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8日星期一

利比亞王室會復辟嗎?

【咫尺地球】利比亞革命期間,王朝時期的國旗成為反對派旗幟,流亡多年的利比亞王室忽然得到國際注視。究竟已下台42年的塞努希王朝(Senussi Dynasty)有沒有復辟的可能?

單以今天直接控制的資源而言,塞努希家族的實力自然有限。它的嫡系是一個名叫「利比亞憲法聯盟」(Libyan Constitutional Union)的組織,主張恢復王朝時代的憲法。這不過是流亡海外的「利比亞反對派國民大會」(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Libyan Opposition)一個內部派系,沒有太大動員群眾的能力,這個「大會」又不過是利比亞流亡組織之一,流亡人士在這次革命也非主導者。

自創伊斯蘭教派 東部影響大

然而在被推翻的阿拉伯王室中,塞努希家族卻是較有潛能的。雖然這家族只擔任了18年利比亞國王(1951至1969年),但在1837年開始,塞努希祖先就創立了自己的伊斯蘭教派,獨立於鄂圖曼帝國其他宗教組織之外,成了利比亞東部昔蘭尼卡的實質統治者,最終令後代伊特里斯一世(Idris I)當上利比亞國王。作為宗教運動,塞努希在利比亞東部建立了大量據點,有自己的組織架構,在兩次大戰和意大利殖民期間擔任反侵略中堅角色。這些架構在意大利統治後期被摧毁不少,卡扎菲上台後又嚴格控制塞努希運動,希望將其融入「革命委員會」,又把王室創辦的利比亞大學一分為二,要根除塞努希思想。縱使如此,估計目前依然有三分之一利比亞人和小量蘇丹人是塞努希信徒,哪怕只是名義上的教眾,在地廣人稀的利比亞,依然有一定向心力。

利比亞王室除有宗教力量,與其他王室和獨裁政權相比也相對清廉,始終獲民間(特別是東部民間)一定尊重。對此我們可參考台灣王琰如1969年出版的《我在利比亞》,它記載了卡扎菲上台前利比亞東部的風土人情、民間對王室的看法,是華人筆下對舊利比亞的難得第一手觀察。利比亞王室在1960年代也被視為親西方,但因為伊特里斯有反侵略的經歷,難以被民族主義者過分抹黑。卡扎菲上台後創立自己的「伊斯蘭社會主義」、將自己偶像化,就是要取代前朝的宗教力量和抗戰功勞,這反過來證明他也不敢小看前朝的歷史業績。

前王儲遭卡扎菲玩弄惹同情

伊特里斯被推翻後,流亡生活樸實,王儲哈桑(Hasan)1988年被送到英國治療,還依靠卡扎菲的施捨渡日,要「利比亞憲法聯盟」呼籲其他阿拉伯王族援手、領養賽努希家孩子。這種形象也是資本,一般利比亞人對老王一家的際遇是同情的,尤其是王儲哈桑。哈桑在王國後期是實質統治者,父親原已宣布退位給他,並出國治病,卡扎菲趕在哈桑登基前發動政變,然後把他玩弄了20年﹕審訊、批鬥、坐牢、軟禁,最後把他一家趕離住宅,燒光財物,逼他們遷居到在海灘搭建的貧民屋,最後哈桑在那裏中風半身不遂。卡扎菲搞「綠色文化大革命」,對王室的手法確有文革作風,卻令哈桑比被立刻處決更令人同情。

利比亞反對派缺乏核心,分裂危機處處,握有實權的變節軍官不為基層信任,不同部落間只能短期合作,反卡扎菲的激進伊斯蘭組織又會反新政府,這些問題在卡扎菲消失後會立刻浮現。在這亂局,塞努希後人就顯得有價值了。相較下,其他阿拉伯流亡王室的潛力都不及塞努希家族,例如1歲退位的埃及末代蘇丹福阿特二世(Fuad II)現正當盛年,但沒人認為他會在埃及革命後復出;被滅門的伊拉克王室來自名門哈希米家族(Hashemites),也就是約旦王室的親人,但它的漏網子孫也從沒在伊拉克內戰期間被提起;北也門廢王相對有點實力,一度參與內戰,但也不可能整合統一的也門。

近代王室復辟或回歸並非沒有先例,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就是例子,但還有其他模型可考慮。例如一些沒有主權的土王國也被恢復,像烏干達重建了境內布干達王國,把土王接回來登基以穩定人心。阿富汗塔里班被推翻後,美國把高齡90、流亡30年的末代國王查希爾(Zahir Shah)送回主持國民大會(loya jirga),不少代表支持他復辟,最後美國選擇了現總統卡爾扎伊,但查希爾成了憲法寫下的「國父」(Father of the Nation),親信在政府任高職,可算半復辟。保加利亞末代國王西蒙二世(Simeon II)在東歐變天後回國競選,2001年當選總理,開啟另一先例。

王室遠親認正統圖復辟

當然,王室回國的阻力也不少。今天不少反卡扎菲的部落也是推翻王室的受益人,自然擔心利益受損;伊特里斯在位時過分強調東部根據地,沒認真經營西部,也令西部人民記憶猶新。前王儲哈桑死前指定兒子穆罕默德(Muhammad)為繼承人,穆罕默德日前在英國號召推翻卡扎菲,但他對復辟不算熱中,只說國家命運交給國民決定。同時,近年一名身為王室遠房成員的美國商人伊特里斯二世(Idris II)卻自稱正統繼承人,利用王室稱號做生意、拉關係,胡弄了不少英美政要、阿拉伯王族和中國商人,也玷污了王室名聲。伊特里斯二世也剛發表反卡扎菲講話,說「準備就緒回國」,政治投機野心明顯,假如鬧下去,利比亞王室整合國家的能力,恐怕先被內部耗盡。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2月26日星期六

下朵茉莉花﹕《經濟學人》指數準確嗎?


【咫尺地球】埃及、利比亞革命後,不少人關心下一朵茉莉花在哪裏。除了經驗主義的推論,這問題也可嘗試以數據解答。在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外,世上指數千千萬萬,《經濟學人》的智庫就自創了一個「擲鞋指數」(Shoe-thrower's Index),分析阿拉伯各國革命的風險,比重公式如下﹕

˙35%﹕25歲以下人口比例

˙5%﹕25歲以下人口具體數字

˙15%﹕政權連續執政年期

˙15%﹕獨裁指數

˙15%﹕貪污指數

˙5%﹕言論控制指數

˙10%﹕國民人均收入

這統計以阿拉伯聯盟國家為限,因資料缺乏,剔除了巴勒斯坦、蘇丹和索馬里,又因與主流阿拉伯國家差異太大,剔除了科摩羅及吉布提。居於榜首的是也門,其次是利比亞、埃及,最安全的是卡塔爾、科威特和阿聯酋。這指數的公式設定,反映了西方對這波革命的定性﹕1)這是一場80後運動,20年前亨廷頓就預言了人口膨脹是中東不穩定一大原因;2)這是一場民主運動,獨裁、貪污、控制言論的政體被正面衝擊;3)貧窮並非主因,不少人均GDP頗高的國家排名甚前。

「擲鞋指數」的五點修正

表面上,以上演繹合乎現實﹕利比亞革命已出現,也門反對派天天示威,埃及變天,而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確實相對平靜。然而與《經濟學人》的其他指數相比(例如生活質素指數、民主程度指數),這「擲鞋指數」似乎粗枝大葉,忽視了不少重要內容,單從阿曼排名比阿爾及利亞更前,即可發現一系列問題。因此我們建議五點修正﹕

˙加入「內部衝突指數」﹕一個國家存在明顯教派矛盾(巴林)、族群/部落衝突(利比亞),不穩定性會較高,這可由人口結構成分分析。只要這類矛盾存在,就是民主政體(例如伊拉克、黎巴嫩),也會持續不穩定。

˙以「貧富懸殊指數」修正「貧窮指數」﹕絕對貧窮也許不是這波革命主因,貧富懸殊卻有明顯角色,以往西方認為沙特等國安全,就是忽視了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量度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也不能由貪污指數取代,例如香港清廉,但堅尼系數甚高。

˙調低年齡的重要性,加入「教育社會流動指數」(即教育程度與人均GDP的關係):以往教育程度愈高,愈難出現革命,但突尼斯、埃及的革命,說明當年輕國民教育程度偏高、但發現教育改善不了貧窮,社會會累積更大怨氣,連他們也不認同維持現狀「和諧穩定」,革命就近了。

˙以「互聯網政治指數」(即互聯網使用率X互聯網在日常溝通的重要性),修正「言論控制指數」:在言論欠自由的國家,互聯網的政治功能大得多。假如這些國家的互聯網使用率持續增長,國民在現實世界和網絡世界判若兩人,就應警惕。

˙以「公民社會指數」修正「獨裁指數」﹕革命始終需要組織,若缺乏公民社會,出現革命的機會理應較低;但一旦革命爆發,缺乏調控機制,暴力收場的可能性卻較高,這是埃及和利比亞的分別。因此這指數不能以同一比重相乘,假如其他不穩定因素總值低於某點,公民社會不發達令革命較難發生;在某點以上,這卻是更危險的徵兆,反映危機可能被更隨意的導因引爆。

正如《經濟學人》注意到,政府在非常時期的鎮壓能力,也是革命能否成功的關鍵,但這太難量化,因此被剔除在外;這指數只是評估當代非民主國家的危機,而不是預測結局。除了個別朋友,一般人都明白所有指數都是一家之言,不可能完全客觀,但作出上述調節後,「擲鞋指數」應較為準確,一些國家的排名會被大幅度調低,例如阿曼;一些會被調高,例如阿爾及利亞。此外尚有不少其他修正可能,但這會變成純學術討論了。說到底,《經濟學人》只是刻意以阿拉伯世界為範圍自我局限,其實「中東波」內部差異甚大,與「蘇東波」不同。假如這指數能涵蓋整個阿拉伯世界,某程度上,也可應用在其他國家和地區。

沈旭暉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客席副教授

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

卡扎菲獨裁的背後﹕部落矛盾與東西分裂

【咫尺地球】在一般人印象中,利比亞領袖卡扎菲是獨裁者中的獨裁者,加上一度沉迷「輸出革命」,令他得到「利比亞狂人」的稱號。其實卡扎菲獨裁的背後,隱藏着利比亞分裂的危機。他在位40多年間,國內曾發生多次騷亂,他兒子對「利比亞可能爆發內戰」的警告,並非空穴來風。

「爆發內戰」警告非空穴來風

卡扎菲政權由1969年革命成立,被革命的是短命政權利比亞王國(1951-1969),由三塊原來相對獨立的地區合併而成,最重要的是的黎波里尼亞(Tripolitania),以及東部的昔蘭尼卡(Cyrenaica)。歷史上,東西利比亞互不統屬,在意大利殖民時期也被分而治之,直到1934年才勉強合併。西方扶植的利比亞國王伊迪里斯(Idris)本身是伊斯蘭教長,一戰後被西方承認為昔蘭尼卡酋長,他原來不過要爭取昔蘭尼卡獨立,到了意大利二戰戰敗,英美希望利比亞統一,才讓他「順道」擔任利比亞國王。

伊迪里斯在位期間,鄰國埃及的納塞爾威望極高。伊迪里斯十分擔心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革命風暴會推翻政權,因而長期坐鎮昔蘭尼卡的杜布魯克(Tobruk),並以東部重鎮班加西(Benghazi)為共同首都,以便監視埃及一舉一動,親王室勢力在東部因此得以生根。

東部親王室力量+極端伊斯蘭武裝

卡扎菲政變後,進行中央集權改革,廢除從前的行政區域,但東西部差異依然明顯,而他以的黎波里為單獨首都後,能絕對掌控的勢力範圍,其實只局限在西部。王室殘餘力量外,東部也是其他反政府陣營的基地,例如比卡扎菲更激進、據稱與蓋達有聯繫的極端伊斯蘭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LIFG),也是以東部Jebel Akhdar山區為根據地,反卡扎菲不遺餘力。埃及和利比亞1977年爆發邊境衝突後,西方更希望得到埃及合作,通過昔蘭尼卡顛覆利比亞。1980年,杜布魯克曾爆發反卡扎菲起義,令卡扎菲進一步集中資源發展西部,變相令東部長期貧窮,矛盾激化。雖然卡扎菲的外交姿態已軟化,但他是南蘇丹獨立運動的堅決反對者,就是擔心利比亞會步其後塵。

卡扎菲兒子提到「利比亞是一個部落國家」,也可圈可點。利比亞面積比埃及更大,人口卻不及埃及一成,在主要大城市外,部落領袖影響頗大,此前無論是土耳其還是意大利佔領期間,部落聯盟都是本土事務的仲裁者。這些部落間自然既合作也衝突。利比亞王國成立後,部落聯盟佔據政府主要職位,就是卡扎菲革命也不能取消部落影響,反而要依靠人民對部落的向心力維繫統治。問題是卡扎菲本身來自小部落卡達法(Qadhadfa),祖先來自也門,一直擔心大部落不賣帳。1970年代他搞的「綠色文化大革命」被當作宗教狂熱,其實背後也有打破部落主義的決心,不過成效有限。

東部部落90年代曾發動軍變

1993年,利比亞人口最多的部落Al-Warfalla公然挑戰卡扎菲,在軍中發動政變,導火線是卡扎菲以自己部落成員壟斷資源最豐盛的空軍,令其他部落感不公。政變雖失敗,8名Warfalla軍官被處決,但對利比亞影響極深遠,因卡扎菲懷疑第二大部落Magariha也支持政變。1990年代開始,利比亞外交政策邁向溫和,其實也是對國內危機的無奈回應。

這次革命,上述兩大分裂元素充分發揮作用﹕一方面,示威是由東部發起的,另一方面,有兩大部落領袖公開表態支持示威,一位就是Warfalla部落領袖瓦爾弗利(Akram Al-Warfalli),他說「卡扎菲已不再是弟兄」,要他離國;另一位是東部部落Al-Zuwayya族長,他威脅中斷輸出區內石油來聲援革命。其實假如王室後人、部落領袖、民主化支持者、伊斯蘭主義者等肯結成統一戰線,卡扎菲的政權是不可能維持至今的,只是他們難以合作,也難推舉共同領袖,才令卡扎菲振振有詞說「只有我,國家才會統一」。「憤怒日」提供了整合反對勢力的契機,但其實民主化只是一個口號,失業青年則是催化劑,國內長期存在的深層矛盾,才是革命源頭。

沈旭暉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客席副教授

2011年2月21日星期一

「巴林起義」與美國的民主化底線

【咫尺地球】埃及革命爆發後,出現了「第四波民主化」這名詞,彷彿阿拉伯各國立刻變天。但這觀點忽略了這些國家的內部差異,以及各國爭取民主的不同背景,以巴林為例,劇本就與埃及完全不同。

巴林的主要矛盾並非政權有多獨裁,而是什葉派和遜尼派的衝突。這次示威由什葉派教徒被殺引起,教派色彩鮮明,後期才有少數遜尼派參與,不及埃及的跨教派、跨階層精神感召。目前全球只有四個國家由什葉派佔多數,它們是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和巴林,其中伊朗是什葉派輸出革命的大本營;薩達姆在伊拉克被推翻後,遜尼派集團也還原為少數派;阿塞拜疆是教派衝突較受控的世俗國家;唯獨巴林由佔人口1/3的遜尼派統治。

巴林什葉派起事屢見不鮮

類似這次的什葉派起事,在巴林其實屢見不鮮,不過以往沒有國際注視而已。早在伊朗革命前的1977年,巴林什葉派就曾策劃政變推翻王室,雖然失敗,但令保守勢力開始上揚。伊朗革命後,霍梅尼在1981年曾協助巴林什葉派再策劃政變,希望將巴林變成附庸,也不成功,卻進一步激化巴林國內矛盾,也令美國條件反射的認為巴林民主化等同伊朗陰謀。到了1990年代,巴林斷斷續續出現持續經年的什葉派起義,都是以爭取民主化為名進行,政府高調鎮壓,殺了數十人,比今天更「果斷」。直到1999年,巴林新國王哈馬德繼位,才推行全國和解、實施有限度改革和民主選舉,釋放政治犯,包括策劃1990年代起義的那批什葉派教徒,更修改國旗和國號,宣示現代化的決心,得到美國全面肯定。事實上,與鄰國領袖相比,巴林國王是相對開明的一位;而作為富有產油國,巴林的貧富懸殊自然也存在,但畢竟沒有埃及的厲害。

美萬個不想巴林王室倒台

假如美國一百個不願意穆巴拉克出走,那它是一萬個不希望巴林王室倒台。二次大戰後,美國早在1947年在巴林建立軍事基地,作為控制波斯灣的槓杆。雖然1970年代巴林出現反美思潮,令美軍一度減少進駐,但海灣戰爭後,美國在巴林的軍事角色被再合理化,1991年開始,巴林賈法勒軍事基地成為美國第5艦隊總部,駐有美軍3000,作為檢視對岸伊朗的重要棋子。巴林國王多次向伊朗保證,「絕不容許」美軍從巴林基地攻擊伊朗,聲稱國內美軍沒有「進攻性武器」,但這樣的說辭,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伊朗對這基地自然不滿,不時以「歷史問題」向巴林施壓。例如2009年,伊朗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伊的政治盟友、前國會議長努里忽然說「巴林在1970年前是伊朗的第14個省」,明顯警告巴林不要向美國一邊倒。這些年來,美國對巴林王室是否有什葉派支持者十分敏感,根據「維基解密」,這甚至是美國駐當地外交官的重點「調查」內容。

華府不願支持巴林起義除了因為現實政治,也涉及對民主化的理解問題。巴林面積比香港還小,人口不過100多萬,當中超過一半不是本國公民,他們大多是來自印度和東南亞的海外勞工。什葉派以巴林為根據地歷史悠久,但近年遷入的遜尼派愈來愈多,如何控制人口比例在世界各國都是敏感議題,不用說在教派矛盾早就存在的巴林。假如什葉派以民主化為名爭取權益,巴林當局以引入更多遜尼派回應,局勢可以演變成伊拉克、黎巴嫩那樣的危機。

華府逃避中東民主化辯論

巴林、卡塔爾一類海灣國家與人口眾多的埃及不同,問題反而是本土勞工過少,不得不大舉輸入外勞。一直有國際組織為這些長居的外勞爭取更多權益,包括要求放寬歸化入籍限制;一旦他們的權益被放在民主化框架內考慮,巴林潛在的矛盾就更複雜,甚至連原來平靜的卡塔爾、阿聯酋等也會受衝擊。阿拉伯學者常以同一邏輯質疑號稱中東最民主的以色列﹕既然你們這樣民主,為什麼不讓境內巴勒斯坦人一起選總統?這類辯論,是美國千方百計要逃避的。

巴林民主化﹕美國沙特噩夢

最後,我們不妨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巴林是一個國家嗎?答案自然是,但與此同時,巴林也只是阿拉伯部落聯盟一個成員而已。巴林獨立前是英國保護國,英國撤出波斯灣時,曾建議它的所有保護國共同組成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今天的獨立國家巴林和卡塔爾一度考慮加入,最終雖然拉倒,但巴林和鄰國的特殊關係從未中斷。1981年那次伊朗策劃的巴林政變後,海灣國家大為震驚,催生了「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成員包括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卡塔爾、巴林、阿曼六大產油富國。它們之間的向心力,遠大於阿拉伯聯盟內其他國家之間的向心力,年前甚至曾有推出獨立貨幣「海灣元」的打算。在埃及革命扮演關鍵角色的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報道巴林時也難免投鼠忌器。

GCC國家都由遜尼派國王統治,這些王室結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延續目前的統治模式;其他遜尼派王室近年也加強了團結,例如伊朗前議長發表「巴林行省論」後,摩洛哥國王居然因為聲援巴林而與伊朗斷交。巴林的王室哈里法家族就是來自當年的內志地區(在今日沙特境內),沙特軍警不時協助巴林平亂,包括1990年代那波起義。沙特王室對埃及革命已十分感冒,對巴林出事更是忍無可忍,GCC已根據「集體安全原則」發表聲明,說成員國「完全支持巴林為維護國家穩定和安全所採取的措施」、「將與巴林共同維護國家和地區安全與穩定」、「警告外界不要干預GCC內政」。事實上,巴林民主化不但是GCC的噩夢,更是美國的噩夢。

沈旭暉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客席副教授

2011年2月18日星期五

《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虛擬的薩拉熱窩,與回歸前的香港

近年香港流行曲具國際視野的不多﹐開宗明義以國際時事為題材的絕無僅有﹐題材嚴肅又能大熱的更幾乎不可能﹐這一切都令《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成為特例。

這首1994年作品是鄭秀文走向穩重的代表作﹐雖然不是大碟第一主打﹐但叫好叫座。記得筆者當年曾在一些比賽彈這首歌為人伴奏﹐記憶中這是情侶年度最愛之一﹐旋律改編自日本的中島美雪﹐實在優美。不過令歌曲成為話題的自然是歌詞和時代背景﹐因為這改編自真人真事﹐即西方一部同名紀錄片。

這紀錄片以波斯尼亞內戰為背景﹐講述南斯拉夫解體後﹐薩拉熱窩圍城之戰的衝突雙方﹐即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他們不少後來被列為戰犯)﹐和波斯尼亞的穆斯林(後來與波斯尼亞的克羅地亞人結盟﹐因而獲西方支援)。在西方媒體﹐塞族人經常被列入邪惡一方﹐但在這紀律片﹐雙方都沒有道德高地﹕男主角是塞族人﹐女主角是穆斯林﹐他們相戀多年﹐希望逃離戰場﹐各自向交戰雙方的熟人打招呼﹐以為有了默契會被放行﹐怎知走到兩大陣營的交接區還是被槍殺﹐事後雙方軍隊都不承認責任。

波斯尼亞內戰自然是國際熱點﹐但其實並未為港人重視﹐相較於後來的9/11、伊拉克戰爭﹐這內戰由始至終未嘗出現在香港頭條。港人對東歐更是陌生﹐至今認識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等國名的人還是不多﹐要代入薩拉熱窩的時空背景﹐更是困難。何況這首歌為鄭秀文帶來聲譽以後﹐唱片公司希望照辦煮碗﹐曾灌錄了一首講述德蘭修女的《加爾各答的天使》﹐但反應大不如前。若論熟悉程度﹐加爾各答總比薩拉熱窩深入民心﹐德蘭修女也比那對情侶廣為人知。因此﹐在歌曲質素以外﹐《薩》曲在香港流行﹐有其他被忽視的背景﹕

首先﹐薩拉熱窩原來是一個異族普遍通婚的地方﹐也是東歐的國際都會﹐曾主辦冬季奧運會﹐卻忽然變成種族分割的地獄。這樣的突變﹐一直是回歸前港人心理的潛在恐懼﹕從前的美好﹐「是對青春小情人/眼睛多麼閃又亮/像晴天留住夏天/每度艷陽笑也笑得善良」﹐變成現實的殘酷﹕「但戰火封鎖危城/也蓋掩星星月亮/沒陽光唯共互牽/拼命地逃盼再見到艷陽」……這樣的反差﹐比戰爭本身更能打動香港人心。近來不斷有網民分享回歸前的經典電視節目《笑聲救地球》環節「九七前後」﹐這節目出現於波斯尼亞內戰以前﹐但正可反映港人對九七後變成單一文化、失去國際特色的憂慮。

這首歌在當年情侶當中大行其道﹐也有宏觀原因﹕當時是香港移民潮的高峰﹐每年總有人移民加拿大、美國、澳洲、新西蘭﹐在中學階段已造就大量異地情﹐雖然一般都無疾而終﹐但也有細水長流。於是《薩》曲被不少移民港人對號入座﹐他們不管波斯尼亞內戰的背景﹐只以九七將他們分割﹐就自居羅密歐與茱麗葉、自編自導可歌可泣的故事內容﹐今天回看﹐雖然不無誇張﹐但當年人心惶惶﹐情侶講及國家前途卻是人之常情。

何況十二字的歌名雖然冗長﹐但沒有出現在歌詞內容的「薩拉熱窩」四字卻是神來之筆﹕正因為港人對真正的薩拉熱窩聞所未聞﹐歌曲才賦予他們無窮想象﹐讓港人輕易把本土情懷代入﹔反而加爾各答作為「一個有很多窮人的印度城市」廣為人知﹐什麼神秘感也沒有﹐就不利於移情。 其實﹐填詞人林振強並非沒有自己的香港創造。例如一句「縱各有信仰」﹐當然可以指塞族人的東正教信仰、穆斯林的伊斯蘭信仰﹐但其實波斯尼亞內戰的宗教元素遠少於種族元素﹐反而香港和內地不同主義的「各有信仰」﹐卻是當時社會話題。另一句「他跟她始終從沒更改立場」更是無厘頭﹐那雙情人和其他波斯尼亞內戰當事人一樣﹐談不上有什麼大是大非的「立場」要捍衛﹐這更似是後六四時代港人自我打氣的寫照。後來又一句「共離開塵俗萬千荒謬立場」更奇怪﹐實在套不上波斯尼亞﹐只會教人想起社會流傳的內地「荒謬立場」。可見這首歌在香港流行的背景具有相當諷刺性﹕正因為港人對那個背景全不認識﹐才容易流行起來。

假如需要比較研究﹐《薩》曲足以和許鞍華導演的經典電影《投奔怒海》相提並論﹕後者的背景是越南統一後的南越﹐大批從前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淪為難民﹐苦苦掙扎﹐千方百計逃亡海外﹐殘存下來的仰人鼻息﹐對此筆者曾在電影評論的書籍有所介紹。最有意思的是﹐這電影並非在越南取景﹐導演對真正的越南情況了解不多﹐一切都是以香港人回歸前的想象建構而成﹐說白了就是通過虛擬的越南﹐對回歸後香港的命運表達憂慮。薩拉熱窩不過是《投奔怒海》的越南翻版﹐鄭秀文適逢其會﹐就像《投奔怒海》的少年劉德華﹐卻為香港國際視野留下了經典。

沈旭暉 META Vol.14 2011年

2011年2月14日星期一

理論與實踐﹕埃及革命改變了什麼?

【咫尺地球】埃及在短短半個月內變天,關於它的本土分析,昨天《明報》刊登了筆者訪問一位埃及學者的內容,可作參考。但這場革命究竟改變了什麼,又有什麼是難以改變的?由於局勢尚待發展,誰會上台、民主路線圖如何安排等,還有待各方協商和官方公布。但在宏觀層面,我們可大致提出4點結構性前瞻,因為埃及革命已修正了不少教科書的假設和理論﹕

1.昔日美國的中東政策有基本公式﹕扶植獨裁政權,讓他們鎮壓境內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確保他們在能源問題上不會和美國完全對立,因而不會認真看待其本土人權、民主問題。這公式以往也曾面對挑戰,例如伊朗王朝被推翻、又如薩達姆尾大不掉,但都不如這次尷尬,因為美國既要承認埃及革命代表人民力量,又不能一筆抹煞穆巴拉克對穩定局勢的貢獻。所以這公式已必須調節﹕美國既要安撫區內的親美獨裁政權,例如公然聲援穆巴拉克的沙特阿拉伯,又要認真定義人權民主的最低區域標準,並承諾為達標的國家提供保護,好讓他們繼續抗衡激進勢力。新公式要落實,必須新的樣板領導人作為各國效法對象,因此相信政權更迭還會陸續出現,但整個地區全面變天的可能性不大。

「土耳其式」管治 需更民主憲法

2.要同時符合國際社會「照顧民生」和「抗衡激進」的要求,西方在阿拉伯世界只能倚賴「開明軍方」的穩定角色。這樣一來,阿拉伯各國可能陸續出現「土耳其模式」管治﹕也就是表面上進行民主選舉,但軍方會不定期在國家憲法被民選政府違背時基於「愛國心」發動政變,又會在政變後主動還政於民,這是土耳其軍方以捍衛「凱末爾主義」之名,和政客、人民心照不宣的默契。但上述模式若要推廣,前提一是阿拉伯各國要有比目前民主的憲法來供捍衛,前提二是軍方可以毋須依靠貪污生存,得到人民的真正尊重。目前埃及軍方是國內的龐大利益集團,本身經營不少經濟體系,這角色能否得到民眾接受,頗成疑問。但西方會加緊從阿拉伯各國軍方人物中尋找合作伙伴,鼓勵他們飾演新角色,當成時尚。

「溫和激進派」角色日重

3.無論穆斯林兄弟會能否在埃及掌權,它的代表和副總統蘇萊曼對話後,已正式成為地上組織,令西方不得不開始接受「溫和激進派」。實際上,兄弟會是遠比拉登的蓋達具規模的跨國組織,在中東各國都有支部,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它在埃及得到肯定,會鼓舞類似組織在阿拉伯世界進一步發展,它們承辦醫療、教育等社福事業時,應會受到比從前小的阻力。西方是不會對這類組織完全放心的,為抗衡其影響,只能扶植功能類似的友好伊斯蘭組織,伊拉克的穆斯林長老會即為典型。這類組織在阿拉伯世界可望逐步承擔部分政府功能,成為在國際舞台愈來愈重要的非國家個體。

以軍勢加強震懾 以巴衝突更難解

4.以色列以往依靠溫和阿拉伯政權鞏固其生存,但目前與以色列相對友好的阿拉伯國家都面臨革命危機,眼中釘哈馬斯的母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又得勢,這會令以色列重新檢討國防政策。相信以色列會更強調震懾性軍力的重要性,以確保無論阿拉伯各國誰上台,只要領袖還理性,都不敢挑釁以色列;也要確保埃及新政府不會大舉支援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假如愈來愈多阿拉伯國家出現反以色列領袖,以色列右翼勢力也會反擊,屆時只要出現零星恐怖襲擊,就足以令區域局勢急速惡化。奧巴馬上台時希望解決以巴衝突,但有了上述背景,在未來一段長時間,這已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此外,埃及革命衍生了不少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框架。在社會科學,未卜先知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的價值在於通過理論和框架衍生新知識,指出問題所在。不過在個別朋友規範下的公共空間,要討論這些概念並不容易,茲舉簡例如下﹕

美須重構「自由」 概念自圓其說

5.美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政策,根據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國際關係教科書,被形容是以弘揚哲學家柏林的「積極自由」為名的「強制自由主義外交」(Liberalism of Imposition)。美國縱容友好獨裁政權的外交政策,由於那些獨裁政權不少以「弘揚積極自由」為名搞獨裁,又被另一些評論員看作積極自由的濫觴。這兩種政策明顯不同、兩種演繹也有衝突,又明顯都不是美國在埃及要制訂的新政策。那美國會怎樣重構「自由」的概念來自圓其說呢?

6.不少人擔心埃及變天會成為區域不穩定的源頭,其實這問題可從法國哲學家盧梭的「盧梭外交」得到啟發。「盧梭外交」並非異端邪說,一來盧梭曾做過不太稱職的外交家,二來他的不同著作隱含不少國際關係元素可應用於現代,被學者David Fidler等演繹為「盧梭外交論」,除了早已出版,也收錄於《經典國際關係理論》一書。根據其演繹,盧梭悲觀地認為國際不穩定源頭包括人性的弱點、暴政政體下的人民狀態,以及國際體系本身的不可測性造成的「State of War」等,令正義的國家也捲入戰爭。學者Grace Roosevelt等則比較盧梭和另一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國際關係思想,認為盧梭外交更能應用於後九一一時代的國際形勢。埃及歷史上發動了不少戰爭,部分應用盧梭外交能作局部解釋,變天後會否故態復萌?

這些題目並非空中樓閣,而是有現實啟示的,筆者有一些粗淺的延伸推論,原來希望在此分享。然而筆者近來才發現,在個別學術門派眼中,任何進一步演繹經典作者、經典名詞的,都是「曲解」和「抽水」,正如這些朋友傾向世上只有一類正義真理,寫文章只有一款八股格式,人生只有一種有價值目標,否則就是不敬和離經叛道,以及為了種種「圖謀」。筆者尊重這些朋友的我執,因此這裏不再詳談,願留下空間讓公眾思考,希望避免再出現為回應而回應的文字。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2月13日星期日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凱法雅(夠了)精神 埃及革命的真相

【明報專訊】埃及強人穆巴拉克終於下台,世界的關注是空前的。然而在過去兩周,不少報道和埃及當地認知頗有落差,令不少人認為埃及人民主要是為了爭取民主而上街,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一呼百應,穆巴拉克已成為區內不受歡迎人物,從博物館被搶掠又可見埃及人民質素有限。為了解來自本土的視角,筆者訪問了埃及學者Nasser El-Morshidy,他目前任教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是筆者策劃其「伊斯蘭金融」學科時邀請的三位老師之一。由於內容涉及政治成分,他希望把其官方身分按下不表,只從個人角度與港人分享。對自己的國家終於被港人關注,Nasser是欣慰的,大概也是時候將那科目修訂為「伊斯蘭政治與金融」了。

沈﹕你能預計這次革命發生嗎?坦白說,我絕對想不到一切發展得這麼快。

N﹕一方面,我完全是震驚的,無論是埃及政府、還是美國中情局,都沒有想到我們這樣就變天。但另一方面,埃及革命的苗頭其實近年已逐漸出現,只是外間不知道而已。

沈﹕這些苗頭是什麼?

N﹕6年前開始,埃及就不斷出現小規模示威,在過去一年,全國居然有接近3000場小型示威,人數在數十至數百人不等。通常這些示威都迅速被警察鎮壓,但資訊在互聯網流傳得很廣,埃及人逐漸明白到政府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掌握局勢。

沈﹕埃及人對穆巴拉克的最大不滿是什麼?他從前不是一度挺受歡迎的嗎?

N﹕在他在任的第一個十年,穆巴拉克的受歡迎程度是不錯的,那時他承諾發展、改革,人民一度相信他,也歡迎新面孔。但到了他的統治中後期,國內貪污情况空前嚴重,這是埃及過去百年最腐敗的政府,甚至比從前的半殖民時代、法魯克國王時代更過分。說到官商勾結,沒有比埃及更嚴重的,例如和總統家族友好的商人,可以類似數元一尺的賤價買下整個香港(面積的土地)。這種結構性貪污,才是民眾忍受不了的主因。

沈﹕既然埃及人民這樣不滿,為什麼到今年才上街?

N﹕全埃及人民都知道貪污腐敗情况嚴重,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導火線令事件引爆,這次導火線可追溯至青年Khaled Saeed被警察虐打至死事件。Saeed因為在互聯網上載警察吸毒的短片,在眾目睽睽下,在網吧外被警察毒打致死,但警察完全否認有參與,反而指他是窒息而死。隨即有人在facebook開設群組,名為「我們都是Khaled Saeed」,雪球效應一發不可收拾。

沈﹕但為什麼埃及人不再懼怕?內裏有多少互聯網的角色?

N﹕從前穆巴拉克靠警察的高壓管治控制局面,市民都不敢上街,對零星的示威也意存觀望。但這次革命並非個別事件,而是過去數年「Kifaya」(凱法雅)運動的延伸,「Kifaya」即阿拉伯語「忍夠」、「夠了」的意思,它令一般埃及人都凝聚了「夠了」的共識。雖然發起Kifaya的組織能量有限,但挑戰政府的精神卻通過互聯網傳遍全國,可見互聯網絕對是反政府浪潮的催化劑,令警察社會出現了一個缺口。反政府網上群組能生存,也令一般人開始敢走出來挑戰權威。如果沒有互聯網,示威浪潮絕不會成功的;即使成功,亦不會有如此規模。

沈﹕從媒體所見,埃及的群眾運動製造了不少暴力,甚至連博物館也被搶掠了,這會否令其他國家打算效法的民眾卻步?

N﹕這次群眾運動是極度和平理性的,坦白說,看見二百萬人在解放廣場聚集時,我從沒有見過埃及人這樣守秩序。他們甚至自己帶備垃圾箱清理廣場,不同階層和宗教的埃及人互相保護照顧、互相唱歌聲援,這樣的精神,久違了。搶掠博物館一類暴力事件多是政府煽動的,我們知道警察蓄意打開監獄大門,釋放囚犯,鼓勵他們打家劫舍,目的就是要製造混亂、製造不穩定的社會環境,再將暴力嫁禍給示威民眾,要人民想信政府才可以維持穩定。西方施壓後,暴力已受到控制,更可見它是受操控的。

沈﹕有評論嘗試比較埃及和中國,你看是否適當?

N﹕兩國確有好些相似的管治模式,但畢竟中國政府有較大的成就,並有為中國人民求褔祉,需知反貪腐是埃及革命的主因,埃及政府已腐化到只有少數埃及人受益的局面,而目前似乎並沒有Kifaya的中國土壤。另一方面看,埃及軍方在歷史上從沒有與人民對立,儘管對有軍人背景的穆巴拉克有一定好感,但我想埃及出現類似八九天安門事件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沈﹕在中東,穆巴拉克受歡迎嗎?有陰謀論說埃及革命受「外國勢力」策動。

N﹕陰謀論都是瞎說,哪有外國勢力可以策動這波跨宗教、跨階層的埃及革命?何况所有中東國家、甚至包括以色列的元首都喜歡穆巴拉克,都不願看見他倒台,一來他的貪污體系也惠及不少鄰國上層友好,二來一旦他倒下,同類政權會兔死狐悲。唯一願意看見他下台的鄰國是伊朗,但伊朗沒有能力策動這次革命。

沈﹕美國對埃及革命的態度十分反覆,你看為什麼?

N﹕這反映美國根本不能預計革命出現,還以為穆巴拉克可以順利傳位給兒子、還以為同一道公式可以永遠延續下去。革命剛爆發時,希拉里還發了個聲明,說埃及政府可控制局面,現在回看實在嚴重脫離現實。

沈﹕你認為美國出賣了埃及嗎?當年阿爾及利亞伊斯蘭主義者幾乎通過選舉上台,軍政府取消選舉,反而得到西方支持,今天美國為什麼不強行支持前盟友穆巴拉克?

N﹕美國沒有出賣埃及人民,只是也許出賣了穆巴拉克,他在阿拉伯地區的盟友都是這樣想的。然而,美國根本沒有太多選擇,因為這次和阿爾及利亞那次不同,埃及軍方沒有鐵腕介入。而在互聯網時代,西方國家要公開支持已明顯違背當地民意的政府,會比從前困難。就像突尼斯革命後,那個下台總統本阿里甚至不被法國准許到當地流亡,他可是巴黎數十年的盟友啊。

沈﹕昔日法國連聲名狼藉的中非皇帝博卡薩也提供庇護,可見西方政策已出現根本改變。至於在革命過程中,不少人認為關鍵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影響,而不是群眾的自發,你認同嗎?

N﹕穆斯林兄弟會固然是埃及最成功、最有效的反對派,但這次革命是跨宗教、跨階層的,並非穆斯林兄弟會所能發動。事實上,穆斯林兄弟會的吸引力主要在於它的理念和意識形態,就算沒有太強的組織架構,仍有很多支持者。它近年得以坐大,特別在大學和知識分子當中有號召力,源自前總統薩達特的政策﹕他為了抗衡納賽爾引入的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和蘇聯的影響,情願把監獄裏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放出來,讓他們傳播伊斯蘭理念。但兄弟會在各地的民生活動還是受到很大打壓,每有醫院、學校被發現屬於穆斯林兄弟會,都會被政府下令關閉。因此,與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相比,它的基層支持要少一些。

沈﹕不少西方輿論把穆斯林兄弟會列為激進組織,你看公平嗎?我曾接待一些訪港的埃及學者,他們對兄弟會顯得頗為避忌。

N﹕穆斯林兄弟會絕對不是激進組織,他們是十分溫和的,只適合和今日的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比較。兄弟會成員大多為知識分子,包括醫生、工程師、教師等。就是作為兄弟會巴勒斯坦支部的哈馬斯,也不是激進組織,它只是一個抵抗強權、接受選舉洗禮的組織罷了。香港被日本佔領時,你們不也會抵抗嗎,難道你們就是激進分子?以色列不斷選出偏激的右翼人士擔任領導,那才是「激進」。

沈﹕你看穆斯林兄弟會會否成為執政黨?

N﹕應該不會,但假如有自由選舉,它在國會會有一定票數(上次選舉它得票20%)。事實上,兄弟會經歷多個政府,已明白自己當政府並非最重要的事,它更希望獲得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就是在穆巴拉克時代,兄弟會和他也是有默契的,雙方都不會徹底的硬碰硬,可見兄弟會並非以奪權為首要目的。隨着副總統蘇萊曼和他們對話,兄弟會已正式回到主流社會了。

沈﹕埃及局勢下一步會怎樣?最理想的發展又是什麼?

N﹕先由過渡政府接管權力,然後舉行大選,籌組新政府,再修改憲法,令埃及變得更民主自由,這是所有埃及人希望出現的。我不認為埃及人會接受任何來自現政權的舊面孔,包括這位副總統,來領導我們的新國家。至於說誰會當新領袖,目前太難說了,除了穆斯林兄弟會,埃及還有不少規模有限的反對黨,例如老牌華夫塔黨(Wafd);在2005年,反對派候選人Ayman Nour挑戰穆巴拉克,獲得7.3%選票,這次也可能再出來;還有西方接受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穆薩等,都是可能的人選。

沈﹕還有下一波革命會發生在阿拉伯世界嗎?

N﹕我相信會的,但很難說是哪一個國家,我想較可能的是也門、阿爾及利亞和約旦。目前阿爾及利亞的民間已在起動了,也門總統已宣布不再連任,約旦除了換了首相,還出現群眾批評王后干政的運動,可見衝擊已經開始。相對而言,沙特、科威特等王室管治的國家,因為更封閉,反而較難出現類似革命,那裏的民眾也許會要求一些小規模變革,但要徹底改變那種高壓政體太困難了。

沈﹕西方將這波革命比作「新顏色革命」或「第四波民主化」,但中亞、東歐的顏色革命爆發後,新政府比從前更糟,貪污問題沒有改善,國內矛盾被激化,反而失去了從前的秩序。有內地學者因而還是得出「穩定壓倒一切」的結論。你擔心革命後的埃及會步吉爾吉斯等國後塵嗎?

N﹕今天埃及的社會狀况是近數十年最壞的,不會有更壞的了。埃及經歷政權更替,結果一定是好多於壞,因為這是代表埃及人民得到尊嚴,他們連穆巴拉克都能推翻,就沒有一個政權是埃及人民不能推翻的。短期內也許是換湯不換藥,但長遠來看,這次革命的正面意義必然被肯定!

問﹕沈旭暉(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客席副教授及統籌)

答﹕Nasser El-Morshidy(埃及學者,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講師)

訪問助理﹕Francis Tse

編輯 陳嘉文

2011年2月7日星期一

關於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的補充

【咫尺地球】筆者在學院、公民社會、媒體、私人機構和公職等有不同角色,一直希望它們是各自獨立的角色扮演,可惜總會事與願違。唐英年先生於筆者為成員的Roundtable年會發言後引起各界關注,回應文章眾多,組織卻特別指派筆者回應其中一篇,因其內容既觸及國際關係議題,又涉及一些帶法律含義的根本事實。個人愈來愈認為香港的公共空間從不是「真理愈辯愈明」,已打算效法前輩張五常的名言「很多人要我回應,但我從不回應」,然而畢竟要盡一些組織責任,可見人在江湖,從來如此。

參考多種數據 不代表權威

該文是署名「王弼」發表於《信報》的文章,筆者並不認識王君,從內容推想,大概是一位學生。王君說:

「幸好今天我們沒有毛主席,這些80後和學術文化界也未能接近政治權力核心,要不然香港便要來一齣唐唐罷官,讓這些拿着公帑搞所謂學術的文化山寨王炮打司令部。」

為證明唐司長被「文化山寨王炮打」,王君除了對該山寨作出評論,也指出身為山寨成員的筆者上月在本欄說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IEF)是「來自個別機構的單一指數」,是很嚴重的錯誤﹕

「(IEF)正是參考學者常常掛在口邊的世界權威,包括聯合國、OECD、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IMF等公布的一籃子指數所組成的,絕不是來自個別機構的單一指數……學者躲在偏遠山區學院做研究,搞出這樣的錯誤,是自己功課做得不好,還是有意抹黑?」

王君似乎不了解舉凡「指數」(index)都是「一籃子組成」。筆者曾參與偏遠山區學院外一些國際機構的指數制訂,目前也在研發一個東方恐怖襲擊指數,它們都是參考數十種不同數字、再設定統計程式,但代表的依然是「個別機構的單一指數」。正如納粹黨也會以一堆客觀、有代表性的原始數字「論證」種族主義,根據王君理解,任何「指數」都是權威了。除了立場問題,IEF的程式在過去數年屢被調節,也令它在方法論上備受質疑,詳情除了可見阿聯酋經濟部高級顧問Aref Al Farra對其方法論的質疑,其實也可詢問特區政府官員對指數內個別欄位的隨意評分如何感到迷惘。國內外學者的相同質疑,更是俯拾即是。

「拿公帑搞活動」與事實不符

王君認為筆者說「傳統基金會在美國立場鮮明,不像大學那樣強調超然中立」是「抹黑」,並「抬舉傳統基金會的國內智庫對手布魯金斯」,大概是以己度人了。王君似乎並不了解傳統基金會的人,他們不少是筆者朋友,從來只會為立場鮮明而自豪,從不會心虛,只會嘲笑強調超然中立的布魯金斯沒性格。

不過王君的「文化山寨論」卻是警語。筆者常告誡同事和朋友,不要像坊間名實不符的智庫那樣,只為製造牌頭「參與社會」,以空想作政策建議而不作實務;就是他們去年進行數十研究項目、有七位數字收支核算,並有近百博士及博士候選人參與,筆者也盡力堅持限制其曝光,以免本末倒置,畢竟這圈子是良莠不齊的。

王君文章被提起,其實是因為法律顧問認為該文所言「拿着公帑搞所謂學術」與事實完全不符、且具誹謗成分,上述活動自然全不涉及公帑,加上王君是代表一個名叫獅子山學會的群組在《信報》撰文,所以顧問希望筆者能讓王君澄清。筆者實在不希望浪費時間作無謂爭拗,相信只是王君對「公帑」的定義另有認識而已,只應一笑置之,還是多用時間做實務吧。

沈旭暉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客席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