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上映的電影《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以劍橋天才數學家圖寧（Alan Turing）的一生為主軸，集中講述他在二戰期間，協助盟軍破解德軍密碼系統的真人真事。在一般人心目中，圖寧算不上家喻戶曉，但假如談及他的另一身份：「現代電腦之父」，相信讀過電腦入門的學生，都不會陌生。通過這樣一位人物的故事，電影成功重構了一段我們熟悉不過的二戰戰史，起碼令觀眾聯想到三個面向。而這三個面向，恰恰都是正史不能直言的。
破解密碼後的政治，與偷襲的陰謀論
圖寧破解納粹德國的密碼機「Enigma」，當時是頂級機密，今天才被視為英美逆轉「大西洋海戰」的關鍵。1939年，德軍在大西洋部署U型潛艇，截斷英國自北美引入補給物資的航綫，全賴「Enigma」保障了海軍前綫與柏林中央的情報互通。據統計，1942年1月至3月，德軍U型潛艇在北美東岸（包括墨西哥灣及加勒比海），擊沉盟軍艦艇100艘。邱吉爾後來在回憶錄寫道：二戰中唯一懼怕的，只有德軍U型艦隊。直到1941年，圖寧隸屬的英國秘密情報局（即軍情六處，MI6）轄下小組成功破解「Enigma」，掌握了德軍U型潛艇部署的位置及巡航路綫，補給艦損失量大減，英美才有效聯手，成為德國最終戰敗的關鍵之一。
然而，圖寧的貢獻沒有得到太多表揚、更沒有被公佈，令他一直默默無聞。官方的主調，自然是以相關工作屬「國家機密」為由解釋；另外也有說法指，MI6高層為了邀功，沒有透露密碼小組成員的名字。不過真正原因可能是這樣的：情報解密除了針對敵方，也牽涉不少本國敏感議題，關乎公眾利益。例如英國政府被指在二戰期間，因為要搶戰略先機，將救援平民的工作壓後，這些戰略一旦在戰時、戰後被揭發，難免影響國民對政府的信任。電影講述圖寧破解密碼後，由於要避免對方得悉，不得不忍痛讓一些已得悉的敵方襲擊「照常」出現，那些得知親友死傷有可能被避免的人，若是追究責任，可能後患無窮。
解碼還涉及不少二戰陰謀論，最著名的是與偷襲珍珠港有關。不少文獻引證，美國戰爭部一直維持攔截東京與駐美使館密電的工作，羅斯福總統在12月4日（即日軍發動偷襲前三天）曾收到海軍情報署的備忘錄，上面明確提及日本正部署透過攻擊夏威夷向美國全面開戰。陰謀論者相信，小羅斯福本已有意參戰，但主流民意不支持，才任由日本偷襲。對此反駁者認為，當時美國截取的僅限於東京的外交情報，戰略情報則未有全面破解。美國這一筆尚是懸案，但英國邱吉爾事前從情報得知日軍偷襲珍珠港，而沒有知會美國，則幾乎已被核實。
二戰中的同性戀者
圖寧另一個著名身份，是作為同性戀者。他在1950年代因為同性戀傾向而遭審判，最終疑因事業、名聲受打擊，以及「化學閹割」帶來的副作用而自殺。《BBC歷史雜誌》編輯Emma McFarnon撰文指，男同性戀在戰時為禁忌，尤其在軍方，由於男同性戀者被標籤為柔弱、怯懦，軍人被揭發同志身份，往往影響軍心。戰時加入英軍、及後被派往遠東戰線，在新加坡為日軍俘虜的Dudley Cave，在1970、80年代成為英國同志平權運動的中堅份子。他回憶指入伍後曾聽到兩位同伴談論自己，一位形容他是「Nancy Boy」，另一位立即反對，指他在戰場上異常英勇，沒有可能是同志。Cave指同伴的對話說明了當時社會、軍中對同志的刻板印象。
然而，英國不少二戰英雄，都是當時不為所容的同性戀者，也都是戰後才被發現。例如兩度為戰時英皇喬治六世表揚的英國空軍中尉Ian Gleed，戰後多年才公開（或被公開）同志身份。Ian Gleed在1942年出版回憶錄時，應出版商要求，加入杜撰的女友，以迎合讀者口味。直到1990年代，Gleed的同性情人接受BBC電視台訪問，才公開關係。這些作風，未免和盟軍宣傳的道德高地有違：當時納粹德國公然逼害同性戀者，而盟軍以正義之師自居，近年才被發現，同樣做了不少反人道的事。假如兩大陣營都對同志同樣態度，差別只是程度，又如何自圓其說？
1967年，英國通過「性罪行法案1967」，將21歲以上男性同性性行為合法化（限於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在1980年、北愛爾蘭在1982年才通過同類法案）；不過，該法例不適用於軍方，軍方的同性性行為禁令直到2000年才解禁。2009年，逾三萬名英國公民在網上聯署為圖寧平反，要求英國政府就當年以「雞姦罪名」審判圖寧公開致歉，最終時任首相白高敦（Gordon Brown）發表講話，一併表彰圖寧在二戰的貢獻，以及為圖寧的待遇官方道歉。但要盟軍改寫自己的戰史，似乎還不到時候。
間諜對戰局的關鍵作用
最後，解碼、間諜等在戰局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這也是傳統史觀的局限。電影中，圖寧發現John Cairncross是蘇聯派來的雙重間諜，後者要脅揭發圖寧的同性戀傾向；二人相識沒有歷史根據，應為杜撰。不過，John Cairncross確是蘇聯在英國安插的間諜，因熱愛音樂，而在蘇聯當局獲編化名「Liszt」（李斯特，十九世紀匈牙利作曲家），另有傳他是著名蘇聯特務「Cambridge Five」之一，但未能確認。據俄羅斯檔案記錄，John Cairncross在1941至1945年期間，合共向蘇聯當局提交5,832份英國機密檔案，戰後在MI5亦繼續向蘇聯提供西方情報，據指包括西方的「曼哈頓計劃」，以協助蘇聯發展核武。這類間諜對大戰局的影響，實在不容小覷。
戰時間諜活動自然不限於歐美。在國共內戰、抗戰時期，也出過不少著名間諜。中國作家麥家的著名諜戰小說《暗算》，就被改編成中港合拍電影《聽風者》，小說出現的一些中共情報機關，例如「701特別單位」，原型主要來自總參謀部二部（通信部）和周恩來直接指揮的中共中央特別行動科（中央特科）。胡底、錢壯飛和李克農早年隸屬中央特科情報科，曾被派往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卧底，被周恩來譽為「龍潭三傑」。三人在1931年顧順章叛變事件中，截取情報並通報黨中央，令身處上海的中央組織及時撤離，立下大功。胡、錢兩人在1935年長征身亡，李克農則在中共素有「特工之王」稱號，中央特科解散後，一直從事情報工作，1949年破獲國民黨特工刺殺毛澤東的部署。好些共軍潛伏在國軍的間諜，都在關鍵時刻提供了最有用的情報，中共建國後，因為任務已完結，一生默默無聞渡過，乃至受過逼害。假如有真相完全大白的一天，我們熟悉的整個近代史，可能都要改寫呢。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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