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無線電視節目《星期日檔案》製作專題，探討香港人的國際視野。主流媒體願意關注國際素材，原來令人欣喜，但不少朋友看過節目後，反而對甚麼是「國際視野」感到迷惘，乃至產生種種誤解。核心問題是：我們認為國際視野在香港，不應是和香港相對立的空中樓閣，而應該是香港社會的根本構成部份。要了解甚麼才是香港應有的國際視野，我們應從甚麼不是國際視野談起：
甚麼不是國際視野？
1. 閱讀片面的國際資訊，不一定有國際視野。無論我們接收甚麼國際資訊，單一來源從來是大忌，CNN的大美國主義固然深入民心，更有趣的例子是銷量十分可觀的《環球時報》。表面上，這是空前成功的國際新聞媒體，讀者理應充滿國際視野，但由於與國家立場相違背的不能報，讀者會認為全球都同情中國的釣魚台史觀；聯想到本國政治的也不能報，所以十八大期間，連美國大選也不能隨便評論。結果十分諷刺：越是與自身相關的國際資訊，內地民眾越是空白，《環球時報》培養不了整全的國際視野，這卻正是它得以建立所謂「國際新聞盛世」的原因。
2. 知道一些國際冷知識，不一定有國際視野。筆者認識不少教徒，可以對耶路撒冷一帶的歷史地理琅琅上口，但被問及當代以巴局勢、或哈馬斯何以在民主選舉獲勝，卻只會背誦「以薩馬利」、「法利賽人」，難免讓人感覺是用一套以國際包裝的切口來自說自話。就像通過電腦遊戲認識「馬里穆薩王」的玩家，假如只是當「馬里」是類似「天狼星」、「撒亞人」那樣的幻想variable，讀國際新聞像讀《星球大戰》，人生同樣不會國際起來。
3. 出國旅遊或留學，不一定有國際視野。說出國吧，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主流旅行團的出國行程，往往就像參觀本地主題公園，對待真古蹟和山寨古蹟的配套完全沒有分別，我們自然不能期望到了環球片場或寧夏製片廠，就會有國際視野。說留學吧，近年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多，不少卻自成一國、自絕一角，幾乎無須與本地人打交道，與百年前容閎、胡適的留學經歷亦大相徑庭。相反，弘揚「世界聯邦」、「世界公民」等概念的哲人康德，終生沒有離開過普魯士的家鄉柯尼斯堡，但怎會有人說康德缺乏國際視野？
4. 離開本土工作，不一定有國際視野。例如我們的菲傭到香港的前一站，可能是新加坡、阿聯酋，但她們到哪裡工作，和對那些地方的認知關係一般有限。在剛舉行的馬來西亞大選，也很少人認為跨境來投票的孟加拉外勞有「國際情懷」。舉一反三，香港人自然應該了解在內地和海外的工作機遇，乃至要粗略明白人民幣國際化與安倍經濟學，但決定在哪裡工作的，更多是「經濟視野」，與國際不國際不太相干。假如香港人只是道聽途說要北上或出國，而不知其所以然，這和菲傭的視野、孟勞的視野沒有分別。
5. 在國際大都會得到高薪厚職，不一定有國際視野。對跨國企業而言，無論辦公室設在倫敦、香港還是孟買，它們的員工都生活得一模一樣，活動空間幾乎不會踏入本地社群，視野難免局限在一個特定的社交圈子，假如在本地社區忽然迷路、再不幸遺失iPhone，很可能人間蒸發。相反，海外working holiday的參加者雖然暫時零收入，視野卻能超越自身的地域與階層，對長遠提升競爭力亦有幫助，這卻不是任何「競爭力指數」足以涵蓋的了。
那麼，香港人的國際視野應該是甚麼？
1. 國際視野應是進階的、複合的知識，不是單一學科，也不能一蹴而就。以外交學為例，一些大學在研究院才開設獨立專科，就是避免學生對某國某地產生強烈認同或批判前，對政治經濟學基礎一竅不通。我們可以很喜歡、或很討厭美國，但假如對美國政制的涉及和優劣不甚了了，這種「愛」與「恨」，都是扭曲的。內地青年經常簡單地認為「國際政治就是國家利益」，傾向以陰謀論解釋一切，就是典型例子。
2. 國際視野應有把國際知識和自身環境融會貫通的技能，這是比較政治、比較經濟學的基礎。舉陳雲的《香港城邦論》與陳冠中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為例，「二陳」立論縱然全然相反，卻都具備這樣的訓練和視野。可惜彼岸有「美國例外論」，此間有「中國模式」，每每對政治不正確的國際案例斥之為「不合國情」，甚或口誅筆伐，令比較政治的功能被漠視，乃至逐漸脫離一般人對「國際視野」的定義。
3. 國際視野應具備在不同地方的在地工作和適應能力。一個有「競爭力」的跨國集團CEO要是長期在單一崗位服務，不一定有國際視野；但能夠在烏干達本土社區生活得如魚得水的海外來客，卻通常是有國際視野的人，因為他掌握了在國際環境生存的技能。唯有掌握在地工作的能力，才能在國際社會收放自如，否則「視野」只是伴隨職業而生，也會伴隨失業而亡。
4. 國際視野不只是被動的「視」，而應衍生人本關懷。像希特拉、毛澤東、史達林等人，不可謂不懂國際政治，但世界於他們而言，只是一場棋局，各國死亡人數只是一堆數字，這是「戰棋視野」和「國際視野」之別。香港需要的是後者。要是有一個對身旁基層勞工苦況漠不關心、對籠屋居民感到不屑的人，忽然高調為南蘇丹貧民籌款，這是否國際視野，就值得商榷。
5. 國際視野與任何民族、本土身份都不應抵觸，只是一體兩面，正如沒有人認為Beyond講述南非的歌曲《Amani》不屬於香港。要一個地方產生國際視野，必須讓國際視野滲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培養整個城市的「Glocal vision」，人民自然是國際公民，這才是王道。但假如像電視節目那樣，追求「對立式國際視野」，社會往往只會產生兩個階層：對國際崇拜、嚮往在跨國企業工作的一小撮人，和對國際敵視、但被逼離鄉謀生的一大群人。這樣的社會往往高度撕裂，像不少第三世界地方那樣。
在目前令人憂慮的環境，我們能否維持這種視野，並非無病呻吟，而是香港能否維持下去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可以做甚麼？特別是當我們不能期望政府的時候，身邊眾多「討厭政治」而又關心香港的朋友，可以做甚麼？
我們可以做甚麼？
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我對這問題，每天都在想。剛回到香港時，個人難免因為媒體、專欄而為人認識，但依靠個人推廣國際視野，是難以持續發展的。我始終相信幕後的框架、制度建設，才最重要；唯有從日常曝光適量解脫，才能專注幕後工程，這是我經常說希望淡出幕前的原因。以下是我近年一些和框架設計有關的幕後參與和建議，不一定全面，但也許能拋磚引玉：
1. 香港媒體處於東西資訊的樞紐，目前亦尚算自由，理應成為一家之言，乃至建立「Hong Kong School」，這也是國際媒體依然找香港學者評論世事、依然關注我城的原因。因此我們的國際版面不應只是新聞甜點和裝飾，只要找到啓迪社會的切入點，甚或足以顛覆既有消費模式。近年筆者和友好建立國際評論網站、出任一些媒體的國際版面顧問，都是希望令這樣的改革成事。在新媒體時代，製作國際節目的成本已大為降低，如何令電視、電台出現Discovery Channel一類頻道，擁有屬於香港的國際聲音，更是新一代值得思考的事。
2. 通識教育目前有「全球化」單元，然而學生此前缺乏基礎國際知識，卻被要求立刻批判世界，有時反而令他們失去興趣，或得到充滿偏見的概念，到了大學，問題就浮現起來。筆者經常在相關委員會說，「國際視野」不必獨立成科，卻應該系統地在中小學課程滲入。參考國際案例，歐盟有鼓勵學生之間跨國合作的「蘇格拉底教育計劃」，美國在9/11後把「國際視野」列為優先教學目標，日本中小學近年也加入「國際理解教育」，都是以潛移默化滲入國際視野為教學主旨。對此我們亦應主動研究，等待教育局就太遲了。
3. 現在香港沒有結合國際視野與本地社會的專科，其實這類命題對研究本土、國際的學者而言，都是潛力無限。數年前，筆者開設了「香港涉外關係」碩士科目，高層原來不大看好，擔心無以為繼，但學生反應頗為積極，現已延伸至在本科和大學通識的層面。而且學生發掘了不少新題目，都是主流研究從未觸及的處女地，例如「香港如何通過東正教拓展對俄貿易」一類題目，雖然具備實踐價值，卻明顯不是現有官員的思考方向。就是在傳統的比較政治學層面，只要對一般學生普及「新加坡學」、「杜拜學」等概念，他們對香港面對的危機也會得到宏觀啓迪，這對社會整體也是莫大裨益。
4. 要改變社會對國際視野的觀感，我們不能單靠說教，或要求所有有理想的學生接受低薪在NGO工作。令知識學以致用，始終需要各行各業配合。由於大機構的人力資源總監掌握了畢業生的命脈，各大院校負責國際研究的學者應該和他們建立一個合作機制，一方面對其招募員工的公式提出改善意見，說明沒有國際視野的員工會產生甚麼問題，另一方面為這些公司進行內部培訓，說明國際視野如何能提升其業務，企業的認知才會慢慢改變。像某跨國顧問公司要求員工必須用半年時間在海外當義工，就很值得鼓勵。
5. 要下一代理解香港擁有先天的國際身份，始終要通過流行文化。不少學者對跨界別參與始終有顧慮，但客觀事實是，請方大同介紹世界公民、官恩娜介紹大溪地、喬寶寶談香港身份認同，確是遠比禁室培育寫論文有效得多的公民教育。而且這些不能即興地做：長遠而言，社會需要一個以流行文化推廣香港國際視野的基金會，慶幸認同這方向的教育界、演藝人越來越多，讓人看到一絲曙光。當《獅子山下》已成為維穩歌，我們希望下一代認同的香港之歌是《海闊天空》。
6. 在全球化時代，「香港」本身就十分國際，因為這不但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是一種精神、價值，在海外認同香港精神的人極多。因此，在世界各地聚居的香港人是極其寶貴的資源，當我們到不同地方交流，經常會遇到素未謀面、但一見如故的留學生或移民後代，這些朋友既有多元文化背景，又保持了對香港的樸素感情，他們對香港現況的擔心、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支持，都是我們的強大後援。如何建立好這個全球網絡，值得有心人思考，那樣香港就是有天不幸淪為「一國一制」，禮失也能求諸野。
身處亂世，也許無力回天，但做力所能及的事，始終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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