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30日星期日

2007年 四大國際趨勢

【明報專訊】2008年將至,又是大事回顧的時候。當我們進行這類回顧,每每過分強調個別事情的起承轉合,見樹不見林。但淡化了誰上台下台、哪裏爆炸、舉行什麼會議一類新聞,再予以整全分析,我們可綜合2007年四大國際趨勢如下﹕

一、環境能源外交一體化

戈爾獲諾貝爾和平獎,固然象徵了環保開始超越人權,成為世界各國更認同的普世價值﹔但另一方面,以蘇丹達爾富爾和中亞土庫曼為例子,各國對非洲和中亞新興油田的爭奪更趨白熱化,製造了數個未來火藥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國家由同一政府機關負責環保和能源﹕只要國內環保準則符合普世價值,爭奪國外資源就得到道德高地。因此,環保和能源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議題,開始被學者合二為一,如何相互相成,成了大國外交的挑戰。

二、反恐向華爾茲主義妥協

除了剛發生的貝娜齊爾暗殺外,今年沒有令人「難忘」的大規模恐怖襲擊,美國做足鋪墊撤離伊拉克,反映九一一後針對蓋達一類非國家個體的反恐,已重新回歸傳統反恐,即對「邪惡國家」的鬥爭。在這情况下,北韓卻逐漸步入國際主流,不但和南韓接觸頻繁,也受到美國寬容﹔拒絕放棄和平核發展、卻未能製造核武的伊朗,則面對來自整個西方(包括法德)的壓力。這是國際關係「華爾茲學派」的假定﹕北韓擁有核武,令它急於融入國際、當正常國家,國際社會也對它接受,但未有實力捍衛自身的伊朗,暫時有進一步被邊緣化的危機。

三、「中俄模式」的新全球化

過去數年,學界開始研究抗衡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分析在自由市場、民主法制等因素以外,什麼原因促成中國起飛。2007年,中國強調自己繼續崛起,俄羅斯普京又作出連串動作,確保自己可獨裁掌控未來政局,並多次就導彈部署等事和美國對着幹。自此,以中俄為師,讓政府帶領市場運作、配合威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管治模式重新為第三世界效法,具體例子包括委內瑞拉查維斯的修憲嘗試、阿根廷基什內爾夫妻檔向IMF說不等。馬拉維一類非洲國家亦開始挑戰世界銀行和IMF「霸權」,重行補貼經濟,並令經濟相對起飛,反映全球化初期所向披靡的華盛頓共識已不再是「共識」。

四、霸權暫時真空與民主外交受挫

歷任美國總統多在第二任期大刀闊斧,唯獨布殊虎頭蛇尾,在過去一年幾乎沒有任何正面或負面的遺產留給世界,成效未知的中東和會也不予人樂觀,加上大量閣員離開,令美國出現少有的半跛腳鴨政府。去年上台的英國首相白高敦和澳洲總理陸克文要和布殊劃清界線,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則嘗試和美國(而不是布殊)修好,前年上台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在本年推出「價值觀外交」,都是為了迎接美國新總統,其實未出現長遠外交方略。結果來勢洶洶的布殊主義被按下不表,弘揚各國民主的民主過渡辦公室形同虛設,一度成為西方外交得意傑作的東歐、中亞顏色革命被打回原形,並以格魯吉亞總統下台為象徵。

雖然上述趨勢開始成型,但2007年只是國際關係過渡年,趨勢能否神話還得看2008年美俄大選、台海危機和北京奧運前夕的議題角力,可謂好戲連場。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7年12月16日星期日

審判赤柬與人權主權互動模型

【咫尺地球】上月,赤柬高層在度過了十多年和平日子後紛紛被捕,罪名是「反人類罪」,相信將於明年受審。對大多數人來說,審判這個瘋狂政權餘孽是大快人心,但赤柬前度盟友中國對此反應審慎,而且有內地學者私下對經常來華的赤柬溫和派、有「柬埔寨周恩來」之稱的喬森潘逃不過審判感到惋惜。惋惜之餘,也許這次審判對主權和人權的處理,再次挑起北京敏感的神經,因為一國內政在什麼時候可被國際社會干涉,一直是北京未能圓滿解答的課題。而近年出現的國際審判內政案例,最著名的有下列模型:

●皮諾切特模型: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到英國旅遊時,被當地警方根據西班牙法官的起訴拘捕,理據是他在自己國內犯下的「普世罪行」(謀殺智利的西班牙人),足以被其他國家拘捕。在這案例,「國際社會」毋須被告所在國家同意,也毋須成立國際法庭,依靠的是自己的國內法律、行普世事,最令中國震驚,也鼓勵了法輪功一類組織四出申請「起訴」江澤民。

●南斯拉夫模型:由聯合國安理會直接通過決議,在海牙設立南斯拉夫戰犯特別法庭,審判種族滅絕、反人類罪等罪行。由於法源來自安理會,中國一類大國有了保護罩,但對南斯拉夫等國而言則是主權被侵犯。南國戰犯總統米洛舍維奇就認為安理會無權設立法庭,因為它只被賦予「恢復世界秩序」的權力。

●達爾富爾模型:蘇丹達爾富爾出現人道災難後,聯合國在海牙的常設機構世界法庭(World Court, 又稱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宣布以反人類罪起訴蘇丹民團領袖。

和南斯拉夫模型不同的是,世界法庭的法源不一定來自安理會多邊協調,檢控官有更大彈性決定起訴誰。中國拒絕簽署成為受世界法庭約束的國家。

●尼加拉瓜模型:二十年前,聯合國在海牙的另一常設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判決,美國應停止對尼加拉瓜左翼政府進行非人道攻擊。這法庭主要負責調解國與國之間的爭端,理論上,簽署了國際法庭條約的國家,就要無條件遵從其最終決定,換言之,主權國家有權決定是否接受機制。但美國的回應是輸打贏要:決定撤回簽署,繼續出兵尼加拉瓜。

●盧旺達模型:大屠殺發生後,當地新政府主動邀請聯合國設立特別法庭,審判罪犯。由於罪犯太多,一般犯殺人罪的只交由盧旺達傳統社會的「Gacaca」社區法庭公審,一般在認罪、表白、悔過三部曲後,就以社會服務令獲釋。上月美國領事館邀請了盧旺達獨立導演J.B. Rutagarama 介紹其紀錄片《Back Home》,對Gacaca 就有第一手資料。由於得到所在國家配合,爭議最小。

●赤柬模型:柬埔寨邀請聯合國和本國法院設立「聯合法庭」。這裏的界線最模糊:究竟柬埔寨領袖洪森以往對赤柬高層宣布的特赦是否有效?曾與赤柬同路的柬埔寨前國王西哈努克會否被傳召?假如一切是聯合國說了算,大概同樣出自赤柬的洪森必會敷衍了事;但假如雙方合作良好,這模型也許可作為調解人權與主權的先例。

因此,中國才密切注視, 並保持緘默。

2007年12月9日星期日

金正日很寂寞,但……

【明報專訊】日前美國總統布殊出乎意料地親自致函北韓領袖金正日,再次勾起美國人對這位神秘領袖的興趣。金正日在美國深入民心,全拜大眾媒體所賜,特別是《衰仔樂園》班底創作的動畫《反恐戰隊》(Team America),將金正日化為卡通角色,令不少政治盲首次接觸「Kim Jong-Il」。在網站YouTube,「金正日」在上述動畫唱出的首本名曲《I'm So Ronery》是最受歡迎政治短片之一,值得我們一同點擊分析。

這首《I'm So Ronery》即《I'm So Lonely》(我很寂寞),改動是因為導演諷刺韓國人不能發出L音,才將全曲的L改為R,歌詞相當「感人」﹕「我很努力實踐大計/但無人理會無人明白/彷彿無人當我回事」(I work rearry hard and make up great prans/ But nobody ristens no one understands/ Seems like no one takes me seriousry)﹔「當我改變世界也許他們會注意我/但那刻以前我只有寂寞下去/小可憐/可憐的我」(When I change the world maybe they'll notice me/ But until then I'rr just be ronery/ Rittle ronery/ Poor rittle me)……在整齣電影,所有角色都胡胡鬧鬧,唯有「金正日」有大量內心戲,加上造型cutie,惹人「憐愛」。

值得注意的是這首曲和詞,都和越戰時代Bobby Vinton的名曲《Mr. Lonely》(寂寞先生)相似,內容同樣催人淚下﹕「我很寂寞/我是寂寞先生/希望有人和我通電」(I'm so lonely/ I'm Mr. Lonely/ Wish I had someone to call on the phone)﹔「我是士兵/寂寞的士兵/不由自主地離鄉別井」(I'm a soldier/ A lonely soldier/ Away from home through no wish of my own)……在那年代,白描歌詞比高呼和平的理論歌更打動人心,令它成了反戰經典。兩首歌crossover,也是動畫惡搞的變種,但我們也可從中閱讀美國流行文化眼中的金正日﹕

一、金正日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個人扭轉局勢的能力,而由於現代領袖一般不能在國內乾綱獨運、唯有他可以,所以他的心理值得研究﹔

二、金正日被視為狂人,因為他有心理病,但他的「病」和越戰士兵一樣,只要對症下藥,是可以「痊癒」的,以後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樣﹔

三、金正日沒有完全自絕於國際社會,只是有訊息要向世界傳達。

假如不當這是動畫,上述形象基本上和美國外交界眼中的金正日一致。這符合目前在美國開始佔上風的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理論,它認為與北韓衝突存有大量不可測性,主張和平「engage」北韓,相信北韓和美國終會找到共同語言。相反在伊拉克戰爭前,美國從沒有為薩達姆建構上述公眾形象,因為主導那場戰爭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offensive realists)相信,伊拉克能力有限、衝突風險低,美國應盡快開戰,因此不願為薩達姆和國際溝通,也不承認他的「病」可「痊癒」。向美國國民傳遞接受金正日成為國際社會一員這樣的訊息需時,《反恐戰隊》和布殊致函都是過程,大家知道金正日很「ronery」已很足夠,其他的,在下任美國總統任期內就會明朗化了。

2007年12月3日星期一

中東和會﹕一切都是內政?

新一輪美國主導的中東和會又來了,當中的以巴部分,教人想起2000年克林頓導演的大衛營談判。當時的主角還有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巴勒斯坦的阿拉法,今天卻換成離任在即的布殊,及同時面對內部挑戰的奧爾默特和阿巴斯。他們會如何閱讀7年前的往事?

克林頓﹕阿拉法,你令我不偉大

7年前,巴拉克原則上同意土地換和平,但阿拉法因為耶路撒冷主權、猶太人殖民區等問題否決協議。事後克林頓大為不滿,認為巴人拒絕任何妥協,不但浪費了1993年《奧斯陸協定》的基礎,也燃燒了美國政府對以巴和談的全部熱情。克林頓特別強調時機問題,因為他預見即將上台的以色列總理沙龍必會更強硬,自己的接班人無論是布殊還是戈爾,也不會像他那樣專注中東,哈馬斯在巴勒斯坦的影響力又愈來愈大,認為2000年是巴勒斯坦和平建國的最後機會。

克林頓離任前,阿拉法以「老朋友」身分致電道別,客套地恭維克林頓「偉大」,克林頓依然憤憤不平,說自己一點也不偉大,而且十分失敗,「令我失敗的人就是你」。此後美國視阿拉法為不懂妥協的和平障礙,默許以色列將他邊緣化,阿拉法死時,以以巴和平旗手自居的克林頓拒絕出席葬禮,似乎那道令他偉大不了的怨氣,並非一時衝動。

阿拉法自然有苦衷,主要就是哈馬斯創辦人「輪椅先知」亞辛不斷施壓,以猶太人完全撤出耶路撒冷、西岸、加沙和所有殖民區為談判底線,要脅重新發動襲擊。結果阿拉法順從,哈馬斯的新一輪襲擊還是出現,雖然導致亞辛本人被暗殺,但也間接促使哈馬斯奪得巴勒斯坦政權。

三方風險管理﹕向內部交代,還是向歷史交代?

2000年的三方領袖都沒有好下場,自然令他們的繼任人視和會的最大挑戰為向內部交代,而不是向歷史交代。

今天布殊、奧爾默特和阿巴斯都比前任弱勢,妥協的空間更少。因此三方領袖都重視風險管理,作出大量鋪墊,以便在談判失敗時保存自己元氣。他們的會前姿態,充分反映了這樣的「遠見」﹕

例如布殊強調自己只是召集人,談判不會加入任何美國主觀願望,也就是說會議成功召開,他已完成任務,算在任內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他拉攏14個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見面,已足以向國內猶太人交代。奧爾默特說準備作出「痛苦的妥協」,但他的妥協法源來自中風昏迷的前總理沙龍,相信不會作出超越法源的讓步,這才能減輕自己被視為賣國的責任。

阿巴斯更滑頭,聲稱和談將帶來「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但目前巴勒斯坦正鬧分裂,哈馬斯在加沙召開「反和談大會」,阿巴斯就是要以巴和談和兩巴回歸二合為一,不但準備將失敗責任推給哈馬斯,也打算推給「坐視巴勒斯坦分裂」的美國。結果和會的重點,變成各方如何利用對方處理內政問題。

當場內領袖弱勢,場外領袖反而成了靈魂,這就是內政外交一體化(intermestic)的國際治理理論。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