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熊2》的美國政治社會文化解讀

電影《賤熊》第一集於2012年上映大獲成功，今年推出續集，雖然口碑不及前作，但繼續以人類與有生命的玩具熊的「兄弟情」作賣點，仍然有不少捧場客。熱鬧情節的背後，其實是美國政治社會文化的一幅浮世繪，沒有在美國生活的觀眾，並不容易理解其深層意義。

《賤熊》與《叮噹》

《賤熊》推出以來，不少人將之與日本漫畫《叮噹》比較，卻鮮有探討兩者的差異。《賤熊》主角John Bennett小時候，收到一隻Teddy Bear作為聖誕禮物，祈願小熊有生命、能成為可以互動的玩伴，想不到願望成真；《叮噹》主角野比大雄則是個小學生，學業成績差，不時遭同學欺負，幸得22世紀機械貓叮噹乘坐時光機到來，不時出手相助，「兩人」成為玩伴。

不過，《叮噹》在日本社會的象徵意義，和《賤熊》的美國，幾乎是恰恰相反的。《叮噹》自1970年1月連載，此前日本工業高速發展，到1973年石油危機後，才錄得戰後首次經濟負增長，自此唯有依賴不可知的更高科技，也就是《叮噹》的未來世界、機械貓和法寶。日本藝術家村上隆在紐約策劃日本流行文化展覽時，說《叮噹》「代表着1970年代的日本，由於電子技術的發達，比起個人的知識與勤勉，反而預測利用機械來解決問題，呈現各種充滿着未來魅力的符號象徵」。八十年代中泡沫經濟爆破後，日本步入「失落的十年」，日本人尋找共鳴，卻開始從叮噹轉移到大雄身上，有學者甚至以叮噹和大雄的關係比喻美日關係，雖說比喻不倫，卻多少反映日本人面對經濟低迷的情感投射。

相對於《叮噹》對未來的彷徨，《賤熊》有沒有對美國國力由盛轉衰的投射？似乎沒有。有否質疑美國價值觀？似乎也沒有。畢竟今天美國國內最切身的，並非對前景的迷茫，而是內部價值觀之爭：什麼是責任、什麼是人生意義等，才是大多數美國中產的夢魘。對《叮噹》觀眾而言，這些有點無病呻吟，卻是當代美國人的大辯論。《賤熊》設定在Bennett與賤熊均已長大時（分別為35與27歲），相比《叮噹》的童真，《賤熊》則探討一對「麻吉兄弟」如何一起面對中年身份危機，特別是美國社會對成年公民賦予何種責任和義務。第一集著墨於Bennett人到中年而游手好閒，但最終也要成家立室，正反映了主流價值觀的條條框框。

《賤熊》的大麻情結

更值得注意的是Bennett與賤熊都愛大麻，而「大麻文化」，正是美國社會其中一個最「落地」的議題。自1965年美國通過大麻法案，私下管有和吸服大麻被列作違法行為，直至今天，聯邦法例仍然將大麻連同海洛英列作一級毒品，反而可卡因僅為二級。然而早在反戰時期，大麻在「地下」被廣泛使用，到了冷戰結束後，醫用大麻亦獲得肯定。美國總統奧巴馬坦承年輕時曾吸食大麻，公開指「吸食大麻雖然是壞主意、浪費時間也不健康，但就個人消費者的影響而言，不比酗酒危險」，又指通過大麻合法化，可讓「少數大麻使用者免受不公平的檢控和罰款」。美國目前只有科羅拉多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阿拉斯加州及首都華盛頓等通過了大麻法案，將娛樂或醫療用大麻合法化，但這在各州一直有不同爭議。

美國史丹福大學精神病學教授漢弗萊斯（Keith Humphreys）形容，大麻總是一個能將美國公眾清晰二分的詞彙，「一批是在胡士托的反戰嬉皮士，另一批則是會毅然遠赴越南打仗的主戰派」。嬉皮士是1960年代美國的青年思潮，反抗傳統規則和當時的政治氣候，例如民族主義、戰爭，也不滿資本主義和中產價值觀。他們追求叛離社會主流，愛使用能產生幻覺的藥物或毒品，令大麻往往與嬉皮士精神扣上關係，甚至將之上升到宗教層次。對保守主義者而言，吸食大麻被視為一種純綷的享樂主義，乃不負責任的社會行為；但對自由主義者而言，這不但是天賦人權，還是對資本主義的反抗。其中的矛盾，某程度呈現於《賤熊》中Bennett到底該繼續享樂，還是修心養性，當一個能貢獻社會的良好公民。電影小心翼翼地嘗試證明「大麻」和「責任」兩者是沒有衝突的，以免開罪國內兩大派的任何一方，希望左派觀眾嚮往吸食大麻過程的放任，也希望右派看重成家立室的結局。

《賤熊》的法律地位：當動物成為「非人類人」

《賤熊2》又提出了美國社會對一隻「有生命的玩具熊」的身份認同爭議，例如賤熊要結婚、領養小孩，就被法院要求證明其公民身份，即證明自己是否有能力肩負起社會賦予的義務和權利。「有生命的玩具熊」，自然是在電影中才會出現，但討論放在美國社會，卻不是無的放矢，因為動物權益和大麻、社會責任等討論，同樣是美國這個超發達社會的熱點。

近年國際間已有某些動物應否被界定為「非人類人」（non-human people）的討論，隨之而來，也延伸到「非人類人」應享有什麼權利。2013年，印度政府禁止海豚表演，理由是多項科學研究指出海豚具有更智商和感官能力，認為海豚理應被界定為「非人類人」，因此，也應該較其他動物享有較高的權利。去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就有消息指親俄部隊將烏克蘭海軍訓練的「間諜海豚」也一併沒收。就海豚應被列為「非人類人」，其中一位主要倡導者是《In Defence of Dolphins: The New Moral Frontier》作者懷特（Thomas White）教授，他開宗明義要製造新的「道德疆界」，也就是要顛覆人類對動物的既定想像。年前，關注海豚和鯨魚權益的科學家和環保人士組成「赫爾辛基聯盟」，通過《鯨類生物權益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for Cetaceans），認為鯨類生物和人一樣有「自我意識」，乃至擁有本身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和人一樣有生存權利，捕殺鯨類生物的人也是「謀殺犯」。隨著人類對動物的界定出現變化，關於「非人類人權」的討論，只會更熱烈。賤熊最終能享有法律地位，也許預示了美國社會發展的大方向，不過「範式轉移」何時在現實世界出現，就是另一回事了。

沈旭暉 Initium Media 端傳媒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