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島國斯里蘭卡古稱錫蘭，在大英帝國時代開始，就佔據相當戰略價值，處於連接亞非的海上交匯點，說來不少英治時代的香港高官，都和英屬錫蘭有淵源。在「一帶一路」框架，斯里蘭卡自然是中國海路「走出去」的重要支點，中國近年在當地的大動作，亦無可避免地觸動鄰近國家、特別是南亞龍頭大國印度的神經。在各方利益交織下，這卻正是斯里蘭卡利用外資發展的機遇。
斯里蘭卡在英治時代發展勢頭不俗，但獨立後一直停滯不前，經歷20多年斷斷續續的內戰，乃主因之一。這場內戰涉及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的族群矛盾，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間的「文明衝突」，「泰米爾之虎」（LTTE）以恐怖主義挑戰印度區域霸權的地緣政治，乃至世界各地斯里蘭卡僑民的代理人戰爭，既慘烈、又複雜，筆者多年前訪問斯里蘭卡時，內戰尚未結束，對那種緊張的南北對峙氣氛，依然歷歷在目。直到2009年「泰米爾之虎」全面戰敗，內戰正式結束，斯里蘭卡才走上積極發展的道路。
在過去十年，斯里蘭卡的社會情況尚算穩定，經濟情況亦大有改善，曾在2012年錄得GDP超過9%的驚人經濟增長。即使此後增長速度放緩，亦有4-5%，表現依然不俗。但與此同時，面對通脹、低投資率等問題，斯里蘭卡經濟亦響起警號。最觸目的莫過於高債務比率：因為資不抵債，導致斯里蘭卡政府需要出售極具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港口予中國，印度對此極其不滿，國內反對派也以此大造文章，但其實沒有其他國家願意以中國的價格出手，財困的政府也沒有多少選擇。
畢竟斯里蘭卡城市化、現代化的最大憑藉，在於它的地理位置和優良港口。目前斯里蘭卡有四個主要港口，當中三個規模都屬小型，只有首都科倫坡港（Colombo port）屬大型港口，也是中國投資的重點項目。雖然如前述，這項目曾在反對派、國內媒體和NGO壓力下被叫停，但現已重啟，據報中國的初步投資金額將達十四億美元，建設將提供八萬個就業機會，預計在2030年完工。此外，中國建設的漢班托塔港一帶，將設立佔地約1.5萬英畝的經濟區，以工業化和促進旅遊業為目標。
問題是，這類項目面對的阻力始終難以解決，首先是工程附近一帶的民居不願搬遷，往往令工程進度受阻；其次是斯里蘭卡貪污嚴重，這類建設通常涉及大量灰色行為；而且土地的應用與發展權，也充滿爭議，因為外國人在斯里蘭卡本來不被允許擁有土地，但由政府批出組約，就可以出現特例。這些租約主要為期50年 ，99年則偶爾出現，每每被媒體形容為「變相殖民租界」。
內戰後急速發展的經濟
斯里蘭卡要走出債務陰霾，除了靠地理位置和港口「吃老本」，也必須充份利用其他潛在優勢，外資也應把握此等機遇。環保業是斯里蘭卡其中一個最具潛力的市場，而斯里蘭卡重視環境，因為它是最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之一；「一帶一路」重點項目漢班托塔港一度被叫停，官方原因之一，就是環評不達標。為此斯里蘭卡聯同其他四十七個Climate Vulnerable Forum的國家成員，共同訂立在2050年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標，而根據聯合國發展處與亞洲發展銀行的聯合報告，技術上，這個目標是可行的，只是整個過程需要約五百億美金，這就是難題。現時斯里蘭卡只有約370MW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即全國發電的大約3%，引入成本高昂的設備並不務實：從外地入口，會被徵收高關稅；以減低關稅的方法提升入口，又會變相減低政府收入。當地報章《Daily News》指出，商界、公營部門、乃至公眾，都希望銀行放寬相關借貸條款，藉此平衡各方長遠利益；外商亦可提供資助，共同研發相關技術。
根據Ceylon Electricity Board 2015年的報告，斯里蘭卡其實並不落後，約98%住戶都有電力覆蓋，能源效益亦正在不斷提升中。雖然報告指出，人民未有電力供應的主因是負擔不起電費，而非電力供應力有不逮，但當局亦批准通過了一項選擇性關稅（Time of Use, TOU），希望藉此調整整體電力使用的分佈，也就是減低在繁忙時段不必要的電力使用。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斯里蘭卡供電開始吃不消。因此，幫助斯里蘭卡提高電力供應，就成了外資投資的機會，畢竟電力是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電力又會刺激發展。中國在這方面有成熟的技術，例如位於戈壁的風力發電場，就是世上最大的風力發電場之一，正是斯里蘭卡理想伙伴。
斯里蘭卡進一步發展，加強出口商品競爭力也很重要，由於農業是斯里蘭卡收入的重要來源，茶葉、香料等都是最重要出口商品，農業改革乃刻不容緩。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建議斯里蘭卡引入「智能水資源管理」（smart water management），以提高農業產品的質量，也就是運用電腦技術精確計算當下所需的用水量，一方面避免用水過度造成浪費，另一方面能夠因應不同農作物作出不同灌溉，以迎合各種農產品。「智能水資源管理」的應用並不限於農業灌溉，工業用水、改善水質等，都有該技術發揮的地方，這系統需要一系列如衛星繪圖、感應器等技術與建設配合，成本高昂，身陷債務危機的斯里蘭卡難以獨力負擔，與外資合作成了唯一途徑。
斯里蘭卡的城市化過程，亦是外商進駐的機會。斯里蘭卡已被城市化的地區少之又少，主要集中在首都科倫坡及鄰近地區：科倫坡大都會區佔了全國近半人口，以服務業為主，貢獻全國近半GDP。另一些有通訊業務、貿易和交通設備較完善的城市，大都只是二線城市，它們嘗試躋身大城市行列之餘，附近大片地區亦需要初步城市化。現時斯里蘭卡的城市化比率正以每年3-4%的速度進行，在2020年，就會有近六成人口居住在城市。一般相信，只要城市化過程管理得宜，將會帶動經濟，而所謂「管理得宜」，就是去中央化。斯里蘭卡早在1987年通過《第十三修正案》，設立省級政府，但地方政府依然缺乏成效，要外資在城市化過程中發揮影響力，必須間接加強省級政府的角色，才能收窄城市間的貧富差距，進而穩定社會，營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
實體建設以外，參考當地寬頻質量的戲劇性變化，不難發現斯里蘭卡的通訊業也有很大增長空間。2008年前，當地只有固定寬帶，但2009年引入更快、更方便的移動寬帶後，用戶數量直線上升（從2009年的九萬升至2016年的近四百萬）。數字背後，反映斯里蘭卡對智能電話一類「聯網移動設備」的需求正在增加，而且在這個人口超過二千萬的國家，增長空間依然龐大。此外，斯里蘭卡是「亞歐四號國際海底光纜」（SEA-ME-WE IV）計劃一員，該項目旨在通過位於南亞次大陸與中東的海底電纜，連接歐洲（法國）與東南亞（新加坡），反映斯里蘭卡的電訊相關建設有一定技術水平，要達至國際標準的障礙，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對為小。假如能夠成功壯大當地中產階層，配合通訊業發展，釋放的消費力，絕不能忽視。就如中國國內大城市，社會服務、日常消費等大都已經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或購買，而中國電訊業巨頭已經大舉打入斯里蘭卡市場。
斯里蘭卡中產何時能壯大？
要實現上述經濟目標，斯里蘭卡先要壯大中產階層。事實上，斯里蘭卡在人類發展指數的分數並不低，甚至是南亞國家中數一數二──問題是這些數字很多是泡沫。受惠於1961年的教育國有化，斯里蘭卡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教育開支，公立中學和高等教育都是免費，然而，雖然教育開支佔斯里蘭卡政府開支逾10%，高等教育更佔當中約15%，青年識字率達98.77%，令一般斯里蘭卡人都具備成為中產的基本條件，但現實卻不是那麼回事。一方面，部份當地學歷質素成疑，例如本地大學與海外大學合辦的學位，就未有有公信力的機制能作出認證；另一方面，斯里蘭卡學生畢業後的機會有限，大量人才傳統上選擇出國，留在國內的也不容易上流。澳洲政府的一份報告形容，斯里蘭卡有強烈的「移民文化」，移民已成為當地人改善自身經濟地位、應付危機的即時反應，結果大大推遲了中產壯大和成熟的日子。
本來各方資金進駐斯里蘭卡、互相平衡，也可以穩定社會，正如斯里蘭卡外長曾表示，歡迎印度、中國、日本、南韓、歐盟同時到當地投資。但基於人權紀錄，歐美等發達國家投資當地的意慾不大，印度又受內部問題困擾分身不暇，中國就成了斯里蘭卡的唯一救生繩，令斯里蘭卡發展越來越受制於中國的方針。然而，中國雖然目前已成為斯里蘭卡的最大投資者，但背後隱憂處處，中資本身也是斯里蘭卡局勢潛在不穩的源頭，因為印度不可能坐視中國進駐，雖然實力不及北京，但地理位置鄰近、文化相通、傳統影響力龐大，已經培養了不少代理人競爭。除了不斷談及的港口，中印雙方也曾在當地爭奪使用率極低的機場，無論是斯里蘭卡政客、財團、民間團體、媒體都已經被逼歸邊為「親華派」和「親印派」，國家已經撕裂。斯里蘭卡政府亦希望以不同方式制衡中國影響力，年前通過、針對改善政府決策過程透明度的《資訊法》（Right to Information Law），也可視為當局借民意抗衡外資、特別是中資影響力的舉措。在「一帶一路」時代，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孟加拉等南亞國家，都要在中印對峙的夾縫中生存，技術高的能亂世求生，技不如人的可能後患無窮，投資當地的終極隱憂，全在於此。
（研究助理Kelvin Chu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載於彭博商業週刊 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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