以忽然「被變成」個人身分,並被政府拋棄。因此一般「中間人」以及掌握「中間人」信息的「邊緣中間人」,通常唯恐被公眾知道身分,擔心黃雀在後,不會在案件發酵時公開資訊,頂多在數十年後寫回憶錄。這不是因為人家謙虛低調,只是因為他們對潛規則太熟悉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2013年6月24日星期一

香港告別斯諾登﹕中美的默契?

【明報專訊】斯諾登「及時」離開香港,不少評論擔心會影響中美關係,又或招致美國對港報復。事實上,這結局對香港、北京都算理想;就是對華府,也不見得太壞。

港府擺脫「三難」

假如斯諾登繼續在香港,特區會如何處理?根據《港美引渡協議》,美國的拘捕、引渡要求先要經外交渠道傳到特首,但特首並非必須配合美國﹕假如他判斷「關乎該有關的人的移交令,並不能根據本條例的條文合法地作出或事實上不會作出」,就可拒絕。就是發出了臨時拘捕令,也可以根據同樣理由,予以取消。我們不妨再回顧本欄談及的案例﹕2007至08年,華府要求港府引渡一名伊朗人,最初港府也發出臨時拘捕令,但在聽證前夕,卻取消拘捕令,將其釋放離港,原因相信是從北京收到信息,明白涉及國防外交。

近日《環球時報》不時發表社論,「提醒」特區政府「不要與民意為敵」。假如斯諾登在港被捕,雖然不代表引渡成功,但不少民族主義者還是會演繹為配合美國,或接受了「間諜罪」說法、不以政治疑犯視之,或認為特首沒有在第一道關卡拒絕,還是有了表態。假如不拘捕斯諾登,又難免要有解釋﹕明言案件涉及政治,美方會視為挑釁;說涉及國防外交,北京目前沒有正式表態,則會引起關於一國兩制的質疑。斯諾登以自由身離港,香港政府卻能避開三難局面,對內外交困的現屆政府,自然是最好的結局。

華府不可能輕言「報復」

說華府不應對這結局太抗拒,因為類似要求就是落在美國的鐵桿盟友,也不可能迅速就範。本欄曾談及那些美國要求引渡伊朗疑犯的案例,失敗次數頗多,包括在英國;面對香港上回的拒絕,美國亦不敢發難。何况從另一角度看,特區政府也沒有正式將本案定性為政治案、沒有正面否定美國的「間諜罪」指控,這也會被演繹為北京的態度。對華府而言,這是可利用的外交空間。

至於有擔心美國會取消擬給予特區護照免簽證的安排,作為報復,基本上,這是另一個課題。年前筆者曾邀請美國領事館職員座談,當時他斬釘截鐵說絕無其事,原因是沒有誘因。那現在的誘因又是什麼?持特區護照申請美國簽證並不麻煩,通常批核年期都是10年。但近年不少內地新移民先持有香港、台灣或新加坡護照,再四出投資,美國是否對這些國家、地方免簽,卻是這些資金流動的考慮重點。斯諾登若對此帶來長期影響,反而奇怪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2013年6月17日星期一

斯諾登門(三) 中美網戰的關鍵一局

【明報專訊】美國特工斯諾登成為國際焦點後,媒體多關注美國政府監控網絡的角色,乃至香港的國際地位,但傾向把事件定性為個別事件。然而在國際關係格局,「斯諾登門」不可能獨自存在,近年有不少國際政治懸案,在斯諾登公布資料後,都隱隱然和這件事略有關聯。我們先從斯諾登提供的資訊談起。

「稜鏡」的震撼:美國網絡公司成為國家情報工具?

斯諾登暫時所說出的最重要情報,都是關於美國政府情報部門的秘密項目「稜鏡」(PRISM),這項目自2007年實施以來從未公開,而且在奧巴馬任內,規模急速膨脹。根據斯諾登向《衛報》透露,負責執行「稜鏡」的除了美國政府,還有幾乎所有規模最大的美國網絡企業,包括微軟、蘋果、Yahoo、Google、facebook等,由政府國安部門直接進入網絡服務器,接觸用戶的一切資訊。對美國政府而言,這樣方便的情報蒐集可謂多快好省,據說現在所有情報的來源,有七分之一都是通過這渠道。但對網絡公司而言,為什麼要配合華府?雙方有什麼協議?這是「斯諾登門」一大關鍵。

美國澳洲懷疑華為滲透,執行「中國版稜鏡」?

斯諾登爆料後,facebook等美國網絡公司主動承認「有限度」參與「稜鏡」,開始進行破壞控制,不過似是愈描愈黑。近年不少用家早已不時警告,Google Chrome、facebook等的私隱政策十分有問題,設計似是為了追蹤用家,多於方便用家。斯諾登從前的監察對象是中國,這些公司愈是企圖撇清關係,愈教人想到另一家中國公司的故事。這家公司,就是華為。

華為是中國資訊科技企業龍頭,一直希望與上述美國網絡公司競爭國際市場,不時打算收購海外相關產業。兩年前,美國政府高調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華為收購3Leaf,認為華為的真正身分是「為中國軍方服務」,其中一個理據,是創辦華為的總裁任正非的上一個身分是解放軍上校,其公司與解放軍有長期合作關係,甚至曾為其他美國對手服務。一年前,澳洲政府也高調阻止華為的子公司競投澳洲的國家寬頻網絡,原因同樣是「國家安全」,雖然不少澳洲政要擔任這公司的董事,但似乎幫助不大。

華為的具體性質我們不清楚,然而起碼在公開層面,美國、澳洲的上述指控並未能得到太多證據支持。美國國會曾進行相關聽證,最終也沒能證實華為、中興等中國資訊科技企業進行了特務行為,但還是總結其業務危害美國安全。今天回看斯諾登提供的資訊,似乎美國、澳洲先入為主,認定華為一類中國資訊科技公司,也在進行中國版本的「稜鏡」計劃,乃至其他更高端的情報工作。據說美國對華為的監控甚為嚴密,一些朋友曾與華為有業務往來,入境美國時就已頗費周章。

美國電子工程師的新加坡自殺懸案,死前曾和華為合作?

提起華為,不得不提另一件懸案。就在斯諾登叛投香港前三個多月,《經濟時報》刊登了一篇在外交界十分震撼的報道,介紹了去年一件發生在新加坡的美國公民神秘死亡事件。當事人Shane Todd是一位年輕美國電子工程師,在有國家背景的新加坡微電子研究所工作,去年在家中洗手間上吊身亡,但疑點重重,其家人堅持不相信他是自殺,因為他死前數月透露了一些機密而又精神緊張,例如說自己「被一家中國公司要求做不舒服的事情,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據《經濟時報》所言,Shane Todd參與的敏感工作項目,正是新加坡微電子研究所與華為的合作項目。

新加坡當局原來不打算調查這宗「自殺」案,研究所中人一貫否認研究涉及軍用項目,華為也否認捲入相關研究(雖然承認曾獲邀參與)。但《經濟時報》報道後,美國國內出現了聲援Shane Todd家人的活動,新加坡外長立刻承諾重新調查,對此美國亦即時公開表示歡迎。

《外交政策》期刊的暗示:誰不再守政府機構的規範?

幾乎又是在同一時候的2013年3月,美國權威期刊《外交政策》發表了一篇由資深傳媒人Marc Ambinder撰寫、引述不記名情報官員的文章,首次勾劃了美國針對中國的網戰大綱,雖然沒有披露「稜鏡」,卻觸及了美國企業的角色。文章透露,美國的所有情報機關已制定反制中國的網絡攻擊策略,聲稱由於「中方的操作已超越政府機構的規範,這種情勢必須改變」:這說法表面上是對北京老掉牙的批評,實際上卻似是暗示──美國政府也不用守那些規範。那些情報人員透露,他們會主動聯手與美國各大通訊企業,分享中國網絡攻擊的詳細計劃,以及供應美國情報部門研發的反間諜措施和軟件,以「教導」這些企業防禦和反擊,又開宗明義說要利用美國企業掩護,追蹤中國網絡活動。這篇報道和斯諾登的爆料、Google等企業的回應,恰好互相印證。自此美國把網絡安全提升到中美關係的最主要議題之一,令它成為「習奧會」其中一個焦點,這是從前少有的安排。接着,斯諾登就來到香港了。

根據這些脈絡,不同人基於不同立場,自然可以有不同分析,結論也會大不相同。但有一點是清晰無疑的:中美兩國的網絡安全暗戰,此刻正進入白熱化階段,無論斯諾登的主觀意願是基於伸張正義,還是有其他目的,他的行為都已成為上述脈絡的一環,不能只以個別事件視之。他選擇的平台香港,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2013年6月16日星期日

三方攻略﹕叛諜門

【明報專訊】美國前中情局特工斯諾登滯留香港,成為全球熱話。究竟他為何選擇香港、事情最終會怎樣演變,都是十分豐富的間諜電影素材。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各方當事人都有不少策略可供選擇,簡述如下:

一、斯諾登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只是個人行為,沒有龐大集團支援,他選擇香港的原因就不可能單是為了個人安全,而是為了掌握議題設定權,慢慢爆料。要是他選擇英國等美國盟友,會擔心後者因「國家利益」把他遣返;但要是他選擇中俄伊朗等美國對手,也會擔心這些國家把資訊封鎖,有違他鬧得舉世皆知的目的。香港既在美國直接影響範圍之外,又有自己的涉外關係制度,斯諾登就能擠牙膏那樣長期佔領議題。

策略一、「塔吉克模式」:塔吉克(Nosratollah Tajik)是前伊朗駐約旦大使,被美國指為軍火商,要求英國政府在他留英時予以引渡。塔吉克用了六年時間,不斷向英國司法制度上訴,以證明自己無辜,並通過媒體散播自己的正面形象,又爭取到英國社運界廣泛支持,結果案件變成了英國司法、媒體、社運聯手對美國的馬拉松公審,最終塔吉克獲准返回伊朗。斯諾登只要等到美國正式提出引渡,就可以開始在香港制度內演出、自辯,媒體注視、社運聲援統統可期,可能成為未來一年最能影響國際議題的人。

策略二、「王立軍模式」﹕斯諾登也可效法王立軍,讓公眾知悉他曾接觸中方代表、懷疑他把部分機密文件給予中方傳檔,令兩國都不知道對方底蘊,然後同時向中美雙方討價還價,保護一批他知道的兩國特工,建立自己的情報體系,甚或通過他們與維基解密、Anonymous一類組織結成同盟。這類做法相當高危,卻足以挑戰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屬於不少網絡高手夢寐以求的「理想」。

策略三、「俞強生模式」:俞強生曾是中國國安官員,一九八○年代變節到美國,轟動一時。假如斯諾登並非美國安排的棋子,而是決心為了揭露華府黑暗面,他亦可以全面變節投奔中國,只要手上的資料足夠震撼,這會是近年中國處理對美外交的最得意成就。由於斯諾登的資訊亦波及全美資訊科技公司對私隱的監控,他對中國的價值不僅局限在政府層面,也對中國資訊科技及網絡公司十分有用。早前美國不讓中資華為收購3Leaf的案件,也會淪為笑柄。

二、奧巴馬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叛變並非美國的苦肉計,這是奧巴馬連任以來面對的最大危機。來自右翼的共和黨高調批評他虛偽,表面上刪減國防經費、暗中卻做得比布殊更徹底,來自左翼的社運人士也會在人權角度質疑其誠信。至於在國際社會,無論是盟友、敵人,都會覺得近月連番質疑中國派出黑客的美國「雙重標準」。要是斯諾登有證據證明美國監視個別德高望重的國際級名人,更可能出現難以預料的連鎖效應。故奧巴馬希望的不單是成功引渡,還要是盡快引渡,不希望斯諾登利用香港制度長期演出。

策略一、「引渡驅逐法」:美國可在國內對斯諾登提出罪名嚴重的檢控,通過親信媒體爭取道德高地,以應付國內外輿論,然後以利益或壓力向北京疏通。但就是北京願意與美國合作,也不能要求港府立刻把斯諾登引渡:根據香港的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北京可以基於國防外交等原因指示香港特首,但不能凌駕法院,故理論上,不能杜絕斯諾登利用香港制度長期申辯。不過北京卻可以提出「國家安全」原則,要求香港驅逐斯諾登出境,以方便美國的進一步行動。

策略二、「反客為主法」:雖然華府難以對斯諾登滅聲,卻可以找出一個差不多的中國案例,例如找出中國特工的同類行為,或安排中國特工/偽中國特工對美國變節,然後把美國早已得知的機密當作特工爆料。美國這樣可以分散國際對斯諾登的注意,並嘗試反制北京,奪回道德高地,同時向國內證明適當網絡監控的必要。只要北京有超越常人底線的行為被揭發,一切也可以慢慢扭轉,這是減輕破壞的非常舉措,屬危機管理教材的範例。

策略三、「實踐預言法」:美國現階段怎樣妖魔化斯諾登,都不易令一眾「花生客」信服,但要是能證明斯諾登的行為直接帶來災難,輿論卻可能迅速逆轉。方法就是配合斯諾登爆料的具體內容,製造「自我實踐的預言」。舉例說,假如斯諾登每在香港爆料一次,香港就出現神秘意外,甚至有人神秘死亡,再配合一些靈異、玄學節目,足以讓香港社會出現趕走「美國政棍」的呼聲。但假如是這樣,世界本身已是永無寧日。

三、習近平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不是美國派來蠱惑中國的特工,這對北京而言,大概是天掉下來的棋子,不但令中國反擊美國的黑客批評,還可以反客為主,研制一系列戰略。關鍵是北京不能過分興奮,不應正面批評華府,只要把戰略性行為都歸因於「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美國就只能啞子吃黃連,還要在形式上感激北京「體諒」。

策略一、「陣地戰」:基本策略是避免在個別議題刺激美國,卻在國家層面築起「捍衛人類公義」的整個陣地,聯合其他國家,共同向美國討回被駭的「公道」,在不挑戰世界秩序的前提下,挑戰整個美國外交的道德體系和軟實力,乃至逐漸聯合到其他美國違反人權的案例,算一個總帳。只要斯諾登不爆出中國機密,北京會利用香港「一國兩制」作白手套,鼓勵香港官僚把案件拖得愈長愈好,包括鼓勵特區政府在斯諾登簽證到期後提供不遣返保護,任由美國提出引渡理據,相信斯諾登的能力,讓他盡情演出。

策略二、「運動戰」:北京也可能擔心斯諾登被其他外國勢力利用,讓他長期在港會失控,帶來社會不穩,希望把他在香港的時間局限在簽證有效期內,然後讓他到別國尋求政治庇護。要是這樣,斯諾登在港期間,北京會爭取時間,針對個別議題發起「運動」,特別是在美國疲於奔命、美國網絡公司要暫避風頭不敢太配合政府時,集中資源,搶奪國際網絡協定主導地位,乃至協助華為等中國公司,和美國公司爭奪國際網絡市場。這樣一來,中國雖然未能和美國並駕齊驅,卻可望打擊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勢力。

策略三、「心戰」:另一個策略或會與上述選項同步進行,交由駐港人員或代理人執行,就是針對香港的「外國勢力代言人」、「離地買辦」,動員群眾進行教育,讓斯諾登成了揭露「「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使者。須知近年北京積極宣傳美國如何干預香港內政,斯諾登作為活證據活現人前,彷彿專門給上述理論背書。此後「維穩人士」再把佔領中環、顏色革命、外國勢力等扣在一起,對一般人而言,或會顯得比從前可信;若能繼續影響關於23條立法等輿論,對北京駐港人員而言,更是一件奇功。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主任)

文 沈旭暉

2013年6月15日星期六

斯諾登門(二): 香港拒絕美國引渡的伊朗案例

【明報專訊】美國前中情局職員斯諾登滯留香港,引起不同結局聯想,一旦華府正式提出引渡,捲入法律、外交等爭議,一切只會更複雜。有評論相信,根據《港美引渡協議》,明顯非法使用電腦的斯諾登理應被引渡回國;有人相信港府應研判此案涉及政治層面及社會利益,拒絕美國要求;亦有人認為北京應以事涉外交為由,早日介入。但無論我們有何猜想,都應先研究5年前一個不受注意的案例:美國要求港府引渡伊朗人Yousef Boushvash,最終如何失敗。

伊朗人出入香港的「個別例子」

9.11事件後,美國成立國土安全部,防止軍火流向恐怖分子,成了美國重要反恐舉措,而打擊面亦迅速擴展到其他華府鎖定的國家,例如伊朗。國土安全部不時對各國提出引渡伊朗人的要求,指他們是伊朗政府的特工,負責偷運武器予伊朗政府或美國眼中的其他恐怖組織。與美國簽有引渡協議的香港,雖然因為是中國特區,與伊朗表面上關係良好,但伊朗人出入境時頗費周章的故事時有所聞,例如曾有伊朗學者來港出席學術會議,出境時被機場扣留,要勞動相當高的層級才能放人,釐清「誤會」。

2007年10月29日,根據美國提供的情報和臨時拘捕令,伊朗人Yousef Boushvash在香港被捕。一個月後,美國正式提出引渡要求,指這人是伊朗特工,在2004年到2007年間,不但從美國經迪拜、曼谷等地偷運武器到伊朗,包括F-14戰機零件,違反美國的《武器出口管制法》 (Arms Export Control Act),而且犯有洗黑錢、郵件詐騙等特工常犯罪行。

涉外關係 港是北京「白手套」

香港政府原來也打算回應美國要求,排期進行引渡聽證的法定程序,原訂在2008年4月14日舉行引渡聽證,卻忽然在2008年4月11日決定把這名伊朗人無條件釋放,只在前一天知會美國取消引渡。此人獲釋後不知所終,也就是說,香港連法定程序也不用啓動。根據外交管道透出的信息,伊朗政府直接和北京交涉,一方面證明此人是伊朗政府的人,另一方面說他被美國設局陷害,結果北京向香港特區政府指示,此案涉及外交層面,超出香港涉外關係所能處理,建議把他釋放、讓他離港,免得被法定程序拖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管道歸管道,北京從沒對此公開評論。由於《港美引渡協議》列明,在國家層面,涉及國防外交須北京處理;在不涉國家層面,港美雙方亦毋須引渡政治犯、或涉及重大公眾利益者,但又不可能詳細列名何謂「政治犯」,因此相關定義,只能交由法定程序逐案審理。換句話說,北京影響引渡結果的方式有3類:公開宣示涉及國防外交,由中央處理;提供參考,影響香港法院對「政治犯」的研判;或建議港方讓當事人自願離港、甚或將其驅逐離港。反正在公開場合,一句「I cannot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足以解釋一切。

英國拒絕美國引渡前伊朗大使

事實上,在伊朗問題上,和美國簽有協議而拒絕引渡的其他國家地區,並不在少數。同樣在2008年,一名伊朗高級空軍軍官在美國要求下被泰國拘捕,罪名也是偷運軍火。後來伊朗政府向曼谷交涉,提出此人被引渡到美國會被酷刑拷問伊朗軍事機密,結果相對三權合作的泰國法庭迅速判決,否決引渡。

更著名的案例是前伊朗駐約旦大使Nosratollah Tajik被美國當作軍火商,結果令他在英國被捕。倫敦法院用了長時間審理此案,最終也拒絕美國的引渡要求,由於此人層級甚高,案件膠着6年,他也被軟禁6年,直到2012年12月才獲准回到伊朗。美國除了能夠在外交層面與相關國家討價還價,基本上無計可施,那名前大使固然被放回國,那名被香港釋放的伊朗人,更是人間蒸發至今。那麼這些案例,對「斯諾登門」又有什麼啓示?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2013年6月14日星期五

斯諾登門(一):中文大學是美國目標嗎?

【明報專訊】美國中情局前情報員斯諾登在港變節,透露香港中文大學在2009年開始就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監控對象,中大官方則表示網絡沒有受襲舻象。究竟中大會成為國際社會的目標嗎?這曾是筆者的考試題目,說來中大的被追蹤價值有5類,其中4類如下:

網絡反恐重點保護對象

1)中大資訊科技服務處(ITSC)負責香港國際互聯網交換中心(HKIX)運作,作為香港境內的互聯網服務中樞,這是由中大在1990年代發起,以支援毋須繞道海外的互聯網服務。中心一直是網絡反恐的重點保護對象,總部設在碧秋樓,內有嚴密保安系統,另有地點不公開的新總部分流,在香港舉行世貿會議、奧運項目時,據說都有加強警備。年前「維基解密」透露,美國把將軍澳、舂坎角等香港海底光纖通訊電纜登陸點列為「關乎美國國家安全設施」,其性質與中大ITSC同類,常是爆發區域衝突時的「定點清除」目標。

2)中大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ISEIS)是中國國家遙感中心的香港基地,一個重點項目是南海研究,提供相關地區的衛星圖像,主要研究對象是海洋生態,但也支援其他圖像,例如污染分佈。它與歐洲太空局也有項目合作,而一些中國衛星未能偵察的南海區域,相信在歐洲國家鄰近基地的視野範圍內。由於中國臨近地區爭議以南海為主,外國容易以為相關研究有其他戰略價值。

中國金融反恐國安弱項

3)近年中國提出建設、整合境內外智庫網絡,不少中資機構都新近成立了研究所,進行種種與國家戰略目標相關的研究,在香港的大多與金融、法律等有關。這網絡是中國決策當局的重要諮詢環節,而中大有不少經濟學者參與相關項目研究,前任校長也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諮詢對象。美國對中國金融政策最重視,中國的金融反恐概念又落後於軍事反恐概念,被反恐界視為國安的弱項,因此不能排除有國家以為一些中大研究單位或人員,能接觸上述資訊。

4)中國改革開放前,美國相關部門的聯繫者學者聯合會在中大設有基地,蒐集中國情報,這機構是今日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的前身。中心後來移交中大直接管理,上述身分已不存在,一般相信今天也沒有機密。但年前USC領導層變動,身為中心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學術權威、《鄧小平傳》作者傅高義(Ezra Vogel)獲邀調解,傳出有學者對處理敏感資料有不同意見,反映在一些人心目中,它依然有一定傳奇色彩。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2013年5月7日星期二

「波馬恐襲直播」對恐怖分子的啟示

【咫尺地球】波士頓馬拉松恐怖襲擊被迅速破案,美國國民士氣迅速復原,當時筆者剛好在美參加會議,對當地人民的即時興奮頗有體會。然而當我們冷靜下來,卻不難發現,這次恐襲的處理雖然算得上果斷,卻也帶來重重問題,或足以被恐怖分子利用。

美國媒體認為,這次破案的關鍵是波士頓警方大量利用新媒體,得到網民協助「起底」、也發放疑兇訊息讓全民全天候緝兇,據說這正是疑兇不得不離開校園逃亡、最終落網的原因。然而在破案過程中,波士頓警方的部署同樣透明,假如疑兇並非單打獨鬥,而是隸屬一個有規模的恐怖組織,足以輕易製造煙幕去擾亂全民視線,同步實行更大規模的襲擊。雖然這次暫未發現疑兇有強援,但他們確實打算在波士頓全民緝兇時轉戰紐約時代廣場,那裡屬於完全不同的警區,未有任何戒備提升。假如襲擊成功,而全民緝兇戰已展開,足以令紐約、波士頓兩地陷入恐慌,就像電影《蝙蝠俠》小丑製造的效果那樣。

這次波士頓警方完全繞過傳統媒體,直接通過社交網站Twitter向市民直接發放訊息,其帳戶仿佛成了一個臨時新聞台,這是反恐歷史的新一頁。在疑兇被包圍的最後階段,一切仿似全民直播的電影,警方Twitter的更新也是極其迅速,所有新聞記者自然都給比下去,到了疑兇落網,警方Twitter的字眼更是真情流露:「The hunt is over.The search is done. The terror is over. And justice has won. 」

但這裡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恐怖份子有時會透過被捕的過程釋放暗號,向同黨發放訊息,所以以往一般做法是經專家研判現場狀況和疑兇狀態後,才發放一些經過濾的資訊,但一旦追捕過程變成了社交網站的實時直播,就容易失去了一重安全閥。第二,雖然社交網站的溝通模式較方便、隨便,但官方Twitter畢竟代表官方,像「terror is over / justice haswon」這類字眼,實在太荷李活,而不符合官方工作的嚴謹。新聞官一般只會說在現場拘捕了疑兇,其他涉及法律程序不便評論,以免存心找碴的律師得到把柄,因為警方不能排除這人被宣判無罪釋放的可能,屆時那是否要在Twitter更新「公義落敗」?

由於即時資訊是這個時代講求的重點,波士頓馬拉松爆炸發生後,不少媒體都自行引述「消息人士」提供的「最新資訊」,例如梅鐸集團某報章就一度報道說死亡人數「高達十人」,亦未見因為在關鍵時刻提供未經核實資訊而嚴肅檢討。在以往的反恐工作,穩定人心往往是重中之重,但這次在互聯網謠言滿天飛,客觀上卻是加速製造了恐慌,而沒有相關人員進行疏導。相信有規模的恐怖組織會認真研究這次案例,去策劃下一波襲擊,配合新媒體的特性部署周密的連鎖攻擊和心理戰,屆時的破壞力,也許遠超我們所能想象。

2013年4月10日星期三

英國最後的大國外交-戴卓爾夫人的國際關係理論

戴卓爾夫人病逝後,她的一生功過、內政外交、乃至對港政策都已被廣為評論,但不少人忽視的是,其實她對國際關係理論有自己的一套見解, 無論是否同意她,都不能否定她具有大國戰略眼光。她的理論並非鐵板一塊,而是由數個相互補充、乃至衝突的體系組成,而且到了今天,不少國際案例,依然有 「戴卓爾理論」的影子。

一、戴卓爾夫人以反共著稱,但並不盲目反獨裁。她對不少獨裁政權都保持友好,例如智利獨裁 者皮諾切特;而她對南非、羅德西亞白人政權的批判,也相當有保留。她反對的主要是作為一個對外擴張陣營的共產帝國,強烈支持美國總統列根針對這個「邪惡帝 國」的幾乎一切行動,並因此被視作終結冷戰的功臣之一。這道公式,在冷戰結束後其實繼續在中東出現:英美都支持沙特、阿聯酋、埃及等友好獨裁國家,反對敘 利亞、伊拉克等被視為有外擴野心的獨裁政體,直到茉莉花革命爆發。

二、戴卓爾夫人以戰勝作為共產國家龍頭的蘇聯為己任,但 同時其實希望保留冷戰的二元格局,因為那對英國最有利。在那個格局,戴卓爾夫人令英國成為美國陣營的二把手,她和列根的關係平起平坐,有時更能對美國施 壓,不同後來貝利雅淪為布殊的附庸。英國除了針對另一方的敵人,也著力避免陣營內的其他勢力冒起,例如歐盟的前身。戈爾巴喬夫實行改革開放後,戴卓爾夫人 情願這樣的蘇聯繼續存在,去維持二元體系,並親口告訴戈爾巴喬夫她「不希望兩德統一」。直到今天,依然有一派學者相信冷戰後的國際亂局,就是源自失去二元 格局,並希望以中美為主軸,重構一個二元體系,假如成事,日本也可能扮演當年英國在體系的角色。

三、戴卓爾夫人對歐洲態度 鮮明,既要加入其共同市場,又對任何可能削弱英國主權的機制極度抗拒。英國至今拒絕加入歐元區、現任保守黨首相卡梅倫聲稱連任後將舉行是否留在歐盟的公 投,都與她的路線關係至鉅。戴卓爾夫人的疑歐態度,除了源自英國人的民族主義,也反映對聯邦主義者的不信任,擔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等會凌駕英國議會民 主,並削弱英國獨自處理經濟危機的彈性。近年歐盟爆發危機後,希臘、塞浦路斯等都讚賞英國的智慧,而戴卓爾夫人在下台後,依然不時「勸勉」愛沙尼亞等小國 不要加入歐盟,相信這條路線,會繼續成為歐盟內部鬥爭的其中一條主軸。

四、戴卓爾夫人與智利建立的特殊關係,在國際格局中 頗有特色,因為那是先有相類經濟發展模式、後有共同利益、繼而深化至軍事層面的盟友關係。今天我們熟悉的「戴卓爾主義」,其實源自智利皮諾切特右翼政權的 佛利民式經濟實驗,她以「智利模式」為師時,屬於全球先驅。後來福克蘭群島戰爭爆發,與阿根廷存在邊境糾紛的智利成了唯一支持英國的南美洲國家,為英國提 供了大量寶貴情報,那是戴卓爾夫人政治生涯的轉捩點,因此她視皮諾切特為生死之交,在後者下台面臨起訴時,還親往探望。現在的金磚國家原來利益互不相干、 乃至互相衝突,但經濟發展模式相近,開始謀求深化為戰略合作,部分也和英智關係異曲同工。

五、福克蘭群島戰爭雖然沒有根本 影響世界局勢,卻開啓了一個模式,就是英國通過福克蘭群島的千多名居民,把戰爭建構為一場「認同戰爭」。當時世上支持阿根廷理據的國家為數頗多,根據剛解 密的戴卓爾夫人文件,甚至有她身邊的黨友提議放棄福克蘭、接回全體島民。但最終英國成功扭轉國際輿論,把阿根廷描繪成侵略者,靠的就是強調島民對英國的認 同和英式生活習慣,以及誇大阿根廷佔領群島後的舉措,以突顯對方為「他者」;事實上,她處理香港問題原來也希望使用同樣模式。冷戰結束後,不少戰爭的交戰 方都刻意建構居民認同,以求影響戰局,也是福克蘭戰爭的故智。

從戴卓爾夫人的回憶錄可見,她對國際事務興趣極濃,從不懷疑自己的世界領袖身份,也因而忽略了對黨內矛盾的警惕。她下台後,英國再也沒有大國外交的氣派;她離去後,也許英國再也產生不了下一位大國領袖了。

2013年4月3日星期三

金正恩為何不怕美國先發制人?

北韓不斷製造緊張局面,繼宣佈和南韓進入「戰爭狀態」後,又重啓寧邊核反應堆。當伊拉克沒有大殺傷性武器,美國也先發制人出兵,為什麼金正恩似乎全不擔心?對此我們應先參考一些美朝互動的經典案例,就能領略北韓的戰略思維:

1968年普羅布洛號事件,美軍1死82被扣

1968年,美國海軍普羅布洛號研究艦(USS Pueblo AGER-2,其實就是情報艦)執行任務時,被北韓以「非法入境」為由攻擊、逮捕,混亂期間一名美國船員被殺,其餘82人全部被北韓扣留,事件震驚全球,也是美國海軍史上最窩囊的一頁。當時美國鷹派高呼要報復,有議員提出「北韓不放人就使用核武」,但總統約翰遜一心息事寧人,認為拯救人質是最大任務。最後美國政府發表公開聲明,承認進行間諜活動、對北韓政府道歉、保證不再發生同類事件,完全滿足了北韓的民族主義情懷,換取了平壤在11個月後釋放人質。美國船員回國後,華府單方面說撤回道歉,但那艘艦卻被北韓扣留至今,變成金家耀武揚威的博物館,美方如何道歉更是被反覆介紹,這自然是我們到北韓旅遊時的重點景點。比較下,12年前發生中美南海撞機事件,中方也是扣留了全體美國機員,但美國就是不肯正式道歉,更反襯出對北韓是多麼容讓。

1969年EC-121偵察機事件,美軍31人全體身亡

另一個案例發生在一年後的1969年,美國總統換成是尼克遜。那次危機更嚴重,一架美國EC-121偵察機在日本海被北韓擊落,機上31名美軍全部死亡。尼克遜早前競選時,高調批評約翰遜處理普羅布洛號危機過份軟弱,這次自然希望顯示強勢,一度打算空襲北韓空軍基地。但不久閣員就擔心這會變成全面戰爭,於是把計劃擱置,改為希望扣留一艘在公海航行的北韓船隻當作報復,又發現根本沒有北韓船隻在航行。結果發了一輪聲明後,美國恢復間諜機活動、並派戰機護航,在北韓眼中,他們又勝了一仗。

1976年白楊樹事件,美軍2人被劈死

更戲劇性的案例發生在1976年,當時的美國總統是福特,金日成依然在位,但不少權力已下放給金正日。事件發生在南北韓交界的板門店「共同警備區」,駐韓美軍要砍掉區內一棵白楊樹,理由是它妨礙視線,北韓士兵見狀拿著斧頭一擁而上,結果美軍不敵,兩名美軍被活活劈死。駐韓美軍司令部一度制定了全面反擊攻略,聲稱要攻入北韓本土,但後來又是怕變成全面戰爭,決定再給北韓一次機會,再派美韓聯軍到上述區域砍樹。美軍更規定,砍樹的士兵不能帶武器,說一旦北韓士兵攻過來,就要韓軍以跆拳道還擊。最後北韓軍隊沒有行動,美方就當是完成任務。

金氏政權攻略

以上案例發生在冷戰時期,背景和今天自然有很大差異,但觀乎北韓近年處理/製造危機的方法,例如天安號事件等,都還在使用同一公式。那麼這道公式是什麼?我們可以歸納為下列五點:
即使是北韓主動挑釁美國、南韓,都要全力宣傳是自衛還擊;
搬龍門,警告美方、韓方任何回應「才」等於全面戰爭,並以瘋狂備戰增強「說服力」,令美國回應要承擔「第一槍」的責任,也就是令美方不能選擇「有限度還擊」這個正常選項,只能在「全面作戰」和「姑息」之間選擇;
相信美國這樣的大國已失去閃電宣戰的能力、內部會對是否作軍事回應意見分歧,有議員會想到一旦南韓大城市被毀滅、美國是否有責任負責重建,有議員會擔心再打一場大戰會影響國內經濟。無論誰是美國總統,都不可能一錘定音;
假如美國真的決定作戰,事前必定大量放風,就像攻打伊拉克前,全球都知道戰爭會出現。只要訊息確鑿,北韓可以那時才向中國求援,因為兩國畢竟受《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第二條約束:「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當然,現在有內地評論開始放風說這不等於同盟、不等於軍事支持,假如北韓違背了條約第一條「維護世界和平」,往後的條文就無效──但這樣的解釋,不會令北韓在關鍵時刻不向中國求援。
北韓深信中國比美國更不願意打仗、也擔心北韓難民問題,認定無論中方對金家多麼不滿,也不敢在關鍵時「背叛」,因為那可能導致北韓先攻擊中國東北來個玉石俱焚,或起碼令北韓難民湧入東北,造成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不可測性。所以北韓相信在遇上滅頂之災前,北京還是要出頭為北韓向美國講和。

假如這是金正恩的一廂情願,作為中、美元首,又可以如何破解這套跡近無賴的戰術?

2013年4月2日星期二

「戰爭狀態」對金正恩有何好處?

北韓領袖金正恩宣佈與南韓進入「戰爭狀態」,儘管兩韓發生邊境衝突的可能性絕對存在,但一般觀察員都不相信會爆發大戰。假如大戰最終沒有爆發,金正恩這麼高調宣佈「備戰」、甚或「準作戰」,究竟有甚麼動機?

封建朝代的「戰爭人事學」

北韓政體至今幾乎與世隔絕,掌握對內的絕對宣傳平台,和封建時代的中國沒有大分別。縱觀中國歷史,經常有君主製造「準戰爭」危機而不出兵,因為每次「危機」解決,都會有一批人立功,也會有一批人被貶斥,緊急狀態從來是調節內部權力平衡的良機。對金正恩而言,他繼承的政權實行「先軍政治」,要是沒有戰爭式動員,根本難以調節前朝留下來的人事安排,也難以得到威望。

親美前必須反美

但處理內部問題,並非金正恩作出「準戰爭」姿態的唯一目標。在國際關係倫理,能夠作出戲劇性外交政策大逆轉的領袖,通常是大權獨攬的元首,但就是獨裁者要徹底改變外交政策,也需要考慮群眾反應。毛澤東能夠和美國修好,前提是他的反美形象深入民心,沒有人敢批評他「賣國」;希特拉和蘇聯暫時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前提也是他的反共形象婦孺皆知,沒有人敢批評他「投共」。但金正恩沒有這樣的實力,加上他長期在外留學,作風比父親洋化,有一定「疑似親西方」的原罪。通過這次「準戰爭」,金正恩卻「證明」了自己比父親對西方更強硬,爭取了處理外交的彈性,若他日後要作出外交政策大逆轉,就有更大的本錢。

杜撰「第二次韓戰」的背後

而且在內部宣傳,金正恩的「準戰爭」也許會成為自我吹噓的「第二次韓戰」,足以取代「第一次韓戰」,而眾所週知的是沒有中國「抗美援朝」,就沒有北韓的「獨立自主」。這次北韓不斷強調自己有能力「獨自」保衛國家、捍衛核武、同時發展經濟,只要能獨自得到「勝利」,就可以宣傳進一步脫離中國的影響。但要是戰爭真的爆發,北韓畢竟和中國有正式的同盟條約,屆時它不得不知會盟國,就沒有「獨立作戰」的光輝;而要北韓真的切斷和中國的同盟關係,金正恩卻又絕對不敢,所以就只能這樣「似戰非戰」的應付過去。

北京的最後機會

這些徵兆,對美國而言基本上無大威脅性,不要說北韓的軍力絕不能越過太平洋,就連導彈能否準確瞄准一個境外目標也成疑問。就是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甚或爆發軍事衝突,對美國重返亞太也是好事,特別是美國正在處理減赤機制,金正恩越是出格,不應削減國防開支的聲音就越響亮,所以有美國媒體已開始批評華府誇大了北韓帶來的危機。但同一徵兆,對中國而言卻大是可慮,北京對不按章法出牌的金正恩,似乎一籌莫展,既不能控制他,也不能離開他,而又沒有先發制人清除其核設施的勇氣。要是在這階段北京還不有所作為,日後可能後悔莫及。

2013年3月17日星期日

梵蒂岡影響世界的兩個劇本-「香港教宗」與「梵三大公會議」(下)

新教宗當選,世界各地媒體都予以長篇報導,但也有人質疑教廷影響力被過份高估,認為誰當教宗對世界局勢也不會有大影響。其實梵蒂岡是全球獨一無二能公開「干涉別國內政」的國家,因為它既有非國家個體(NSA)的本質,卻同時有獨立國家的外衣,除了直接控制各國教區,也參與不少天主教國家的社會文化政策制定。若認為梵蒂岡不能再改變人類歷史,不妨參照以下劇本:

劇本一:香港教宗

理論上,任何80歲以下的樞機主教都可以投票選教宗,同時也是教宗的候選人,例如在這次選舉,來自香港的湯漢樞機既可以投票,也有可能爆冷當選。由於中國不接受梵蒂岡直接任命國內主教,認為這涉及主權問題,中梵建交一直沒有進展,但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所以梵蒂岡還能直接「牧養」香港教區,並任命教區樞機(這會否在若干年後變成敏感問題,值得關注)。理論上,香港教區原來還包括寶安、惠州等鄰近地區,向廣東總教區匯報,只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無法履行職務,才變成只涵蓋香港境內、直接與梵蒂岡聯繫。假如下一任教宗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由香港教區的華人樞機主教當選,無論這人多麼溫和,都必然對內地教會產生巨大震撼,也會令地下教會士氣大振。屆時西方各國、全球非政府組織也可能大舉向梵蒂岡施壓,要求教廷比從前更關注中國事務。在北京眼中,固然可能因為梵蒂岡由華人領導,感覺教廷相對容易溝通,但更可能會將這看作「西方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的表現、「顏色革命」新劇本,也難免有人提出要防止香港繼續作為「外部勢力顛覆基地」。無論事態如何發展,都會成為國際角力的戰場。

劇本二:梵三大公會議

1962年,教宗約望二十三世宣佈召開「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會議長達三年,結束時的教宗已換成保祿六世,期間確認了梵蒂岡與時並進的改革,在宗教史上影響深遠。但現代社會的變化速度遠超以往,近年教廷價值觀備受挑戰,「保守派」和「改革派」越來越難調和,信仰天主教的人數開始下跌,有教徒認為應考慮醖釀「第三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以正面回應諸如女性擔任主教、使用安全套、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等議題的新趨勢。然而上次梵二會議,已令保守派頗為不滿,假如下任教宗舉行「梵三」,而沒有調和兩派共識的能力,卻可能導致天主教全面分裂。歷史上,天主教的諸多教派,都是因為對教義理解不同而分裂出來,假如在21世紀再發生大分裂,甚至是其中一派離開梵蒂岡另起爐灶,雖然會令「舊梵蒂岡」元氣大傷,卻也會製造多一個政教合一的權力中心。無論這中心設在哪個大洲,都會對世界權力分佈產生根本影響。

當然,以上劇情目前發生的可能性不大,但絕非天方夜譚,其他戲劇性劇本還有不少。正是因為梵蒂岡並非一般國家、有一般國家沒有的潛在影響力,它的領袖才必須被關注。假如梵蒂岡繼續強化其跨國身份,也會啓迪非國家個體在21世紀發揮能量的無數可能。

2013年3月16日星期六

阿根廷教宗與地緣政治(上)

阿根廷樞機主教伯格里奧成為教宗方濟,有評論認為只是教廷內部事務,對非教徒影響不大。羅馬教廷在今天的政經影響力自然不能與中世紀時相比,但也絕不能低估,來自波蘭的前教宗約望保祿二世就被認為是終結冷戰的最大功臣之一。現在首次有拉丁美洲主教成為梵蒂岡領袖,對地緣政治也會無可避免的帶來影響。

拉丁美洲民主化的鞏固力量?

拉丁美洲民主化稍早於東歐民主化出現,雖然至今大致完成,但基礎並不能算穩固。方濟在七、八十年代阿根廷軍閥掌權時代的表現,就被部份阿根廷人批評為過分妥協、軟弱,就像二戰期間的教宗庇奧十二世被批評為對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包容一樣,也教人想起上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因為年輕時加入希特拉青年團而受到質疑。對教廷而言,這類質疑並不陌生,而面對獨裁政體如何才能最有效保護人民,一直是永恆的課題,也不是我們現在能探討。

重要的是無論教宗本人怎樣想、無論他們本人是否真的對右翼獨裁者相對縱容,近年國際政治的發展,已把梵蒂岡納入「促進民主化」集團的成員。此所以約望保祿二世儘管與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有若干交往,也要敦促後者落實民主制度;南韓軍政府倒台前夕,當地教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左翼思想盛行拉丁美洲,左翼執政也成為風潮,當中自然以剛離世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為代表,這些領導人當中也有出現了獨裁傾向,但有了拉美教宗的出現,因其近年被賦予的普世價值,西方始終多了一個反獨裁的區域盟友。而對區內剩餘的非民主政體(例如古巴),新教宗也可能扮演促使和平演變的積極角色。

拉丁教宗、美國拉丁裔、「南歐-拉美」板塊

而且拉美教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並不局限在拉丁美洲。由於拉丁裔美國人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一群,而他們在美國境內並沒有明顯的精神領袖,無可避免地,他們也會視方濟教宗為「我們的教宗」,在面對諸如同性婚姻、墮胎合法化等國內議題時,可能更傾向從阿根廷教宗這個「外部勢力」爭取支持。這對近年影響力開始退減的美國保守派而言,應是好消息。但與此同時,美國宗教領袖一直是白人主導,他們不少是新保守主義者,相信美國例外論,像新教福音派的葛培理父子;現在信奉天主教、人數越來越多、有「自己人」教宗在境外聲援、卻不一定視美國為根的拉丁裔美國人可能反客為主,這或會是美國政治板塊移動的先兆,令美國傳統價值繼奧巴馬當選總統後,可能再次被修正。

方濟雖然是阿根廷人,但有意大利血統,在梵蒂岡內部除了得到拉美主教支持,也容易被西班牙、部份意大利代表接受。他當選教宗,固然反映梵蒂岡不得不接受廿一世紀宗教重心由歐洲向拉丁美洲遷移的客觀事實,但也是促進了拉美和南歐國家的互動--技術上,畢竟這是阿根廷人擔任了「南歐小國」的元首。南歐經濟近年發展緩慢,也一直有經濟學家認為新教比天主教更適合資本主義,但假如南歐和發展勢頭不俗、文化相近的巴西、阿根廷等加強合作,這和歐盟內部的「南北矛盾」、國際經濟板塊的構成,也可能出現微妙的互動。

2013年3月14日星期四

如果查韋斯掌權到88歲(四)

【咫尺地球】查韋斯58歲英年早逝,在區內聲望如日方中,政績亮麗,貧窮家庭數目大幅減少,教育水平大幅提高,貧富懸殊大幅收窄,人均GDP增長一倍、失業率卻下降一倍,效果立竿見影,反映毋須語言偽術也能「做實事」,無論喜歡他與否,都不能否定這些成就。
但假如他多活30年,不斷連任下去,委內瑞拉會怎樣?他的結局又會怎樣?

單一經濟可持續30年嗎?

「查韋斯模式」的最大憑藉是石油,他的政權自然也全繫於石油。查韋斯執政期間,油價由最低位升至最高位,這10倍的差額,讓他的社會福利得以全面落實。但假定「石油福利」在未來30年還能持續,未免變數太大:一來新興能源愈來愈多,石油本身也可能被取代,一旦中美等可大量廉價開拓頁岩氣、可燃冰一類新興能源,不要說委內瑞拉,連中東的地緣政治也會徹底改變。一些依賴石油的中東國家例如阿聯酋、沙特等積極讓經濟轉型,委內瑞拉對石油的依賴卻比從前更深,這並不健康。

再說,委內瑞拉石油比沙特石油難開採,一旦石油可輕易被替代,委內瑞拉的貯存量,即使在石油業內,也不足以發揮今天的影響力。查韋斯自然並非不知這些問題,也常把解決經濟單一化掛在口邊,例如希望通過區域整合發展製造業,或加強農產品出口。但他有壓力在短期內催生大量扶貧政績,到真的要投放資源時,就往往有所取捨。

查韋斯怎樣應付金融風暴?

查韋斯的福利政策提倡由下而上勞動參與,並非純粹「派糖」,也嘗試令軍隊融入這勞動體制內,並讓友邦以參與本國勞動抵償債務,這些都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基調。問題是,一旦委內瑞拉經濟出現問題,首當其衝要緊縮的開支,大概就是兩大類:國內與福利沒直接關連的項目,例如軍隊或保安,以及國外的廉價石油支援。對後者,連目前的委內瑞拉政客也有不滿。這些舉措通常伴隨更嚴重的貨幣貶值和貪污,治安問題會更嚴峻,人民生活質素會開始下降,也會令委內瑞拉的國際影響力大受打擊。

類似案例在國際社會時有出現,例如加納一度是非洲最有希望的國家,經濟表現冠絕鄰國,也成了泛非主義領袖、不結盟運動要員。但加納太依賴可可,後來國際可可價格大跌,加納經濟長久不能復興,國際形象也一落千丈。

社會撕裂後該如何「大和解」?

委內瑞拉畢竟是民主國家,查韋斯也不敢限制他認為「不愛國」的人參選,無論多麼民粹,選舉還是符合民主基準的,這與卡扎菲、薩達姆等有根本不同。但正因查韋斯要選舉,而同時卻視民主制度的種種制衡像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媒體監督為低效、阻撓乃至陰謀,他更要持續宣傳一切反對他的人、工會、媒體都是「既得利益集團」、「外國勢力」和「反對派政棍」三位一體的結合,令社會趨向二元對立,這是過去14年委內瑞拉的寫照。

值得注意的是,在查韋斯聲望頂峰時,他的對手也能得到四成多選票,反映委內瑞拉二元局面已全面確立。反對派長期守住多個省,雖然口中反對查韋斯主義,卻也推出了自己的福利政策以鞏固勢力。查韋斯的對手卡普里萊斯年青有為,也懂得天天「落區」,更得到中產支持,基本盤不易冲散。若雙方缺乏對話,對立只會愈來愈深。連支持查韋斯的中國,似乎也不希望當地對立持續,社科院的薛力曾建議查韋斯接觸反對派「大和解」,可惜民粹領袖沒有了「敵我矛盾」,往往難以生存。

鞏固查韋斯政績 不必靠查韋斯主義

在上述背景下,假如查韋斯執政下去,遇上無力解決的經濟、社會問題,不但反對派的挑戰會愈來愈強,內部激進派也會認為他言行不一,靠「查韋斯模式」致富的親信「Boli-bourgeoisie」會成為眾矢之的。若他解決不了裙帶資本主義的貪腐問題,可能需要以更激烈的反美、反西方、反資本主義姿態,來維繫其基本教義。這卻可能在不知不覺間,逐漸越過國際社會的底線:就像津巴布韋剛獨立時,開國總統穆加貝是國際英雄,施政基本上合情合理,到解決不了經濟危機才開始失控,也破壞了和國內精英、西方國家的最後互信。

西方批評查韋斯是獨裁者,這不太公平,畢竟他的行為始終在法律框架內、頂多是法律邊緣進行,雖然挑動民粹,但也不能為所欲為。但假如查韋斯再執政10年才遇上危機,又習慣了權力,不能放手,乃至修憲讓自己不經選舉而連任,那就真的成為獨裁者了,類似案例在拉美屢見不鮮,結局卻可能重蹈卡扎菲覆轍。查韋斯會否知所進退?逝者已矣,我們無從得知。

查韋斯重新分配經濟成果的遺產,應該肯定,這完全符合人民利益,但這不代表他採取的手法沒有後遺症,也不一定反映他的手法同樣符合國家長遠利益。要鞏固「查韋斯模式」已達到的社會成果,反而可能需要在認同關顧基層的前提下,交由和查韋斯不同的路線掌舵。在聲望最高峰時英年早逝,得以越過更多考驗而直接進入萬神殿,雖是查韋斯個人的不幸,但也許,對委內瑞拉和他本人而言,同時也是另一種幸運。

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

「準邪惡軸心」查韋斯的國際規範(三)

查韋斯和從前的利比亞、伊拉克和現在的古巴、伊朗等過從甚密,令委內瑞拉幾乎被列入「準邪惡軸心」名單。但值得注意的是,查韋斯在參與這類危險外交的過程中十分克制,雖然要調節美國霸權,卻從不敢越過國際社會接受的底線,這也是他得善終的主因。

反叛的姿態,謹慎的態度

以查韋斯在2000年訪問伊拉克為例,那是薩達姆政權被制裁以來,訪問該國的首名國家元首,象徵意味濃。但查韋斯懂得分寸,並非純粹以委內瑞拉總統身份進行訪問。他當年在委內瑞拉主辦石油輸出國組織第二次元首會議,才以主辦國元首身份訪問所有成員國,於是把訪問伊拉克自圓其說為「盡國際組織的責任」。而且他並沒有乘坐飛機到伊拉克,而是從伊朗駕車越過邊界,因為聯合國有禁飛令,這反映查韋斯對國際秩序的微小動作十分在意。他需要的是挑戰者的姿態,不敢要的卻是改變國際秩序的實質行為。

另一個例子是委內瑞拉和鄰國哥倫比亞的關係。哥倫比亞是最親美的拉美國家之一,與委內瑞拉存在邊界糾紛,兩國關係頗差,亦曾爆發衝突。美國在哥倫比亞立足的官方理由,是協助打擊哥倫比亞毒梟,與及被列入恐怖組織名單的游擊隊,這些理由符合國際社會認可的普世價值,查韋斯也不敢公然挑戰。哥倫比亞政府經常批評查韋斯收容叛軍,查韋斯卻曾公開和美國、哥倫比亞合作:2012年,南美大毒梟El Loco在委內瑞拉被捕,追捕工作卻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主力進行,並得到哥倫比亞大力協助。這類合作並不符合委內瑞拉外交主旋律,顯示查韋斯希望傳遞以下訊息:他重視國際規範,而且不會挑戰國際社會認可的普世價值。

查韋斯援助麻省窮人,獲羅姆尼讚揚

有趣的是,美國一方面批評委內瑞拉在反恐、反毒戰線沒有很好的配合,布殊甚至說委內瑞拉沒有履行國際禁毒協議,但卻沒有進行任何制裁,態度和對待古巴、伊朗完全不同。而那些被中國視為搞「顏色革命」的美國外圍組織,例如常被此間愛國媒體點名的NDI(全國民主研究所)、IRI(國際共和研究所),依然有小規模援助委內瑞拉民間社會,查韋斯聽之任之。查韋斯也曾以人道理由對美國貧民施以石油援助,甚至與麻省簽訂了援助協議,當時擔任麻省州長、去年與奧巴馬競逐總統的羅姆尼對此大為讚揚,美國聯邦政府也是聽之任之。

有了這默契,查韋斯就懂得避重就輕,在碰到國際規範時退回紅線內,所以他從不會支持伊朗擁有核武,表明反對伊朗總統對以色列的威嚇,只會像中國那樣說支持伊朗「和平使用核能」;他也願意在反毒層面與西方合作,以免出現「支持恐怖分子」的口實。雖然委內瑞拉國內存在種種人權問題,但主要是指查韋斯破壞三權分立、打壓反對派,而他畢竟沒有像敘利亞、利比亞那樣殘害人民生命,更沒有像卡達菲、薩達姆等涉及支援恐怖份子或進行侵略戰爭,令國際近年興起的「R2P」(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則,不可能被用來干涉委內瑞拉。查韋斯得善終,卡達菲、薩達姆不得好死,並非偶然;美國認為無需把查韋斯逼上絕路,也源自同一原因。

2013年3月12日星期二

委內瑞拉大國夢:拉美一體化為巴西作嫁?(二)

查韋斯的最大遺產除了在內政層面,還包括推動拉美一體化,但誰能真正繼承這份遺產,卻幾乎肯定不會是委內瑞拉的新總統,因為這涉及三個整合模式的競爭。

拉美整合的另類選擇?

查韋斯視南美獨立領袖玻利瓦爾為偶像,幻想在拉美建立意識形態相近的反美大聯盟,以抗衡原來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計劃。他最早的嘗試是在2004年建立「美洲玻利瓦爾同盟」 (ALBA),開宗明義要替代美國的計劃,並試圖以自創的區域貨幣Sucre取代美元結算。這同盟局限在意識形態相近的少數幾國,但畢竟鞏固 了委內瑞拉和古巴、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尼加拉瓜等國的關係。

更實際的有2005年開始的「加勒比石油計劃」 (Petrocaribe),委內瑞拉為簽約國提供極廉價石油,換取各國的服務(例如醫療),這令委內瑞拉一時成了拉美領袖,古巴、尼加拉瓜宣佈和委內瑞拉同步悼念查韋斯七日,主因是查韋斯解決了他們的能源問題。特別是被禁運的古巴,有了加勒比石油計劃,才能有一場及時雨。此外,查韋斯也是其他拉美一體化組織的推手,例如2008 年成立的南美洲國家聯盟,以及2011年成立的拉美及加勒比海國家共同體。

然而「查韋斯模式」本就難以在非石油國家複製,沒有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同類領袖在別國不可能落實大規模改變,只能在符合傳統財政紀律、自由市場的基礎上予以改良,《Foreign Affairs》期刊日前的文章《查韋斯再會》(So Long, Chavez)對此有詳細解釋。最接近查韋斯路線的玻利維亞、厄瓜多爾被稱為「拉美鐵三角」,但也受惠於本國石油,而且他們與委內瑞拉合作,除了意識形態原因,也有石油體系的互動元素在內。

在鐵三角外,查韋斯模式的吸引力就大打折扣,他支持的「秘魯查韋斯」烏瑪拉當選失敗,被視為指標性結果。而且由於查韋斯太「熱心」其他拉美國家內政,在一些選舉,「親查韋斯」反而成為候選人在關鍵時刻被抹黑的「原罪」,這在秘魯、墨西哥選舉都有出現;連他的鐵桿盟友玻利維亞總統摩拉里斯也受到壓力,認為他不夠獨立自主。

拉美整合的未來:委內瑞拉為巴西作嫁?

換句話說,查韋斯提倡的拉美整合,也只有一個真正的支點:又是委內瑞拉的石油。一旦國際石油價格劇降,或替代能源正式出台,或委內瑞拉國內出現經濟危機,這些同盟、計劃就可能名存實亡。那時候,一些拉美國家習慣了依賴委內瑞拉,卻不一定能夠回到孤軍作戰,可能還是別無選擇,只得加入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美國也意識到從前的拉美政策只走上層路線、忽略基層利益、過份強調新自由主義是一個錯誤,目前正打算重新建立針對拉美的聯盟,但有了查韋斯的前科,也不得不對提供類似優惠作一定妥協。

其實要是沒有查韋斯搞局,根據自然發展,主導拉美整合的國家,原來應是巴西。巴西是21世紀的潛在世界大國,正積極拓展國際影響力,也對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一直不滿,年前兩國更曾爆發小規模貿易戰。對美國長遠而言,相對溫和、同樣左傾、而沒有放棄財政紀律和自由貿易的巴西,也許比查韋斯的委內瑞拉更難應付。查韋斯死後,拉美左翼龍頭的位置很可能被巴西取代,因為拉美各國多認為「巴西模式」比「委內瑞拉模式」可行,而有了查韋斯建立的基礎,巴西接手也容易坐享其成。宏觀而言,美國與前者競爭,可能比與後者競爭更吃力,這正是國際政治的吊詭。

2013年3月11日星期一

查韋斯的秘密:「反美鬥士」與美國的默契(一)

拉美傳奇領袖查韋斯病逝,拉美領袖空群出席其葬禮,古巴、伊朗、白俄羅斯等美國敵人一律表示深切哀悼,查韋斯的「反美鬥士」形象更深入民心。然而仔細看查韋斯治國十四年的政績,不難發現他雖然天天咒罵美國,乃至說布殊是「魔鬼」,但在經濟層面,始終沒有挑戰美國核心利益,反而在關鍵立場和美國有充分默契;就是在戰略層面與美國勢成水火,卻也沒有口實被納入「邪惡軸心」。對這奇怪的關係,內地國際關係學者稱之為「鬥而不破」,認為是查韋斯「以大局為重」──這也許不錯,但更重要的是美委關係「外張內弛」,反而比純粹合作更符合兩國利益。

委內瑞拉經濟政策從未挑戰美國利益

先說查韋斯的最大憑藉: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他要求外資石油公司與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重新簽約,對其參與本國石油業進行種種限制,後來乾脆連對石油業提供的服務也國有化,並以相關資源投資福利項目,令他受到貧民歡迎。但由於這些福利項目多以解決即時問題為目的,鮮有發展其他產業,人民自然越來越依賴政府,加上查韋斯認為推高油價是他施行福利的武器,令石油幾乎成了委內瑞拉的單一產業, 同時也令委內瑞拉對入口的依賴越來越深。

外資石油公司也許覺得在委內瑞拉投資風險大,但一般美國企業、乃至美國商貿官員,感覺卻恰恰相反。委內瑞拉的石油提煉技術有限,主要還得從美國引進,而對委內瑞拉石油有大量需求的區內國家,也必然要包括美國。結果就十分諷刺:「查韋斯模式」越是啓動,委內瑞拉越是不可能切斷和美國的經濟聯繫,雖然他不斷「威脅」停止向美國供應石油,但客觀事實是,他根本沒有替代方案。所以在查韋斯任內,在他天天反美的同時,委內瑞拉最重要的能源出口市場依然是美國,佔其總產量起碼六成。

而且根據《金融時報》的數據,委內瑞拉由於缺乏技術,每向美國出售10桶原油,就要以高價購回2桶被提煉的汽油。查韋斯一向視前朝精英為美國傀儡,但不少反對查韋斯的前朝精英,反而批評查韋斯的經濟政策過份依賴美國,曾任委內瑞拉發展部長的經濟學教授、後擔任權威期刊《Foreign Policy》總編輯的Moises Naim就是代表人物。而一些曾支持查韋斯的游擊隊領袖,和他也以同樣原因反目,像查韋斯前度親信Douglas Bravo就說他的政權「看上去是革命的,但實際上還是新自由主義」。

美國品牌壟斷委內瑞拉市場

委內瑞拉靠「石油福利」帶動經濟增長、卻缺乏其他產業導致的入口依賴,也令美國成為委內瑞拉最大入口國,而且雙邊貿易持續上升,美國企業大為受惠,利益甚至比從前更大。在伊朗、古巴、北韓等反美國家,遊客難以看到麥當勞、星巴克,但委內瑞拉從來是美國品牌天堂,它們的廣告經常在查韋斯的反美標語旁邊出現。委內瑞拉反對派始終沒能在美國建立龐大勢力,也是因為查韋斯政權雖然開罪了國內中上層,卻不為美國企業反感,反而是美國既得利益的重要夥伴。甚至華爾街投資銀行也和委內瑞拉關係密切,查韋斯要賣債券,得聽他們意見;在民間層面,「整容旅遊」也為委內瑞拉吸引了不少美國遊客。兩國在不同層面的相互依賴,遠超外間想象。

外交關係協會的《與查韋斯一起生活》建議書

某程度上,查韋斯為委內瑞拉爭取了國際地位和自主權,但結構上,卻還是脫離不了美國影響,甚至因為其「石油福利」體系的落實,比從前更不能脫離美國。意識到這點,不少美國外交官、智庫早就向政府建議一道應付查韋斯的簡單公式:根本無須理會他的任何反美演出,也不必把他妖魔化,只需強調兩國在務實層面的合作,暗中傳達美國不能接受的幾條底線就是。美國應表明當查韋斯違背這些底線,就會全面反擊,也會以「違背普世共識」為由孤立委內瑞拉,但只要查韋斯在安全線前停留,就會放任他演出,換取鞏固雙邊經濟。外交關係協會Richard Lapper的政策報告書《與查韋斯一起生活》(Living with Hugo),就是把上述方針具體化的例子。對美國這策略,查韋斯也是心照不宣,結果查韋斯和美國就結成了奇異的共生關係,直至最後一天。

2013年2月14日星期四

中美之間的無間道?-金正恩核試的計算

北韓核試,舉世譴責,究竟金正恩在打甚麼算盤?

表面上,核試是為了鞏固金正恩在「先軍政治」體制的權力,每次北韓成功發射導彈、核彈,高層都會被調整,金正恩用這類口實更改人士佈局、確立個人領導權威,並不為人意外。同樣不為人意外的是這類核試,可以測試南韓、日本等新領導的態度和底牌,與及美國對這些盟友的實質支持度,這也是金氏政權家傳的「brinksmanship」外交策略的延伸。至於獲得美國安全保證,從來是北韓核計劃的指導思想,無論有沒有這次核試,這目的一貫存在。

但這次核試,卻還有一個訊息:金正恩再次顯示了希望繞過中國、與中國主導的六方會談,而直接與美國對話的意欲。

在過去一年,中國對金正恩政權不時批評,北韓對北京也不時流露不滿,而且不滿內容由國家大事到生活瑣事,無所不包。自從中國高調反對北韓核試,朝方對北京的不滿就十分露骨,這還可以理解;不久前,北韓駐北京大使館發出了抗議,指中方媒體報道金正恩曾整容是「失實報道」,認為中國沒有盡責任捍衛這個盟友的尊嚴,這類事情,就更似挑釁。

相對而言,雖然北韓核試的公開原因是「回應美國的敵對行為」,但金正恩上台後,其實對奧巴馬伸出了不少橄欖枝。這不單是指他安排山寨迪士尼演出、邀請前新墨西哥州長訪問金日成綜合大學一類行為,更重要的是兩國曾達成了一個「閏日交易」協議,以北韓暫停試射,換取美國援助240,000頓食物,與及華府含混不清的安全保證。

雖然最終金正恩的火箭、核彈還是射了,美國新一輪制裁也可以預期,但畢竟金正恩已建立了多重與美國官方、民間溝通的管道,而利用同樣的管道,也可以進行核試後的外交接觸。有評論認為北韓越是孤立,越要依賴中國;但反過來說,由於中國與其他大國的表面立場已趨於一致,北韓卻增加了直接與美國溝通的動機。須知美國對朝政策從來是壓制+接觸雙軌進行的。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北韓核試前,除了通報中國,也通報了美國。以往金正恩也曾在發射導彈前,及早通報美國,一改父親金正日的作風,而這次公開把美、中作為通報對象並列(而沒有通知俄、日、韓三方),更有象徵意味。雖然美國回應強硬,但對北韓正調節其外交大方向,相信心領神會。

當然,北韓要脫離中國影響力是不可能的,但像緬甸那樣,儘量爭取國際空間,避免一邊倒,以增加對華討價還價的本錢,卻是可行的。北京目前也確實不懂回應北韓:無論怎樣高調譴責,西方看來都是在繼續包庇北韓,日韓也會以此為由擴軍、深化與美合作,因為在目前情況,中國一天沒有可行的「Plan B」,都不可能真正切斷對金正恩的援助;而無論怎樣援助北韓,都不可能壓制金正恩同步與美國發展關係的意欲,也不可能令北韓失去批評中國的口實。

假如北韓通過核試能逼使西方對話,而保住中國無可選擇的支持,鞏固了內部權力的金正恩,就是贏家;假如西方在北韓核試後只是制裁而不接觸、中國真的參與全方位制裁,金正恩就是輸家。金正恩大概以為自己已看準了兩國的弱點,不打無把握的仗,而觀乎奧巴馬的「接觸+壓制」政策、中國「不戰、不亂」的對朝方針(另一方針「無核」已放到最後),他的算盤到今天為止,還是敲得響的 。

2013年1月27日星期日

解構馬里悲劇(五):中美法大國博弈連鎖效應

【咫尺地球】馬里局勢惡化後,國際社會貌似行動一致,但其實利益並不一致。觀乎近年大國爭奪非洲的佈局,無論哪國出現動亂,差不多的結果幾可預料,因為他們的利益差異,必然發生結構性衝突。

法國與「三杜爾精英階層」

馬里作為法國前殖民地,自然和法國關係密切,雖然在立國初年倒向蘇聯陣營,但不久就重回巴黎懷抱,傳統精英階層幾乎都有留法經驗,而法國與當地大家族、酋長等,依然有特殊感情。像馬里民主化後的第一任總統M杜爾(Moussa Traore),就曾在法國軍事學院讀書,被巴黎視為可靠的伙伴。他的繼任人、也就是去年被政變推翻的A杜爾(Amadou Traore),也在法國接受軍事訓練,他在1991年推翻獨裁者,被視為得到法國首肯。到了現在那位馬里元首,即政變後各方妥協下產生的代總統D杜爾(Dioncounda Traore),就學單位也是法國尼斯大學,就是他寫信向法國求援,令法國出兵。他接任後不久,軍人又企圖發動政變,衝入總統府把他脫光衣服圍毆,此後他出國避難數月,地點自然還是法國。法國這時候出兵除了有資源利益計算,也是回應了「三杜爾」代表的精英階層,希望鞏固對西非各國傳統精英的向心力。

美國姑息中層軍人政變

美國近年以非洲為反恐戰爭基地,美軍又在非洲設立司令部,自然也需要籠絡當地領導層。但美國的統戰重點並非傳統精英,而是有潛力成為未來領袖的中層新星,也較重視和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地方勢力合作。去年發動馬里政變的中級軍官Amadou Sanogo,曾獲邀到美國培訓,統率美國訓練的新軍,就是美國軍事計劃培養出來的典型例子。有趣的是這位「美國產品」發動政變後,華府卻一反常態,沒有像其他西方國家那樣、也沒有像回應其他政變那樣,立刻凍結對馬里的援助,而是強調美國和馬里的反恐合作必須延續下去。

在美國大學任教的西非政治學者Okey Iheduru認為,這反映美國對馬里親美政變集團的「戰略性含糊」,並相信華府有人認為這些軍人比起不能「做實事」的民選政府,更能提供反恐支援。要是政變失敗,原政府得以運作,叛軍是否還是勢如破竹,尚未可知。而Sanogo控制大局時,法國是沒有任何出兵打算的。

中國投資非洲與反華思潮

至於近年已成為馬里最大貿易伙伴的中國,角色也不容忽視。法國出兵後,西方有媒體批評中國沒有盡應有責任、「搭便車」,若這指中國沒有出兵維和,並不公平,畢竟中國要在非洲培植法國、美國那樣的軍事實力,在可見將來都是不可能的。中國進入非洲的重點工作對象,從來只是國企、民企,與及能影響相關投資的官員。但宏觀而言,這又確實不代表中國作為最大貿易伙伴,在馬里盡了應盡的責任。

中國在非洲各國的投資,往往被批評為只顧做生意,漠視支援當地社會福利、不願培訓本土人員、參與西方國家不從事的基層買賣「與民爭利」、不尊重當地人民生活文化等,令不少非洲國家存在民粹的反華傾向,包括在發生人質危機的馬里鄰國阿爾及利亞。結果每次出現亂局,中國要保護的經濟利益,往往不是當地人民的保護重點,而一旦亂局延長、變成經濟危機,象徵暴發戶的華商,就容易變成替罪羊。也許是基於這分憂慮,中國沒有發揮最大貿易伙伴的身價,沒有想過牽頭調停各方。

換句話說,這些國際互動令法國不願第一時間出兵、美國不願第一時間打壓政變、中國不願第一時間以貿易優勢施壓調停,而他們之間在「全力合作」門面工夫下的互不信任,只會隨着馬里局勢膠着而白熱化。只要局面不能在短期內解決,中國就會懷疑是法國串同美國故意拖延,以影響中國在馬里的利益;法國會質疑美國不協助直接出兵,是陰謀拖垮法國、乃至歐洲經濟;美國會擔心一旦北馬里分離成為既成事實,當地會和中國建立經貿關係。馬里昔日的模範狀態,可能就一去不返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3年1月26日星期六

解構馬里悲劇(四):蓋達的「新加盟店政策」

【咫尺地球】馬里變成恐怖活動中心的另一個關鍵,自然和激進伊斯蘭組織、特別是「伊斯蘭馬格勒布蓋達」(AQIM)有關。但正如我們曾介紹,激進思想在講求包容、喜愛音樂的馬里沒有市場,為什麼這次能成為氣候?

加盟店騎劫本土主義

這答案源自9‧11後,美國令拉登的蓋達被迫轉型。由於上層指示再難下達,蓋達總部不能再直接建立各地支部,只能接受信奉同樣「理念」的地區組織加盟。例如「伊拉克蓋達」,原來就是扎卡維的嫡系組織;現在聲名大噪的AQIM,原來也是阿爾及利亞人自己成立的組織,由名到實都與蓋達無關,後來獲得總部確認,才使用統一「集團品牌」。

這類「加盟店」雖能擴大蓋達的聲勢,但往往過分強調宗教、忽略單純的本土議題,而單憑對伊斯蘭教法的堅持,並不容易爭取一般人民支持。問題是蓋達基本教義並不支持任何伊斯蘭國家、包括分離主義的建國訴求,因為他們要建立的是伊斯蘭國度,若變成為獨立而戰,就「腐敗」了。為解決以上兩難,蓋達的「地方加盟店」,就發展了另一批不以蓋達命名的子組織,有些直接從母體分裂,有些和當地組織結盟,目的就是以本土主義的面貌魚目混珠。例如在利比亞,包括蓋達成員在內的伊斯蘭激進分子和反對派一起作戰,一面推翻卡扎菲,一面拓展勢力;在敘利亞,他們也和西方支持的反對派一起推翻阿薩德。尼日利亞北部的激進伊斯蘭軍「博科聖地」(Boko Haram)近來成了AQIM盟友,正是這類組織的典型:既強調宗教,又策略性地利用分離主義,其活躍地區正是昔日北尼日利亞的「博科帝國」故地。

馬里叛軍Ansar Dine的雙重性格

馬里叛軍的情也是這樣。圖阿雷格人爭取自治或獨立的最大組織,原來是「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MNLA),他們只希望立國,反對伊斯蘭教法一類主張。但在內戰期間,逐漸冒起的卻是另一個圖阿雷格人組織「信仰捍衛者」(Ansar Dine)。初時當地人搞不清楚兩者的分別,以為都是爭取自治的組織,而Ansar Dine作戰能力更高、資源更豐富,得到不少支持。後來Ansar Dine的真面目逐漸出現,一來和AQIM關係千絲萬縷,二來本身就主張使用伊斯蘭教法,但那時候他們已佔據名城,羽翼已豐。最後兩個組織反目,反而是較單純的MNLA被逐出勢力範圍,可說是蓋達成功騎劫了圖阿雷格人的民族感情。

但事到如今,Ansar Dine客觀上還是圖阿雷格人的代表,就是當地人對禁止西方音樂一類激進作風如何不滿,也未必願意挺身而出。這是因為他們的自身利益也被綑綁在一起,犯了共孽,例如不少沒落的圖阿雷格貴族利用亂局,把那些已被釋放的昔日奴隸重新捉回來,擔心一旦Ansar Dine崩潰,新政府會對全體圖阿雷格人秋後算帳。這情況就像阿富汗的塔利班,基本上以普什圖族人為主體,激進主義和要獨立建國的「大普什圖主義」糾纏在一起,否則塔利班單靠宗教熱情,是不可能保住元氣的。

蓋達支部不斷分拆的目的

AQIM還在同一地區分拆了另一支部:「西非統一及聖戰運動」(MOJWA)。相對於AQIM總部由阿爾及利亞人主導、Ansar Dine的主要組成是圖阿雷格人,MOJWA也有其特色,就是由黑人、特別是馬里黑人領導。換句話說,那些不屬於圖阿雷格人的馬里人,要是有意加入「聖戰」,就毋須被迫融合到其他族群,還有一個度身訂做的黑人框架可以使用,這可算是AQIM變相放棄「聖戰凌駕一切種族」這理念的隨機應變。其實,參加這些子組織的都是些什麼人?我們不能排除有個別基於純「理念」加入的成員,但觀乎馬里缺乏激進主義傳統,似乎他們更可能是通過綁架、販毒維生的邊緣人。

當法國高調介入馬里,以取締「阿扎瓦德國」、重建統一馬里為目標,更容易激起當地民族主義,主要處理不善,反而可能將本來各有矛盾的組織,又重新聚在一起。假如馬里政府未能推出德高望重的圖阿雷格人打對台,讓蓋達繼續騎劫分離主義運動,法軍更必須主動拉攏MNLA,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3年1月25日星期五

解構馬里悲劇(三):南蘇丹、南美毒梟改變國際潛規則

【咫尺地球】在馬里亂局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圖阿雷格人原來只要擴大自治,現在卻上升到立國,這也是受新的國際形式感召,因為與非洲分離主義相關的潛規則,近年已被改變。

三新非國鼓舞圖阿雷格族立國夢

在冷戰時代,非洲團結組織堅守一大原則,就是尊重殖民時代疆界、不容許新國家輕易獨立,以免族群問題極複雜的非洲大陸天天內戰。但冷戰結束後,這潛規則卻備受調整,有兩個新國家成功在非洲獨立,並得到國際社會認同。

其中一個是由埃塞俄比亞分裂的厄立特里亞,那勉強還可以算是沒有違背「尊重殖民邊界」原則,因為厄國曾獨自成為意大利殖民地,後來被埃塞強行兼併。但2011年獨立的南蘇丹就完全不同,從來沒有作為一個整體被單獨殖民。

既然如此,圖阿雷格族分割北馬里,成立「阿扎瓦德國」,也不是沒有先例。起碼他們也能舉出馬里獨立前,圖阿雷格諸酋長寫給法國總統戴高樂要求獨立建國的信,作為歷史佐證,相信「南蘇丹人做到的,我們也做得到」;去年圖阿雷格人單方面宣布立國時,正是馬里發生政變廢除憲法的一刻,其「分裂領土」行為以馬里失去有效管治為背景,並非毫無理據。

長年爭取獨立的庫爾德人在冷戰結束後的際遇,也鼓舞了圖阿雷格人。庫爾德人同樣散居在多個國家,立國無期,更一度被伊拉克的薩達姆殘酷鎮壓。但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被分為三大勢力範圍,北伊拉克成了庫爾德人「高度自治」的地方,除了名義上不是獨立,基本上和獨立國無異,也成了其他各國庫爾德人的大本營。讓北馬里變成圖阿雷格人的北伊拉克,支援鄰國同胞,正是他們的夢想。

「可卡因專機」改變馬里生態

另一個全球化改變了的潛規則,就是本身資源的局限,可以被極短時間內出現的非法貿易改變,再顛覆當地原來的社會倫理和制度。馬里是全球最窮困的二十五個國家之一,但貧窮不一定滋生分離主義或恐怖主義,原因很簡單:獨立了,也不一定富得起來。

圖阿雷格人聚居的北馬里,卻忽然在過去數年找到新財源:自從美國嚴打墨西哥販毒集團,南美毒梟就要開闢新線路,把毒品輸送到歐洲。此時金磚國家崛起,巴西大舉開闢和非洲國家的貿易航線,結果也變成新興毒品航線,各國毒梟紛紛使用。

其中巴西毒梟的最愛中介是同屬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但地處撒哈拉沙漠、能溝通非洲南北兩部的北馬里地廣人稀,比政府大本營所在的南部更容易和歐洲交易,也成了新興毒品中轉站。年前有南美毒梟租了一架波音客機,載滿十噸可卡因,直接從委內瑞拉飛到馬里運貨而意外墜機,總算讓這條航線曝光,比電影能想像的規模更誇張。這樣一來,圖阿雷格人有了新「業務」,而這業務往往要靠恐怖分子掩護,令倒向激進勢力的族人愈來愈多。

另一方面,由於從事這門「業務」的人需要本地身分掩護,一些原來沒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人,也紛紛加入圖阿雷格叛軍。昔日族人起事只為向中央要資源的簡單局面,就徹底複雜化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3年1月23日星期三

解構馬里悲劇(二):全球化激化分離主義立國夢

【咫尺地球】究竟是甚麼因素,令「非洲和諧之都」馬里變成恐怖活動天堂?微觀原因當然很多,像不少人談及的利比亞內戰令武器流入,但那些實在不是主因。反而以下四大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因素,才是「馬里模式」崩潰的關鍵,而且類似現象很可能在其他國家陸續出現。今天先談第一項:全球化如何激化分離主義者的立國夢。

冷戰後的「泛柏柏爾主義」

以往一個民族要爭取更大程度的自治、或獨立建國,要麼有龐大的跨國資源,例如猶太復國運動;要麼投靠大國,成為其附庸。馬里北部的圖阿雷格族在2012年起事前,在過去一百年,已先後四次爆發騷亂,但一直未成氣候,除了軍事力量不夠,也因為它沒有任何大國當後台,又缺乏國際網絡支援,只能孤軍作戰。但冷戰結束後,不少國家、族群重新建構身份認同,各種互相排斥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宗教主義紛紛復興,例如興起激進伊斯蘭主義之餘,也有阿拉伯民族主義針鋒相對。

馬里起事的圖阿雷格人,屬於遊牧民族柏柏爾人(Berber)的一支。他們主要生活在馬里、尼日爾、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布基納法索五國,被法國殖民前,原來就建立了鬆散的邦聯,而在撒哈拉沙漠,國界是不重要的,所以他們的向心力依然很強。但上述各國脫離法國殖民者獨立後,城市化過程令不少圖阿雷格人遠離根據地、走入社區,令其身份認同大為削弱。直到冷戰結束前後,泛突厥主義、泛亞美尼亞主義、泛庫爾德主義等紛紛興起,圖阿雷格人的母體柏柏爾人也通過塑造阿拉伯人為對手,興起「泛柏柏爾主義」,其起源可追溯至八十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受到這思潮鼓勵,圖阿雷格人之間的跨國合作越來越多,例如他們在1990-1995年起事,就是馬里、尼日爾兩國的圖阿雷格人同步進行,而富抗爭經驗的阿爾及利亞南部,也成了圖阿雷格人的訓練地之一。

摩洛哥的「西撒哈拉問題」捲入馬里的「圖阿雷格問題」

圖阿雷格人人數不多,近年居住地分散了,原來再不容易維繫身份認同的樞紐。然而互聯網的興起,卻及時地解決了這問題,讓居住在撒哈拉沙漠各方的族人實時溝通。最典型的例子是兩名圖阿雷格青年被馬里政府以「叛國罪」下獄,卻迅速成為當地新生代的Facebook英雄,被聲援、被「like」無數,結果令圖阿雷格青年連成一線,就像茉莉花革命那樣。

1995年,柏柏爾人成立了自己的跨國組織「Amazigh World Congress」,作為強化身份認同、互相支援的機制,圖阿雷格人開始有北非其他柏柏爾人為奧援,例如摩洛哥。圖阿雷格族單方面「立國」,摩洛哥政府宣佈不予承認,民間卻普遍同情這些遠房親戚。摩洛哥評論員Hassan Masiky認為政府應協助圖阿雷格人爭取較大權益,起碼要讓他們爭得自治,因為這對摩洛哥也有好處:只要國際社會承認了「馬里主權下的圖阿雷格自治模式」,摩洛哥多年前吞併西撒哈拉造成的「西撒問題」,也可用同樣方式解決。這些發展,都讓圖阿雷格人不像1962年馬里獨立後第一次起事時那樣孤立。

卡達菲倒台與馬里亂局:是果,不是因

不少評論認為,西方國家支持利比亞反對派推翻卡達菲政權,令效忠卡達菲政權的圖阿雷格雇傭兵拿著先進武器返回馬里打內戰,才是馬里亂局的導火線。其實,這是倒果為因。以北馬里和圖阿雷格族為主要調研對象的《獨立報》專欄作家Andy Morgan,曾在去年發表了一篇詳細的時局分析,介紹了一些圖阿雷格領導人,包括他認為最有遠見的老兵Ag Bahanga。此人在多次起事失敗後,明白到必須依靠跨國網絡的力量,於是流亡到利比亞靜待時機,一看到利比亞反對派進行示威,就預見了卡達菲的結局,立刻以上述意識形態,說服卡達菲軍隊內的圖阿雷格人及早叛離,返回馬里追尋建國夢。換句話說,圖阿雷格雇傭兵的離開,並非在卡達菲覆亡後才開始,反而這是卡達菲軍力下降的原因之一。要是沒有泛柏柏爾主義的散播,激化了圖阿雷格立國夢,雇傭兵也許會留在利比亞、或走到別的地方,成為一方軍閥而已。

2013年1月22日星期二

解構馬里悲劇(一):昔日的「非洲和諧社會」

【咫尺地球】西非國家馬里忽然成為全球焦點,先是法國高調出兵馬里「反恐」,然後阿爾及利亞激進分子聲稱為了支援馬里叛軍,製造了近年最大規模的跨國人質綁架案。然而香港人還是會問:與我何干?其實卻是有關的。馬里局勢急速惡化,不過是近年的事,此前「馬里模式」代表了一個維穩樣板,一度被認為值得鄰國效法。當「非洲穩定綠洲」逐步淪為恐怖活動中心,給西方的震撼是巨大的:連馬里也可以這樣,那幾乎任何第三世界國家也有同樣可能。要明白今日亂局,我們先要瞭解昔日馬里緣何成為楷模。

昔日的非洲民主綠洲

在冷戰時期,大多數非洲國家實行獨裁管治,直到冷戰結束,西方大國不再需要和非洲獨裁者合作抗衡蘇聯,逼使各國改革,令非洲各國出現民主化浪潮,馬里也在1991年爆發推翻獨裁者的「三月革命」,並在翌年修憲,落實全民普選、三權分立。與鄰國相比,馬里是民主化得最徹底的非洲國家之一,除了制度,也因為馬里的直選總統較能實現全國和解,軍隊干政也不嚴重。2002年,首任民選馬里總統完成十年任期,政權和平移交到下一任,更成為政權輪替的典範。美國前總統布殊設立「千禧合作計劃」挑選符合人權、法治、廉潔等標準的國家援助,馬里就是第一批達標的少數非洲國家之一。

「非洲和諧社會」

雖然馬里境內有眾多少數族群,包括這次起事的主角圖阿雷格族(Tuareg),但總體來說,馬里社會一直以對族群寬容著名。馬里憲法規定,政黨不能單以族群劃分,避開了像東非肯雅那種族群主導的民主,以往分離主義也不是競選主要議題。圖阿雷格族雖然不時起事,但這群聚居地橫跨西非數國的遊牧民族明白,與尼日爾、阿爾及利亞等鄰國相比,馬里政府對他們已算不錯,起事只是為了向中央爭取資源。就是到了今天,還有很多圖阿雷格人住在南馬里,支持中央政府,反對同胞搞獨立。

馬里對宗教議題也十分包容。雖然九成以上國民信奉伊斯蘭教,但馬里憲法規定國家是世俗國家,教士沒有參政傳統,而且馬里遠離伊斯蘭中心,國內穆斯林一般把伊斯蘭教義與本地習俗、傳統宗教糅合在一起,激進伊斯蘭一直沒有市場。馬里人又以酷愛音樂、體育聞名世界,全球最著名的馬里人就是那幾位歌手、球星,更不會喜歡激進分子提倡的單調生活。

其實「馬里」這國名,本身就暗示了宗教寬容:它源自中世紀輝煌的馬里帝國,這個國家出了一位著名的黃金大王穆薩王(Mansa Musa I),他去年被《名人淨值》網站評為人類史上最富有的人。馬里帝國名城廷巴克圖(Timbuktu)是當時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被稱為「333聖人之城」,不但是世界文化遺產,也在「新七大奇蹟」選舉進入最後二十名。然而廷巴克圖遺跡屬於伊斯蘭的「異端」蘇菲教派,不被主流穆斯林接受,馬里卻表明以此自豪,這已說明一切。

後9/11的西非反恐橋頭堡

有了上述本錢,馬里也在區域安全扮演積極角色,認為自己有責任協助鄰國維持穩定,打擊激進勢力。9/11後,美國針對西非的激進組織,成立了「泛薩哈爾反恐計劃」(Pan-Sahel Initiatives),把馬里、尼日爾、乍得、毛里塔尼亞等西非國家拉在一起合作反恐,後來擴充到十一國參與的「跨撒哈拉反恐計劃」。在這些國家當中,馬里是最受信任的政府,成為美國重點合作夥伴,馬里軍人在中西非衝突中,都有被派到當地維和。美國軍事教官也以馬里為落腳點,不少新一代馬里軍人獲邀到美國受訓,更令人對這支軍隊有所期望。何況馬里雖窮,但近年既得到美援,又成為中國投資對象,加上傳統法資,倒也令人憧憬。

好了,就是這個「馬里模式」,在過去一年完全破產:首都爆發政變,民選總統被軍人趕下台;政府軍不堪一擊,而搞政變的領袖,卻是美國訓練的維穩精英;圖阿格雷族攻陷北部全境建立「阿扎瓦德國」(Azawad),日常生活的族群矛盾變得尖銳;連立國象徵廷巴克圖陵墓,也被激進伊斯蘭軍破壞。究竟哪裡出了錯?

2013年1月7日星期一

魔鬼政治學——為什麼印度社會姑息強姦?

【咫尺地球】印度巴士輪姦案引起全球迴響,成了改革的契機。但印度社會一直姑息強姦,關鍵是「強姦政治學」在印度社會已有其病態「功能」。這就像貪污在一些極腐敗的國家,成了其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認真肅貪,就會徹底顛覆整個社會結構。

強姦、換婚與男女比例

不少人認為印度教的殉葬傳統、種姓制度、重男輕女等文化,都是導致印度女權低落的主因。但更重要的是,這結果導致印度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目前的官方數字是1000:914,非正式數字可能更高。為解決這問題,據《獨立報》報道,印度一些地區盛行試婚、換婚、租婚等約定俗成。可以想像的是,這些行為有時是被安排的、並不一定由女方自願進行的。換句話說,某程度上和強姦相差無幾。而印度強姦案有極大比例,正是由社區的鄰居、宗族、熟人所為。對地方政府而言,要是強硬打擊強姦,可能令過剩的男性人口需要其他渠道宣泄,反而構成其他社會問題,才寧願得過且過。

後殖民時代的「男人氣概」

另外有一派學者認為印度男性性格扭曲的原因,和英國殖民主義有微妙關係。例如印度社會學教授Sanjay Srivastava日前在《印度教徒報》撰文,認為當年殖民主義者合理化管治的理據之一,就是說印度男人「不夠男人氣概」、不能自治,嚴重傷害了印度人民感情。因此印度獨立後,男人為了證明自己充滿「男人氣概」,就刻意在日常生活過猶不及地表現出來,這又被當權者和後殖民時代的民族主義混為一談。其實,這理據背後有也許更深一層含義:假如獨立後的印度政府是有意無意間縱容「男人氣概」,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證明,就能無了期拖延政府應該進行的社會改革。一旦印度的「強姦文化」被打破,男人對政府的正常期望不能再被抑遏,政府卻擔心吃不消。

印度官僚主義一直備受批評,強姦案屢見不鮮的原因,包括破案速度緩慢、法律程序冗長,受害人情願忍氣吞聲,也不願在程序中再受煎熬。從這次輪姦慘案事主男友人的控訴、特別是對執法者態度和效率的控訴,已可見一斑。結果,管理強姦慢慢變成了變相地方自治的一環,各地私刑普遍,無論是針對強姦犯的私刑、還是強姦犯針對不順從婦女的私刑,都不時被地方政府漠視。換句話說,地方政府把應該用來防止強姦的開支省下,把責任下放到一般平民,才有貪污空間。一旦嚴打強姦,地方政府得同時改革司法、執法、行政、醫療等諸般效率,貪污空間就大為降低,而印度官僚薪金極低,沒有額外收入,又可能造成其他問題。

婆羅門女精英與基層婦女受害人

最諷刺的是印度婦權如此低落,國家最精英階層卻盛產女領袖。例如昔日的印度鐵娘子甘地夫人巾幗不讓鬚眉,曾下令把「午夜之子」予以閹割;現任印度國大黨領袖索尼亞.甘地不但是女流,還是外族;印度國會議員也有不少女性精英,一律雍容華貴。單看上層結構,實在難以想像基層婦女的慘況。其實,這兩極的婦女,是有其共生關係。表面上,印度政府也尊重女權,2009年起,更在地方治理的Panchayat Raj框架其中一個層級,定下男女議員的1:1比例。但實際上,能夠參與政治的印度女性絕大多數來自高種姓家族,她們既有家族背景被提名、又較容易得到女性選票,就成了政壇貴族,對此華中師範大學學者劉筱紅與其學生,曾做了頗有參考價值的和中國的比較研究。既然印度女精英的權力來源多來自種姓,就不大可能改革傳統,否則她們的地位同樣會失去;而基層婦女以為有了「婦女代表」,卻又麻痺了抗爭的心態。此案審結後,究竟印度女權能否改善?相信枝枝節節的改革總會有的,但要改變本質,殊不樂觀。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2013年1月5日星期六

美國財政懸崖:人造危機之謎

【咫尺地球】美國國會對解決「財政懸崖」達成協議,市場反應積極,但核心問題並沒有解決,像如何具體削減政府開支、如何增加國家舉債上限等新危機,都會在月內再度表決。為此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警告若美國的財政懸崖問題循環不息、永無休止,不但會影響其國內經濟,也會造成國際經濟體系的巨大不穩定,暗示這是美國的體制問題,「政黨惡鬥,人民當災」。

在中國立場而言,美國這種處理問題的手法,確實是不負責任的。但對美國國家利益而言,這卻不失為減低國家整體風險的精算。要理解所謂「財政懸崖」的真正性質,我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這波危機似乎完全是人造的,為什麼美國國會兩黨明知布殊年代的減稅安排會在2013年屆滿,還在2011年通過《預算控制法》,強制在2013年後的十年,削減一萬二千億美元開支?答案很簡單:美國政客都知道,國家的經濟體系面臨三個難以解決的悖論:

美國不可能永無休止的舉債下去,這除了帶來經濟問題,也影響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勢力平衡,但另一方面,美國短期內真的大幅度削減開支而不舉債,卻又力不從心;

美國大約有一半人傾向民主黨思維,認同越富有的人應對社會承擔更多義務(例如接受加稅),另一半人傾向共和黨思維,不希望政府政策會抵消美國人賴以成功的上進意欲,而這是不可能調和的價值觀衝突;

美國同時大約有一半人認為政府主要開支應在國防軍事層面,才能確保國家的強大、維繫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另一半人則相信政府應削減國防開支、增加各類福利保障,以解決民生問題,這同樣是不可能有共識的論爭。

於是,美國政客人為製造了這個所謂「財政懸崖」危機,不但作為強逼政客調節自己立場的手段,更是作為讓全國人民接受共識的機制。通過一系列的討價還價,可以確保主張向富人加稅的、保障致富精神的、強化國防開支的、增加福利政策的,都有部分訴求得到滿足,也有部分訴求得不到滿足。這畢竟是避免鐘擺絕對擺向任何一方的有效舉措,反而任何一方不設實際的強調「二億人民是一家」,卻會帶來社會更大撕裂。與此同時,美國也可以通過這個內部機制,向國際社會解釋其既有減赤誠意、又不能在預期內全面減赤、所以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的「苦衷」。因此,月來建基於「財政懸崖」的市場波動,都是煙幕,美國局中人真心憂慮會跌入這個人造懸崖的甚少,假如我們人云亦云的參與投機,就誤會了整個「財政懸崖」背後的本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