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6日星期一

偏見對外交的規範﹕評析中國網民眼中的印度

【咫尺地球】中國總理溫家寶剛在東盟峰會與印度總理辛格會談,嘗試為中印邊境衝突降溫。但中印兩國民族主義高漲,Jairam Ramesh等印度政客主張的「中印合體」(Chindia),依然是一個遙遠的烏托邦。筆者剛到印度參加會議,此前做了一個關於中國網民如何看印度的研究,有下列初步觀察﹕

1. 一般中國網民認為印度十分落後、不潔,而這些現象,又被認為與進化程度有關,例如不少留言居然相信印度的咖喱飲食,就是為了製造氣味,來遷就當地人不喜歡清潔的習慣;

2. 雖然中國網民知道印度也在崛起,但由於印度的貧窮形象深入民心,幾乎沒人相信印度經濟可以挑戰中國,更假定這反映了印式民主制度不及中式威權制度的優越性;

3. 雖然也有中國網民對印度軍力表示憂慮,但更多的評論卻認為不能相信印度政府的宣傳,以為印度軍隊還是停留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的水平;

4. 網民雖然認為印度自身沒有能力挑戰中國,但卻同時流露對印度的忌憚,因為他們深信印度是西方牽制中國的棋子,乃至是美國的亞洲代理人,因此把美國、日本、印度相提並論;

5. 印度不但被定位為不夠格的挑戰者,也被看成是分裂中國的黑手,因為它收容達賴喇嘛,在網民眼中,更是侵佔藏南土地的惡霸。邏輯是,既然印度沒有能力堂堂正正挑戰中國,就只能搞這些旁門左道。

這些網絡觀察的偏見和政治不正確,自然不能代表所有華人,但畢竟反映了中國對印度根深蒂固的偏見。有趣的是,在千多年前,印度卻是中國人眼中的烏托邦,當年三藏法師從天竺回來,甚至說當地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清潔,此前另一高僧更形如印度路不拾遺。

「不可能比印度落後」心態礙合作

雖然中國政府並非民選,但畢竟已不能完全偏離民意。華人對印度的偏見,令印度的形象奇怪地同時符合了「東亞病夫」和「黃禍」兩個套版,一方面被誤會成和非洲差不多的發展最落後地區,另一方面又被列入「侵略中國集團」的附屬成員。去年印度海軍的索馬里任務,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當時網上憤青固然以此來鞭策中國海軍也要出兵打海盜(因此現在處理索馬里海盜綁架中國人質一事騎虎難下),同時網絡主流意見卻是「索馬里這樣的對手,只有印度這樣的嘍囉才會花心思處理,我們大國才懶得理會」。

這樣一來,中印關係的改善,也許比改善中日關係更困難,因為任何中國對印度的讓步,或只是正常的和談,都會被演繹為丟臉。中國要是經濟和軍備競賽落後日本,他們可以理解,但在任何層面落後於印度,例如中國海軍做不了印度海軍擊沉海盜船的壯舉,他們就不能理解,激起的潛在反彈可能更大。另一方面,中印合作的空間,卻又比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合作更困難,因為合作難免涉及互相援助,中國要是在合作過程中輸送利益予非洲,網民會覺得是「大國之道」,但卻不會願意「協助」印度這個疑似對手,哪怕只是在科技層面的資源、優勢互補。只要上述偏見在網絡以外的現實社會存在,解決中印邊境問題幾不可能,「Chindia」只能是學者的幻想。如何合理描繪印度的形象,不全是北京政府的責任,也是媒體的責任。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0月19日星期一

奧巴馬的和平獎﹕布殊的「破壞和平獎」

【咫尺地球】奧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各界一致認為莫名其妙,繼而作出種種分析,似乎無論他獲獎的原因是什麼,都與他上任後的政績無關。以往和平獎的慣例,要麼授予國際機構(如紅十字會),要麼授予對某事業作出長期貢獻的個人(如德蘭修女),要麼對某極重要里程碑的關鍵人物作出肯定(如解除南非種族隔離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反正奧巴馬都不在此列。何解?

「去塔里班化」 阿富汗總統曾大熱

要了解這問題,我們可參考2002年的候選人情况。當年最終獲獎人是前美國總統卡特,原因是他卸任後積極推動各種對話,特別是訪問朝鮮(北韓)得分不少。但當年頭號熱門並非卡特,而是「911」後被美國捧上台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卡爾扎伊本人自然有一定履歷,但他的傀儡身分也是深入人心,2002年他剛上台之時,阿富汗百廢待興,更不可能有什麼具體政績為人歌頌。他成為大熱門,原因之一是用來與前政權塔里班作出對比,邏輯是由於塔里班管治太殘暴、太不和平,扭曲了阿富汗人民的基本倫理道德,讓阿富汗成了支援恐怖組織的基地,因此接手管理這國家的新領袖就是什麼也沒有做,只要作出去塔里班化的決心和承擔,就是為國民打破昔日邪惡作風的偉大貢獻,防止了國家繼續成為恐怖襲擊基地。

根據同一道理,假如194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予西德開國總理阿登納,而不是研究營養學的科學家John Boyd Orr,大概當時輿論也覺理所當然。和卡爾扎伊相似,阿登納本人是資深政客,但他剛上台時也被視為英美佔領德國的傀儡;西德能否復興,當時是很大的問號。然而由於阿登納在後納粹時代牽頭組黨、帶領國家重新上路,加上納粹治下的德國又變成了瘋狂擴張、滅絕人性的機器,因此阿登納站在台前宣布建立正常國家,已是為德國人去暴力化的貢獻。

返回奧巴馬的案例。既然他不屬於文章首段提及的三大和平獎得主類別,我們只能認為他屬於上述第四類——這類得主被提名的不少,但成功獲獎的極少。因此,這個獎與其說是嘉許奧巴馬,不如說是頒給美國前總統布殊的「破壞和平獎」。根據這邏輯,正如納粹治下的德國、塔里班治下的阿富汗成了威脅世界和平的政權,布殊治下的美國,同樣成了威脅和平的國家。例如布殊公然在沒有找到對方擁有大殺傷武器證據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被國際社會定義為侵略;他帶領美國背離國際環保協定,讓美國成為環保分子痛心疾首的生態敵人;他任內以反恐之名繼續軍備競賽,推動導彈防禦系統,變相廢除從前和蘇聯簽訂的反導彈條約。雖然這些行為沒有納粹、塔里班那樣激進,但基於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其反和平的影響,可能同樣深遠。因此,奧巴馬以「去布殊化」姿態當選美國總統,作出(不日)從伊拉克撤軍、推動綠色經濟、啟動無核化談判的承諾,雖然成效一律存疑,但已是引領美國人遠離布殊主義的舉措。委員會說他「強化族群間國際外交與合作」、「特別重視其對無核武器世界的願景與工作」,應作如此解讀。究竟這獎項對奧巴馬日後行徑有多少規範作用尚未可知,但對布殊暗中煽了一記耳光、將之「塔里班化」與「納粹化」,已屬既成事實。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0月12日星期一

朝鮮的常規項目﹕什麼才是突破?

【咫尺地球】溫家寶國慶後高調訪問北韓(朝鮮),獲金正日親自在機場熊抱迎接,又得到北韓「有條件重返六方會談」的表面承諾,有媒體稱之為重大突破。然而這其實完全沒有突破北韓的既定外交策略。這策略可概括為兩點﹕「邊緣戰術」(brinksmanship)和「遞歸談判模型」(recursive negotiation model)。

「邊緣戰術」營造戰爭危機

所謂邊緣戰術,指的是北韓刻意製造疑似戰爭危機,來在談判桌上獲得更多籌碼。這策略是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假定北韓這類國家發展核武並非為了稱霸、擴張,而只是為了防禦性的自保,因此無論北韓領導人怎樣製造緊張氣氛,其實都只是為了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

「遞歸談判模型」故弄玄虛

所謂遞歸談判模型,指的則是北韓這類國家會刻意在談判桌上反覆無常、故弄玄虛,讓人以為金正日深不可測,其實只是不斷複製同一邊緣戰術的效益。也就是說,一般國家即使搞起核敲詐,可能只會敲詐一段短時間,就會進化為正常國家,但北韓刻意延長這段模糊過程,用以不斷獲得同一類利益,於是六方會談才可以談了一輪又一輪,沒完沒了。在這勒索過程期間,美、日等國固然對北韓的核能力投鼠忌器,中國也深深憂慮北韓崩潰會造成邊境難民潮,潛意識更擔心北韓會步當年的越南後塵,忽然由親密盟友變成敵人。對北韓而言,沒有核武自然不符合上述策略;但假如它的核武太多,多得沒有了懸念,減低了各國談判的幻想,也同樣不符合上述策略。策略的好處,是北韓可以待價而沽,反覆試探各大國的底牌,其間從各方獲取不同利益。

所以早前北韓聲稱「永遠」不再重返六方會談,從來沒有人當真;現在金正日「願意」有條件重返六方會談,也沒有人感到意外。反正這些都是北韓的常規項目。

中國比美國更需六方會談

那麼在北韓身上怎樣才能出現真正的突破?當北韓不再需要中國當橋樑和美國溝通,那就會出現。事實上,和美國關係正常化是北韓數十年來的夢想,它一直製造各種事端,其實只是為了逼美國直接談判,希望從此成為正常國家。因此在私人場合,北韓官員會向西方放話,說要談就直接跟他們談,不要通過北京,更強調北京不能代表北韓。目前奧巴馬還不敢直接和北韓溝通,因為他的破冰首選是風險相對較低、國內民眾期望更高的古巴;但假如美古關係成功正常化,奧巴馬再挾無厘頭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而與北韓對話,屆時一切,卻不是不可能。

因此,中國其實比美國更需要六方會談,這已成了中國宣示自己是盡責任大國的首要道具。溫家寶訪朝的真正成果,並非把北韓拉回它早晚要返回的六方會談,而是向西方宣示了目前中國的不可取代性依然存在,而且中國還是一個盡國際責任的國家。假如聯合國繼續解決不了北韓核問題,美朝繼續不能直接對話,促成六方會談的胡錦濤假如再有成績,說不定,也可以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假如上述前提不再存在,中國再堅持繞過聯合國搞多邊談判框架討論北韓問題,就不會再得到西方輿論支持。那時候,就是「Change」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09年10月5日星期一

《戀童如子》﹕當戀童遇上相對論

【咫尺地球】挪威電影《戀童如子》曾在香港電影節上映,當時譯作《仔仔一堂》,明顯《戀童如子》這台灣譯名要好得多。這電影雖然拍攝手法傳統,但由於以戀童這敏感素材為劇情內容,還是充滿爭議。爭議原因,正如電影介紹所說,導演並非一面倒妖魔化那位外貌斯文彬彬有禮的戀童中年漢,而是有嘗試通過對白了解戀童漢的自辯思想,雖然最終他既被受害人毒打、再被警察帶走,合乎一切社會的道德規範,但還是帶出了戀童能否容許相對判斷的思考。

北歐國家與性業

挪威影壇容得下這類電影,這多少和北歐性業發達的背景有關。自從瑞典在18世紀開始退出世界爭霸行列,北歐就開始邁向「無霸年代」,一方面逐漸培養出福利社會的傳統,另一方面在道德層面則愈來愈開放,除了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被稱為「性都」,瑞典的色情事業也十分蓬勃。由於北歐各國的人口政策相對寬鬆,不少蛇頭都安排來自各國的性工作者着陸當地,再分銷到其他國家,這更奠定了北歐性業轉口站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北歐不像戀童盛行的美國,存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長期論爭,社會較為接受探討《戀童如子》這類議題。

荷蘭戀童政黨成為眾矢之的

當然,戀童是世界各國都不接受的,因為它侵犯了未成年男女對成年人的信任,這行為甚至被視為有如食人肉一般,違背了人類的普世價值。正如《戀童如子》講述,受害兒童可以留下終身陰影,可以變成性無能、也可以被勒索,所以無論事發時他們是否自願,基於兒童不能判斷是非的假設,戀童者都有罪。近年國際社會針對互聯網傳播的戀童照片,更掀起了跨國打擊戀童獵人和網民的合作,在不少國家,電腦藏有兒童色情照片的刑罰比打劫更嚴重。然而在泰國一類「童妓大國」,當局始終未有全面配合國際社會的反戀童鬥爭,一來這實在難以追查,二來這也影響了當地經營戀童業務者的生計。然而也有人嘗試對上述共識作出挑戰,例如主張把合法性交年齡降至12歲,這正是荷蘭一個新興政黨的主要政綱。可以想像,這政黨立刻成為眾矢之的。

然而無論是12、14還是16歲,這都是一條人為的劃界,難免充滿爭議;是否涉及性交才算是戀童、才算是不道德,這是另一條難以一刀切的線。《戀童如子》的受害男孩一方面知道了為戀童漢口交不符合社會規範,另一方面遇到危難時卻還是會向他求助,因為那時候,他們關係就不是戀人,而變成了父子。那麼這些線可以怎樣去劃﹖已故流行樂壇巨星米高積遜就是好的驗證例子。

米高積遜的戀童辯論

當米高積遜捲入戀童官司時,他自辯是其中一名他接待過的小童,受貪錢的父母指示才進行誣衊,最終雙方庭外和解,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已經無從判斷。但美國人還是認定米高積遜行為可疑,因為他的自白確實超越了一般人對小孩的愛護﹕據他所言,由於他的童年缺乏溫暖,因此在成名後千方百計尋回失去的童年,不但把家居佈置為兒童樂園、自居永遠長不大的小飛俠,還經常招待兒童到家玩樂,有時甚至睡在一起,就像天真無邪的小孩子一樣。問題是,假如米高的行為僅止於此,他確實沒有違背法律,卻已違背了社會規範,而跟他和衣共寢的小孩長大後同樣可以被同輩嘲笑,同樣可以遺下陰影。但在另一角度看,假如那些小孩自身同樣缺乏家庭溫暖,而當米高是家庭成員、有如親生哥哥,則兄弟相擁在一起也還可以交代過去。米高逝世後,美國人又忽然對他的疑似戀童行為按下不表,更令米高粉絲發現戀童道德問題更多是社會定罪,而不是法律定罪。

「戀童犯」波蘭斯基的引渡爭議

另一個涉及世界名人的戀童案例,發生在奧斯卡大導波蘭斯基身上。波蘭斯基和米高積遜不同,不愛男童而愛女童,而且不似米高有完整版本解釋自己的動機,而是在1977年在派對單刀直入的侵犯13歲女童,事後被美國起訴,流亡法國,終於在流亡約30年後被瑞士警方拘捕。但他被捕後,一向對戀童深惡痛絕的國際社會卻沒有多少人支持瑞士政府,除了認為這是瑞士向美國交好、以彌補瑞士銀行協助美國企業洗黑錢的失誤,波蘭斯基案件的本身也充滿爭議性。例如該名受害人多次要求美國警方終結案件,雙方也肯和解,不少人覺得糾纏下去才是對受害人的不公﹔此外,假如波蘭斯基事發時不知女童只有13歲,那樣他就和米高相反,法律上有罪,但在社會規範上卻算不上戀童。

戀童行為是否有廣義性和相對性?

戀童有其法律定義,對此不同國家有不同準則﹔也有其社會定義,這在不同社會也不盡相同﹔更有其心理定義,對此不同學派都可以有不同判斷。《戀童如子》的信息,似乎正是要在否定戀童行為的政治正確大前提下,帶出戀童的廣義性和相對性,有如此勇氣,十分可嘉。這不得不教人想起讀書期間,有傳聞說某校單身男教師曾邀請男同學單獨到他家游泳,雖然什麼也沒有發生,事後戀童傳聞不脛而走。也許,戀童情結和同性戀情結、戀物情結等一樣,在不少人潛意識裏都有若干成分,一般成年人能夠自制,一般社會也提供了足夠道德規範保護兒童,以致明顯偏離規範的人會同時受到法律、社會和心理的懲罰,在一些地方,戀童網站站長、性侵犯兒童的神父等假如入獄,恐怕還會被獄警和囚犯一同虐打。但對諸如米高積遜、波蘭斯基、上述中學老師一類例子,戀童的廣義性和相對性問題就浮現了。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