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

《喬森潘回憶錄》:赤柬悲劇的「外國勢力論」

上週赤柬女高層英蒂迪病故,香港媒體幾乎毫無報導。她今天或許算不上家喻戶曉,但提及她的丈夫赤柬外長英薩利,應該更多人認識;再提及她的姐夫波爾布特,絕對說得上臭名昭著。本欄年前曾談及這些赤柬高層的極高教育水平,卻做出人類史上最野蠻的殺戮,為何如此,依然鮮有流水賬以外的深入研究,原因之一,就是造成悲劇的最高抉擇過程,至今依然成謎。赤柬高層當事人之中,只有名義上的國家主席喬森潘寫了回憶錄,中文版今年在香港出版,提到的不少觀點,就頗堪玩味。

喬森潘「甚麼都不知道」?

喬森潘最終被判終身監禁,回憶錄的目的之一,自然是要為自己辯解,說所有慘劇都不是他能左右、也不是他當時知情。平情而論,作為名義上的赤柬元首,喬森潘「甚麼都不知道」,自然是不可能的;但他名流出生,早年並非赤柬核心,原是國內頗為德高望重的左翼國會議員,只是為了逃避右翼獨裁者朗諾政權,才接受赤柬「保護」,那也是事實。他希望說服讀者,他只是西哈努克親王那類被赤柬利用的虛君,這觀點他的對手是不會相信的;但他在赤柬內部級別不算最高,好些重大決策都被排除在外,似乎也是事實。

個人的責任問題,並非讀者所最關心,喬森潘把赤柬悲劇的起源,大大歸因於「外國勢力」:越南,卻值得研究員重視。一般學者大多認為,赤柬信奉極端教條化的共產主義,行事僵化而泯滅人性,令國家機器陷入無休止的權鬥,導致全國崩潰,應是殺戮戰場的成因。但在喬森潘眼中,他那些原來高度理想化、不少受過高深教育、待人接物充滿魅力的戰友,要不是「越南問題」,是不會如此走偏鋒的。他特別強調自己並非首個這樣分析的人,並援引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文章,也是把赤柬激進化放在越戰的大框架下演繹。

越南威脅與赤柬的「自我受害人化情結」

法國撤離中南半島後,越南共產黨管治北越,聯同南越的共產游擊隊向南越政權長期進攻,並以援助南越的美國為頭號敵人。為了在戰場上開拓補給線,北越先後向鄰國寮國、柬埔寨借路,雖然當時兩國尚未被共黨管治,但也不敢開罪以勇武著稱的越南人。這過程中,雖然三國共產黨員建立了「革命情誼」,但也產生了頗多民族主義矛盾,越南自居中南半島領袖、中蘇交惡後的蘇聯東亞代言人,亦有意把另外兩國赤化、再扶植為附庸。寮國共產革命後,領導人基本上對越南忍氣吞聲,赤柬對越南的戒心卻大得多,時刻都以「維繫國家主權」為思考方法,去決定和鄰國的關係。

究竟這威脅有多少程度是赤柬的「自我受害人化情結」,多少是真實?觀乎赤柬最終被越南出兵輕易推翻,似乎印證了喬森潘「自我實踐的寓言」;但越南影響了柬埔寨一陣子後,越南扶植的軍事強人洪森羽翼豐滿,不用再侍奉越南為太上皇,似反映就是赤柬長存,也不一定要和越南弄得那麼僵。比較符合現實的解釋,反而是赤柬軍事「解放」全國的勝利來得太快、太出其不意,令「革命」一時間失去了外部敵人的壓力,也就令內部凝聚力出現危機。中國是當時赤柬埔的重要盟國,連美國也因為中蘇交惡、拉攏中國而實質上傾向赤柬,法國則已遠離,剩下來最可以強調的外國勢力,反而是越南。

極端主義:愛國的濫觴

喬森潘認為,赤柬要極速搞「高端」農業合作化,取締一切私有財產,沒有經過社會主義進化的正常程序,主要是因為要時刻「備戰」,才要把赤柬起家的農村組織,擴大到全國範圍嚴格執行。赤柬統一全國後,立刻實行令他也驚訝的撤離城市、疏散首都金邊全體居民到農村的瘋狂政策,開啓全國大屠殺的先聲,「方便備戰」據說也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越南和赤柬畢竟同樣屬於共產政權,為了競爭,赤柬領袖都有「超越」妄想症,以為只要國內革命政策比越南更「進步」,就是更成功的共產政權。那些廢除貨幣、廢除商店一類匪夷所思的創舉,部份都源自這種思維。

從今天觀點看來,喬森潘的說法明顯誇大了「越南問題」的重要性,雖然他承認赤柬為柬埔寨人民帶來了大悲劇,但也是有意無意間為赤柬領袖開脫。然而放在當時的環境,令一國精英都相信這樣的論調,不可能純粹是高壓能達成。喬森潘經常強調,要放在「歷史長河」理解赤柬的瘋狂,而所謂「歷史長河」,也就是柬埔寨民族主義者觀點的愛國主義史綱。根據這史觀,自從吳哥文明沒落後,柬埔寨就是鄰國的征討對象;法國殖民中南半島期間,也把發展柬埔寨的重要性排得最低,不少赤柬高層都是第一批留學、第一批拿海外一流學位的精英,可見國家起步的滯後。法國撤走後,越南以戰養戰,迅速成為區域霸主,美國蘇聯中國亦紛紛走進來打代理人戰爭,柬埔寨要維持獨立自主,幾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波爾波特的「悔意」

而赤柬統一全國時,雖然有一定中國支持,但基本上是自己壯大、苦心經營「農村包圍城市」那毛式戰略的成果,不能不算是「自力更新」,更令國內民族主義者一時士氣大振,把他們的過激行為按下不表,轉移歌頌波爾布特的天縱英明。到了最後,赤柬被越南推翻,根據地打回原形,依然有一定群眾支持,與其說他們是「共產主義者」,倒不如說是民族主義者。

《喬森潘回憶錄》幾乎沒有透露甚麼高層秘辛,不過有一幕頗有意思,就是說赤柬政權崩潰後,高層召開了擴大會議,波爾布特終於流露了悔意,說「還以為共產主義真的能拯救國家」,反映極端共產主義者雖然掛的是「國際主義」牌頭,骨子裏還是民族主義作崇。喬森潘目前身在獄中,根據同一邏輯,為他作序的法國教授,大概認為這是冤獄、是他為柬埔寨人民做出的又一「犧牲」。但放諸全球,認同的人又有多少呢?

小詞典:紅色高棉/赤柬

源自印度支那共產黨,1950年正式成立,逐漸成為控制柬埔寨農村的勢力,1975年攻佔首都金邊,管治全國,三年八個月間,造成全國二百萬人死亡,佔全國人口1/4。1979年1月,越南出兵擊潰赤柬,1981年赤柬宣布解散,再加入反對親越政府的聯合陣線,九十年代末主要領導相繼向政府投降,2014年,其主要領導喬森潘、農謝以「危害人類罪」被判終生監禁。

2015年8月29日星期六

巴西外援高尼路細數港足發展

早前,在旺角大球場舉行的兩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空前熱鬧,全場座無虛席,這也燃起了香港人對足球的熱情。9月7日香港主場對卡塔爾的門票也在開售後數小時內售罄。這次熱潮是源自中國足協一張文宣海報,當中將中國香港隊形容為一支有「層次」的球隊。而港隊亦不負眾望,在對不丹的比賽中發揮出有「層次」的戰術,分別由麥基、安基斯、盧均宜和鞠盈智等攻破對方大門,以七比零輕取不丹。是次比賽也讓香港人重新認識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入籍球員。這些球員聯繫香港和世界,讓世人了解香港,也能讓香港人了解世人眼中的香港。而要細數過去20年的入籍外援,高尼路必定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998年,高尼路隻身從巴西來香港加盟南華,在效力南華和晨曦其間成為後防的定海神針,亦為球會贏盡錦標。其間,高尼路曾獲得中超球隊北京國安的垂青,但他毅然留港。2006年,他獲得香港特區護照代表港隊上陣,更成為隊長。2012年6月3日,2677位球迷入場觀看晨曦足球會為高尼路在旺角大球場舉行的告別賽,可見高尼路在球迷心目中的地位。退役後,高尼路留港發展,現時他在賽馬會傑志中心擔任高級學院教練。在這17年間,高尼路不僅見證了球壇的發展,更見證了香港的變遷。

S: 你當初為何會選擇到香港發展你的足球事業?在來香港之前對香港有什麼印象?

C: 我跟大部分巴西人一樣對香港沒有任何印象。當時沒有互聯網,也無從了解香港,因此,在來香港之前我對香港的僅有的印象,大概是刻在我手錶上Made in Hong Kong四個字而已。即使到現在我在巴西的朋友仍不知中國內地和香港同屬一個國家,但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地方。他們會問,你打算去香港食狗肉嗎?哈哈!一般巴西大眾對香港都沒甚概念。所以,我並不是主動選擇來港發展,而是被教練選擇。我20歲簽約成為職業球員,其後,我的啟蒙教練米路來香港南華會執教,他希望我來港跟隨他。因此,我便來香港試腳兩個月。而當時我覺得香港是一個不錯的地方,於是便選擇留下,轉眼間便17年。

婉拒中超招手 港生活方便

S: 2001年,你曾得到中超球隊北京國安的垂青,但你卻選擇留港發展,當中有什麼因由呢?

C: 當時和太太都希望留港發展。因為我們認為中港兩地始終不同,在香港來往世界各地始終較便利,同時亦有較多自由去生活,也很舒適。另外,香港的醫療亦很可靠,我曾經在上海的醫院接受醫治,可是那次的經歷實在有點不快。因此,我們就選擇留港。

S: 你在香港力17年,其後退役成為教練至今。有什麼原因吸引你留港發展?

C: 首先當然是生計和發展機會,我幾乎整個職業生涯在香港度過。因此,我的朋友圈和事業網絡都在香港,也較認識香港的球壇。香港對我而言,能提供機會去發展我的足球事業。另外,香港最重要之處是自由,整個城市彷彿不會停下來。不論晝夜,你喜歡做什麼就什麼。相比起巴西,香港有很多機會,亦是一個很安全的城市。另外,除了最近的政改爭議外,香港有良好和簡易的制度。從香港到附近地區,甚至全世界都很方便。

S: 你喜歡香港的生活嗎?有否留意香港的音樂和電影?

C: 我喜歡香港的生活,一切都很方便,我可以去西貢遠足,也可以去沙灘,若你想購物,或和朋友小酌兩杯更可以到旺角和中環。相比巴西這實在太方便,只要乘坐港鐵和巴士就幾乎可以去全港各地方。我喜歡香港的食物,特別是點心,蝦餃、叉燒包和燒賣都是我的至愛。我比較少接觸香港音樂,但我喜歡看香港的喜劇,特別是曾志偉的作品。雖然我不善廣東話,但單看英文字幕,我已覺得內容很惹笑。我和晨曦隊到上海比賽時,曾到曾志偉的餐廳吃飯,他是一個很友善和幽默的人。

S: 你在香港生活多年,現時你認為你是香港人、巴西人或兩者皆是?

C: 我會認為兩都者皆是,畢竟我不是華人。但我在香港成長,結婚和組織家庭。我幾乎整個職業生涯都在香港度過,我這裏有朋友、球迷、同事和事業。若我回到巴西,我要從零開始建立自己的事業。我在香港也有很多難忘時刻,例如2000年代表南華擊敗南斯拉夫國家隊,第一次代表香港,以及我的告別戰。這一切都是我回憶的重要部分。同時,這裏的生活安全和舒適,因此,我早已將香港視為我的家,我也是香港的一分子。而且大部分香港人的思想都較開明,但我英文和廣東話都不流利,有時始終難以完全表達我所想。

球場聚焦競技 不應政治化

S: 你有留意最近世界盃中國香港對中國的相關新聞嗎?你對事件有什麼意見?

C: 當然有。作為一個足球員,在我眼中只有足球。無論對手是中國或是其他隊伍,球員都應遵守公平競技原則和全力以赴。這只是一場比賽,任何事情都應只留在球場中。雖然中國隊實力較強,但我希望香港隊可以盡力爭取好表現。足球比賽本應就是這樣,不應被任何事情影響。

S: 在巴西各個省之間也有類似的爭議嗎?

C: 不只是省之間有類似爭議,而是每個城市都有,但巴西的球迷只有愛與恨,並沒有政治。巴西的家庭大多是支持同一支球隊,而且會一起看足球比賽。而球迷間就是一個大家庭,當然球迷間會互相取笑,同城大戰更必然具話題性。以我所見,球迷會鍾愛一支球隊和討厭另一支球隊,但不會把政治牽涉其中。

S: 巴西的球會會否建構一個身份認同?例如蘇古迪斯(Socrates)的球隊就是代表社會上的低下階層。

C: 這種分類在現時的巴西社會並不明顯。例如我成長的阿雷格里港就有國際體育會,代表工人和大眾,而甘美奧則是代表富有階層。對整個巴西而言,聖保羅隊是其中代表富有階層的著名球隊。當然每個球會都有各自的歷史,成立之時亦由不同足球愛好者組成。因此,球會成立的背景也有所不同,而有各自的傾向。

S: 巴西足球成功的模式能否移植到香港?

C: 香港和巴西的足球水平相差甚大,而且香港的足球發展始終面對很多局限,香港土地空間和足球設施少,而且足球員也缺乏出路。巴西的足球系統較完善,有各級足球聯賽去吸納足球員。因此,球員可以根據自己能力加入不同球隊,或是到海外聯賽力。而球員退役後成為教練的機會亦較多。但香港的聯賽規模較小,年輕球員的機會自然較少,生計也難有保障。另外,香港的小朋友有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從小提琴、繪畫到補習班,足球從不是他們的唯一選擇。但在巴西,大部分小朋友在放學後的唯一活動就是踢足球,自然能為球會提供大量年輕球員。同時,成為職業球員是一個可以極速致富的方法。

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風吹草動》的金閣寺/Fabel

二人組合Fabel有一首歌《風吹草動》,由林夕填詞,不是大熱作品,但歌詞可圈可點,以日本古都京都的金閣寺為背景借喻愛情,比取材類近的《漢城沉沒了》更迂迴,也更有思考空間。

「火燒金閣寺/是哪一位比我癡,要我放下你/在這兒問誰能異議,分於金閣寺/大有超生的意思,好比你我聚別/猶如花開葉落無意」,假如不認識歷史,會對這一句莫名其妙,對全首歌也會不知所云。金閣寺是原名鹿苑寺,建於鎌倉時代,在湖邊金碧輝煌,極其壯麗,但歷史相當悲壯,如歌詞所言,多次被火燒。它建成後不到一百年,大部份就毀與應仁之亂,剩下來主建築被奉為國寶。

二戰後的1950年,金閣寺一名見習僧人縱火,把整個剩下來的金閣寺完全毀滅,裡裡外外連同一切文物,全部化為灰燼。今天遊客處處的景點,不過是原址重建罷了。此事極其轟動,縱火者自稱是要對世界報復,一度被懷疑是對日本戰敗、又被佔領不滿,但日本主流觀點認為是他自己被社會遺棄,憤世嫉俗,在寺中地位低下,才行非常之舉。

此事成為日本眾多文學的素材,最著名的有三島由紀夫小說《金閣寺》、水上勉小說《五番町夕霧樓》,水上勉還有另一篇紀實文學《金閣炎上》,都以不同角度、不同觀點重構事件。香港作家陶傑的專欄文章多次提及此事,年前一篇直接以之類比香港的未來,尤為佳作,筆者亦曾於Facebook推介。

《風吹草動》提及金閣寺的悲劇,放在當代男女愛情的框架,只要和縱火和尚的心境並列,就能另有體會。一般人心目中,美好的結局自然是愛情開花結果,但代入那和尚的心態,毀掉整個美景,才是自己擁有的「完美」結局。「其實那一聲/我想走/早已預演於惡夢」,這樣的「惡夢」,在金閣寺前上演,立時比單純的離離合合更有層次,史詩效果就出現了。

沈旭暉 Now.com 2015年8月28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48813

還要讀國際關係嗎?

一位讀國際關係的學生失足,成為政界醜聞,令人悲哀。然而,我看到的不只是個別例子,而是一個模式,身邊例子俯拾皆是。

A是研究助理,本身是政黨支部負責人,研究非洲,有英倫一流大學碩士學位,品性純良。我很欣賞他,他擔心得學無所用,後來為老教授當助手,成為另一方的活動聯絡人,也改了研究方向。一生人的立場是會不斷轉變的,但他實在不是那種會算計的人。假如在海外,不用這樣。

B是我的學生,有國際研究碩士學位,為國際關係新聞做了不少實事。他認識多了人後,愛在不同陣營間溝通,也對國際關係失去興趣,感到談國際關係時無人理會,政治活動卻永遠有鎂光燈與掌聲。但他不明白,「殺君馬者道旁兒」。雨傘運動時,他天天嘗試當聯繫人,我很擔心。聽說他定下了新方向,而且是正途,專注讀另一範疇的博士,不再碰其他東西。但願能堅持下去。

C讀戰略,最初純為興趣,但回到花花世界,沒進入大學正式編制,另有高人賞識,生活軌跡便出現改變…… D也讀戰略,思想可愛,網絡軍事版軍事迷,逐漸愛上政治,在建制青年組織愈來愈活躍,說要促進「建變」…… E與F都對日本歷史有研究,對精英身份有浪漫投射,輾轉當了不同陣營區議員,但在所屬政黨都是異端,似難長期幹下去而不精神崩潰…… G研究冷僻地方,在港多年沒有全職工作,學問愈精,怨氣愈大,在討論區愈多…… H到海外交流後發現別國精英網絡厲害,立心要在香港建立,進政府,極反梁,天馬行空,精神狀態令人憂慮……

數下去,無窮無盡。Z原來也是悲劇,名校博士,(我認為)近年最出色的行內年輕學者,畢業前已出版數篇行內評級基準必備的「SSCI文章」,那是一些副教授也沒有的履歷,滿以為可橫掃學界,結果入門機會也未有,把心一橫,在市場當教育工作者。他問我如何,能否「加持」一下宣傳,想到ABCDEFG……,立刻說:「最好。」我想,他最幸福。

2015年8月27日星期四

二戰七十年:意軍二戰表現真的不濟?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年,世界各國都有紀念活動,但似乎新一代並不知道意大利也曾是軸心國的一員。其實意大利軍隊在二戰的表現,一直成為歷史愛好者的笑柄,例如據說1943年盟軍於意大利登陸,唯一死傷的原因,是盟軍誤投傘兵到大海,而意軍在戰場上的最大發明,據說就是美食云云。

這些笑話容或誇大,但就算不談「民族性」,意軍也確實面對種種結構性問題。例如因為預算不夠,意大利士兵明顯訓練不足,而當時意大利的鋼年產量,遠遠低於美國、英國、蘇聯、德國與日本,無論軍隊人數有多少,都難以成為勁旅。但意軍不濟的形象,究竟有多少是戰勝國的宣傳、或德國抵賴同路人的中傷,有多少是事實?

英國歷史學家Dr Christian Goeschel將出版一般新書:《墨索里尼與希特勒:致命的友誼》,就似乎正試圖反駁這種形象。為撰寫此書,他到羅馬翻查了大量戰時官方檔案,認為即使墨索里尼政權比德國納粹政權稍為仁慈、殺的人較少,但也不能低估其影響力,而且他檢視過北非、希臘、巴爾幹半島與蘇聯戰役的檔案,發現意大利士兵不如外界想像中窩囊,作戰時還是相當有自信與殘暴的,例如蘇軍就認為意大利士兵與德軍一樣狠。而德軍驍勇善戰的隆美爾將軍,在北非戰場和意軍緊密合作,對後者的評價也不俗;在突尼斯戰役,英軍阿歷山大將軍甚至認為意軍比德軍更出色。

即使意軍可能真的在戰場上表現散漫,也可能只是反戰情緒的反映,而不涉及所謂「民族性」問題。事實上,意大利舉國上下一直相當厭戰,意大利政府在學期完結前幾星期徵召學生入伍,就引發了好幾個城市的學生暴動,原因是學生不滿從軍令他們無法參與期末考試,當局卻拒絕授予修課學分。1941年,美國大使館引述梵蒂岡教廷,指有70%意大利人是反法西斯的,並分析「意大利現在普遍流有一種氣氛,人們相信如果英國戰勝,意大利人反而能過得比較好。」

何況意大利和德國其實淵源有限,意大利人對德國普遍印象不佳。成千上萬的德軍進入意大利後,意大利社會反德情緒日高,民眾深覺意軍受控於德軍,前參謀總長因反對這種意德關係而被革職。美國大使館當時的觀察,是西西里人大都渴望英軍盡快登陸意大利,那時的表現,與其說是戰力問題,不如說是戰意問題。假如真的有侵略軍要征服意大利、而不是「解放」意大利,意軍的表現理應截然不同。

因此,要準確重構意大利在二戰的角色,似乎應該分割兩個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的官方角色,和意大利傳統貴族、宗教領袖、地方豪強組成的民間領袖角色,他們在戰時的暗鬥,似乎較諸德國內部嚴重得多。若因為這些原因,而看輕了意軍的整體實力,似乎是不公允的。

小詞典:墨索里尼

意大利法西斯領袖,1922年發動群眾「進軍羅馬」奪取政權,獨裁管治意大利至1943年被推翻,但不久被德國成功營救,安置為管治北意大利的傀儡,最終在二戰終結時被群眾問吊。墨索里尼早期政績頗佳,令意大利經濟復甦,也維持了基本秩序,並與教廷和好,一度成為全球領袖仰慕的風雲人物,但決定和納粹德國結盟後,政體缺點逐漸浮現,最終悲劇收場。

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

由印度、孟加拉交換「飛地」談起

月前印度與孟加拉簽下歷史性協議,雙方同意將交換大約150幅在對方國土以內的「飛地」,在各飛地生活的超過5萬名居民,則可自行選擇入籍印度還是孟加拉。兩國領導人對此都十分高興,印度總理莫迪更把此舉跟拆除柏林圍牆相提並論。協議日前正式落實,確是和平解決國土主權問題的創舉。究竟這模式能否複製?

主權爭議自然不局限於飛地,但飛地確是最容易有爭議的一類存在。飛地即一個國家的境外領土,由於在別國國境之內,與母體有一定切割,本土主義每每容易興起。印度與孟加拉雖然信仰不同,但關係一直不壞,孟加拉能脫離巴基斯坦獨立,就全靠印度幫忙。兩國早在1974年已經達成部份換地協議,同意即使部份飛地未及交換,也會共同發展,但協議因翌年孟加拉發生政變而擱置,這次不過是再續前緣而已。換了是印巴衝突,就不可能這樣容易解決了。

其實在非洲,亦有類似的交換土地安排,例如尼日利亞和喀麥隆就以換地解決多年來的糾紛。2003年,兩國在聯合國西非事務部的調解下達成一系列換地協議,喀麥隆以33條村落向尼日利亞換回一條村落,兩國又在翌年就另外三條村落的主權達成共識。

兩國最令人關注的爭議,在於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巴卡西半島。尼日利亞在1990年代初攻陷巴卡西,喀麥隆於1994年要求國際法庭介入。直到2002年,法庭把巴卡西主權判給喀麥隆,尼日利亞信守承諾,尊重法庭判決,唯有在2006年正式將軍隊撤離,那裏的尼日利亞人也大多撤走。由於主權已經得到清晰界定,喀麥隆開始在巴卡西建立學校和醫院等基建服務,也同意和尼日利亞「共同開發」在巴卡西的石油和漁產資源,算是給了對方一個下台階。

到了21世紀,主權問題的定義,再不是從前想像的非黑即白。在巴卡西的案例,喀麥隆雖然贏了官司,但也明白不可能完全排拒西非大國尼日利亞的影響力,情願「共同開發資源」,這和主權的絕對性有一定抵觸。又像印、孟換地,假如兩國對主權寸步不讓,根本不可能落實協議,而且當國籍成了居民可以「集體自由選擇」的貨物,對主權不能轉讓的定義也有了微調。問題是在中國週邊地區,從前承諾了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卻因為區內國家各自民族主義的復興,而被輕輕放下,要達到上述共識,恐怕再不容易。

小詞典:印度-孟加拉飛地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等國,昔日都是英屬印度成員,由於殖民政府的行政劃分等原因,造成不少飛地出現。印、孟兩國的部份飛地,也可追溯至更早的18世紀:1713年,小王國「庫齊比哈爾」與蒙兀兒帝國協議停戰,但兩國未有就領土疆界問題作進一步協商,領土歸屬不清的問題遺留下來,形成今天的百多幅飛地。南亞民間更有流傳,指古時有兩位地方國王以國土作為遊戲注碼,才形成今天的飛地問題。

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

金正恩定期發瘋之謎

北韓導彈進入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下令軍隊進入「準戰爭」狀態,又有評論成是「韓戰以來朝鮮半島最嚴峻危機」云云。不少媒體都在問,「究竟他要幹甚麼」?其實,即使不看「危機」的來龍去脈,從歷次「危機」,也可以整理出基本所以然。

北韓這個政體的最高指導思想,不是任何官方意識形態,而是動物本能的自保。北韓擁有核彈的目的不是爭霸,也不是真的那麼重視尊嚴,不是送禮、也不是自用,而是要來展覽,因為「備而不用」,才能生存,這是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凡是可能影響北韓和金家生存下去的,他們都會歇斯底里;但這也說明,一切有助他們生存下去的,他們都會做。

只是有一個前提:他們深深明白,無論自己有多少核武也好,真的和鄰國全面開戰,那就是生存的終結。但只要不全面開戰,而能通過製造危機獲得實利,例如或明或暗的援助,例如國際組織的同情,例如談判桌上的討價還價,那就是成功。國際關係有一專有名詞:「瘋子外交」,形容貌似不按牌理出牌、卻能從危機獲利的「合理」行為,金正日正是箇中專家。

金正恩比父親金正日的「發瘋」頻率更高,固然是年少氣盛,掌握「brinkmanship」的火候不及父親所致,卻也是內政的延伸。即使「準戰爭狀態」在外交上一無所獲,乃至勞民傷財,但在管理角度,特別是在權力遊戲的大棋局,不失為本小利大的投資。我們從前已談過,只要有戰爭「危機」、而毋需有戰爭,就會有人「立功」(「化解戰爭危機」、「不戰而屈人之兵」、「弘揚國威」、「四夷賓服」),也會有人「犯錯誤」(輕則「不守紀律」、「消極怠工」、「輕慢領袖」,重則「裏通外敵」、「泄露國家機密」)。「危機」過後,自然賞善罰惡,種種和平時候難以做到的調整,無論涉及行政單位、地方主義、還是人事任命,都能輕易落實。

那北韓金家除了「瘋子外交」,就沒有別的求存之道嗎?在目前情況,恐怕沒有。根據「主體思想」,北韓一直獨立自主偉大正是世界之光地球最後希望,但人民生活始終遇上一些「小問題」。原因,自然不是偉大領袖辦事不力,而是「外國勢力」和「敵對勢力」無理制裁打壓,加上「盟友出賣理想背信棄義」之故。只要北韓經濟一天搞不起來,就是人民再單純、再忠誠也好,政府也要定期「提醒」人民這些「結構性原因」,否則難以自圓其說。但單是靠民宣提醒,在北韓李春姬腔的主旋律下,一般正常人的構造早已金屬疲勞。唯有通過真切的日常生活集體行為,例如備戰、宣誓、緊急疏散、警報亂鳴,才能加強政府說法的「說服力」。畢竟通過共同經歷製造的印象,是刻骨銘心的。

假如還是不明白,參加一次坊間的life dynamics,給一些人生學費,就會恍然大悟。

小詞典:邊緣政策 (Brinkmanship)

源自冷戰的術語,泛指通過人為製造危機,並持續把危機升溫,到達爆發邊緣,卻會人為停下來,製造危機的一方因為掌握主導權,而往往能出其不意的獲益。但策略只要運用出現偏差,危機卻可能弄假成真,也可能出現滑坡謬誤,令製造危機的一方得不償失。

2015年8月24日星期一

溫馨提示:「獨裁者2.0」已進化成型

談起「獨裁者」,不少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是希特勒、史大林一類套版形象,公然打壓異已、收緊言論自由,又或是派警軍捉拿政敵等。然而在現有的政治環境、資訊科技和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之下,領導人太明目張瞻搞獨裁,只會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既引起國際壓力,也激起內部民怨。何況單靠高壓,悲劇總有時,無論獨裁者擁有多麼壓倒性的武力,足以隨時鎮壓國內反政府人士,例如在阿拉伯之春,多個掌權數十年的政權就紛紛倒台,反映傳統獨裁者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另一些卻保存下去,說明獨裁者也不是毫無辦法應戰,只是要一邊適應大環境的轉變,一邊進化。網絡雜誌《Slate》的政治與外交版編輯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於2012年出版了《獨裁者的進代--收編、分化、假民主》(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一書,立論發人深省,而且有實用價值,此情此景,不能不讀。

道布森先後於哈佛大學取得東亞研究系碩士和法學博士,其後於《Foreign Affairs》、《Foreign Policy》等擔任記者、編輯和評論工作,「阿拉伯之春」爆發時,道布森被派到當地進行採訪,回來就完成了《獨裁者的進化》,講述「新獨裁者」如何以不同的「假民主」方式維持管治,著作也成了《Foreign Affairs》2012年的推介書籍。

道布森引述提出「文明衝突論」的著名學者亨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理論為起點,先回顧多國獨裁者於「第三波民主化」中紛紛倒台。自1974年4月25日的葡萄牙「425革命」開始,拉丁美洲、東南亞、東歐、前蘇聯的威權政體,不少於十多年以內倒台。直到1991年,民主國家的數目由1974年的41個上升到76個,此後一直持續上升;此外,道布森又以中亞和中東的顏色革命為例子,論證各地人民都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

以上的數字是有水份的,一來第三世界不少形式上的「民主國家」名不副實,二來阿拉伯之春已帶來區域大亂,世人對民主化的浪漫遐想只會開始卻步。但撇除這些不談,剩下來的獨裁者和威權政府,確實如作者所言正在「進化」,一改以往明刀明槍的打壓,改以較溫和的表達手法,巧妙處理國內的異見份子,而又無損其獨裁本質。道布森指,「新獨裁者」已不會把國家變成警察國家,又或採取鎖國政策,過去大規模捉拿異見人士、血腥鎮壓等殘酷手法已過時,相反會用以下「獨裁2.0」方式對付反對派:

(1)標榜「法治」,不時提出「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等口號,以擺脫獨裁或「人治」形象,但實際上僅以法律為管治工具,思維類似中國古代法家,而鮮有宣傳法治精神。例如過去獨裁者往往會派軍警突擊在野政黨總部,把異見份子帶回政府部門問話,「獨裁2.0」則不再以政治罪行捉拿異見人仕,而改以「逃稅」、「衛生環境惡劣」等理由,肅清在野黨基地。

(2)「獨裁2.0」明白全面打壓媒體會招來話柄,因此全面查禁傳媒已少有發生,但依然會在暗地裡干預傳媒編採工作,同時大舉支持「群眾」「監督」媒體。由於「群眾」是總要的,他們會容許有限度的「公民討論」空間,以便親政府群眾能「發聲」和「行動」,而不用政府上身。由於個別極激進反政府聲音會獲得保留為樣板,「獨裁2.0」就能大條道理證明自身的民主自由。

(3)由於法治、自由普遍被視為普世價值,「獨裁2.0」也會高呼同一口號,都說要支持民主、自由,只是同時強調民主、自由有很多種,本國與西方提出的「普世價值」不能直接應用,所以只應推行他們定義的法治和自由。這種強調本國獨特性的邏輯,即耳熟能詳的「國情論」。

(4)「獨裁2.0」已進化到會舉行「普選」,以確立管治合法性。然而,這些選舉一般在操控下進行,或者事先加入諸般門檻和限制,例如北韓早前舉行的全國地方人民會議選舉,即屬全國一人一票的「真普選」,但每個選區只有一位由黨中央安排的候選人,投票率自然高達99.97%。

那麼,誰是「獨裁2.0」的佼佼者?道布森最常提到的,首推俄羅斯總統普京。普京甫上台就警告國內經濟寡頭要服從政府,但並不像昔日的蘇聯統治者,以「賣國」、「叛黨」等政治罪名拘捕寡頭,而以「逃稅」等經濟罪名,由司法機構出面檢控。此外,普京容許國內存在反政府組織,只是實行諸多管制,特別是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後,俄羅斯杜馬通過管制海外非政府組織的法案,容許司法機構命令非政府組織上繳任何文件,新法實施一年內,俄羅斯政府已檢查相關組織超過一萬次。至於選舉方面,普京和地方政府領導人都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只是地方候選人需要中央同意,管理總統選舉的程序亦比西方多出不少門檻。

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也是書中重點提及的一例。表面看來,穆巴拉克治下的埃及跟普遍民主國家一樣有選舉、反對黨,並且實行三權分立。然而,以穆巴拉克為首的軍方高層遍佈全國政府部門,軍方成員甚至經營道路建造、礦泉水、酒店等生意,國內對軍政府不存在任何有力制衡。道布森進一步提到穆巴拉克統治後期的「假開放」,指出埃及民眾早期不敢在街上大叫反穆巴拉克的口號,2000年後,政府才容許民眾在示威時批評穆巴拉克,以對外展現埃及的「開放」形象,而不相信群眾能真的推翻政府。當然,最後證明他們錯了,但不是模式錯誤,只是運作不到家而已。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獨裁2.0」例子中,互聯網都有重要角色。一方面,互聯網令消息在民眾間快速傳播,人民動員的速度大大提升,即使擁有強大網絡監察系統如中國,若出現民眾圍堵政府的消息,亦不可能被百分百消除。然而另一方面,網絡也可以是「獨裁2.0」與時俱進的新工具,只要政府懂得施行民粹政策,基層、農民不難被動員起來,這些力量以往受制於精英政治而難以發聲,互聯網卻令他們也得到新權力。世事日新月異,相信世界會走進全球民主,只是一廂情願的童話故事,現實往往是殘酷的,試想若你是伊拉克或敘利亞人,只能在薩達姆、阿薩德與「伊斯蘭國」之間選擇,答案也就呼之欲出。

小詞典:顏色革命

20世紀未開始,東歐和中亞各國出現的連串推翻政權的政治運動,以不同顏色為標誌,因此命名。在中國、俄羅斯等國眼中,「顏色革命」自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一般來說有以下共通點:西方國家借助非政府組織滲入,藉此培植本土代理人;反對派會不承認當地原先的選舉結果;大批人民包圍政府,迫使政府下台;西方選舉觀察員批評選舉舞弊,變天後則立刻對新政權予以承認。

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

「日本人學英文,要找中國人」?

多年前,看過一部中國紀錄片《瘋狂英語》。「瘋狂英語」創辦人李陽以土法煉鋼的手法,把學英語演變成毛式群眾運動,再滲入愛國主義,成為「英語教主」,蔚為奇觀,名成利就,最後卻惹上連串是非。故事值得另案討論,這裏要說的卻是李教主一句跟日本人說口號:「要想學英文,請找中國人!」這是他為說服國人「為何要學英文」時想出來的,而平心而論,日本人與中國人誰的平均英語水平差一些,也實在難定論。

我的一位朋友在日本教英文,他的親身經歷,頗能從另一角度說明這問題。他說日本人對英語有一種近乎崇拜的狂熱,他的老闆就是要他「傳授英語的魔術」,而在日常生活,假如能隨便說出英語生字,定會惹來旁人的豔羨目光。這種感覺,也許和日本二戰後被美國打敗息息相關,因為日本人崇拜強者,千年前全盤唐化的大化革新如是,現在崇拜美國也如是。他相信美國在戰後做了不少「文化殖民」手術,才將日本人收服得貼貼服服。

那誰會自費學習英語?他的顧客群,都是從mass mailing得來。他的公司從大型書局一類檔案庫,購買選擇了「對英語資訊有興趣」的聯絡電郵,然後向他們發宣傳單張,對象主要是成年人,還有老人。想不到,這樣原始的傳銷方法,也有不少人就範,而且把日本人守秩序的DNA發揮得淋漓盡致:由付款到上課之間,要等待兩個月,期間音訊全無,公司又沒有任何特殊資格認證,顧客卻還是乖乖等待,假如換了在香港,早已一輪投訴。背後的因素,還是和「英語魔法」有關:顧客在公司宣傳下,覺得將會接觸的這件貨品很「神聖」,值得多等待,似擔心稍一不慎會褻瀆「祂」。

日本語雖然有大量外來字直接從英語翻譯,而且二戰結束後的整體趨勢,是使用漢字越來越少,並以音譯英語為時尚,但這並不代表日本人的平均英語水平有所提高。恰恰相反,日常使用的這類片假名越來越多,卻可能令日本人以為那已是「英語」,反而減低了學習真正英語的能力。另一位在日資公司工作的朋友,則認為日本根本不希望全民普及英語,只希望將英語納入日文體系;同時也不希望外國人能操流利日語,刻意把日語弄得很需要本地生活才能地道,卻又要別人掌握基本日語溝通能力,這些都是「民族性」使然。是耶非耶,又是一家之言吧。

說回李陽。他的口號,聽起來似是荒天下之大謬,日本人要學英文,自然應找美國人、英國人,理應怎樣數也輪不到中國人。但客觀事實是,無數美國人、英國人在日本開辦英語學校,卻始終未能做到普及化;相反今天的中國,無論基於甚麼原因也好,卻真的開始有全民學英語的勢頭。假如中國人在日本辦英文學校,以東方式學習手法打入日本市場,是否絕不可能成功?倒不一定。問題是近年日本反華情緒開始強烈,先天已有了抵觸情緒,始終事倍功半。

說了那麼多,似乎結論很清楚:香港人的機會來了!且慢:難道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嗎?對這問題,北京自然有標準答案,但在日本民間,特別是經過雨傘運動以後,卻是另有答案的。

小詞典:大化革新

公元646年的日本改革,新繼位的孝德天皇仿效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政治、經濟、軍事制度都全盤倣效唐制,並首創年號「大化」,史稱「大化革新」。自此日本承繼了不少大中華文化圈的文化遺產,時至今日,甚至有學者認為日本文化比中國文化更能反映唐代的傳承。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墨西哥女郎》/鄧寄塵 and Fabulous Echoes

近日「老小生掌刮事件」成為全城熱話,Joe Junior在六十年代樂壇的威水史也被重新認識。在那個英文歌絕對主導香港樂壇的年代,卻出現了一些中英夾雜的創作,而又以完全異域為背景,例如鄧寄塵和「迴音樂隊」(Fabulous Echoes)的名曲《墨西哥女郎》。

這首歌原曲是英文歌《Speedy Gonzalez》,大熱版本由Pat Boone主唱,中間「lalala」一段可說是燴灸人口。「Speedy Gonzalez」是卡通人物,角色設定是「全墨西哥最快的老鼠」,儘管歌詞的「speedy」據說也有一定性暗示。鄧寄塵演唱了不少諧趣樂曲,在《墨西哥女郎》只負責配廣東話對白和「lalala」,而那些對白基本上是直譯英文版,原創性有限,也談不上有太多「在地化」加工。

不過,由於原曲背景是墨西哥,不少提及的名詞都是墨西哥特產,一般香港人可能覺得陌生。例如tortillas(墨西哥薄餅)、enchiladas(墨西哥卷)、haciendas(西班牙式庭院)、cantina(意式酒吧)等,都不是英國文化產品。那鄧寄塵碰到這些名詞,如何翻譯呢?

先看「I walked alone between some old adobe haciendas」,變成「我一個人行過墨西哥一間古老大屋度」,基本上保留了異鄉感覺。「I've to go shopping downtown for my mama, she needs some tortillas & chili peppers」,變成「我要去街市幫我媽螞/買辣椒同埋個的胡椒粉呀」,這句就略有「本土」加工,「downtown」變成「街市」,「tortillas」變成「胡椒粉」,聽來就微覺不倫不類。「Down at the cantina, they're giving green stamps with tequila」,則成了「我要去酒吧飲酒/有野送架」,「tequila」變成「有野」,更不知何故。結果,就成了一個有趣fusion。

不過,從這樣的fusion,華人聽眾是不會對墨西哥文化有了解的,反而聽英文版,就有多很多墨西哥關鍵詞。時至今日,不少朋友聽到「墨西哥」依然覺得遙遠,其實,不少墨西哥民歌我們都耳熟能詳。除了《Speedy Gonzalez》,以墨西哥蟑螂為主角的《La Cucaracha》是另一例子,這不但是20世紀墨西哥革命時期的政治歌謠,也是曾幾何時香港中學音樂課的教材。至於現在拉丁音樂打入美國主流,Ricky Martin一度大行其道,新一代對墨西哥、或起碼是拉丁裔美國人的了解,理應大幅提高。不過實情如何,卻是另一回事了。

沈旭暉 Now.com 2015年8月21日

2015年8月20日星期四

泰國四面佛恐襲:十年前後的羅生門

泰國四面佛恐襲發生後,各方都在猜度誰是兇手,主流估計不外乎以下選擇:(1)反政府「紅衫軍」;(2)南部分離主義穆斯林游擊隊;(3)與被遣返中國維吾爾人相關的組織;(4)「伊斯蘭國」;(5)親政府「黃衫軍」嫁禍以上任何一方;(6)純粹為個人發洩的「獨狼」。無論官方怎樣定案,幾可肯定的是,陰謀論是不會停止的,因為泰國本來就有行將大亂的苗頭。

要前瞻未來,理應溫故知新:其實十年前的2006年大除夕,泰國曼谷也曾發生嚴重恐怖襲擊,九大景點幾乎同時遇襲,造成3人死亡、38人受傷。當時的熱門疑兇也是上述各派系(除了未出現的「伊斯蘭國」),掌權的軍政府把矛頭對準剛下台的他信集團、泰愛泰黨和「紅衫軍」,雖然警方的調查傾向相信是南部游擊隊所為,但政府堅持己見,認為即使是游擊隊執行,背後也是反政府陣營主使。

同樣在2006年,四面佛也曾遇襲,那次相信不涉及恐怖襲擊,而是「一男子」獨自破壞神像,其後被憤怒群眾毆斃。調查傾向相信,「一男子」是精神病人。但即使是這樣相對單純的襲擊,還是免不了同一公式的陰謀。當時他信還未被推翻,有反對派領袖公開說襲擊是他信幕後主持,目的是「施黑巫術」以維持管治,因為他有迷信前科。由於破壞者身上有阿拉伯文紋身,南部游擊隊又成了疑犯。

無論這次襲擊是誰所為,泰國十年來爭議不絕的兩大陣營,都會充份利用襲擊作政治文宣。對軍政府而言,他們的最大目標除了防止他信回朝,還要確保王室順利過渡。由於那位民望極低的王儲被認為是他信盟友、泰王又年事已高,權力平衡隨時都會改變,形勢早已外弛內張。假如軍政府能證明他信集團為求奪權不惜一切,甚至通過耳語運動把王儲拉下水、讓他繼位也失去影響力,令局勢長期繃緊、在關鍵時刻以安全為由實施戒嚴,都是合乎政治利益的算盤。

對「紅衫軍」而言,由於軍權不在手,而每次軍隊「還政於民」後,輾轉又會推翻親他信政府,要回朝確實遙遙無期。但假如在軍政府管治下,反而比他信時代多出現恐襲,波及國家經濟及外國投資,起碼能證明軍政府的無能。只要政府進退失據,或在調查過程中引發精英集團內訌,他信陣營就可能得到新外援。他信陣營要是依然擁有媒體滲透力,懂得乘機宣傳政府的腐敗,也是維持住人心的方法。

就算襲擊不是泰國本地人所為,當外人發現泰國內部形勢如此複雜,自然更確認這是襲擊的理想地點。因為對任何外來襲擊者而言,宣傳都是最大目的,當普通的恐襲捲入國內政爭,宣傳價值就會倍增。雖然在現代社會,恐襲幾乎無可防範,但出現在泰國、埃及、烏克蘭這類撕裂國家,連鎖效應卻最大。無論從哪一角度而言,這次恐怕都不是泰國恐襲的終結,羅生門的續集、第三集,只怕陸續有來。

小詞典:「紅衫軍」

全稱「反獨裁民主聯盟」,泰國前首相他信2006年被政變推翻後成立,支持他信繼續合法行使職權,反對軍政府獨裁管治,多次組織群眾運動。以紅色衣服為行動衣著,因而得名,與親軍政府的「黃衫軍」打對臺。成員主要來自基層,並以農民為主,多受惠於他信執政時期的政策。每次親他信政黨民選上台後,「黃衫軍」都舉行反政府運動,政變後則輪到「紅衫軍」動員,令泰國社會長期撕裂。

2015年8月19日星期三

特朗普會催生美國第三黨嗎?

美國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初選由於有了富商特朗普的加入,忽然成了全國、乃至全球關注的真人騷。特朗普以玩票姿態,出人意表地在黨內民調遙遙領先,言論越是政治不正確、民望越是高企,已成為近年美國政壇最詭異的現象。這究竟象徵了民粹主義的興起、精英主義的沒落,還是美國民主制度的根本問題,還有待不同專家解讀。此刻比較貼身的是,究竟他會否真的勝出共和黨初選?

一般主流評論自然相信,美國民眾對特朗普言論的好奇,只會集中於初選階段,當他真的有可能勝出,美國人的理性就會回來。何況特朗普富可敵國,閱女無數,根本不會真的願意做總統這苦活,假如他意識到有真正當選的「危機」,自然也會臨陣退縮,以免假戲真做。但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特朗普現象」會長期在每個政壇存在,這卻是任何主流政客都不大懂應付的。

此刻關於特朗普的陰謀論不絕於耳,雖然傷害不到他的支持度,卻反映了美國傳統精英的憂慮。《Foreign Policy》早前引述佛羅里達州共和黨人Carlos Curbelo,指特朗普與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夫婦非常熟諗,又支持克林頓基金,甚至曾替希拉利助選,令特朗普在共和黨出選的動機變得可疑。《National Interests》刊登了一篇文章:《Is Trump a Double Agent for the Left?》,質疑外表保守的特朗普,實際上是「左翼雙重間諜」,因為他參選至今的客觀效果,就是加強了中間選民對共和黨極端思想的恐懼。

其實,特朗普雖然「敢言」,但過去的政治路線並不清晰。正如他自己霸氣地承認,他資助過大量不同陣營、不同立場的政客,他這次的對手們,幾乎沒有一個沒有收過他的捐獻。他在1999年前算是共和黨人,但曾在1999-2001年加入曾獨立參選總統的富商佩洛特創立的「改革黨」(Reform Party),自稱曾成為其總統候選人(只是主動退選);然後他又加入民主黨九年,到2009年奧巴馬上台後才離開;之後返回共和黨,自此更積極鋪路選總統。這樣的履歷,很難說他對任何一個政黨、一個主張有忠誠度。

對美國右翼人士而言,特朗普不少主張並不夠右,例如他在醫療改革方面的見解就不保守。早在2000年,特朗普便已主張全民醫療,這至少在修辭上與民主黨的奧巴馬相當一致。清談節目主持人Glenn Beck曾因而說,特朗普是「進步」而非「保守」人士。

難怪在共和黨初選辯論時,特朗普是唯一一名拒絕承諾「支持最終獲勝的共和黨候選人」的人,暗示他就算不能出線,也可能像1992、96年的佩羅特那樣,以獨立身份競選,乃至再搞一個第三政黨出來。佩羅特在1992年異軍突起,在民調一度領先最終當選的克林頓和現任總統老布殊,坊間一度期望他帶來的衝擊,能改變美國兩大黨壟斷的格局。

這次「特朗普風暴」似乎不是短期現象,反映選民對這些年來政治正確的堅持、傳統政客的因循已不耐煩,只是沒有代言人。假如他能催生這樣一個平台,對美國的長遠影響,可能遠大於誰當選總統。畢竟「無論選了誰,還是那幫人再台上」的現象深入民心,「change」確是很多人的期望,而奧巴馬似乎也「change」不了太多。至於特朗普是否真正帶來「change」的人,就難說了。

小詞典:佩羅特(Ross Perot)

美國德州富商,估計身家約35億美元,在1992年以獨立人士身份參選美國總統,得到全國18.9%、19,741,065張選票,成為1912年以來得票最多的獨立候選人,而選舉期間,他曾以39%支持度領先選情。選後他創立「改革黨」,吸納兩黨邊緣份子,並以改革黨名義再參選1996年選舉,但這次聲勢不及上回,也不獲參加全國辯論,最終只得到8.4%選票。此後淡出政壇,改革黨也已泡沫化。

2015年8月18日星期二

新蘇彝士運河是「大白象」?

上週內憂外患的埃及大事慶祝「新蘇彝士運河」落成,其實也就是舊運河的擴建完成。新建部份長達30英里,成本達九十億美元,工程由埃及人本土包辦,並非舊運河那樣的法國出品,對埃及民族主義者別具意義。親政府媒體對此大書特書,明顯要以此為政績工程,雖然工程開始時,埃及絕不是今天那模樣。

埃及的文宣有其一定理由,因為工程資金全從政府發行的債券集資而來,全部來自埃及,而投資者的反應相當積極,反映他們對現在的政權有一定信心,這和埃及近年予人一片混亂的感覺截然不同,似是告訴海外投資者:「明天會更好」。

然而政治歸政治,重要的還是效能。究竟新運河出現後,會否真的為埃及帶來實利,還是只是第三世界又一項大白象工程?

根據埃及官方預計,有了新航道,蘇彝士運河的每日使用量,因為能雙線使用,會由現在的47架次增至97架,收入會由2015年年底預期的53億美元,增至2023年的132億美元。不過外界對這樂觀估算普遍有所保留。一來現在航運公司在乎的不是航運速度,而是盡量減少用油以節省成本,有多一條航道,並不能提供額外誘因。二來能否有此效益的關鍵,在於全球貿易,現在蘇彝士運河的航運量,一直低於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高峰,使用率根本未達標。當歐洲經濟疲弱,對中東石油需求下降,自然影響貫連歐亞的蘇彝士運河航運。

埃及政府假如真的要靠運河振興經濟,恐怕還得靠金磚國家一類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運河通航後,內地媒體反映積極,因為這可以和「一帶一路」結合在一起,起碼在圖表上,足以作為中國大舉在區內開拓基建、物流的憑藉。但「一帶一路」不是一時三刻的工程,而且即使能帶動埃及經濟,也需要民營企業配合,不可能解決埃及的燃眉之急。

雖說歐洲經濟不會永遠疲軟,只要復甦,始終會令蘇彝士運河受益,但即使如此,英美在運河會面對全新挑戰,就是安全問題。新航道所經之處,是現已被禁的穆斯林兄弟會的活躍範圍,埃及曾有傳言說慶典期間,兄弟會會施襲令現任總統尷尬,雖然最後沒事發生,但各國警報不絕,這並非投資的好兆頭。何況「伊斯蘭國」已鎖定埃及為發展目標,有了新運河,只會成為新一個軟肋。這類襲擊不需要太多,只要一年一次,已足以徹底打擊投資者信心。

埃及記者Khaled Diab在半島台發表了一片十分悲觀的文章,認為新運河工程只是迴光返照,擔心市場並不需要新運河,國內財政專家也可能計錯數。他認為政府與其花費巨額資源大興土木,不如關注更逼切的民生問題,例如尼羅河水患。在目前敏感的政治環境,一場大型天災,幾乎肯定會引起騷亂,各種激進勢力就有機可乘,而這樣的危機,在埃及每數年一次,差在何時發生而已。

在大歷史角度,蘇彝士運河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隱憂,就是因氣候暖化而新出現的北冰洋航道。早在2010年,BBC等西方媒體便預言,北冰洋航道的開通,可縮減繞行馬六甲、蘇彝士運河的時間,成為拉近東亞、歐美的新遠程航道。2009年有德國兩艘貨船從韓國出發,穿越北冰洋到荷蘭,似是預視了未來航線。數十年後,北冰洋有可能在夏季完全融化,那時候蘇彜士運河的戰略價值,就會大大降低。假如融得更快,危機出現得更早,埃及人就糟糕了。

小詞典:蘇彝士運河

世上首條連接紅海與地中海的人造運河,由法國人開拓,工程耗時上十年,現在全球有10%貨運都駛經運河。現放在紐約的自由神像,原來就是計劃放在運河的地中海入口,以紀念運河「將光帶到亞洲」。埃及前總統納賽爾把蘇彜士運河國有化,觸發第二次中東戰爭,雖然英、法、以軍隊在戰場上獲勝,美蘇卻都支持埃及,令納賽爾成為民族英雄,也令運河成埃及民族主義的象徵。

2015年8月17日星期一

周恩來國際關係解密:被鬥源自中美關係?

近來一本新書出版,聲稱從中共開國總理周恩來的公開書信「發現」,他是一名同性戀者,雖然內容未見,但已引起話題。其實真正關於周恩來的解密,尚有不少。本欄曾談及《張春橋獄中家書》因為不能直接月旦中國內政,反而多有講述國際形勢,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就是張春橋女兒回憶父親和周恩來的關係時,用的也是國際關係角度。這對今天的中美關係、管理模式,依然不無參考價值。

根據官方歷史,周恩來在文革做了很多「違心事」,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理解他」,這是鄧小平一錘定音的按語,方便用二分法處理文革十年的台上人物,一切負面行為都歸咎於「林彪集團」、「四人幫」。但從近年不同當事人、特別是文革後被打倒那些人發表的回憶錄可見,其實周恩來和江青一夥的關係挺不錯,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甚至說他們就像一對「兄妹」,江青有時會向「大哥哥」撒嬌,在要緊關頭都是互相保護。周恩來和康生更是數十年的合作情誼,曾一起經營特工網絡,林彪部下那些將軍都認為二人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康生臨終前專門找人擡著擔架床跟周恩來密談,周恩來死前一刻還讓自己的醫生去看望「康老」、而身邊人都不敢告知「康老」已先他辭世怕他傷心,都反映世界從來不可能黑白分明。頂多是因為劇情需要,「黑白臉分明」而已。

周恩來在文革後期,自然曾被毛澤東批評過,但在張春橋眼中,那只是毛澤東「恨鐵不成鋼」的提點,完全沒有要打倒他的意思,而當時中共高層也沒有任何人有動機要打倒總理。他告訴女兒,毛澤東那次批評周恩來,源自他處理中美關係時「過份積極」,而毛堅持一個原則:「在打的時候要防左,在談的時候要防右。」當時「乒乓外交」後不久,中美有了「蘇修」這個共同敵人,變成實質上的戰略夥伴,而負責執行外交的周恩來主張和美國建立熱線聯繫,毛澤東認為過快,擔心失去中國的獨立性,於是通過批評周恩來,向內部、也包括美國傳達信息。張春橋女兒還說,是張讓批鬥會提前結束,「好讓總理回去休息」云云,認為今後中國處理對美關係,也應該跟隨毛主席的戰略精神。

回憶那些往事,自然不可能憑單一事件,判斷當時領導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但我們閱讀中國內部政治的時候,往往容易忽略了向「外國勢力」傳話的可能性。特別是改革開放前,中國對外溝通有限,要傳遞訊息,不時要靠看似不相關的小動作。即使在21世紀,這依然是管用的,例如胡錦濤時代曾提出「和平崛起」,名詞由胡的「國師」鄭必堅所創,但後來翻譯成英文後,引起國際社會不少反彈,擔心中國「崛起」會變成「威脅」,「和平崛起」就變成「和平發展」,據說連鄭本人也被內部「勸喻」改字,但這並不代表權力鬥爭怎樣怎樣,更多是要釋放訊息給別人看。習近平時代某些舉措,似也可作如是觀,是哪些,自然只能「你懂的」。

《張春橋獄中家書》全書最可圈可點的思考,在於最後一個夢。張的女兒憶述,父親臨終前發了一個「怪夢」,夢見鄧小平找他,說「誰都不要他」,毛澤東、江青等故不待言,連周恩來跟他也沒有什麼好說,「你也罵過我,我也罵過你,我們兩個還有什麼好說的」。張春橋女兒說,從這個夢,可以看出周鄧的關係,如果沒有「四五天安門事件」,歷史可能完全不一樣。事實上,鄧小平路線、人脈是否繼承周恩來,一直是一個敏感話題,張春橋一家字裏行間,似乎在暗示鄧小平一方面刻意擴大「四五事件」(上週談過鄧當時依然在政治局會議,起碼沒有反對動員軍隊處理群眾)、另一方面利用周恩來的政治資本為自己貼金。事實如否,外人無從得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後,第一個找幫忙的反而是康生,因為二人在主持「反蘇論戰」中合作無間,周對鄧並不親切;在批周運動期間,鄧小平表現也異常積極,從而得到毛澤東信任。文革後,鄧小平有意無意間鼓勵對周恩來造神,也許只是重構歷史、爭取人心的一種手段。

那張春橋如何看周恩來呢?張在法庭不發一言,似乎私下也是謹慎的人,即使在家書,也不多表露對別人的直接評價。不過他也說周恩來「聰明」,例如見他的一篇文章沒有提到尚未倒台的林彪,就親自加入「林副主席提倡毛主席語錄如何如何,使得文章更加四平八穩」。林要是不倒,會欣賞周的慎密;要是倒了,周的加按也依然沒有把柄。似乎在毛澤東、林彪、「四人幫」、鄧小平等不同陣營眼中,周都是一個稱職的CEO,在功能層面四平八穩,要是倒下了,反而失去權力平衡;繼任人的不可測性,也不是任何一方願意承擔。

各方對周恩來的態度,都可以歸納在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型:「鬥而不破」,既要不時做一些小動作警惕對方,以防尾大不掉;但又不希望對方消失,以免帶來更大不可測性。毛澤東強調文革被「再教育」的領袖可以復出,也是基於這一假定,用一些有「歷史問題」的人,永遠掌握對方的軟肋,用起來更得心應手。「鬥而不破」的分寸,相當難掌握,有時引蛇出洞、有時殺雞儆猴,充滿中國宮廷的權謀計算,非常人倫理所能理解。不久前,某小城出現人事變動,就頗有「鬥而不破」的影子,不過後續是否同樣能把握火喉,就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四五天安門事件

1976年4月5日清明節,大批北京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剛逝世的周恩來,不少標語針對「四人幫」、甚至毛澤東本人,運動被政治局定性為「反革命」,認為鄧小平是幕後「總後台」,結果鄧小平再度下台。鄧復出後運動被平反,但不少謎團尚未完全解密。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的組織「四五行動」,就是源自當年聲援「四五天安門事件」而命名。

2015年8月15日星期六

韓軟實力橫掃 中國要拜師

香港的歌曲和電視節目於八九十年代達到頂峰,更輸出到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然而,香港娛樂節目的水準和產量於九十年代之後急速下滑,現時的發展更加不時為人詬病。時移世易,亞洲娛樂界的龍頭位置已經由韓國頂上。韓國電視節目和電影不但於亞洲各國極受歡迎,還出口到中亞和東歐國家。本專欄請來專門研究韓國文化的鍾樂偉,比較香港跟韓國娛樂界的差異。

鍾樂偉自高中時觀看韓國電影《八月照相館》後就跟韓國結下不解緣,其後又藉着《傷心街角戀人》而產生對研究韓國文化的興趣。為了可以進一步了解韓國,鐘樂偉主動學習韓文,當時仍然是韓風未吹起的 2001 年。入了大學之後,鍾樂偉主修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自此正式開始其研究韓國的學術生涯。現時鍾樂偉於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擔任助理講師,主要教授韓國文化和政治。

Simon:你在新書中介紹韓國的「土土歌」節目,是電視台重新邀請一班過氣歌手出來表演。而香港的粵語流行曲於八十年代曾經風靡一時,到底香港能否複製「土土歌」的模式?

Steve:其實香港一直都有類似的節目,例如「靚聲王」系列,分別只是香港的節目無論在包裝、製作和規模等都未達到韓國的水平。香港的只是每個星期重複地邀請不同的七、八十年代歌手上節目,演唱他們的首本名歌。整個節目的感覺十分單調和「老餅」,根本就無法吸引年輕人收看。相反,韓國的節目製作人卻願意不斷把新元素加入綜藝節目。「土土歌」定期有不同主題,邀請相應歌手。此外,其製作過程比香港的認真得多,舞台設計、服飾打扮等都是仿效八十年代,而香港的只不過是單純地邀請歌手獻唱。相比之下,韓國觀眾自然會對每星期的節目都充滿期待。

Simon:背後有什麼原因推動韓國電視台不斷於節目中尋求突破?

Steve:最大的原因當然是韓國的電視業生態跟香港不同,當地有很多電視台,當中包括收費和免費的,競爭十分激烈。相反,香港只有一個主流電視台,自然缺乏不斷創新的動機。另外,韓國的節目製作人不但着眼於本土市場,還很希望把節目賣到海外,因此製作時精益求精,以達到出口海外的水平,正如《爸爸!我們去哪裏》、《Running Man》等都出口到中國大陸和香港,而且不少韓劇在海外也大受歡迎。香港的製作人的視野卻大都只局限在本地市場,加上「一台獨大」的背景,令他們不願創新。以上種種因素都令香港的節目無法如韓國般大規模地出口到海外。更甚的是,大部分香港製片人眼中的出口市場只是中國大陸,甚至刻意迎合國內市場,而令作品失去香港特色。如此一來,香港作品就更難出口到外國。

Simon:韓國製作人有沒有刻意地改變作品風格,以迎合海外市場?還是他們都希望強調韓國本身的特色?

Steve:韓國的作品可以分成兩大類,分別是以海外市場和本土市場為目標。在香港和內地十分受歡迎的《來自星星的你》就屬於前者,製作人有意以全智賢等大牌明星於海外吸金。有趣的是,《來自星星的你》在韓國本土的收視率並不是特別高。此外,「土土歌」的觀眾以本土市場為主,嘉賓都是當地藝人;而《Running Man》的製作人則希望把作品出口到海外,因此邀請了不少於海外具知名度的明星。韓國的市場比香港大得多,自然可以同時容納兩套不同的發展模式。

面對龐大的中國市場,韓國製片商亦難免有相關調整。內地的電視台可以出超過 100 萬元人民幣購買一集韓劇的版權,因此以海外市場為主的韓國節目已經適量地加入中國元素,例如中國人角色,又或是中國品牌的植入式廣告。然而,我認為韓國節目大都可保持其特色,未有過分遷就海外市場。原因是中國觀眾視韓國文化為一種潮流,只要該節目是由韓國拍攝,其收視於內地都有一定保障。

Simon:十多年前的香港電視劇也可以出口到中國內地,情況跟現時韓劇在國內橫行的局面相似嗎?

Steve:當時的香港電視劇跟現時的韓劇一樣,都被國內民眾視為潮流和現代的象徵。十多年前,當時中國的娛樂事業正處於起步階段,國內缺乏具有星味的明星。國內電視台和電影公司都紛紛邀請香港明星到國內拍攝電視劇和電影,順道帶紅國內演員。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已經有自己的明星,當中不少更加到海外登台演出。單單是培訓明星已經不足,中國亦開始思考如何學習當紅的韓國模式。

眼見位於東北亞的韓國可以大規模地以電視節目向中亞和東歐等地輸出其文化,中國內地的政府和娛樂界漸漸了解到「文化立國」的重要性,他們明白無論拍攝多少《大國崛起》一類紀錄片的效果都不如一套成功的電視劇。因此,他們希望向韓國取經,以改變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印象。中國的電視節目已經於近年開始模仿韓國的一套,演員也作韓式打扮。

中國政府對韓國以國家主導的軟實力出口模式十分受落,因為不但可以向外輸出其文化,同時可避免民間取得中國軟實力的話語權。中國政府因此不斷出錢購買韓國電視節目的版權,又聘請韓國製片人到中國教授拍攝技巧。

Simon:為何韓國的軟實力發展可以獨樹一幟?

Steve:早於九十年代初,韓國政府就希望以軟實力改變世人對韓國的看法。事關即使韓國於 1988 年舉辦奧運會,又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外國人對韓國的認知仍是十分皮毛,不少人只認識現今改稱為首爾的漢城,甚至分不清日本跟韓國。韓國人一直都希望於國際上得到應有的地位,卻苦無對策。直到《侏羅紀公園》在 1993 年於韓國上映,韓國人才意識到原來一套電影不但可以帶來票房收入,更加可以吸引世人目光,其效果比韓國出口千千萬萬輛汽車更強。自此之後,韓國政府就開始資助文化部門和電影復興基金會,又支持漫畫、動畫、藝術等方面的發展。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於 1998 年更加提出「文化立國」,希望通過流行文化增加世人對韓國的認知。此外,當局十分有遠見,把文化和科技結合,一同向海外輸出,例如 LG、Samsung 等品牌都得到政府大力支持,並且主動在全國安裝寬頻。可以說,「韓流」的輸出本身就是韓國政府的國策所致。

2015年8月14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非洲黑森林寫真集一日遊》/鍾鎮濤

近年國際關係講求「政治正確」,香港亦步亦趨,結果卻催生了新一批主打「政治不正確」的公眾人物。在這環境下,回看三十年前涉及國際議題的流行曲,不免充滿「政治不正確」用字。不知是否這緣故,這些歌近年很少在電台播放。例如鍾鎮濤主唱的《非洲黑森林寫真集一日遊》。

這首歌是林敏聰填詞的三部曲之一,另外兩首《香腸蚊帳機關槍》、《淚之戀》都是經典,但這首講述主角帶同女友到非洲拍寫真遇上黑人的「諧曲」,就爭議得多。講到黑人時,「黑鬼」字眼出現了三次:「一村黑鬼數百人馬」、「黑鬼將我雙手反綁」、「睇真黑鬼個個鼻裡滿腔恨」,而且還用「一隻」為量詞(「一隻純黑身」)。假如「nigger」出現在美國電台,幾乎肯定惹上官非。

更嚴重的是開宗明義的歧視意識,把「非洲剛果」的「土人」描述為未開化的原始人,這自然和現實不符。「紛紛彎弓搭上毒箭」、「磨拳像要食人」,這些都是百年前小說的形象,但當年的戰士早已現代化,就是近年有食人報導的極個別例子,也只是為了宣傳恐怖,而不是習俗。至於「剛果土人」何以這麼憤怒,答案居然是「只因相機攝去靈氣」。這倒是百年前相機傳入中國時的往事。

今天我們雖然會避開上述字眼,但諷刺的是,《非洲黑森林》的「非洲觀」,其實依然是這一代主流的非洲觀。一般人不會有興趣了解哪些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比得上中國,也不會深究「非洲土人」也有燦爛文化。近年對「政治正確」的執著,在於宣傳「甚麼是禁忌」的硬知識(所以不能用「黑鬼」)、教化「不要種族歧視」的大道理,但對世界各國為甚麼是一個整體,卻毫無著墨。與此同時,官方則在大推民族主義,這卻往往通過二元對立、貶低其他文化來速成。《非洲黑森林》的非洲觀固然充滿歧視,但頂多屬獵奇性質;「政治正確」下的「永續歧視」,披起文明的外衣,其實,可以更可怕。

沈旭暉 Now.com 2015年8月14日

一帶一路變暗鬥之路?

過去數月,在大學接待一批又一批內地研究員,都是研究同樣題目─「一帶一路」。中央一聲令下,全國所有大學與研究所都成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出現一個新課題,同步出現千萬專家,惟舉國體制能做到。在可見將來,「很肯定」的是無論內政還是外交、環保還是文化,一切文件都會以「為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政策」開頭。這除了是官場習氣,也有具體資源考慮。

來到香港的「一帶一路」研究員,都探討同一問題,便是香港能在「一帶一路」扮演什麼角色?就這問題,筆者看法基本上是正面的,也曾在不同平台分享, 這裏就不再重複。與此同時,他們對另一項「延伸課題」也很感興趣,就是為什麼香港人對「一帶一路」不太熱心,與內地熱烘烘的大環境完全不同?這問題,卻是不好答的。是的,不是「很難答」,而是「不好答」。

在內地,這樣的大政策由國家主導,大小企業都知道商機何在,也相信風險有限;加上基本上沒有不響應的選擇,自然積極配合。但不少其他國家的評論認為,「一帶一路」還是很虛、野心過大,容易淪為大白象,根據已公布的數字,起碼難以輕易計算成本效益及風險。不計及那些國企,香港企業基本上遵照同一思路做生意,而且對十年前的「一帶一路」前傳 ─「西部大開發之中亞延伸」─ 記憶猶新。

思維不同 優勢已失

當時中央組織了幾乎全體香港超級富豪考察西部,並介紹了旁邊中亞各國的投資商機,但一輪公關後,只有一位高調投資中亞。這位獨具慧眼的是「小甜甜」龔如心,而她在塔吉克的投資,究竟與後來的爭產官司及風水師有什麼關係,至今是那圈子茶餘飯後的話題。

按中國國情,「一帶一路」這類由最高層拍板的大政策,自然得到各部委鼎力配合。但放在香港的英式公務員官僚體制,會立刻遇上技術問題 ─ 究竟哪個部門是對口單位?

理論上,這是涉外經濟政策,理應屬於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負責;但這也涉及國家層面的外交大戰略,也可以交由中央政策組進行宏觀研究「指導」。若要傾香港政府之力配合,也許需要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統籌全體公務員,甚或由行政長官親自統率跨部門高層小組。但假如只是與各國駐港企業打招呼,一個未「被辭職」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足應付。最終誰掌握「一帶一路話語權」,將影響今後政府內部財政大權,這方面一天未理順,內地朋友一天不能找到心目中的「對口」。更「接地氣」的問題是,香港人在「一帶一路」這龐然大物中有什麼獨特優勢?根據傳統智慧,答案不外乎是香港的專業主義、典章制度及國際氛圍,較其他內地城市更能與世界打交道,培養的人才也相對能與國際接軌。但回歸後,相關優勢是否還存在已大是疑問,更不用說這些「優勢」在部分愛國朋友眼中,卻正正代表應予取締的「前朝糟粕」。假如新政府一方面搞「人心回歸」,另一方面要宣傳「香港價值」,也許有人會憂慮造成「思想混亂」,亦未可知。

2015年8月13日星期四

奧巴馬尋根之旅

美國總統奧巴馬當選時,最興奮的並非美國人,而是肯雅人,因為奧巴馬的父親來自肯雅,他是名副其實的「肯雅之子」。這自然不單是感情,當時肯雅人對「自己人控制美國」充滿期望,深信從此肯雅就能成為「非洲美國」。但八年下來,這自然不是事實。奧巴馬離任前,終於回到肯雅訪問,但整個安排,多多少少有點尷尬,一如他在國內究竟怎樣理順自己的黑人身份、怎樣處理連串針對黑人的槍擊案,無論怎麼做,都容易裏外不是人。

一方面,奧巴馬自然知道膚色、政治正確,都是自己的本錢,但也不希望過份強調肯雅認同,以免本末倒置。根據他在1995年出版的回憶錄,他的父親與現任肯雅總統的父親肯雅國父肯雅塔 (Kenyatta),曾因政治而結怨。肯雅塔所屬的吉庫尤族(Kikuyus),與奧巴馬所屬的盧奧族(Luos),是肯雅最大的兩個部族,一直主導大局。自從肯雅塔成為總統,盧奧族一直投訴不被公平看待,演變成反政府示威,造成不少群眾死傷。當時在旅遊局出任經濟分析師的奧巴馬父親被指為「搞事者」,他不斷批評肯雅塔政府的「部族主義」,最後被開除、放進黑名單,令他無法找工作,沉溺酗酒而終。兩大族的矛盾,依然是今日肯雅民主的最大障礙,近年盧奧族候選人都以奧巴馬拉票,前總理奧丁加(Raila Odinga)就提出美國、肯雅選民要進行「奧奧配」配票。一旦奧巴馬在家鄉被不斷「抽水」,只怕後患無窮。

外交上,美國一直視肯雅為東非的重要戰略伙伴、反恐橋頭堡,不過2013年現任總統小肯雅塔(Uhuru Kenyatta)當選後,情況又複雜起來。一來當時選舉有舞弊爭議,落敗一方又是奧巴馬「親戚」,美國瓜田李下,反而不敢太「說三道四」;二來國際刑事法對肯雅塔展開調查,認為他涉及選舉期間的「種族屠殺人道罪行」,而且調查得到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支持。數個月前,國際刑事法院基於證據不足,撤銷對小肯雅塔的調查,但代表約二萬個受害者的律師,仍然在努力申訴。因此,奧巴馬一直在逃避「肯雅問題」,怎樣繼續維持和肯雅的反恐合作、繼續美國既定人權外交,而又不捲入複雜的內部權鬥,實在是難題。這次訪問期間,奧巴馬一方面搞尋根、探親人公關活動,另一方面不忘大談平權問題,以對打壓同性戀者的肯雅政府施壓,就是無可奈何下的平衡。

不過鎂光燈外,奧巴馬之行最重要的成果,似乎還是平衡中國「一帶一路」,保持對友好非洲國家的經濟影響力。在過去數年,肯雅對美國的出口倍增,從美國的入口更增加四倍,兩國商人理應有更多期望。最重要的是,這次美國終於「汲取教訓」,不再空談投資援助、自由經濟,卻打算在肯雅興建新港口、輸油管、發電站、跨國鐵路,活脫脫是中國近年的常規動作。只要這些項目真的成事,就是奧巴馬家族的政敵,也不能妨礙地方經濟發展。當美國的非洲政策突破教條主義,中國的相對優勢,就真正面臨挑戰了。

小詞典:美國與肯雅反恐

肯雅是美國區域盟友,高度配合美國外交政策,因而曾多次被激進伊斯蘭份子襲擊,包括9/11前的美國大使館襲擊案,和2012年的商場恐襲案。索馬里青年黨在肯雅鄰國發展,令難民擁入,也大大增加政府負擔。去年美非領袖峰會後,美國成立反恐合作組織「Security Governance Initiative 」(SGI), 成員包括肯雅、加納、尼日利亞、尼日、突尼西亞等,以進行跨國反恐協調,但能否有效打擊勢力越來越大的青年黨、博科聖等恐怖組織,並不樂觀。

2015年8月12日星期三

留尼汪島有「一國兩制」嗎?

疑似馬航客機MH370殘骸飄到留尼旺島(Reunion),大概令不少讀者首次意會到這個島的存在。留尼旺島位於印度洋東非對岸,是法國海外領地之一,面積2,511平方公里,約等於2.5個香港,人口也有85萬,在同級別面積的島國當中,算是人口密度較高的地方。我們身在香港,好應該對身份類近的小島有一定認知,他山之石就算不能攻玉,也能望梅止渴,提供「一國兩制」的其他想像。

法國目前有五個海外省(DOM)、五個海外領地(COM),另有一個邁向獨立中的「特別領地」(新喀里多尼亞),雖然人口只佔法國4%,面積卻佔法國的17.8%,若計算專屬經濟區,更佔法國的96.7%。 這些領地每一個權限都不同,成為法國一部份的歷史背景也不同,基本上大部份範圍可自行立法,同時也有代表在法國國民議會。留尼汪島屬海外省級別,被當作本部一部份,島民也是法國公民,同時也是歐盟成員,使用歐元,不同使用「大洋洲法郎」的海外領地大溪地。

總括而言,「海外省」自治度低一點、中央資源多一點,「海外領地」則相反,能選出自己的行政首長(有點像香港特首),同時法國也派出象徵主權的總督。我們經常想像,這類海外領土理應全都爭取獨立,或起碼自治度越高越好,但有時恰好相反,就像波多黎各希望成為美國第51州一樣。不少法國海外領土最關心的並非自治度,而是怎樣從法國、歐盟獲得更多資源。2010年,海外省馬丁尼克、法屬圭亞那舉行公投,分別有近八成與七成人反對更多自治權;2011年,印度洋小島馬約特也以95.2%大比數通過「回歸法國」的公投,成為法國第101個省份(海外省)。

畢竟,這些地方收入較少,也有不少社會問題,假如沒有法國支持,完全自力更新,可以變成窮國。不少太平洋島國脫離英國獨立後,百病叢生,例如快被完全掩蓋的圖瓦盧,令當地人反思獨立的意義。渡假聖地大溪地所屬的法屬玻里尼西亞從前一片繁華,與法國在當地實驗核彈、同時提供大量援助作補償有關,但自從當地人成功令法國不再核試,法援也大減,經濟危機卻開始浮現,筆者去年在當地蜜月,已察覺不少繁盛泡沫過後的跡象。法國人對海外省也感情複雜,雖然明白它們能保持法國的全球影響力,但也帶來沉重負擔。曾有民調顯示,有51%受訪的法國本土人,希望海外省從法國分裂出去。

留尼汪島的自治程度不如海外領地,但與法國之間,沒有出現明顯的矛盾和張力。留尼旺海外省除了留尼旺島外,還包括其他五個島,其中四個與馬達加斯加有主權爭議、另一個則與毛里求斯有主權爭議,但當地人沒有想過和這兩個非洲島國合併,因為他們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儘管數據上,留尼汪島有30%人口失業、42%人口活在貧窮線下,但26,000美元的人均GDP,甚至還高於歐盟成員的希臘,和馬達加斯加的475美元人均GDP比較,一切盡在不言中。

小詞典:大溪地

屬法國自治領地法屬玻里尼西亞,本土面積和香港相若,整個自治領地面積則為4倍。本由大溪地王國管治,島嶼被西方發現後,1842年成為法國保護國,1880年淪為法國殖民地,二戰後升格為海外領地,居民成為法國公民。法國失去阿爾及利亞後,改在大溪地海底進行核試,直到簽署禁核試條約。核試既嚴重破壞當地環境,卻也帶來經濟發展的一定機遇,當地人提起這往事依然充滿爭議。

2015年8月11日星期二

柔佛蘇丹與「大新加坡夢」

新加坡以彈丸之地,今年慶祝立國50周年,並成為高度發達的經濟體,對這些成就,即使是最厭惡新加坡的人也不能否定,本欄多次談及李光耀時已有介紹。此時此刻,不妨思考一個平行時空問題:「要是新加坡面積不只這麼小,能否在國際舞台有更大作為?」

問題天馬行空,但並非毫無事實藍本。數月前,就在新加坡旁邊、馬來西亞南端的柔佛州一度與大馬聯邦政府打口水戰,說要「脫離中央」。事源馬來西亞文化及旅遊部部長納茲裡(Mohamed Nazri Abdul Aziz)促請柔佛王室交代國營「一馬發展」(1MDB)財政狀況,引起柔佛王儲不滿。其後,二王子加入戰圈,在網絡上載《馬來西亞協議》照片,稱柔佛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時,協議保証一旦其自主權受挑戰,可退出大馬云云。一旦柔佛離開,要麼獨立,要麼與星洲合並,「大新加坡夢」便可成真(理論上)。

當然,上述可能性基本是零,但制度上柔佛確能打打嘴炮。馬來西亞一如其他以聯邦制立國的國家,容許地方政府保留不同程度自治權。13個州當中,9個奉行君主制,此外有吉隆坡、布城、納閩3個聯邦直轄區。後來才加入的「東馬」沙巴及砂勞越,權力較西馬各州大,即使是西馬人到東馬,也要辦手續。雖然柔佛王室權力不及東馬的州份,但也有一定行政資源,聯邦政府亦不可隨便干涉州內土地及水資源的分配。

經濟上,柔佛居大馬前列,其依斯干達特區(Iskandar Development Region)由馬新兩國共同興建,藍本參考珠三角與香港,目標是形成新加坡與內陸「優勢互補」的經濟圈,吸引了大馬各州人民工作,亦有不少新加坡人跨境上班。柔佛州務大臣拿督斯裡卡立諾丁(Mohamed Khaled Nordin)稱,柔佛未來會發展石油、天然氣、旅遊、物流及教育等行業,目標是成為馬來西亞的「經濟發電機」,而著名的邊佳蘭石油終站,也在柔佛境內。

適度自主 變相整合

雖然大馬華人對待遇時有投訴,但柔佛跟華人社會有密切聯系,也是最早引入華人基建的州份。近年有大量中國及新加坡地產商進駐依斯干達特區,令當地樓價急升,前大馬總理馬哈蒂爾曾批評說若情況持續,依斯干達會成為「外國人的特區」,暗示當地要處理好族群問題。

然而,柔佛蘇丹伊斯梅爾(Ibrahim Ismail)對此愛理不理,而且向來有親新加坡傾向。今年3月,他遷入跟新加坡一水之隔的新辦公室,提出柔佛與新加坡「融合」,憧憬日後新加坡人到柔佛定居並往返新加坡工作,就像構想中的香港與深圳關係一樣。他也主張馬來西亞復辟廢除多年的英語教學,指出新加坡強制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有助民族團結及提升競爭力。相關姿態,顯示柔佛要成為馬來西亞「最像新加坡」的成員。在21世紀,正式整合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但只要柔佛保持適度自主性,獅城的軟實力必能輻射到整個州,以之為實質上的腹地,這似乎已是現在進行的事了。

小詞典:馬來西亞國王

馬來西亞西部九個州份有各自的蘇丹,全部均為世襲制,而九名蘇丹會輪流出任馬來西亞的象徵性國王,即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以反映馬來西亞的伊斯蘭身份。此外,馬來西亞亦有「拿督」,即由國王、蘇丹或州元首任命不具世襲地位的貴族,類似香港的太平紳士。

2015年8月10日星期一

《張春橋獄中家書》:21世紀的「再見列寧」

上週談過「中共邪惡天才」康生作為第一代中蘇關係專家的故事,恰巧「四人幫」成員張春橋的《張春橋獄中家書》剛出版,值得一併解讀。由於這批「家書」寄到張春橋家人手中前,都要經審查,不可能有太多對現實中國政治的評論,結果內容居然以國際關係評論為主。看到張春橋這位文革紅人至死忠於自己的信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評論蘇聯解體、葉利欽私有化、克林頓性醜聞、乃至9/11事件,實在有一種穿越歷史的感覺,就像看德國電影《再見列寧》,而眾所週知,這電影又譯《快樂的謊言》。其實張春橋一生始終如一,沒有出賣理想,值得一定尊重,而且沒有了政治生命後,有些東西看得更透徹,再參照書中附錄的女兒回憶,任何人都不能否定,這是世界觀的一家之言,亮點處處:

(1) 張春橋女兒透露,父親完全知道六四事件,因為他當時身處的復興醫院,就在打得最厲害的地方,並覆述張春橋說過:「鄧小平真是下得了手呀!」因為發生了六四,張才向女兒透露,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期間,政治局會議「有人」提議要調動軍隊鎮壓,他反而堅持不能用,雖然不知道「有人」是誰,但按前文後理,就是不是鄧小平本人提議,鄧也沒有反對。雖然這可能是張晚年的自我開脫,但也可能是歷史事實,而在張春橋眼中,「六四」學生的不滿,就是源自改革開放導致社會不公義,似與其意識形態有所暗合。

(2) 張春橋自然高度批判美國資本主義,認為金融風暴的出現,證實了他一直的觀點:「為甚麼成千億美元今天流向東南亞,明天又改向拉美,他們怎麼只往賺錢的地方流,不向需要的地方流呢?」這類質疑,正是近年歐美反全球化運動的根本思想,但張春橋書寫時,應未為接觸到最新論述,更可見兩者的思想共性。諷刺的是,今天中國正做同樣行為,根據邏輯推論,就是國內出現不了反對聲音,國際社會也早晚會反彈。

(3) 對蘇聯解體,張春橋認為主因「從根本上說是蘇聯內部階級鬥爭的結果」。不管這些黨八股語言,其實內在分析是很精彩的:他相信「階級矛盾」可以用「思想教育」的方式解決,「解決」了完全可以「重新做人」,不一定是敵我矛盾,這是文革根本理論基礎。但蘇聯從斯大林開始,「長期不承認蘇聯內部有矛盾,不重視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把許多思想問題當作政治問題,把中間勢力推向敵對陣營」,「國內一出事就說這是外國間諜、特務,而不注意國內的階級矛盾」,赫魯曉夫更把蘇共變成「全民黨」,那才是喪失人心的關鍵。中國領導人會否總結出同類教訓?

(4) 張春橋的一代,對南斯拉夫感情特別複雜,一方面佩服鐵托成功挑戰蘇聯,走獨立自主的共產國家路線,另一方面又要批鐵托搞「修正主義」,不過總體而言,對南斯拉夫解體十分惋惜,並擔心類似危機會出現在中國,這是王紹光等新左派學者反覆警告的危機。在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前,張春橋的家書已預言「我看總免不了一戰,除非南斯拉夫投降,當美國戰略夥伴」,因為巴爾幹半島是俄羅斯後院,而在他眼中,昔日美國不符比例地援助鐵托,也是基於同一原因。連張春橋也這麼看,普京的看法自然更明確,推演下去,看來普京解決烏克蘭後,始終要重建在塞爾維亞的傳統勢力範圍。

(5) 不少人提出「第三道路」、「中間派」,但在張春橋眼中,這都是當權者的謊言,並以葉利欽的總理普里馬科夫為例子:「原來的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追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被封為『左翼』;他是情報頭子,同情伊拉克,又被封為『保守派』;現在他又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出任總理,成為『中間派』」。但歸根究底,由於葉利欽已令整個國家大幅度右傾,集團內相對看似沒有那麼右的人,就變成「中間派」,但這和真的有一條「中間路線」是兩回事。這定義,值得此間諸君思考。

(6) 張春橋的女兒愛看金庸武俠小說,或許是這原因,張春橋似乎對金庸很不爽,對《人民日報》把他排在現代作家前列、高於茅盾和巴金感到荒謬。談及法輪功時,張春橋不無保留,說「許多問題電台並未回答」,而他居然「立刻聯想到金大俠」:「金大俠難道只是娛樂讀者,並不想影響讀者的思想嗎?我想金大俠不會這麼愚昧」,暗示法輪功得以吸引包括黨員在內的信徒,真正原因在於國家失去了信仰,武俠小說才大行其道,法輪功不過是一種組織化的表現,「從現象看本質」,才更重要。

(7) 張春橋的女兒說,「我爸爸當然承認現在老百姓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劃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而且「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她說張春橋倒台前,正設想建設鄉鎮企業,對文化藝術解凍,甚至親自同意畫院畫裸體寫生,但鄧小平把「四人幫」的一切都抹殺云云。這種說法,幾乎不見於其他經傳,大概也不會有太多人當真。但當中國今天已經「崛起」,「共同富裕」的口號,肯定成為未來的主要政治綱領。中國上一代的人談文革色變,害怕的是手法,但對其理論基礎,其實不無認同。相信在可見將來,文革不一定被徹底否定,起碼一些「正面精神」被改頭換面提倡,是完全可能的。

小詞典:張春橋(1917-2005)

上海左翼文人出身,中共建國後出任《解放日報》總編輯,大躍進期間文章被毛澤東賞識,成為上海市領導人之一,掌管意識形態和宣傳,文革開始時出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地位急升,1969年進入政治局,1973年成為政治局常委,1975年成為國務院副總理,被看作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接班人,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合稱「四人幫」。毛澤東死後被捕,成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被判死刑(緩刑執行),1998年保外就醫,與妻子安度晚年,2005年癌症病逝。

2015年8月8日星期六

訪問劉宇光教授:泰僧如何輸出軟實力?

談起國際關係跟宗教的互動,大部分人都會即時想起伊斯蘭教或基督教。就連國際關係巨頭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都以討論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衝突為主。同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卻往往被人忽略。事實上,學界亦有人研究佛教國家政治,劉宇光教授便是其中一人。

劉教授於香港出生成長,先後在台灣、加拿大、香港等地受教育,曾任教於中大、浸會等香港院校及其他宗教學院,另曾於德國萊比錫大學任客座教授。主要從事大乘佛教哲學研究與翻譯,近年多次應邀前赴東南亞,以僧侶教育制度和僧侶社會運動為主要線索,探討當地上座部佛教(流行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地,與大乘佛教並列為現存佛教最基本的兩大派別)國家僧侶組織與國家政權、社會、世俗化及宗教原教旨主義之間的互動等政教關係的議題。

為了能夠更加深入探討佛學文獻的原著,劉教授曾經花半年時間到西藏學習藏文。然而,劉教授後來感到如果單單是研究古代文獻難免會跟現代社會抽離,因此他於四年前開始探討佛教國家的政治和國際關係,並於多份學術期刊發表相關文章。不過劉教授在進行訪談時笑言,研究佛學典籍才是他的正職,佛教國家政治只是其「兼職」。

問:沈旭暉(S)
答:劉宇光(L)教授,曾任教於中大、浸會,另曾於德國萊比錫大學任客座教授,近年多次赴東南亞,探討僧侶組織與國家政權、社會之間的政教關係的議題。
整理:湯思進

S: 佛教國家的政治有何特點?

L: 主要有兩點。首先由傳統的角度來講,佛教國家跟部分伊斯蘭國家十分相似。政權跟宗教團體有保護和承認對方的責任。政府必須保護佛教,確保佛教不受其他政權、族群或宗教的侵擾,同時也免於佛教內部腐敗的侵蝕;而佛教領袖則要承認政權的合法性,情況就跟中古時期西方國家的「君權神授」差不多。部分佛教國家的憲法亦有列明僧人的特殊地位、學校要教育學生佛學等等。

此外,東南亞佛教國家的政治跟其被殖民的歷史息息相關。東南亞的國家中只有泰國沒被殖民,佛教國家斯里蘭卡和緬甸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當地的僧侶往往會以殖民歷史為藉口,而推動右翼思想,亦即是所謂的佛教民族主義。

佛教信仰是建構當地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一環,形成不少排外或仇恨情緒。諷刺的是,這一點往往跟佛教原先的教導有衝突。當地人或僧侶會先以佛教身份認同來反殖,之後再針對國內少數族群,如穆斯林、基督徒和印度教徒。在探討東南亞佛教國家的宗教衝突時,我們必須同時考慮殖民歷史和種族矛盾。

僧侶也分黨派 參與社運

S: 很多人認為佛教國家理論上會愛好和平。這到底又是否真的?

L: 相信不少人會有類似的想法,但我不希望大家對佛教有任何浪漫化的誤解。如果單單是依照佛教經文,佛教確有一部分教義主張和平。然而在現實情況下,佛教國家的特質就要視乎當地人如何解讀典籍。事實上,學界在近三四十年已經在討論佛教國家的暴力事件。例如日本佛教的內部鬥爭自公元八世紀一直延伸到江戶時代。此外,日本佛教組織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事業中的「貢獻」,也是聞名國際。近代的緬甸和斯里蘭卡都有不同程度的宗教衝突。南亞大海嘯發生後,外國拯救隊想送物資到印度教泰米爾人聚居的村落,但卻被斯里蘭卡的佛教徒阻止。

產生誤解的原因是我們日常接觸的漢傳佛教多年來都鮮有被捲入中國的戰火或權力鬥爭之中。中國文化一直以儒家為主,佛教跟國家權力的關係不太直接,反而可以免於衝突。在東南亞國家,佛教跟伊斯蘭教等宗教的力量勢均力敵,會更易引起矛盾。

S: 每當泰國有政治衝突時,我們都會看到僧人的身影。為何僧人會有如此大的社會影響力?

L: 傳統上,僧侶是當地的高等知識分子。而現代的泰國僧人所接受的教育已經不再局限於古典佛學理論。泰國有特別為僧人而設的大學,他們到曼谷等大城市接受現代教育,包括法律、社會科學和政治學等等,又或者會留於NGO等機構實習。泰國僧侶不是一個統一的團體,亦以階級、地區等因素分黨分派,當中有分左翼和右翼。在1960年代時,泰國政府為了防止北部農村成為共產基地,就安排讀過大學的僧侶到當地傳播佛教,希望以佛教的身份認同對抗共產主義。但這一班僧侶卻發現北部的經濟問題是源於外資湧入,反而於農村組織左翼運動。泰國僧人參與社運已經是當地傳統,他們更於近年把此風氣帶到其他東南亞國家。

S: 既然泰國僧人已經向東南亞國家輸出其社運模式,泰國又如何把佛教當成軟實力?

L: 談起把佛教當成軟實力,泰國可以說是當中最有規模,其分工亦是最仔細。泰國於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寺廟,當中的僧侶【圖】大都具有公務身份,以對外宣傳泰國佛教。另外,泰國會向中國、緬甸、斯里蘭卡、馬來西亞等國的僧人發放獎學金,吸引他們到泰國進修佛學。以馬來西亞為例,馬來西亞跟泰國接壤邊境有不少馬來西亞籍的泰族人,泰國會派僧人到當地傳教,又挑選有潛質的男孩到泰國學習佛學,因此,泰國的上座部佛教仍是當地人的信仰,而非馬來西亞主流的伊斯蘭教。除此之外,中國雲南近緬甸的德宏和西雙版納都有不少傣族人居住,他們的文化跟泰國十分相近,語言亦可以互通。泰國以同樣模式向當地人輸出上座部佛教和招收當地人到泰國深造。如此一來,泰國不但可輸出其佛教教義,也能夠確保文化跟泰國相近的國外少數民族會繼續以佛教為信仰。可以說,泰國已經掌握了上座部佛教的話語權。

S: 其他東南亞國家又如何對外輸出佛教?

L: 其他東南亞國家如斯里蘭卡都有以獎學金吸引外國僧人到當地學習,但其規模卻遠遠比不上泰國。如果單單從學術層面來看,緬甸才是保存上座部佛教最完整的地方,但由於過去幾十年的鎖國政策,緬甸在重新開放之前都難以有系統地對外展示其深厚的佛教文化根基。泰國是唯一沒被殖民的東南亞國家,因此有了跟外界接軌的自信,亦沒有對西方國家的怨恨,更樂於去接受現代化過程。其他佛教國家往往有其右翼佛教團體盲目把現代化跟殖民歷史的黑暗面扯上關係,又醜化現代化過程。再加上泰國是東南亞國家之中經濟比較發達和穩定的國家,自然成為了泰國得天獨厚的優勢。

S: 中國有可能以類似的形式取得佛教話語權嗎?

L: 中國一直都希望以孔子學院宣傳主流的儒家思想,但孔子學院的效果有限,也有各式各樣的管理問題。因此,中國已經有官員和學者希望轉而發展佛教軟實力,但我認為其可行性很低。現時中國有三大佛教派系,分別是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上座部佛教。漢傳佛教的信徒都只局限於中國的漢族地區,而藏傳佛教則因為政治原因而難以對外推廣。相比之下,上座部佛教的信徒遍布東南亞各國,亦沒有政治枷鎖。中國有官員和學者大力主張借助雲南上座部佛教發展佛教軟實力,以「統領」東南亞佛教界。然而就正如孔子學院一樣,中國往往以硬實力的邏輯發展軟實力,不明白自身的佛教基礎根本比不上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泰國有專門為僧人而設的大學,亦有獎學金供有潛質的僧人完成博士課程。中國的佛學研究和軟實力資本都跟泰國有一段距離。以中國佛教界現時的質素,中國很難發展佛教軟實力。

2015年8月7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畫意》/王菀之

王菀之雖然「討厭政治」,但似乎對古代政治不太厭惡,她的名曲《畫意》講述荷蘭畫家梵高的坎坷一生,就充滿政治意識。提起梵高和音樂,西方朋友自然會想起Don McLean的《Vincent》。由於一般西方聽眾遠比香港人對梵高的畫作熟悉,林夕的歌詞提及「畫完無數麥田和向日葵」,已是港人能接受的極限,但《Vincent》能進一步大玩指涉隱喻,例如以「flaming flowers」借代《向日葵》、「weathered faces」借代《吃馬鈴薯的人》,但假如放在香港,恐怕99%的聽眾一頭霧水。

林夕的作品其實不常見白描,通常是以種種天馬行空的比喻,講述簡單的感情。《畫意》卻恰恰相反,貌似白得不能再白,歌詞清楚講述梵高的一生,甚麼「百病貧困仍然無悔/未曾賣過仍舊畫畫」、「憑賣藝討生活/誰會淪落似這精神病院關起的過客」等,即使對「你聽過梵高吧」答案是否定的人,只要花三分鐘閱讀《維基百科》,就能了解每一句歌詞。

因此,我一直相信林夕是另有深意的。大概整個梵高的setting,本身才是一種比喻,而不是內容。要解碼,應該反其道而行,不是閱讀歌詞的國際元素,而是閱讀本土元素。例如這句:「難道妥協一劃/難道放棄風格/跟風一下然後暴發」,就觸及「為甚麼梵高那麼窮」這個核心問題。要解答,我們可參考Hans Abbing很有意思的書:《為甚麼藝術家那麼窮》。簡單而言,梵高身處的年代,是藝術家由公會壟斷到市場化的過渡期,從前由國家贊助的藝術家公會,對入行、畫風等都有嚴格規範。直到19世紀中葉,壟斷開始瓦解,各種革命思潮驅使大量年輕人無視公會、自我入行,情願承擔經濟風險,也要尋求新畫風。

換句話說,梵高在生時,市場規律才剛剛成型,確是難以「暴發」。問題是他就算「跟風一下」、「放棄風格」,同樣不可能「暴發」,頂多只能當一個公會內的中產畫匠。「難道妥協一劃/難道放棄風格/跟風一下然後暴發」,並不屬於19世紀的荷蘭,卻屬於現代市場經濟的規範、特別是高度公式化的香港產業鏈,更似是填詞人的夫子自道。以這角度延伸,再重讀全首歌詞,真相容易大白。

2015年8月6日星期四

比利成龍化 .成龍比利化 (上、下)

不久前,一位巴西聖保羅大學專研地緣政治的學者來訪,談到不少巴西和香港的比較視角,令人恍然儘管我們的地理距離那麼遙遠,太陽之下無新事,可比之處還是相當多。例如言談間,他提到巴西球王比利是「當下巴西人最討厭的政客」,遠不如其他巴西球王蘇古迪斯、羅馬里奧等「做實事」,就相當發人深省。當然,比利那麼著名、資深,特別是那麼有國際知名度,自然有忠實粉絲,不可能每一個巴西人都討厭他;但他的形象越來越有爭議,總是事實。而在香港的同類人物,難免令人想到成龍先生。

巴西的「獅子山下精神」

比利自16歲已成為巴西國家足球隊主力,曾四度代表國家出戰世界盃、三次捧盃而回,入球過千,「球王」地位超然,至今無人有此成就。與不少巴西小孩一樣,比利生於聖保羅貧民區,幼時到茶室兼職當侍應幫補家計,其餘時間在街頭踢波。比利幼時無錢買正規足球,更沒有受正規訓練,只能以舊報紙塞滿一隻襪,用繩綁好當足球練習,但卻憧憬巴西會有更好的未來。這樣的奮鬥史,基本上和香港的「獅子山下精神」如出一轍,成為球王後,經歷就變成童話。成龍同樣沒有受正規學校教育,童年在于占元旗下刻苦鍛鍊,練就一手真功夫,後藉著1970、80年代的港產功夫電影熱潮,逐漸成為國際巨星。他們二人的成功絕非僥倖,也確實有足夠資格成為萬人偶像。

但比利草根長大、到成為萬人偶像的心路歷程,卻讓他對一眾後輩越來越看不慣。在比利的年代,足球還未有今天的全球化規模,球員薪金和轉會費都沒有今天的天文數字。比利職業生涯只曾效力兩間球會,其中18年都在巴西山度士,對今天球星而言,實在不可想像。但也許正因如此,他經常說後輩沒有足夠付出、卻有富豪收入,時而帶點酸葡萄,令他和下一代的距離越來越大,被批評失去和時代接軌的能力,也不了解新一代的遊戲規則。就像成龍雖然還是很受同代人歡迎,但起碼在香港年輕人心目中,卻往往是惡搞的對象,因為他經常批評青年不上進,青年則認為他「離地」。

「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

比利跟成龍另一項共同履歷,就是同樣犯過「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比利一生風流,這在南美沒有什麼大不了,是不會失分的,但拒絕「認數」的不負責任,卻令形象受損。數年前,73歲的比利才跟41歲日裔巴西商人青木(Marcia Aoki)結婚,被巴西媒體戲言為「帽子戲法」(Hat-trick),皆因他此前已有過兩段婚姻,兩任妻子合共為比利誕下五名子女。除此以外,比利經證實的私生子女至少有還兩名,包括多年來要求比利作DNA測試遭拒、最終在1993年經法庭裁定二人父女關係的Sandra Macedo,以及由比利親口確認的Flavia Kurts。至於那邊廂成龍的往績,更不用多提。

比利的長子Edinho繼承父親衣缽,效力過包括山度士在內的巴西球會,司職門將,不過成就不及父親之餘,更在退役後牽涉多場毒品官非,而為巴西民眾熟知。2005年,Edinho與另外50人遭拘捕,被控從事毒品交易;Edinho堅稱自己無辜,但承認有吸食大麻的習慣。去年5月,Edinho被控涉及清洗販售毒品所得款項,被判監33年,令父親經營多年的健康形象也毀於一旦。成龍的兒子房祖名去年也在北京因容留他人吸毒、藏毒而被捕,最終坐牢6個月,事件固然令父親「痛心」,也令成龍的公眾形象大打折扣。不過這些個人故事,卻還不是「比利成龍化」或「成龍比利化」的全豹,其他和巴西朋友談論下,觸及的社會層面比較,才是主菜。

中國人要管,巴西人也要管

為籌備大型體育盛事,巴西政府近年主力發展基建項目,例如2013年主辦洲際國家盃,作為翌年主辦世界盃的準備。賽事舉行前夕,聖保羅市民因不滿巴士加價而爆發大規模示威,議題也發展到經濟、教育改革等等,抗爭浪潮蔓延全國。比利作為球壇元老,現身呼籲民眾忘記抗爭,一心一意支持巴西國家隊出戰洲際盃,卻得反效果,示威者指「比利靠世界盃廣告合約賺錢,但所有國家人民就因為世界盃捱窮」,呼籲巴西人從「足球夢」中醒覺,指「一個老師絕對比一個尼馬(Neymar,巴西球星)更有價值」。

事實上,比利的親建制形象,在拉美球星中算得上異類,相較下,馬勒當拿等都是開宗明義的左派,經常挑戰權貴,雖然私生活品行不端,但反而更得群眾認同。至於成龍,即使當上政協前,在港人眼中已有深刻的親建制形象,言論經常惹火,也不時被建制中人背後揶揄。例如2009年4月,成龍出席博鰲論壇,指香港和台灣因為太自由而亂,提出「中國人還是要管的,否則便會為所欲為」,就令輿論大譁。

兩把烏鴉口

比利向有「烏鴉口」之稱,經他點名預言有好表現的球隊或球員,通常都慘淡收場;而他就社會議題發言,亦有失言習慣。例如年前巴西興建世界盃球場,八名工人意外死亡,比利說「事件尋常,生命中時有發生,僅屬意外,不必過慮」,被公眾視為冷血。比利與國際足協(FIFA)主席白禮達友好,早年巴塞隆拿球星丹尼爾艾維斯在一場比賽中,遭球迷作出掟蕉的種族歧視行為,媒體批評白禮達處理事件欠積極,比利又開腔維護,指「大家無理由為此等小事而受影響」,被新一代嘲諷為「擦鞋佬」。有趣的是,上月比利大力支持白禮達連任FIFA主席,FIFA就爆出貪污醜聞,白禮達連任後四天被逼辭職,再次印證比利的「烏鴉口」特異功能。退役巴西球星、現任國會議員羅馬里奧(Romário)曾這樣形容:「當比利安靜時,是一位詩人。」

至於成龍,香港人對他的「金句」自然耳熟能詳,除了前面提及的「中國人要管論」,還有在當年同一場合提出的「中國製電視機會爆炸」等,不一而足。不過筆者印象最深刻、又剛好跟比利所屬的足球界有關的,還是2010年國內記者問及成龍看好哪隊贏得世界盃,成龍為現實學識淵博,回答說「巴塞或AC米蘭」,儘管兩者皆為球會,根本不會參與世界盃。

不過最有趣得是,比利與成龍還有一個可比之處,就是他們的負面形象,似乎各自僅限於巴西和香港,在外地,兩人依然被視為一個「軟實力」標記。巴西學者跟筆者說起巴西人如何看華人,就提及成龍主演的動作片在巴西相當受歡迎,不少巴西人由成龍開始接觸中國文化和港產電影。筆者有一位叔父曾在巴西工作十多年,在他心目中,比利依然是「神」,對有年輕人「不知好歹」對他無禮感到十分心痛。這些都反映內部和外部形象的落差,可以是一道鴻溝,和一般人想像的「揚威國際、衣錦還鄉」,可能恰好相反。

小詞典:蘇古迪斯 (Socrates)

八十年代的巴西球王,雖然沒有為球隊贏得世界盃冠軍,但有「無冕之王」之稱。他曾戴起寫有「人民需要公義」的頭巾參與世界盃比賽,1984年曾在群眾前發表20分鐘政治演說,呼籲終結軍政府統治、修訂憲法舉行直選,並承諾為此拒絕意大利球隊合約,留在巴西推動民主運動。蘇古迪斯退役後,獲「利比亞狂人」卡達菲力撐競選巴西總統,當時卡達菲正推動「南方國家軸心」,但他情願留在家鄉,最終拿了醫學博士當醫生,並為報章寫政治專欄,2011年因食物中毒病逝。

羅馬里奧 (Romario)

巴西是足球王國,球星有退役後發表政見的傳統,不少甚至踏足政壇。九十年代的球王羅馬里奧是其中的成功例子,他早年加入左翼巴西社會黨,2010年在里約熱內盧州當選國會下議院議員,作風敢言,主打教育問題,也是批評去年巴西世界盃揮霍無度的最有力聲音。羅馬里奧的國家隊鋒線拍擋白必圖退役後亦從政,加入民主工人黨,2011年當選里約州議員,不過和羅馬里奧立場迴異,並支持巴西辦世界盃。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5年8月6日- 7日

2015年8月5日星期三

當馬爾代夫捲入中印交鋒

印度洋島國馬爾代夫的度假勝地身份為人熟悉,彷彿與世無爭。其實近年當地政局持續不穩,除了環保問題飽受批評及備受溫室效應威脅,更捲入中國與印度兩大國對峙,「天堂」能維持多久,誰也說不準。

馬爾代夫上月底修例,容許外國人購買並永久擁有該國土地,國會以70對14大比數通過議案,只要總統亞明(Abdullah Yameen)簽署,法例就可生效。法例修改前,外國人可於馬爾代夫租借土地99年,修例後則可透過10億美金以上的投資項目,永久擁有土地。新例規定,該土地至少要有七成面積來自填海,以協助國家持續發展。

事件引起國際關注,因為有傳中國有意藉此機會購地,來建立軍事基地。從近來南海的填海造地工程來看,中方已充分掌握相關方面的技術。由於馬爾代夫位於印度洋正中,極具戰略價值,任何橫越印度洋的軍艦或貨船,都必須經過有關水域。如果中國能在當地建立基地,便可於短時間內支援區內軍事行動,例如打擊索馬里海盜,或早前在也門撤僑等行動;自然也能在非常時期,作出其他非常舉措。基地再連同其他潛在目標,例如東非吉布提、南中國海人工島等,可形成一條互相補給的交通鏈,中國在印度洋的能量便會大增,這亦是「一帶一路」延伸路線之一。

雖然印度洋目前並非世界熱點,但隨着中印都成為世界大國,戰略價值會愈來愈高。美英兩國都清楚印度洋的重要性,數十年前,英國便從毛里裘斯劃出「英屬印度洋領地」,充滿爭議地趕走全體原住民,隨即把領地的迪戈加西亞島(Diego Garcia)租給美方,建立美軍基地。2001年,美軍曾在迪戈加西亞島出發,空襲阿富汗的塔利班據點,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左右逢源難度高

馬爾代夫總統亞明強調,不希望修例引起區內國家不安,但印度對此已表示強烈反對。印度媒體及政要都在討論,若果中國在馬爾代夫建基地,對區內格局有何影響。雖然中方與馬爾代夫均希望印度釋疑,例如放風稱中方只是想在馬爾代夫興建旅遊設施,但《印度快報》早前對「中國基地論」詳細報道,宣傳攻勢奏效得多,充分反映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憂慮。再者,印度一直以自身海軍自豪,深信其陸軍軍力也許不及中國,但海軍必定勝之,年前各國遠征索馬里海盜,印度海軍表現一枝獨秀。假如中國在印度勢力範圍建立海軍基地,勢必引起新一輪海上軍備競賽。

事實上,當馬爾代夫與中國愈行愈近時,與印度的關係亦走下坡。親印度的前馬爾代夫總統納希德(Mohamed Nasheed)早前被當局以反恐法拘捕,印度對此甚為不滿。今年3月,印度總理莫迪突然取消出訪馬爾代夫的行程;6月他致電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等南亞伊斯蘭國家的領導人,向他們送上齋戒節祝福,惟獨沒有致電亞明。

問題是馬爾代夫始終是民主國家,一旦印度很不爽,支持反對派候選人以反華為政綱,中國的盤算難免會遇上波折。有關爭議一如年前中國商人擬在冰島購地興建「度假村」,而被懷疑是秘密建立北極軍事基地一樣,反映各國對中國崛起存在條件反射式擔憂。在可見將來,恐怕不同小國都會面對類似問題,如何左右逢源而自保發展,委實是一門學問。

2015年8月4日星期二

假如愛德華八世二戰時領導英國

英國王室早前展覽一批二戰前影片,沒有公開的片段意外落入《太陽報》手中,其中一段可見童年時代的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王太后伊莉莎白、王妹瑪嘉烈公主,在伯父愛德華八世帶領下做出納粹敬禮手勢,引起茶杯裏的風波。白金漢宮發聲明指女王年幼,並不了解手勢的含意,而且當時為1930年代,沒人預料納綷德國發動二戰。事實上,當時不少英國人取笑希特拉髪型、鬍子和動態,小童也喜歡模仿納粹敬禮手勢為「潮玩」,若以片段上綱上線,只是缺乏常識。值得注意的反而是短命國王愛德華八世,他的敬禮不可能是出於惡搞,親納粹是真心的。

一直以來,愛德華八世因為戀上離婚女人放棄王位,「不愛江山愛美人」,都是燴灸人口的愛情童話。然而,這不過是英國人對國王「被辭職」的公關伎倆,不過因為沒有「蠢人」經手,做得高明罷了。英國溫莎王室本身就有德國血統,愛德華八世的淵源更深,母親是德國人,兒時亦在德國長大。「不愛江山愛美人」女主角辛普森女士(Wallis Simpson)則是狂熱納粹支持者,被英美情報部門指與曾任駐英大使的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普(Joachim von Ribbentrop)有姦情;愛德華八世退位後流亡法國,辛普森也疑為納綷當間諜,借「溫沙公爵夫人」之名蒐集盟軍情報。這對戀人在1937年訪問德國,獲希特拉盛大歡迎,有傳當時達成了德軍協助復位的共識云云。

這些無頭公案,今天是不可能說得清的,不過在平行時空,想像假如愛德華八世於二戰時仍然在位,卻不無思考價值。

理論上,英王只是禮節性的國家元首,無權干政,即使愛德華八世沒有遜位,亦不能改變英國跟德國開戰的決定。加上愛德華八世迎娶辛普森夫人的事,令他失去不少支持,被當作不負責任的男人,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背道而馳。愛德華八世並非不戀棧王位,「不愛江山愛美人」之前,也嘗試提出其他方案,包括承諾辛普森不會獲得王后封號,不過被內閣駁回而已。

不過與此同時,相對於和德國作戰數十年的法國而言,英國對德國的同情,一直較為明顯。德國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元氣大傷,間接導致世界持續失衡,事後不少英國政客覺得做得過分,有心暗中作出補償。張伯倫和希特拉簽下《慕尼黑協議》,除了是綏靖政策,也有一定補償心態在內。國際大蕭條出現後,美國自掃門前雪的孤立主義嚴重,英國也受一定影響,頗不願意捲入歐洲大陸的爭議。個別有遠見的政治家更知道,一旦歐洲列強兩敗俱傷,只會令美蘇坐大,大英帝國沒落。假如愛德華八世利用國王身份,努力把這些意識形態灌輸給政客和公眾,把「孤立主義」演繹為超越黨派爭議的「國家利益」,未始不能對左右大局。

事實上,希特拉同樣一直嘗試與英國和解,終結兩面作戰。一宗至今撲朔迷離的二戰懸案,就是希特拉的副首相赫斯(Rudolf Hess)在1941年獨自飛往英國,說是代表希特拉和談。要是兩國沒有一定默契,他是難以這樣空降英國的。後來赫斯被英國囚禁,直到1987年上吊身亡,變成陰謀論的泉源。假如愛德華八世還是國王,遇上希特拉密使來和談,若基於「公眾利益」公開資訊,就算不能改變作戰格局,也起碼能動搖軍心。電影《王上無話兒》對英王喬治六世在二戰角色大書特書,反過來說,愛德華八世一旦繼續為王,怎會沒戲可演?邱吉爾把愛德華八世「委任」到遠在天邊的加勒比海巴哈馬群島擔任「巴督」,完全是放逐和軟禁,以免這對夫婦當第五縱隊。這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明智的。

小詞典:納粹敬禮手勢(Hitler Salute)

由羅馬式敬禮改造而成的動作,敬禮時會說「Heil Hitler!」(希特拉萬歲!)表示對希特拉的忠誠。納粹管治德國期間,敬禮手勢不單在軍人和黨員之間流行,普通國民亦以之為日常問候。二戰後,手勢成為歐洲的禁忌,現時於德國和一些東歐國家更被立法禁止,近年多次有足球員慶祝時因做出納粹敬禮手勢而被罰。

2015年8月3日星期一

從國際關係角度,重讀「中共邪惡天才」康生的故事

日前陶傑先生的專欄,談及香港現況和1965年毛澤東的比較,說毛「被『針插不進水潑不透』的『北京獨立王國』頂住,當務之急是繞過政治局,另立『中央文革小組』,由妻子領銜,加上康生、陳伯達等」;而在今日香港,「康生、陳伯達角色已有入型入格之人,江青更是現成。」筆者自然不了解香港現況,對提及的康生卻一直充滿興趣,因為他是中共的第一代國際關係專家,當年整場中蘇大論戰,主要就是他幕後策劃。外交官出身的中國研究員John Byron和記者Robert Pack,十多年前出版了至今研究康生最全面的英文著作:《龍爪-毛澤東背後的邪惡天才康生》,內有相當多寶貴第一手資料。筆者的老師王紹光教授曾對我說,這本書出版後,康生的研究已差不多到底。有興趣借古知今,必須一讀。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1975年底病故,死時擔任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在領導人當中排名第四,僅在毛澤東、周恩來和當時的「接班人」王洪文之後。他的資歷極深,1925年入黨(或有水份,但不會差太多),早在1934年的中共六大五中全會就進入政治局,長期負責特工工作,是著名的「整人專家」。他死後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他被當作「四人幫」精神領袖鞭屍,被新朝代宣傳為負面人物,把他當權簡單歸因於「騙取毛澤東信任」云云。但哪有這麼容易?康生的角色,其實有結構性成因,放在古今中外共黨,依然合用。

「外國勢力」的話語權

康生最大的資本,就是他的「國際關係話語權」。今天中國高度擔心「外國勢力」,無論是否相信,各級官員都要按這條主軸制定政策,因此誰掌握了相關話語權,誰就能合理化其他一切相干與不相干的行為。毛澤東的中國也談「外國勢力」,最防的並非日罵夜罵的「美帝」,而是身邊「修正主義」的蘇聯。但在中共高層,懂俄語的其實不多,直接在蘇聯工作過、又沒有忠誠問題的更是鳳毛麟角,康生就是代表。他在1933年被派到莫斯科,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懂俄語,「康生」就是他俄名的中譯。這份資歷,即使在蘇聯人面前,也是亮麗。1960年,康生代表中國出席華沙公約國會議,當時中蘇已鬧翻,他用一整篇演講嘲諷赫魯曉夫,被赫氏面斥「沒資格和我爭論」。康生不慌不忙以俄語回應:「你的資歷比我淺得多,1935年我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那時候你連中央委員會委員也不是!」蘇方代表後來回憶,說康生充份利用自己的優勢,把蘇方資訊斷章取義傳回中國,對惡化中蘇關係扮演了關鍵角色。經典的中共「九評蘇共」,就是康生牽頭的傑作。

「中共第一才子」

康生另一本錢,在於他是一位才子,能夠以「文化人」身份累積社會資本。雖然中共高層不乏知識份子,但大多屬裝飾品,平均教育水平也不及日後充滿教授級人物的赤柬,康生卻是難得有權有勢有才的人。身為「才子」本身,對毛澤東是沒有價值的,但康生同時是意識形態大師,能夠把琴棋書畫、旁門左道扣上政治鬥爭,且是行內人不能質疑的專家,說服力就大增。那康生有什麼才華?他出身書香世代,熟讀古籍四書五經,左右手同時開弓的書法是民國一絕,以一手字得到上海灘大亨、也是蔣介石金主的虞洽卿賞識,成為其私人秘書,以掩飾地下活動,在那裏進一步成為文物鑑賞專才,舊世界各種「奇技淫巧」,無一不精。他認為自己的才藝高於齊白石,以「魯赤水」為筆名,據說雲南名勝「石林」兩字是其手筆(文革後因政治正確被鑿去),其實中共建國後,要傳世的書法題字,幾乎一律由康生包辦,是為「康體」。他年輕時也舞刀弄槍,學過武功,在蘇聯再習得摔跤拳擊,又是神槍手,能親自處決叛徒,由於生長在德國勢力範圍山東,懂俄語外也懂德語,多才多藝吸引了不少粉絲,其中一人就是江青,她一生只認一位老師,就是「康老」。

「中共特工之父」

雖然我們不可能知道康生作為「中共特工之父」之一,任內有哪些具體施政,但從官方公開資訊,可見他最不同一般「整人專家」之處,在於懂得「量化管理」,把一切檔案化、指標化。他把全體中共中央代表的忠誠度逐一評估(正如今天一定有人對香港政務官忠誠度逐一評估),然後送給江青處理,也下令下屬對全國各地、各單位一律如此評,結果自然造成冤案無數,但站在管治者角度,這卻是改變一國意識形態的最有效方法。我們常說毛澤東的《矛盾論》是階級鬥爭的指導思想,其實康生師承更正宗,因為他直接學蘇共那一套。他在莫斯科時,正是史大林搞大清洗的時代,親歷基洛夫案、托洛茨基案等的恐怖,卻也明白到如何利用「量化式恐怖」管治。蘇共的科學化管理模式,結合中國傳統的帝王之術,檯面上的代表是毛澤東,能融會貫通地執行的,卻是康生。

讀者自然會問:康生作古多年,為何還有談論價值?價值就是在於「康生」的出現,雖然是個人奮鬥史,也是結構使然。共產黨需要改變管治模式時,就需要微調精英階層、重行群眾路線,這時候,康生的三大法寶:「外國勢力論」、「文藝軟實力」、「數目字整人」,就是當權者必須。框框條條看似容易,其實知易行難,要同時具備相關專長、人生經驗、組織才能,又要有足夠「政治敏感度」和忠誠,委實可遇不可求。當這類「魔鬼天才」走上前台,下一步,已沒懸念。

小詞典: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

史大林死後的蘇共最高領導人,1953-1964年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上台後推行「去史大林運動」,批判史大林的肅反,為大清洗的死者平反,令國內風氣為之一新,當時蘇聯國力、軍力基本上和美國平起平坐,是為蘇聯黃金時代。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者」,自居「正宗馬列主義」,開始和蘇聯決裂,並擔心黨內潛在競爭者效法,最終將劉少奇打倒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此乃文革深層成因之一。

2015年8月1日星期六

《解碼遊戲》:如何重構耳熟能詳的二戰史

不久前上映的電影《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以劍橋天才數學家圖寧(Alan Turing)的一生為主軸,集中講述他在二戰期間,協助盟軍破解德軍密碼系統的真人真事。在一般人心目中,圖寧算不上家喻戶曉,但假如談及他的另一身份:「現代電腦之父」,相信讀過電腦入門的學生,都不會陌生。通過這樣一位人物的故事,電影成功重構了一段我們熟悉不過的二戰戰史,起碼令觀眾聯想到三個面向。而這三個面向,恰恰都是正史不能直言的。

破解密碼後的政治,與偷襲的陰謀論

圖寧破解納粹德國的密碼機「Enigma」,當時是頂級機密,今天才被視為英美逆轉「大西洋海戰」的關鍵。1939年,德軍在大西洋部署U型潛艇,截斷英國自北美引入補給物資的航綫,全賴「Enigma」保障了海軍前綫與柏林中央的情報互通。據統計,1942年1月至3月,德軍U型潛艇在北美東岸(包括墨西哥灣及加勒比海),擊沉盟軍艦艇100艘。邱吉爾後來在回憶錄寫道:二戰中唯一懼怕的,只有德軍U型艦隊。直到1941年,圖寧隸屬的英國秘密情報局(即軍情六處,MI6)轄下小組成功破解「Enigma」,掌握了德軍U型潛艇部署的位置及巡航路綫,補給艦損失量大減,英美才有效聯手,成為德國最終戰敗的關鍵之一。

然而,圖寧的貢獻沒有得到太多表揚、更沒有被公佈,令他一直默默無聞。官方的主調,自然是以相關工作屬「國家機密」為由解釋;另外也有說法指,MI6高層為了邀功,沒有透露密碼小組成員的名字。不過真正原因可能是這樣的:情報解密除了針對敵方,也牽涉不少本國敏感議題,關乎公眾利益。例如英國政府被指在二戰期間,因為要搶戰略先機,將救援平民的工作壓後,這些戰略一旦在戰時、戰後被揭發,難免影響國民對政府的信任。電影講述圖寧破解密碼後,由於要避免對方得悉,不得不忍痛讓一些已得悉的敵方襲擊「照常」出現,那些得知親友死傷有可能被避免的人,若是追究責任,可能後患無窮。

解碼還涉及不少二戰陰謀論,最著名的是與偷襲珍珠港有關。不少文獻引證,美國戰爭部一直維持攔截東京與駐美使館密電的工作,羅斯福總統在12月4日(即日軍發動偷襲前三天)曾收到海軍情報署的備忘錄,上面明確提及日本正部署透過攻擊夏威夷向美國全面開戰。陰謀論者相信,小羅斯福本已有意參戰,但主流民意不支持,才任由日本偷襲。對此反駁者認為,當時美國截取的僅限於東京的外交情報,戰略情報則未有全面破解。美國這一筆尚是懸案,但英國邱吉爾事前從情報得知日軍偷襲珍珠港,而沒有知會美國,則幾乎已被核實。

二戰中的同性戀者

圖寧另一個著名身份,是作為同性戀者。他在1950年代因為同性戀傾向而遭審判,最終疑因事業、名聲受打擊,以及「化學閹割」帶來的副作用而自殺。《BBC歷史雜誌》編輯Emma McFarnon撰文指,男同性戀在戰時為禁忌,尤其在軍方,由於男同性戀者被標籤為柔弱、怯懦,軍人被揭發同志身份,往往影響軍心。戰時加入英軍、及後被派往遠東戰線,在新加坡為日軍俘虜的Dudley Cave,在1970、80年代成為英國同志平權運動的中堅份子。他回憶指入伍後曾聽到兩位同伴談論自己,一位形容他是「Nancy Boy」,另一位立即反對,指他在戰場上異常英勇,沒有可能是同志。Cave指同伴的對話說明了當時社會、軍中對同志的刻板印象。

然而,英國不少二戰英雄,都是當時不為所容的同性戀者,也都是戰後才被發現。例如兩度為戰時英皇喬治六世表揚的英國空軍中尉Ian Gleed,戰後多年才公開(或被公開)同志身份。Ian Gleed在1942年出版回憶錄時,應出版商要求,加入杜撰的女友,以迎合讀者口味。直到1990年代,Gleed的同性情人接受BBC電視台訪問,才公開關係。這些作風,未免和盟軍宣傳的道德高地有違:當時納粹德國公然逼害同性戀者,而盟軍以正義之師自居,近年才被發現,同樣做了不少反人道的事。假如兩大陣營都對同志同樣態度,差別只是程度,又如何自圓其說?
1967年,英國通過「性罪行法案1967」,將21歲以上男性同性性行為合法化(限於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在1980年、北愛爾蘭在1982年才通過同類法案);不過,該法例不適用於軍方,軍方的同性性行為禁令直到2000年才解禁。2009年,逾三萬名英國公民在網上聯署為圖寧平反,要求英國政府就當年以「雞姦罪名」審判圖寧公開致歉,最終時任首相白高敦(Gordon Brown)發表講話,一併表彰圖寧在二戰的貢獻,以及為圖寧的待遇官方道歉。但要盟軍改寫自己的戰史,似乎還不到時候。

間諜對戰局的關鍵作用

最後,解碼、間諜等在戰局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這也是傳統史觀的局限。電影中,圖寧發現John Cairncross是蘇聯派來的雙重間諜,後者要脅揭發圖寧的同性戀傾向;二人相識沒有歷史根據,應為杜撰。不過,John Cairncross確是蘇聯在英國安插的間諜,因熱愛音樂,而在蘇聯當局獲編化名「Liszt」(李斯特,十九世紀匈牙利作曲家),另有傳他是著名蘇聯特務「Cambridge Five」之一,但未能確認。據俄羅斯檔案記錄,John Cairncross在1941至1945年期間,合共向蘇聯當局提交5,832份英國機密檔案,戰後在MI5亦繼續向蘇聯提供西方情報,據指包括西方的「曼哈頓計劃」,以協助蘇聯發展核武。這類間諜對大戰局的影響,實在不容小覷。

戰時間諜活動自然不限於歐美。在國共內戰、抗戰時期,也出過不少著名間諜。中國作家麥家的著名諜戰小說《暗算》,就被改編成中港合拍電影《聽風者》,小說出現的一些中共情報機關,例如「701特別單位」,原型主要來自總參謀部二部(通信部)和周恩來直接指揮的中共中央特別行動科(中央特科)。胡底、錢壯飛和李克農早年隸屬中央特科情報科,曾被派往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卧底,被周恩來譽為「龍潭三傑」。三人在1931年顧順章叛變事件中,截取情報並通報黨中央,令身處上海的中央組織及時撤離,立下大功。胡、錢兩人在1935年長征身亡,李克農則在中共素有「特工之王」稱號,中央特科解散後,一直從事情報工作,1949年破獲國民黨特工刺殺毛澤東的部署。好些共軍潛伏在國軍的間諜,都在關鍵時刻提供了最有用的情報,中共建國後,因為任務已完結,一生默默無聞渡過,乃至受過逼害。假如有真相完全大白的一天,我們熟悉的整個近代史,可能都要改寫呢。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5年8月

《賤熊2》的美國政治社會文化解讀

電影《賤熊》第一集於2012年上映大獲成功,今年推出續集,雖然口碑不及前作,但繼續以人類與有生命的玩具熊的「兄弟情」作賣點,仍然有不少捧場客。熱鬧情節的背後,其實是美國政治社會文化的一幅浮世繪,沒有在美國生活的觀眾,並不容易理解其深層意義。

《賤熊》與《叮噹》

《賤熊》推出以來,不少人將之與日本漫畫《叮噹》比較,卻鮮有探討兩者的差異。《賤熊》主角John Bennett小時候,收到一隻Teddy Bear作為聖誕禮物,祈願小熊有生命、能成為可以互動的玩伴,想不到願望成真;《叮噹》主角野比大雄則是個小學生,學業成績差,不時遭同學欺負,幸得22世紀機械貓叮噹乘坐時光機到來,不時出手相助,「兩人」成為玩伴。

不過,《叮噹》在日本社會的象徵意義,和《賤熊》的美國,幾乎是恰恰相反的。《叮噹》自1970年1月連載,此前日本工業高速發展,到1973年石油危機後,才錄得戰後首次經濟負增長,自此唯有依賴不可知的更高科技,也就是《叮噹》的未來世界、機械貓和法寶。日本藝術家村上隆在紐約策劃日本流行文化展覽時,說《叮噹》「代表着1970年代的日本,由於電子技術的發達,比起個人的知識與勤勉,反而預測利用機械來解決問題,呈現各種充滿着未來魅力的符號象徵」。八十年代中泡沫經濟爆破後,日本步入「失落的十年」,日本人尋找共鳴,卻開始從叮噹轉移到大雄身上,有學者甚至以叮噹和大雄的關係比喻美日關係,雖說比喻不倫,卻多少反映日本人面對經濟低迷的情感投射。

相對於《叮噹》對未來的彷徨,《賤熊》有沒有對美國國力由盛轉衰的投射?似乎沒有。有否質疑美國價值觀?似乎也沒有。畢竟今天美國國內最切身的,並非對前景的迷茫,而是內部價值觀之爭:什麼是責任、什麼是人生意義等,才是大多數美國中產的夢魘。對《叮噹》觀眾而言,這些有點無病呻吟,卻是當代美國人的大辯論。《賤熊》設定在Bennett與賤熊均已長大時(分別為35與27歲),相比《叮噹》的童真,《賤熊》則探討一對「麻吉兄弟」如何一起面對中年身份危機,特別是美國社會對成年公民賦予何種責任和義務。第一集著墨於Bennett人到中年而游手好閒,但最終也要成家立室,正反映了主流價值觀的條條框框。

《賤熊》的大麻情結

更值得注意的是Bennett與賤熊都愛大麻,而「大麻文化」,正是美國社會其中一個最「落地」的議題。自1965年美國通過大麻法案,私下管有和吸服大麻被列作違法行為,直至今天,聯邦法例仍然將大麻連同海洛英列作一級毒品,反而可卡因僅為二級。然而早在反戰時期,大麻在「地下」被廣泛使用,到了冷戰結束後,醫用大麻亦獲得肯定。美國總統奧巴馬坦承年輕時曾吸食大麻,公開指「吸食大麻雖然是壞主意、浪費時間也不健康,但就個人消費者的影響而言,不比酗酒危險」,又指通過大麻合法化,可讓「少數大麻使用者免受不公平的檢控和罰款」。美國目前只有科羅拉多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阿拉斯加州及首都華盛頓等通過了大麻法案,將娛樂或醫療用大麻合法化,但這在各州一直有不同爭議。

美國史丹福大學精神病學教授漢弗萊斯(Keith Humphreys)形容,大麻總是一個能將美國公眾清晰二分的詞彙,「一批是在胡士托的反戰嬉皮士,另一批則是會毅然遠赴越南打仗的主戰派」。嬉皮士是1960年代美國的青年思潮,反抗傳統規則和當時的政治氣候,例如民族主義、戰爭,也不滿資本主義和中產價值觀。他們追求叛離社會主流,愛使用能產生幻覺的藥物或毒品,令大麻往往與嬉皮士精神扣上關係,甚至將之上升到宗教層次。對保守主義者而言,吸食大麻被視為一種純綷的享樂主義,乃不負責任的社會行為;但對自由主義者而言,這不但是天賦人權,還是對資本主義的反抗。其中的矛盾,某程度呈現於《賤熊》中Bennett到底該繼續享樂,還是修心養性,當一個能貢獻社會的良好公民。電影小心翼翼地嘗試證明「大麻」和「責任」兩者是沒有衝突的,以免開罪國內兩大派的任何一方,希望左派觀眾嚮往吸食大麻過程的放任,也希望右派看重成家立室的結局。

《賤熊》的法律地位:當動物成為「非人類人」

《賤熊2》又提出了美國社會對一隻「有生命的玩具熊」的身份認同爭議,例如賤熊要結婚、領養小孩,就被法院要求證明其公民身份,即證明自己是否有能力肩負起社會賦予的義務和權利。「有生命的玩具熊」,自然是在電影中才會出現,但討論放在美國社會,卻不是無的放矢,因為動物權益和大麻、社會責任等討論,同樣是美國這個超發達社會的熱點。

近年國際間已有某些動物應否被界定為「非人類人」(non-human people)的討論,隨之而來,也延伸到「非人類人」應享有什麼權利。2013年,印度政府禁止海豚表演,理由是多項科學研究指出海豚具有更智商和感官能力,認為海豚理應被界定為「非人類人」,因此,也應該較其他動物享有較高的權利。去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就有消息指親俄部隊將烏克蘭海軍訓練的「間諜海豚」也一併沒收。就海豚應被列為「非人類人」,其中一位主要倡導者是《In Defence of Dolphins: The New Moral Frontier》作者懷特(Thomas White)教授,他開宗明義要製造新的「道德疆界」,也就是要顛覆人類對動物的既定想像。年前,關注海豚和鯨魚權益的科學家和環保人士組成「赫爾辛基聯盟」,通過《鯨類生物權益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for Cetaceans),認為鯨類生物和人一樣有「自我意識」,乃至擁有本身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和人一樣有生存權利,捕殺鯨類生物的人也是「謀殺犯」。隨著人類對動物的界定出現變化,關於「非人類人權」的討論,只會更熱烈。賤熊最終能享有法律地位,也許預示了美國社會發展的大方向,不過「範式轉移」何時在現實世界出現,就是另一回事了。

沈旭暉 Initium Media 端傳媒 2015年8月

南蘇丹:中國面對新獨立國家的啓示

2011年,南蘇丹共和國正式獨立,成為聯合國最新成員國,但政局一直不穩,短短兩年後即爆發軍事政變,內戰持續至今,和北蘇丹的邊境衝突也未完全終止。由於中國和蘇丹關係密切,如何面對南蘇丹這新生國家,一直是北京的挑戰。今年1月起,中國應聯合國邀請派出的維和步兵部隊,已全數開赴南蘇丹,部署在首都朱巴一帶,負責保護平民、聯合國人員及設施,以及人道救援、防衞巡邏等任務,為中國外交一大里程碑,其下列重要性值得詳加閱讀:

一、中國近年正調整對蘇丹(以及分裂後的南北蘇丹)的外交政策,進一步採取南北平衡的謹慎取態。

中國與蘇丹自1995年展開石油共同開採項目,自此積極支持蘇丹中央政府,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在蘇丹南部油田投資數十億美元,一度佔中國石油入口量的5%。至2007年,中國與蘇丹的雙邊貿易總額高達56.7億美元,令蘇丹成為當時中國在非洲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安哥拉及南非,中國則是蘇丹最大貿易夥伴。2003年至2006年,蘇丹爆發「達爾富爾危機」,聯合國安理會研究制裁及派駐維和部隊,唯中國反對,堅持讓蘇丹通過國內對話解決紛爭。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2007年到訪蘇丹,與蘇丹政府達成多項貿易協定,包括一筆用以興建蘇丹新總統府及兩所學校的免息貸款,同意自蘇丹入口每日400,000桶石油(佔當時蘇丹石油每日總出口量八成),投資營運當地一條長約1600公里的石油管道,以及對蘇丹政府售武。

但自2008年,中國亦開始與當時南蘇丹自治區建立關係,例如在自治區首府朱巴開設領使館。2011年,南蘇丹宣布獨立公投結果後,中國率先表示承認;南蘇丹獨立後,中國成為其重要貿易夥伴,包括簽訂兩國貿易、經濟和技術協定,以及成立雙邊經貿聯合委員會等等。而中國與南蘇丹發展關係的同時,亦謹慎維持與蘇丹的關係,強調中國能協助調停蘇丹南北衝突的角色,例如在當地的石油資源爭議上,不時呼籲南北雙方保持友善合作。這次派駐部隊,也可看作是對達爾富爾危機「失責」的補償。事實上,南蘇丹初時對一貫支持北方的中國不無敵意,但隨著經濟發展,很快已轉為依賴;失去南方的北蘇丹,在國際社會更孤立無援,同樣不得不對北京繼續依賴。

二、中國正竭力保護自身在蘇丹地區的石油安全。

蘇丹分裂前,南部石油蘊藏量佔全國70%-80%,但因位處內陸,石油必須通過管道輸送往北部蘇丹港才能出口海外,大部份煉油設施因此設在北部,石油收益基本由北部壟斷,南北部貧富差距懸殊。然而分裂後,原本佔國家石油產量70%-80%的南蘇丹已然獨立,蘇丹一下子、石油產量大跌,南蘇丹則有豐富的石油出產,自然與蘇丹就使用輸油管道的收費問題出現爭拗。2014年6月,《Foreign Policy》雜誌公布「脆弱國家指數」(Fragile States Index),南蘇丹評分為112.9分,成為「全球最脆弱國家」。

自南蘇丹爆發內戰以來,有一半石油生產被逼中斷,產量僅剩每天16萬桶,中國自南蘇丹輸入的石油,佔石油總進口量的1%。去年12月,中石油宣布撤走在南蘇丹的非核心及非生產崗位員工,並完全關閉其中三條開採綫,其餘僅維持最低程度運作。因此,基於石油入口安全,中國長遠的願望是南蘇丹能儘快恢復正常國家發展,而短期目標,則是盡量減低南蘇丹內戰對當地石油基建設施的破壞。派駐維和部隊,是中國目前能最積極和有效地以「國際組織」之名,參與保障當地石油設施、也保障自身石油利益的途徑,可謂一石二鳥。

三、中國正積極展現其「大國責任」,和聯合國、非盟作更多互動協調。

近年,中國常被西方質疑通過加強在非洲的基建投資及援助,實行對非洲的「經濟殖民」。達爾富爾危機引發國際爭議時,中國基於「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反對聯合國派駐維和部隊介入蘇丹國內衝突。據英國BBC報道,中國違反聯合國武器禁運命令,對蘇丹政府出售武器,甚至一度引起西方團體提出杯葛2008年北京奧運。不過,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更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展現中國能擔當起「大國責任」的一面。這次派駐維和部隊到南蘇丹,顯示習近平在某程度上放棄了「不干涉別國內政」這消極枷鎖,通過主動參與國際事務、促進區域安全,展現中國軍力不會為國際帶來威脅,相反能用於實踐大國義務,也申明中國在非洲建立的影響力,可以超越經濟和貿易等利益。

四、中國政府展現對在非洲中國企業、公民的責任。

丹麥國際研究及能源專家佩迪(Luke Patey)曾著《The New Kings of Crude: China, India and the Global Struggle for Oil in Sudan and South Sudan》一書,最近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國有企業中石油以及大小華資企業在南蘇丹的投資正面臨重大威脅,這是中國政府積極參與當地維和事務的主要原因」。據中國及南蘇丹官方統計,目前約有120家華資企業在南蘇丹營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次參與南蘇丹維和工作,中國近日在也門內戰中的撤僑工作亦大為成功,不但從當地接走908名中國公民,並協助英國、意大利、巴基斯坦、羅馬尼亞、印度、埃及等國撤走僑民,成為中國首次協助外國人員由戰事中撤離,也是展現大國本色的一例。相反,一名美國公民在也門內戰中被炸死,美國卻無動於衷。這反映中國對海外企業、公民的支援,甚至比好些傳統強國更重視。

五、在蘇丹和南蘇丹地區,中國正採取較以往高明的「多點外交」策略,以便有效掌握該區局勢,及維持在當地長遠的影響力。

有別於過往只跟蘇丹全國大會黨(National Congress Party,NCP)的獨栽政權建立關係,中國目前正積極聯絡南北蘇丹的各個持份者,建立不同形式的連繫以至合作。前面提到的丹麥國際研究及能源專家佩迪指出,「中國官方目前正分別與南蘇丹總統薩爾瓦·基爾(Salva Kiir Mayardit)及反對派武裝組織領袖馬查爾(Riek Machar)接觸,期望促成雙方會面,調停分歧,以保障在當地的石油利益」。中國政府積極聯絡南北蘇丹的各個游擊隊勢力,是鑑在於南蘇丹獨立後,原來反抗蘇丹的游擊隊叛軍「蘇丹人民解放運動」搖身一變成為執政黨,2012年,該組織殘留在蘇丹的分支被指與29名中國工人被綁架的事件有關。若中國及早與該組織取得聯繫,在外交以及保障華商、華工等層面都有好處。目前在南北蘇丹的游擊隊以破壞石油設施、俘虜石油公司工人等,作為打擊政府的主要手段,變相也威脅着例如中石油等中國企業的安全和利益,很需要政府的「多點外交」支援。這些姿態,都是重要的外交變革,反映習近平時代的「大國夢」,處處確實與從前不一樣。

沈旭暉 新加坡聯合早報 2015年8月

香港駐外機構的「香港節」Vs「新加坡節」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區沒有外交權力,但擁有「涉外關係」功能,令香港有條件通過經濟、文化等層面的涉外互動,宣傳香港形象,和輸出香港軟實力。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HKETO;下簡稱:經貿辦)被不少國家視為「實質上的香港領事館」,雖然這稱號不為北京所喜,但香港駐外官員確實享有不少正常國家外交人員才享有的權限,也承擔了頗為進取的對外宣傳功能。近年香港駐外官員開始懂得政治敏感,宣傳香港之餘,也加強宣傳「一國」,背後的暗箭才有所減少。他們最廣為人知的工作之一,包括在海外各大城市舉辦「香港節」,目的一方面是宣傳香港的文化產業、經貿活動、城市品牌,另一方面是連結離散各地的海外香港移民。

其實以「香港節」這名字舉辦的活動,早在港英殖民管治時期已舉辦過,分別在1969、1971和1973年出現。1969年首次舉辦時,標榜「向本地人介紹香港文化和價值,以建立『香港人』身份認同」,時值六七暴動過後,也有穩定香港社會、營造歌舞昇平景氣的目的。當時香港節的活動包括嘉年華會、時裝表演、環島競步和「香港節小姐」選美比賽等,以當時社會風氣而言,算是頗為突破。而港英「香港節」的設計,客觀上是一種折衷的妥協:殖民政府擔心香港人會繼續受「六七」一類中國民族主義影響,但又擔心一旦強化英國認同,會激起港人爭取居英權,唯有釋放「第三種忠誠」,開始正面宣傳香港身份認同,並被不少今天的「本土派」追溯為思潮的源頭之一。

當然,殖民時期的三屆香港節都是「內向型」,現今經貿辦的則是「外向型」,兩者有根本不同。香港節由經貿辦統籌,最大任務自然離不開與海外商家建立合作關係,並加強跟當地政府的網絡。香港節至今均在國際經濟重鎮、或者是港商聚集地舉辦,例如英國倫敦、紐西蘭奧克蘭和威靈頓等。2002年於倫敦舉行的香港節是排場較大的一次,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親自到倫敦主持午餐會,並邀得多名英國政要如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到場,英國安德魯王子和時任首相貝理雅亦有為香港節寫賀詞。而不久前的多倫多ETO活動,甚至由特首梁振英親自出席。除了在海外舉辦,駐內地經貿辦亦有負責相關活動,例如今年6月,駐成都經貿辦於當地籌辦音樂會、電影節等,辦事處主任劉錦泉當日指,陝西產業以科技、工業為主,香港則着重服務行業,兩地有很強的互補性。

香港節的另一重點,理論上是把香港文化產業推廣開去。例如2012年10月,駐新加坡經貿辦在星州舉行為期一個月的香港節,重點項目包括美酒佳餚,以宣傳香港作為「美食之都」的形象,亦有香港與日本話劇大師榮念曾、佐藤信聯合導演「靈戲」。2014年6月,駐美國經貿辦於波士頓美術館放映香港電影《激戰》,作為該年香港節主題活動,及後又於麻省舉辦龍舟比賽。麻省首位華裔州議員陳德基在活動上發言,指自己的父母均是香港移民,並強調「香港對美國的經貿發展亦十分重要」,這種聯繫,正是香港政府希望宣傳的。

然而,從拓展軟實力的角度而言,香港節的職能始終有其局限。香港節官方主導的色彩濃厚,民間難以參與,相關活動的思維頗具官僚味道,而未能滲入民間層面,一般海外人士對香港的印象,並未有明顯改善。雖然香港節宣傳的華洋共處、中西交匯等陳腔濫掉,確是香港開埠以來的傳統,但少有觸及回歸後興起的本土藝術作品,而後者不少是「政治不正確」的。研究軟實力的法國學者Frédéric Martel指出,軟實力是由民間自發建立,而非由政府推動;然而從南韓近年軟實力大幅拓展的成功可見,政府的促進功能,亦是無可取代。問題是香港政府的宣傳方法,究竟能幫助香港文化「走出去」多少,業界人士當心裏有數。

多年來被視為香港主要競爭對手的新加坡,亦有舉辦類似「香港節」的「新加坡節」,目的同樣是要向外推廣自身軟實力,和打造國際大都會形象。新加坡節的形式亦跟香港節大同小異,同樣是以電影、美食、歌舞、設計等藝術為主打,再加上一系列跟當地商人的講座和座談會。新加坡節似乎規模更大,首屆於2005年在倫敦舉行,2007年在北京和上海舉辦第二屆,投入的資金升了約六成,耗資1500萬人民幣、動用了14個政府部門,新加坡政府亦多次為活動召開新聞發佈會造勢,不會像香港節那樣,完成了也少有本土香港人知道。

不過資源的投放,並非新加坡節和香港節的最大差別。有一個議題,是香港和新加坡永不能比較的,就是身份認同問題。筆者曾聽不少新加坡政府的朋友談及新加坡節,都說重點其實是提醒旅居各地的新加坡人不要忘掉祖國,無論他們在讀書也好、做生意也好、乃至已入籍其他國家也好,都歡迎他們回新加坡效力,所以在新加坡節,會安排最好的新加坡廚師預備頂級新加坡美食,讓他們回味家鄉。但移居海外的香港人,不少都是因為逃避九七回歸而走,近年海外港人後代、海外香港學生等,更是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等的堅定支持者。假如香港節只是宣傳官方那一套,對他們毫無吸引力。筆者有海外香港朋友曾獲邀到ETO舉辦的類似節日演出,他說十分抗拒和出席的特首合照,也不敢給朋友知道,而同樣情況,基本上不可能在新加坡節出現。假如因為特區政府的內部認受問題,令香港對外宣傳的能力也打了折扣,實在教人惋惜。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8月

訪問林偉鴻:港紀錄片水準一流 推廣不入流

筆者早前於書展中跟「采風電影」節目統籌林偉鴻一同出席講座,探討國際關係跟電影的互動。事實上,值得關注的不單單是劇情片,林偉鴻的專長紀錄片同樣亦是研究的好題材。

林偉鴻在香港出生長大,於珠海書院修讀新聞,1982年未畢業已進入《中報》任職文字記者,其後轉往《英文虎報》擔任攝影記者,後來一直在多家傳媒機構任職,足跡遍及菲律賓、泰國、越南、台灣、新疆及西藏等地,多次獲得新聞攝影獎項。2004年,林偉鴻跟導演張虹成立非牟利團體「采風電影」,主力推動香港紀錄片藝術。2008年「采風電影」創辦「華語紀錄片節」,林偉鴻開始擔任「節目統籌」一職,負責籌劃影展的節目。

跟林偉鴻訪談時,筆者深感於香港搞藝術創作的一份堅持。林偉鴻稱行內人的收入不高且不穩定,大部分人都必須在紀錄片工作以外找兼職。他更加看過有潛質的年輕人因此而轉行,希望找到更加穩定的收入。在他的學生之中,只有不足十分一可以堅持下去。然而,林偉鴻卻選擇走下去。原因很簡單,林偉鴻深信創作不單單是為了金錢回報,同時有一份成功感,且探索的過程往往充滿驚喜。雖然紀錄片工作十分不簡單,但近年愈來愈多年輕導演冒起令林偉鴻對行內前景感到樂觀,也許這一份正正就是藝術工作者的「獅子山精神」。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林偉鴻(L)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多年來於多家傳媒機構任文字、攝影記者。2004年有份創辦非牟利團體「采風電影」,致力推廣本土紀錄片文化。

S: 香港的電影業於1970、80年代百花齊放,不單單是產量高,且作品亦出口到日本、東南亞。現在的電影業又有何不同?

L: 1970、80年代是香港電影業十分光輝的時代,因為當時的國際電影市場比現時封閉。現時,香港年輕人跟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都一樣,比較喜歡看荷里活電影,令各地的本土電影票房都大不如前。不少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原本都對進口電影實施配額制,以保護本土電影,但隨着國際市場漸漸開放,不少地方都已經取消配額制,令外國的大片可以直接打入本土市場。這意味着香港電影於香港本土和東南亞各國都要跟外國電影競爭。

另一個令香港電影沒落的原因是中國大陸的崛起,資源和片酬都比香港高得多,吸引了不少香港演員和製作人北上發展。但中國電影製作單位往往會規定香港和大陸演員的比例,且在題材上有限制。此外,大陸市場實在比香港大得多,不少香港電影製作人都希望把作品賣到大陸。他們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就是到底作品能否通過大陸的重重限制,和是否符合國內民眾的口味,因此香港的作品亦漸漸大陸化,而失去本土特色。

S: 香港電影可以如何保留本土特色?

L: 要做到這一點的難度十分高,因為片商已經不太希望投資本土電影。雖然不少人都認為電影是藝術,但片商和電影院的最大考慮始終是利潤。在西方電影湧入跟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崛起之下,香港本土電影的賣座率在一般情況下已經比不上前兩者。近年的確有強調本土特色的電影很受歡迎,例如麥浚龍執導的《殭屍》。然而,這一類電影只能於香港叫好叫座,很難令大陸觀眾受落。因此,香港電影日後可能各走兩個不健康的極端,一邊是極力迎合國內市場而有可觀票房,另一邊則強調本土情懷但收益卻不太理想。

上畫期短 院商要求包底

S: 我知道你從事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已經多年,本土紀錄片的發展情況如何?

L: 正如我所說,香港電影業已經滯後。比起劇情片,紀錄片更加是當中的重災區,我們的觀眾和所得到的資源都少得多。在外國,一些大都會例如紐約市,總會有好幾間以播放紀錄片為主的放映中心。就算鄰近的台灣,觀看紀錄片的習慣也遠比香港普及;我不時都會看到台灣的電影院上映紀錄片,入座率亦比香港的好。相反,香港人對紀錄片的興趣小得多,一年只有大約10部長達一小時的作品上映,令人印象深刻的本土紀錄片有《愛與狗同行》,外國的例如《不瘦降之迷》(Super Size Me)。但由於紀錄片入座率不高,電影院一般都不會播放,即使有,通常都只能得到一兩個星期的短短放映期。近年更加開始有電影院希望我們以「包底」的形式先買下全場90個座位,再自行呼籲觀眾到場。

除了是香港觀眾對紀錄片的興趣不大之外,其實政府部門對紀錄片的定位跟行內人士都不同。我們認為紀錄片都是電影的一種,理論上都有商業價值。然而,政府部門以及其他機構則對此有保留。我曾經向政府的相關委員會提交過一部紀錄片大綱,希望得到資助,但他們竟然指紀錄片不是電影,而把我的申請駁回。類似的事情於行內屢見不鮮,亦叫大家感到十分無奈。

S: 為何鄰近台灣的紀錄片行業可以發展得比香港好?當地又有什麼優勢?

L: 香港跟台灣都是於九十年代初才開始發展紀錄片行業,但台灣行家的步伐卻比香港快得多。最關鍵的是環境因素,台灣的人文氣息一向都比香港強,觀眾都願意入場觀看紀錄片。只要入場的人數多,當地電影院和發行商自然會投資紀錄片。有了資源,整個行業生態都會發展起來。除了是觀眾本身之外,台灣的企業和NGO都有份推動紀錄片行業。當地企業不時會包場請員工入場觀看勵志紀錄片,如以拍攝17位老人家進行環島遊為題材的《不老騎士》。而NGO則會主動投資紀錄片,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注資的《看見台灣》更成為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事實上,香港的紀錄片或資訊節目的質素頗高,絕對不會比台灣的同行差,在國際上亦十分有名。如海外華人就對早年亞洲電視製作的《尋找他鄉的故事》十分有興趣,港台製作的《功夫傳奇》也被《國家地理頻道》收購。其實香港作品的質素一直都很高,只是本地媒體鮮有報道。

官僚短視 業界艱難求存

S: 既然香港的紀錄片質素不錯,紀錄片又能否發展成香港軟實力?

L: 發展軟實力的第一步就當然是要把紀錄片輸出到海外,令外國人知道香港作品的水準已是世界一流。然而在缺乏資金和資源的情況之下,無論香港紀錄片如何出色,都很難打入外國市場。因為香港的製片商大都不知道原來紀錄片亦可以成為賺錢的商品,所以他們都不願意投資。此外,政府的資助亦十分有限。製作人帶同作品參加海外影展的開支很大,當中包括機票、食宿和入場費等等。但政府往往只是提供大約一萬元的補貼,根本就無法真正幫助製作人。基於以上兩個原因,香港製片公司的規模都不大。雖然我工作的「采風電影」有定期把作品送到海外影展,但卻沒足夠資本進行推廣工作。相比之下,外國製片商有獨立的市場推廣團隊,其工作自然更加全面。

S: 假設香港紀錄片界已經有足夠資源,業界又可如何向外國推介香港作品?

L: 香港紀錄片行業的硬件已經不錯,我們有很好的製作團隊,包括拍攝、剪片人員等。近年亦有很多年輕導演出道,其水準亦十分高。如果有更多資源和片商肯投資,不但可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也能夠進行更有效的推廣工作。香港有出色的團隊,但作品卻無法大規模打入海外市場,無疑是十分可惜的。

至於一套紀錄片能否於外國得到好評,其題材就十分重要。香港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地方,亦是中國較開放的城市,因此紀錄片題材可以很多元化。如果真的要把紀錄片發展成香港軟實力,其中一個重點就是題材能夠突顯香港特色,例如早幾年有以反高鐵為題的紀錄片於日本的影展中得獎。去年的「雨傘運動」同樣成為不少導演的拍攝題材。外國傳媒一向都有關注香港的民生議題,香港導演大可以此為題材。

除了強調本土特色之外,香港紀錄片同時可以嘗試跟世界接軌。香港導演陳浩倫的《收割,開路!》就是講述香港農民如何面對東北發展計劃。類似的情況在不同國家都有,世界各地的農民都要面對城市化和經濟轉型等問題。此類題材有機會引起外國人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