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30日星期六

訪問GoGoVan:本土GoGoVan 中台星韓闖名堂

2013年幾位香港年輕人,包括鄧權威(Nick)和關俊文(Reeve)一起創立公司GoGoVan,開發了p2p電召客貨車服務Apps,提供網絡軟體平台,讓加盟的客貨車司機與客戶之間直接聯繫,提升了物流效率。服務推出後大受歡迎,GoGoVan的生意也在短短不到兩年間愈做愈大,由最初的5個創辦人,發展到現在的60多名員工,公司資本亦以幾何級數上升,從開頭集資兩萬港元,到現時公司市值達一億美元(約7.8億港元)。

GoGoVan無疑是本土品牌的創業故事,是香港創意產業、生意頭腦等軟實力標記,而且也屬於近年香港本土品牌成功打入國際的最佳例子,象徵着香港經濟轉型的又一個階段。GoGoVan目前在新加坡、中國大陸、台灣和南韓等地都發展了業務,而衝出國際的過程中,折射出全球化(無論在商業或文化等領域)的各種自我調節和協商。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鄧權威(N)(Nick)、關俊文(R)(Reeve)(GoGoVan創辦人)

S: GoGoVan已經衝出香港,在新加坡、中國大陸和台灣等地都開設了業務分支。到底海外市場怎樣看香港品牌?

N: 對國際上的不少商家來說,香港品牌有一定的保證,包括在品質、信譽和質素各方面。我認為香港公司可以利用這一點優勢,以發展海外市場。近年,我們嘗試將GoGoVan的業務拓展到海外,特別是東南亞國家,期間發現原來早在我們踏足之前,有一些當地人已知道GoGoVan這個品牌。當發現自己一手一腳建立的公司品牌,原來在海外也有些名氣,的確令我們喜出望外。

因應不同文化 服務「在地化」

S: 為何GoGoVan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流行?其他地方又有沒有類似的Apps?

R: 大部分地方都沒有類似的Apps,就算有,功能跟GoGoVan也有些不同。首先,海外的電召貨車模式都是一層層的,客人跟司機之間隔着很多中介,以台灣、南韓為例,客人要先打電話到相關熱線下單,之後經過幾層的中介,才能夠找到司機。這無疑會增加了經營成本,服務也因多重的溝通而浪費了不少時間。東南亞國家之中,較先進的新加坡有供司機下載使用的Apps,但都只是供司機下單,而不是提供一個由客人直接去聯繫司機的平台。因此,GoGoVan能夠在這些地方打出一片天。

S: GoGoVan在海外發展業務時遇上什麼困難?

N: 最大的困難是欠缺在當地的網絡和人脈,每到一個地方,起初都難免有點無從入手的感覺。因此,我們一般都會先找相熟的朋友介紹幾個當地人,又或者自行聯絡當地較大型的公司,再跟他們合作。沒有這些中間人作橋樑就很難打入當地的市場。

另外,語言也是另一個難題。很多東南亞司機不懂英語,我們基本上沒辦法跟他們直接溝通。就算在南韓這個先進國家,當地的年輕人英語能力都一般,更何況是客貨車司機呢?這要靠我們找當地朋友充當翻譯。

R: 除了是要借助當地人的網絡之外,GoGoVan也要適應不同地方的文化,也就是把原初在香港建立起的一套,因應不同地方的市場而實行「在地化」。例如在部分東南亞國家,根本沒有我們香港人所認知的那種客貨車服務,我們就要跟當地的物流公司合作,將兩地的那種貨車送貨模式互相調節融合,才再將我們的那套Apps應用上去。例如,客貨車在台灣不是常見的交通工具,當地人也不習慣以客貨車運送物品,於是我們在當地就改變Apps的應用,改為電召摩托車服務。而當我們發展中國大陸市場時,我們也把GoGoVan的名稱改為「快狗」,這是國內客人較喜歡的一類名稱。

S: 可以介紹一下你們會以什麼準則去挑選海外市場嗎?

N: 我們在每到一個新地方之前,都會先進行詳盡的資料搜集,而有幾項因素是我們一定會先考慮的。我們會挑選一些私家車佔人口比例較低的國家或地區,也會看看智能手機、流動網絡在當地的滲透率和普及程度等等。如果香港公司想打進海外市場,國際視野是必須的,雖然那種國際視野可能跟你所做的學術研究或分析有點不同,例如挑選海外市場、因應不同市場調節本身服務模式等等,過程中也需要一套商界的國際視野。

S: 香港不少的公司都希望北上發展,中國大陸又是否你們的重點發展對象?

R: 中國大陸有13億人口,商機自然大,我們十分重視中國大陸市場。單單在廣州、深圳,已經有大概3萬位司機跟我們的平台有聯繫,數字也在持續增長。有趣的是,中國大陸雖然是個大市場,當地的網絡文化卻十分獨立,跟香港和其他海外地方很不同,當我們進入大陸市場時,要就本身的服務系統作出不少調整,例如我們在香港和其他國家都利用Google Map,但在國內就要用百度地圖導航。這些調整當然需要時間和資源,但國內的獨特網絡有時也給予我們方便。例如,WeChat在國內十分受歡迎,於是我們也有在WeChat開設服務,客人可以透過WeChat下訂單;這一點,香港人常用的WhatsApp則比不上。

星強力支持創業遠勝香港

S: 我看到你們公司的員工都十分年輕,保持年輕是否你們公司成功的關鍵?

N: 年輕人往往比較有創意,這大概是GoGoVan能夠成功的因素之一,但同一時間,公司也必須聘請經驗豐富的員工,例如在人力資源管理、公司行政方面,經驗就顯得十分重要。除了是平衡員工的年齡結構之外,我相信我們幾位合夥人都有海外留學的經驗,這使我們更加勇於接受挑戰和作出新嘗試。

R: 說起海外留學經驗,令我想到語文能力的重要性。一般香港人都懂得兩文三語,這是在亞太區發展業務的最大優勢。我們可以用普通話跟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朋友,甚至是東南亞華僑溝通,也可以用英語跟其他國家的人聯繫。環顧整個亞洲地區,有這種語文能力的,大概只有香港和新加坡;雖然中國大陸懂得英文的人愈來愈多,但普及程度始終不及香港。如果香港本土公司想衝出香港的話,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優勢在於語文能力。

S: 除了是企業家自身的條件之外,香港政府給予的協助又是否足夠?

N: 香港政府已經有一系列的基金和政策去鼓勵市民創業。例如我們曾經得到由數碼港提供的創業基金資助。雖然幾萬元的金額不算太多,但已經是十分重要的初期資本。此外,當局也有安排商界的前輩向新入行的人士分享創業心得。然而,新加坡政府對創業的支持度則比香港的大得多,他們資助的金額較大,亦有科研中心。希望香港可以參考一下新加坡的做法,進一步支持香港人創業。

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Amani》

近來有關Beyond三子重組的新聞又再出現,雖然不久即被當事人否認,但依然教無數樂迷燃起希望。在近年香港樂隊組合中,家駒時代的Beyond是頗有國際視野的,既想到往日本發展(雖然出現悲劇),又專程到非洲尋找創作靈感,當然硬知識不無沙石,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Beyond「非洲系列」最著名的大概是《Amani》,創作於1991年宣明會的肯雅之旅,雖然家駒似乎並不知道哪裏是肯雅,只知道要去「非洲首都」。歌迷大概也不大清楚1991年是肯雅民主化的轉捩點,當時冷戰結束,西方對一黨專政的第三世界國家施加大量壓力,肯雅總統莫伊被逼同意舉行多黨制選舉,Beyond到訪時,正風雨欲來。

《Amani》由家駒親自填詞,有名句「控訴戰爭到最後/傷痛是兒童」。然而肯雅境內的難民兒童大多不是肯雅人,而是來自其他戰亂國家。他問旅館的黑人「非洲話」怎樣說「和平與愛」,自然得到肯雅Swahili語「Amani」、「Nakupenda」,但在難民營的人聽來,卻是「離地」的,因為蘇丹難民說阿拉伯語、索馬里難民說索馬里語,不一定對「Amani」有共鳴。

不過這些一切,其實都不重要,因為放在東非的語境,以上歌詞就變成呼籲肯雅作為相對穩定的難民收容國,不要忽視對難民的愛;也呼籲那些處於民主過渡期的政客,不要昧於「權利與擁有的鬥爭/愚昧與偏見的爭鬥」,應該無分國界支援國際和平。後來《Amani》出現了國語版、甚至壯語版,但遺憾地,在肯雅並不流行。假如互聯網能把這首歌復刻到那裏,在這奧巴馬家族的國度,Beyond說不定會被奉為先知。

2015年5月28日星期四

沙地新王新作風 驚人之舉或將臨

國際關係有不少重要角色都經常被媒體忽略,有些因行事低調,有些卻因重要性難以為外間輕易理解,國情別樹一格的沙地國王便是一例。除了石油危機中大出風頭的已故國王費薩爾,之後數位沙地國王個人定位不算清晰,直到現任國王薩勒曼作出連串舉動,才令人感到這位新王或要有所作為。

薩勒曼今年1月接替逝世的前國王阿卜杜拉,其時已屆79歲高齡,外間對其健康、決策能力等一度質疑,故此其大動作某程度上是超乎預計。首先,他4月廢除原先的王儲穆克林親王,另立姪兒、現任內政大臣納伊夫為王儲,親兒穆罕默德為副王儲。這重要性在於原王儲是沙地開國國王的小兒子(至今所有沙地國王都只是傳至開國國王的第二代),新王儲卻屬第三代,反映薩勒曼有世代交替意識,不再依從兄終弟及的慣例。

納伊夫自1999年在內政部工作,專責國安事務,期間面對阿爾基達及伊斯蘭國(IS)威脅,在國際反恐工作與歐美國家保持聯繫,獲一定聲望。副王儲更只有30歲,早前已出任國防大臣,成為全球當下最年輕防長,在沙地而言是十分突破,沙地出兵介入也門內戰,據說便是其決定。

沙地王室新世代作風較上一代靈活,可想像未來該國大動作斷不會少,但並非一味強硬,而是會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筆者認識一位研究阿拉伯政治的朋友李振良,他是香港極少數靠自修阿拉伯語成為此方面的專家。他對易儲另有解釋,認為涉及沙地數千王子之間的外戚政治。據他的資料,原王儲穆克林親王的生母來自也門,基於近日沙地空襲也門胡塞武裝組織據點,造成大量平民死傷,導致與也門關係緊張,被國際譴責;而且在可見將來關係也不會改善,穆克林親王生母的家族背景變得敏感,反映沙地的干涉政策只怕會成為常態。

更為靈活 介入國際

薩勒曼另一大動作,是撤換出任外相近40年的費薩爾親王,委任駐美大使朱拜爾為新任外相。據沙地國情,外相一職極重要,長時間由王室成員出任,朱拜爾是沙地立國歷來第二位非王室成員的外相。他受西方教育,精通英、德語,與美國關係良好。美沙關係近期緊張,導火線是奧巴馬與伊朗修好,費薩爾親王正是強烈敵視伊朗的代表人物。雖然朱拜爾不可能改變沙地對伊朗的態度,也不會不對美方新伊朗政策施壓,但美伊解凍畢竟近乎米已成炊,新人事不得不制訂新政策,舊有一套一味挑撥離間美伊已不合時宜。

分析一般相信,未來沙地的驚人之舉或不少。文的可以是不斷辦區域峰會搞合縱連橫,武的可以是不斷派兵打代理人戰爭,順道轉移國內矛盾。假如沙地要向巴基斯坦購買核武成為核武國家,幾乎肯定會在新班子任內完成,這才是國際最憂慮。

小詞典:「沙特政治模式」

沙特阿拉伯是目前全球最封閉的宗教國家,政治模式由王族主導,依然行專權管治。行政架構由22個局長組成,局長一律由國王任命,內閣以王儲和副王儲為首,因此兩王儲實際上行首相、副首相的職能。國王並任命150人組成協商理事會(Majlis al-Shura),任期五年,負責動議和修案,就國家政策、國際條約及財政計劃提出意見,職權也包括審閱國家年度財政報告,以及傳召局長進行政策質詢,但通過和實施法案的權力依然在國王。沙特民主化進程緩慢,改革不見苗頭,比起「伊朗式民主」還大有不如。

2015年5月27日星期三

中國外交借古言志的濫觴

昨天談及印度總理莫迪訪華時,得到古代護照「通關文牒」為禮物,引申到一個很有趣的題目,便是中國古代國際關係。雖然「主權國家」的概念源自近代歐洲,到了晚清才輸入中國,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古代就沒有國際關係,儘管概念與今日的大不一樣。唐代長安的「國際化」程度,在當時世界便是首屈一指。

雖然今日中國老是宣傳「大唐盛世」,「一帶一路」也教人想到古代絲路,但唐代的國際交流並非長年開放,假如認真對應現今中國的外交,不一定能予外人好印象。

以「通關文牒」為例,《西遊記》依據唐三藏法師往天竺取經的正史創作,虛構了各國妖怪的故事,但其實當時大唐並不鼓勵民間隨便西進,因為當時的「G2」格局是大唐對突厥,不少隋末唐初的軍閥都接受突厥冊封,大唐憂慮國民出國後會成為突厥間諜,故此不會像今天那樣大興土木搞絲路基建。

強調盛世 適得其反

「路是人走出來的」,三藏為了他的理想,惟有突破當時國際格局,混入難民堆中偷渡走出長安。他途經西域各國時,據小說是正式以「通關文牒」過境,但其實只是不斷自我介紹是「來自大唐的高僧」便足以被通融。所以嚴格而言,《西遊記》強調的「通關文牒」,也是劇情需要的道具而已。這反映西域小國與大唐的國際關係,並不能簡單以今天的主權國家概念閱讀,但也不能單純以朝貢概念看待。對那些小國來說,奉行的只是「侍奉大國」政策,無論是大唐、突厥還是天竺,都待之如上國,但不等於願意放棄自身獨立性。今天塔吉克、尼泊爾、阿富汗等小國,行的依然是此外交政策。中國外交講「中國夢」,不斷提醒國民「漢唐盛世」,其實是容易有反效果。漢也好、唐也好,縱然有呼風喚雨的時代,但始終未能超越「二元」或「三元」國際格局。面對匈奴、突厥等主要對手時,時而和親,時而征討,只要自身實力強大,便傾向對外擴張。

中國學者以「和平崛起」回應歷史,認為中國強大時基本上都是「和平」的,但其他鄰國恐怕不會有同樣想法。

例如朝鮮人會否忘記隋煬帝的侵略,似乎就不可能。鄭和下西洋那「三擒番王」的經歷,完全無視其他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當然當時無這些概念),也足以反映「海上絲路」的另一面。中國與土庫曼外交常以「汗血寶馬」為「友誼信物」,但其實漢代為了汗血寶馬發動的戰爭極不人道,對西域帶來的絕非友誼。

訴諸歷史借代當代外交自是無可厚非,但也得適可而止,如果外國學者認真起來,就反而麻煩了。

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

仿唐禮 ── 莫迪VS 克林頓

印度總理莫迪訪華,可能成為近年中印關係的轉捩點,而習近平接待他的官式「仿唐禮」,也成為茶餘飯後焦點。莫迪並非首位獲中國以「仿唐禮」規格歡迎的外賓,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也以西安為訪華第一站,同樣由唐朝服飾打扮的工作人員引領入城。

然而,兩者「穿越大唐」的具體內容還是有差別。莫迪與克林頓均由西安市市長手上取得「金鑰匙」,作為西安向外「打開大門」的信物,但莫迪在「金鑰匙」以外,還得到另一唐代「潮物」── 由陝西省長贈送的「通關文牒」。「通關文牒」即古時的護照,一般人都是從《西遊記》認識,因唐三藏從中土到天竺時途徑6萬里逾100國時,便是隨身帶備「通關文牒」,以供各國邊防人員及士兵查核(這是正史);而多次遇上妖怪,也是因未能獲准迅速過境而節外生枝(這自然是小說)。

莫迪多了一種仿古禮物,也許不過是純技術原因(例如紀念品品種多了)或官僚原因(省市代表要分別送禮出風頭),但說不定還有其他解讀,即提醒中印兩國人民,遠在美國立國前兩國便緊密交流,並有那些年的「通關文牒」為憑。

「一帶一路」可追溯至古代絲路,而印度無論在古今絲路都位居中樞,雙邊經貿關係淵源不是中美關係可比。當然,假如昔日天竺王與大唐天子見面,自然不會使用大唐「通關文牒」,也大概毋須使用「天竺文牒」,而相關外交禮儀是否平起平坐,亦是無頭公案。但放在莫迪身上的重點是,他接受中方這樣安排,這已十分重要,起碼說明莫迪重視「自古以來」的中印關係,甚至不抗拒兩大文明古國聯手挑戰二戰後秩序的可能。

建立私交 長線投資

問題是有關禮儀,容易使人聯想到昔日中原天子接受朝貢的場面。對克林頓而言,還可解釋為「獵奇」;但對莫迪來說,容易被國內民族主義者非議。

不過,習近平親赴西安迎接莫迪,多少減輕「朝貢」的訊息。相反,克林頓到西安,只有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迎接。換句話說,中國不一定沒有引起朝貢聯想之意,但主要是傳遞「莫迪較克林頓更重要」的訊息。此訊息與其說是給印度人看,還不如說給全世界看。當美國「重返亞太」,印度又是美國重點盟友,中方依然情願與印度加強關係,因中印具有不少共同戰略利益,反而中美關係已進入博弈的主軸。

說來,這次還是首次有中國現任國家主席在其家鄉,官式會見國外政要。儘管胡錦濤2010年也曾於其家鄉長春跟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見面,那次卻是非正式會面,禮節不能相提並論。習近平去年訪印,亦以莫迪家鄉與發跡地古吉拉特邦為起點,這種針對對方情感的外交安排,一般被演繹為兩國領袖願意建立私交的訊號。凡此種種,均顯示中國希望在印度及莫迪身上作長線投資,而莫迪身段十分彈性,正是北京最喜歡打交道的那種人。

2015年5月23日星期六

伊斯蘭聯會:港穆斯林貢獻遭忽視


答:楊興本教長(香港伊斯蘭聯會教長)
問:沈旭暉
整理:梁振嶽

據統計,香港目前約在22萬穆斯林,主要為華人和南亞穆斯林,前者多為中國回族,自二十世紀初期來到香港,早年在灣仔一帶就有華人穆斯林社區,後者當中,較多是在殖民時期隨東印度公司、英國政府來到香港的印度人後代。當然也有因工作而逗留香港的穆斯林,例如印尼傭工、非洲商人等等。百年來,不少在港穆斯林對香港發展有相當的貢獻。而目前香港共有四間清真寺,兩個伊斯蘭墳場,這些建築其實都刻劃有在港伊斯蘭教的歷史文化印記,是很有價值的研究切入點。

只可惜,香港人普遍對伊斯蘭教沒有深入了解,近數十年極端宗教恐怖主義橫行國際,就難免有不少人依然認為伊斯蘭就象徵仇恨和暴力。早前有報道指中東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港招兵,才引起過香港人一輪短暫的對伊斯蘭教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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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我知道香港伊斯蘭聯會在香港也有向公眾開放的社區服務,可以就此作一個簡單的介紹嗎?你們的服務跟其他宗教的又有甚麼不同?

楊教長:香港伊斯蘭聯會的社區服務的對象主要是伊斯蘭信徒,如每逢星期天都有醫生到聯會服務信徒。跟其他宗教團體一樣,我們也有開辦中學、小學、幼稚園、老人院等對外開放的機構,但由於資金和資源不足,規模比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等的社區服務小得多,例如全港只有一間伊斯蘭中學。很多人會有一些有趣的誤解,例如以為我們跟中東油王、石油財團等有關係,其實我們的經費都來自本地信徒,在香港的伊斯蘭團體其實並不富有。

伊斯蘭教會跟基督宗教的資金來源不同。基督宗教規定信徒要把每個月收入的十分一獻給教會,而伊斯蘭教義只是建議信徒在收入扣除生活開支之後餘額的四十分之一交到宗教團體。除了是奉獻的比例不同之外,在香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的人數也遠遠超過穆斯林,而且他們的收入一般較高。

S:為甚麼大多香港人都忘記伊斯蘭教對香港的貢獻?

楊教長:香港尚未有學者就在港伊斯蘭的歷史進行大規模的研究,現有的研究都未能深入向香港市民介紹伊斯蘭對香港的貢獻。在殖民時代,港英政府安排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加入軍隊、警隊和懲教署,例如尖沙咀清真寺的原址本身就是一個英軍軍營。不單單是過去,現在的穆斯林也為香港作出貢獻,且人才輩出,例如在學術界、醫學界和法律界都有出色的人才,包致金法官、馬道立法官都出身於伊斯蘭家庭。香港人熟悉的白韻琴小姐也有伊斯蘭背景,早年她的母親過身,身後事也由我們聯會負責處理。現任廉政專員、前入境處處長白韞六同樣來自伊斯蘭家庭。 

穆斯林來到香港已經很多年,只可惜仍未有深入而有系統的香港伊斯蘭歷史研究。除此以外,伊斯蘭教在香港也十分低調,缺乏天主教和基督教般大規模的傳教工作,這當然跟我們的資源和人手不足有關。因此,香港社會對伊斯蘭教也較陌生。

S:香港經常被形容為國際大都會,到底香港人又有沒有國際視野去了解伊斯蘭教?

楊教長:香港絕對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也是個金融中心、大貿易港。香港有不同國籍和背景的人。其實在香港的伊斯蘭社區也十分國際化,包括了來自中東、非洲、東南亞和歐美國家的穆斯林。然而,香港人對伊斯蘭教的了解真的不多。雖然只佔小部分,但的確有些香港人還會認為伊斯蘭教等同恐怖主義;慶幸我所遇到的大部分香港市民,都能明白兩者的分別。始終,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雖然香港伊斯蘭聯會亦有做宣傳活動,希望全香港七百萬人都可以進一步認識伊斯蘭教,但這仍不足夠,因此我希望學者和政府都可以多出一分力。

S:香港不同國籍的穆斯林之間有甚麼交流?

楊教長:香港伊斯蘭聯會歡迎不同派別和國籍的穆斯林,是一個聯絡中心。由於穆斯林的生老病死都要通過清真寺,聯會就是穆斯林之間的一座橋樑。在聯會之中,穆斯林無分彼此,大家都是一家人。

然而,近年有極端的宗教份子在香港伊斯蘭團體中搞分化。我所指的「極端宗教分子」,跟恐怖份子或「伊斯蘭國」(ISIS)無關,而只是伊斯蘭內部的糾紛。我們發現有信奉遜尼派的印尼女傭在街上派傳單,指什葉派不是穆斯林。即使兩派的信徒在過去也有糾紛,但他們一般都不會公開反對對方,直到近年這班較激進的遜尼派出現。在什葉派信徒報警之後,警方曾經來過聯會,希望我可以提供一些基本資料。但由於兩派在香港仍未有明顯的衝突,亦未有就此觸犯任何法律,警方可以做的只是多留意高危的一班信徒。只要他們不在教會之中搞任何破壞或分化活動,我們仍舊會歡迎他們前來一起參拜。

S:早前有報道指「伊斯蘭國」在香港招收會員,並計劃在中國發動襲擊。你可以就此回應一下嗎?

楊教長:這當然不是真的,「伊斯蘭國」或恐怖主義並未在香港出現。有報章早前曾經刊登一張照片,聲稱那是「伊斯蘭國」在香港成立分支的證據,我認為是在沒有真正了解事實之下所作的報道。事件轟動了警方,有幾名便衣探員曾經來向我查問到底報道是否屬實。我向他們解釋,該張照片只是一張合成圖。我和幾位聯會的朋友認為照片上的字是後期由不同的人分兩次加上去的,且內容也跟「伊斯蘭國」招兵之謠言無關。

照片有兩行字,上下各一行。上面的一行以阿拉伯文書寫,意思是「伊斯蘭婦女應該要蒙面」,下面的則是印尼文,意思是「這一班人是否『伊斯蘭國』?」。另外,照片中的印尼人手持的旗幟跟「伊斯蘭國」無關,只是和「伊斯蘭國」的旗幟相似。

此外,「伊斯蘭國」這個名詞其實也不是太適合。因為「伊斯蘭國」所提倡以暴力和殺人去解決問題的手法有違《可蘭經》的教導,「伊斯蘭國」不代表伊斯蘭教。我本身都不希望以「伊斯蘭國」稱呼這一班極端份子,只是香港傳媒已經習慣採用這個名稱。我建議日後大家使用時,也要用引號指出由這一班極端份子所建立的只是他們口中的「伊斯蘭國」。較合理的名稱是阿拉伯文簡稱「Daesh」,意思就是「伊拉克和敍利亞的伊斯蘭國」,以表示他們只是一個組織,而不是一個「國」。

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披星戴月》

近年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流行歌詞看似甚少觸及國際議題,但其實不少作品都流露了一定國際觀,其中不乏反思空間。我曾在商台《有誰共鳴》介紹談及林夕填詞、張敬軒主唱的《披星戴月》,就觸及我們國際關係學界最敏感的題目:究竟關注世界大事,是為了甚麼?

歌詞一開始一句「世界大得不可以去擁抱」,就是我們經常的慨嘆:世界很大,不要只顧身旁的瑣事,因此要有更宏觀的國際關懷,云云。但記得第一次聽這歌時,到了副歌,我立刻職業病發作震動了起來:「關注遠方得到讚賞/但是我哭以巴開火很牽強」……首先,極少流行歌詞會把「以巴衝突」直接放進去(歌曲創作時正值加沙戰爭爆發),何況歌詞並非講述以巴衝突多悲慘、雙方無辜平民如何掙扎,而是直言很多高調關注國際時事的人,根本沒有同理心、沒有人文關懷,只是因為容易「得到讚賞」,才「關注遠方」。尤其是放在娛樂圈的語境,幾乎是對那些國際籌款活動的正面諷刺了。

林夕很明白「沿途逛世間一趟只有向上」,其實是不少有國際視野的人的真正抱負,「關注遠方」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假如只是這樣,到了人生終結時,始終會後悔的。有評論說,以上歌詞不過是反襯人生最重要是身邊情愫一類老生常談,而我十分喜歡這首歌,卻因為這訊息,其實是辯證:只要我們關注遠方時,能夠找到「在地」的感情和實踐價值,就不是犬儒的事,也不會牽強。這些,本來就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特色啊。

懷念港式全球化咖喱小店

每次學生要做全球化「田野調研」,我都想起佐敦一間已結業的港式咖喱屋。那是相當本土、但也相當國際的奇怪地方,味道自成一家,可謂將「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這概念,發揮得淋漓盡致。

咖喱屋老闆是一對年老夫婦,據說老先生年輕時在郵輪當大廚,吸收了全球各地的飲食風格,了解西方人對咖喱的口味和盲點,於是,自己「研發」了眾多新國際品種出來。老太太則一頭銀髪,聲如洪鐘,大口大口煙的在門外招呼熟客,極具霸氣,原來來自蘇格蘭,但自稱英文都忘掉。

兩口子雖說是「老闆」,但看來生活狀況十分一般,老闆娘坦言自己住公屋,開店只因不想拿綜援,經常拿著收到的賬單,向熟客查詢。

因為我是熟客,每次光顧,老闆娘都十分熱情,並提供飲食私人錦囊,例如怎樣減肥、怎樣看來精神點等等。由於她在電視看見過我,就不斷跟我「論政」(也不會理會我堅持只懂國際關係),例如說「梁振英的鼻跟我老公一模一樣肯定勁硬頸」、「李卓人搞最低工資一刀切令我呢種窮老闆破產正XX」等。但對生客,老闆娘的「性格」和態度,區內是出了名的。

「行船X咖喱X蘇格蘭X香港」這樣的crossover,今日似乎十分難得,但在那些年,卻是十分普遍。香港在港英殖民時代,曾是英國「東方港口外交」的重要一站,當時香港和印度各大港口、新加坡、可倫坡、亞丁港等連成一線,可說是今天中國「一帶一路」的前身,不少異鄉人來到香港,也有不少香港人經這條線路往全球流動。記得我有一位叔公年輕時是海員,帶回來的郵票,盡是各個殖民港口出品,這樣的網絡,可一不可再。

說了那麼多,究竟老闆夫婦研發了哪些「全球在地化咖喱」?這店鋪的招牌特色是「乾咖喱」,基本上是乾炒咖哩粉,加入其他香料,出奇地入味。我最愛一味「乾咖喱芒果魚」(他們有十分exotic的原名,已忘),而不同款色,多以不同地方命名。例如「意大利咖喱」加入香草、蒜蓉,大概是因為有這款意大利粉的關係。「地捫咖喱」有酸辣味,因為用「地捫」菠蘿。聞所未聞的「阿根廷咖喱」,原來是加入松子,至於為甚麼是「阿根廷」,只是因為阿根廷有出產松子而已。其他如印度「皇族」咖喱較辣、馬來西亞咖喱多椰汁等,當能估計一二。更有趣的是咖喱店還兼營俄羅斯大餐,因為那是老闆行船另一學到的款色。曾打趣問老闆娘有沒有「俄羅斯咖喱」,很簡單:邊喝羅宋湯邊吃的,就是了。

後來地鋪加租,咖喱屋無聲無息結業了,不知他們有沒有另外開舖,還是真的賦閒在家,畢竟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這類特色店鋪草根地全球化,和利用全球化潮流入侵本土的大型飲食連鎖店可謂「同途殊歸」,雖然賣的都是「國際」,但內容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當這類小店紛紛結業,那一代人摸索出來、無師自通的「全球在地化智慧」,例如「食咖喱一定要配忌廉梭打來中和」之類,恐怕將會失傳。那種隨心創作食品的功架,也會被一堆仿法式菜單甚麼「沙拉米搭芝麻菜佐意大利老醋」取代。

想到這,不禁問:老闆娘,究竟你有沒有留下傳人呢?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吉布提的解放軍海軍基地:中國駐軍非洲之夢

繼泰國克拉運河、中巴鐵路、中尼鐵路等大動作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近日又醞釀新部署,擬在東非國家吉布堤建立第一個海外永久軍事基地。雖然目前不知道基地真正落成的可能性、時限和屬性,但假如成事,它為國際地緣政治帶來的震撼,可能更超在亞洲的種種舉措。

吉布堤位於非洲東部跟阿拉伯半島的曼達布海峽,是進出紅海和印度洋的必經要道,能影響中東石油格局;由於也是伊斯蘭勢力進入非洲內陸的支點,通過它也能監控東非極端組織和現代海盜,極具戰略價值。由於吉布堤特殊地理位置,多個國家已在當地建立軍事基地,以確保自己或盟友的船隻安全進出、順道劃分勢力範圍,除了包括冷戰時代就重視東非的美國、吉布提的前宗主國法國,還包括在當地建立自衛隊海外基地的日本,這也是日本「普通國家化」的重要棋子。美國在吉布提的萊尼蒙爾軍營,也是在東非最大型的軍事基地。

在這個各方「插旗」的小國,吉布堤打算左右通吃,因為一旦沒有了這些駐軍,吉布提經濟甚至可能崩潰。但它現在放風請中國建立軍事基地,自然引起多年來投資無數的美國不滿。問題是吉布提搭上解放軍,背景之一正是美國在那裏備受爭議:雖然美國每年交付3,800萬美元租金,但軍民關係一直搞得很差。2013年,美國萊尼蒙爾軍營頻頻有無人機在訓練時失事,曾有戰機墜落在距離鬧市不足一公里的地方,吉布提舉國譁然,結果美國被逼將整個無人機隊伍遷離該基地。

相反,《法新社》有報道指,吉布堤總統蓋雷(Ismaïl Omar Guelleh)曾表示中國在國內十分受歡迎,去年在吉布堤營運港口業務的杜拜公司爆發貪腐醜聞後,蓋雷立即把營運權交給中國,可見建立合作關係並非中國單方面意欲。中國近年在非洲的發展模式,一貫是大力在各國興建基建設施,以換取對方支持。中國已經向吉布堤提供90億美元資金,以興建港口、機場、鐵路等,雖說是「不設附帶條件」,但根據「慣例」,回報應近在咫尺。結果,吉布堤容許中國在建軍事基地的消息,就出現了。

到底這個「中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一旦建成,對中國的全球戰略部署有甚麼影響?「一帶一路」戰略以東非國家肯亞為非洲第一站,之後就進入紅海,再經蘇伊士運河,到地中海和歐洲多國。亞丁灣是這一段路線的命脈,而吉布提基地在亞丁對岸,有「一帶一路」西段監護人的作用;而東段監護人,則相信是本欄早前談及的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特別是索馬里海盜近年在東非十分猖獗,也曾有中國的船隻和船員被劫,將是「一帶一路」的潛在危機。中國自2008年起,已派出艦隊為商船護航,但由於未有海外軍事基地,艦隊都必須由中國沿岸城市出發,例如海南三亞、廣東湛江、山東青島等,頂多勉強進行海上補給,因此成效十分有限。如果有了吉布堤的軍事基地,中國艦隊不但可即時出擊,且每次出航的平均成本都會下降。

中國更關心的,還有由非洲到中國的石油供應鏈。中國目前有75%的原油由非洲或中東進口,當中90%要由海路運輸。位於吉布堤的基地令中國在遙遠的非洲有即時出撃能力,其保護範圍不單單是東非沿岸,也包括鄰近的阿拉伯半島和印度洋。有了這部分的安全,再通過泰國克拉運河,解決「馬六甲危機」,中國的整個能源問題有望結構性解決。

以上說的這些,本身並不會令西方感冒,問題是誰知道這是目標、還是只是第一步呢?進一步的是中國駐軍可以「順道」「參與」非洲內政,例如在吉布提鄰近的南北蘇丹,就是中國的重點活動對象。去年英國《珍氏防務週刊》曾報導,中國正打算在非洲開拓18-19個軍事基地,東西非各港口、印度洋各島國都是重點目標。再沙盤推演下去,美國國防部智庫會想到什麼,同樣剛在吉布提進行「自衛隊外交突破」的日本會想什麼,就不言而喻了。

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

中印矛盾挑戰「Chindia」

昨天談及中印整合成「Chindia」在「一帶一路」時代的機遇,但有機遇,自然更有挑戰。以下一籃子問題,又是否能夠解決?

首先,自然是兩國老生常談的政治問題,例如1962年邊境戰爭遺留下來的仇恨至今未癒,不少印度人仍耿耿於懷,華人則產生了輕視甚至歧視印度人的情緒。兩國邊境爭議是雙方憤青的夢魘,雖然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主要對象並非印度,但印度民族主義者的主要對象是中國,要雙方內部都認同一個解決邊界爭議的方式,幾不可能。

邊界爭議又涉及克什米爾問題,這又觸及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誼」,更是難以解決。印度也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在講求主權統一愈來愈強烈的中國,難免一直視印度為「藏獨」幕後黑手。

然而,印度總理莫迪上任以來作風務實,例如放棄在訪問中國前後會見達賴刺激北京,似乎效法中國把經濟與政治分開的智慧(即一方面對釣魚台一類議題窮追不捨,另一方面又大舉吸納日資)。但即使兩國政府能做到這點,也不代表兩國企業及民間能如魚得水。先說中國企業,一直以來有關企業在海外的形象都是惟利是圖,這自然無可厚非,但同時也被看作不盡企業社會責任。放在印度這樣一個民主國家,而且是民粹成分高兼效率低下的民主國家,任何勞資小衝突或公民社會的小矛盾,都足以變成大風暴。中國企業不習慣提拔當地人出任管理層、不傳授技術等老毛病,於印度引起的反響或會較在非洲更嚴重。

解決之道 或在地方

另一方面,華商則憂慮印度政策沒延續性,選舉過後會否改變對華策略,誰也說不准。再者,影響印度民意的,又是一些十分商業化的媒體,它們整天渲染「中國威脅論」,也令華商投資時始終蒙上陰影。印度不少邦有法例限制外商投資,印度港口也不大歡迎中國像投資巴基斯坦瓜達爾港那樣規模的壯舉,假如沒有中央政府拆牆鬆綁,Chindia恐怕難成氣候。

何況現在情況是中國不大需要印度貨品,卻不斷傾銷中國貨,印商對難以進入中國這龐大市場自然不滿。對印度不少產業而言,例如文化產業,始終更適合西方市場,像Bollywood電影在全球化時代充滿潛能,在西方也有一定口碑,但在中國則變成小眾中的小眾玩意。其實,要Chindia成功,實在不必強行把兩國的一切作綑綁。印度國內差異極大,各邦有一定自主性,莫迪便是在古吉拉特邦改革出成績,才被信任成為總理,但對中國懷疑的地方領袖及群眾也有不少。中印雙方不妨交由地方政府各自發展關係,它們或比中央層面更有積極性,也更能為投資者提供彈性。只要有了一個模範地方合作案例,更廣層面就能效法,這比動不動就談「全球25億人大聯盟」踏實得多。

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

一帶一路下的「Chindia」機遇

印度總理莫迪訪華,獲中方最高規格接待,一時間兩國彷彿拋下恩仇,要緊密合作起來。究竟中國與印度合體的所謂「Chindia」,究竟有什麼機遇?這個近年被大量學者探討過的題目,已有點老生常談,但放在「一帶一路」新環境,還是有被重新檢視價值。

據目前數字,中國經濟自然較印度發展得好,但十多年前,其實兩國水平仍差不多。因此按邏輯推論,人口基數同樣多、甚至將會更多,且民間內需比率同樣高的印度,理應有大量發展空間,加上中短期也不用面對中國將出現的人口老化危機,是有可能在經濟起飛後成為另一個中國。各國投資者也是基於這假設,始終不敢輕視印度。

對中國而言,最缺乏是天然資源,印度亦不算豐盛,但在進口各種食材方面,卻是印度強項。對中國企業來說,中國勞動力早已不再廉價,也是時候考慮設廠及投資到更新興的地方,擁有極廉價勞動力的印度,理應成為不少中資選擇,例如聯想近年進軍印度,據說十分成功,不少印度人甚至不知道那是中國公司。

對印度而言,其實中國製造業的強勢,會威脅其本土產業,但中國過去20年急速發展的經驗,以及國家與企業合作的方式,也是印度所缺乏,對中資進入理應審慎歡迎。印度的高科技中心與中國正經營的電子商貿中心,也許有互補性;而中國只要和諧了印度,讓其成為「一帶一路」的「次龍頭」(畢竟不少港口須經印度),整項策略已成功了一半。

上述經濟層面合作,具體成效還有待考證,而在地緣政治與戰略層面,Chindia潛能或更無限。假如兩國能徹底解決邊境問題,也不再各自搞小圈子圍堵對方,成為推心置腹的盟友,整個亞洲會變成怎樣?這正是由蔣介石到甘地都想過的「亞洲復興夢」。

互聯互通 復興亞洲

印度對南亞、中亞、中東的潛在影響力極大,也是相關國家人力資源主要來源,中國資金則早晚「消化」東南亞各國,要是兩國經濟互聯互通,影響力也互聯互通,整個亞洲真的可能無西方人立足之地。事實上,只要理順對華關係,並維持美國全球霸權,對印度不無好處,因此不少印度學者呼籲揚棄「中國威脅論」,擁抱一帶一路。中印兩國均為文明古國,只要經濟發達,自然吸引全球學習自身文化及尋求商機,那時候或是全球軟實力的大調整。

民族主義背景的莫迪上台後,想不到較前任更務實,出人意表的更重視中印合作。以往中國投資印度的大都是國家任務,挑選對象均為官方主導,但莫迪更鼓勵中國中小企進入印度,不再追求官式發展,希望引入中國資金,促進印度經濟轉型。一直以效率低著稱的印度駐華官僚,在莫迪上台後備受壓力,據說近來已提高簽證效率,也醞釀放寬種種華商投資限制,有關政策配合並非純粹姿態,而是有實質內容。似乎Chindia初步整合將於數年內略有小成,問題是Chindia的挑戰同樣巨大,明天再談。

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

當俄羅斯也「重返亞太」......

說起「重返亞太」或「戰略再平衡」,我們會第一時間想到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這也是中國政府和學者念茲在茲的魔咒,從而產生了「一帶一路」、亞投行等諸般反制。其實與此同時,另一大國俄羅斯近年的連串政策,也可理解為「重返亞太俄國版」。

研究相關戰略的代表作,首推來自時任《The Diplomatic》雜誌執行編輯扎卡里•凱克(Zachary Keck)的文章,他在4月18日發表「俄羅斯加速重返亞洲」(Russia Accelerates Asia Pivot),可算為策略正名(原文標題指「亞洲」,其實地理意義上等同美國的「重返亞太」)。凱克曾在多份國際時政雜誌當記者、編輯,近來在美國議會工作,專責研究國家安全,地理專注點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有一定第一手資料,文章值得一定重視。

為甚麼作為歐亞大國的俄羅斯也要「重返亞太」?說「重返」前的「存在」,其實已要追溯到日俄戰爭前,俄羅斯才真正有魄力經營遠東影響力,此後就是在蘇聯時代,區域影響力也十分有限。據凱克在該篇文章分析,普京「重返亞太」的導火線主要是烏克蘭危機,俄羅斯備受西方世界杯葛,加深了對抗情結,才要加強和亞洲大國發展關係,以分散投資。這裏指的「亞洲大國」,並非單指今日「準軍事同盟」關係初步形成的夥伴中國,而是泛指一切具影響力的亞洲國家。例如去年俄羅斯跟印度簽署了核合作協議,此後兩國經濟交往也頻繁起來;中國除了向俄購入大量武器,也購入大量天然氣,並簽下為期三十年的合同;俄羅斯亦希望和日本解決領土爭端,繼而說服日本投資俄羅斯遠東地區。

作為戰略重心,遠東俄國城市海參崴去年建立經濟特區,可視為「重返亞太」的里程碑,本欄去年也有介紹。海參崴位處俄、中、朝三國邊界,也是俄羅斯最大的太平洋出口處,設有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總部,烏克蘭克里米亞擁有的戰略重要性,海參崴一律擁有;克里米亞沒有的經濟條件,海參崴也擁有。這特區宣示了俄羅斯有意把經濟重心東移,建立一個「新東北亞經濟區」:只要海參崴成為中、俄、朝貿易中心,並把日本、蒙古吸引進來,俄羅斯也有條件在中美主導亞太的格局中另起爐灶。對北韓而言,有中美以外的選擇,只會無任歡迎;就是對美國盟友日本而言,也不見得反感。海參崴不屬「一帶一路」城市,俄羅斯可以此為中心,建立自己的「一帶一路」,大舉發展東北亞港口。因此,最顧忌俄羅斯「重返亞太」的應是中國,只是兩國目前正處於蜜月期,矛盾未浮現罷了。

事實上,在凱克的文章發表前,俄羅斯的「重返亞太」戰略已有端倪,而且還和香港有一定關係。還記得克里米亞危機發生前,俄羅斯前總統、也就是現任總理梅德韋傑夫曾歷史性訪問香港,已失去國際觸角的香港人不怎麼注意,國際輿論則大表困惑,因為香港本來就不具備俄羅斯元首親自出訪的重要性和歷史淵源。後來才發現,俄方確是希望利用香港取代倫敦,作俄國商人的新投資集中地,因為不少反普京富商、車臣獨立分子等流亡倫敦,令那裏成了「反動基地」,反而跟隨英式制度、又受中國支配的香港,才令俄方放心。只是後來俄商反應未如理想,香港的積極性也有負眾望,策略才不了了之。到了克里米亞危機出現,俄羅斯的同一意欲只會更強,只是前車可鑒,這次乾脆自己建立經濟特區,不再依靠他人了。

問題是,無論是地緣政治還是經濟、軍事上,俄羅斯在遠東,是否真正具備和中美平起平坐的實力?答案卻是否定的。北韓、日本等國未嘗沒有利用俄羅斯來平衡中美的用心,但這不代表俄羅斯對它們真的有實質影響力,因為俄方的籌碼其實不多,既沒有中國那樣龐大的內需市場,人口還不斷減少中,也不存在過剩資金,其自身盧布危機已危如累卵。俄羅斯金融市場亦未能給予外資信心,海參崴要變成區域經濟中心的潛力,甚至可能及不上瀋陽或吉林。

假如俄羅斯要認真重返亞太,最大憑藉一是能源,二是軍隊,這也是它得以在前獨聯體國家、乃至整個東歐呼風喚雨的原因。但要俄羅斯搞新基建,把東北亞地區納入其能源經濟區,此刻實在力不從心。捷徑是通過中國主導的亞投行進行基礎建設,大興土木鋪油管,但中國會否坐視,大是疑問。

至於軍事力量,俄羅斯依然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去年再次表明會投放更多資源在艦隊建設,以抗衡北約,成果在近日閱兵表露無遺。亞洲各國對購買俄國先進軍備也很有興趣,這確實可算是俄國一大潛在影響來源。但這只停留在買賣層面,俄軍在遠東,基本上不具備任何干涉別國內政、乃至維持區域局勢穩定的正當性,既沒有太多各國俄裔移民足以被普京利用,也沒有甚麼歷史條約賦予俄羅斯特殊角色。除非普京大刀闊斧和北韓建立軍事同盟,那倒可大增其區域影響力,但後果是和中國正面競爭,亦屬得不償失。

事實上,俄羅斯幅員太廣,國內東西部差異太大,又沒有美國那樣和亞太各國結盟的先天優勢,要認真經營遠東地區,很難不通過下放更多權力予地方政府,這又和普京的中央集權傾向背道而馳。除非普京想一些大動作,例如把海參崴升格為「陪都」,把一系列中央政府機關搬過去,以國家資源直接建設整個遠東部,通過陪都更多對亞太事務發聲,並以「俄羅斯遠東部」身份,參與以往沒有參與的亞洲組織、乃至亞運會一類身份建構平台,影響力才能逐漸起來。否則以目前狀況,能保住一個「六方會談」名額,已是極限。

小詞典:海參崴

「海參崴」(Vladivostok)名字源於滿州話音譯,意指「海邊漁村」。英法聯軍之戰後,沙俄渾水摸魚和滿清簽訂大量條約,獲得土地比英法這戰勝國更多,海參崴即為那階段被《中俄北京條約》割讓的領土,也是俄羅斯夢寐以求的不凍港。此後俄羅斯在當地積極「去中國化」,中方目前也使用俄方名字,唯台灣當局依然稱之為海參崴。冷戰後,中國商人大舉投資海參崴,激起當地俄羅斯人憂慮,中國網絡也出現「收回海參崴」的呼聲,令當地同時成為中俄合作和中俄矛盾的潛在熱點。

2015年5月16日星期六

真正的「社會大愛精神」:麥高登令重慶大廈臻學術殿堂

答:麥高登(Gordon Mathews)(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曾花四年時間在重慶大廈作考察研究,集成出版《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一書,引起國際對重慶大廈的關注。)
問:沈旭暉

2007年,麥高登教授發表《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一書。該書是麥高登花四年時間,在重慶大廈內穿梭遊走,幾乎入住過每一間賓館客房,與不同人士交談後的考察研究成果。據他的統計,重慶大廈內的人來自大概120個不同國籍,包括早年入住的南亞裔移民,以及短暫停留經商的西非商人。他估計,高峰時期,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兩成的進口廉價手機,都來自重慶大廈。麥高登將重慶大廈形容為「低端經濟全球化中心」(World Center of “Low-end Globalization”),雖然大廈並非如中環等地區般,每天交易金額龐大的金融證券產品,但卻是養活全球七成人口的低端經濟貿易樞紐。自麥高登的著作發表後,國際學界、媒體對重慶大廈產生了興趣。《時代雜誌》當年就派記者前來考察,最後將重慶大廈評選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Best Example of Globalization in Action)。只是香港人每天在尖沙咀鬧市怱怱穿梭,對重慶大廈的印象不是龍蛇混雜,就是偶爾進去光顧印度餐廳吃地道咖哩,反而由麥高登這位外地學者將重慶大廈的相關研究在國際發揚光大。

S:為何你會選擇研究重慶大廈?你似乎是香港第一位研究重慶大廈的學者。

G:很多人都問過我同一個問題,我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一書都有解釋過。我通常會反問:「為何不可?」(Why not?)作為一個人類學學者,我對不同的社會都有興趣,充滿好奇心。重慶大廈在香港尖沙咀鬧市中已經有幾十年,本身就很有研究價值。而且,香港社會大眾一直都對重慶大廈感興趣,也認為重慶大廈十分神秘,我希望我的研究工作可以幫助香港人了解重慶大廈。也會有人問,為何其他學者不做有關重慶大廈的研究,這一點我就不太清楚,可能是香港本身的人類學學者就不多,而他們對其他的研究工作更感興趣,例如是中國文化或香港文化。

S:重慶大廈由何時開始成為發展中國家商人的集中地?

G:重慶大廈成為中國貨品輸往發展中國家的中心,只是近二十年的事。起初,在重慶大廈聚居的主要是南亞人,即印度和巴基斯坦,因此,大廈至今還有不少巴基斯坦和印度餐廳。直到1990年代的後期,愈來愈多人由發展中國家來到重慶大廈,尤其是非洲人。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有初步成效,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不少日用品都是「中國製造」。對部分香港人來說,可能中國商品的品質都不算太好,但來自落後國家的人卻認為,中國商品已經絕對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那批商人都希望把貨品帶回家鄉轉售。另外,當時中國仍在開放初期,外國人要進入中國大陸比今日困難得多,商人也只可以香港為中轉站,重慶大廈就成為了當中的樞紐。

S:重慶大廈住客,希望在香港定居,還是只想在香港做生意?

G:香港不少人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是在二戰後才來到香港,但不少在重慶大廈居住的南亞人士的祖先在更早的日子已經在香港定居。他們也是香港人,即使他們不是華人,但他們是土生土長的一群。雖然大廈也有其他的商人,但這一班在香港出生的南亞絕對是在香港定居的一份子。由於大廈中的人士都有不同的背景,很難就他們在香港居住或者工作的目的一概而論。

S:香港跟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又如何?

G: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人,由於通常是短暫過境,不太關注香港的軟實力,而更在乎香港是否一個適合做生意的好地方。對他們來說,香港可能會是一個十分現代化的大都會,但這一點不是他們到來的主因。

至於南亞裔人,有一些是本身想到英國卻意外來到香港的,直至現在第三、四代,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人,可能會比較關注香港或廣東文化。不過,重慶大廈內的人大都不懂廣東話或中文,因此他們難以接觸香港文化,部分人更不會到中國餐廳用膳,不懂用筷子。事實上,即使重慶大廈位處香港鬧市之中,但大廈裡面的南亞色彩濃厚,與大廈外是兩個世界。因此,重慶大廈很難反映出香港跟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S:重慶大廈有不同種族的人,他們又如何看對方?

G:重慶大廈似乎能化解不同種族原有的矛盾,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例如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朋友,在重慶大廈內竟然可以和平共處。打個比喻,可能香港人跟廣州或深圳人之間,平時可能會有所謂的中港矛盾,但若果他們一同流落到一個外國荒島上,可能很容易便會放下爭端,甚至成為朋友,因為大家都有同樣的廣東文化背景,也說廣東話。

S:香港一直以國際大都會自居,你又是否認同?

G:如果以英語水平、跟外國接觸頻率等指標來衡量,香港是個國際大都會。其中還一個因素,就是大量香港華人由海外回流,他們外表是華人,但思維早受外國一套影響。此外,由於過去的殖民地歷史,香港仍有以英文為主的報章、雜誌等等,在亞洲,大概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城市的英語水平都比不上香港,包括東京。雖然有人說香港人的英語水平正在下降,但我不認同,現今學生的英語程度比二十年前一批都要好。

但如果單單以人口比例計算,香港又不太國際化。香港九成以上的人口都是華人,如果跟倫敦、紐約等大都會比較,香港的少數族裔較少,也較難融入社會。不過,如果拿這一項因素跟內地城市比較,香港又相對國際化,內地城市對外國人的限制較多,例如在廣州聚居的非洲人就曾多次跟政府爆發衝突。

S:為何香港又不會發生類似的衝突?

G:我過去一年都在廣州居住,嘗試接觸當地的非洲社區。在香港的非洲人一般都是合法逗留,只是他們不可以在香港工作,但警方又很難拿出證據證明他們在工作,所以他們在香港不必擔心自己會被拘捕。相反,在廣州的非洲人很多是過期居留的,只要一被警察看到就會被拘捕。因此,部分在廣非洲人老遠看見警察,就拔足逃跑,甚至不惜跑過馬路、或由高處跳下;每當有非洲人在這類事件中死亡,整個非洲社群就會發起反抗。

S:你會如何比較廣州的非洲人社區跟香港的重慶大廈?

G:現在,在香港的非洲人已經比過往少,不少都已經遷到廣州。雖然,來自非洲英語地區的非洲人,在香港溝通、營商會較方便,但廣州有更大的非洲社區。加上廉價商品才是這批非洲商人的主要目標,也此他們更希把中國貨運回故鄉,直接在廣州居住則會更方便。

有人說,香港的種族歧視較廣州嚴重,也有人持相反意見。某程度上,我認為中國大陸的歧視問題比香港嚴重。因為,在香港的少數族裔遇到任何困難或被歧視,至少可以向NGO尋求協助,但中國國內的所謂NGO通常跟政府有聯絡,求助人尋求協助時,永遠不知道自己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送到哪裡去,用作什麼用途。我認為這不單單是種族問題,也跟收入、教育程度和工作有關。例如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的馬路華教授(Professor MARAFA, Lawal Mohammed)就是非洲人,但由於他在大學任教,自然較一般非洲人更容易融入香港社會了。

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

魁北克舊朋友的眼淚

日前在摩洛哥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重遇一位十年前認識的魁北克女教授,還記得我們曾一起出版關於批判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著作。我給了她一本我們的婚禮場刊《隨緣家書》,她雖然看不懂中文,但看見裏面的照片,不知怎的,哭了起來。

她說她很感動。實在,弄得我手足無措。

也許,是因為我的年紀跟她的兒子一樣大,令她觸景傷情。也許,是哀嘆時光流逝,連我這個從前在行內主打「青春」的人,也難逃結婚一劫,而她,也不得不從崗位退下來。也許,是明白下一次見面,如果有的話,也可能是十年後。

但同樣也許,是她發現魁北克和香港,有一定共性,儘管方向似乎相反。雖然她對「港獨」這稻草人不太知情,但說「很清楚香港去年發生了甚麼」,也對香港的整體發展方向,心照不宣。

她和主流魁北克人一樣,以法語為母語,英語說得口音很重、也很不流利,明顯日常用的機會很少。這次參加的會議,就是法語區為主的學術平台,學者來自法國、法語系非洲、法語系阿拉伯……,唯一不是代表國家的,就是她這個來自加拿大法語區的魁北克人。

問她,魁北克還有人要獨立嗎?她說,I don’t care,這不是她關心的事,也不是一般人應關心的事。

對她來說,在魁北克說法語、活在法國文化當中、視英語人為外來者、以其他法語區朋友為天然網絡,這一切,都是日常生活一部份,無論是否獨立,都不會改變。至於留在加拿大、還是成為獨立國家,才會對經濟有利,這類what if問題,從來都是政客的炒作,不可能有共識。

她更關心如何拓展魁北克的「法語區外交」,例如參加這類會議,就是以民間身份,確保魁北克能佔有一席國際地位。雖然名義上,她還是來自「加拿大」,但與會人士都知道,她其實代表「魁北克」。這就像我們香港人出席國際會議時,有時被當作「中國人」、有時被當作「中國香港人」、有時被當作「香港人」,但無論叫什麼也好,人家見了我們的言行舉止,始終心裡明白,來自哪裏。

說來,魁北克的獨立公投雖然失敗了,但差不多十年前,加拿大國會通過了一個動議:「魁北克人是統一的加拿大中的一個民族」,法語是「Québécois form a nation within a united Canada」。關於什麼是「統一的加拿大」,大概沒有爭議;但什麼是「加拿大的一個民族」,卻被各自表述:因為「nation」既可以解讀為「民族」,也可解讀為「國家」,於是要獨立的一方,也找到了心靈慰籍。加拿大聯邦政府是否不知道會被如此理解?自然知道。但這就是政治。

看回《隨緣家書》,原來,裏面有一些我十年前的照片,也就是我和她認識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在海外讀書的一群,在國際活動遊走,還是如魚得水,而且充滿自信,身旁幾乎沒有任何強烈愛國主義者,也沒有任何強烈本土主義者。

因為,智者不會拿身份認同問題庸人自擾。除非,沒有選擇。

那時候的香港,和今日的,不一樣。

那時候的魁北克,和今日的,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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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詞典:魁北克省

法國在1655-1763年間,在北美洲擁有廣大殖民地,稱「新法蘭西」,包括今日魁北克、美國路易士安拿州等。七年戰爭(1757-1763)後,法國割讓加拿大予英國,但英國議會在1774年通過《魁北克法案》,確立魁北克的法國文化、法語傳統、法國法律、羅馬天主教等得到保護,自此魁北克成為加拿大法語區,並成為加拿大獨立後的最大省。1977年,魁北克執政「魁北克人黨」通過法語憲章,規定法語為唯一官方語言,自此獨立運動越演越烈,並先後在1980年和1995年進行獨立公投,1995年那次僅以49.4%對50.6%被否決。

2015年5月14日星期四

哪種選舉制度製造激進主義

英國大選中蘇格蘭民族黨(SNP)與英國獨立黨(UKIP)坐大,不少評論形容是激進主義抬頭,並歸因於該國選舉制度採用的單議席單票制。但同時,香港議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也被不少評論指為滋生激進勢力的原因。究竟哪項制度較「安全」?此問題看似簡單,卻值得深思。

單議席單票制讓每個地方選區獨立計算,得票最多的候選人勝出,即使只差一票,落選者代表的政黨也一無所有。制度好處是投票機制簡單直接,選民可清晰表態,不用講求太多策略性投票;同時提高單一政黨贏出大選、獨自組閣執政的機會,也容易形成兩大黨格局,令政局相對穩定。其實保守黨及工黨的得票率一直處於三成左右,卻長期壟斷英國政壇,就是單議席單票制的功勞。

問題是現今各國政治發展愈來愈成熟,選民懂得較複雜的選舉制度,亦希望選擇不是只有黑與白。對全國國會而言,地方服務相對不重要,不少選民也希望有更多區外選擇。

但最重要的還是,當構成兩大黨格局的主要分野由「主要矛盾」變成「次要矛盾」,全國政局可能瞬間變天。以蘇格蘭為例,從前也有強烈本土呼聲,但經濟問題依然主導政局,直到去年公投,統獨問題變成「主要矛盾」,單議席單票制便變成這新矛盾的「變相公投」。假如英國本部身份認同問題愈來愈嚴重,變成「主要矛盾」,UKIP把下屆選舉變成「變相公投」,要麼依然像今次那樣,成為第三大得票率的政黨卻只有一席,要麼可能大獲全勝。

制度不合理 難保「和諧」

比例代表制恰好相反,幾乎保證激進勢力在議會內有一定席位,因當一個政黨只要拉攏百分之五選民即有斬獲,而主流政黨的光譜已密密麻麻,要分一杯羹的新政黨自然要向兩極發展。就像以色列政壇,國會內長期有部分激進小黨左右大局,因國家全國就是一個大選區,政黨獲得席位的門檻設定在百分之三點二五(這數字已較不久前的百分之二提高),這些政黨不時獲邀加入政府。以色列國策長期偏向強硬,這因素不可忽略。

換句話說,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證「和諧」,但如果一個制度的不合理性過分明顯,便會產生激進主義,因其漏洞足以被持份者濫用。以英國為例,兩大黨長期輪替,早已失去能力回應新議題,而新政黨能挑起的衝擊有限,變相令多元社會的新議題更難進入最高決策層。今次小黨表現突出,某程度上也是選民對上述不滿的反映。

《衞報》早前有評論建議,英國國會仿效蘇格蘭議會的「單一選區兩票制」,每個選民手上有兩張選票,第一張投給地區候選人,得到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勝出,第二張票以比例代表制選擇,令支持者較分散的政黨也有機會進入議會,傳統政黨亦可保住大部分議席,以免國家政策一下子大變。

然而,SNP已成大贏家,相信也不會主張改革制度,因該黨已找到勝出之道。一直提倡改制的自民黨,今次慘敗後影響力大減,也沒足夠實力再提改革。至於保守黨及工黨,因黨內既得利益者太多,任何改動都會出現內部強烈反彈,很可能又是不了了之。

2015年5月13日星期三

未來數年的英國本土主義

蘇格蘭民族黨(SNP)及英國獨立黨(UKIP)均在今屆英國大選表現突出,未來數年,英國政局會變成怎樣?其中一個大方向,恐怕是身份認同議題變成國家施政的主軸。

首先是英國內部身份認同問題,這不單局限在蘇格蘭是否再搞獨立公投的問題上。由於英國國會內的蘇格蘭議員足以改變整體國家施政,英國國會卻不能改變蘇格蘭議會的內部決策,某程度上只着重地方利益的蘇格蘭議員,已得到騎劫中央政府的能力。就此點,且舉一些例子。

SNP已表明,不會支持重啟富爭議性的「三叉戟」核潛艇方案。英國作為核武國家,鷹派一直主張維持一定核威懾能力,以免過分依賴美國,但目前的核武集中駐守在蘇格蘭海軍基地的三叉戟核潛艇隊伍。艦隊共有4艘核潛艇,每艘均可配備16枚三叉戟核彈頭。

早前蘇獨公投時不斷有聲音以環保為由,要求倫敦把基地遷往其他地方,例如威爾斯的佛茅斯或英格蘭的普利茅斯,並認為核武是「外國」的事,不應犧牲本土利益。如果基地真的要搬遷,英國政府除了要支付高昂費用,也要安撫新基地一帶的居民。此外,即使未能通過搬遷,蘇格蘭議員不斷對英國軍事開支施壓以求達到目的,也會直接影響近年已不斷緊縮的軍費。

但另一方面,SNP及路線相似的本土政黨(例如威爾斯黨)一樣,反對保守黨的緊縮政策,主張增加社會福利開支。SNP黨魁斯特金早前表示,寧願跟工黨合作,也不會跟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更會阻止保守黨跟其他政黨合組,反映蘇格蘭議員在民生議題上可能左右大局。假如保守黨要爭取他們對經濟政策的支持,代價可能是在蘇格蘭自主性這討價還價的舞台上,要作出更多讓步。

至於UKIP,雖只有一個席位,但其12.6%的得票率、歐洲議會英國第一大黨的身份,以及本土路線顯示的潛能,令該黨或獲得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因為本土議題相信會被不同政客所吸納,UKIP作為右翼議題的先導者,始終握有一定話語權。

身份認同 主導政壇

事實上,保守黨年前承諾舉行脫歐公投,可看作是UKIP「成功爭取」的成果。由於英國經濟增長較預期好,歐盟要求英國交出約21億歐羅的預算款項,當中10億及8億歐羅會分別落入法國及德國手中,令不少英國人感到委屈,這卻令UKIP的路線一時大受歡迎。UKIP另一主打範圍是移民政策,近年英國對各種移民開始收緊的措施,背後自然也有UKIP的影子。若果選民清晰表達了認同該黨對移民的態度,只是礙於其激進形象才不全面支持,主流政黨自不可能坐視不理。至於此因素有多重要,目前未能斷言,但相信各黨進行的內部民調定必有所反映。當身份認同政治主導英國政壇,這是多年未有過的局面,把此情況稱為範式轉移,並不為過。

威爾士黨 (Plaid Cymus)

英國威爾士的地方政黨,主要主張是建立獨立的威爾士國,在歐盟下與英格蘭等平起平坐,強調英語和威爾士語「雙語並用」,在本土經濟主張左傾,傳統和工黨在經濟議題結盟。在這屆大選得到3席,在威爾士議會有11席,由於威爾士是英國下一波權力下放的對象,當地會否步蘇格蘭後塵,成為分離主義下一個活躍點,頗值得關注。

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

英國本土主義崛起的結構性原因

英國大選塵埃落定,最出人意表的並非保守黨大勝單獨執政,而是整個「本土派」異軍突起。其中英國獨立黨得票12.6%,比上屆大增9.5%,假如單計票數已是第三大黨(儘管總議席只有1席);作為蘇格蘭「本土派」的蘇格蘭民族黨得票4.8%,更橫掃蘇格蘭得56席,比上屆大增50席。這樣的結果,論其近因,兩日來不少選舉評論已作全面分析;論其遠因,一年前本欄論及「全球本土主義興起之謎」的文章依然合用。但兩端之外,還有一些中期的結構性因素,值得反思。

首先是公投制度和本土主義的關係。眾所週知,蘇格蘭去年舉行了一場獨立公投,結果不成功,而執政保守黨原來的算盤,自然不是讓蘇格蘭有機會獨立,而是通過公投造勢。這所謂「公投綁大選」的策略,年前曾為台灣陳水扁所用:通過政府資源舉辦公投,執政黨可以順道宣傳自己。想不到蘇格蘭民族黨也通過同一場公投練兵壯大,取得這次大豐收;另一方的「大英國主義」也通過公投發酵,間接造就英國獨立黨坐大;保守黨雖然也有斬獲,但獲利相對有限。換句話說,公投這類群眾運動其實是一場動員運動,凡是有鮮明立場的團體,通過運動,都可以戰養戰,短期結果反而不太重要。就像香港的政改民意戰,其實也是以戰養戰,最終方案是否通過,對策劃者而言,其實也是不太重要。

英國獨立黨一直被視為極端政黨,而且是毫無執政能力那一類,甚麼時候開始變成一個可接受的選擇?關鍵其實是歐洲議會。自從歐洲議會選舉出現,但權力又十分有限,卻容許各成員國直選,就變成一個怪胎:各國當選議員不是那些過氣的「舊電池」,就是不被主流所容的偏鋒政客,而最當打那批一般不會放歐洲議會在眼內。英國獨立黨正是在歐洲議會選舉一鳴驚人:在2014年那次選舉,它一舉拿下24席,這個「極端政黨」居然成為英國在歐洲議會的第一大黨。其他國家的極右政黨,也在歐洲議會表現出眾,令歐盟那主張歐洲一體化的平台,諷刺地變成各國反歐洲勢力大串連的平台。而這些勢力好歹也獲得了歐洲議席,逐漸邁向主流化,也表現了一定論證能力,對選民而言,就不再是不能考慮的選擇。

未來可預視的是,各國本土派都會得到更多動員機會,也會繼續利用歐盟來壯大自己。例如從前被認為不可能執政的法國極右國民陣線,其領袖勒龐近日不惜和創黨父親決裂,為的就是進一步主流化,以真正問鼎法國總統,而國民陣線也是歐洲議會選舉的大贏家。未來十年,歐洲的身份認同政治恐怕會十分突出,也許直到某些政黨的過激行為出現,才會鐘擺回去。但一旦這些政黨不犯戰略性錯誤,主流政黨要不回應本土化議題,就幾乎不可能。

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

《修訂美國對華大戰略報告》有多可行?

兩位美國國際問題專家: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布萊克威爾(Robert D. Blackwill)、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特里斯(Ashley J. Tellis)日前發表題為《修訂美國對中國的大戰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報告,提到美國應如何面對中國崛起,成為智庫圈內熱話。因為美國「重返亞太」已宣示了數年,成效有限,一方面壓制不了中國崛起,另一方面坐視了中東激進主義坐大,不少學者都在想新方向,這報告會否是解決兩難的曙光?

這兩位作者都不是「純學者」,布萊克威爾在2001年到2003年出任美國駐印度大使,2003年到2004年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伊拉克顧問,一直為共和黨的反恐戰略出謀劃策。特里斯則是芝加哥大學博士,同樣在美國駐印度大使館工作過,曾是大使顧問,於2003年合著《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成為研究中國「大戰略」的先驅。

兩人在報告中指,過去美國嘗試鼓勵中國開放,投向資本主義懷抱,希望中國可以逐步跟隨由美國訂定的國際格局行事。但諷刺的是,中國卻因此而得到發展的機會,從亞投行、一帶一路等新思維可見,現在已開始有能力、也有明顯意欲挑戰美國。兩人進一步談及,中國將會直接損害美國的國家安全,例如取代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並會利用經濟優勢拉攏亞洲國家,最終形成中美兩國各自的經濟模式出現正面競爭。

因此,報告呼籲美國儘快改變對華政策,當中包括以下五大要點:

一、美國應強化跟亞洲各國的貿易關係,包括全力發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以跟中國在亞洲市場競爭,限制中國繼續坐大;

二、美國要加強在亞洲的軍力,特別在南海和東海一帶,以對中國週邊環境施加壓力;

三、美國應制訂更有效的網絡安全政策,以應付來自中國的對華府部門、大型企業等網站和資料庫的攻擊;

四、由於中國實力已通過「全方位外交」散步全球,單單在亞太區靠自己制衡中國已經不足夠,美國要在更廣泛地方拉攏不同國家或政體,包括日本、南韓、印度、澳洲、東盟、以至台灣等,以免冷戰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重現;

五、與此同時,為了亞洲以至全球的穩定,美國要深化跟中國的深層次外交,以免真的擦槍走火。

問題是,這五點要落實,並非白宮可以單方面決定,也需要國內共識,例如國會配合撥款;即使不論這些技術性問題,基於下列原因,策略也不容易奏效:

一、TPP和亞投行並非替代品,假如美國這樣思維,只會徹底失去亞太區。亞太各國、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真正需要,確實是「基礎建設」,而不是自由貿易,亞投行無論是否中國主導,都可算對症下藥。真正的應對策略應該是改變美國主導的金融體制的性質,同樣提供大量無條件基建支援,但正如前述,這恐怕不是美國內部政治所容許的。

二、中國在週邊環境越來越主動,這是顯然易見的,假如美國真的有能力改變中國的思維、或限制中國在南海的行動,相信會得到不少東南亞國家歡迎。問題是,美國無論怎樣加強在亞洲的軍力,也做不到:假如出兵佔領中國實質控制的爭議地區,形同宣戰,絕不可能;假如只是加強壓力,中國早已從釣魚台、黃岩島等案例,發現了先發制人的硬道理,不會理會。到頭來,只會自暴其短。

三、美國顯然不是單純的網絡戰爭「受害者」,這點即使是大美國主義者,也不會否定。假如接受了中美兩國在打網戰,中國的封閉網絡,就變成了最大優勢,因為圍牆內其實是一個極度龐大的內需市場,美國進不去;圍牆外是另一個市場,中國卻可以隨便進入。美國真正的需要,是讓中國開放網絡,但這看來是天方夜譚;否則,中國網絡技術持續進步,又有圍牆保護,其實優勢頗多。

四、美國拉攏亞太國家,並不代表亞太國家不對中國友好。正如本欄多次提及,「經濟投靠中國、戰略投靠美國」這對沖策略,已成為大部份東南亞國家左右逢源、左右提防、從中發展的指導思想,只要中國提供的不能被美國取代,就沒有國家能夠把中間地帶完全拉攏過去。而這塊地方的華裔僑民眾多、與中國的文化相連甚廣,美國軟實力也過了巔峰,更難施以排他性的影響力。除非美國認真把自己變成能源大國,將能源變成籌碼,這是中國決不能競爭的項目,但這涉及整體經濟轉型,不單是國際問題專家紙上談兵能解決。

五、和美國發展深層次外交,從來都是中國希望的,問題是中國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美國卻擔心變成名正言順的「G2」制度而反應冷淡,一天如此,恐怕一天兩國都難以有真正的互信──這裏指的「互信」是兩大國平起平坐後,自然也有大國的共同利益(例如打擊其他挑戰者),而這卻恐怕是美國不會願意和中國分享的地位,而且和美國傳統盟友也難以交代。

由此可見,美國要制衡中國的難度和成本極高,報告的方案更幾乎不可能。真的要可行方案,幾乎都是牽一髮動全身的大手術,除非是極有魄力和視野、同時內部威望又特高、足以擺平政黨政治的新任美國總統,才有可能推動。這人會否出現?不知道,但起碼目前看到的候選人,都不太像。

小詞典:多米諾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

1950到1980年代冷戰時期,華府以「多米諾骨牌理論」支持其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包括參與越戰等外交策略。1954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出亞洲共產主義的骨牌效應,被認為是「骨牌理論」的始創者。當時美國右翼預言,若美國不及時介入,共產主義將蔓延至中國週邊國家,從韓國、越南、老撾、柬埔寨,直到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印度,最後「赤化」整個東南亞;此外針對古巴在拉丁美洲「輸出革命」,亦有類似理論。關於理論是否成功,一直是學界爭論焦點:有認為假如不是美國介入,連馬來西亞、新加坡也早就「赤化」,因此當地必須感激美國,並以此作為今天也要繼續和美國結盟的原因;但也有認為美國的介入虎頭蛇尾、勞民傷財,到最後也保不住中南半島,到出現赤柬暴政後,卻反而因為反蘇原因和中國結盟支持赤柬,處處都顯示出無能和虛偽。

2015年5月9日星期六

訪問王惠芬:「港官視野窄 沒少數族裔政策」

Fermi是社會工作者,10多年前在佐敦做外展工作時,不論白天或晚上常常遇到一班失學、流離浪蕩的南亞裔年輕人,有感他們遭到歧視,無法融入社會,白白浪費了年輕人原有的活力和潛力,決心協助他們爭取權益。然而,協助少數族裔跟Fermi當時工作機構的同事理念不符,甚至因此被辭退,最終Fermi在2001年創辦香港融樂會,成為協助香港少數族裔權益的先鋒機構。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王惠芬(F)(Fermi Wong)(融樂會創辦人,十多年來協助香港少數族裔爭取權益)

S: 成立融樂會前,你的工作是什麼?為什麼會以小型NGO為職業?

F: 1998年,我是一個外展社工,巧合遇上一班失學的6至15歲南亞裔小朋友。在香港這個先進地方,仍然有小朋友失學,讓我感到十分荒謬,因此很希望去幫助他們,但我當時工作的機構卻不認同。當時的社工界仍然十分保守,而社福界服務的對象還是以華人為主,人手、資源在照顧內地新移民已經感到十分緊絀,更遑論去協助膚色不同的少數族裔。結果,我甚至因為工作理念跟工作的機構不同而被開除。離開之後,仍然有南亞裔小朋友找我,令我很想繼續去協助他們,忐忑不安之下,我就回到城市大學找我的老師傾訴,老師竟然建議我成立新組織,於是有了融樂會的誕生,以公平和公義為目標。

S: 香港以國際大都會自居,但香港人如何看待少數族裔?

F: 香港之所謂「國際大都會」,定義比較狹窄,只是着重金錢、金融和旅遊業,是缺乏內涵的。香港人欠缺國際視野,對不同種族的人也沒有興趣、包容和認識。融樂會早期工作時,甚至會有香港人問,少數族裔有沒有身份證、是不是香港人等等問題。少數族裔在殖民時代已經來到香港,但香港至今仍未有類似新加坡、美國的「種族大熔爐政策」。例如新加坡有印度裔的入境處人員,美國也有不少黑人警察;大家可反問自己,在香港有沒有見過少數族裔的入境處人員、的士司機等等。少數族裔在香港的工作機會比較少,不少只能從事體力勞動行業。

即使香港政府有一些指引確保少數族裔在求學、求職時會受到公平待遇,但都不是硬性推行,無力真正改善少數族裔在香港的生活環境。另外,政府的公民教育也沒有強調少數族裔在香港的角色,令華人忽略少數族裔。有政府官員向我透露,政府不重視少數族裔的原因,竟然是評估他們不會引起種族暴動。這種思維十分落後,因為種族問題不單單是看暴動,也要看貧窮、歧視等問題。我甚至認為,香港對少數族裔的制度性歧視比個人歧視更加嚴重。

S: 香港有沒有可能發展出美國的「大熔爐政策」或者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

F: 十分困難,因為政府沒有真正的國際視野,或者說政府眼中的國際視野就只是金錢,而且對中國大陸一面倒。因此,政府的政策也很少會真正考慮少數族裔的需求。以新加坡為例,早在立國時,李光耀已經定下各族裔的人口比例,以防有「大中華主義」的出現,而語言政策、融合政策也相應地落實,例如新加坡的圖書館有各種語言的圖書;反觀香港圖書館的英文書籍比例已經很低,要找一本印度文、尼泊爾文的書籍更加沒有可能。至於美國,則以價值、意識形態等理念立國,國民認同民主和自由等等;香港雖然口頭上講要尊重不同少數族裔的文化,但事實上又有多少人真正關注?

S: 美國有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為何香港沒有少數族裔的人權領袖?

F: 首先,香港只是在最近十幾年才關注種族議題,社會大眾對少數族裔的關注仍不多。另外,少數族裔根本跟以華人為主的主流社會脫節,無論是在求學或工作上都難以融入,平日為生活已經疲於奔命,很少會花時間去追求平等的權益。難以融入香港社會之下,又令不少少數族裔不太當自己是香港人,自覺是過客身份而在香港謀生,沒有動力去爭取應有的權利;即使當中有部分人已經是在港少數族裔家族的第三、四代,在這裏土生土長,但仍然有類似的想法。其實,美國黑人在平權運動的初期,都得到其中一部分白人幫助,我希望在香港少數族裔權益的爭取上,融樂會也可以擔當起當時那部分美國白人的角色。

S: 少數族裔過去對香港的貢獻十分大,如不少的印巴軍警在二戰中為香港戰死沙場。為何現在香港的華人會忘記他們的貢獻?

F: 首先,香港的文獻對少數族裔的記載不多,無論是學者或民間紀錄都少,而且大多以英文記載,一般市民不會去看。另外,回歸後的香港政策也漸漸向華人傾斜。以公務員招聘為例,回歸前的確有不少少數族裔擔任紀律部隊,甚至是政府文職工作,當時的公務員招聘是分為中文和英文兩個獨立的計分準則的,回歸後卻合併為一個,要求華人和少數族裔同時要懂得中文和英文,才能加入政府。諷刺的是,少數族裔在中、小學根本沒學過中文,長大後又如何會懂中文呢?這反映出香港的不同政策之間完全不掛鈎。其他的因素還有香港市民和政府都欠缺國際視野等等。

S: 在香港的不同少數族裔之間的關係又如何?

F: 基本上的聯絡比較少,部分少數族裔也會把國仇家恨由家鄉帶到香港。例如印度本身的種姓制度和南北部的分野,而印度人跟巴基斯坦人也互相對立。少數族裔的真正融和可能比較遙遠,但令我感到有希望的是,各族群的年輕一代開始願意放下本身的矛盾,互相合作。例如在剛剛的尼泊爾大地震中,各族群的年輕人舉辦了聯合的支援、籌款活動。如果可以改善教育制度中的語言政策,讓少數族裔年輕人都學會中文,他們的發展潛力會很大,因為中文不單單是謀生工具,也是少數族裔接觸香港資訊、融入社會的媒介。我希望日後的少數族裔可以把自己的文化融入香港,令香港成為真正的國際大都會。

S: 少數族裔跟家鄉有什麼關係?他們希望回家鄉嗎?

F: 這一點很難去概括,因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有很多少數族裔幾代以香港為家,在香港長大,但仍對家鄉有深厚的感情,例如會說自己是在香港長大的巴基斯坦人等等。老一代少數族裔會不定期回鄉,或者寄錢回老家等等,但比較少會回家鄉定居;而年輕一代則希望把在香港學到的知識帶回家鄉,建設國家。

2015年5月8日星期五

尼泊爾聖人今安在?

尼泊爾大地震發生前數個月內,我曾兩次造訪當地。一直認為那是價廉物美、而又充滿文化底蘊的地方。只要你不是港女,幾乎保證能在尼泊爾找到深度旅遊的樂趣:印度教與佛教文化,瑜伽苦行與修行,西方嬉皮與大麻,還有登上全球最高峰的聖境,一切,都是可望可即。

在地震後變成一片廢墟的古皇宮、廟宇,令人印象最深的,其實是在那裏遇到的「聖人」。

是的,聖人。

所謂「聖人」,其實是苦行僧,需要出家修行、拜師學藝,是婆羅門教傳統之一。由於苦行僧的存在,能為社會樹立道德榜樣,變相也合理化了一般人的貧苦生活,因為和苦行僧相比,他們已是相當富足。歷代政權無論是基於宗教原因、還是實際原因,對他們都十分尊崇。

然而親眼看見他們的感覺,卻和文獻得來的硬知識頗為不同。第一次遇見全身嬉皮長髮造型、衣著又頗為不倫不類的人,根本沒有想到那是「聖人」,只以為是穿著民族服裝騙遊客合照的混混。他們行為舉止十分商業化,會說簡單英語,說的自然都是你希望聽的話,也配合遊客做種種手勢。後來遇見一些接近裸體的苦行僧,甚至猶豫那是否流浪漢,因為他們看見遊客就申手那錢。當地人告知,這些「聖人」通常數人一組「活動」,只要付了錢予一組人,就可以全包「組合」其他成員的照片,但到了另一組聖人的地頭,就要另外付費。

遊客最感興趣的不是這些,而是「聖人」的特權:通過吸食大麻修行。尼泊爾曾予以大麻合法化,現在表面上禁止,但民間私行不絕,苦行僧卻是法例明文許可吸食大麻的特權份子,他們說這有助修行、和神明溝通。遊客不大管這些,卻會專門等到大時大節,到廟宇和聖人一起「修行」。初時政府以「水清則無魚」態度處理,後來演變成集體勝景遊,年前終於按耐不住,拘捕了一批文青。

以小人之心,自不期然懷疑,這些「聖人」在高度世俗化的社會「修行」,究竟有多奏效。當然,我們凡夫俗子是不懂真正高人,但他們承擔了不少旅遊業使命,起碼是不爭事實。還記得在尼泊爾時,不斷問當地人:這些「聖人」究竟「聖」在哪裏?犯了法會怎樣?有甚麼法力?還有多少城市人、特別是年青一代真正尊重他們?面對這些問題,當地人都是笑而不語。有的說:慢慢你就知道了。

結果,尼泊爾地震了,震央就在全國中心。對這樣一個基建極度落後的國家而言,這一震,可說滅頂之災。心痛之餘,也不禁想:那些「聖人」今安在?是否還在那些破廟?有沒有加入災民等待救援的行列?沒有了遊客的收入(那可是相當可觀的收入),他們「苦行」會否不習慣?還是有「聖人」這時候,成了當仁不讓的群眾領袖?這樣想下去,未免涼薄,所以想了一會,還是停了下來。世事無常,滄海桑田,古蹟如是,人更如是,誰知道下次到尼泊爾,還有沒有「聖人」存在?

港入亞投行具七大戰略價值

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成為近期國際關係最大熱點,不少原來並不看好的國際評論紛紛改口風,連原來態度犬儒的日本也開始改變態度。雖然香港作為中國特區,並未能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但假如能以合適身份加入亞投行,無疑具有高度戰略意義。這裏指的“戰略意義”並非單指對香港本身而言,更是對整個中國外交佈局而言,只要能用好香港的獨特身份,可能會是日後國際角力的奇兵。我們可簡述七點價值如下:

利國家外交佈局與角力

一,在亞投行的內部協商過程,隨着參與國家地區越來越多,將出現不少暗中較勁的外交談判;美國傳統盟國會否嘗試爭奪領導權,特別是一旦美日未來加入以後,也值得思考。即使是一般議題設定,各國利益高度不一致,也有不同的基建項目,共識絕不容易達成。但假如中國通過香港、澳門等,在不引起主權爭議的前提下,在這類機構擁有多於一個席位,卻可方便進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報告提出的“多孔外交”,例如利用香港和西方經濟體試探水温,知道對方底線,並加強中國在談判過程發出的聲音。

二,假如香港在亞投行有自己的身份,大可爭奪亞投行內部不同位置的行政職務,而無須佔據中國的名額。由於香港擁有大量受西方教育的金融專才,以專家身份競逐這些位置有一定優勢,也可拓展中國的整體軟實力,顯示中國擁有的人才,足以適合多類型不同職務。

三,香港在亞投行有了獨立身份,自可提出符合自身經濟政策的建議,包括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但不適用於中國經濟規模的建議。由於香港的經濟模式、規模與新加坡相若,以香港作為一些政策的試點,才可以直接與之競爭。由於“一帶一路”的其中一個重點在東南亞,引入香港在亞投行,也可協助與新加坡競爭在東南亞的位置。一旦香港能參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加入亞投行後,也能協助更多中國專才走到東盟各國,也許這正是新加坡不大希望香港和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原因。

四,亞投行除了支援“一帶一路”,也有潛力發展其他區域合作項目,例如面向亞太方向,而香港最有資格充當這類合作的中心樞紐位置。若亞投行其他成員嘗試把發展中心拉向亞太區,有了香港作為獨立成員,也可在必要時成為亞投行亞太戰略的樞紐,作為避免把樞紐放在其他國家的緩衝理由。事實上,澳洲、日本等加入後,不可能不嘗試把重點遷回亞太方向,維持香港的亞太色彩作為後着,是符合大棋局需要的。

對垂範台灣起積極作用

五,加入亞投行的香港應能促進其人民幣離岸中心業務發展,也可加強港元和人民幣的協作,而香港引入的外資,也可更便捷的直接投向“一帶一路”,令香港可成為一些沒有參與亞投行的經濟大國(特別是美日)進入“一帶一路”的中轉站。只要維持這樣的窗口,香港的地位也能維持下去,恰如冷戰期間的香港角色,這正是當年周恩來總理著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的當代應用。

六,中國除了要發展“一帶一路”各國的基礎建設項目,也需要把和國際接軌的科技專才輸出到這些國家,以鞏固軟體方面的優勢。客觀而言,目前香港的科技專才,依然是全國最能與國際接軌的其中一羣,只要香港參加亞投行,他們才能直接受惠於相關政策,找到往“一帶一路”發展的機遇,而不少國家加入亞投行,也不過是看在“輸出本國人才”這角度而已。對中國而言,這能避免周邊國家過分選用西方利益的軟體配套,畢竟亞投行不可能單負責“基礎建設”,必須向前多看幾步。

七,在地緣政治層面,唯有香港在亞投行擁有獨立身份,台灣一旦加入,才能得到有效平衡,否則台灣可能成為唯一存在於亞投行的非聯合國成員。就是台灣最終不能加入、或選擇不以某種形式加入,而香港能從亞投行獲利,對垂範台灣、宣傳“一國兩制”的價值,大概也有積極作用。特別是當香港人才能在亞投行發揮功能,走向國際,這可是不少香港精英夢寐以求的事,對台灣精英而言,也不無啟示。

沈旭暉 大公國際評論

2015年5月7日星期四

「利伯蘭」─新國家能這樣成立嗎?

4月13日,多瑙河西岸出現一個新「國家」,由捷克學者耶德利奇卡(Vit Jedlicka)在一幅名為上西加(Gornja Siga)、面積約7平方公里(約14個梵蒂岡)的土地上成立,國名定為「利伯蘭自由共和國」(Free Republic of Liberland,下稱「利伯蘭」,Liberland意思為「自由之地」)。媒體自然當這是趣聞,但耶德利奇卡建國後居然宣稱,靈感來自香港、列支敦士登等地,消息才吸引港人留意。

說到這新國家,耶德利奇卡已為其定下國徽、國旗及官方語言,其國號意指崇尚自由,因此國家不向人民徵稅,也不會有軍隊。利伯蘭目前只有7名公民,但據稱已有逾20萬人申請入籍,遠超耶德利奇卡定下的5000人口上限,後來他改稱以列支敦士登的3.5萬人口作目標。到底以這種模式建立的國家,在國際上有否地位?這是國際法一個經常爭議的題目。據主流理解,一個政體要成為現代國家,須符合固有土地、人民、有效政府及國際認可等條件。

利伯蘭的國土處於塞爾維亞與克羅地亞之間,耶德利奇卡聲稱那是「無主土地」,塞克兩國多年來都沒在當地宣示主權,且他宣布立國後,兩國至今無提出反對,僅稱之為鬧劇,反映他的鑽空子並非毫無基礎。

顛覆主權國家認知

現代國家的人民數量也無準則,假如真的有20萬人準人口,基數已較梵蒂岡的1000人多。耶德利奇卡稱,國家初期將由10至12人的行政會議管治,明顯是有效政府,更笑言國家有全球最龐大、由全國人口(即7個人)組成的移民局處理入籍申請。當然,目前未有國家公開承認利伯蘭,在可見將來也不會出現戲劇性發展,但作為一種政治態度表達,耶德利奇卡已成功了。

歷史上類似案例不少,最著名的自然是西蘭公國。1967年前英國陸軍少校貝茨與其家人佔領一座位於英國東岸對開10公里、面積約550平方米的海上無人堡壘,聲稱其為國土。1978年西蘭公國發生政變,由貝茨任命的首相、德國教授阿亨巴赫趁貝茨身處國外時,強行接管國家,甚至俘虜貝茨的兒子,但貝茨聘請僱傭兵反擊奪回領土,阿亨巴赫亦因叛國被捕,最後由德國派外交官跟貝茨談判後獲釋。此後,貝茨以事件作為德國承認西蘭公國的理據。

一般人看來,這些自然是笑話。但可以想像的是,隨着全球化時代下,購買乃至在公海建造小島愈來愈方便,類似「私人國家計劃」未來只會層出不窮,依靠互聯網生存的虛擬國家更會大規模出現。由虛擬而實質,最終說不定能徹底顛覆現在大家對主權國家的認知。伊斯蘭國(IS)已是成功的實驗,假如利伯蘭大幅擴充「立國理念」為照顧全球自由人士,又真的能慢慢建設那7平方公里的土地,難道不是一個善良版的伊斯蘭國?

2015年5月6日星期三

假如北海道戰後被蘇聯佔領……

日前到北海道,參觀了不少當地對二戰「終戰」的展覽,例如「樺太廳」、北方四島展館等,都顯示日本至今堅持自己的一家之言。這時候,適逢安倍出訪美國與奧巴馬會面,更令人想到一個平行時空問題:假如北海道戰後被蘇聯佔領,今天的地緣政治,又會是甚麼模樣?

這問題並非純然猜想,而是有一定事實根據的。原初的戰後計劃並非由美國單獨佔領日本,而是跟另一戰敗國德國的佔領計劃類似,即把日本劃分為幾個區域,分別由幾個戰勝國進駐:蘇聯管理東北和北海道,美、英、中華民國則進駐本州、九州、四國等南部地區,東京則如柏林一樣,以四國共管方式佔領。計劃最終沒有實行,主因是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突然中風去世,繼任的杜魯門對共產主義極有戒心,不希望蘇聯借進駐日本東北而進一步在亞洲坐大,加上蘇聯實在太晚才出兵日本,原方案才不了了之。

假若日本分治計劃如期執行,日本歷史自然會改寫,或者如東西德一樣經歷長年分裂,甚至像朝鮮半島般南北對抗至今。由於日本的工業重鎮例如大阪、名古屋等,都會納入西方佔領區,蘇聯進駐的東北部及北海道則未被大規模開發,南北日初期還是以南方較為發達。

但日本北部大概能成為蘇聯在東北亞的跳板,而為了開發「北日」,蘇聯說不定會減少支援共產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工業化或會因此進度滯後,而蘇聯用來制衡中國的棋子,也多了一個選項。假如「北韓」、「北日」成為蘇聯附庸,分別在共產陣營內部牽制中國,中共建政後的外交可能更孤立。美國扶植的「南日」缺少了統一日本的認受性,自然也沒有能力單方面和中國和解,相信提供ODA予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力也會減低,變相令中國發展更難起步。

中華民國若按計劃進駐四國,在國共內戰敗退後,卻可能以四國為另一根據地,而非單靠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會大幅上升。至於韓戰發生後,「北日」參戰的可能性極高,且在「南日」受制於《和平憲法》未能出兵下,共產主義一方可能有更大優勢。

假如這令南韓比今天的弱小、乃至不復存在,西方陣營在東北亞就只餘下「南日」。在現實歷史,南北韓分裂後,由於日治時期大部分的工廠都集中在北韓,令北韓經濟在分裂初年比南韓發達。根據同一邏輯,西方管理的「南日」有多個工業重鎮,發展也會不俗,不難依然成為亞洲經濟火車頭。但美國要依靠「南日」維持整個戰後政經格局,就可能有心無力,不用等亞投行出現,就早已被歐洲國家發展後挑戰了。

這些自然都是茶餘飯後的猜想,畢竟歷史是沒有如果的。但我們必須明白:今天世界局面演化到中國急速崛起,很大程度是拜過去十年沒有週邊國家真正挑戰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所賜。一旦中國週邊出現「北日」,而變成北韓那樣的政權,而又不和中國合作、或行為太不可測,局面就大不相同。今天中國處處擔心美國重返亞太,其中一個憂慮其實是鄰近的強人被拉攏過去,卻又維持那種獨裁管治,那時候,北京就頭疼了。

2015年5月5日星期二

克拉運河:中國下一個巨型計劃?

中國習近平的外交動作越來越大,「一帶一路」以巴基斯坦的「中巴鐵路」為頭砲後,不少評論相信更誇張的好戲在後頭,最為人期待的可算是討論了多年的「克拉運河」(Kra Canal)計劃。

克拉地峽位於泰國,假如變成運河,就是人工鑿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一直是人類其中一個狂想。早在百多年前,泰國最有作為的泰王朱拉隆功已有興建運河的構想,以爭奪航運中心的位置,只是因為資金、技術不足而放棄,但已成為泰國人念念不忘的夢。1970年代亞洲四小龍騰飛,運河計劃再次被不同要爭奪戰略位置的國家提及,但這次除了資金問題,也多了泰國南部穆斯林的政治因素,令運河始終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直到中國崛起後的2006年,中國正式就運河事宜和東盟磋商,這次似乎可行性較大,去年有中資企業組成的「運河籌建小組」開始運作,加上現在的「一帶一路」,再多一個基建項目,就顯得順理成章。

一旦運河建成,將會成為亞洲最大的人工運河,船隻可直接經泰國進出印度洋和太平洋,而不再需要繞過新加坡的馬六甲海峽,因此新加坡國內一直有散播危機感。中國國內媒體不時分析,指運河會令中國的石油供應更穩定,因油船不用再經過有美軍駐守的新加坡,並形容這是中國地緣政治的一大勝仗。此論述自然有事實支撐,但中國其實早已理順「馬六甲危機」,近年已在中亞等國興建陸上油管分散風險,克拉運河的重要性並非單在能源。

更值得注意的,反而是運河怎樣改變國際商貿格局。一百公里長的克拉峽地運河比原有繞過馬六甲的航線縮短一千多公里,將大大減輕運輸時間和成本,這是不少企業覺得值得投資的大項目。今年4月10日,中泰克拉基礎設施投資開發公司董事郭羿,跟泰國代表前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普拉威(Prawit Wongsuwan)就運河合作事宜召開發佈會,公佈機場、展覽館等多個投資項目。郭羿指泰國是「一帶一路」一部分,投資泰國的基建也完全符合「一帶一路」的整體佈局。

須知此刻中國又希望興建打通東南亞多國,如泰國、緬甸、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泛亞鐵路」東盟路線,而根據不少國內專家設想,只要克拉運河跟鐵路互相配合,貨物就可以快速在東盟流通。整個泛亞鐵路通車後,貨品可兵分兩路,往東到哈薩克、蒙古、俄羅斯等地,往西到達中亞、伊朗和芬蘭。只要克拉運河和泛亞鐵路把「一帶」和「一路」正式連接,北京強調的區內「互聯互通」,就可實現。

無論上述藍圖多麼宏大,只要落實「開始」興建運河、甚至無須竣工,大量基建商機就會出現,鄰國有關項目即會紛紛推出。那時候,整個東南亞大興土木,那些加入了亞投行的西方國家企業也會分一杯羹,美國在區內的原勢力卻可能進一步下降。這場大棋局已開局,基本上不可能平手終場,未來十年的發展,必然充滿戲劇性呢。

2015年5月4日星期一

沈大偉發表「中國崩潰論」的背後

近月國際關係學界最富爭議的文章,肯定首推美國漢學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中國崩潰論」。爭議在於沈大偉本人是具政策影響力的學者,剛被中國智庫評為「全美最有影響力中國問題專家第二位」,而從前又以立場相對溫和見稱,令這篇評論完全被政治解讀,不斷有重量級內地學者點名批評。在不同國際關係討論群組,這篇文章的熱議依然持續至今。但讓我們回歸學術,重溫沈大偉的立論,卻也頗有思考價值。

沈大偉的文章主要提出五個論點,其實承接了他近年「改變立場」的新作,包括2013年的《中國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國》,以及去年發表在《National Interest》的《國家力量的幻覺》,只是因為標題不夠轟動,才沒有引起學界以外的注視而已,相關討論可參考《金融時報》王軍的評論。

綜括而言,「沈五點」包括:

一,大部分中國菁英已把家人和資產送到海外,反映他們對中國前境沒信心;

二、習近平上台後加強對國內媒體、文化界和少數民族的控制,禁止師生在大專院校談及民主、公民社會等西方政治思想,反映中共對自身管治能力心虛;

三、中共對國內的教條式口號和宣傳策略已失去影響力;

四、習近平的反貪腐純屬政治鬥爭的包裝,而習近平在黨內已沒有可靠朋友;

五、中國經濟有不少潛在問題,難以通過技術轉型找到新方向。

看了這五點,就明白沈大偉的論點並不新鮮,大部份是存在已久的問題,早有不少學者提出,自然也有不少反駁。那個「全美最有影響力中國問題專家排行榜」只有一人排名比沈大偉前,就是約翰霍普斯大學的藍普頓(David Lampton),筆者不久前剛好在香港和他碰面,話題自然離不開沈大偉的文章。藍普頓笑說,文章問題在於把一直存在的老問題,包裝成新發現,所以文章基本上沒有新意。他認為真正不幸的是,沈文的語氣似乎很希望中國要崩潰似的,假如他按中國國情寫作,完全可以堅持所有論點,只要結論說「一旦中國崩潰會帶來巨大不幸」,就能夠變成用心良苦的「諍言」。

回到學術世界,沈大偉的五點自然都有事實成份,但也不是事實的全部。我們可逐一參考不同專家的回應,簡述其問題所在:

一、將家人、資產移送海外的中國政商菁英,通常只是取得外國公民身份,其生意仍留在國內。習近平上任後,中共積極把「裸官」帶回,又凍結他們的國內資產,反映高官要徹底移民不是易事。澳門大學教授陳定定反指近來不斷有到外國讀書的學生回到國內工作,反映中國已渡過人才斷層期。

二、雖然中國近年有公民社會興起,但大多集中在社會議題,如扶貧、環保等,而鮮有對政治、管治的正面挑戰,所以習近平對言論自由等的政策,其實沒有令原有的認受性問題變得嚴重。恰恰相反,收緊精英階層的言論空間、卻訴諸普通民眾的「大民主」,正是俄羅斯普京模式的落實,反而令中共的執政認受性有一定加強。

三、沈文最被學界嘲弄的一點,是他透露自己曾參加一個附屬中共的智庫組織的會議,與會學者目無表情,「反映出他們欠缺對黨的熱誠」。但眾所週知的是冷戰結束後,共產主義已崩潰,只餘下形式和口號,只要中國精英真心相信黨代表自己的利益,無論開會時甚麼表情,都會結成利益共同體,否則口裡再慷慨激昂,也無補於是。中共近年最成功的,就是讓國內精英大多有持分者的感覺,因而特別擔心任何形式的不穩定。

四、習近平打貪活動雖然針對不少其他派系官員,但也有效清除了前朝人馬,國內民眾亦似乎十分受落。

五、中國經濟會否「硬着陸」,是近年常有的預測和評論,但亦有相反觀點認為中共能以不同形式或手段撐過去。目前中國經濟增長仍每年以約7%上升,「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銀行等舉動也有助中國於海外投資,分散風險,起碼看不到危機比其他經濟體要大。

說到底,何以沈大偉要「微調」立場?學界私下一直流傳,其實源自他近年一次到中國調研的不快經歷,自此老人家產生了很強的情緒云云,這是他本人對不少同行親自談過的,究竟有多大成份因為如此,自然只有他自己知道。說到底,整場風波其實很簡單:他並沒有提出任何時間表和路線圖,從前以樂觀語氣講述中國改革開放,現在以悲觀口吻探討中國未來,其實說的都是同樣的結構性問題,那些結構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問題,至於最後指向何方,其實誰也沒有辦法預知。

所以,他的前後兩個階段,其實是一體兩面,並沒有改變他本身的研究內容,而「中國崩潰論」也是編輯的標題,最後自然成功吸引眼球,卻有點本末倒置,他本人強調意思不是說中國「collapse」,而是長期的「decline」到終結。更有意思的是,不少中國學者在討論區幸災樂禍,說「看你以後怎麼來中國」的頗不乏人,反映漢學界的明爭暗鬥本身才是高度政治化的行為,否則很難想像一篇文章會激起如此多漣漪。

然而沈大偉在文章發表後,據說卻立刻在演講廣告門生,說已收到中方邀請訪華,以示自己地位之超然,絕對沒有落入「黑名單」。畢竟習近平本人就常警告中共如不這樣那樣改革,就會「亡黨亡國」,中國智庫內部也經常探討種種管治問題,沈大偉並未有碰觸到禁區,特別是沒有說「中國人民不支持中共」。目前習近平的施政重點,正正是要確立一般人民的支持,還要用這些支持解決上述沈文提及的危機,沈大偉依然屬於北京能接受的人,也就可以理解了。

2015年5月2日星期六

重新認識被忽略的香港尼泊爾人

答:Polina Fox (在港尼泊爾裔人組織的負責人,尼泊爾地震後,正籌組「Hands for Nepal」,希望在香港籌款,送返家鄉救災)
問:沈旭暉
整理:梁振嶽

4月初還到過尼泊爾,想不到日前加德滿都發生7.9級地震,死亡人數已達數千計,不少古蹟也倒塌,天災可能永久改變這座城市。

Polina是在港尼泊爾裔人組織的負責人,來港定居已十年。尼泊爾大地震後,在港尼泊爾人正積極籌組「Hands for Nepal」,準備舉辦燭光晚會等活動,希望幕得善款和物資,送返祖國救災;而且,參與其中的除了尼泊爾裔,還有巴基斯坦、印度、菲律賓等各個在港少數族裔,原來這些少數社群,早已連結成一個網絡,在日常生活以至重大事件發生之際,互相扶持。

根據2011年人口統計數字,在港尼泊爾人口為16,518人。早在2004年,香港首個標榜爭取少數族裔權益的政黨--南方民主同盟成立(Southern Democratic Alliance);2011年,該黨派出尼泊爾事務專員林沙云(Limbu Saran Kumar)出選油尖旺區議會佐敦西選區,雖然落敗,但仍取得約15%選票。在香港,也有數份尼泊爾報紙發行,通常在南亞裔士多寄賣,其中包括Pun Magar J.B.創辦的《Ethnic voice》,以尼泊爾、英語作雙語報道。大部份尼泊爾人會說尼泊爾語、印度語和英語,因此也擔當起連結香港各個少數族裔社群的角色。

國際上不少災難發生後,香港人通常樂於伸出援手,展現國際城市的優良傳統,相反對內,有不少在港定居的少數族裔所面對的生活困境,卻反而得不到港人太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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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尼泊爾大地震後,在香港的尼泊爾裔人如何組織支援救災工作?

P:我們一班在港尼泊爾人,正跟其他香港少數族裔社群,例如巴基斯坦、印度和菲律賓,建立一個名為「Hands for Nepal」的組織,準備以舉辦聯合籌款活動,包括燭光晚會、傳統舞蹈表演等等。看到不同種族和國籍的人一同協助尼泊爾大地震中的災民,我十分感動。

其實,一班在港少數族裔原本早已認識,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互相支援。包括我在內的多數尼泊爾人都會說印度語,因此尼泊爾人、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基本上可以互相溝通,而我們跟菲律賓人則能以英語溝通。我們都是在香港的少數族裔,已經成為一個群體,每當其中一個族群受到不公平對待,我們通常也會聯合起來向政府表達不滿。中文也有「一支竹仔易折彎,幾支一扎斷折難」之說。所以在今次尼泊爾地震中,在港少數族裔很快就聯合起來組織各項活動。

S:香港人又有否積極支援災後工作呢?

P:任何國家出現天災時,香港人往往都樂意伸出援手,例如2014年菲律賓水災、2011年日本東北部大地震等等。例如今次尼泊爾地震後,也有不少香港人參與災後活動;在香港居住的尼泊爾裔和其他少數族裔大學生在各自的院校舉辦籌款活動,香港本地學生也有參與協助,捐款也相當踴躍。尼泊爾人在國內有網絡,最了解當地目前所需要的物資;香港學生則較熟悉本地社福機構,可擔當聯絡工作。反而,在香港定居的少數族裔本身,卻甚少得到香港人關注,只有為數不多的機構會為我們發聲。

S:目前在香港的不少尼泊爾人,大多是港英殖民地時期,由英國派駐香港的「啹喀兵」及其親屬、後代,你們在香港的生活如何?

P:對,當年英國人由尼泊爾引入僱傭兵,也就是香港人所稱的「啹喀兵」,除了香港,也派駐印度、緬甸、新加坡等多個英國殖民地。啹喀兵在一戰、二戰為英國人作戰,並把他們的家庭由尼泊爾帶到香港。由於尼泊爾國內的生活環境不好,失業、貧窮等問題嚴重,政府也十分腐敗,部份啹喀兵及其親屬就希望留在香港。我相信,如果尼泊爾的環境得到真正改善,不少在港的啹喀兵家庭和後代,都希望回國,始終香港是以華人為主的地方。近年,英國政府為了報答啹喀兵的功勞,也會為個別居港尼泊爾人提供居英權。相比之下,我個人會選擇到英國,因為我不懂中文。

註:所謂「啹喀兵」,原初是尼泊爾廓爾喀部族(Gurkha)戰士,後為英國聘用的僱傭兵。廓爾喀戰士撓勇善戰,十九世紀初一度擊退入侵尼泊爾的英兵。1815年,尼泊爾與英國簽訂《薩高利條約》(Treaty of Sugauli),成為英國保護國,尼泊爾名義上雖然獨立,但沙阿王朝(Shah Dynasty,1768-2008)僅餘虛名,政治由親英的拉納家族(Rana Family)把持,英國控制尼泊爾外交、國防以至大部份經濟,廓爾喀戰士則開始受東印度公司聘用,編入駐印、緬等多支英軍,參與二戰、福克蘭群島等多場戰役,也被派駐新加坡、香港、汶萊等地。

S:尼泊爾政府如何腐敗?

P:以今次大地震為例,只有很少部分的外國捐款和物資可以真正送到災民手上,大部分都會被官員中飽私囊。尼泊爾全國上下,包括警察、軍人、平民百姓,以至身在海外的尼泊爾人,甚至外國人,都在以不同方式參與救援工作,但就是尼泊爾政客至今仍未出現。尼泊爾人對政府已經十分失望。尼泊爾政府沒有基本的救災計劃,身在尼泊爾的人只能通過Facebook等互聯網平台跟海外同胞聯繫,向外界通報災區訊息。目前的災後工作主要都通過民間進行。

S:除了人命傷亡,地震也破壞了不少古蹟,教人惋惜,而且古蹟景點是尼泊爾的經濟命脈之一,對國家經濟是否有很大影響?

P:旅遊業對尼泊爾經濟十分重要,而古蹟是尼泊爾最能吸引遊客的景點。大地震過後,幾乎所有古蹟都倒下,不少尼泊爾人都感到很遺憾;加德滿都的經濟,可能因此陷入困境,預計要好幾年才會有起色。希望尼泊爾政府可以認真處理災後修復古蹟的工作。除了政府的重建計劃,我也希望海外尼泊爾人可以回饋國家,例如回到尼泊爾投資等等。

S:可以介紹一下尼泊爾的生活嗎?

P:雖然國家貧窮,但尼泊爾人普遍十分勤力,而且友善。跟香港比較,尼泊爾人大概更重視非物質生活和心靈的滿足感;我在香港住了差不多十年,上個月回到尼泊爾時,即使鎮上不是所有人都跟我相識,但路人總會互相點頭微笑打招呼。相反,我在香港則經常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感覺,車廂、餐廳所看到的通常是一個個「低頭族」。雖然尼泊爾不及香港發達,但電腦、手機已經普及,而尼泊爾人日常仍然堅持面對面溝通,而不是以Facebook等互聯網平台作為社交生活的代替品。

S:既然尼泊爾的政治和生活水平都不太理想,年輕人對國家發展有什麼期望?或者他們怎樣爭取參與其中?

P:尼泊爾年輕人比香港的更勤力,因為他們明白接受教育是向上流動的唯一機會,大家都想早日擺脫貧窮的日子。他們也十分聰明,市場上買賣,都只用心算,而不用計算機......當然,其中原因也是他們買不起計算機。尼泊爾的教育質素肯定比不上香港,但國內大城市以至鄉間,都有提供最基礎教育的學校。有能力的尼泊爾年輕人,都以加德滿都等幾個大城市的大學為目標。

不少在港的尼泊爾年輕人都想有天返回祖國,為當地建設作些貢獻,特別在大地震發生過後。正如我自己,目前在香港接受教育,也希望有天把在香港學到的知識帶返尼泊爾,例如開辦學校。尼泊爾的教育環境跟香港有天壤之別,如果我們不回到尼泊爾分享知識,尼泊爾將來又可以如何發展呢?尼泊爾人都希望回到自己的地方居住,並貢獻國家,特別是年輕一代。

2015年5月1日星期五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的本土意涵

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描述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爭取黑人投票權的事蹟,而同一題材、同一主角的電影已有不少,原來不足以引起關注。但這電影獨特之處,正是不像一般傳記電影般野心萬丈,要史詩式地呈現整個黑人平權運動的大背景、或把馬丁路德金描述為一代偉人,反而將焦點放在馬丁來到塞爾瑪市(Selma)參與鎮上黑人平權運動的插曲,因而讓人觀察到運動內外的種種微觀張力。故事中呈現的各種矛盾,包括抗爭該走溫和還是激進路線?小鎮本土平權組織如何面對馬丁這位「外來勢力」,「大台」該由誰來主持?平權運動內外的黑人和白人應分別承擔哪些角色?以至時任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B. Johnson)和馬丁各自主張的左翼進步議題,應以哪項作為優先考慮?種種矛盾為香港人看來,原來有一種特別的共鳴。

黑人民權運動 Vs 「大社會」民權議程

電影讓人印象最深的一幕,並非馬丁如何在街頭作戰,而是他被時任美國總統詹森接見,兩人如何爭拗民權議題。事實上,雖然兩人分別是總統和民權運動領袖,但並非處於絕對的對立面,差異只在民權議程的優次考慮之上。詹森任內提出「大社會」(Great Society)政策理念,本就以扶助弱勢社群為核心主旨,推行的不少社會改革,例如推動公共廣播、醫療保障等福利政策,還有著名的「抗貧計劃」(War on Poverty),借國家經濟成果協助數以百萬美國人脫離貧窮線,都為不少史家認同。儘管後來美國陷入越戰困局,詹森的外交政策備受批評,最終被逼放棄競選連任,但的內政實在頗有可取。詹森在任四年,成為至今簽署通過最多項民權法案的美國總統,在當時的美國社會,其實也代表着一種左翼進步思潮。他下台後一改形象,儼然一個老嬉皮,也是一個時代的有趣縮影。

在黑人民權問題上,詹森最大的顧慮,並非在於理念問題,而是在於美國南部州份的反對壓力。詹森出身於德克薩斯州,早年當參議員期間,也因民主黨綑綁式政治取態,曾就種族隔離措施投下贊成票。當黑人民權運動發展至高潮,詹森決定向國會建議撤銷黑人投票權的各種限制,其實也是一場賭博;只是事後回看,那除了被視為政績之一,黑人對詹森和民主黨的支持,也抵銷了南部白人票源的流失。且法案通過後,黑人失業率下跌34%,這股勞動力,也成就了詹森的「大社會」。據媒體報道,詹森逝世後,出席追思會的公眾當中,非裔美國人就佔逾六成。所以馬丁和詹森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建制」和「運動」,從來不是、也不應是絕對對立。

「空降」馬丁 Vs 「本土」學生組織

電影另一張力,在於馬丁來到位於美國阿拉巴馬州的小鎮塞爾瑪市,而當地也有自己領導黑人民權運動的學生組織,但數年來沒有取得太大成效。基於馬丁當時的名聲和經驗,無可避免「空降」成為該鎮運動的領導人物,然而應否跟從馬丁的和平抗爭路線,就引發了學生組織內部的議論,甚至分裂,而類似「誰是敵人」的辯論,從來是運動內耗的常態。

話說馬丁號召塞爾瑪市組織「徒步運動」,貫徹他主張的和平抗爭模式,帶領民眾遊行到州政府抗議,首次只得數百人參與,絕大部份是黑人,而州政府亦早已派出警察佈防,結果示威演變成警察以武力鎮壓,後來被稱為「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混亂中,有學生組織成員想奪取武器向警察還擊,但被同伴阻止。運動過後檢討,不少激進份子認為既無取得成果,只換來被警察打了一場焦頭爛額,關於抗戰路線的爭論自然更激烈,組織內質疑馬丁的聲音也更多。

但原來「血腥星期天」的場面已經透過傳媒流通全國,甚至一些白人也替示威者不值,結果馬丁第二度號召「徒步運動」,竟有數千人參與,還得到一些白人加入遊行行列,表態支持為黑人爭取權利。這次運動一路上沒有再被阻撓,到達州政府門前,到底是否應該「衝擊」,立時就要求州政府回應?出人意表地,馬丁不但呼籲示威者分散集會以免違反聯邦法院法令,集會尾升更加採取了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祈禱,之後就轉身撤退。組織中質疑馬丁的聲音再次響起,更有指責馬丁肯定是「收取了白人的金錢,出賣黑人民權運動」(筆者看的是首映,記得說到這句話,在場的學民思潮成員都在會心大笑)。結果和平的示威模式,再次成功感召到更多白人,第三次「徒步運動」,就成功號召上萬黑人、白人攜手參與,甚至將運動浪潮推廣至全國,為州政府以至美國政府構成壓力。當然,這模式的成功有其國情限制,在別的地方是否奏效,很看政府和社會的文明程度,很多機會都不是屬於我們的。

馬丁「和平示威」 Vs Malcolm X「勇武抗爭」

更嚴重的黑人內部路線分歧,在於馬丁和當時另一黑人領袖Malcolm之間的互動。馬丁本是基督教牧師,基於宗教理念而提倡非暴力抗爭,而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當中,Malcolm X採取的卻是與馬丁相反的暴力抗爭,也代表着激進「黑色力量」(Black Power)路線。Malcolm X認為非暴力抗爭無助黑人爭取權益,甚至會令黑人權益消失在更廣的公民民權運動當中,最終令黑人失去運動主導權,因此提出「黑色力量」理念,企圖通過針對美國政府的暴力抗爭,搏取公眾對黑人的注意。Malcolm X自1952年加入「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一度成為組織教長及發言人。「伊斯蘭民族」的勇武抗爭路綫,以至不斷分裂的組織發展,大概為不少香港觀眾似曾相識。該組織主張黑人優越和反猶主義,認為黑人才是世界人類的本源,白人是魔鬼,白種人的滅亡即將降臨;雖然以爭取黑人權益為宗旨,但反對溫和派提倡的種族平等權益。直到1964年,Malcolm X才因策略分歧而脫離組織,改奉遜尼派,甚至溫和起來,積極聯絡不同宗教、種族的民權運動領袖商討合作,包括曾被Malcolm X罵為「木頭人」的馬丁。電影反映的,正是他當時的心路歷程。

諷刺的是,Malcolm X脫離「伊斯蘭民族」後被視為叛徒,1965年被數名組織成員槍殺身亡。Malcolm X個人雖然有信仰轉變,但其提倡的激進抗爭路線,後來由「黑色力量」派系的一些組織分支,例如「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所繼承,成了美國垮掉一代更暴力的源頭,關於他的傳奇,另有專門電影講述,不贅。

黑人民權 Vs 白人利益

最後,任何抗爭運動,都要取得對立陣營的認同,而這應該是最大的考驗。黑人民權運動的成功,正正在於贏取了部份白人的支持,加入聲援種族平權。政治上,美國雖早在1870年修改憲法第15條,賦予黑人投票權,但各州政府,尤其南部州份,一直設置一些黑人無法滿足的選民登記「門檻」,包括滿足財產、繳稅,甚至通過某些文化考試等等;經濟上,黑人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一半左右,1965年,43%黑人家庭活於貧窮線以下。黑人在政治和經濟處於邊緣位置,但並不代表所有白人都享有着既得利益者的身份。種族不平等在該個時期是最熾熱的社會問題之一,但社會同時存在其餘種種不公問題。這亦為當時美國不少學院學科和社會思潮帶來深切的反思,例如傳統左翼着重對階級、生產關係不公義的平反,但在黑人民權運動、女性主義運動興起之下,不少左翼學者觀察到即使在種族、性別,例如「白人女性」這些群體內部之中,也存在階級的不平等,讓往後階級理論所關顧的對象和問題變得更加立體。

馬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成功展現了即使黑人地位有所提升,並不意味着黑人會構成對白人的威脅。這種傳銷策略,而不是哲學理念,才是馬丁整個「和平運動」的最大理論憑藉。對於部份本身也並不享有絕對社會優勢的白人來說,馬丁的行為讓他們產生了共鳴,開始同情甚至支持黑人、以至其他更廣泛的公民民權運動,成為了抗爭成功的關鍵。這種辯證,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傳統智慧,假如一切非友即敵、非黑即白,世上要改變和進步又談何容易?

「蒼井空外交」的啟示

蒼井空自2010年「非法」登陸中國網路,成為近年中國紅人。作為日本成人電影女優,蒼井空早在2002年出道,2006年起已經減產,至今接近十年,在日本國內AV界早已過氣,雖然轉型參與綜藝節目甚至日劇演出,但知名度已不再。她在2008年起先後在泰國、南韓、香港和印尼等地參與電影拍攝,最後幾乎落戶在中國發展,直到近日終被官方關注,有報導指她被請離中國,也有報導說她的進一步轉型只會在中國更成功。對她本人而言,一切都是商業考慮;但對中國而言,「蒼井空現象」卻頗有探討價值。

說蒼井空「非法」登陸中國網路,源於其Twitter帳號在2010年4月11日被中國網民「發現」,而Twitter本為中國官方防火長城屏蔽,因蒼井空帳號竟引發一輪「翻牆」熱潮。據《東莞時報》報道,蒼井空的Twitter帳號被中國網民發現前,「關注者僅得數百人,而全數是日本網友」,反而被發現後短短兩小時內,關注者增至近5,000人,兩日內更突破15,000,被稱為「蒼井空之夜」。這數據顯示蒼井空當時在日本國內人氣大不如前,而且業界地位並沒有前輩像川島和津實、飯島愛、乃至男優加藤鷹等到達「神級」,確是靠中國粉絲才得到事業第二春。

值得注意的是,蒼井空相當配合中國主旋律,也嘗試在敏感的中日關係議題發表人道聲音。例如2010年中國青海玉樹發生大地震,蒼井空通過Twitter帳號,呼籲日本民眾捐款救災,並義賣自己的寫真照片募捐,自此,獲邀正式登陸中國,例如作為網絡遊戲代言人、參演中國微電影等。她亦在2010年11月11日開設新浪微博,與數千萬中國網友在「牆內」合法交流。

「蒼井空現象」觸發的第一個矛盾,自然是作為AV女優成功打入中國市場的蒼井空,與中國官方「掃黃打非」政策的矛盾。日本AV本就是中國官方「掃黃打非」的針對目標之一,但眾所周知,對出版物、影音錄像製品的監控禁制,在互聯網日漸發達之下只會不斷遇到挑戰,即使有防火長城的發明,網民亦有相應的翻牆戰略。2012年4月16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宣布,「電視節目在審美導向上,要防止過度娛樂化、低俗化傾向的反彈,不允許網絡紅人、有醜聞劣跡的人物上電視做嘉賓」;據內地媒體報道,官方名單上有蒼井空的名字。不過,在網絡年代,電視已然降格成為眾多資訊獲取途徑的其中之一,所以對她影響有限,直到近日對她的「虛擬存在」關注,才有根本改變。

「蒼井空之夜」,正正戳破了中國官方正有效禁制日本AV的幻象,證明蒼井空早就家喻戶曉的人物。而其實中國網站上某些關於蒼井空或日本AV的網路新聞之下,就常有中國網民打趣留言,指「武騰蘭、蒼井空、松島楓、吉澤明步(註:繼續列出了上50個日本AV女優的名字)……我更是一個都不認識!根本都沒有聽說過」。假如學者進行一個認真研究,關於如何通過認識日本AV女優學習翻牆,也許會得出很有趣的結論。

另一個矛盾,自然是關於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掙扎。2012年起,釣魚台領土爭議升溫,中國發生多場反日示威,兩國官方交往陷入僵局之際,蒼井空在新浪微博發帖呼籲「中日人民友好」,擊中了不少反日中國民眾的心理缺口。中國民間出現「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世界的」標語,恰如一張反日民族主義的「贖罪卷」,嘗試將蒼井空所象徵的日本次文化,例如日本AV、動漫,與中日領土、政治爭議和歷史糾結劃清界綫,以包容一種與反日民族主義相違背的、對日本次文化的情懷。這恰巧跟反日示威中出現的倒翻日產車、砸毁日資店舖(當中甚至包括一些華資壽司店)等情況,形成弔詭:按同一邏輯,其實日產車、日資店跟日本次文化一樣,也可以或應該跟中日政治爭議分割,而免於在示威中成為破壞對象。

在簡化的層面,甚至演化出「蒼井空外交」的兩極論述。一方面,有人呼籲由蒼井空作為中日友好大使,從民間促進中日關係,但這顯然不乎合中國國策。另一方面,則有意見擔憂日本將加強以AV、動漫等作為外交「軟實力」,甚至作為攻陷中國民間的武器。但這些其實都不是重點:重點反而是蒼井空證明了在中日夾縫之間,怎樣才可以適者生存。

「蒼井空現象」,折射了在中國官方監控禁制和民族主義論述底下,中國民間所面對的一種外來誘惑,而蒼井空曾經作為日本AV女優的身份,令這個比喻顯得更生動。中國官方的監控技術、以至民族主義論述,某程度被揭破為一種表象,下面卻活躍着一個人所共知的灰色地帶,作為民間有意無意的反抗。假如蒼井空真的被封殺,代表的是甚麼,大概就心照不宣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5月

國際軟實力之英國文化協會近貌

本欄早前談及兩岸的孔子學院和台灣學院如何促進中華軟實力,論及同一模式的鼻祖,自然不得不談英國文化協會。在帝國時代,英國軟實力無遠弗屆,但近年也面對種種挑戰,英國文化協會的角色,就顯得更加重要。

2014年3月,英國上議院成立的「全球軟實力及英國影響力調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Soft Power and the UK's Influence),發表一份厚達155頁的研究報告《Persuasion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分析全球各地政府和民間如何操作軟實力,並總結關於英國軟實力的建議,提出「有必要優先制訂強化國家軟實力的政策,同時要尋找新方法建立軟實力」。這樣提法,自然因為英國軟實力出了問題。

國際知名軟實力評論人Indra Adnan曾在英國《衛報》撰寫專欄,批評英國近年拒絕進一步開放,導致國家形象滑落。他認為英國本來具有深厚的軟實力基礎,例如「英國廣播公司(BBC)以廣泛語言作新聞廣播,創建了國際新聞報道的規範;英國代議政制被譽為『議會之母』,繪出穩定而高效的民主政制藍圖;倫敦的城市設計呈現多元文化,堪稱世界縮影」,種種都是英國軟實力的標記。但他憂慮英國近年的軟實力計劃被金磚國家、北歐國家等比下去,例如印度對「寶萊塢」的投資、芬蘭在烏克蘭危機中積極參與人道救援工作等,都向外界展示了「不懼威脅、熱衷國際事務和具有魅力的一面」,但英國開始固步自封,這一面已難得向世人展示。Indra Adnan特別提到BBC近年不斷削減國際報道的開支預算,自2011年起,更關閉了22個駐外新聞中心,包括烏克蘭,令去年烏克蘭危機爆發時,BBC的相關報道被不少西方媒體比下去。BBC的例子,某程度上,象徵了英國軟實力的局限。基於英國「疑歐派」聲音愈來愈強烈,簽證和移民政策傾向保守,旅遊和貿易額近年亦持續下滑。

即使如此,英國上議院報告及Indra Adnan卻同時點名讚揚英國文化協會,形容該機構就英國文化的海外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英國文化協會的前身頗為官方,乃英國外交部的一個國際關係委員會,早在1920年代成立,專責推廣海外的英語教育、籌辦介紹英國文化的導賞團、藝術展覽等,除了英國殖民地外,也針對地中海、中東以至拉丁美洲國家。1936年,委員會正名為英國文化協會,1938年開始在海外國家設立辦事處,首站是埃及。早期英國文化協會也兼營情報體系,會借助其國際網絡,就各國狀況、對英開放程度等「蒐集資訊」,直到二戰爆發前夕,相關工作才由新成立的資訊部取代。

戰後英國文化協會確立了「在海外推廣英國文化」的主旨,但一度因經費不足或政治原因,關閉了多間海外辦書處,直到近年不斷更新服務模式,例如將互聯網絡學習平台應用到協會最原初的英語教學任務,才開始重現生機。英國上議院的調查報告中指,單計2012年,英國文化協會作為一所「英國代表機構」,合計接觸過全球5.53億人,其中協會主辦的展覽、嘉年華吸引約1270萬人次,約237萬人通過協會應考英國各項標準考試。其中,英語課程屬英國文化協會其中一項歷史最悠久的英國文化推廣任務,而據協會曾作調查發現,曾與英國有文化交流,特別是教育範疇方面的人士,更常與英國有生意來往。上議院報告指,目前全球約有15億人正在學習英語,其中絕大部分依賴英國提供導師;約有50萬人透過英國文化協會在60個國家設立的教學中心接受英語課程,而通過協會的網站、錄音錄像和社交媒體等平台學習英語的人數有數以百萬計。

當然,我們可以說,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學也達到了、或可能將達到同樣效果,但重要的是如何在語文工具以外傳播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英國文化協會一直刻意傳播英國或西方社會的一些價值理念,但懂得將之與各國人民的生活層面掛鉤。例如在緬甸,約有25萬人在英國文化協會開設的圖書館中,才能享受不被監控、沒有限制的互聯網服務;協會同時在例如利比亞、南蘇丹、伊拉克、阿富汗、津巴布韋等經歷過社會動蕩、正在復原的國家或地區運作,協助這些地區重新建立與世界的關係,而在當地,協會和外間環境構成強烈對比,彷如綠洲。英國文化協會也舉辦不少社區活動,承擔了一定社會責任,並把「英語」和「國際和平運動」掛鉤,又懂得把運動、音樂等和英語相結合,甚至還協助各地受眾找工作。這些效果,正是孔子學院難以達到的:當孔子學院在各地負責為中國國策辯護,但各地民眾卻感受不到這些辯護和自身的關係,自然只當作官方宣傳,而沒有官方宣傳是能弘揚軟實力的。假如想不通這一點,孔子學院只是一所漢語學校,僅此而已。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