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

如果兩韓結盟不統一:金正恩文在寅峰會之後

北韓領袖金正恩與南韓總統文在寅的兩韓峰會全球矚目,過程中金正恩頗具大將之風,跟西方賦予的形象全然不同,結果成為大贏家,也受到媒體普遍讚揚。一般認為兩韓峰會只是熱身,主菜自然是鋪墊萬眾期待的特朗普-金正恩峰會,但這次見面本身,其實也顯示了另一可能性:兩韓不統一、但結盟,東北亞局勢,已經天翻地覆。

筆者以往對北韓的「瘋狂外交」討論過不少,明白北韓的傳統立國之道,在於不斷製造危機、顯示軍事實力,確保自身政權的存續,因此北韓領袖的說話總是如此與世界脫軌,價值觀也如此偏激。與此同時,筆者也就兩韓統一的可能性探討了多次,除了參考東西德,也比照了冷戰結束的其他案例,結論相當清晰:以兩韓各方面的龐大差異,可見將來,都不可能。

然而,從這次雙方發表的《板門店宣言》可見,一旦兩韓真的終止韓戰,南韓得到北韓不會進攻的絕對保證,兩韓面對列強的底氣,就會全然不同。南韓在朴槿惠時代初年,幾乎向中國一邊倒,就是擔心北韓急速發展的導彈技術,可以瞬間摧毀首爾,於是希望中國以影響力制衡。但最終發現北京其實無能為力,又轉而倒回美國,部署「薩德」(THAAD)導彈防禦系統,大大刺激北京之餘,對局勢的主導權全盤交回華府,自身卻得不償失。

雙方軍費有望調低

究竟南韓的安全問題是否真正存在?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認為是「偽命題」,但北韓在韓戰休戰後,並未真的考慮過全面進攻南韓,這也是事實。對南韓而言,「北韓威脅論」基本上是一個建構主義的問題,也只能用同樣方法解決:一旦兩韓確立了真正「互不侵犯」互信,南韓本來已經相當不俗的經濟水平,不用再浪費大量資源在國防軍備,只會進一步提升,而且既不用對美國交「保護費」,又毋須刺激北京、被中國網民杯葛,怎麼算都是一本萬利。

北韓方面,假如南韓不但不是敵人、對手,反而成為自身的強力後盾,好處自然更源源不絕。除了可以同樣調低軍事開支,集中資源改善國內經濟,也能夠減低對中國的安全依賴,以及令美國在東北亞的存在理據大減。美軍在南韓駐紮,官方理由是保護盟友,但一旦南韓本身覺得無需要再依靠美軍這其實不大受本國歡迎的「盟友」,美國除了不斷製造事端論證自己的存在價值,就只能被動回應。

更有趣的是「無核化」議題:此刻南韓大力支持無核化,因為沒有了核武的北韓軍隊,和南韓不過旗鼓相當,但有了核威脅,一切就不一樣。然而兩韓要是有了絕不互相攻擊的互信,北韓核武對南韓而言,就不再是威脅,反而也是自己的籌碼。假如南北韓保持自己的主權,但變成一個邦聯,北韓的核武,就變成了南韓的保護傘,而這會是一個有核武、有經濟、有科技、有K-Pop軟實力、有七千五百萬內需市場、有強烈民族主義向心力的區域大國,綜合國力超越人口急速老化、經濟發展停滯多年的日本,指日可待。

此刻文在寅口中,自然要不斷宣傳無核化,但對北韓的語言偽術:訂立一個無核化「框架」、換取西方撤銷制裁、而變相保留核武備而不用,可能是心底裏贊成的,也會用自己的辦法說服美日中俄,接受北韓的「善意」。這次峰會營造出來的空前和平氣氛,其實也是給了文在寅底氣,去向特朗普施壓:假如美方一意孤行,堅持要北韓立刻銷毀全部核武才算「成功」,那破壞和平的責任,就在於美方。畢竟所有國際關係界的人都明白,要金正恩立刻全面放棄核武是不可能的,特朗普也不過需要一個「說法」,證明自己得到的比大家想像的多罷了。

從這角度看,兩韓峰會的不少設計就更容易理解,例如峰會場地的佈置採用韓國全景地圖,連甜品的裝飾也是同一地圖,特別註明了和日本有主權爭議的獨島/竹島,就不止是簡單的立場宣示,而是一個暗號:只要兩韓同心,日本就不再是南韓盟友,而變成了兩韓的共同對手,甚至兩韓聯合為了獨島軍演,也不是不可能。日本第一時間表示「不接受」這甜品,其實是正中南北韓雙方下懷。

至於金正恩臨時邀請文在寅踏入板門店的北韓領土,除了顯示自己應變得宜、有外交智慧,也有更深的政治意義。在北韓,領袖可以乾綱獨運,外交政策可以剎那間大逆轉,正如當年毛澤東有威望令中美破冰,但在民主國家,一舉一動都有大量制衡,文在寅甚麼時候訪問北韓,要政黨同意、在野黨同意、選民同意、美國同意,絕非一個人可以說了算。根據南韓官方派發的程序安排,絕對沒有文在寅步入北方這一幕,假如事先張揚,肯定需要各方背書;但金正恩當面邀請,令文在寅不得不剎那間決定是否「應邀」,從鏡頭所見,他是略為猶豫了半秒,然後就跟隨金將軍的步伐,自主踏向北方。這一步,對兩韓人民大有象徵意義:其實自己也是一個準大國,為甚麼不可以自己談好?

總之,兩韓統一依然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雙方利益:南韓很清楚金正恩怎樣「和藹可親」也好,都不可能放棄在北方的絕對權力,而且南韓經濟也消化不了北方的窮親戚。北韓也很明白南韓不可能接受北韓制度,而且最深度的整合,也對北韓經濟沒有好處。但一個邦聯,維持各自政權,減省雙方軍事、國防開支,逐漸形成某些國際事務的共同立場,南韓提供更多經濟援助,北韓開放更多產業投資,這絕對是雙贏局面。北韓境內其實機遇處處,天然資源、礦產、木材等遠勝南韓,即使是工業化水平,在日治時代也優於南方,只要金家有了政權不被推翻的保證,採用越南、中國一類模式搞改革開放,維持政治上的威權,釋放經濟上的潛能,加上大數據時代的幫助,成為另一塊金磚,並非天方夜譚。金正恩這次訪問,完全沒有使用任何意識形態語言,對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沒有堅持,對K-Pop、南韓子彈火車、西式資本主義娛樂照單全收,對在瑞士留學的金氏兄妹而言,希望急速現代化的慾望,其實已經溢於言表。

這當然是童話故事的結局,但現實呢?

小詞典:《板門店宣言》

2018年4月27日,北韓領袖金正恩、南韓總統文在寅在板門店南韓一方會面後共同簽訂,主要內容包括:(1)雙方儘快促成高級別談判,落實共識;(2)雙方在開城設立常駐共同聯絡事務所;(3)南北韓紅十字會會談,協商離散親人團聚問題;(4)停止一切敵對行為,保證互不侵犯,非軍事區轉成和平地帶;(5)2018年年內宣布結束韓戰以來的戰爭狀態,建立永久和平機制,努力促成韓朝美三方會談、或韓朝美中四方會談;(6)文在寅2018年秋天訪問平壤。

2018年4月27日星期五

普京在敍利亞的「卡達菲情結」

敍利亞遭受化武攻擊,兇手被認為是有俄羅斯撐腰的政府軍,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立即空襲政府軍據點,敍利亞總統巴沙爾(Bashar al-Assad)自然大喊冤枉,普京則一如所料,繼續強硬支持巴沙爾政權。敍利亞海軍基地對俄羅斯的價值,筆者已多次介紹,但普京對巴沙爾的支持,同時還有一個「卡達菲情結」值得參詳。

利比亞在已故領袖卡達菲(Muammar Gaddafi)統治的時代,曾是前蘇聯的長期盟友。卡達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以強烈反西方為主軸,國內施政又頗有社會主義色彩,加上石油資源豐富,一直獲莫斯科支持。冷戰時,蘇聯向利比亞提供大量武器,前後派了過萬名士兵到利比亞,協助卡達菲的各樣軍事行動,利比亞亦曾派出大量官員到莫斯科培訓。

雖然卡達菲始終未能從蘇聯得到核技術及核原料,而隨着利比亞從事不少疑似恐怖活動,令聯合國的制裁力度加強,蘇聯亦減少明目張膽向利比亞提供武器,但在整個冷戰時代,雙方關係始終融洽。卡達菲最終選擇與西方和解,與冷戰終結、美國獨大、伊拉克侯賽因(Saddam Hussein)政權前車可鑑等,都有直接關係,否則若蘇聯仍存在,相信作為「狂人」的卡達菲也會繼續存在。

普京作為蘇聯培訓的KGB特工,對卡達菲的價值自然瞭如指掌。到了他成為俄羅斯總統,卡達菲與西方和解的決心已出現,俄羅斯在利比亞已經不具優勢。阿拉伯之春蔓延利比亞後,俄羅斯不單沒有協助利比亞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設立利比亞禁飛區的決議上,也只是投棄權票,變相令北約出師有名,以「維持禁飛區安全」為由炮轟利比亞,卡達菲最終慘死叛軍手中。雖說當時的俄羅斯總統並非普京,而是和西方關係相對較好的梅德偉傑夫,但「放棄」卡達菲的決定,自然不可能越過普京,背後自然是對後卡達菲時代的純利益計算。

根據俄羅斯的期望,利比亞新政權理應迅速穩定下來,然後論功行賞,公平分配境內資源予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列強,讓俄羅斯維持一定影響力。然而現實剛好相反,利比亞混亂至今,沒有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全國中央政府存在;由於俄羅斯沒有參與利比亞內戰,沒有培養代言人,能照顧俄羅斯利益的派系,自然付諸闕如。更甚的是西方輿論把利比亞革命宣傳為意識形態之戰,把卡達菲的倒台,和普京一類威權領袖的未來聯繫在一起,令普京大為不滿。加上卡達菲死得實在太慘,相關視頻至今在互聯網廣泛流傳,其中一幕更顯示他被叛軍雞姦,據說普京重複觀看了相關片段多次,作為對自己、對俄羅斯盟友的警惕。

到了敘利亞內戰爆發,俄羅斯發現要是不直接參與,無論最終局勢是否穩定下來,自己的利益都會蕩然無存;而西方雖然滿口仁義道德,但對待敵人的手段異常殘忍,假如自己不出手,只會令剩餘的盟友心寒。在這些前提下,避免阿薩德成為下一個卡達菲、避免敘利亞成為下一個利比亞,就成為普京的指導思想。於是俄羅斯在聯合國的投票不再鬆手,對軍事干預也不再有顧忌,儘管阿薩德其實並非普京最愛的那杯茶。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假如西方對俄羅斯強力參與敘利亞內戰感到棘手,又會否對當年暴力推翻已經「從良」、而政績其實不俗的卡達菲感到後悔?

小詞典:聯合國安理會1973號決議

2011年3月17日,英國、法國、黎巴嫩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議案,要求利比亞內戰各方立刻停火,設立禁飛區,並容許各國使用佔領外的一切手段保護平民,被視為各國軍事干涉利比亞的理據。決議以10票贊成通過,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德國投棄權票,雖然卡達菲政權宣佈立刻停火,但西方已決定藉此出兵支援反對派,不久卡達菲正式倒台。

2018年4月26日星期四

夏威夷末代國王訪港行

近日出現「琉球王國復國運動」的新聞,想起上周筆者談及昔日夏威夷王國與香港的互動,其實更值得一提的,還有夏威夷卡拉卡瓦(Kalakaua)國王1881年展開環球官方訪問期間,除了曾到達中國當時最國際化的上海,還曾來到英屬香港,前後停留9天。雖然一切事過境遷,但為什麼國王會到香港,其實也反映今天香港在各國眼中的角色。

港督軒尼詩親自接待

由於那次訪問屬於國家元首訪問,香港的重視程度頗高,除了時任港督軒尼詩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親自接待,政商各界名流富賈也紛紛和卡拉卡瓦見面。也許夏威夷王室對香港這個命運有點相連、民間互動也頻繁的遙遠地方,會感到莫名親切。

卡拉卡瓦國王的環球訪問,在人類歷史上也留其名,因為他是首位進行環球訪問的現代君主,目的除了「見識世界」,也是尋找外援。夏威夷王國雖說是和列強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主權國家,但早已風雨飄搖,夏威夷原住民的數目自從和西方世界接觸就不斷下降,西方移民反客為主,逐漸霸佔愈來愈多的土地。夏威夷王室面對這樣的大趨勢,自不會無動於衷。

本來夏威夷要維持獨立,以一個太平洋小國的國力,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利用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虛與委蛇,儘量擴大自己的存在價值,才能存續下去。例如湯加王國,雖然最終淪為英國保護國,但刻意拉攏德國勢力,建立了疑似同盟關係,這對王室存續下去、再在戰後完全恢復獨立,有很大關係。

但卡拉卡瓦走的是另一條路。他認為在太平洋島國當中,要不是西方殖民主義入侵,夏威夷本來有可能稱霸;他的祖先卡馬卡瑪哈一世,更有「太平洋拿破崙」之稱,確是用武力落實各島統一。卡拉卡瓦有現代知識,也希望拓展軍力,建立了僅有一艘戰艦的「海軍」,希望和薩摩亞統一為「玻里尼西亞帝國」,雖然無功而還,但從中可見其思路。環球訪問,正是按同一脈絡進行,希望多找一些盟友,或起碼爭取同情。

卡拉卡瓦在中國期間,曾與李鴻章見面,雙方除了談及中國駐夏威夷代表的工作,也開宗明義討論過合作,他自居「亞洲國家」領袖,希望拉攏中國、日本,共同抗衡歐美勢力。當時中國並未經歷甲午戰爭,自強運動後有一定國際實力,卡拉卡瓦的想法,並非全然不設實際。類似經歷還有後來泰王的訪歐之行,也是以俄國牌平行英法勢力;李鴻章也有環球之旅,令這位「東方俾斯麥」出盡鋒頭。可惜卡拉卡瓦時不我與,夏威夷國內的美國僑民,正是眼見卡拉卡瓦積極有為、有國際視野,才加速策動政變,令王室名存實亡。

回到19世紀的平行時空,當時香港的華洋名流,遇到這樣一位行將亡國的主權國家君主,可以怎樣?盡力用他的剩餘能量,拓展商機?拉攏國王,和其他列強討價還價?勸國王識時務主動退位,換取榮華富貴?拉攏國王和大清結盟,令夏威夷成為華僑集中地?還是自薦到夏威夷當國師?不知道。但在卡拉卡瓦眼中,香港既可以聯繫大清,又能觀察大英;既能溝通日本,又能接觸美僑,已經具有不少價值。換了在21世紀,在香港設立基地的國家,豈非一樣?

小詞典:軒尼詩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

第八任英屬香港總督,曾任國會議員,因為私生活欠債,被派往今屬於馬拉西亞的納閩、巴哈馬、西非殖民地等擔任總督,再於1877年來到香港。他任內對提高華人地位頗有貢獻,因觸動英人利益,在英國卻普遍評價不高。離開香港後,他到毛里求斯擔任總督到退休,1891年病逝。

2018年4月25日星期三

假如菲律賓勞工大幅輸入內地

不少朋友覺得國際關係「離地」,其實國際社會的一舉一動,蝴蝶效應下,都與大家生活息息相關。筆者一年多前提及十大被忽略的年度大事,菲律賓人口突破一億,是其中一大里程碑。這個國家作為美國前殖民地,國民普遍英語流利,平均英語水平可能比香港更好,教育程度也高,不少還懂西班牙語,薪金卻奇低,這樣的人口結構,無論是輸出勞工賺取外滙,還是製造龐大內需市場吸引海外投資,都是奇貨可居。

杜特爾特調整外交政策

自從菲律賓前獨裁者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輸出菲律賓傭工,他/她們的外滙收入,就成為菲律賓重要經濟來源。但任何國家都不希望永遠依靠廉價薪金帶動經濟,卻又擔心薪金高了失去競爭力,這個兩難,歷任菲律賓總統都希望解決。

現任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作為典型現實主義者,上台後立刻調整前任阿基諾三世(Benigno Aquino Ⅲ)的外交政策,擱置跟中國的南海主權爭議,對馬尼拉人質事件道歉,不斷批評美國,對中國自然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用心路人皆知。他知道惟有中國能協助菲律賓經濟轉型,無論是大規模基建投資也好,開放中國市場予菲律賓也好,都是崛起的必經之路。

日前菲律賓媒體引述該國勞工部長貝洛三世,說中菲兩國已經簽署協議,中國開放對菲律賓海外勞工的限制,承諾一年引入三十萬菲律賓勞工,擔任英語老師、家務助理、看護、廚師等工作,其中英語老師平均月薪為1500美元,這似乎連家庭老師也包括在內。這消息尚未被兩國官方公佈,而類似訊息早於去年開始流傳,是否屬實,尚未可知。但假如真確,對中菲兩國方方面面,都是突破性影響。

不少現在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擔任菲傭的人,都有高學歷、高水平,像我們家有兩名菲傭照顧兩個孩子,其中一人在菲律賓有大學學位,本來任教資優兒童,除了英文靈光,也自學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女兒幾乎連中文啟蒙,都是來自這位菲傭。這樣的人才,月薪卻是香港畢業生的1/3,雖然我們是既得利益者,但站在菲律賓角度而言,自然毫不公平。我們也準備一旦她要求離職,就乾脆和她換合約,因為女兒可以離開任何人,就是離不開她。

一旦內地承認菲律賓為英語國家,大舉引進菲律賓優才,對菲律賓人的薪金水平,自然是邁向中等收入國家的大躍進;但對中國中產家庭的開支,依然比請英美家庭老師化算得多。這政策不但是明明白白對菲律賓的禮物,也是一個文化範式轉移:在香港,當僱主提起菲傭,不少依然頗有歧視眼光,但她們作為廉價家庭英語老師的功能,早已為內地中產發掘。發展下去,菲律賓勞工會比印尼、泰國等來得高端,加上菲律賓政府也打算早晚停止輸出低薪外勞,一個國家走向小康之路,可能慢慢出現。

香港僱主面對這情況,可謂晴天霹靂,特別是中產家庭的菲傭,面對內地市場的誘因,很難不動心。不少香港中產家庭都靠菲傭同時釋放夫婦二人的勞動力,一旦未來菲傭價格翻兩番,要麼令香港家庭開支大增,一些本來只能勉強能負擔菲傭的家庭,可能有一人選擇不在工作;要麼令印傭、泰傭、孟傭等進駐市場,但她們和華人家庭的文化差異,普遍比菲傭來得大。假如菲傭薪金真的上升至一萬港元以上,這已經拋離台灣畢業生的起薪點了,而台灣一位正教授的薪酬,不過等同香港的高級研究助理,舉一反三,餘事可知。我們多年前戲言,台灣經濟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輸出「台傭」,說不定一語成讖,一慟。

小詞典:艾美黛(Imelda Marcos,1929-)

菲律賓第10任總統馬可斯(1965-1986年在位)夫人,演藝界出身,當過歌手、參與過選美,成為第一夫人後活躍外交界,有「鐵蝴蝶」之稱,同時也被指貪腐,以擁有三千雙鞋子聞名於世,是丈夫1986年被群眾趕下台的原因之一。但在家鄉北伊羅科斯省依然舉足輕重,目前是現任眾議員,兒子曾於上屆選舉競逐副總統。

2018年4月24日星期二

特朗普—金正恩峰會地點在哪裏?

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宣布會面,雙方都不斷製造期望,北韓剛宣布暫停核試,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已被提名為新任國務卿的蓬佩奧(Mike Pompeo)則密訪平壤,都令全球感到風雨欲來。究竟這兩人會在哪裏見面?特朗普日前透露,可能選擇歐洲、東南亞地方,目前正有5個候選地點云云。而根據美國媒體猜想,被提及的可能地點已經超過10個。且讓筆者逐一份析:

北韓首都平壤:會達到最高戲劇性效果,此前卡特、克林頓退休後都曾訪問平壤,但此舉讓北韓佔有完全地利,除非前期籌備會議讓美方肯定有實質收穫,否則不符合美國最高利益。

南韓首都首爾、或板門店休戰區:這可以同時簽訂南北韓正式停戰協議,富歷史意義,但會讓南韓總統文在寅分享光芒,不符合特朗普處事風格,美國會希望美朝峰會解決兩韓問題、再讓南韓行禮如儀,以免本末倒置。

美國首都華盛頓、或北韓曾威脅攻擊的關島美軍基地:象徵意義同樣濃厚,但北韓安全部門不容易信任在美國領土舉行會議,單是金正恩個人習慣被美方洞悉,已超越北韓安檢底線。

美朝都有友好關係的東南亞國家:例如金正男被殺案發生的地點、北韓人民享有免簽待遇的馬來西亞,但會為地下活動傳遞正面訊息。有舉行大型國際破冰會議前科的新加坡,也是一個選擇,李顯龍也似會爭取這類關鍵角色,但北京或會反彈。

美朝都信任的歐洲中立國:例如傳統上在北韓代表西方利益斡旋的瑞典,或金正恩童年時讀書的地方瑞士,特別是日內瓦同時是聯合國總部之一,符合國際談判的形勢需求,問題是距離北韓太遠,安全部門不容易照顧,加上金正恩專機鮮有長途飛行紀錄,安全部門不一定願意冒險。

中國首都北京或東北瀋陽:中國是六方會談主辦國,有同時安排六方官員會談的實踐經驗,加上特朗普習慣一邊對中國經濟施壓、一邊給習近平面子,令這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到了美國外交團隊評估,肯定不願意中國分享功勞,金正恩會對此更抗拒。

中國特區香港或澳門:北韓長期依靠港澳為對外窗口,在香港的外交活動、在澳門的經濟行為都是公開的秘密,問題是在這裏舉行依然給予中國太多話語權,北京也不一定希望近年不太聽話的香港扮演這類角色。

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近日冒出的黑馬,最大優點是距離北韓近,加上和中、俄有傳統友誼,近年和美、日、韓也關係密切,是難得和朝鮮問題六方都有交情的國家,同時國力有限,不會搶主角風頭,然而主辦國際活動經驗太少是隱憂。

公海:當會談雙方太多顧慮,公海也是一個選擇,例如二戰期間的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就習慣在軍艦上會見各國領袖;1989年的美蘇峰會,老布殊、戈爾巴喬夫也選擇在地中海馬爾他附近公海進行,使用的船隻則要雙方同意。這樣的地點,最近是南韓濟州對出公海,澳門對出的公海也不是不可能。

無論在哪裏,北韓在會談得到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已是最大贏家。

小詞典:馬爾他峰會

1989年,冷戰結束前夕,美蘇領袖在馬爾他公海舉行峰會,是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和美國總統老布殊的第二次見面,被視為雅爾達會議以來的最重要國際峰會,背景是柏林圍牆剛倒下,世界格局出現重大改變。會議其實沒有具體成果,但象徵了冷戰終結、鐵幕倒下、美國支持蘇聯改革開放,兩年後,蘇聯就崩潰了。

2018年4月23日星期一

Facebook沒落之後的Snapchat世代

筆者上月談及「Facebook之死」,除了因為這公司的種種商業手法,同時也反映了不同世代的世界觀。代之而興起的新社交媒體,例如Snapchat,可說代表了一整個世代的全新人生態度,這也是未來國際關係必須理解的趨勢。

資訊泛濫不用留檔

Snapchat特色是「閱後即焚」,不用留檔,從前我們難以想像這也是「賣點」,因為電腦的出現、互聯網的普及,原意之一,就包括提供一個系統資料庫,收藏自己的回憶。然而,經歷了近年人們對各界濫用大數據的恐慌,加上任何在網絡有痕跡的歷史、留言,都可能在日後成為黑材料,令更多人希望還原基本步,純粹以社交媒體溝通,而不取其留檔功能。

這不是說新一代比「老人家」更重視個人私隱,恰恰相反,不少年輕人的價值觀都是網絡世界培養的,基本上已經接受了這是一切赤裸裸於人前的年代。他們喜歡Snapchat的形式,更多是源自資訊太泛濫,根本不可能有時間消化、閱讀,那些歷史反正也不會再看,就像下載了的圖片幾乎從無重溫之時,為何還要留檔?

而且比起上一代,年輕人更少完整、有系統地接觸資訊,任何訊息都是碎片化的,再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繹出自己的世界。上一代不會想像,康德哲學、rap 音樂、茶餐廳菠蘿油之間有甚麼關係,但新世代卻往往同時接受它們的片面訊息,自然就會感覺出之間的「關係」,這也是一種新世界觀的創造。換句話說,單純閱讀其他人的資訊、書本上的訊息,都已經過時,反正新一代不會有耐心完整吸收,更愛隨手將知識拿來,創造自己的天地。

那麼新一代每一刻都接觸到海量資訊,他們的「世界觀」是廣闊了,還是狹隘了?這是很哲學的問題,當然不能一概而論。表面上,可以選擇的資訊自然多了,但實質上,「選擇」卻往往是在同一個同溫層、小圈子內的選擇,願意和其他群組溝通的意欲大減,而且對自己群組代表「常態」的信心卻大增。很多上一代眼中的common sense,到了新一代被不屑一顧,因為基於他們的成長環境,反正有了更多「選擇」,對不熟悉的規則只會更抗拒,很難易地而處,同理心更是難求。

由於表面的「知識」選擇多了,但內容卻往往是各式各樣的枝節,新一代對大環境、大政治、大格局、大歷史、大視野等的宏觀知識,越來越不感興趣,覺得這些都是「離地」,反正甚麼是黑洞、誰是英國首相、聯儲局是否量化寬鬆,都不會對自己的衣食住行、電玩過關有任何影響,但各人在自己的天地,卻衍生了屬於自己世界的「大格局」。假如知識的定義,是對日常生活的實用價值,大學的大部份科目,確實不值一讀。而假如新一代每日花十多個小時在虛擬世界、電玩網絡,我們看見的只是他們的軀殼,卻接觸不了早已時刻融入虛擬世界的靈魂,新一代的實用知識,確實只能自己摸索,無師自通,而不是局長式老人家的所謂「生涯規劃」所能傳授。甚麼是「大格局」、「小格局」,已經有了全新定義。

上一代常批評新一代自我中心,屬於「me me me」世代,不懂人情世故,沒有江湖規矩。但假如我是一個千禧後,絕對一模一樣,因為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在「前Snapchat」時代,哪怕是Facebook年代,「自私」是要付出代價的,會失去社會資本,影響上向流動;但現在表現自我,只要創造出一個潮流,哪怕是只有一百人跟隨的小潮流,「小教主」就會有謀生之道,很可能比當一個傳統聽話員工賺得多,而且快樂。假如對一切背景、來龍去脈、世界大事都先有了解,其實很難創造出新天地,反而是基於自己簡單的認知、將接觸到的資訊演化新產品、自私地不管別人的想法和觀感,才能有所突破,否則一切都主流化了,只會玩不過「老人家」,那就裏外不是人。

結果,越來越多年輕人根本否定「收錢工作」的概念,強調只做自己喜歡的事,因為反正不會失業、也反正不能上樓,何不求開心?正如十年前對Facebook世代的態度一樣,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既然知道不能逃避,更應學習互動相處,才是王道。何況虛擬世界的發展速度,已不能回頭,而且每天以幾何級數演化,不久「Snapchat一代」又會成為概念上的「老人家」,哪怕他們可能只有二十多歲,但在虛擬世界,幾年之間,可能已經出產了多幾代人。

這趨勢發展下去,到了終極境況,其實就是《蜀山》一類劍仙小說的意境:功力深厚的高人或「魔尊」,可以通過無上法力,自創世界,自己成為一方世界的霸主,而這個世界可以從一粒米、一隻戒指幻化,在我們世界的眼中,就只看到那個載體,但在他們眼中,那才是化身萬千的真實。科技發展下去,每個人都可以建構自己的「世界」,而且會變得很真實,可以通過人工智能創造自己的虛擬「子民」,可以通過虛擬實景感受立體感,會有仿真味道、空氣,虛擬性愛更是輕而易舉,唯一暫時未能取代的,只有現實世界的食物,但相信解決食物需要的科技、例如一粒藥丸可以抵銷半年食物的發明,也會早晚出現。

那時候,人進入「身劍合一」境界,完全虛擬化,再不是夢。一個綜緩「廢青」,可以一邊住在籠屋,一遍享受當「造物主」的快感,在自己創造的世界每天花上十八小時,在我們的世界,卻只有一個魚柳包串連,甚至連這個魚柳包也可以被淘汰。他們不再有任何誘因留在我們的世界,反正在這個世界無目標、無動力、無車無樓,但人性的基本物慾、存在感、滿足感,卻99%可以在自己的世界無限滿足。這一天,還會遠嗎?

小詞典:Snapchat

以圖片(包含圖像文字)分享為主的社交媒體,通過向朋友名單發放「快照」(Snaps),限時閱讀,然後不留檔案,徹底從伺服器移除。2011年由一名史丹福大學生研發,然後獲投資者注資商業化運作,目前大盛於年輕人社群,至2018年2月,全球有每日1.87億活躍用戶。

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

「菲律賓特朗普」的政績:從杜特爾特訪港談起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早前訪問香港,掀起一陣小旋風,除了在外傭界贏盡口碑,他正式為馬尼拉人質事件道歉,也滿足了中國外交的需求。不少西方媒體批評他鐵腕獨裁,但杜特爾特在國內聲望極高,正挾着八成歷史新高的支持率,邁向個人第二年任期,更贏得「菲律賓特朗普」稱號。筆者曾比較過他和「真.特朗普」的異同,以及周旋於中美之間的智慧,其實他的國內政績,更足稱道。

杜特爾特民望高企,依然最靠起家的反毒政策,但究竟「鐵腕禁毒」有多大成效,卻是另一回事。根據外媒報道,有菲律賓軍警為求達標得賞,濫殺無辜,造就了不少貪污案件;而杜特爾特上任後,菲律賓毒品價格不升反跌,例如2016至2017年,每克冰毒由1200披索下跌至1000披索,反映毒品戰其實成效不彰。

菲國毒價不升反跌

杜特爾特在去年10月,把掃毒職責由全國軍警交到只有1800人的緝毒署,被認為是變相煞停毒品戰,有說是因為其兒子包庇有中國背景的販毒集團,真相如何,自然難說清,但毒品問題沒有解決,則明顯是事實。然而,鐵腕反毒的形象除了令杜特爾特贏得基層民望,也幫助他集權,足以令他進行經濟改革時減少阻力。

杜特爾特在第一年任內,維持了菲律賓國民生產總值6.7%增長,高於東盟平均數,足以和中國並駕齊驅。經濟增長除了源自前任阿基諾三世的努力,也受惠於「杜特爾特經濟學」,首先是所謂「建設、建設、建設」(Build Build Build),也就是加強基建,來帶動全國發展。以往菲律賓對基建投入不足,設施殘舊,嚴重影響物流之餘,也大大減低國際企業投資意欲,單是從馬尼拉國際機場到市區,可以隨便塞車2-3小時,即能舉一反三。杜特爾特上任後,將基建佔GDP的比率由2%-3%提升到目標的7%,重點發展克拉克市,希望將之發展成容納100萬人的大都會;基建除了覆蓋人口最多的呂宋,最貧窮的棉蘭老島和南部也包括在內。此外,杜特爾特也厲行稅制改革,降低薪俸稅和企業利得稅到25%,以減輕中產和中小企負擔,換取減少對企業的資助,並加徵汽車、燃油、高糖飲料如汽水等的稅項,以期為政府開源。

這麼多的開支,單靠稅務改革當然不夠,因此杜特爾特一改「一面倒」親美國策,不惜放下民族主義身段,與中國親近起來;適逢中國推廣「一帶一路」,最愛支援基建,兩國一拍即合。但除了歡迎中國和亞投行,杜特爾特依然接受日本牽頭的亞洲開發銀行援助,後者依然以馬尼拉為總部;雖然杜特爾特不時批評美國,甚至以粗口罵奧巴馬,卻對特朗普高度讚揚,甚至在東盟成立50周年晚宴,對著特朗普唱「你是我整個世界的光」。不久前馬拉維市(Marawi)被恐怖份子佔據,美、俄、中都有協助杜特爾特平亂,可見杜特爾特的「對沖外交」十分奏效。隨著菲律賓成為人口過億的大國,經濟急速發展,不經不覺,區域影響力也與日俱增。杜特爾特作為現實主義者,毫無意識形態的包袱,確是不能小覷。

小詞典:亞洲開發銀行

又譯「亞洲發展銀行」,亞太區的跨國金融機構,由日本牽頭於1966年成立,積極配合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被視為美日主導亞太區的重要棋子,總部設在當時發展不俗、又是美國盟友的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中國為配合「一帶一路」,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被視為在亞洲開發銀行之外另起爐灶。

2018年4月19日星期四

不存在的國家:那些年的夏威夷王國與香港

談及香港涉外關係,「白手套」功能至今都是重中之重,而這方面的歷史往事,不少頗具啟發性。香港和一些今天已經不存在的國家也有互動,就鮮為人知,例如昔日的夏威夷王國(Kingdom of Hawaii)。

早年大舉引入華工

夏威夷王國的領袖並非被西方視為「土王」,而是貨真價實的主權國家國王,特別是1843年後,夏威夷王國通過與世界各國簽署公約,大大提高了自身在國際社會的認受程度,美、英、法等列強都承認夏威夷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英屬香港自然也不例外。

夏威夷王國與中國民間交流頻繁,因為夏威夷本地勞工短缺,王國大舉引入華工,不少華人到美國前,也會以夏威夷為中轉站,而夏威夷引入勞工的窗口,卻是英屬香港。活躍香港、澳門的廣東商人陳芳,甚至在夏威夷王國落地生根,娶了夏威夷國王的義姐為妻,成了夏威夷貴族,也被大清帝國委任為官方駐夏威夷代表,晚年回國落葉歸根,在港澳社會都頗有善舉。這樣的「港夏」民間交流,一度十分蓬勃。

曾於香港、夏威夷兩地奔走的華人當中,今天更著名的,自然還有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孫中山曾在香港就讀中學,1878年赴夏威夷王國首都檀香山投奔兄長,並在當地教會學校上學,1882年以優異成績畢業,還收到夏威夷國王卡拉卡瓦親自頒發的嘉許證書,今天到夏威夷的華人,無不憑弔孫中山求學、生活的相關景點。隨後孫中山一度在香港、廣州和夏威夷之間往返,又入讀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香港大學醫學院前身),畢業後於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香港則是籌款、行動大後方。

雖然夏威夷王國對華人總體友善,但對政權虎視眈眈的美國人開始擔心華人過份膨脹,對夏威夷當局施壓,要加緊管理華人,香港從中也為夏威夷扮演了關鍵角色。例如1883年春,有7艘蒸汽輪船、載著3400名中國男性勞工移民,在未知會夏威夷當局的情況下抵達檀香山,其中5艘來自中國內地(另有2艘來自洛杉磯),後經調查,原來5艘來自「中國」的輪船都是從英屬香港出發。清政府告知夏威夷,對英屬香港事務不具管治權,因此也無法對英屬香港出發的勞工作出限制,這可算是運用香港灰色地帶的早期案例。夏威夷唯有聯絡英國駐港總督,才就引入華工的管理事宜達成協議。後來在1884年,英屬香港與夏威夷王國就兩地匯票制度合作問題,簽署單獨條約,今在夏威夷關於「夏威夷王國對外條約」的記錄中,這份與英屬香港簽署的條約,與當時夏威夷同美英法等國簽署的條約,被收錄在一起。

不久夏威夷王國覆亡,在正式成為美國一個州之前的數十年,身份變得有點像英屬香港:美國版本地香港、「白手套」。孫中山最終革命成功,全賴海外華僑、支持者、輿論支持,而他善用英國、美國的兩大白手套,也是關鍵之一,既利用了兩地的華人人脈和資源,又和英美政府建立了若即若離的默契,可說是白手套最成功的早期用家。不知道今天到夏威夷旅遊的港人,還有多少知道這些往事?

小詞典:刺刀憲法(Bayonet Constitution)

1887年,夏威夷王國爆發無血革命,一群美國支持的政府官員、軍人和傳教士策劃政變,強逼卡拉卡拉國王通過新憲法,大幅限制王權,令國王變成比立憲君主更不如的虛君,同時推行民主選舉,但只容許大地主投票,為白人不足十年後顛覆夏威夷王國政權奠定了基礎。

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

沙地阿拉伯的「一國兩制」實驗

筆者多次說過,未來世界格局的最大不穩定性,可能並非在懂得計算瘋狂的北韓,而在不知道如何計算、不少地方比北韓更封閉的沙地阿拉伯。自從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成為沙地新王儲,各方面都有極大動作,除了「反貪腐」,也包括提出「沙地2030願景」(Saudi Vision 2030),希望令沙地從石油經濟轉型至多元經濟,其中一項實驗就是建立特區,在沙地西北部接壤約旦的邊境、臨近紅海亞喀巴灣(Gulf of Aqaba)的地方,由零開始建立特區「NEOM」。

NEOM望與一帶一路連合

「NEOM」由拉丁文「NEO」、加上代表阿拉伯文「Mostaqbal」的「M」構成,意即「新的未來」。根據規劃,它會獨立於現行沙地的政府架構,有自身稅制、勞工法和司法制度,堪稱沙地版本的「一國兩制」。

穆罕默德聲稱,NEOM的建設每一步都會諮詢投資者和專業人士,希望聯同埃及和約旦,把NEOM發展成一個跨國超級工商業城市,專注能源、水利、生物科技、糧食、數碼科技、高端製造業、媒體娛樂等產業,預計沙地政府與公共投資基金、當地與國際投資者合共投資達5000億美元。

理論上,NEOM的地理位置確實優越,北臨蘇彝士運河、經地中海,就能通往歐洲與北非,南下則直達紅海,穆罕默德要將之變成歐亞非交通樞紐,是有一定視野的。畢竟現在中東、北非很多國家都是保守伊斯蘭政權,沙特本身更是保守主義龍頭,西方企業要打入這片藍海並不容易,有Neom作為中轉站,相信能吸引一定資金。小薩勒曼更特意找來西門子和美國鋁業公司前CEO Klaus Kleinfeld為項目掌舵,將西方經驗帶來沙特之餘,亦要為投資者打下強心針。

此外,沙特也不忘向中國招手,希望Neom與「一帶一路」連在一起。2016年,習近平國事訪問沙特,翌年中國與沙特舉行「中沙論壇」,討論「一帶一路」與「2030願景」的相互配合。中國當然最希望得到沙特石油,沙特則希望得到中國的資金投入Neom的基建,和幫助建立當地金融業。雙方算是達成了一定默契,不過到了真正建設階段如何分配,尚未可知。

然而,最大問題是這個特區的成敗,並非取決於金錢,而在於如何理順沙特國內的阻力。小薩勒曼樹敵處處,自由派中產、保守派瓦哈比教士、權貴特權階級一律被拿來開刀,只要父王一死,權力鬥爭隨時爆發,稍一不慎,國家隨時四分五裂。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Neom的實驗步步驚心,保守派會視之為全國自由化的先聲,反撲的權貴會從中設陷阱,恐怖份子更會將之當作廉價目標。性質類似、但已發展成熟的杜拜、多哈等,也不會樂見Neom成功,雖然不敢公然挑戰,但拖後腿恐怕難免。還未說沙特王室問題極多,直系人數高達三萬,遠不如阿聯酋、卡塔爾那樣輕身上路,一個特區的建立,會成了無數權貴中飽私囊的樂土,要令外資建立信心,所需時間也比阿聯酋和卡塔爾漫長。小薩勒曼能否看見那一天?

小詞典:「2030願景」

沙特王儲小薩勒曼繼位後,在2016年4月公佈的新經濟計劃,目的是在2030年達到三大目標:成為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經濟心臟,全球性的投資強國,以及亞歐非之間的樞紐。潛台詞是在石油日漸耗盡、國際能源市場也再難壟斷的前提下,儘快減低對石油的依賴,促進全方位現代化經濟轉型。

2018年4月17日星期二

敍利亞戰爭:代理人戰爭的典範

自從俄羅斯出兵,「伊斯蘭國」(IS)瀕臨崩潰,反對派武裝日漸力不從心,敍利亞內戰本來大局已定,但一場疑似巴沙爾(Bashar al-Assad)政權使用化武懸案,又令美國總統特朗普聯同英法空襲大馬士革,各方都擔心局勢升級。

化武疑雲 短期難查

不過,特朗普類似行動並非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敍利亞內戰早已是一場徹頭徹尾的代理人戰爭,與「真.敍利亞人」的關係也愈來愈小。

在這框架下,俄羅斯正面與美國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大,但短期內實現和平的機會同樣不大,到最後,受苦的自然只有敍利亞平民。

「代理人戰爭」是自古以來的作戰方略,當強權既要捍衞自身利益、宣示勢力範圍,又沒有信心戰勝另一強權,就希望把戰事局限在區域「代理人」層面;而作為棋子的各方代理人,對自己的角色心照不宣,很多時候對「太上皇」的政策也十分不滿,只是無可奈何。冷戰期間,大量區域衝突都是代理人戰爭,所以蘇聯一崩潰,不少第三世界獨裁者不得不立刻民主化,因為自己的代理人身份也同步告終。

對大國而言,「代理人戰爭」是減少直接傷亡、製造迴旋空間的「智慧」,但對當事國民而言,這卻比直接戰爭更殘酷。假如敍利亞內戰是交戰各方說了算,要麼一方以力取勝,要麼各方進入消耗戰後就會和談,然而一旦各方淪為代理人,是否打下去、打多久,就不是自己可以決定。

至於交戰的理由,也會增加了種種宏觀的意識形態、普世價值等藉口,任何突發事件都可以改變戰爭進程;而這些突發事件,就像過去幾次敘利亞化武襲擊平民疑雲,都不是短期內可以查清真相的,各方卻可以各取所需,按自己的劇本推演下去。以越戰為例,各方違反人權的新聞大量充斥,但交戰方一定有辦法以反間計、技術錯誤一類說法蒙混過去,到了多年後真正查清楚,一切已經塵埃落定。

最無助的是「太上王」往往用代理人戰爭作籌碼,交換其他毫不相干的利益,但被拿來交換什麼,棋子卻一無所知。例如西方一旦承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領土、取消制裁,並保證俄羅斯在敘利亞軍事基地的利益,阿薩德會否成為棄子,沒有人知道。又如伊朗什葉派要是和伊拉克什葉派全面整合,得到生存保障,也保住黎巴嫩真主黨,在敘利亞的積極性就會降低。至於特朗普需要顯示「強硬」以轉移「親俄門」視線,英國脫歐後需要俄羅斯特工案等「反俄牌」論證自己的存在意義,更不是敘利亞人所能理解。

敘利亞內戰發展下去,下場可能是永久弱化這個國家,國內不同派系繼續作為不同勢力的代理人,需要時打一些象徵式戰爭,其他時?

小詞典:巴沙爾‧阿薩德 (Bassar al-Asad)

敘利亞總統,前強人總統阿薩德之子,本來並非接班人選,但兄長在1994年車禍身亡後成為被栽培對象,2000年在父親離世後繼位總統至今。阿薩德繼續父親的世俗化路線,依靠軍事力量維持作為少數阿拉維派的管治,直到2011年爆發阿拉伯之春,反對派揭竿而起,政府直接管治的地方大為萎縮,但在俄羅斯、伊朗全力支持下,依然勉強維持下去。

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

日印版一帶一路?「印太戰略」初探

自從「一帶一路」成為中國外交戰略,不少沿線國家整體而言還算樂觀其成,但日本、美國、澳洲、印度等區域大國則顯得頗有保留,亦有不少疑似反制措施,日本策劃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就被認為是「日印版一帶一路」。

我們常聽說「亞太」(亞洲—太平洋)這個地緣政治概念,其實「印太」(印度洋—太平洋)這概念也不新,並非源自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或美國總統特朗普,而是早於二十年代已經出現。當時德國地緣政治大師豪斯霍弗爾(Karl Haushofer)提出了「印太」地區這概念,形容這是受印度與中國文化共同影響的空間,也是當時列強相爭的處女地。

不過,近年與「印太」戰點有關的論述,確是始於安倍。2007年,安倍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說,提出「自由與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形容為「兩洋合流」(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日本期待這是一個建基於「共同價值」的合作空間,而所謂「共同價值」,據安倍演繹,乃包括民主、自由及尊重人權。之後日本一直在這個區域作人道支援、基礎建設及維和,比中國的「一帶一路」同類安排來得更早。2015年12月,安倍再次訪問印度,兩國發表《日本—印度願景2025》,再次承諾共同推廣「印太」合作。

至於「印太」真正由概念轉變成為大戰略,則是2016年11月的事。當年輪到印度總理莫迪訪日,峰會後兩國領袖發表共同聲明,提出透過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空間」,改善亞洲與非洲的「聯通力」(connectivity)。聲明發表後,日本官方開始更頻繁使用「印太戰略」這字眼,並在2017年6月發表的《外交藍皮書2017》詳加闡述。

根據這份日本外交藍皮書,「一個穩定與繁榮的國際社會」由所謂「兩洲」及「兩洋」組成,「兩洲」是指發展迅速的亞洲、及具潛力增長的非洲,「兩洋」則是指自由、開放的太平洋與印度洋,因此應針對「兩洲」的不同狀況,制定不同對外交方針。對亞洲國家而言,日本的策略集中於擴大基建、貿易及投資,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在非洲,日本則針對國家建設提供支援,包括促進良好管治,而不是純粹金錢主導。特朗普上台後,也多次用過「印太」這詞,對這位本來就不熟悉外交詞彙的總統而言,更不可能是偶然

「印太戰略」Vs「一帶一路」:連結亞洲與非洲的大戰略

由此可見,「印太戰略」已經從昔日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轉化為具遠大目標的大戰略。與「一帶一路」相比,以下重點尤其不能忽視:

「印太戰略」除了面向亞洲國家,整個非洲大陸都是目標,肯尼亞、莫桑比克、烏干達等國更一直受日本官方支援,。相反,非洲國家在「一帶一路」並不是重點,目前只有吉布提、肯尼亞等為北京特別重視;雖然中資近年也是大舉進駐非洲,但除了投資天然資源,並不具備連貫的國策。
「印太戰略」強調「聯通力」,希望將「兩洋合流」連結「兩洲」,實踐方式是在非洲、東南亞地區興建的港口結成一個整體。對比「一帶一路」這個以歐亞大陸(Eurasia)為主體的倡議,「印太戰略」則是以太平洋、印度洋作為主體,也就是通過海洋衍生的新地緣政治概念。
雖然「印太戰略」未有如國際貨幣基金會、歐盟等,提供支援時提出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的要求,亦沒有輸出甚麼價值觀,但對比講求經濟互利的「一帶一路」,始終更強調理念層面的遠景。例如安倍晉三的國安顧問薗浦健太郎提及,「印太戰略」的其中一個支柱,就是法治與航行自由等國際社會的既定原則,目的是在區內建立規範,確保繁榮和穩定。這和中國反覆強調「不干涉別國內政」,有根本差別,也許更能凝聚這些國家的自由派精英和中產階層。
日本與印度在2017年中發表「亞非經發展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AAGC)文件,這也是「印太戰略」的第四個特色,就是日本-印度的雙元主軸,背後甚至可以看見美國的延伸利益。日本、印度都是美國盟友,都是實行西方民主政體的亞洲國家,加上歷史上不俗的雙邊關係,印度對日本在二戰的角色也沒有多少負面情緒,假如兩國能充份結盟,日方的先進技術與印方的人口市場能結構性整合,確實可以從不同方位制約中國的「一帶一路」。
目標宏大,卻欠時間表和路線圖

對比「一帶一路」,「印太戰略」的主要優勢之一,大概是缺乏如「中國威脅論」、「新殖民主義」等負面標籤,其他國家的戒心比較少,這主要源於二戰後,日本成功建構「和平締造者」的新形象,加上投資時相對負責任,也顧及當地社會義務,在中韓以外,一直頗受其他國家歡迎。再者,「印太戰略」傾向純經濟合作,並未如「一帶一路」那樣投資具戰略價值的港口、水壩、運河,在相關國家遇到的阻力自然較低。

不過在實際操作上,日本很多時候都是避重就輕,除了在東南亞國家的高鐵項目投標外,其餘都並非與中國直接競爭。《The Diplomat》編輯Prashanth Parameswaran分析「印太戰略」與東盟關係時就提到,日本特意拉攏的是新加坡與汶萊,並非與近年與中國關係較密切的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國,可見也是避免過份刺激北京,予人不必要的口實,去捲入東海油田一類中日爭議。

目前「印太戰略」仍處於起步階段,即使是「亞非經發展走廊」也尚欠具體措施,亦未有如「一帶一路」搭建起亞投行等工具。另一個變數是日本的國力:除了印度外,美國與澳洲對「印太戰略」也興趣日增,日本右翼也一直有聲音拒絕美國干預日本外交與亞太事務,日本會否失去主導權,亦成疑問──畢竟TPP就是美國後來居上「騎劫」的例子,只是特朗普上台改變一切罷了。

最後,對比集中投資戰略位置、資源的「一帶一路」,「印太戰略」的國家不少純粹是地理上的湊合,很可能只是演變為一系列以「印太戰略」為名的雙邊合作,有進一步的深層次整合,可能比「一帶一路」更困難。日本必須善用自己的優勢,思考他們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在「印太戰略」的角色,並籌組不同發展基金,起草一系列貿易協定,再配合印度龐大的人口優勢作為腹地市場,才能構築實實在在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否則「印太戰略」就淪為紙上談兵了。

小詞典﹕亞非經發展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AAGC)

2016年,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印度總理莫迪聯合提出的概念。「走廊」旨在推動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通過亞洲與非洲的詳細磋商才得出其細節。2017年,兩國共同發表的文件進一步提到,「走廊」將優先發展健康與藥品、農業與農業加工、災害管理和技能提升等範疇,被外界視為日印兩國對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回應。

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

香港與智利:想像之外的親密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曾與不少地方有密切互動,包括好些貌似遙遠的國度,例如智利。談起這個南美國家,不少人都概念模糊,年長一代甚至會與老牌影星「利智」混淆。其實智利也曾是地區霸權,在國際關係佔有一席之地。

成為華工出國窗口

香港最早與智利的大規模交流,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中期的苦力貿易。此前世界殖民貿易一直採用黑奴,直到廢奴運動興起,南美、美國南部的種植園、基建失去大量廉價勞動力,這些地方就把目光投向亞洲,試圖大規模引進華裔、印度裔工人,表面上是作為自由合約勞工,實際上只是好不了黑奴多少的苦力。

當時中國廣東、福建沿海一帶人口急速膨脹,成了苦力一大來源;而香港作為英屬自由港,自然是華工出國的窗口;至於南美的太平洋沿海國家智利,往往是華工踏上美洲大陸的第一站。

不過,當時華工留在智利的不多,主要都是走到古巴、秘魯等國,受僱於當地種植園,亦有不少建設鐵路、公路,但智利作為重要中轉站,卻因而開啟了和香港的海路交流。不久苦力的人權狀況也受盡批評,英國逐漸禁止華工從自己控制的港口前往美洲,中國苦力離岸的大本營,就轉移至澳門了。

不過,智利與香港的聯繫並未中斷,因為在世紀之交,智利是西半球一大海軍強權,而當時任何有海軍的國家,都會因為種種原因,「路過」香港。智利的實力,從1879-1883年的「硝石戰爭」可見一斑,當時玻利維亞、秘魯聯手對抗智利,最終戰敗割地賠款,玻利維亞沿海領土更全部被智利吞併,成了內陸國,過程中智利海軍居功至偉。與此同時,智利海軍也殖民了東太平洋幾塊小島,包括著名的復活節島,以及後來被稱為「魯賓遜漂流島」的胡安.費爾南德斯群島(Juan Fernández Islands)。若非20世紀世界格局大變,智利又出現內部政潮,其實頗有可能進一步向太平洋西進,所以智利海軍出現在香港,並非純粹偶然。

1898年,智利海軍新型軍艦「巴克達諾將軍」號下水,次年率領艦隊展開環太平洋航行,沿北美北上至日本,經過上海、香港,再南下訪問新加坡、雪尼。1900年11月3日,智利海軍一行終於抵達香港,期間有一個悲劇故事,被記錄在香港海事博物館內:話說智利海軍一位隨艦學員Carlos Krug Boonen到港後水土不服,被送往香港海軍醫院,不幸四日後逝世,被安葬在跑馬地天主教墳場,成了香港與智利聯繫的歷史見證。

時至今日,智利已淪為南美二線國家,華工苦力也成為歷史,但智利和香港依然頗有淵源,例如前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就是以「香港模式」振興經濟,甚至有傳他在香港匯豐銀行有秘密戶口存放金條。今天智利作為南美新興經濟體代表,與香港都是APEC成員,商貿合作潛力不少,例如雙方在2012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2014年10月正式生效,而這不過是香港簽署的第四個FTA,可見智利的重要性。根據協議,智利給予香港出口、投資等關稅大幅減免優惠,不過不少港商打趣說個別官員對投資智利酒莊情有獨鍾,才是「港智FTA」被積極落實的催化劑。這自然是冷笑話,但也反映香港和南美並非遙不可及。

小詞典:南美海軍競賽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南美三大國巴西、阿根廷、智利經濟發展頗佳,不讓美國專美,都有稱雄南美的野心。阿根廷、智利一直爭奪南端巴塔哥利亞領土,發展了相對龐大的海軍,特別是智利海軍更成了太平洋一大勢力。巴西有見及此,也要後來居上,三國因而爆發軍備競賽。直到一次大戰爆發,南美三國力不從心,才終結了海軍對峙時代。

2018年4月12日星期四

世界盃外傳:敍利亞國家隊的童話與遺憾

世界盃決賽周快將舉行,從國際關係角度,最令人遺憾的是敍利亞國家隊功虧一簣,在外圍賽最後階段的附加賽戰至最後加時,才僅負澳洲,否則就能歷史性打入決賽周,還要是在國家分裂、戰亂頻仍、「伊斯蘭國」(IS)肆虐的前提下晉級,那就是完美的童話故事。但即使這樣,敍利亞在本屆世界盃的成績,已經是立國以來之冠,背後的故事依然值得思考。

在自己國家找不到主場

敍利亞內戰期間,本來就為數不多的體育場要麼被炸彈摧毀,要麼被巴沙爾(Bashar al-Assad)政府或反對派武裝用作存儲武器彈藥的軍事場所,球員在國內已經不大可能受訓。

與此同時,其他國家隊也不會前來敍利亞進行客場比賽,敍利亞國足不得不移師海外,在另一國開設「主場」,但敍利亞官方足協受制於歐美制裁,國際足協(FIFA)的援助也很有限,連這樣的「主場」也不容易找。敍利亞足協曾考慮過中國境內「一國兩制」之下的澳門,澳門也一度看中敍利亞「主場」賽事能帶來觀光消費,但最終澳門足協還是以安全問題為由,拒絕接納。最終敍利亞足協與馬來西亞足協達成協議,馬來西亞與FIFA共同援助敍利亞代表隊全體隊員在馬來西亞駐紮、訓練和主辦主場比賽的開支。

場地問題勉強解決了,但敍利亞國家隊依舊處於巴沙爾政權的陰影,巴沙爾也的確有意通過國足進行宣傳,敍利亞足協更是明確為巴沙爾政權背書。近年不少敍利亞球員出走國外,主因固然是逃避戰亂,但也有政治抗議的元素在內,例如敍利亞國家隊隊長、曾是中超球隊上海申花寵兒的哈蒂布(Firas al-Khatib)就公開表態支持反對派,一度抵制敍利亞國足,稱他們是「恥辱的隊伍」。甚至有報道稱敘利亞國足球員不少都是身不由己,不少高調反對阿薩德政權、而又未能逃出敘利亞的球員都受到非人對待,現在的國家隊成員不少是非自願參賽,不過這類西方主導的報導有多可信,是否「fake news」,則很需要考證。

無論如何,在這些前提下,敘利亞國家隊幾乎打入了決賽周,絕對是奇蹟。有球員這樣對媒體解釋:不論各人政治、宗教立場如何,足球已經是敘利亞親友們僅剩的慰藉,成為團結國家的力量,國家隊的成績足以按下一切分歧。在敘利亞國足面臨出線的最後關鍵時刻,連哈蒂布也重返國家隊,阿薩德本人也高調接見了他,照片廣傳於敘利亞社交媒體,以示全國大和解。這種精神,甚至勝過了2007年戲劇性奪得亞洲盃冠軍的伊拉克國家隊:當時伊拉克也是經歷戰亂,長期在海外訓練,但主要戰事畢竟已經完結,新政府獲國際承認,獲得的資源和支持也較多,球員面對的心理掙扎,和這一批敘利亞國足不可同日而語。在平行時空,要是敘利亞成功晉級決賽周,大力支持反對派的西方各國怎樣看待這支「阿薩德政權代表隊」,東道主俄羅斯又怎樣宣傳這隊盟友代言人,球員們本身又怎樣理順這些國際關係博弈,一切都會充滿象徵意義。

小詞典:哈蒂布(Firas al-Khatib)

敘利亞國家足球代表隊成員,西亞最佳前鋒之一,2002年開始效力科威特職業聯賽球隊,2012年獲科威特班主注資的英冠球會諾定咸森林邀請加盟,但不獲發工作簽證,2013年加盟中超上海申花一年,深得中國球迷歡心。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在科威特公開支持反對派,但最終在2017年重返阿薩德政權控制的國家隊。

2018年4月11日星期三

被遺忘的角落:東帝汶的大國角力

隨着中國崛起,地緣政治格局面臨大洗牌,當中除了筆者介紹過的「一帶一路」主要國家,還包括東帝汶。東帝汶人口120萬,國土面積只相當於約6個香港,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額不過是東盟最弱成員國老撾的七分一,從各種定義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國。然而,東帝汶位於東南亞與大洋洲、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假如部署得宜,也有國際關係的角色。

東帝汶雖然被視為新生國家,但其實獨立可以追溯至1975年,當時葡萄牙放棄海外殖民地,葡屬東帝汶隨即宣布獨立,建國後9天就被強鄰印尼蘇哈托(Suharto)政權出兵佔領,從此被高壓統治20多年,期間數十萬東帝汶人非正常死亡。

儘管聯合國安理會迅速通過決議,要求印尼即時撤軍,但除了前宗主國葡萄牙發聲,西方國家都沒有站在東帝汶一方。英美等國基於現實需要,向當時積極反共的印尼銷售武器;澳洲甚至成為印尼之外,全球唯一承認「東帝汶是印尼一省」的國家,然後與印尼就海上邊界談判,一同瓜分帝汶海豐富的油氣和海洋資源。東帝汶的悲劇,正是冷戰地緣政治的縮影。

隨着1998年蘇哈托倒台,東帝汶終於在2002年重新獨立,澳洲也一改冷戰時代立場,對促成東帝汶獨立扮演關鍵角色。從過渡期開始,澳洲為東帝汶提供了軍事保障、每年數千萬美元的直接援助,還有大量澳洲遊客,令東帝汶成了澳洲勢力範圍。新生的東帝汶立刻與澳洲就海上劃界重新展開談判,2006年,雙方達成《帝汶海特定海上安排條約》,客觀上為那些年的東帝汶公共財政提供了保障:畢竟東帝汶90%收入,正是源於領海、專屬經濟區內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油氣田。

直到2012年,一名澳洲前特工爆料,透露澳洲政府當年曾派遣特工,竊聽東帝汶國家機密,以取得領海劃界談判優勢,兩國關係才轉趨惡化。澳洲當局與印尼合謀、瓜分東帝汶利益的歷史記憶猶在,新一輪的「竊聽」醜聞沸沸揚揚,導致澳洲在新世紀自我標榜的「正義大國」形象受挫,這些都令東帝汶開始嘗試疏遠澳洲。東帝汶更一度向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提請調解仲裁,要求將條約廢除。

和澳洲交惡,加上油氣資源預計將於數年後秏盡,東帝汶開始尋求替代靠山,本來東盟應是理想對象。東帝汶建國當年,已成為東盟觀察員國,其後一直力爭成為正式會員,期望融入這擁有6億人口的龐大市場。不過就算連「分手」後的印尼,也贊同接納東帝汶,不少東盟成員國 (尤其是新加坡) 卻一直持保留、拖延態度,認為東帝汶人力資源規模嚴重不足,應當先自我裝備,再行加入。

結果,「一帶一路」時代的中國,就與東帝汶一拍即合。其實早在東帝汶被葡萄牙、印尼統治時,中國就明確支持其獨立建國,與當地革命政黨、亦即立國後的執政當局長期友好。近年中國崛起,東帝汶成為中國在東南亞的棋子,華資大舉在東帝汶建造房屋、學校、商用樓宇等基礎建設,部份資金則來自新近成立的亞投行。中國除了關注東帝汶天然資源,個別華商也想到種種妙計(例如爭取經營賭場),但北京真正感興趣的,還是地緣政治。前年中國海軍艦艇歷史性到訪東帝汶首都帝力港口,加深了週邊國家的猜疑;澳洲去年初重返談判桌,上月與東帝汶達成「二八分帳」的重大妥協,似乎也是蝴蝶效應。只要東帝汶成了中國戰略支點,澳洲、印尼都會感到壓力,這對防止東南亞、大洋洲被美國消化,具有現實意義。

小詞典:《東帝汶與澳洲在帝汶海建立海上邊界》條約

2018年3月6日,東帝汶和澳洲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簽署此約,結束多年海上爭端,是史上首次有國家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五完成調解程序。根據新條約,帝汶海東部最大的巨日昇油田 (Greater Sunrise) 由雙方對分,西部三片油田則盡歸東帝汶所有,但東帝汶不能再就過去的爭議水域「損失」,向澳洲追討賠償。

2018年4月10日星期二

俄英諜戰十年祭:斯克里帕爾vs利特維年科

前俄國特工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和來訪的女兒在英國被毒害,成為西方各國和俄羅斯關係急轉直下的導火線。兩人並非普通中毒,而是中了軍用神經毒劑,令人想到10多年前的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中毒身亡案:背景相當類似,政府反應卻大不一樣。

比沙林毒氣強5至10倍

兩宗案件相隔12年,所用的毒劑都不是一般殺手能使用的:利特維年科中的是釙毒(210放射性元素),斯克里帕爾父女則是中了神經毒劑諾維喬克(Novichok)。前者是核反應爐的燃料,十分昂貴;後者則是蘇聯在冷戰時研製的神經毒劑,毒性比日本奧姆真理教於1995年使用的沙林毒氣要毒5到10倍,更未有出口紀錄或在俄國境外使用。

兩案受害者都是前俄羅斯特工,變節收場,因而都是克里姆林宮眼中釘。利特維年科發現整個俄羅斯政府系統與黑幫關係千絲萬縷,透過出書和向西方傳媒揭露,公開曾要求綁架、殺害一些得罪政府和黑幫的富商和政客,又指俄羅斯與阿爾基達(al-Qaeda)有關連,因而被普京開除,然後又公開指摘普京殺害女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斯克里帕爾則在20年前加入英國秘密情報局(MI6,又稱軍情六處),提供多項有關俄羅斯的重要情報。英國調查把矛頭直指克里姆林宮,自然合乎常理。

然而這類涉及國際諜戰的案件,其實時有發生,斯克里帕爾案的大張旗鼓處理,卻不多見。BBC引述一份來自網媒Buzzfeed的調查報告指,近年在英國,有至少14個人的死亡,與俄羅斯政府有關,這些死亡個案鮮有被廣泛報道。

即使是利特維年科案,當年也是其遺孀極力爭取下,才得以公開調查,最後就算鎖定疑犯,也是不了了之,英國不能從俄羅斯引渡任何人,雙方各自驅逐4名外交官了事。對比斯克里帕爾案,卻有27個國家與英國站在同一陣線,合共驅逐了150名俄國大使,文翠珊還威脅凍結俄羅斯在英資產,又說可能抵制將舉辦的俄羅斯世界杯,高調得頗不尋常。

英國這次反應強烈,似乎一來是經濟不景,對境內俄羅斯富豪的依賴加深,需要給他們安全感。英國近年成為不少俄國富豪的天堂,車路士班主阿巴莫域治(Roman Abramovich)、阿仙奴班主烏斯曼諾夫(Alisher Usmanov)、般尼茅夫班主大明(Maxim Demin)都是例子,他們大都是在俄羅斯私有化國企時致富,當中涉及不少黑幕。MI6有專門接收俄國變節特工的計劃,收容俄國富商則是半公開的國策,假如前者在英國沒有安全感,後者也唇亡齒寒,完全可以另擇地方對沖。脫歐後的英國,自然不希望有任何新衝擊出現。

俄羅斯外相拉夫羅夫嘲笑說,英國的高調行為,「只是文翠珊應付脫歐的遮醜布」,真的會做的其實不多,實際用途也不大,可能卻是一針見血。文翠珊政府國內外都居於弱勢,脫歐談判也顯得被動,這次居然能動員歐美多國,除了要證明自己在西方陣營依然有份量,也是希望通過「俄國牌」,淡化英國和歐洲盟友以及特朗普的分歧。畢竟冷戰年間,有了「蘇聯牌」,特工經驗老到、在世界各地都有代言人的英國,總算保住了西方陣營的第二強國地位。這些經驗,未嘗對今日英國朝野沒有參考價值。

小詞典: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1951-)

前俄羅斯軍隊上校,1995年在西班牙被英國MI6發展成為雙面特工,2004年被俄羅斯政府控以間諜罪拘捕,判監13年。2007年根據美俄特務互換協議獲釋,2011年移居英國,2018年3月4日,被發現和到訪的女兒在購物中心長椅上不省人事,他本人昏迷至今,女兒則於日前甦醒,去年他兒子也在前往聖彼得堡時神秘死亡。

2018年4月9日星期一

現實主義的國際視野:不切實際的獨立夢魘

近日一個在台灣舉行的研討會,受到親北京媒體高度關注,令獨立問題的討論再次出現。

本欄多次說過,從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角度看,港獨可能性是零,香港能違背中國利益的可能性也是零,誤導它有任何現實可能性的言論,無論當事人動機如何,都未免不負責任。

筆者認識的國際關係學者當中,從來沒有人認為港獨是真議題,即使是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國際友人,對這種討論也普遍覺得反感,但在網絡世界,始終有不少網民有種種遠離現實的認知。

這背後其實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新一代接收資訊的方法,通常是在網絡世界「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地搜尋關鍵字,然後從若干典籍、理論、語錄、故事、神話當中,選擇自己適用的部分,予以無限放大,而無視宏觀圖像。關於獨立的理論,這方面的問題尤其明顯,例如可以從所謂「民族自決」談起。

自決屬大國所需的理論

根據理想主義的演繹,「民族自決」是一種理念,讓任何「民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政治體制,由美國第28任總統威爾遜在一戰後發揚光大,也被寫進聯合國憲章。

問題是,以上的演繹,只是淨化了、去脈絡化的理想主義演繹,放在現實主義的語境,就全不一樣,因為沒有人能定義「民族」、也沒有人能定義「自決」,這完全是一個可以被任意搬龍門、讓大國各取所需的「理論」。

首先,一戰前後強烈支持「民族自決」的,除了威爾遜,還有另一大國蘇聯的列寧,他自然不是出於任何理想主義,而是認為這概念能瓦解歐洲列強,讓蘇聯有機會擴張,就像蘇聯基於同一原則,讓烏克蘭成為聯合國創會成員,卻只是為了在聯合國多一票,與理念完全無關。威爾遜本人也許是理想主義者,但美國推動這概念,就像推動「門戶開放」一樣,背後也是為了在國際關係後來居上,這樣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一戰後的「民族自決」,其實是為了瓦解三個戰敗的帝國:德意志、奧匈、鄂圖曼;至於二戰後的「民族自決」,則是為了瓦解走下坡的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

然而仔細看整個非殖化過程,絕非按民族自決原則落實。非洲團結組織甚至明文規定,必須尊重殖民時代邊界,以免各殖民地內部的民族矛盾全面爆發,否則非洲幾乎每一條村都可以自稱「民族」,隨便就可以分裂成數千個獨立國家。此所以哪怕殖民地的邊界再不合情理、內部矛盾再多,都依然被當作鐵律。去年歐盟反對加泰羅尼亞獨立,列強反對庫爾德獨立公投,一切都違反被片面演繹的理念,卻符合相關國家的憲法,也是基於類似計算。俄羅斯理論上也是一個聯邦,憲法理論上已尊重了境內不同民族,而車臣叛軍失敗後,也沒有西方國家敢煽動俄羅斯內部不同民族獨立,反而是普京通過同一原則,「合法」兼併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總之,這些理論不是為了實踐而存在,只是為了成功者自圓其說而存在。

虛擬與現實,屬於平行時空

另一個網絡世界常見的誤解,就是看見各地本土主義興起,卻沒有看見這現象的一體兩面:越多反彈,反而反映全球化相互依賴的結構越來越難改動。一方面,全球化時代令各國精英成為贏家,資本、(高端)人口、貨物、訊息輕易全球流動,另一方面,令各國的輸家變得進一步內向,只能訴諸保護主義、族群主義、排外主義,延緩自己被全球化淘汰的命運,這在過去數年,我們已有多次講述。本土情懷的弘揚,自然有價值,問題是,針對全球化的這種本土主義只是回應式的現象,並不存在純本土主義可以在全球化時代獨善其身的能力。就像英國即使公投脫歐,主流政客也千方百計希望使用「瑞士模式」、「挪威模式」,來延續和歐洲市場的關係,而不是自絕於全球化世界。今天各大經濟體主導的各大板塊,已經相當穩固,板塊內部要脫離母體獨自生存,唯一可能性就是母體同意、並認為這符合其利益,例如美國讓北太平洋的帛琉獨立那樣,否則片面獨立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加上伴隨大數據時代的出現,結局反而是全球威權主義、大國愛國主義同步興起,令格局變得更僵化,本土主義即使可以有一時三刻的聲勢,但到了現實問題不能解決,上述結構性問題就全盤出現。

此外還有不少朋友以為有網民支持一些獨立運動,就反映運動存在「momentum」,其實在現實世界,兩者關係卻可以恰恰相反。正如本欄多次介紹,像尼日利亞比亞法拉獨立運動這類題目,在網絡世界一直不乏支持,有自己的組織、領袖、活動、童話、圖騰、編年史,但在本國的處境,卻是連邊緣化也談不上。背後脈絡其實很清楚:這些運動是一個一個的「虛擬國度」,通過建立小圈子圍爐取暖,參加者可以得到現實世界不能獲得的資源、存在感、注意力、戰鬥平台、時間消耗、快感與仇恨,乃至通過成為「KOL」得到課金。但這一套在現實世界,是很難轉移出去的,何況諷刺的是一旦目標達成,這些虛擬國度的遊戲設定,就要全盤推倒重來,反而令參加者失去永續目標,變得若有所失。假如誤會平行時空的故事,屬於現實世界,就是悲劇了。

在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觀,無論中國的國家政策如何、政體如何,基於上述結構性原因,香港的存在,都絕不可能牴觸中國的根本利益。即使在港英時代,英國也一直和中國有默契共同使用香港,甚至為了中國在香港的利益,和老大哥美國出現不少衝突。在現實主義框架的數千年案例,找不到例外。依然樂此不疲談獨立的人,只有兩類:無可救藥的天真,或無可救藥的邪惡,兩者都令現實主義者避之則吉。

小詞典:威爾遜(Woodrow Wilson)

美國第28任總統,民主黨人,學者出身,擁有博士學位,1913-1921年在位,期間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是理想主義者,一戰後提出「十四點原則」,包括民族自決,因調解和平而獲諾貝爾和平獎。然而連美國本身也拒絕加入他倡導的國際聯盟,民族自決原則重構的新歐洲則危機四伏,反而間接引起了二次大戰,應如何評價他的理想主義,一直是現實主義者的一大辯論課題。

2018年4月6日星期五

白俄羅斯可以「去俄羅斯化」嗎?

昨天談及白俄羅斯希望被稱為「白羅斯」,似是有意「去俄羅斯化」,但現實上,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蘇聯時代帶來不少災難

自從俄羅斯帝國崛起,白俄就被莫斯科統治,直至一戰時才乘亂短暫立國,但戰後就迅速被俄羅斯、波蘭瓜分土地,白俄本部成了蘇聯第一批加盟共和國之一。雖然蘇聯容許白俄加入聯合國,但並不表示白俄有任何自由,反而是蘇聯相信白俄只能完全服從,才以手段換取聯合國多一票而已。

冷戰期間,白俄首都明斯克(Minsk)憑着豐富的礦產,被蘇聯發展成工業重鎮,很多經典重工業品牌都是在那時代誕生。雖然蘇聯大力打壓白俄語言和文化,大量輸入俄羅斯人,但兩種語言本來就頗為相通,相對於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本土心態,白俄對俄羅斯的反感有限。

雖然蘇聯也為白俄帶來不少災難,例如令西部邊陲的白俄成為二戰期間最受摧毀的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Chernobyl)核電廠大爆炸,也令鄰國白俄殃及池魚,但今天白俄依然慶祝十月革命周年紀念,對蘇聯的緬懷,甚至比俄羅斯更公然。

白俄獨立後的蘇聯情結,與1994年當選總統至今的獨裁者盧卡申科關係很大。在蘇聯年代,他由軍官、集體農場領導扶搖直上,做到白俄最高蘇維埃代表,蘇聯解體時,他是最高蘇維埃代表唯一反對解體的,就算獨立後,也喜以俄語發表講話,曾說過白俄語不能表達高尚事物,只有一無是處的人才會說云云。

除了懷念蘇聯,盧卡申科也明白除了俄羅斯,他沒有別的靠山,因為他已成為「歐洲最後一個獨裁者」,是西方世界的不受歡迎人物。在他的高壓獨裁統治下,白俄人權狀況、廉潔程度都在歐洲、甚至全球榜尾,白俄也是歐洲唯一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國內的鐵幕氣氛,確令人想到蘇聯年代。白俄獨立後經濟低迷,國內企業還是蘇聯年代的國營為主,私人企業難以立足,石油、天然氣都靠俄羅斯以低價供應。1996年白俄羅斯和俄羅斯成立「俄白共同體」,一年後升格為「俄白聯盟」,作為一個國與國之間的超國家組織,反映白俄已向俄羅斯一邊倒,安於成為莫斯科的附庸國。

不過白俄也不是毫無討價還價的空間,畢竟它位處西歐與俄羅斯之間,假如像烏克蘭那樣倒向西方,俄羅斯就中門大開,所以普京也不會過份干涉白俄內政,以免盧卡申科翻臉,同時也不希望白俄出現「顏色革命」。在俄羅斯有所顧忌的前提下,盧卡申科逐漸找到了新憑藉:中國的「一帶一路」,希望加強引入中國投資,部份擺脫歐洲和俄羅斯的羈絆。近日白中兩國合作在明斯克25公里外,建設工業園區;而就在兩個月前,一向十分封閉的白俄也和香港達成協議,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待遇,友好訊號自然也是向中國傳達。所以「白羅斯正名事件」,似乎是希望告訴中國投資者,白俄跟俄羅斯並不相同,白俄可以給予中國更多優惠,所以「要分那麼細」,是有現實意義的。

小詞典:俄白聯盟

1997年4月由俄羅斯、白俄羅斯共同成立,前身是「俄白共同體」,背景是白俄羅斯需要俄羅斯拯救經濟危機,建立類似歐盟那樣的共同市場,俄羅斯的條件就是成立「聯盟」。俄白聯盟有自己的行政機關,由兩國代表平等組成,兩國公民能自由往另一國工作,兩國軍人共同受訓,但建立單一貨幣的提議胎死腹中,白俄盧比最終反而與美元掛鉤,反映白俄也不希望完全被俄羅斯消化。

2018年4月5日星期四

「白俄羅斯」還是「白羅斯」?

近日,白俄羅斯的官方中文網站刊登了一篇新聞稿,煞有介事地說明「Belarus」中譯應該是「白羅斯」,而不是「白俄羅斯」,在網絡引起一片熱議。文章透露正名的原因是,太多華人認為「白俄羅斯」是俄羅斯的一部分,更有人以為有「白俄羅斯」就有「黑俄羅斯」;為免混淆,所以希望「正名」,但難免令人懷疑白俄想與普京的俄羅斯劃清界線。

「白」表示純正之意

究竟白俄羅斯人與俄羅斯人之間,是否真的能夠「分得那麼細」?其實是很難的。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同樣源自東斯拉夫民族(East Slavs),被稱為「羅斯人」,在九世紀共同建立了以基輔為中心的基輔羅斯(Kievan Rus')。基輔羅斯衰落後,白俄羅斯人居住的地方沒有受到蒙古人入侵,與北部波羅的海立陶宛逐漸融合,才開始出現和俄羅斯的顯著差別。

不過在當地語言,國號始終有「白」的意思,據說這是表示純正之意,即白俄羅斯人並沒有與其他民族、尤其是韃靼人通婚,比俄羅斯人的「羅斯血統」更純正。歷史上,波羅的海異教徒一度被稱為「黑俄羅斯」,以和「白俄羅斯」相對照;後來德文也使用「白俄羅斯」音譯加意譯的翻譯方法,中文的「白俄羅斯」,不過是跟隨而已。

然而把「Belarus」翻譯為「白羅斯」,去掉「俄」字,在中文的國際關係語境,卻不失為有效減少混亂之舉,因為經常有中文書籍提及的「白俄」,都和這個國家無關。十月革命之後,蘇共的「紅軍」和反共的「白軍」展開了數年內戰,白軍組成包括沙皇陣營、資本階級、地主、商人等既得利益者,以及自由派、親西方精英,背後有西方列強和日本支持,但最終還是被全部殲滅,白軍領袖不是被處決,就是流亡海外,殘餘部隊直到二戰後依然存在,但已不成氣候。不少中文檔案都簡稱「蘇俄內戰白軍」為「白俄」,久而久之,很容易令人誤會那是白俄羅斯的軍隊。

在中國,這支白軍也影響了本土歷史進程,由於當時他們也是被國民黨當局稱為「白俄」,進一步更加深了混亂。話說白軍潰敗後,不少遠東殘部逃到中國東北邊境,一些軍閥明白他們相比起民國時代部隊的烏合之眾,依然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一流人才,覺得奇貨可居,予以大舉收編,當中尤以軍閥張宗昌為代表。張宗昌的歷史形象以殘暴、大老粗著稱,但其實深具江湖智慧,幼年時在俄羅斯幹粗活,居然就粗通俄語,因而取信於白軍,前後居然給他收編了接近五千名白軍,又利用他們的軍事知識,建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支作戰重型鐵甲列車部隊,成了「中國裝甲列車之父」;然後連白軍家眷、護士也一併收編,又開啟了中國軍隊隨軍護士的先河;最後假公濟私,更把白俄姑娘收編到自己的妻妾清單當中,堪稱走在全球化時代尖端。俄軍為張宗昌作戰的聲勢,加上鐵甲車、俏護士,一度令張宗昌軍威大振,晉身當時民國第一線軍閥之列。

另一些白軍殘餘份子徹底離開了軍事生涯,南下上海、香港等大城市開設餐館,今天我們的羅宋湯,據說就是由白軍帶過來,再「本土化」而成,和俄羅斯的正宗羅宋湯,已經全然不同,因此不少標榜「白俄餐」的老牌餐廳,其實淵源也是來自白軍,而不是白俄羅斯這個國家。

小詞典:直魯聯軍

中華民國軍閥混戰期間的部隊,屬於張作霖的奉系,「直」是直隸督辦李景林,「魯」是山東督辦張宗昌,他們都不是奉系嫡系,在1924年直奉戰爭中卻表現特出,逐漸成為奉系主力,一直處於半獨立狀態。最終直魯聯軍被北伐國民軍擊敗,張宗昌和褚玉璞(繼承李景林職務)都流亡大連,先後返回山東謀求東山再起,也先後被後來居上的山東軍閥派人暗殺。

2018年4月4日星期三

30年不倒的俄羅斯極右鐵漢:日里諾夫斯基

昨天談及俄羅斯政壇「極右奇男子」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的理論基礎,而他在俄羅斯現實政治的功能,也很值得研究。

蘇聯解體後,日里諾夫斯基幾乎參加了每一屆總統大選,雖然得票率往往處於單位數字,但排名卻長期處於葉利欽(Boris Yeltsin)或普京,以及共產黨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之後,成為恒常出現的小黨領袖,公眾眼中的政治常客,國內知名度極高。

必要時可作為棄子

他的鐵漢形象,加上出位言論,正如創辦蘇聯自由民主黨時一樣,某程度上,令俄羅斯人認為他也是選擇之一,從而論證了俄羅斯是民主國家,至於投不投票支持他,則是另一回事。

日里諾夫斯基這種提供「選擇」、以合理化威權政體「民主成分」的功能,在俄羅斯杜馬選舉中更為明顯。特別是葉利欽執政時期,在政黨政治尚未成熟的情況下,自民黨一度聲勢浩大,在1993年的杜馬選舉中,更曾成為第一大黨,取得近23%選票。雖說俄羅斯杜馬權力不及西方國會,但已經引起國內外震撼。

之後,自民黨在杜馬的地位由共產黨取代,再由普京陣營的政黨統一俄羅斯(United Russia)取代,但自民黨仍是杜馬內的重要「反對勢力」。普京上台後,俄羅斯進入被稱為「選舉威權主義」的年代,自民黨在多次杜馬大選仍能維持10%以上的支持率,除了讓俄羅斯人認為普京之外仍有選擇,日里諾夫斯基與自民黨的存在,亦可作為政權與極端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緩衝,必要時也可作為試水溫的急先鋒,有時候又可以作為被犧牲的棄子,可謂多功能。

不要以為走極右路線的日里諾夫斯基不可能有現實政治影響力,近年普京的外交政策,其實不少源自自由民主黨從前的主張。於阿拉木圖出生、主修土耳其研究、並具有猶太血統的日里諾夫斯基多次發表針對南方人的言論,指「北方文明」(俄羅斯文明)受到伊斯蘭的威脅,認為「泛突厥主義」終會分裂俄羅斯,所以應該捍衛自身文明的基礎。車臣戰爭後,大量來自中亞、高加索地區的移民遷居至莫斯科、聖彼德堡等俄羅斯核心部份,激起不少族群矛盾,令日里諾夫斯基這類言論深受歡迎。

與此同時,日里諾夫斯基的取向不止於俄羅斯民族主義,而是具有歐亞主義傾向的愛國主義。他早年提出復興俄羅斯的藍圖,是要建立一個「超民族國家」(supra-national state),勢力範圍由「北歐亞」(Northern Eurasia)到印度洋,甚至要「收復」包括阿拉斯加在內的「自古以來」土地。這種極具帝國擴張的取向,執行起來固然有點天方夜譚,但在俄羅斯並非沒有市場。特別是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克里米亞透過公投併入俄羅斯,被不少俄羅斯人視為恢復故土的第一步,日里諾夫斯基提供的「願景」,也就被重新註釋解讀。

正如芬蘭學者賴恩(Veera Laine)指出,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發展,又進入了另一階段。大量極端民族組織、反移民團體以「愛國」之明,組織了多次大規模示威,克里姆林宮的政策由過往的「監管到管理」,改成「控制」極右團體,以確保社會穩定,避免極右群眾假戲真做的坐大。即使普京以愛國主義鞏固政權,卻知道不能被其牽著鼻子走,這時候,走極右路線、同時又已深深陷入建制一部份的日里諾夫斯基和自民黨,就能發揮緩衝作用,在批評莫斯科當局不夠強硬的同時,將所有激進份子收歸旗下,普京就能夠掌控全局。事實上,俄羅斯每次舉行總統、杜馬選舉,均有加強執政者合法性的作用,當民族主義者選出日里諾夫斯基,他們抱怨選舉不公的訴求自然弱化,也就是獲得了「階段性勝利」。能夠在縱橫俄羅斯政壇近三十年,日里諾夫斯基自然深明這道理,至於其他人明白多少,其他地方的人能借鑑到甚麼,卻是後話了。

小詞典:超國主義(Supra-nationalism)

主張在主權國家框架之上,建立有一定凌駕性、強制性的主體身份認同和決策機制,去調配成員國的內部資源、協調統一政策,而又能容納不同成員國的不同文化,與之相對的是強調各國平等協商的「政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歐盟可謂超國主義的代表作,其他國際組織如東盟也嘗試向這方向邁進,但目前依然是政府間主義的平台。至於前蘇聯,理論上也是一個超國主義的邦聯,不過實際上作為一個極權國家而存在罷了。

2018年4月3日星期二

俄羅斯愛國主義:「新歐亞主義」的帝國夢

俄羅斯總統選舉曲終人散,普京以王者姿態連任,迎來第四任總統任期。由於結果屬意料之中,外媒多認為是行禮如儀,除了名媛索布恰克(Ksenia Sobchak),其餘候選人甚少受到關注,但他們的重要性並不在「參選」本身,而在配合普京扮演的角色。在選舉論壇因指索布恰克是「婊子」而被對方潑水的俄羅斯極右領袖、自由民主黨候選人「狂人」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就是很有趣的人物。

這位多次參與總統大選的老政客,雖然在這次大選只取得約6%選票,但在俄羅斯政壇舉足輕重,從蘇聯解體前至今,一直懂得站在最佳位置。日里諾夫斯基被視為「極右」民族主義者,但「民族主義」之於俄羅斯,卻與歐洲各地以單一民族為本的民族主義有所差異。在過去一百多年,俄羅斯民族主義多次以歐亞主義(Eurasianism)形式展現,期間得到民間及官方重視,並轉化為外交、經貿等政策。歐亞主義於十月革命後興起,一班推手為當年的流亡知識分子、難民,他們在沙俄帝國崩潰、俄羅斯陷入紅白軍內戰的背景下,思考「俄羅斯應往何處去」這身份認同問題,當中關鍵是「俄羅斯究竟屬歐洲?亞洲?還是一個獨立的文明?」

為了回應這核心問題,歐亞主義者透過連結包括民族、文化、歷史及東正教,形成一種極具地緣政治色彩的意識形態和運動。結果,在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眼中,基輔羅斯、莫斯科大公國等「本土」歷史固然受重視,但蒙古的入侵、後來沙俄東擴等歷史,亦同樣是歐亞主義的重要元素。所以對比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俄羅斯的歐亞主義更具其擴張性,俄羅斯的定位始終是一個「帝國」多於民族。

蘇聯解體後,歐亞主義再度興起,形成「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這種思潮主要回應當時俄羅斯在葉利欽領導下,親近美國同時又市場經濟改革失敗的困境,相信國家走錯路,當中的代表人物是杜金(Aleksandr Dugin)。著名俄羅斯歷史學者安蘭(Andreas Umland)指出,杜金的新歐亞主義包含地緣政治、德國保守主義革命、歐洲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新法西斯主義等元素,也就是將極左與極右思潮放在一起,再與俄羅斯傳統結合,包裝為「愛國主義」。

事實上,新歐亞主義的出現,確實填補了共產主義在蘇聯解體後的政治思想真空,並在市場經濟改革失敗後,得到各個黨派的重視。從極右的自由民主黨,到自由派、共產黨,及後來的執政統一俄羅斯(United Russia),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新歐亞主義色彩。而日里諾夫斯基地政黨,就是扮演最激進一極的角色,以襯托普京式愛國的主流、中間地位,他們二人之間,可謂合作無間。

那自由民主黨是怎樣來的?話說蘇聯解體前夕,戈爾巴喬夫推動改革,修改憲法第六條後,蘇共不再是蘇聯的「領導和指導力量」,蘇聯邁入「多黨制」,蘇聯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成為第二個合法註冊的政黨,也就是今天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的前身。這個經常被人調侃為既不自由、又不民主的政黨,每每被指是蘇共的產物,代表部分政治精英的利益的同時,也是為了讓外界認為蘇聯在「多黨制」下的選舉,是具有競爭性。有了這樣的背景,可以想像的是自民黨取態一向十分保守,個別人士更指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KGB)關係密切,日里諾夫斯基本人甚至支持過1991年的「八一九政變」,支持蘇共強硬派重新掌權。只是蘇聯最終還是要解體,日里諾夫斯基和自民黨亂世求生,變成了「極右」政黨,反而開拓了一片天。(明續)

小詞典﹕ 八一九政變

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企圖透過一系列政治改革,以民意向黨內保守派施加壓力,確保經濟改革成功。黨內保守派、軍方、國安會等認為,這些包括開放選舉、下放權力到各加盟共和國的政策將摧毀蘇聯,於1991年8月發動政變。但政變在短短三日內便告失敗,戈爾巴喬夫保住總統一職,但權力逐漸轉移到在反政變中佔重要地位的葉利欽身上,幾個月後,蘇聯就完全解體。

2018年4月1日星期日

卜睿哲的智慧:「台灣旅行法」背後的語言偽術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國會通過的《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 ,將之變成正式法案,有評論認為這是《台灣關係法》以來,華府對兩岸關係的最大政策調整。北京對此反應強烈,認為這違反「一中政策」、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屬於「干涉中國內政」,台方則普遍表示歡迎,相信這會有助台灣在弱勢年代保持國際空間。究竟這法案對兩岸關係帶來多大真正影響?為此,筆者請教了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工作時的上司,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的卜睿哲博士 (Richard Bush)。

首先,《台灣旅行法》是《台灣關係法》的延伸,而根據北京立場,《台灣關係法》、與及後來列根總統給予台灣的相關安全保證,本身自然也是有違「一中政策」的,只是作為中美建交的默契,北京一直讓其實質存在,各方也心照不宣。這次的新法案,重點是容許美台所有層級的官員官方互訪,而不用像過往約定俗成那樣遮遮掩掩、巧立名目,例如通過「轉機」、「過境」一類藉口暗渡陳倉。北京認為這會向台灣釋出錯誤訊息,擔心這樣的常規接觸,實質上承認了「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可算是華府搞局的小動作。

這樣的觀點,自然不無根據,而目前美國對中國崛起越來越憂慮,針對北京的聲音也越來越多,通過《台灣旅行法》這類基本上沒有成本的立場宣示予以制約,本來就是典型外交行為。然而,卜睿哲認為值得重視的是,只要仔細閱讀《台灣旅行法》的字眼,就會發現箇中並沒有任何強制性條文存在。換言之,即使是「法案」,但也維持了大量灰色地帶、迴旋空間,而這正是中美關係所需的。根據條文內容,重點主要有三點:

美國應該允許所有層級的美國官員前往台灣,與層級對口的台灣政府官員會面;
美國應允許台灣高層官員在受應有尊重的前提下進入美國,並與美方相應官員見面;
美國應鼓勵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或任何台方成立的代辦)在美國正式活動。

2018年法案Vs2016年草案

以上的關鍵字眼,包括「應該」(should) 和「鼓勵」(encourage),而不是「需要」(need)、「一定」(must) 、「將會」(shall) 、「容許」(permit) 和「落實」(implement)。換句話說,《台灣旅行法》並沒有任何強制性、法律性的要求,必須美國行政機關作出任何具體跟進,一切都保留了空間;法案唯一使用「將會」(shall) 的字眼,只是國務院「shall」就行政官員訪台事宜,向國會提交報告。而所謂美國政策「應該」如何如何,其實是國會給總統和行政機關的「建議」,而不是「指令」。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其實早就擁有相關權力,去根據自己對「一中政策」和「美國國家利益」的研判,決定派遣、或不派遣任何層級的官員訪問台灣,以及接受、或不接受任何層級的台灣官員訪美。以往的做法只是約定俗成,未來的做法也只是新的約定俗成,依然可以隨時改變。

何況,單是根據《台灣關係法》,過去也曾有不少美國內閣成員訪問過台灣,例如馬英九時代訪台的美國環保局長Gina McCarthy就是閣員,當時北京也有口頭上抗議,但也只是口頭上抗議而已,相信連不少專注國際關係的人也已經忘懷。所以《台灣旅行法》既不能保證日後美台高層互訪定必順利,也不代表缺少了它美台高層就不能互訪。這個法案,本來就是給美國政壇各取所需的語言偽術。

其實《台灣旅行法》一類提案,從前也曾被提出過,上一次是奧巴馬任內的2016年,提案人同樣是這次的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也就是近年最關心中國(包括台灣、香港)相關議題的新貴。然而和這次獲通過的法案相比,2016年的版本,有兩處字眼有明顯不同。例如2016年版本有「一定」(must) 一詞:「美國政府一定不能對美台雙方任何層級官員的互訪設立任何限制」,現在沒有了,就彈性得多;而現在版本「鼓勵」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在美國正式活動,原版本卻是使用難以迴避政府責任的「容許」(permit)一詞。換句話說,和2016年版本相比,這次獲通過的版本,已經「和諧」了,語言偽術的成份更高,沒有任何直接具體後果,卻又能宣示簡單的政治立場,這也是法案能獲通過的一大原因。

《台灣安全加強法》胎死腹中

以往美國國會也曾嘗試向其他方向「完善」《台灣關係法》,例如2000年,所謂《台灣安全加強法》(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曾被提出,並在眾議院獲通過,只是未能得到參議院支持,兩任總統克林頓、喬治布殊都不大贊同而已。根據這草案,美國應該加強協助台灣軍隊的訓練、加強其武備、強化雙方情報分享等,並建立美台之間的直接軍事交流聯繫。法案未能通過的原因,除了是內部政治角力,也是基於過份具體化的細節,並不利中美關係製造灰色地帶的潛規則。畢竟美國甚麼時候、以甚麼級別對台軍售,主導權一向掌握在華府,有沒有這法案都沒有分別。所以法案的實質重要性,不過是華府是否希望在那一刻刺激北京而已。

不過,灰色地帶歸灰色地帶,假如美台關係觸及某些形式表述,根據外交慣例,那就真的可以引起兩岸關係高度緊張。卜睿哲認為,一旦美國總統官方會見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或美台外長會面、互訪,或美國提出在台灣建立海軍基地等,中美台多年來的互動默契,就可能被打破。以目前情況看來,華府只是進行金正恩式的「brinksmanship」,嘗試不斷試探北京的底線,而不是真的希望全面惡化中美關係。然而,以特朗普的作風,又不能完全排除有意外之舉。不少朋友都記得他當選後、就職前,曾與蔡英文直接通電話,而且還在Twitter稱呼蔡英文為「台灣總統」,無論根據任何基準,北京都是不可能接受的。然而北京當時卻選擇忍了下來,一來當時特朗普未正式上任,尚未算是官方行為;二來特朗普其後確實迴避了和蔡英文直接溝通,與習近平則進入蜜月期。但特朗普會否在甚麼時候依樣葫蘆、挑釁一下,卻誰也說不準。

說到底,華府只是拿台灣作為其中一張牌,《台灣旅行法》和中美貿易戰幾乎同時出現,自然不是無緣無故的巧合。一方面,這是對北京的兩條戰線施壓,另一方面,這其實也是讓台灣攤分部份中美貿易戰的成本,到最後,台灣可能得不償失。問題是以今天台灣手中的牌,其實也沒有甚麼選擇的餘地,相反北京卻可以挑選合適的時機、合適的人物主動出擊。習近平連任後,在內地精英圈子當中,解決台灣問題的呼聲相信會越來越強,台灣偏偏遇上特朗普這類不按常理出牌的「盟友」,是福是禍,實在難料。

原載於亞洲週刊 4月號

港口機遇之外;一帶一路系列之斯里蘭卡

印度洋島國斯里蘭卡古稱錫蘭,在大英帝國時代開始,就佔據相當戰略價值,處於連接亞非的海上交匯點,說來不少英治時代的香港高官,都和英屬錫蘭有淵源。在「一帶一路」框架,斯里蘭卡自然是中國海路「走出去」的重要支點,中國近年在當地的大動作,亦無可避免地觸動鄰近國家、特別是南亞龍頭大國印度的神經。在各方利益交織下,這卻正是斯里蘭卡利用外資發展的機遇。

斯里蘭卡在英治時代發展勢頭不俗,但獨立後一直停滯不前,經歷20多年斷斷續續的內戰,乃主因之一。這場內戰涉及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的族群矛盾,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間的「文明衝突」,「泰米爾之虎」(LTTE)以恐怖主義挑戰印度區域霸權的地緣政治,乃至世界各地斯里蘭卡僑民的代理人戰爭,既慘烈、又複雜,筆者多年前訪問斯里蘭卡時,內戰尚未結束,對那種緊張的南北對峙氣氛,依然歷歷在目。直到2009年「泰米爾之虎」全面戰敗,內戰正式結束,斯里蘭卡才走上積極發展的道路。

在過去十年,斯里蘭卡的社會情況尚算穩定,經濟情況亦大有改善,曾在2012年錄得GDP超過9%的驚人經濟增長。即使此後增長速度放緩,亦有4-5%,表現依然不俗。但與此同時,面對通脹、低投資率等問題,斯里蘭卡經濟亦響起警號。最觸目的莫過於高債務比率:因為資不抵債,導致斯里蘭卡政府需要出售極具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港口予中國,印度對此極其不滿,國內反對派也以此大造文章,但其實沒有其他國家願意以中國的價格出手,財困的政府也沒有多少選擇。

畢竟斯里蘭卡城市化、現代化的最大憑藉,在於它的地理位置和優良港口。目前斯里蘭卡有四個主要港口,當中三個規模都屬小型,只有首都科倫坡港(Colombo port)屬大型港口,也是中國投資的重點項目。雖然如前述,這項目曾在反對派、國內媒體和NGO壓力下被叫停,但現已重啟,據報中國的初步投資金額將達十四億美元,建設將提供八萬個就業機會,預計在2030年完工。此外,中國建設的漢班托塔港一帶,將設立佔地約1.5萬英畝的經濟區,以工業化和促進旅遊業為目標。

問題是,這類項目面對的阻力始終難以解決,首先是工程附近一帶的民居不願搬遷,往往令工程進度受阻;其次是斯里蘭卡貪污嚴重,這類建設通常涉及大量灰色行為;而且土地的應用與發展權,也充滿爭議,因為外國人在斯里蘭卡本來不被允許擁有土地,但由政府批出組約,就可以出現特例。這些租約主要為期50年 ,99年則偶爾出現,每每被媒體形容為「變相殖民租界」。

內戰後急速發展的經濟

斯里蘭卡要走出債務陰霾,除了靠地理位置和港口「吃老本」,也必須充份利用其他潛在優勢,外資也應把握此等機遇。環保業是斯里蘭卡其中一個最具潛力的市場,而斯里蘭卡重視環境,因為它是最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之一;「一帶一路」重點項目漢班托塔港一度被叫停,官方原因之一,就是環評不達標。為此斯里蘭卡聯同其他四十七個Climate Vulnerable Forum的國家成員,共同訂立在2050年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標,而根據聯合國發展處與亞洲發展銀行的聯合報告,技術上,這個目標是可行的,只是整個過程需要約五百億美金,這就是難題。現時斯里蘭卡只有約370MW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即全國發電的大約3%,引入成本高昂的設備並不務實:從外地入口,會被徵收高關稅;以減低關稅的方法提升入口,又會變相減低政府收入。當地報章《Daily News》指出,商界、公營部門、乃至公眾,都希望銀行放寬相關借貸條款,藉此平衡各方長遠利益;外商亦可提供資助,共同研發相關技術。

根據Ceylon Electricity Board 2015年的報告,斯里蘭卡其實並不落後,約98%住戶都有電力覆蓋,能源效益亦正在不斷提升中。雖然報告指出,人民未有電力供應的主因是負擔不起電費,而非電力供應力有不逮,但當局亦批准通過了一項選擇性關稅(Time of Use, TOU),希望藉此調整整體電力使用的分佈,也就是減低在繁忙時段不必要的電力使用。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斯里蘭卡供電開始吃不消。因此,幫助斯里蘭卡提高電力供應,就成了外資投資的機會,畢竟電力是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電力又會刺激發展。中國在這方面有成熟的技術,例如位於戈壁的風力發電場,就是世上最大的風力發電場之一,正是斯里蘭卡理想伙伴。

斯里蘭卡進一步發展,加強出口商品競爭力也很重要,由於農業是斯里蘭卡收入的重要來源,茶葉、香料等都是最重要出口商品,農業改革乃刻不容緩。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建議斯里蘭卡引入「智能水資源管理」(smart water management),以提高農業產品的質量,也就是運用電腦技術精確計算當下所需的用水量,一方面避免用水過度造成浪費,另一方面能夠因應不同農作物作出不同灌溉,以迎合各種農產品。「智能水資源管理」的應用並不限於農業灌溉,工業用水、改善水質等,都有該技術發揮的地方,這系統需要一系列如衛星繪圖、感應器等技術與建設配合,成本高昂,身陷債務危機的斯里蘭卡難以獨力負擔,與外資合作成了唯一途徑。

斯里蘭卡的城市化過程,亦是外商進駐的機會。斯里蘭卡已被城市化的地區少之又少,主要集中在首都科倫坡及鄰近地區:科倫坡大都會區佔了全國近半人口,以服務業為主,貢獻全國近半GDP。另一些有通訊業務、貿易和交通設備較完善的城市,大都只是二線城市,它們嘗試躋身大城市行列之餘,附近大片地區亦需要初步城市化。現時斯里蘭卡的城市化比率正以每年3-4%的速度進行,在2020年,就會有近六成人口居住在城市。一般相信,只要城市化過程管理得宜,將會帶動經濟,而所謂「管理得宜」,就是去中央化。斯里蘭卡早在1987年通過《第十三修正案》,設立省級政府,但地方政府依然缺乏成效,要外資在城市化過程中發揮影響力,必須間接加強省級政府的角色,才能收窄城市間的貧富差距,進而穩定社會,營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

實體建設以外,參考當地寬頻質量的戲劇性變化,不難發現斯里蘭卡的通訊業也有很大增長空間。2008年前,當地只有固定寬帶,但2009年引入更快、更方便的移動寬帶後,用戶數量直線上升(從2009年的九萬升至2016年的近四百萬)。數字背後,反映斯里蘭卡對智能電話一類「聯網移動設備」的需求正在增加,而且在這個人口超過二千萬的國家,增長空間依然龐大。此外,斯里蘭卡是「亞歐四號國際海底光纜」(SEA-ME-WE IV)計劃一員,該項目旨在通過位於南亞次大陸與中東的海底電纜,連接歐洲(法國)與東南亞(新加坡),反映斯里蘭卡的電訊相關建設有一定技術水平,要達至國際標準的障礙,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對為小。假如能夠成功壯大當地中產階層,配合通訊業發展,釋放的消費力,絕不能忽視。就如中國國內大城市,社會服務、日常消費等大都已經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或購買,而中國電訊業巨頭已經大舉打入斯里蘭卡市場。

斯里蘭卡中產何時能壯大?

要實現上述經濟目標,斯里蘭卡先要壯大中產階層。事實上,斯里蘭卡在人類發展指數的分數並不低,甚至是南亞國家中數一數二──問題是這些數字很多是泡沫。受惠於1961年的教育國有化,斯里蘭卡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教育開支,公立中學和高等教育都是免費,然而,雖然教育開支佔斯里蘭卡政府開支逾10%,高等教育更佔當中約15%,青年識字率達98.77%,令一般斯里蘭卡人都具備成為中產的基本條件,但現實卻不是那麼回事。一方面,部份當地學歷質素成疑,例如本地大學與海外大學合辦的學位,就未有有公信力的機制能作出認證;另一方面,斯里蘭卡學生畢業後的機會有限,大量人才傳統上選擇出國,留在國內的也不容易上流。澳洲政府的一份報告形容,斯里蘭卡有強烈的「移民文化」,移民已成為當地人改善自身經濟地位、應付危機的即時反應,結果大大推遲了中產壯大和成熟的日子。

本來各方資金進駐斯里蘭卡、互相平衡,也可以穩定社會,正如斯里蘭卡外長曾表示,歡迎印度、中國、日本、南韓、歐盟同時到當地投資。但基於人權紀錄,歐美等發達國家投資當地的意慾不大,印度又受內部問題困擾分身不暇,中國就成了斯里蘭卡的唯一救生繩,令斯里蘭卡發展越來越受制於中國的方針。然而,中國雖然目前已成為斯里蘭卡的最大投資者,但背後隱憂處處,中資本身也是斯里蘭卡局勢潛在不穩的源頭,因為印度不可能坐視中國進駐,雖然實力不及北京,但地理位置鄰近、文化相通、傳統影響力龐大,已經培養了不少代理人競爭。除了不斷談及的港口,中印雙方也曾在當地爭奪使用率極低的機場,無論是斯里蘭卡政客、財團、民間團體、媒體都已經被逼歸邊為「親華派」和「親印派」,國家已經撕裂。斯里蘭卡政府亦希望以不同方式制衡中國影響力,年前通過、針對改善政府決策過程透明度的《資訊法》(Right to Information Law),也可視為當局借民意抗衡外資、特別是中資影響力的舉措。在「一帶一路」時代,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孟加拉等南亞國家,都要在中印對峙的夾縫中生存,技術高的能亂世求生,技不如人的可能後患無窮,投資當地的終極隱憂,全在於此。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載於彭博商業週刊 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