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早前於書展中跟「采風電影」節目統籌林偉鴻一同出席講座，探討國際關係跟電影的互動。事實上，值得關注的不單單是劇情片，林偉鴻的專長紀錄片同樣亦是研究的好題材。
林偉鴻在香港出生長大，於珠海書院修讀新聞，1982年未畢業已進入《中報》任職文字記者，其後轉往《英文虎報》擔任攝影記者，後來一直在多家傳媒機構任職，足跡遍及菲律賓、泰國、越南、台灣、新疆及西藏等地，多次獲得新聞攝影獎項。2004年，林偉鴻跟導演張虹成立非牟利團體「采風電影」，主力推動香港紀錄片藝術。2008年「采風電影」創辦「華語紀錄片節」，林偉鴻開始擔任「節目統籌」一職，負責籌劃影展的節目。
跟林偉鴻訪談時，筆者深感於香港搞藝術創作的一份堅持。林偉鴻稱行內人的收入不高且不穩定，大部分人都必須在紀錄片工作以外找兼職。他更加看過有潛質的年輕人因此而轉行，希望找到更加穩定的收入。在他的學生之中，只有不足十分一可以堅持下去。然而，林偉鴻卻選擇走下去。原因很簡單，林偉鴻深信創作不單單是為了金錢回報，同時有一份成功感，且探索的過程往往充滿驚喜。雖然紀錄片工作十分不簡單，但近年愈來愈多年輕導演冒起令林偉鴻對行內前景感到樂觀，也許這一份正正就是藝術工作者的「獅子山精神」。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林偉鴻（L）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多年來於多家傳媒機構任文字、攝影記者。2004年有份創辦非牟利團體「采風電影」，致力推廣本土紀錄片文化。
S： 香港的電影業於1970、80年代百花齊放，不單單是產量高，且作品亦出口到日本、東南亞。現在的電影業又有何不同？
L： 1970、80年代是香港電影業十分光輝的時代，因為當時的國際電影市場比現時封閉。現時，香港年輕人跟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都一樣，比較喜歡看荷里活電影，令各地的本土電影票房都大不如前。不少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原本都對進口電影實施配額制，以保護本土電影，但隨着國際市場漸漸開放，不少地方都已經取消配額制，令外國的大片可以直接打入本土市場。這意味着香港電影於香港本土和東南亞各國都要跟外國電影競爭。
另一個令香港電影沒落的原因是中國大陸的崛起，資源和片酬都比香港高得多，吸引了不少香港演員和製作人北上發展。但中國電影製作單位往往會規定香港和大陸演員的比例，且在題材上有限制。此外，大陸市場實在比香港大得多，不少香港電影製作人都希望把作品賣到大陸。他們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就是到底作品能否通過大陸的重重限制，和是否符合國內民眾的口味，因此香港的作品亦漸漸大陸化，而失去本土特色。
S： 香港電影可以如何保留本土特色？
L： 要做到這一點的難度十分高，因為片商已經不太希望投資本土電影。雖然不少人都認為電影是藝術，但片商和電影院的最大考慮始終是利潤。在西方電影湧入跟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崛起之下，香港本土電影的賣座率在一般情況下已經比不上前兩者。近年的確有強調本土特色的電影很受歡迎，例如麥浚龍執導的《殭屍》。然而，這一類電影只能於香港叫好叫座，很難令大陸觀眾受落。因此，香港電影日後可能各走兩個不健康的極端，一邊是極力迎合國內市場而有可觀票房，另一邊則強調本土情懷但收益卻不太理想。
上畫期短 院商要求包底
S： 我知道你從事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已經多年，本土紀錄片的發展情況如何？
L： 正如我所說，香港電影業已經滯後。比起劇情片，紀錄片更加是當中的重災區，我們的觀眾和所得到的資源都少得多。在外國，一些大都會例如紐約市，總會有好幾間以播放紀錄片為主的放映中心。就算鄰近的台灣，觀看紀錄片的習慣也遠比香港普及；我不時都會看到台灣的電影院上映紀錄片，入座率亦比香港的好。相反，香港人對紀錄片的興趣小得多，一年只有大約10部長達一小時的作品上映，令人印象深刻的本土紀錄片有《愛與狗同行》，外國的例如《不瘦降之迷》（Super Size Me）。但由於紀錄片入座率不高，電影院一般都不會播放，即使有，通常都只能得到一兩個星期的短短放映期。近年更加開始有電影院希望我們以「包底」的形式先買下全場90個座位，再自行呼籲觀眾到場。
除了是香港觀眾對紀錄片的興趣不大之外，其實政府部門對紀錄片的定位跟行內人士都不同。我們認為紀錄片都是電影的一種，理論上都有商業價值。然而，政府部門以及其他機構則對此有保留。我曾經向政府的相關委員會提交過一部紀錄片大綱，希望得到資助，但他們竟然指紀錄片不是電影，而把我的申請駁回。類似的事情於行內屢見不鮮，亦叫大家感到十分無奈。
S： 為何鄰近台灣的紀錄片行業可以發展得比香港好？當地又有什麼優勢？
L： 香港跟台灣都是於九十年代初才開始發展紀錄片行業，但台灣行家的步伐卻比香港快得多。最關鍵的是環境因素，台灣的人文氣息一向都比香港強，觀眾都願意入場觀看紀錄片。只要入場的人數多，當地電影院和發行商自然會投資紀錄片。有了資源，整個行業生態都會發展起來。除了是觀眾本身之外，台灣的企業和NGO都有份推動紀錄片行業。當地企業不時會包場請員工入場觀看勵志紀錄片，如以拍攝17位老人家進行環島遊為題材的《不老騎士》。而NGO則會主動投資紀錄片，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注資的《看見台灣》更成為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事實上，香港的紀錄片或資訊節目的質素頗高，絕對不會比台灣的同行差，在國際上亦十分有名。如海外華人就對早年亞洲電視製作的《尋找他鄉的故事》十分有興趣，港台製作的《功夫傳奇》也被《國家地理頻道》收購。其實香港作品的質素一直都很高，只是本地媒體鮮有報道。
官僚短視 業界艱難求存
S： 既然香港的紀錄片質素不錯，紀錄片又能否發展成香港軟實力？
L： 發展軟實力的第一步就當然是要把紀錄片輸出到海外，令外國人知道香港作品的水準已是世界一流。然而在缺乏資金和資源的情況之下，無論香港紀錄片如何出色，都很難打入外國市場。因為香港的製片商大都不知道原來紀錄片亦可以成為賺錢的商品，所以他們都不願意投資。此外，政府的資助亦十分有限。製作人帶同作品參加海外影展的開支很大，當中包括機票、食宿和入場費等等。但政府往往只是提供大約一萬元的補貼，根本就無法真正幫助製作人。基於以上兩個原因，香港製片公司的規模都不大。雖然我工作的「采風電影」有定期把作品送到海外影展，但卻沒足夠資本進行推廣工作。相比之下，外國製片商有獨立的市場推廣團隊，其工作自然更加全面。
S： 假設香港紀錄片界已經有足夠資源，業界又可如何向外國推介香港作品？
L： 香港紀錄片行業的硬件已經不錯，我們有很好的製作團隊，包括拍攝、剪片人員等。近年亦有很多年輕導演出道，其水準亦十分高。如果有更多資源和片商肯投資，不但可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也能夠進行更有效的推廣工作。香港有出色的團隊，但作品卻無法大規模打入海外市場，無疑是十分可惜的。
至於一套紀錄片能否於外國得到好評，其題材就十分重要。香港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地方，亦是中國較開放的城市，因此紀錄片題材可以很多元化。如果真的要把紀錄片發展成香港軟實力，其中一個重點就是題材能夠突顯香港特色，例如早幾年有以反高鐵為題的紀錄片於日本的影展中得獎。去年的「雨傘運動」同樣成為不少導演的拍攝題材。外國傳媒一向都有關注香港的民生議題，香港導演大可以此為題材。
除了強調本土特色之外，香港紀錄片同時可以嘗試跟世界接軌。香港導演陳浩倫的《收割，開路！》就是講述香港農民如何面對東北發展計劃。類似的情況在不同國家都有，世界各地的農民都要面對城市化和經濟轉型等問題。此類題材有機會引起外國人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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