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1日星期四

2015年十大影響個人的國際瞬間

日前談過2015年全球十四大趨勢和前瞻,那是從最宏觀的層面出發。但國際關係同時也是由下而上的,個人層面關注的大事,往往不是政客在意的條約、互訪、基建、恐襲,而是能對「在地」衣食住行有所啓發的事。在個人角度,過去一年,最令我有感覺的國際瞬間,其實是以下十大:

1. 傳奇足球領隊摩連奴被車路士解僱,對這位心高氣傲的領袖而言,這支上屆英超冠軍今季的表現,實在是連場噩夢。為甚麼從前一團和氣的更衣室,忽然變成策動「政變」的場所,為甚麼摩連奴從前一直奏效的管理術忽然失靈,這是視他為偶像的人很希望研究的,包括在下。

2.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病逝,對我而言,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代現實主義宗師,對任何意識形態都能挪來使用,而沒有任何教條包袱,最終以小國寡民創造連串奇蹟,即使是不喜歡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我特地請假到新加坡參加悼念活動,排隊過程,就是最好的人生思考。

3. 日本動畫《叮噹》的香港配音員林保全年頭病逝,年底日本的《叮噹》聲優大山羨代也患上腦退化症,連叮噹也忘掉。這動畫除了是一代人的童年回憶,也是我們和日本朋友的共同情感投放所在,自然共同痛心,這是內地上綱上線批判日本動漫時,永遠難理解的。

4. 「伊斯蘭國」破壞大量古蹟,都是人類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少更是有數千年歷史的巴比倫文明、亞述文明建築,令人極其痛心。這些地方有些我去過、有些沒有,從前以為來日方長,沒有想過在現代社會,文革之後,又出現刻意破壞古蹟的集團式野蠻行為,暗示人類文明持續進步,亦非必然。

5.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誕下女兒,宣布捐出99%Facebook股份成立慈善基金,現值450億美元。天文數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種人生態度。不少新一代富豪都在衣食無休後,真的思考如何以財富促進人類進步,而不再持有上一代惠澤子孫的舊思維,更比以財富干政的陋習進步得多。

6. 中國醫學研究員屠呦呦獲諾貝爾醫學獎,此前卻不獲中國主流學界認同,既無博士學位,申請當院士也接連失敗。這固然反映了東西方學界的不同風氣,如她本人所言,也顯示了東西方社會「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差別。這些差異,足以令研究者充份反思。

7. 由個人Youtuber開始的免費網上學習平台「可汗學院」(Khan Academy),今年得到越來越多認受,獲AT&T捐款研發延伸至全球的新平台。這趨勢發展下去,足以取代80%的傳統大學功能,而我們的大學框架卻反而越來越僵化,更令人反思大學的存在價值,以及「甚麼才是學習」等問題。

8. 19世紀的福爾摩斯探案被活化,在英國掀起熱潮,電視劇廣受歡迎,電視電影也成風尚,全球紛紛進行在地化改造。我從小就是福爾摩斯的忠實讀者,最愛看的並非情節(福爾摩斯也不以奇情著稱),而是迷上那時代的社會背景,如何在新舊矛盾中保存優雅,深盼我們的時代也能存續同一情懷。

9. 英國女歌手Adele推出最新專輯《25》,打破美國歷史上的首週最高銷量紀錄,在全球叫好叫座,證明了傳統大碟在互聯網時代也能生存。Adele自學成才,也不是唱片公司複製出來的產品,個人風格和聲線獨一無異,令人樂見世界還是尊重個人特色的。

10. Facebook進入中國傳聞不絕,內地用戶一度能自由登入,卻集中到台灣蔡英文網頁發動「網戰」。小規模接觸無傷大雅,卻反映了中國崛起面向世界、民族主義大盛、互聯網也大盛之間的互動,可能產生和互聯網原意截然不同的結果。北京如何成功以網絡釋放民粹維穩、而不是被其衝擊政權,值得細讀。

小詞典:盲婦2016大預言

保加利亞女語言師Baba Vanga生前曾預測美國出現黑人總統、9/11事件、南亞海嘯等,她預測歐洲將於2016年被ISIS入侵,穆斯林以化學武器發動進攻,歐洲在年底將「不復存在」,穆斯林最終在2043年於羅馬建立哈里發國。這類預言自然穿鑿附會甚多,但此刻被重提,反映世界普遍對ISIS崛起的憂慮,而其背後顯示的社會現象,觸及人性深層,絕非軍事行動能解決。

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

從人類「抽乾地中海」的狂想談起

本欄上週介紹了美國作家狄克(Philip K. Dick)的「架空歷史」小說《高堡奇人》,不少讀者感到相當有趣,希望多談一些和現實政治的關係。這小說還有一個「趣點」,就是構想納粹德國勝出二戰後,為繼續擴展日耳曼民族「生存空間」,下令把整個地中海全部抽乾,將之變成萬里農地,作為歐洲糧倉。所以在狄克的世界地圖,歐洲和非洲是接壤的。香港網絡世界常說的「抽乾維港」,相差不只道里計。

狄克的不少構想都有所本,正如陳冠中的《建豐二年》也做了不少資料搜集。在現實世界,一位德國工程師索格爾(Herman Soergel)曾在一戰後認真提出類似方案「Atlantropa」,終其一生,無論對帝國、納粹還是西德政府,他都在積極宣傳這狂想。具體方案是以中立國瑞士日內瓦為工程總部,法國南部馬賽為執行總部,總部設「政治聯合之塔」、「經濟聯合之塔」和「技術聯合之塔」,然後興建數個超級大壩,一個在地中海西段的直布羅陀海峽,一個在東段的土耳其達達尼爾海峽,還有數個在西西里島、利比亞等地,然後慢慢讓地中海蒸發,估計過程需要150年。

索格爾認為,抽乾地中海,對全人類都有極大好處。能源上,水壩可用作水力發電,解決歐洲能源不足的危機,例如放在今天,西歐不用依賴俄羅斯天然氣,就不用對普京投鼠忌器。農業上,地中海土地變成農田,可讓歐洲和非洲有龐大的穩定糧倉,昔日的「歐洲糧倉」烏克蘭就是小巫。環境上,地中海水可引向乾旱的非洲,在北非製造一系列人工湖,綠化撒哈拉沙漠,改變非洲氣候,根本解決非洲的貧窮問題。政治上,讓南歐、中東和北非接壤,可讓三地人民建立共同身份認同,有點像古羅馬帝國時代,也有點像今天ISIS國號的「黎凡特」概念擴大版,進而解決歐盟始終不敢吸納地中海對岸的問題,落實人類大同。

在歐洲的科技狂熱期,曾有不少人對計劃表示興趣,但狂想自然是極難實現的,而且要認真探討可操作性,已殊不容易。即使不談成本問題,究竟「消滅」了地中海,會否反而令氣候問題惡化,例如改變大西洋暖流,就沒有被科學論證過;一旦中東、北非和南歐接壤,會否反而令中東的教派衝突蔓延西方,「一體化」的是矛盾而不是和平,更是誰也說不準。歐洲使用核能後,以非常手段解決能源危機的誘因已不存在,相關討論也逐漸終結。索格爾最終也明白:「也許,我們有生之年不能看到它的實現了。但在我們的腦海中,它早已矗立其間。」

今年2月,中國《科技日報》文章介紹「有可能改變世界的六個特大工程」時,仍有介紹索格爾的狂想,不過認為全球暖化令計劃變得更不可行。然而隨著科技發達,這類特大工程的討論會否死灰復燃,卻難說。中國的三峽工程也曾被認為是狂想,和抽乾地中海相比,不過規模不同罷了;《超限戰》也提及不少改變地形、改變氣候的非常作戰手段,作為未來戰爭模式的一部份。要今日安逸發達的歐洲再有如此魄力,未免強人所難;但在中國領導人心目中,這類國際特大工程,已陸續被放上檯面,似乎正是中國改變世界的遠景所在。

小詞典:黎凡特(Levant)

字面意思是「太陽升起的土地」,原來指歐洲文明搖籃羅馬、希臘等以東的文明地區,近世泛指東地中海,包括今日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塞浦路斯等國,有時也包含土耳其、埃及、利比亞、希臘等地,「伊斯蘭國」(ISIS)原來全名就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由於黎凡特地區橫跨歐、亞、非三大陸,歷史淵源相近,假如能衍生共同身份認同,可根本改變「洲際認同」。

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三國與美破冰 有望晉身「金磚」

本欄昨日談及2015年十四大國際趨勢,今續如下:

8. 三大「新金磚」和西方破冰:奧巴馬今年和古巴關係正常化、重設大使館,並與伊朗達成核問題協議,無疑是美國外交近年兩大重要成就。美國資本極可能源源不絕流入古巴;伊朗能源豐富,與西方和解後經濟前景看好,也可能成為中東的穩定力量,不再是西方圍堵對象;加上緬甸選舉圓滿結束,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大勝,令改革可能更急速發展,外資加快進駐。在全球化時代,這三國是極少有尚待開發而潛力極高的「新金磚」,深為投資者重視。

沙地或成反恐對象

9. 中東醞釀新冷戰、大洗牌:沙地阿拉伯今年外交動作頻頻,率領海灣聯軍干涉也門內戰,打擊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武裝;年底又牽頭組成34國伊斯蘭反恐聯盟,卻不包含最具影響力的伊朗及伊拉克。沙地是美國盟友,本身卻是激進遜尼派的思想泉源,在伊朗與西方和好後,憂慮自己會成為未來的反恐對象,因此積極建立反什葉派統一戰線,希望延緩美國的政策逆轉。不過,美國逐漸離棄沙地似無可避免,沙地這些行為只會提供更多空間讓「伊斯蘭國」(IS)左右鑽營,而且自身安全同樣難以保證。

道德議題撕裂社會

10. 非洲博科聖地加盟IS:今年3月,非洲最血腥的恐怖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宣布効忠IS,成為「伊斯蘭國西非省」。博科聖地1月屠殺尼日利亞一整鎮居民,並多次突襲西非各國,尼日利亞雖單方面表示「技術上擊敗」博科聖地,但激進伊斯蘭勢力在非洲的空間只會愈來愈大。博科聖地効忠IS,令IS全球版圖「完整化」,也令非洲其他恐怖組織刻意競爭,例如阿爾基達馬格里布支部就策劃馬里酒店恐襲,宣示影響力和不殺穆斯林的「道德高地」。假如IS在中東的根據地被打壓,很可能在非洲東山再起。

11. 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保守派反撲:裁決充滿爭議,且只是美國內政,但已引起全球左翼歡呼,認為是全球同志平權運動轉捩點。然而在目前世界局勢,價值觀衝突已呈兩極方向發展,保守主義同樣能借助新媒體變得強大,令同性婚姻一類道德倫理議題撕裂不少社會,也令各種基本教義派更易興起。

12. 互聯網3.0革命陸續出現:除蘋果iPhone 6,今年還有大量科技新產品面世,基本原理都是繞過傳統中介,釋放一般人的剩餘產能,讓個體戶成為由下而上的經濟體。最成功的模式以阿里巴巴的電子商貿為代表,各國類似發明也逐漸普及,例如提供網上自學課程的可汗學院(Khan Academy)、新加坡研發在家覆診的Home-rehab、非洲國家的手機銀行乃至引起全球爭議的Uber等,都已根本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模式,也將永久改變未來經濟方向。

13. 石油價格新低,能源革命深化:原油價格持續下跌,2015年更跌破35美元一桶,可能未來進一步跌破30元,而其他能源價格也同步表現不濟。這除了影響能源出口國的經濟和國際影響力,也反映國際能源革命的影響,例如美國成為能源出口國、以高科技大舉開採頁岩氣後,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已大幅降低。這令中國一類新興經濟體和能源大國的合作更逼切,也激發了能源革命繼續下去,相信未來新興能源的研發會推陳出新,成為高科技競賽的另一場所,有可能達致類似冷戰末年「星球大戰」計劃的影響。

14.「火星夢」:美國太空總署(NASA)宣佈火星存在流動液體,被視為肯定存在外太空生命的里程碑,並宣佈計劃在2030年派人類上火星,開啓了新一輪人類探索太空的熱潮。「比較星體學」也得到更普及注視,可能在百年後取代「比較政治學」。由於地球資源問題越來越嚴重,巴黎氣候峰會的協議可能口惠實不至,新一代已開始追逐「太空夢」,既是對現實世界的逃避,也是對人類未來的希冀。各種科技的未來發展速度,可能遠超今天想像,若再以數十年前的社會框架調教新一代,已是無能為力了。

小詞典:未來學 (Futurology)

跨傳統學科整合的新學科,雖然未受主流學術界重視,但近年參加進其中的學者越來越多。一般方法論是結合社會科學的「大數據」(big data),配合最新科技發展的知識,推測未來各種趨勢,包括預示未來的各種社會結構、現象和經濟模式等。隨著資訊科技發展,近年學術界極重視「大數據」,也間接推廣了未來學。

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

2015年十四大國際趨勢(上)

2015年快將告終,世界各地傳媒都各自評出「全年國際大事回顧」清單,我們自也未能免俗。然而在選出重要新聞的同時,應注意新聞背後反映的趨勢,而不單是新聞本身,因此在宏觀角度,不少重要的單一事件例如尼泊爾大地震、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逝世、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俗稱新沙士)等,都不會列入「全年大趨勢」名單。

基於以上準則,筆者認為我們必須留意的2015年十四大國際趨勢,順序如下:

1.「伊斯蘭國」(IS)坐大,成功研發「P2P恐襲模式」:IS「立國」後,擁有國家基本規模,相對穩定的財政預算,吸納各地恐怖組織當「行省」,今年還改變全球策略,積極號召各地支持者策動「在地化」襲擊。其中最為人注視的自然是巴黎連環恐襲,此外在黎巴嫩、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等地,IS支部或支持者都曾發動大型襲擊。這說明IS既有傳統國家的機器,又有非國家個體的流動性,通過網絡時代的特徵,更繞過中介,直接鼓動各地同路人由下而上活動,令國家層面的全球反恐,已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2. 難民、債務危機打破歐盟缺口:IS引發敍利亞逃亡潮,數百萬人成為難民,不少逃亡海外、特別是歐盟國家,已超越歐洲各國能接納的上限,也造成潛在的國家安全和社會融合問題。歐盟龍頭德國早期對難民大表歡迎,但在盟國和國內反彈後,已開始變得審慎,歐洲各國也紛紛重建邊界作回應,歐洲一體化面臨前所未有衝擊。與此同時,希臘債務危機雖未導致脫離歐盟或歐羅區,公投結果也顯示民眾擔心脫歐風險,卻鋪墊其他「歐豬國家」面臨類似危機時,集體和歐盟討價還價、乃至建立內部不同機制的可能,結果和難民危機一樣,都打破歐洲整合缺口。

恐襲助右翼崛起

3.「特朗普旋風」與全球右翼興起:美國馬拉松式總統大選展開,富豪特朗普(Donald Trump)一直在共和黨初選領先,政綱和言論處處挑戰美國政壇數十年來的「政治正確」潛規則,卻意外成為風潮,國內外精英既反感、又意外。全球籠罩恐襲氣氛,同一現象在其他地方也開始出現,例如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黨魁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已成為國家主流領袖,在地方選舉表現較預期好,無論能否當選總統,都已重劃國內政治光譜;英國極右政黨的選舉表現也大躍進,首相卡梅倫承諾啟動脫歐公投;在過去十年全盤左傾的拉丁美洲,紛紛由右翼贏回大選;加上中日等國也是右翼興起,未來十年的全球主流鐘擺到哪裏,已大抵可定。

4. 亞投行(AIIB)、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與全球秩序重組:中國推動的亞投行意外得到眾多發達國家參與,歐盟各國、南韓等無視美國不滿而加入,令亞投行具備和亞洲開發銀行(ADB)打對台的實力。加上金磚國家銀行等的深化,人民幣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都令美日主導的戰後全球經濟秩序,首次面對真正的結構性挑戰。美國則加速和亞太夥伴的TPP、和歐盟夥伴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等多邊自由貿易談判進程,TPP初步協定終於在10月達成,包括最難處理的日本農業問題也局部解決。未來亞太各國在中美兩大陣營之間博弈、對沖,將比從前更為複雜。

5. 中國「一帶一路」全方位外交:在過去一年,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極積極進取,除了亞投行一類國際機制建構,也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外交,希望輸出國內剩餘產能的同時,把中國影響力覆蓋亞太各國,成為21世紀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習近平本年八次出訪國外,幾乎和所有大國領袖都舉行了峰會,而英國高規格接待,更有相當指標意義,反映歐洲各國視中國經濟崛起為重大機遇,乃至打算調整自身機制來配合,一如數十年前調整來配合美國崛起。

6. 南海危機,與日本自衛隊解禁:中國的全方位外交包含先發制人元素,希望在東海、南海等主權爭議地區製造既定事實,反客為主,爭取主動權。這年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特別令鄰國擔心,美國鷹派尤為反感,但除了作出個別動作宣示美軍有力駕馭,例如進入南海人工島的12海里範圍內,始終未能改變中國政策。這時候,日本安倍政府成功通過新安保法案,解禁自衛隊對外執行任務,雖然引來國內學運反對,但整體而言,乃明顯配合了美國樂見的大形勢,有望在未來亞洲逐漸承擔更多戰略角色。但這也反過來提供了「日本右翼復興」的證據,讓中國民族主義者進一步支持擴軍。

7. 俄羅斯「重返中東」:俄羅斯自去年烏克蘭危機被西方制裁,今年則積極通過反恐戰線,和西方重新交往,並宣佈出兵敘利亞打擊ISIS和「其他恐怖份子」,既是作為俄羅斯客機被擊落的報復,也是捍衛俄國在中東勢力的直接體現。這可視作蘇聯出兵阿富汗後,俄方在中東、中亞一帶最冒險的軍事行動,也令區域形勢更複雜,例如發生土耳其擊落俄戰機一類事件。這反映普京不接受在「後茉莉花革命」時代的中東沒有角色,反而有意爭奪權力真空,將控制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一套移植過來,令中東亂局演變成複雜的代理人戰爭。

2015年12月25日星期五

《慈祥鵬過聖誕》/黃霑

又到聖誕,香港樂壇的聖誕音樂自然成行成市,但最有國際視野的,恐怕還是六四事件後推出的一張「神碟」,內裏充滿傳統聖誕歌改編的政治歌詞。不知道這大碟今天是否已成「禁碟」,但在全城不分左中右集體譴責六四的潮流下,當年可毫不另類,當中教人印象最深的,必推黃霑主唱、林振強填詞的《慈祥鵬過聖誕》,原曲是《Twelve Days of Christmas》。這首歌的政治訊息十分直白,毋需任何導讀,值得談論的,反而是25年後重溫舊作,能看出甚麼變遷。

「慈祥鵬」自然是六四時擔任中國總理的李鵬,六四後,他一度成了外媒眼中的中國頭號代言人,對六四不滿的人,當時都集中火力攻擊李鵬,而有意無意間減低鄧小平的角色。多年後,據稱是李鵬回憶錄的《六四日記》在海外出版,披露一錘定音的確是鄧小平,暗示自己被推上前線。無論這是否真為李鵬所作,都反映了六四一代港人對李鵬的厭惡,似乎也是一種集體默契:畢竟,鄧小平一力促成中國改革開放,無論是否喜歡他,都不能否認他政績紮實,能力和權力都無可置疑,港人自然不願與其正面衝突,情願集體以李鵬為宣洩對象,以保留「日後好相見」的退路。黃霑多年後加入了親北京政黨,自然沒有再唱《慈祥鵬》;但假如當年唱的是「慈祥平」,後果就可能不一樣。

這首詞講述無論飾演聖誕老人的「慈祥鵬」問要甚麼,港人的答案都是「但我說畀個 Passport我」,似是諷刺當時香港的移民潮。但「passport」和「移民」,絕對是兩個概念來的:在過去25年,無論要親政府、還是反政府的人,有外國護照傍身,確是「底氣」足很多。這是很多高官富豪城中名人的根本策略,即使是表面上放棄那些,實際上也大多安排了舉家外移。然而,擁有外國護照卻不等同移民,只是一種身處亂世的自保哲學,充滿無奈和欷歔。今天新一代不少一邊希望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一邊想盡辦法確保一條後路,也是同樣思維。

25年前,歌詞提及的港人娛樂「walkman還是網球」、「disco還是桌球」,今天幾乎都已式微:walkman早已被淘汰了十多代,disco變成老人懷舊場所,網球在張德培退役後走回非大眾格局,桌球也失去昔日潮流青年的身份象徵。然而,假如聖誕老人真的存在,「畀個 Passport我」恐怕也是此刻港人的主流願望,只是比起25年前,對象不再是歌曲提及的「加拿大買牛」,而是變成鄰近的台灣、新加坡而已。25年,甚麼變、甚麼不變,甚麼是香港核心價值,就一目瞭然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25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2774

2015年12月24日星期四

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亞裔人們......

美國富豪特朗普異軍突起,發表的言論越是爭議、支持度卻越是堅挺,影響力已超越了本土,甚至帶動了一場影響全球的「政治不正確運動」。雖然傳統精英對他極其鄙視,這卻反而成了特朗普的政治籌碼;而且不少可能被他「歧視」的人,包括無數亞裔人,居然都在默默挺他。上週筆者遇見一位美國亞裔NGO負責人,其組織理念就是鼓勵亞裔投票,她本人很擔心特朗普成了氣候,卻意外發現不少組織鼓勵出來的基層亞裔美國人,都說支持特朗普。究竟他們在想甚麼?

首先,他們在崇拜英雄。很多亞裔人到了美國,就是為了追尋「美國夢」,也認同適者生存的資本主義法則。特朗普雖然不算白手興家,但確是商界成功人士,而且「有了錢就有態度」,這對不少基層特別鼓舞,彷彿看到了自己脫貧之路。我們容易以為基層一定支持左翼福利主義,那不假;但假如通過保護主義、民粹主義一類口號,能提供基層對未來的信念,卻可以成為更「宏觀」的福利。

其次,他們在尋求價值觀。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少第一代亞裔移民到美國,都是為了逃離本國不如意的政治社會制度。雖然到了第二、三代,關心的政治議題會變得更在地,但始終對母體有特殊情懷。對那些來自中國、敘利亞等國的人而言,美國外交政策越是強硬,越能夠改變母體;對菲律賓、越南等國的移民而言,美國總統對中國、俄羅斯越有「鬥心」,越符合家鄉親朋戚友的利益。至於他們本人在美國會否因而淪為二等公民,卻不是目前的憂慮,因為特朗普也十分聰明,邏輯是「抵壘政策」,不會輕易影響已成功入籍的那一群。

諷刺的是,美國亞裔人以為特朗普「強硬」,會有利全球民主化,事實卻可能相反。在國際層面,「特朗普現象」已出現連鎖效應,雖然各國精英階層和美國精英一樣,極討厭特朗普,但各國社交媒體的特朗普粉絲卻越來越多。假如特朗普真的成為美國總統,就代表了全球左翼運動的最大挫折,而世界各地興起的右翼運動、本土運動、民族主義運動,都會得到鼓舞。一來這是精神勝利法,美國人可以打破壟斷意識形態數十年的自由主義思想,受同一西方思潮影響的地方,自然更振振有詞。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只要把政綱坐言起行,例如大打貿易保護戰,其他國家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假如像過去二十年那樣配合全球一體化,肯定備受壓力。這不止會影響民主國家,也會影響非民主國家,例如中國。近年中國民族主義持續升溫,政府對鼓動民粹、確立管治合法性得心應手,「特朗普現象」既會啓發國人同樣需要「特朗普式強人」,也會成為中國需要更強大以抵禦「美帝」的理據。特朗普不用當選,全球效果已浮現,未來再以過去的理想主義「關心政治」,不啻癡人說夢。

小詞典:美國亞太投票行動(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Vote)

美國NGO,以推動亞太裔美國人投票和公民參與為宗旨,希望協助亞太新移民儘快融入美國,直接參與建設社區。成立背景是美國選舉制度十分複雜,不少新移民因為教育程度或缺乏資訊而選擇不投票,變相未能發聲。但「沉默大多數」被喚醒後,會否按成立組織的傳統精英所希望的價值觀參與社會,卻是疑問。

2015年12月23日星期三

E-WTO ── 主權國家年代終結?

世界互聯網大會在中國舉行,不少網民對中國提出的「網絡主權論」難以認同,這自然可以理解。但假如把一切和中國有關的互聯網發展,也看作國家主導、政治主導的手段,卻未免見樹不見林。在國際關係界,對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倡議的「E-WTO」就頗為重視,即使不論操作層面,也起碼認同這類新思維,才是走在時代尖端。

據馬雲自己解釋,他在營商過程中,發現傳統國際社會的自由貿易概念,已走進死胡同,例如WTO 作為全球多邊貿易機制,在國家層面,已難凝聚共識,原計劃於2005年結束的多哈回合談判被無限期推遲,至今仍無重啟跡象。然而,在國家層面以外,在互聯網時代,企業發展卻推陳出新。特別是在他改變的中國,「網購」和「電子商務平台」等營銷模式大行其道,生產者與消費者通過網絡直接聯繫,無需經過傳統商貿中介,政府要管理倍加困難。既然國家層面的自由貿易談判沒有進展,而掌控企業發展的能力又持續下降,那結論就很清楚:國家說了算的時代,已差不多告終。

當然,以上結論是筆者根據「馬雲精神」的個人理解,要他直接說出「國家時代告終」這種話,自然是不可能的。但這綱領,卻正正貫串他倡議的「E-WTO」、又稱「WTO2.0」之中,例如:

-既然WTO 是由國家進行談判,E-WTO則應由企業直接談判,得出協議後才讓國家政府跟進,以避免政府浪費時間在國際角力,蹉跎歲月;

-在企業領域,WTO代表的往往是大型企業和財團, E-WTO 針對的則是全球中小企業。馬雲援引非洲手工藝者的案例,指傳統貿易機制無法惠及這些「中小企」,但在電商平台,他們的手工藝品則發揚光大,這就是 E-WTO 能為「小人物」提供的機遇;

-馬雲視貿易為一種自由、乃至「人權」,認為 E-WTO 應致力於憑藉互聯網技術打破地域隔閡,推動以中小企為主體的全球自由貿易。因此他不忘向各國政府作相關倡議,例如對年銷售額低於100萬美元的跨國中小企實施關稅減免。

這樣的內容,假如真能實踐,肯定具相當顛覆性。這意味著傳統國家貿易談判會變得不再重要,主權國家作為談判代理人和最終決策者的地位會被弱化,企業乃至個人在國際經貿中的作用會大大加強;而且企業得出協議後,國家還能怎樣「跟進」,其實大是疑問。正如多位互聯網業巨頭在今年「世界經濟論壇」強調,互聯網本身即意味著「跨國」、而非「國際」,不同身份、行業的個人和組織,可以在虛擬空間發揮巨大能量;相反,傳統主權國家僵化的行政體制,早已不適應瞬息萬變的互聯網世界。

從這一角度看,阿里巴巴集團一直倡導的「生態系統」概念,先將生產者和消費者通過互聯網聯繫,然後廣泛投資物流、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再以E-WTO作為一種價值觀和組織統籌全局,不啻是一種「虛擬國家」、乃至「虛擬聯合國」的雛形。無論E-WTO能否成事,以互聯網為依託的「虛擬國家」肯定推陳出新,滲透至我們生活的不同範疇。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概念將受到挑戰,乃無可避免;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也將與從前大不一樣。

各國政府對阿里巴巴態度矛盾,正因如此:一方面,馬雲代表了最新式組織的龐大資金,任何國家都不願放棄;另一方面,這種企業卻可能對「國家」進行根本挑戰。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和馬雲關係密切的中國政府、還是阿里巴巴上市所在的美國,都對馬雲存在相當警惕;反而是中東杜拜一類地方,對阿里巴巴更為開放。正如本欄早前講述,杜拜這類存在,卻也算是顛覆傳統「國家」定義的案例,和阿里巴巴這類「虛擬國家」的合作,才是相得益彰。

小詞典:阿里巴巴生態系統

按照馬雲構想,阿里巴巴是以全球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交互為特色的平台,打破傳統地域和行業限制。在這系統,憑藉信息技術融合營銷、支付、物流等環節,會形成虛擬服務和實體基礎設施結合的「電子商務鏈」,讓鏈條內部的信息流、商品流和資金流交叉流動,共同演進。這系統的內部生態,已足以部份取代傳統國家的功能。

2015年12月22日星期二

黑山由北約敵人變盟友

近來國際熱點極多,故不少人都忽略了巴爾幹半島這個永恒火藥庫也有微妙發展。不久前,北約邀請黑山共和國(下稱黑山)成為正式成員,這亦是北約自二〇〇九年以來的首次東擴。黑山二〇〇六年獨立以來,一直在國際社會保持低調,卻從未隱瞞離開俄羅斯勢力範圍的意欲。歷史上,塞爾維亞與黑山跟俄國淵源極深,既是泛斯拉夫民族一員,也是東正教國家,兩國在南斯拉夫分裂後組成迷你版「南聯盟」對抗西方,被視為俄國在東歐的最後夥伴。但黑山最終還是完全獨立,當時俄國與西方曾有默契,承認黑山獨立,換取塞爾維亞不再分裂。後來科索沃亦要獨立,普京便不再就範。

黑山獨立後,立刻尋求加入歐盟及北約,不願繼續擔任俄國代言人的姿態甚為明顯。經濟固然是主因,須知黑山是少數非歐盟成員,卻以歐羅為法定貨幣的國家,相信小國只能與歐洲大陸連成一體,才能減低自身行政開支。但這也有地緣政治考慮,當普京的外交政策愈來愈進取,希望弱化東歐各國以穩固俄方後院,並積極拉攏各國俄裔移民或親俄斯拉夫人,目前除了烏克蘭,還有多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被普京這樣遙控着,黑山防微杜漸也合情合理。對俄方而言,黑山的戰略價值是不能低估。該小國面對亞得里亞海並連接中歐及地中海,深水港口是海軍理想據點,普京一貫重視控制港口,無論是克里米亞還是敍利亞,都以當地港口基地為最重要利益所在,並以此為外交政策支點。早在前年,俄國便向黑山提出「尋求俄方軍艦在人道主義援助行動中使用黑山海港」,其後不時有傳聞稱俄國希望在黑山建立海軍基地。一旦成事,俄國或能突破北約封鎖,拓展在南歐及地中海的影響力,這自然並非北約所樂見。

當俄國因烏克蘭問題跟西方鬧僵,北約卻邀請黑山加盟,就是看準時機,判斷俄方不能再分散戰線。北約上次東擴時,同樣在亞得里亞海的克羅地亞、阿爾巴尼亞都已加入,再加入黑山,本欄早前提及的俄羅斯「三海戰略」(見本報十一月二十六日A 22頁)便大受打擊。據最近一期《黑山軍隊年報》,目前黑山軍力不過兩千,裝備大都繼承南斯拉夫遺產,單看數字自然難以對北約有太多貢獻,但計入地緣戰略價值自當別論。

值得注意的是,北約邀請黑山的同時,卻沒邀請那些希望加入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似乎是默許俄國以前蘇聯地區為勢力範圍,作為雙方緩衝地帶。例如曾跟俄國開戰的格魯吉亞,早於一九九四年便積極推動加入北約,今年九月更在境內開設北約軍事訓練中心,但始終未能成為成員,也許不少北約國家都不願因這樣的小國,冒上跟普京衝突的風險。克里米亞危機期間,美國著名學者「進攻性現實主義」奠基人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撰文,稱吸納烏克蘭入北約無益,倒不如把其視作北約與俄國的「戰略緩衝區」,這觀點似逐漸獲美國外交界認同。因此俄方雖不樂見黑山加入北約,卻也可能得到其他訊息,畢竟外交不能單從表面理解。北約接納黑山,跟「伊斯蘭國」(IS)關係也千絲萬縷。本欄曾談及IS或於巴爾幹半島吸納新血(見本報二月十八日A 14頁),黑山約五分一人口為穆斯林,據黑山情報部門的訊息,也有黑山激進分子到敍國及伊拉克打聖戰,且黑山亦被指監控武器走私不力。

當黑山成為北約一員,情報合作自然水到渠成,至於IS還是俄國才是北約主要目標,便見仁見智。

小詞典:北約東擴

北約擴張政策又稱「Open Door Policy」,主要面對「任何致力於維護北大西洋區域安全的歐洲國家」。自1949年北約成立以來,已經過六輪擴張,成員由最初的12國,增加至2009年的28國,方向主要朝向東歐。學界對北約持續東擴的戰略得失多有爭議,俄羅斯則指責是冷戰思維的延續。

2015年12月21日星期一

國際關係平行時空理論奇書 ─《高堡奇人》

不久前,一位香港文青變賣舊書,筆者意外找到《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中譯本,十分欣喜。適逢這「架空小說」剛被改編成電視劇,陳冠中的最新小說《建豐二年》也以國民黨戰勝中國內戰的平行時空為題材,都值得大家對「平行時空」的學術概念認真研讀。《高堡奇人》作者迪克(Philip K. Dick)思想浩瀚,天馬行空卻自成體系,此書正是其代表作,構建了一場結果與現實迥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軸心國戰勝同盟國為結局。據他的平行世界,隆美爾率領的德軍在北非戰場擊敗英軍,太平洋戰場上的日本帝國,在珍珠港一役殲滅美國海軍;羅斯福總統則被暗殺,美國始終未能走出大蕭條;蘇聯戰敗後,德日兩軍在印度會師,成為新世界二強;戰後美國被一分為二,西岸被日本控制,建立傀儡政權「太平洋合眾國」,落基山脈以東的區域,則淪為納粹德國殖民地。

迪克的定位畢竟是「科幻小說」作家,部分情節頗誇張,例如說戰後納粹德國壟斷現代科技,就像現實中的美國,已先後登陸月球及火星,並展開太陽系殖民。既然「德國視野」已進軍宇宙,處理「地球問題」的魄力更為驚人,種族隔離成為基本國策,對猶太人、非洲人等「低等民族」進行大屠殺不在話下,甚至連真實世界出現過的狂想,包括把地中海抽乾並將之變成歐洲農田,亦變成已落實的「普通常識」。它們聽起來匪夷所思,但在現實世界,文革一類大悲劇也是如此出現,只要成為常態,就變得順理成章。

反映實況 大膽預言

如此情節雖看得過癮,但畢竟有不少同類書籍在市場出現。迪克得以深獲大家及國際關係愛好者好評,自有其因。首先,《高堡奇人》的世界存在不少跟現實世界大同小異的國際秩序,例如冷戰的二元對立。在其世界,德國與日本分別代表兩種文化及兩種價值觀,戰後關係非常微妙,就像現實世界的美蘇兩國,德國甚至策劃對日本發動核戰,兩國只能依靠變成笑料政權的意大利進行調停。在「德日冷戰」時代生活的美國人,就像在美蘇冷戰時代生活的日本人,一方面失去了自身國家從前尊嚴,但另一方面新霸主也解決了好些經濟問題,令他們又愛又恨。傳統學者眼中,「誰是霸權」屬最重要議題,但其實有些結構永恒存在於國際體系,超越微觀層面,相關結構明顯更值得大家重視。

另外,《高堡奇人》又對微觀層面的變動提出顛覆性預言,認為很多大家覺得不可能的發展,其實都是可能。這樣說好像很玄,還是讓筆者回到迪克的設定。在「德日冷戰」時代流傳一本禁書,題材就是「假如」同盟國戰勝二戰,該書名為《蚱蜢成災》(The Grasshopper Lies Heavy)──單是這「書中書」設計便極其巧妙。據這本「書中書」的平行時空,戰後美國與中華民國結盟,控制太平洋地區;英國全面控制歐洲,並與美國瓜分蘇聯。然而,勢力擴張至半個地球的英國,同樣發展出種族主義傾向,對有色人種的生活與就業作出種種限制,華人尤其被歧視,就像《高堡奇人》內的猶太人。邱吉爾成為獨裁者,把持帝國權力數十載,對內實行高壓統治,清除異己,沒有人敢對他說不,這又與現實中的希特勒有什麼區別呢?

邱吉爾有不少獨裁者基因,值得另案探討,不贅。若果英國在戰爭期間走了另一條路,會否真的偏離民主而又符合世界需要?似乎是可能的,這跟大家從小到大被灌輸的「民主制度大勢所趨」可謂完全相反。由此角度看來,中國是否民主乃至香港是否保持「核心價值」,是否也根本與國際發展無關宏旨?這是不少價值取態強烈的朋友難以接受,恐怕卻正是現實。

不少歷史學家以半玩票性質的寫過不少「what if」文章,學界稱之為「反事實史觀」(counter-factual history),通常着重歷史文獻梳理以重構歷史發展的另一個可能。迪克的方法論則完全不同,他並非歷史學家,卻有獨特哲學思想,認為所謂「真實」與「虛假」之間並無清晰邊界,一切只是取決於每個人的觀察角度。即使在日常生活,因這些不同觀點的平行存在,也早已存在多個「平行時空」,既然連自身存在的世界亦非絕對的唯一,大家所學習的歷史更不會是唯一的歷史。所以借古鑑今那些「歷史決定論」,在他看來都是無意義,價值甚至不如其「架空歷史」小說。

迪克更不是國際關係學者,但他對「體制」相當重視。他筆下的「體制」,不是甚麼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之類,而是相信在龐雜的多種歷史之上,有一種恆定的存在,與「西方機械式線性文明史觀」截然不同。他似乎認為,信奉單一價值觀的決定論,無論信奉對象是納粹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是過猶不及的;支配真實世界的,反而是東方的「道」。因此,《高堡奇人》經常提及《易經》,例如說日本當權者信奉《易經》,幾乎所有重大決策都會事先卜卦,是為與納粹科學決策模式的最大不同。

談玄說「道」,自然很玄,其實說穿了,迪克的國際觀就像鐘擺理論,不相信任何一套理論、制度是絕對理想的,不同時候、不同地方會選擇不同管治模式;至於何時何地會變成怎樣,就是不同平行時空互動的「道」了。假如不如此理解,我們怎能解釋全球化時代出現後,世界卻沒有朝普世主義的「大愛」方向發展,反而催生了各地本土主義?但又如何理解共產帝國崩潰之時,全球一度出現「歷史終結」的浪漫亢奮?筆者從來認為任何以單一系譜閱讀世界的人,無論持的是甚麼主義或甚麼理論、愛或不愛的是甚麼國或甚麼地方,都容易見樹不見林,而且失去和其他平行時空溝通的基本能力。學以致用,從來不是宣講單一理論、自居某哲學體系代言人的基本教義派,而在能於找出不同平行時空如何交接、各方大勢如何此起彼落規律的「道」。唯有掏空自己的既有價值觀,走進《高堡奇人》的平行時空,我們的思緒才能被釋放,這才是「局長式閱讀法」以外的學習之道。

小詞典:「迪克特色」(Phildickian)

迪克在西方文學界地位獨特,特別在神秘學、非主流文壇、文青圈子中具殿堂級地位,以其作品為代表的、強調對世界和人性本質反思的創作特色,則被稱為「迪克特色」。迪克善於運用「架空歷史」手法,敘述多元平行時空的故事,著重體現「現實-虛擬」之間的轉化,以及「身份認同」在轉換過程中的迷失與重構。除了《高堡奇人》,迪克其他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後也受矚目,如《銀翼殺手》、《關鍵報告》、《魔鬼總動員》等。

2015年12月19日星期六

「未來學」的視角:文化軟實力對香港未來很重要

年近歲晚,坊間各式各樣的流年運程已陸續出版,讀者盼從中了解來年運勢,趨吉避凶。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學者們也有就未來國際局勢作出預測,其中最矚目的就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師徒之間的討論。1992年福山出版《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當中指出冷戰的結束,並不只是一段戰後歷史的完結,更是歷史的終結,而國際間所有政權將趨向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而其老師享廷頓就在1996年出版《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作回應,書中指出全球化不等於全球西化,而各文明之間的差異不易改變,加上人對所屬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喜惡,因此,未來世間的衝突將由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導致。而文明衝突論被視為成功預測911事件的發生,亦令亨廷頓備受推崇。

最近,香港各界也開始就2047年後的香港發展作出討論,各人對未來有樂觀和悲觀的意見。學術界中,未來學(Futures Studies)學者能為我們提供新的思考角度。來自台灣的陳建甫教授是台灣未來學的重要學者,陳教授為淡江大學助理教授及中國大陸研究所成員,是淡大未來學研究所前所長;同時,專注於中國城市發展、社會發展,以及選舉觀察等方面的研究。他從未來學角度就問題作出分析。

S: 香港讀者對未來學領域比較陌生,你能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嗎?

C: 人類一直用不同方式,如小說、科學研究、電影探討未來的情況。未來學是一個跨學科的科目,是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羅馬俱樂部」很多科學家探討一些全球議題,如溫室效應等,並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某領域能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跨領域的研究,如社會、科技、經濟、環境和政治各領域攜手研究,在冷戰期間更成為風潮。未來學最初集中在科技方面的研究,由數據和科學方法預測未來趨勢。除科技外,未來學家認為未來離不開社會、經濟、環境和政治。因此,未來學也預測和探討發展的趨勢及分析,讓大家能掌握其中結構改變的趨勢,若其中一些是負面的改變,我們會思考如何應對這些改變。人類過往都會趨吉避凶,我們既要預測未來,又要改變未來。

S: 未來學領域研究在台灣的發展情況怎樣?

C: 相對其他學科,未來學在台灣是一個頗新的科目。以淡江大學為例,未來學只有約四五十年歷史,分為5門,分別為社會未來、科技未來、經濟未來、環境未來,以及政治未來。除了國際化和科技化,淡江大學一直把未來化作為一個重要的發展和研究方向,它也是通識學科的核心科目。我們的目標是發展課綱、研究、教學和推廣。

泛民建制未回應年輕人訴求

S: 台灣未來學重哪方面的研究?

C: 社會價值、風氣和意識形態是未來學重要的研究範疇,若哪些價值對未來重要,就要改變環境朝那個方向發展。當中涉及固有的社會價值轉化為新的價值,例如我們現在認為環境重要,就會減少污染。我們研發人工智能和基因科技,我們也要預防其潛在風險,以及其衍生的倫理問題。社會價值和典範上的改變是台灣和國際未來學學者重視的方向。台灣過去曾經歷戒嚴和白色恐怖,民主化就是一種典範的轉移,將大家從一個封閉的政治環境轉變到一個開放的政治環境,政治未來學者便要向社會作出解釋。但有了選舉並不代表民主,第二、三波的民主化中,台灣國會在未來也要處理政黨輪替的問題。科技、環境未來要多做預測的工作,而社會和政治未來更多的是思考典範的轉移。正如PM2.5只是一個數據參考,終歸也需大眾對環境的重視有所改變才有意義。

S: 未來學的發展能對香港的發展有啟示嗎?

C: 未來學著作談及典範轉移,就如柏拉圖的《共和國》和喬治.歐威爾《1984》,當中提及現時未有的概念,或是大家都害怕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可能已經發生了,但大家都假裝看不見。但這些作品就為我們提供一個想像,給人們反省的力量。若我們有一天面對極權和專制,我們應如何面對,以及防止我們向這方向發展。同時挑起一些大家沒有留意或假裝看不見的東西。例如香港人擔心2047年之後的情況,我們也可以寫一本關於香港2047年的書。未來學者就要通過比喻、個案,讓人去反思。就如鐵達尼號撞到冰山一樣,冰山雖然很小,但冰山下有很多因素。未來學者就能用科學方法驗證那些是否相關的因素。

S: 你早前來港觀察區議會選舉,根據未來學的分析,香港社會需要關注哪些因素?

C: 現時,泛民和建制派沒有告訴大家香港未來的政治情況,如政治的發展和中港發展關係等問題。年輕人力量正慢慢發揮影響力和關注相關議題,若政黨只單單換了領導人和候選人,不等於政黨年輕化和回應年輕人的需要,政策的改變才是重點。香港政黨仍未提出任何新的主張回應年輕人的需要,而年輕人也要學習凝聚他們的共識,政治上的世代交替才能成功,第三勢力才能在選舉中有所作為。政黨需要有新的想法和政見,藉以回應市民的需求,這才是香港人最需要考慮的問題。

S: 在過去十多年,香港人關注香港面對邊緣化和威尼斯化的問題,你同意嗎?

C: 隨大陸各大城市的發展,香港難以避免在經濟層面的邊緣化。然而,香港對大陸民主化的重要性是無法被取代的,香港應重視自己作為中國民主化的種子和試點。內地城市尚未有香港豐富和有涵養的民主文化,這亦令大陸城市羨慕香港。威尼斯以往曾是經濟中心,但現在她仍是文化、歷史、藝術和建築中心。香港若一直跟內地比外貿,自然被比下去。香港應重視文化軟實力,以及政治方面的發展。若放棄了,香港就一無所有。

S: 面對未來的發展,香港需要注重哪方面的發展?

C: 文化軟實力對香港未來很重要。大陸的飛彈對準台灣,但是台灣不害怕。軟實力不是指飛彈和軍隊,而是文化等層面的影響力。典範的轉移由從前的船堅炮利、軍隊、GDP去到現今地方的文化,以及民主化的軟實力,這些都是大陸城市很羨慕的價值。香港流行音樂仍很有影響力,我們遊行時仍會唱Beyond的歌,這些軟實力值得香港人珍惜。當然,大陸有一天也會民主化,但香港仍是領頭羊,擁有其公民意識。即使香港人討厭梁振英,但相比起大陸其他省市的領導人,他仍比較重視民眾的意見,因為香港人仍有力量去令特首聽民眾的聲音。因此,香港人要掌握和發揮軟實力,保持獨特的生活方式。

S: 台海兩岸關係,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將會是怎樣呢?

C: 台灣的總統選舉將可能由另一政黨執政,一般認為,兩岸關係可能陷入冰點。我認為他們會拓展政黨以外的交流,如城市和NGO的交流,這需雙方去突破。大陸這個近鄰愈來愈有影響力,因此政黨輪替無法完全停止雙方的交流。台灣沒有很多武器和外交實力,但習近平仍願意跟一個弱勢的馬英九見面,他所見的其實是其背後軟實力和民眾力量。我對香港比較樂觀,香港是大陸一個特殊地方,香港仍擁有其軟實力。相反,台灣內部問題比香港多,統獨問題、政黨利益在台灣或兩岸之間糾纏不清,都值得我們留意。

2015年12月18日星期五

在西奈半島聖地的思考

不久前,ISIS引爆俄羅斯民航客機,出事地點在埃及西奈半島上空。事後埃及政府拘捕了機場的懷疑內鬼,而一些西奈武裝組織紛紛向ISIS效忠,令這個半島可能成為ISIS肢解埃及的橋頭堡。看到這樣的發展,對十年前踏足過西奈的我而言,尤感彷如隔世。

當時我是從約旦南部坐渡輪到西奈,渡輪明顯超載,甚麼人都有,既有西化精英、海歸新貴,也有疑似難民。印象最深的是遇上一位回流伊拉克的專業人士,對美軍「解放」祖國欣喜若狂,卻把我吃剩的食物鯨吞下肚,總之充滿將會上位的盼望,卻又不減草莽的豪情。

渡輪到西奈後,持巴勒斯坦護照的被安排在特定一條隊,接受「特別待遇」;其他人也要忍受埃及海關慢條斯理的服務數小時,才可上岸。那些年,西奈可是著名遊客區,不少地中海各國遊客專門到那裏,為的是在「離地」渡假村享受陽光海灘。我身在其中,坦白說,完全感覺不到那是埃及一部分。ISIS就是看中這一點,宣傳埃及「出賣本土」,在過去一年多次襲擊這些高檔渡假村。今天還敢到西奈的遊客,恐怕已不再是十年前那階層了。

我到西奈的目的,其實是朝聖,畢竟那是宗教聖地。我不是教徒,但也對「十戒」的歷史很感興趣。按《聖經》說法,西奈半島的西奈山是上帝頒布「十誡」之地,而摩西領受之處,後來被建成聖凱薩琳修道院。但修道院的成型,卻是基於防衛原因:須知中世紀盛行「隱居風」,不少修士專門選擇荒涼的西奈山隱居,但常被遊牧民族攻擊,最終管治者興建了這座城堡式修道院,成為有防衛功能的聖地。冷戰後,修道院及週邊地區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進一步吸引了各地教徒,我也是在那時候到西奈。

然而在渡假村、西奈山以外,整個半島就是一片沙漠。不過這片沙漠,在西方文化也是有名堂的: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講述英國軍官勞倫斯自比摩西,就是刻意穿越這片荒涼的西奈沙漠,以表達他在阿拉伯世界的修煉和野望。

無論西奈半島是否埃及「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它的現狀,就像埃及的國中國。以色列立國後,和埃及數次作戰,六日戰爭、贖罪日戰爭的主要戰場都在西奈。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以色列迅速佔領西奈全境,從此殖民管治,作為以埃之間的緩衝地。直到1979年,兩國在美國調解下簽訂《以埃和議》,以色列從西奈撤退,將之歸回埃及,自此不斷宣傳「以色列願意放棄比自己面積更大的領土,是何等熱愛和平」。

埃及對西奈「恢復行使主權」後,雖然沒有甚麼「一國兩制」的承諾,但在過去二十年,也未能完全有效控制這半島。一來西奈和巴勒斯坦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鄰近,成了哈馬斯通過地道輸送物資的大本營,各方人物進出頻仍,邊境似有實無,埃及政府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二來埃及人普遍不願到西奈半島開發,令那片廣揉地區逐漸成為激進分子的避難所,加上從那裏可輕易襲擊以色列南部,更令各方反以組織趨之若鶩。

茉莉花革命後,埃及中央政府威權盡失,不少地方出現權力真空,穆斯林兄弟會承接了部分權力,西奈半島則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游擊隊紛紛坐大。2012年底,西奈武裝曾配合加沙激進組織,以火箭炮攻擊以色列南方城鎮,近來更成了ISIS埃及支部。在西奈山修道院附近,還有清真寺和教堂,作為三教和平共存的象徵,假如ISIS全面控制西奈,這些古蹟的未來,恐怕和整個地區一樣,都不堪設想。

小詞典:《以埃和議》

以色列立國後,先後和阿拉伯各國進行五場戰爭,埃及在前四次都是主要對手。在第二場蘇彜士戰爭,以色列穿越西奈,直達埃及本部,最終因美國壓力而退兵;第三場六日戰爭,西奈全境被以色列佔領;第四場贖罪日戰爭,埃及乘虛而入,但也反勝為敗。埃及意識到難以軍事戰勝,最終在美國調解下,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簽訂和約,以色列交還西奈,兩國關係正常化,埃及成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最重要盟友,因此被逐出阿拉伯聯盟,失去領袖地位,薩達特不久也被國內激進份子暗殺。

《淺草妖姬》/周啟生

此刻身在東京,剛到過旅遊勝地淺草。首次接觸「淺草」這名字,卻是來自周啟生的《淺草妖姬》,令人一直以為淺草是充滿異域風情、或吳克儉局長所言的「好刺激、好有趣」之地,充滿童年遐想。「我愛上像謎的淺草妖姬」,「那會介意她身世有點邪」,歌詞和音樂營造的氣氛,一聽難忘。

然而到了淺草後,大家也可以想像,自然甚麼「謎」、甚麼「邪」也感受不到。《淺草妖姬》推出後十多年,淺草旅遊業已出現天翻地覆的改變,現在已成為中國遊客訪日的頭號景點,那個淺草入口的「雷門」燈籠,彷彿成了全國十三億人民打卡聖地。在整個淺草遊客區,特別是淺草寺一帶,幾乎全都以普通話交談,道邊長長兩旁的特色日本小吃,也充滿以普通話招徠遊客的本土售貨員,還有不少穿上和服以「港女十式」姿態拍照的各地華人。整個氣氛,既像海洋公園集古村,又似廣東道,但一個「妖姬」也沒有。

當年林振強的詞,自然不是亂填的。淺草區附近的吉原,確是日本歷史上的著名紅燈區,早在德川幕府管治的江戶時代,已是官方指定的風月場所。那時的藝妓並非今天「141」那樣即食,而是相當講求文化和品味的,既要修習各種「道」,也有基本禮儀要遵守,這大概都是唐代傳來日本的風雅。正因如此,吉原也成了江戶時代的文化中心,在明治維新後雖然服務「現代化」了,但也繼續興盛下去,直到二戰後才逐步式微。

這樣的歷史,自然令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個「淺草妖姬」。「我那次說不再回家/我說我已崩了堤壩」,雖然繪形繪聲,但本身並不特別浪漫,不過配合「她拉我手使我手臂放低手裏走天涯皮箱」,就充滿國際視野,構成一幅完整的東瀛獵豔圖。假如隨便找一位妓女,檔次未免低俗,但再聯繫到淺草吉原數百年的風俗文化,無論是那妖姬的身體、還是她的背景,都變得「深不可測」。歌詞還交代時光流逝,從前「像當天天真青年全不懂躲避」,到了當下「給今天滄桑的人狂想的天地」,對象卻彷彿不受時光流逝影響,都是「輕放於一片黑紗上」的「半裸背肌」,「如兩片禁地」的嘴唇,似訴說數百年歷久常新的沉澱。可惜越是這樣的佳作,越教21世紀到淺草的人敗興而回,奈何奈何。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18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1923&home=1

2015年12月17日星期四

安倍如何解決「農民TPP叛變」

本欄早前談及日本加入美國主導的TPP,期間獲得美國部份讓步,並說「這些收益相信部分會回饋農業當中」,以減少日本農民作為最受自由貿易影響一群的反彈。有讀者問,在其他新聞資訊,只有談及美國對日本讓步的那些數據,但沒有講述「回饋農業」。這是筆者綜合日本朋友分享後的個人分析,可進一步解述。

安倍的自民黨是不可能無視農民反彈的,一些外媒分析安倍「頂住國內農民壓力,爭取TPP的政治勝利」,是過份簡化了。農業組織和自民黨的關係,有點像同類組織在台灣和國民黨的「樁腳」關係,雙方早已結成利益共同體。日本「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聲稱有會員近千萬,前身歷史可追溯至大正年間、甚至江戶時代末年,在自民黨獨大的年代,長期是其基層合作夥伴,數年前曾搞過反TPP簽名運動,得到過千萬簽名,公信力比港人熟悉那種「簽名動員運動」高得多。雖然在目前日本政壇,並沒有有力挑戰自民黨的對手,民主黨一蹶不振,維新會曇花一現,卻不能排除一旦農民不高興,可另起爐灶,這正是台灣農民近年的傾向。安倍加入TPP前,不可能和樁腳代言人沒有默契。

借古鑒今,日本政府從來擅長這種手段,一方面應付國際組織的數字要求,另一方面繞一個圈滿足國內持份者。在九十年代,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要求日本開放國內農業市場,經過一輪談判,日本同意降低農產品關稅,當時的討論,就像現在的TPP大辯論。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投放了大量資源,進行農業現代化投資,希望令自由貿易的得益部份回饋農民。

當時的「回饋」出現了不少技術問題,例如興建了很多農村溫泉,和提高農產品競爭力毫無關係,令農民還是有被犧牲的感覺。但須知當時執政的並非自民黨,而是冷戰後短期取代自民黨的反對黨聯合政府。這次由安倍的自民黨官僚親自把關,宣布成立由經濟大臣牽頭的「工作組」提供「綜合性措施」幫助農民,應更能對症下藥(起碼在選票層面),例如通過非農業補貼名義,向實質上以農民為主的群眾提供援助。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日本農業反正要面對嚴峻挑戰,無論有沒有TPP,都不容易長期維持現狀。加上日本人口老化嚴重,農業聯合會也要兼顧不少老人福利項目,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日本加入TPP,反而給了各方下台階,去進行農業改革。例如令農業大規模生產,讓年老農民出租農地、再兼併為大面積農耕,這類行為符合經濟原則,只是因為文化原因遇到障礙。有了TPP的外來壓力、政府變相福利的內在誘因,全方位轉型,卻變得可行。

不少評論認為,安倍將「農業改革」撥入「安倍經濟學」關於結構性改革的所謂「第三支箭」,只是對加入TPP爭議的自圓其說。但樂觀點看,TPP反而是解決日本內部問題的藉口。安倍上台至今,受歡迎是因為他經濟政策的奏效,而不是政治上的右翼傾向,這點他自然明白,更不會冒任何風險,去得失他的基本盤,何況是作為自民黨基石的農民呢。

小詞典:自民黨

成立於1955年,並在日本長期執權,只曾於1993年至1994年、2009年至2012年失去政權。對國內政策保守,長期執政下與財團合組成「政治家(政黨)、官僚、經濟界的鐵三角」(政・官・財の鉄の三角形)。自民黨屬於右翼政黨,傳統有民族主義傾向,近年隨著安倍執政,推行「普通國家化」,這傾向越加強烈。

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

杜拜會遭ISIS顛覆嗎?

本欄談及阿聯酋的杜拜成了「西香港」,在學術會議的西方學者眼中,有可能取代香港成為全球物流、乃至金融中心。有讀者表示不同意見,認為杜拜奇蹟的數字有水份,也認為中東局勢混亂,崛起的「伊斯蘭國」(ISIS)就在身旁,不可能容許阿聯酋、卡塔爾這類富有酋長國獨善其身。然而筆者依然對杜拜頗有信心,這不是說杜拜官方公佈的、或各種機構的數字沒有水份,而前文資訊來源的《資本雜誌》、《福布斯》一類財經媒體,自然也傾向演繹杜拜最美好的一面。但客觀事實是,杜拜面對的不可測性,其實比想像中的要低,或起碼比前路茫茫的香港要低。為甚麼ISIS不大可能顛覆杜拜,就是例子。

表面上,杜拜符合一切ISIS宣傳的顛覆對象條件:極度富有、生活奢華,信奉的並非「最純正」的伊斯蘭教,而且政府親西方,空軍是阿拉伯各國反ISIS的主力之一,甚至有女兵參與任務,以示穆斯林現代化的一面。不久前,杜拜單方面宣布「偵破」了疑似ISIS份子企圖策動襲擊事件,驅逐了一名印度人出境,說明自己確是襲擊對象之一。然而,阿聯酋和沙特一樣,更關心和伊朗什葉派的競爭,出兵也門的認真程度,比對ISIS高得多,對此中東各國都心照不宣。

和人口眾多的沙特不同的是,杜拜本土人口甚少,福利社會照顧得很好,當地人對政府沒有甚麼大不滿,ISIS不容易通過煽動階級矛盾,來吸納新血。當地最不滿的那群人是基層外勞,部份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等伊斯蘭國家,他們倒是有一些激進潛能可待釋放,但已屬於南亞激進組織的勢力範圍。對南亞人民而言,就算杜拜工作多麼辛苦,也是比留在家鄉好的機遇,一般不希望這「天堂」出大亂子;假如ISIS要向杜拜外勞做工作,會捲入和其他激進組織的競爭,這不是ISIS目前的首要戰線。當然,零星獨狼式襲擊是完全可能的,但系統性針對,似乎未是時候。

最重要的是,杜拜作為中東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存在對ISIS的經濟狀況是絕對有利的。杜拜金融一大賣點就是充份保護客戶,西方高調搞「金融反恐」時,更成了避稅、洗黑錢等的理想地方。ISIS要融資、投資、處理財務,固然可以自力更生,也可以靠阿拉伯世界的hawala金融網絡,但同樣需要得到外匯的便捷途徑。縱觀全球金融中心,對ISIS而言,沒有比杜拜更方便使用的;正如對北韓而言,也沒有比香港更方便使用的金融中心。

昔日納粹德國幾乎佔領全西歐,卻容許瑞士維持獨立,主因就是瑞士銀行提供的服務,對此,ISIS領導人不會不懂。由於反ISIS戰線似乎會是長期作戰,西方投放的資源可能越來越多,杜拜甚至可能因此發戰爭財,得到更多機遇,就像越戰期間的香港那樣,也說不定。有時候,焉知不是禍兮福之所安。

小詞典:hawala系統

阿拉伯世界的傳統銀行體系,而不用經過現代化程序,講求中間人的信用,可通過一系列中間人進行匯款、交易、投資等事情。源自古代阿拉伯世界,人口流動頻繁,但在遠方工作的親人需要匯款支援家鄉,而又居無定所,就催生了這種制度。至今依然在阿拉伯、南亞、西非一帶活躍,9/11後,被西方批評為助長恐怖主義融資的溫床。

2015年12月15日星期二

墨西哥毒梟與IS合流?

本欄多次介紹伊斯蘭國(ISIS)的全球化組織模式,上月也曾談及墨西哥大毒梟Joaquin “El Chapo” Guzman越獄,與及其集團在全球化時代尾大不掉的背景。日前看到新聞,說這位逃出來的大毒梟因為運毒船被ISIS擊沉,警告ISIS「會挖出你們的心臟和舌頭」,就感到不對勁,因為雙方其實有不少共同利益,說是會合作還比較合理。台灣學者卞中佩兄提供了不少資訊供筆者前文理解墨西哥毒梟,我們討論時,他笑說一看標題就知是假新聞。果不然,這被證實是網絡造謠,不少國際媒體都不幸「中伏」。

說兩者是潛在合作夥伴前,我們得理解,墨西哥、哥倫比亞等毒梟早已不局限在本國活動,也不再是「本土派」,踏入後冷戰時代,已建立了類似ISIS全球恐怖網絡的「全球販毒網絡」。由於美國打擊毒梟比從前認真,墨西哥毒梟要分散風險,早已建立了一堆西非基地,以尼日利亞、馬里等國為分銷中轉站,把毒品重新細碎化包裝後運往歐洲。CNN年前對此有追蹤報導,把幾內亞比紹稱為「非洲第一毒國」,把從前的「黃金海岸」(gold coast)稱為「coke coast」-「coke」自然不是可樂,而是可卡因。墨西哥毒梟富可敵國,又面對政府軍和美援的「毒品戰爭」,除了兇殘回應、收買官員,把資產和「業務」轉移國外,也是情理之中。

提起尼日利亞、馬里,長期關注國際問題的朋友,不難想到在那裏活躍的激進伊斯蘭勢力。在整個非洲,最血腥的恐怖組織就是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他們年前向ISIS宣誓效忠,已成為「伊斯蘭國西非省」;馬里則是蓋達伊斯蘭馬格勒布支部(AQIM)勢力範圍,AQIM不久前就策劃了血洗酒店慘案。墨西哥毒梟以這些地方為根據地,不可能和激進組織沒有關連;研究這題目的學者Nancy Brune認為有充份證據,證明伊斯蘭恐怖組織和拉美毒梟在合作販毒。

外間一直懷疑,來自阿富汗海洛英、和以敘利亞為後援基地的相關利潤,一直是ISIS的主要「國家」收入來源之一。雖然墨西哥毒梟和ISIS信仰完全不同,但像在西非那樣進行「階段性合作」,是完全可理解的。何況拉美犯罪集團也有不少武備,可供ISIS走私使用;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大國還有核電廠,足以構成ISIS尋找大殺傷武器原料的誘因,這些都令雙方可進行「全方位合作」。拉美有數百萬穆斯林人口,最新一批還是來自敘利亞的新移民,假如ISIS能在美國後院製造幾宗恐怖襲擊,捲入更多國家,也符合一貫宣傳宗旨。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邪惡網絡的交接,還可能捲入第三大地下勢力:全球華人犯罪集團。年前墨西哥有華人毒販落網,負責從中國輸入化學原料,讓墨西哥生產更不假外求、利潤更高的新毒品,《紐約時報》曾有評論講述。這說明在點石成金的販毒市場,華人黑幫早分了一杯羹,隨著中國「大國崛起」,中國灰色富豪也一併崛起。特別是被反貪腐運動打掉的一批,到了海外,很難和各地地下活動沒有交接。要是ISIS真的以中國為目標,不一定明刀明鎗通過新疆強攻,這類地下網絡能提供的線索,更防不勝防。

2015年12月14日星期一

再讀《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會為日本出兵嗎?

早前美國與日本重新修訂《安全防務指引》,作為《美日安保條約》的輔助,中國民族主義者特別敏感,因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一份正式聲明重申「美國將恪守條約義務,(條約)第五條內容覆蓋所有由日本實施行政管轄的領土,包括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這是奧巴馬自去年訪日後,第二次表態將釣魚島納入《條約》範圍,也是美國史上首名在任總統對釣魚島爭端如此表態。《美日安保條約》全稱《美利堅合眾國與日本國之間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是美國與日本在1960年簽署的互助條約,同時取代兩國在1951年舊金山和談後簽署的安全條約。《美日安保條約》核心內容一是虛的,規定美國對日本領土受「武裝進攻」時有「反應」的義務;二是實的,允許美國在日本駐軍。

然而《條約》也好、《指引》也好、《聲明》也好,當我們詳細閱讀,不難發現一切都是外交界的語言偽術,將之過分解讀,同樣也是各國政府的各取所需,其實高層對現實外交的潛規則心照不宣,只是民眾容易被牽着鼻子走而已。當中外媒體均以「美國將為日本保衞釣魚島」作頭條,甚至擔心會引發東亞局部戰爭,就似是過慮。數年前,曾長期擔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的美日關係專家帕卡德(George R. Packard)在《外交事務》雜誌撰文,分析《美日安保條約》簽署的時代背景與現實意涵,就值得一讀。在他看來,《條約》本質上是美日兩國在二戰結束後,面對本國國情和東亞局勢,各取所需、利益交換的產物,作為冷戰時代「舊金山體系」的延伸發展,完全是反共需要的產品。然而在實際操作層面,特別是在二十一世紀,它和字眼清晰的北約(NATO)不同,對締約國的約束卻不明晰。

據帕卡德分析,《條約》一方面令日本免於蘇聯核威脅,另一方面使日本免於防務開支的重擔,戰後日本才能輕身上路,將主要資源集中重建經濟。關於美日經濟互助的條文,亦為日本企業進入美國市場提供基礎,進而穩定戰後的日本民主制度。對美國利益而言,《條約》令美國在亞太地區有一個長期戰略支點,在日本部署軍隊,足以監視和應對蘇聯、中國、北韓等對手的動態,也為美國全球戰略部署在東亞深化。《條約》也間接令日本經濟騰飛後發展成大龍,因為日資企業受惠於條文,而一度和美國競爭全球經濟領導地位,不過這並非本文主軸,暫且按下不表。然而,美日雙方都沒有釐清一旦日本真的受到武裝攻擊,美國具體會怎樣做,尤其是否有為日本安全而戰的義務。那《條約》真的值得日本依賴嗎?

充滿語言偽術

隨着中國崛起,外交政策愈來愈進取,「中國夢」的民族主義思潮方興未艾,日本朝野對《條約》是否可靠的爭議愈來愈多,但從美方朝野得到的訊息,卻不是那麼樂觀。美國國際法學者斯科維爾(Ryan Scoville)在自己的專頁發表連串文章,專門指出《條約》對日本的保障,其實遠遠比大眾想像的要脆弱。根據《條約》核心條款第五條的表述,當日本受到武裝攻擊時,美國所負責任是「採取措施應對」(act to meet),但據斯科維爾的法學演繹,並沒有任何「必須採取軍事行動」的規定。根據我們近年習慣了語言偽術的普通常識,「應對措施」這一概念是模糊的,範圍可以極廣,經濟制裁、外交施壓、乃至單單表示「強烈遺憾」,都可以被視作「應對」。換言之,美國從來沒有承諾會為日本而戰。幾可肯定的是,一旦日本需要作戰,美國只會根據當時的戰略情況決定如何回應,沒有任何保障可言。

斯科維爾亦提醒根據第五條,美國採取的應對措施,必須「與憲制許可和程序一致」。也就是說即使美國意圖採取軍事行動援助日本,但發動戰爭的權力在國會,同樣沒有絕對保證。《條約》保證的,只是美國在毋須國會授權的範疇作出「應對」。當我們再讀下去,第五條再規定美國採取的一切「應對」,必須按聯合國憲章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當聯合國安理會「為恢復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採取行動時」,「必須停止」。換句話說,就是美國真的被日本逼得非出兵不可、也得到國會授權,但還是可以把責任推向聯合國這框架。要是中國要武力解決釣魚島問題,但美國不想真的捲進去,中美雙方在安理會內同意「談判協商恢復和平」,美國的出兵計劃就能擱置。

根據同一語言偽術原則,再回顧奧巴馬關於釣魚島爭議的表述,一方面強調釣魚島在《條約》覆蓋範圍內,另一方面又反覆聲明美國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爭議「不持立場」,就變得容易理解。讓我們以正常人語言解讀:釣魚島目前由日本控制,所以屬於《條約》範圍內,一旦中國出兵釣魚島,美國是會有「應對」的,至於怎樣應對、國內不同單位是否同意如此「應對」、聯合國是否有更好的「應對」,就到時再算。但由於美國不會為釣魚島是否屬於日本表態,也就是說中國出兵釣魚島,完全不同北韓攻擊東京,日本不要指望美國作為盟友在上述「應對」交了功課後,會有其他後續行為,只能自求多福。

弔詭的是,中國主流媒體傾向認為奧巴馬的語言偽術,是向中國施壓的親日表現,繼而口誅筆伐;但在日本,不少學者對《條約》作出類似上述抽絲剝繭的分析後,卻對美國愈來愈不放心,認為「走數」風險極高,繼而認為安倍推行國內安保法案改革、要自衞隊解禁,都是無可厚非。說到底,美國和中國的外交政策有一點是十分類似的,就是要規避風險。一旦美軍真的與解放軍正面衝突,如何收場,就不是簡單沙盤推演可以預見,也許除特朗普(Donald Trump)外,沒有多少美國總統或總統參選人敢冒這樣的風險。要是美方在戰場內外都有必勝把握,那就是有沒有釣魚島衝突,美方自己也會行動,反正日本的持份都是有限。其實,一條條約,能維持東北亞數十年穩定,已是超額完成任務了。

小詞典:舊金山體系
二戰後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統稱,由一系列美國及其在亞太區的盟友所訂立的安全條約組成。美國居於體系核心,為其盟友提供安全和經濟支援,對地區事務施加影響,但並未正式形成多邊安全機制。冷戰期間,共產陣營國家如中國、蘇聯、越南、北韓等被排除在體系外,成為重點制衡對象。

2015年12月12日星期六

李偉才/麥永開:暖化是全人類共同危機

2000年,《華盛頓郵報》將香港形容為「示威之都」,香港不少示威行動都圍繞不同的政治和民生議題,不同政見的政黨和團體在示威中立場鮮明。但當中能聚不同政見人士的遊行則少之又少,然而,今年11月29日在港舉行的全球氣候大遊行得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李卓人等政界人士出席。同時,法國駐港總領事、歌手關心妍,以及多名天文台現任或前任高層成員也有參與。由此可見,香港人對氣候問題的關注已超然於各個界別和政見的爭議,是值得大家共同關心的議題。

最有效解決全球暖化的方法,就是各國盡快落實溫室氣體減排措施,今年在巴黎舉行的氣候會議至關重要。為了引起香港人對是次會議的關注,350HK.org聯合創辦人李偉才博士和麥永開先生就在香港發起全球氣候大遊行。兩人分別在1984和1985年榮膺十大傑出青年,李博士曾任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麥永開活躍於工商界,近年他們與另一朋友喬拔萃先生共同推動香港人關注全球暖化問題。

S:350HK.org為何以350為名呢?當中有何含義?

E:350.org是一個國際環保組織,目標是在全球各地推動解決氣候危機運動。而「350」是全球氣候變化的安全指標,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必須從現時400ppm(百萬分之一)濃度降低至350ppm,才能使地球繼續成為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星球。350HK.org與350.org屬合作關係,在香港響應350.org所推廣的運動。

S:兩位為何會舉辦這次大遊行?

E:我們兩人加上另一位好朋友喬拔萃先在五年前就發現氣候問題的嚴重性,並成立文明急救組就問題發聲。兩年間發表了接近100篇文章,並聯署傑出青年綠色宣言,向環保局提出四項減排和環保建議。去年,350.org和AVAAZ在9月14日舉行氣候大遊行,喚起世界對氣候會議的關注。香港亦有人響應,但以外籍人士為主。為了延續914遊行對巴黎氣候會議的關注,350.org 決定在今年11月29日會舉行另一個大遊行。於是,我們也發起遊行活動,慶幸有關工作都順利完成,也獲得各界翹楚的支持,當中包括法國駐港總領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李卓人、何秀蘭、毛孟靜和葛珮帆等政界人士參與。

S:在籌辦大遊行的過程中,你們遇到最大的障礙來自哪方面?

R:雖然現時仍有部分人對氣候問題不甚理解,但對我們最大影響的是對立的政治氛圍。我們原本有一個義務攝影組,但在活動前三天,他們以不喜歡某些與會的政治人物而拒絕出席。我們強調的是不分左中右,齊心救氣候。氣候是所有人的事,大家都是共同得益或是受害者,這應超然於任何政治爭議。

S:對不少香港人而言,全球暖化的影響頗遙遠,其實氣候問題如何實質影響港人的生活?

E:香港今年6至11月的溫度都破盡以往紀錄,而未來襲港的颱風會愈見猛烈。今年曾發生城門河水位暴漲令河水湧入馬路的情況,這種情況將來會愈來愈普遍。香港的低漥地區,如柴灣、鯉魚門、堅尼地城和大澳都是水浸的高危地區,這與海平面上升有關。天文台預測未來香港的雨量會持續增加,雖然增加並不顯著,但降雨會趨向短時間內集中於某些地區,這會令暴雨次數增加,山泥傾瀉和河水暴漲亦隨之而增加。香港政府也指出,白紋伊蚊數量上升和全球增溫有關連,因此,潛在的風土病亦隨之增加。

S:氣候問題在什麼時候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E:十九世紀便有瑞典科學家計算預測溫室效應在二、三千年後會威脅人類。1981年,美國科學家James Hansen在科學期刊《科學》中發表論文指出,地球暖化將是一、二百年內發生的事。1988年美國國會舉行了全球暖化問題聽證會,當時不少科學家被James Hansen所說服。同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成立,至今已發表了5份評估報告書。而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成立,亦開始舉行締約方會議(COP),現時巴黎所舉行的就是COP21,即第21次會議。當中有不少重要的COP,1997年各國於京都簽訂了議定書,這是人類史上第一份減排的國際協議書,其中附件一的先進國家有約束性減排目標,同時勸勉其他國家盡力減排。美國作為當時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卻以中國和印度沒有簽署約束性減排目標而拒絕簽署。美國就是唯一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大國。

S:既然國際社會關注全球暖化所產生的問題,那麼為何各國不在哥本哈根會議達成共識?

E: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的確令人非常失望。因為2007年IPCC和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因呼籲全世界關注全球暖化而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反映全球暖化獲得國際社會關注,因而讓人們認為哥本哈根會議有希望達成共識。然而,2008年發生了金融海嘯,與會國家都自身難保,難以就此作出長遠承諾,導致會議拉倒重來。這不但衝擊了全球經濟,甚至對氣候危機產生負面影響。

S:現時巴黎會議中,哪個議題主宰會議的成果?

R:當中最大的爭議是如何達致共同而有差異的承諾。發展中國家認為他們剛起步發展,若跟隨已發展國家的減排目標則難以發展。同時,一般發達國家的生產鏈都在發展中國家,令發展中國家承擔了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而當中減排目標的差異就是爭議的重點。另外,每個政府都要為各自的政績和選舉連任而籌謀,全球暖化最大的問題是短期內難以達到實際成果,這讓各國領導人對長遠減排承諾有所疑慮。

S:未來,你們會在哪方面喚醒人們的關注?

R:我們希望能做更多喚醒人心的工作,同時,希望香港能成為大中華地區綠色城市的示範。另外,我們亦積極建議香港八所大學從化石燃料產業撤資。據金融界朋友的意見,現時世界上各大學的投資都有兩個基本的約束、分別是不能投資賭業和煙草業,我們希望將化石燃料產業加入其中。350.org亦自去年11月呼籲各所大學撤資,史丹福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已帶頭響應,可是,仍有不少大學猶疑未定,因為當中牽涉巨大利益,化石燃料產業也投資到大學的科研範疇上,這令大學難以從中撤資。

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

中韓鐵路渡輪計劃:又一大戰略?

自從習近平推出「一帶一路」計劃,除了地圖上顯示的「帶」與「路」,大量地區也成為其「自然延伸」,反正都是中國透過輸出基礎建設、釋放剩餘產能與勞動力,以及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手段。筆者曾經談及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南美洲兩洋鐵路、泰國克拉運河與中美洲尼加拉瓜大運河,箇中虛實不同,成效尚待觀察。這類戰棋式大動作的最新作品,便是連接中國與南韓的「中韓鐵路渡輪」。

不久前,發改委發布《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綱要》,提及未來10年的「環渤海」戰略發展方針。所謂「環渤海」地區,中國地圖上涵蓋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及遼寧5個省市,也就是歷史上曾成為英、德、日、俄四國進行微型冷戰角力的山東及遼東半島一帶;延伸到國際層面,甚至可涵蓋朝鮮半島。

上述綱要明確提到「中韓鐵路渡輪」項目,這並非直接興建連接中韓的鐵路,而是先從南韓仁川用船把火車運過海,到達山東煙台,再使用中國連接歐亞大陸的鐵路網。

重點除了規模的驚人,還有整個項目繞過中國傳統盟友北韓,儘管理論上,南北韓鐵路只要在關係正常時,也是可以「互聯互通」的,但在可見將來,兩韓關係恐怕難以正常。

該項目跟不少其他跨國基建一樣,其實並非中國最先提出,鐵路渡輪本來是南韓的構想。1998年,南韓時任總統金大中訪華時,已首次提出有關建議,作為打破「中朝鐵盟」手段之一。現任南韓總統朴槿惠態度更親華,曾於自傳詳細談及這建議,她2007年競選期間,中韓鐵路渡輪也是政綱之一。這次鐵路渡輪項目成為中國官方提案,有望納入「十三五」規劃,對南韓朝野也是「成功爭取」的成就。

東北亞大棋局或逆轉

在目前東北亞形勢,南韓是典型的左右逢源,既與中國急速發展經濟關係,又不願放棄跟美國的傳統聯繫。朴槿惠的外交政策固然不像父親朴正熙反共,但同樣充滿現實主義色彩。朴正熙頂住國內民族主義壓力,與宿敵日本和解,換取協助南韓發展經濟的大量日圓。朴槿惠則無視美日「勸告」,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跟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繞過日本先與中國進行東亞整合,乃至親自出席北京大閱兵,因她相信南韓「拼經濟」的未來在於中國。

1992以來的逾20年間,中韓貿易增加近35倍,南韓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最大進口來源國、最大海外投資目的地,已不再是美國或日本,一律都是中國。

南韓親近中國,除了是向錢看,也有戰略布局。南韓經濟奇蹟背後,始終有朝鮮半島局勢的隱憂,雖說北韓只是透過brinksmanship製造危機生存,但萬一擦槍走火,後果不堪設想。南韓也明白,要中國背棄北韓並不可能,因中朝有多少矛盾也好,中國畢竟需要北韓作為棋子以備不時之需。但假如北韓崩潰,或做出更難理解的行為(例如核試污染邊境),而南韓又能被北京接受,時機一到,中國支持南韓統一半島,換取南韓請走駐韓美軍,便不是天方夜譚。

現居首爾的俄羅斯學者Andrei Lankov,不久前發表文章〈假如中國要選擇,選擇的是南韓〉,認為南韓有成熟的文化、龐大的市場及願意跟北京協商的務實,若果有一天北京只能兩韓選其一,北韓會被放棄。

對中國而言,這方案似乎也是充滿吸引力的。沒有北韓的挑釁,美國參與東北亞事務就失去藉口;而駐韓美軍一走,日本面對中國的壓力就更大。那時候,「中韓鐵路渡輪」線路,還可以有戰略價值。習近平曾說任何國家不可憑「一己之私」搞亂亞洲,明顯暗示北韓;現在鐵路渡輪也繞過北韓,金正恩自不是味兒。

不過中韓蜜運還是停留在高層、商界層面,一般民眾還是有一定保留。南韓智庫現代研究所剛發表報告,指政府需要正視依經濟賴單一國家的問題。數年前,東亞所與亞洲研究所的民調反映一旦北韓出現事故,近70%南韓人認為中國會支持北韓,只有4.2%認為會支持南方,另有近60%認為中國不樂見兩韓統一,所以一般傾向保留和美國的特殊關係,不能向中國一邊倒。但假如中韓鐵路渡輪一類項目能加強兩國民間交流,逐漸令南韓民眾得到和俄羅斯專家一樣的結論,東北亞大棋局的大逆轉,就有可能出現。

小詞典:環渤海地區

「環渤海地區」指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五省市,更廣義的範圍除以上五省外,還包括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山東省現時是中韓經貿合作重鎮,韓企有逾4700家,韓國籍常住人口逾16萬人。中韓鐵路渡輪項目一旦完成,到2020,貨客量可達2096萬噸和118.5萬人,也有望令環渤海地區成為東亞整合的核心。

《阿拉伯跳舞女郎》/Beyond

近日Beyond黃家強一句「如果我不是這個名字的一員,我應該可以更幸福」,令不少和Beyond一起成長的一代很不是味兒。Beyond一直是香港最有國際視野的樂隊,走進主流前,已作出不少有趣嘗試,我們不妨重溫他們第一張大碟的主打歌《阿拉伯跳舞女郎》,每次重溫都有不少發現。

必須說明的是,這首歌是充滿爭議的。無論是主流還是搖滾界,不少評論都說它「不倫不類」。大碟以中東、印度風格為主軸,封套在「有一定中東氣氛」的新加坡酒店和印度餐廳取景,雖然有點為做而做,但對當時地下樂隊而言,乃相當突破。當時的五人樂隊都穿上阿拉伯服裝,音樂滲入異域風格,其他歌曲如《沙丘魔女》、《東方寶藏》、《水晶球》等,全都對題。坦白說,那種「異域風格」有點像遊客區弄蛇的感覺,多於真正exotic,而封面造型幾乎似是惡搞。但歌曲的意涵,還是頗為可觀的。

為甚麼是「阿拉伯」?對當時香港人而言,那可是比非洲更神秘的地方,而且充滿悖論。非洲雖然遙遠,但起碼有「貧窮」深入民心;阿拉伯遍地戰亂、又充滿富庶,卻不容易概括。「阿拉伯跳舞女郎」也是這種矛盾的反映:理應屬於保守的伊斯蘭世界,跳的舞卻充滿性暗示,令人無所適從。當時日本赤軍女領袖重信房子逃難到中東,投身阿拉伯解放運動,成了巴解座上客,就很符合這種投射的複雜形象。

《阿拉伯跳舞女郎》的歌詞出自黃貫中、葉世榮,用左翼學究角度,自然充滿甚麼「東方主義消費異域文化的批判」。但這種「消費異域文化」的主題,卻又可以是這首歌的批判對象,如是者,貌似庸俗的歌詞,也可以是請君入甕的設定。例如第一句,「將深色的酒灌進心裏」,左翼觀點自會考究「不少阿拉伯世界禁酒」;又像「望著鏡裏我醉倒」,學究自然會說「阿拉伯魔鏡」其實也是其他地方傳過去,只是文學家的想像云云。就是所謂「阿拉伯舞」,在西方也成了夜店色情演出的代名詞,何嘗不是逐漸被一些阿拉伯國家禁止?但這些種種,正正是「阿拉伯」予一般人的想像;歌詞反映這種想像,誰說不是嘲弄大眾的水平?

所以這歌從來不是要講述真正的阿拉伯,只是「與你編織一個夢」;推出後毀譽參半,卻充份證明了Beyond走出香港的實驗精神,為日後的《Amani》、《光輝歲月》等作出完美鋪墊。不少同代人心理都暗暗盼望,如果時光停滯在那個時空,多美。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11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1092

2015年12月10日星期四

國際關係視角懷念杜葉錫恩

香港政壇元老杜葉錫恩以102歲高齡辭世,一生傳奇,不容易以任何片面單一觀點理解。筆者從小十分敬重她,曾在大學時代拜訪她,至今保留着當時合影及她相贈一疊自行整理的打字機文件複本,彌足珍貴。筆者從來相信非黑即白二分法只屬愚民手段,把她標籤為「民主」或「親中」均無意義,惟有從國際關係角度還原其一生,才能理解這類歷史人物心路歷程。

杜葉錫恩民望最高是在六十年代,她以「來自英國的人民喉舌」身份廣為人知,是1966年天星小輪事件的集體偶像。假如那時有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她很可能眾望所歸當選。但當時上流社會對她身份存有懷疑,這在筆者近年對六十年代人物訪談中多有顯示,個別社會賢達私下曾懷疑她是否英國共產黨員,熟悉左派組織及英國政治運作的陶傑也數次在文章有相關暗示,內容相當翔實。據前港英政治部特工「羅亞」回憶錄,杜葉錫恩跟另一名當時的英籍親民政客貝納祺都是重點監視對象。

杜葉錫恩是否接觸過英共並不重要,筆者從來相信有關問題沒有意義,只是當時英美反共獵巫的條件反射。反正她一生走的路及抱持的情懷,與加拿大共產國際白求恩等典型「國際友人」並無二致。她坦言相信共產主義,但並非蘇式共產主義,而是被改良後的社會主義。須知英共成立後是第三國際成員,鼓勵成員走向國際,與蘇共走得很近,中蘇分裂後依然傾向蘇聯。杜葉錫恩從小在英國東北部工運大本營紐卡素長大,自小流露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她的首任丈夫是傳教士,曾以為教會是實踐理想的平台,因此到中國傳教,卻對教會的官僚主義失望,又對遠東殖民地社會狀況感到震撼,於是留在香港,成為香港街頭運動先驅。如此經歷,在英國殖民部或情報官僚眼中,不以國際共產主義的角度懷疑才奇怪。

表裏如一 無可替代

雖然杜葉錫恩強烈批判港英殖民管治,但到了「六七暴動」或當事人自稱的「反英抗暴」,不少左派群眾希望她作為「六六反殖英雄」公開支持,而她堅持不表態,反映她儘管不喜歡殖民管治,但那時候也不支持中國提前收回香港。在國際關係角度,美國、蘇聯乃至各地共黨說的是一套,但都不希望六七暴動成功,各方都需要香港作為灰色地帶,繼續跟當時完全封閉的中共交往。就港英立場,以杜葉錫恩當時的聲望,其姿態幫了大忙,避免了與中共沒有聯繫的普通群眾,甚至同情群眾的開明賢達,也倒向六七左派一邊。自此港英發現,杜葉錫恩雖「麻煩」,但也是可合作對象,後來她有直線電話聯繫時任港督麥理浩,廉政公署成立前她在民間發聲甚多,顯示了即使與殖民政府的交往,她也非鐵板一塊。

假如杜葉錫恩沒有來港而是到了新加坡,她會怎樣看李光耀?會認為新加坡應獨立、歸馬來西亞還是什麼?這是很有趣的問題,但她畢竟在香港,自從認識了第二任丈夫杜學魁,也就是一位以追討對日索償為畢生職志的民族主義者以後,便從來無質疑過香港屬中國一部分,相信何時回歸只是技術問題。及至中國改革開放後,蘇聯逐漸崩潰,持典型共產國際世界觀的杜葉錫恩,自然認定中國成為西方「新殖民主義」的頭號顛覆對象。

這種國際觀,遇上英國派全國最傑出政客之一的彭定康來港出任末代港督,並與北京鬧得很僵,她自然認為這是刻意搞的小動作,與前數任港督建立的互信瞬間消失。同時,香港民主派或反對派在六四後,出現了「意識形態壓倒民生」的質變,這也不為杜葉錫恩的國際左派認知接受。在訪談期間,她不斷稱對方為「所謂民主派」,認為司徒華為首的一派作風獨裁,而又出賣民生,相信北京較香港的反對派更有mandate,更懂得管治,也更能警惕西方與財閥的弊病。

不少建制人口中說一套,心裏卻毫不相信,但杜葉錫恩完全表裏如一。她被部分媒體標籤為「晚年逆轉」,這完全是誤會。無論是否認同她的價值觀,她幾乎是香港歷史上最consistent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consistent的國際左派。筆者從來相信,世上無任何一套理論及一套管理模式是全天候準確的,任何論述在合適時候都可成為救世良方,而在不合適的時候亦可禍國殃民。杜葉錫恩在香港歷史上最需要她的時候,令香港社會種種不平事結構性減少,而在最高壓的殖民時代,一個普通華人是不可能有如此能量。單是這一點,已值得她在香港歷史上佔重要一席位,且無可替代。

小詞典:天星事件

1966年,香港天星小輪宣布加價五仙,引發市民上街抗議,演變成「騷亂」,港英派軍警鎮壓,造成1死18傷、1800人被捕。當時青年蘇守忠穿上「支持葉錫恩」外套絕食,成為新聞人物,葉錫恩也成為抗爭人士的偶像。一年後發生「六七暴動」,葉錫恩嚴守中立,只要求港英政府善待政治犯。

大學教育「阿里巴巴化」之後

昨天《信報》主辦香港經濟峰會,感謝大會安排筆者參與討論,喜見陳德霖、王冬勝等商界大老對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等議題,都與我們的國際關係視角暗合,獲益良多。而阿里巴巴副總裁曾鳴博士的分享,尤其令人反思大學在未來的價值。

隨著資訊科技革命展開,無論是智能手機還是電子商務,都已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也改變了商業社會的運作,是為一場國際範式轉移…… 這些套話懂得說的人不少,但真正理解的人不多。不少上一代的前輩依然以為,互聯網就是「新一點的電報、電話」,以為搞一個專頁,就是人有我有地追上時代;找一些年輕人在身邊,就是與時並進。但世界不是這麼簡單的,網絡時代其實是一個繞過中介的時代,家庭主婦、各級學生的剩餘產能,都可以無窮釋放,小的像的士app Uber,大的像就地取材的ISIS恐怖襲擊,都顛覆了舊組織模式,而且不是任何人能夠由上而下規劃的。

曾鳴分享了「網紅」如何經商的經驗,就有延伸閱讀價值。所謂「網紅」就是網絡紅人,例如微博「大V戶」,他們有的本身是公眾人物,有些卻是地地道道的普通人,純粹通過網絡言論成為紅人。在香港,像筆者有一個超過十萬粉絲的Facebook專頁,已算有一定規模,但放在內地,普普通通一個「網紅」有過百萬追隨者,完全不是夢。「網紅」有了人氣,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品牌,製造各種商品。傳統要打進這市場的人,首要解決物流、倉庫等問題,但「網紅」有自己的平台宣傳,不假外求;也可以先收訂單才決定製作量,根本解決了「扎貨」,還可當作限量第一版、第二版推陳出新。這樣下去,商場的存在價值越來越低,生產商進一步個體戶化,而這些在阿里巴巴平台催生的革命,都不是高層所能控制的。

把這些概念帶回學術界,未來就怵目驚心。當現在的大學高層都在為排名遊戲苦惱不已,研發了越來越病態「影響因子」遊戲規則,對員工規管越來越煩瑣、量化,令員工失去學者的尊嚴、乃至為人的意義,「大學生產工廠化」、「大學教育中學化」等趨勢,已是不能逆轉。

但與此同時,一般人得到知識的渠道卻已起了革命。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在互聯網俯拾即是,多少經典從前被名牌大學圖書館獨佔,現在都被整套整套放上網,連網絡課程也成了正規課程,不少隱藏在世界不同角落、在大學以外有「剩餘產能」的知識大師,都有自己的網絡平台提供資訊,甚或開班授徒。就是理工科的,除了極少數需要高端實驗室的難以短期內被取代,不少基本知識也能繞過課堂獲得,例如恐怖組織通過網絡,就能訓練出一批製作大殺傷武器的死士。

逐漸地,大學的存在價值,已不在於提供知識,因為壟斷已被打破,而在於那張被成人社會當作入場券的證書。但物極必反,千百年前,世界各地都有私塾,學生找他們認可的大師拜師學藝,那些大師本身就是品牌,公信力比大量授徒的學校高得多。這不是說上學不重要,而是說能取代正規大學教育、而又能提供替代知識的P2P時代已出現。這時候,回望大學那些評估自己、勞役別人的SSCI因子遊戲、H-index表格、每個學者都有一個分數的「排名榜」,更能明白近二千年前楊修的話:「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

小詞典:阿里巴巴集團

中國電子商務公司,1999年創立,發展極迅速,旗下淘寶網、支付寶、天貓網等成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平台,顛覆了傳統購物模式,也逐漸顛覆了其他商業、生產模式。2014年在美國上市,成了中國第二大市值公司,其創辦人馬雲也成了亞洲首富;此前打算來香港上市的計劃,則最胎死腹中。

2015年12月7日星期一

21世紀再讀福澤諭吉「脫亞論」:日本能遠離中國崛起嗎?

隨著中國崛起、亞洲整合日漸成熟,日本近年的危機感也持續增強。無論是否贊成安倍右翼外交政策,有識之士都對日本國際地位可能「打回原形」深感憂慮,情勢有點像百多年前,日本面對列強殖民主義,努力思考應對方略的百家爭鳴局面,差別不過是今天安於逸樂的平民,不大有那份危機感而已。本欄早前討論過「安倍國師」岡崎久彥的現實主義外交思維,而要理解他那一代人,自然不得不提日本殿堂級思想家福澤諭吉,他的頭像至今印在今天的一萬日元紙幣,可見其地位。福澤諭吉提出的「脫亞論」,被認為是日本近代對外戰略的思想源流,面對中國崛起,日本近年有人提出「新脫亞論」,因此重讀福澤諭吉,也別有價值。

福澤諭吉出身明治維新前的「蘭學家」,曾隨同出使西洋各國,「大政奉還」後成為當時日本的國師,被看成把西方現代理論制度引入日本、將之在地化的權威。1885年,福澤諭吉為他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寫短文《脫亞論》,當時尚未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但中日已在朝鮮劍拔弩張,日本同時努力擺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福澤諭吉的觀點處處回應小時局、同時前瞻大時代,可歸納為四個層面:

1. 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洋文明,標誌著世界文明進步的方向,而西洋文明逐步東漸,接納才是明智之舉,而接納的不止於推翻幕府統治,並要在亞洲開創新格局;
2. 日本的亞洲鄰國中國、朝鮮等皆受儒教影響,因循守舊、不知進取,長此以往,必將亡國;
3. 日本固然與中朝不同,但在西方人眼中三國鄰近,對中朝落後局面的觀察和批評,亦都影響了對日本的認知,這對日本外交非常不利;
4. 與其等待中朝開化,不如果斷與其劃清界線,轉與西洋強國同躋身於「文明社會」之列,而不必對中朝現況抱有同情,只應以打救角度加速其轉型。

「脫亞論」的宗旨,固然以追慕當時最先進的西方文明為目標,但也反映日本對歐美列強的矛盾態度。一方面,日本認為自己已踏入文明階段,與其他落後的亞洲國家不同,理應得到世界尊重;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地理上始終位處東洋、又不屬基督教文明,對歐美始終抱有戒心。「脫亞論」表面上以「脫亞入歐」為目標,其實從來沒有把目光脫離亞洲,不過是將亞洲作為已「文明脫亞」的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研究專家、東北師範大學教授周頌倫以此概括出「東洋盟主論」。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宣傳的大東亞戰爭,正是以「解救」亞洲各國為要旨,甚至到了今天的靖國神社游就館,也是如此記述。

在《脫亞論》,「清國」自然是愚昧守舊的國家、落後的象徵,但同時福澤諭吉也對清朝展開的洋務運動和日益壯大的北洋水師,抱有警惕。《脫亞論》發表前一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曾發表社論,「期望日本之名不被支那所遮蔽」,暗含的邏輯甚為明顯:一旦中國在與西洋強國交往的過程中走上自強道路,日本在東亞辛苦樹立的獨特性將不再,「引領東亞文明開化」的角色也將受到中國挑戰。周頌倫因此認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事實上包含雙重意味,文化上、地位上脫亞入歐」,但在地緣政治層面卻持民族主義立場,以亞洲為日本生存空間。雖然《脫亞論》一文並無鼓吹戰爭,但對日本外交影響深遠,產生的「日本獨特論」,到了今天還深入全亞洲民心。

「新脫亞論」:21世紀以「脫亞入美」回應中國崛起?

時至今日,日本面對的外部環境自然與19世紀末迥異,但中國崛起後如何維繫獨特地位,卻正是當年福澤諭吉所憂慮的。安倍晉三在上任之初,就提出與美澳等國構築「自由與繁榮之弧」,鞏固美日同盟,尋求「普通國家化」,與前任民主黨政府主張的「東亞共同體」格格不入,明顯有「脫亞入歐」思路,不過今天「以美代歐」而已。他上台前的2008年,日本拓殖大學校長渡邊利夫發表了「新脫亞論」,批評「東亞共同體」強行把歐盟概念移植到國情完全不同的亞洲,只會令各國完全受制於強國,主張與鄰國發展「海洋國家同盟」,把亞洲經濟整合局限在純功能層面,從而與經濟日趨強大、但價值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國劃清界線,論說受到一定關注。當然,要同時獲得中國崛起的經濟利潤、而與「政治中國」劃清界線,再爭取自身介於中美之間的獨特地位,分寸極難拿捏,但似乎安倍上台後的外交政策,正是以此為目標。

安倍壓下國內反對聲音,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TPP,放棄「東亞共同體」建議,也不願加入中國催生的亞投行,固然是一種遠離亞洲、親近西方的姿態,但同時也是決心自成一極的態度。曾幾何時,也有建議日本加入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那就名正言順的「脫亞入美」了,但日本相對封閉的農業產業結構和所處的地理位置,都決定了其難以融入北美經濟體。不過通過和美國進一步合作,卻可能成為「亞洲的經濟美國」。只要美國對日經濟政策另眼相看,賦予不少獨特優惠,即使日本商人要怎樣依靠中國市場,也依然不能離開西方,因為有了西方政策優惠的日本身份,對進入中國也有優勢。須知道香港的經濟崛起,部份也是靠西方賦予與內地不同的政策優惠所致,例如美國就視香港為一「非主權實體」,採取獨立經濟政策看待。

在政治層面,安倍一直期望解禁自衛隊,以「普通國家化」彰顯日本的國際影響力,這也是「脫亞入歐/美」的具體一環。說到底,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極小,真正再發生對外侵略戰爭的空間也不大,但只要再出現「日本軍隊」這概念,就算只是「維繫區域和平」也好,日本軍力就會成為亞洲鄰國再美國以外,尋找平衡中國影響力的另一選擇。東南亞國家目前大多奉行「政治、軍事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對沖」戰略,對中國崛起既興奮、又擔心,美國利用這心態,不斷拓展亞洲的軍備市場,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其實日本軍備至今相當先進,只要自衛隊解禁,足以取代美國軍事企業在亞洲的地位,那時候,日本的國際影響力才有可能回到戰前,起碼這是安倍、渡邊利夫等人的信念。

在文化層面,日本百多年前就刻意成為西式文明國家,對國民質素等要求極高,但其實更接近德國模式,而對憲政民主等普世價值的推崇,始終有保留。到了日本和西方交惡,更大舉提倡神道教,作為平衡基督教文化的舉措,可見「脫亞入歐」也有其底線。二戰期間,日本一度有意對亞洲各國輸出神道教,但成效有限,戰後要創造既不同於亞洲、又不至等同歐美的獨家文化,自然更難。然而當中國提倡「中國模式」,只要日本在亞洲堅持目前體制,追溯大量亞洲政治術語都源自日本創制的歷史,卻已有足夠軟實力。說到底,日本固然不希望被崛起後的中國融入亞洲體系,但也不願純粹成為美國的棋子,重讀「脫亞論」,此期時矣。

小詞典:「東洋盟主論」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以日本人為對象,但其他國家學者則多以國際關係角度解讀。中國周頌倫教授總結福澤諭吉的對外政策主張為「東洋盟主論」,認為日本根據福澤諭吉的理論,全力促使中朝兩國發生激烈變革、而不以鄰國人民短期福祉為依歸,一方面希望以之為勢力範圍,另一方面也希望宣傳為「率領亞洲抗衡歐美殖民統治」,間接令日後日本的軍事擴張得到理論基礎。

2015年12月5日星期六

葛珮帆:港成走私象牙中心

過去數十年,香港一直都是國際重要的航運樞紐,貨物的吞吐量冠絕全球。除一般貨物外,香港亦是走私野生動物的重要轉口港。據英國廣播公司計算,香港境內的象牙銷售量遠比世界上其他城市為高。據統計,去年非洲獵殺了約3.3萬頭大象,而全球現時只剩下47萬頭大象,按此趨勢,不消數十數年,野生大象便面臨絕種的危機。作為其中的重要轉口港,香港應採取措施堵截這些走私活動。

香港不少非政府組織和公眾人物關注走私動物議題,葛珮帆就是其中一位。她2012年循立法會選舉新界東選區直選晉身立法會,她分別在2001年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以及在2002年榮獲十大成功女性。除此之外,她更是網際網路專業協會(iProA)的創辦人。她參政前已一直關注野生動物的相關議題,區選剛過去的星期三,她在立法會大會提出〈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的罪行〉動議議案,提出為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罪行,希望政府展開立法程序。作為是次行動的倡導者,葛議員自然能讓我們了解現時世界走私野生動物的實況。

S: 相比象牙問題,媒體和網民都比較關心你的學歷問題,你能否就此解說一下呢?
E: 我在單親家庭長大。19歲時,正修讀香港演藝學院的舞蹈課程,媽媽為了照顧病重的家人要到美國居住,因此,我開始投身社會並接觸市場營銷方面的工作。其後,在香港大學認識了一個講師,我很欣賞他跳脫的思維,習慣打破陳規的思考模式。他擁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雙博士學位。他很賞識我,認為是可造之材。於是,我和幾位同學便以私塾的形式跟隨他學習。我們每個星期上課三晚,而星期六就作滙報。我現時一身的「武功」都時當時學成的,而這樣的學習模式維持了9年。老師認為我們空有知識而沒有學位並不足夠,於是,他建議我們到他朋友在美國的大學修讀學位。取得學位至今已接近20年,我沒有跟進大學的動態,後來傳媒報道,我才知道大學輾轉搬到巴基斯坦,其後結束了。

S: 這學歷對你的政途影響深遠,你會否進一步向公眾證明你的學歷?
E: 我已畢業多年,論文亦涉及他人公司的資料,因此,不便公開。我痛心的是牽連到當時的師父,師父已去世,但師母仍與我保持聯絡。有朋友建議我到澳洲修讀博士學位以作證明,但我認為學習應是追求知識,再學習同一範疇的內容也沒有意義。其後,我在香港大學獲得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這亦是我的興趣範疇之一。

明年或敗選 把握機會為動物發聲

S: 言歸正傳,什麼原因觸動你關心象牙問題議題?
E: 除了推動香港的科技發展和婦女議題外,保護野生動物是我終身的使命,在進立法會前,我已關注這個議題多年,亦曾參與保護鯊魚運動,推動市民減少食魚翅。其間,認識了一班朋友,從他們的講解,知道象牙走私的嚴重性,從此關注這問題。

S: 來年就是立法會選舉年,關心野生動物的議案可能被各黨派和選民視為離地,為何你仍提出動議?
E: 每名立法會議員,每個立法年度平均有兩次機會提出動議議案,因此,能提出動議的機會可謂少之又少。明年又是立法會換屆選舉,正如你所說,我應動議更多民生項目,藉此爭取選民的支持。大部分民生議題,如勞工、貧窮、社福和婦女議題,我所屬政黨和其他議員都長期跟進和研究相關政策,而最弱勢的是不能發聲的動物。這亦可能是我最後一次提出動議辯論,來年選舉我也未必會當選,我當時想「If not us, then who? If not now, then when?」。若我只計算選票,我是否對得起自己呢?

S: 現時走私野生動物的情況怎樣?
E: 現時象牙主要來自非洲大象,重災區是坦桑尼亞,其次是肯尼亞,而贊比亞的數量也開始上升,南非這幾年更因非法捕獵大象的爭鬥而導致幾百人死亡。走私象牙的利潤很豐厚,一對象牙的收購價僅為3000美元,但象牙經過雕刻,售價可高達150萬美元。因此,吸引不少跨國犯罪集團加入象牙走私的罪惡中。與此同時,專家亦指出非洲地區的恐怖分子也染指象牙走私活動,藉此增加收入來源。走私野生動物的嚴重程度一如走私毒品、販賣人口和軍火等的國際嚴重罪行,也成為國際間高層對話的其中一個議題,各國之間應聯手打擊相關罪行。

S: 為何走私象牙問題會和香港連上關係?
E: 根據香港NGO調查,香港已是象牙黑市交易中心。售賣象牙的店舖大多都位處遊客區,如尖沙咀、荷李活道等。他們的廚窗廣告,附有西班牙文、日文,明顯以海外遊客為目標買家。但弔詭的是,香港早在1989年禁止象牙出入口。明顯地,有人在購買象牙製品後,能突破香港海關的檢查將象牙運到外地。反映香港打擊象牙出口的力度不足,也存在法律漏洞。例如店舖能向顧客提供證明書,證明象牙是1989年前的製品或是長毛象的象牙,海關亦難以分辨,這漏洞令香港的走私活動活躍。
犯罪分子走私的路線也很迂迴,不少先經瑞士等國家再到達香港,而香港就是其中的中轉站之一。私梟會用大飛將象牙運到國內雕刻,再運回香港供黑市買賣。走私渠道複雜,反映背後有集團運作,也可能涉及貪污等問題。

S: 香港現行法律存在什麼漏洞,導致走私象牙問題?
E: 1989年全球非洲大象數量跌至60萬隻,為遏止大象遭受獵殺,聯合國1989實施商業象牙貿易的禁令,禁止象牙出入口。香港亦跟隨落實相關法律,並實施登記制度,容許1989年或之前的象牙製品可以在香港境內使用和買賣,並根據法例登記庫存數量。其時,全港登記的象牙數量為680噸。但登記的只是象牙的總重量,並只記錄大條和未經製作的象牙。但26年過去,香港仍有110噸象牙,象牙的數量只按年輕微減少,有人利用登記制度的漏洞,聲稱象牙產品是1989年前的,但出售的卻是走私得來的象牙製品,這就是所謂的「洗白象牙」。

S: 面對這情況,香港應推出什麼應對措施?
E: 這些漏洞難以完全堵塞,唯一方法就是香港全面禁止象牙買賣。若香港立法,就可改變香港作為象牙銷售集散地的角色。現時非洲只有47萬頭大象,這比1989年時少了十多萬,去年則捕殺了3.3萬頭大象。近年,香港成為野生動物走私活動中心,嚴重打擊香港的國際形象。習近平在會見奧巴馬和威廉王子時都分別提及禁止象牙買賣,香港人是世界公民,更應盡一分力。

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

在伊朗喝「無酒精啤酒」

伊朗與西方關係解凍後,伊朗旅遊熱剎那間興起,不少遊客都希望在伊朗完全開放前,及早感受「原風味伊朗」,以免只看到又一個麥當勞處處的全球化景點。年前,筆者曾到伊朗一遊,對這國家印象十分良好,「邪惡軸心」的味道固然感受不到,還對極友善且隨時邀請閣下到家作客的伊朗人留下深刻印象。外間總以為伊朗的宗教背景令當地人生活壓抑,其實這類「壓抑」部分是媒體偏見,部分則已被民間智慧解決,其中一個典型例子便是「無酒精啤酒」。

1979年什葉派革命後,伊朗政府實行全面禁酒並取締夜店,但伊朗人從來是嗜酒的民族,幾乎是波斯歷史傳統之一。那怎麼辦?一方面,不少酒商從伊拉克邊境走私葡萄酒進入伊朗以換取石油,這門地下生意利潤曾相當可觀,但畢竟存在風險,特別是革命後早年,兩伊還是交戰國;也有伊朗人私釀啤酒,但始終要偷偷摸摸,不可能大規模生產,質素亦參差。有見及此,酒精濃度低於0.5%的「無酒精啤酒」便成為替代品,伊朗公司Behnoush首推品牌Delster,然後同類產品紛紛面世,漸成伊朗特產,還開始輸出國外。

在伊朗喝下這種被稱為「假啤酒」的飲料時,感覺甚複雜。其味道基本上等同果汁汽水,有不同調味選擇,除了帶麥味及些少甜味,其實跟那些西柚菠蘿、香橙熱情果一類汽水沒分別。若喝了這種飲料而能「興奮」起來,明顯是基於心理原因多於客觀效果。但想回來,即使是正常啤酒,也不容易真的令人有感覺,不少酒客都是借題發揮,啤酒不過是藉口。習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伊朗人,正正需要這樣的藉口,「無酒精啤酒」大行其道也就不意外。

意外的反而是,這種啤酒逐漸開始流行國際,變成有生命力的一種產品,不再是無可奈何的啤酒替代品,因即使是西方消費者,也在尋找可樂、果汁與啤酒之間的另類選擇。有見此市場需求,全球啤酒大品牌都在收購「無酒精啤酒」品牌,例如喜力購入了埃及公司Ahram Beverages的品牌Birell與Fayrouz,嘉士伯也購得中東流行品牌Moussy。2012年,「無酒精啤酒」全球需求達22億公升,較5年前多出80%,中東佔近三分一,伊朗的需求特別顯著。在東南亞,馬來西亞則為大戶,Euromonitor預測明年需求將達360萬公升,但比起中東還是遠遠不如,原因也心知肚明。

流行國際 商機處處

由於競爭漸大,「無酒精啤酒」品牌開始着力令自身形象更鮮明,例如Moussy說自身是沙灘青年男女必備,Birell則定位為剛陽味較重及看球賽時必備。2005年,哈馬斯(Hamas)在加沙民主選舉勝選後,巴勒斯坦公司Taybeh也推出自家「無酒精啤酒」作為民族抗爭圖騰。說不定那些被看作激進組織的商業支部,未來也會打同類主意。

當然,這也並非毫無爭議,例如曾有伊朗神職人員認為,「無酒精啤酒」又是西方陰謀,意在腐化伊朗人信仰純潔云云。畢竟在伊朗,酗酒一直是社會問題,據伊朗媒體數字,去年酒徒人數多達20萬,更有人因飲用非法酒精而失明,甚至死亡,故此伊朗首間戒酒復康中心已經投入服務。但正因如此,即使從宗教角度而言,「無酒精啤酒」也有類似美沙酮的效用,起碼對身體無害,所以反對聲音也愈來愈弱。隨着伊朗向西方打開大門,儘管要改變禁酒令並不可能,但大舉輸出「無酒精啤酒」作為一項商機是勢在必行。

小詞典:啤酒外交

啤酒是世上最古老的飲料之一,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100-35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芬蘭、丹麥、澳洲、德國、愛爾蘭等是世上啤酒需求量最高的國家,也是五大啤酒生產國。近年中國為宣示走入西方文明,興起「啤酒外交」,例如習近平訪問英國時,與首相卡梅倫在酒吧共飲啤酒;德國總理馬克爾訪華時,也和李克強共喝黑啤。

《喜氣洋洋》/徐小鳳

徐小鳳1979年經典名曲《喜氣洋洋》進入網絡時代後,意外得到重生,成為網民對看不過眼的人和事「贈興」的指定歌曲,反映在二次元空間,同一首歌也會擁有「二次生命」。回看《喜氣洋洋》的前生,似乎同樣隱含那代人的心路歷程,並非那些為唱而唱的賀歲歌可比。

《喜氣洋洋》原曲來自日本創作歌手五輪真弓的《戀愛ともだち》,她一人包辦曲詞唱,講述一雙「朋友戀人」被街頭巷尾議論,頗帶無奈,無論內容、氣氛、訊息,都和鄭國江的中文版風馬牛不相及。但當時香港歌手改編日本歌曲,其實是頗為「在地」的,借用旋律以外,也會在其他層面有交流,比改編西方旋律多了互動,可看作「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先驅。徐小鳳就偏愛五輪真弓作品,全盛期幾乎每張大碟都有改編自五輪真弓的歌,例如《夜風中》、《黃沙萬里》等,到了近年五輪真弓來港開演唱會,小鳳姐還要親自獻花。

須知在那個年頭,香港歌手沒有「北上搵食」那回事,要走出香港、邁向國際,幾乎就等如走進日本。那時候的上升階梯最終站,以打入日本「紅白歌唱大賽」作為地位肯定,而能進入的華人歌手,也不過鄧麗君、陳美齡、翁倩玉等寥寥數人而已。但這無礙香港歌手「日本化」的潮流,例如周慧敏出道參賽時,唱的是偶像柏原芳蕙的《最愛》,近年她復出舉行個唱,還是找柏原芳蕙擔任嘉賓。陳慧嫻出道時,形象完全是那時代的日本少女,自然也有錄日文歌;甚至到了Beyond衝出香港,目標也是日本,黃家駒正是在日本的遊戲節目喪命。

由於改編自日本旋律的廣東歌很難完全沖掉「前世」痕跡,無論填詞人有心還是無意,只要聽過原版,再聽改編,無論新詞填成怎樣,都令人感到別有所指。在這語境下,歌詞越是強調硬銷「喜氣洋洋」,卻越似難掩一抹滄桑。1979年是港英的麥理浩年代,屬於「黃金十年」,那時候,「亞洲四小龍」和「大龍」日本一起騰飛,港人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但前途問題剛浮現,今天回看,頗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末世風情。那《喜氣洋洋》究竟是一個甚麼場景?

全曲線索在於這一句:「熱熱鬧鬧燈正亮/酒正香/滿室鬢影衣香」,明顯是紙醉金迷的貴族派對,並不屬於平民的大排檔喜慶,而屬於有資格「鬢影衣香」的階層。所以「歌聲多奔放個個喜氣洋洋」的「個個」,似乎也不是全體市民,只是局限在某圈子內的貴人。這些人要「齊鼓掌」、「齊高歌」,其實是不容易的,一來自恃身份,二來有獨立思考,不習慣做集體行為,除非有一個前設:這樣的慶祝可一不可再,才能令人忘我。「為你快樂歌唱/歡笑莫嫌良夜長」,就像《何日君再來》那種不知何日再能盡慶的哀愁;「願你我和唱/愉快渡快樂時光」,也只有不容易得到的東西,才會成「願」。

其實,就是《喜氣洋洋》一千年前的出處,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氣洋洋者矣」,難道真的在說自己很開心,而不是有借樂消愁之意?自然不是。由此看來,《喜氣洋洋》被網民用作另類贈興,就不是毫無根據:結合了日本原曲的背景,七十年代末期的香港情懷,和今天新一代的心境,要是還有誰能簡簡單單、毫無思考地「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而不帶一絲cynicism,就不是21世紀的香港人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4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0273

2015年12月3日星期四

假如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死於八十年代......

早前,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擊敗潘基文、朴槿惠、蓋茨等人,榮獲孔子和平獎,雖然他以獎項公信力存疑而拒受,但再次令世界關注他與「和平」格格不入的言行。西方媒體視他為非洲最強硬獨裁者,屢因侵犯人權而受譴責,有屠殺平民紀錄,亦曾造成當代最誇張的通脹紀錄,更有如此名言傳世:「我是這個時代的希特拉,希特拉所獻身的只有其人民,如果為他的人民獻身便是希特拉的話,那就讓我變成希特拉十次吧!」

不過,假如穆加貝死於八十年代,恐怕其國際聲望不下於南非國父曼德拉。數年前,於津巴布韋長大的英國人拍下講述穆加貝的電影Robert Mugabe... What Happened?,從中會發現他與曼德拉有類似早年經歷,同樣曾選擇以武力實現政治目標,多年後分別終結白人種族隔離政權;建國初年亦帶來新氣象,經濟曾欣欣向榮。作為一位西化紳士,兩人也曾備受國際推崇。

穆加貝生於1924年,是極貧窮單親家庭成員,後來成立非洲民族聯盟(ZANU),以武裝力量解放被白人種族隔離政權控制的羅德西亞(Rhodesia,又稱南羅德西亞,津巴布韋前稱)為目標,行動策略與中共相近,以農民為重心,最終在1979年迫使白人總理史密斯(Ian Smith)放棄權力,1980年獨立建國,成為津巴布韋首任總統至今。至今仍有不少非洲人因穆加貝的革命英雄形象,而不願批評他。

在穆加貝治下早年,津巴布韋曾有天翻地覆的變化,上述電影便陳述了他的3項主要貢獻。第一,穆加貝因同情貧農而進行的土地改革。第二,他着力改善醫療設施,1980至1990年的該國初生嬰兒夭折率下降一半,國民壽命也有增加。第三,他大舉投資教育,令津巴布韋國民識字率大躍進。筆者在美國曾認識部分津巴布韋權貴,他們對「早年那個穆加貝」依然讚不絕口,堅持他「本來不是那樣的人」,認為是他娶了現任年輕妻子後才判若兩人。大家自然不能簡單歸咎於個別一人,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急流勇退 得保名聲

首先,津巴布韋的種族問題似乎較南非嚴重。穆加貝建國初期,北方的紹納族(Shona)與南方的恩德貝萊族(Ndebele)曾有衝突,為鞏固權力,他不惜在南方殺害兩萬平民,但直到1997年津巴布韋天主教委員會曾為此發表題為《打破沉默,建立和平》的調查報告,世人才正式知道內情。這類高壓舉措,令津巴布韋埋下衝突的種子,只要穆加貝管治出現問題,反對勢力便會瞬間坐大。

至於穆加貝的最大政策失誤,則源自他自小相信的左傾思想。冷戰結束後,西方要求非洲改革的呼聲更強,但穆加貝對自由市場缺乏信任,管治遇到瓶頸後,反而進一步訴諸民族主義、福利主義,一方面充公白人土地,另一方面加強「改革」,輸送利益予部分支持者。這些舉措,一如烏干達狂人阿敏那境內印裔商人開刀,短期內未嘗不能爭取一些激進支持,但長遠只會令國家經濟破產,加上他曾豪言「國家不會破產」,而無視國家通脹問題嚴重,都令國家機器潰敗。

假如穆加貝激流勇退,還是能保持一定歷史地位的。但他不像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等願意順應時代交權,反而因為擔心下台被清算而無限戀棧。2000年,他在公投失利,居然以私人軍隊施行暴力、進行謀殺以鞏固權力;2008年他在總統第一輪選舉落後,又是重施故技。如今他治下的津巴布韋已是黨國一體,武裝力量、公務員、媒體人員大都是執政黨黨員,一旦穆加貝倒台,全國精英恐怕面臨大清洗,這也是不少人「不得不」繼續投給穆加貝的無奈。

有說「假如你不是及早離世,就只能等待自己足夠年長,去見證自己變成壞人」,除了曼德拉,又有多少領袖能避過宿命?

小詞典:羅德西亞 (Rhodesia)

原為英國殖民地,以為英國拓展南部非洲土地的英國冒險家羅德斯命名,南羅得西亞為今日津巴布韋,北羅德西亞為今日贊比亞。英國白人曾大規模往南非、羅德西亞、肯尼亞等移居,南羅得西亞白人擔心獨立後被黑人邊緣化,遂於1965年單方面宣布獨立,建立類似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而不為任何國家正式承認。羅德西亞總統史密斯也是爭議人物,黑人指他是種族主義者、剝削黑人以照顧白人利益,但也有人指他令國家發展水平上升至非洲國家最前列,最終政權被穆加貝領導的游擊隊和平取代。

2015年12月2日星期三

沙特與「伊斯蘭國」是敵還是友?

「伊斯蘭國」雖然成為全球公敵,但不少區域國家對高調出兵打擊IS一直躊躇,除了我們曾談及的以色列,還有美國的中東重要盟友沙特阿拉伯。

IS崛起時,除了吸納大量侯賽因舊部,也曾獲沙特支持,目的也是制衡什葉派龍頭伊朗。擔任沙國外交大臣40多年、今年7月剛逝世的親王費薩爾(Saud al-Faisal),曾對美國國務卿克里稱,IS是「我們遜尼派」對「你們支持達瓦黨」(Da'wa)的回應,而「達瓦黨」是來自目前主導伊拉克政治、分別獲美國及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派系。儘管費薩爾的說法沒透露沙特具體角色,可看作為空泛陳述,但沙特種種瓜田李下,還是陸續曝光。

例如英國廣播公司調查IS財源時,便列出沙特、卡塔爾與土耳其等都是其早期幕後金主,原因均是支持反什葉派的派系,沙特也一直向極保守組織提供資金,不少相關基金會與激進勢力關係密切。

就像阿爾基達剛崛起時,沙特也屬幕後金主之一,拉登本來便是沙特富商家族成員,不少沙特頭面人物也是透過不同基金會支持阿爾基達,西方要杜絕幾乎不可能。

表面嚴防 意在伊朗

沙特政府表面上嚴防IS,甚至說要在邊境興建「萬里長城」避免IS顛覆,但這主要是對內的考慮。IS首領巴格達迪曾批評沙特統治階層「窮奢極侈,喜好酗酒、娼妓、跳舞與宴會」,並警告「IS的先鋒很快將會抵達沙特」,今年便曾炸毀兩座沙特東部的什葉派清真寺。

由於沙特王室的腐敗內外聞名,有民調顯示IS在沙特的支持度頗高。根據前年12月華盛頓研究所的報告,有1016名沙國公民參與敍利亞內戰,雖然不是全體加入IS,但効忠對象也並非溫和組織,在中東北非地區,這數字僅次約旦。由於沙特國內管治本來就高壓、封閉與保守,假如IS顛覆了沙特政權,甚或得到沙特王室當中反對派裏應外合,一方面加強對群眾的福利主義,另一方面厲行嚴刑峻法,不一定較目前王室不受歡迎。

然而,只要沙特政府有把握IS不能滲透國內, 或對控制高層有信心,期望該國在國際舞台真正反IS,同樣只可能是不痛不癢的。沙特此刻最關注議題,跟以色列一樣,也是伊朗與西方解凍,令伊朗有可能取代沙特,成為西方在中東的寵兒。由於伊朗較沙特更民主,兵力也更可觀,反IS態度亦鮮明,只要現政權確保不再輸出革命,什葉派勢力反而可能成為美國穩定中東的新盟友,亦未可知。美國近年發展頁岩氣,成為能源出口國,也減少了依賴沙特石油,加上國內非政府組織不時批評沙特人權狀況,都令美沙關係醞釀巨變。

說沙特無實際行動,也是欠公允。例如去年9月初,奧巴馬向IS宣戰後不久,沙特曾號召10個阿拉伯國家簽署對抗IS的《吉達公約》,參與美國發動的空襲,更有王室成員親自駕戰機,為美國的行動在伊斯蘭提供正當性,便獲高度表揚。但沙特底線是清晰的,攻擊IS時不能令伊朗成為大贏家,否則整個遜尼派世界面臨空前挑戰,甚至連聖地也不保,那不是沙特王室能承擔的歷史責任。要促成全球反IS大聯盟的法國,單是理順這個結構性問題,已可能筋疲力盡。

2015年12月1日星期二

以色列與IS存互不侵犯默契

聯合國上月底通過消滅「伊斯蘭國」(IS)決議,IS正式成為全球公敵,但心水清的觀察員均留意到這些年來,理應是IS這類激進伊斯蘭組織頭號敵人的以色列,未高調參與反IS行動,也不常以恐怖分子形容對方。另外,以色列直接受IS的攻擊也十分有限,IS頂多是姿態上聲援巴勒斯坦人,卻沒重點針對以方的部署,除了一個自稱是IS支部的組織曾向以國邊境發過數支火箭炮,僅此而已。為何會出現這種「互不侵犯」默契,值得推敲。

最主流解釋,自然是認為雙方都不是對方的即時威脅,也並非雙方此刻的頭號敵人。對IS而言,鞏固在伊拉克與敍利亞的管治,加強宣傳反西方意識形態及吸引新血,是目前戰略方針。攻擊以色列既不能拓展土地,又缺乏獨家宣傳效益(已有太多激進組織針對以色列),只須打打嘴炮,證明「人有我有」即可。對以方來說,此刻最憂慮的是伊朗與西方關係解凍後,會迅速成為中東霸主,而伊朗一貫敵視以色列,也構成一定核威脅,故此任何能削弱伊朗的行為,才是以色列鷹派那杯茶。

權衡緩急 削弱伊朗

此外,如何處理民望頗高的巴人組織哈馬斯(Hamas),才是以方的頭痛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哈馬斯同樣是IS的敵人。IS已公開對哈馬斯宣戰,「官方」原因是哈馬斯「執行伊斯蘭教法不力」,但真正原因相信是哈馬斯與真主黨關係密切,不少資源來自真主黨及其金主伊朗,而真主黨與伊朗皆為IS更大的敵人。

伊朗曾批評美國在以巴衝突問題上,對恐怖主義持雙重標準,亦曾指摘IS背後獲以色列支持,是國際社會「摧毀伊斯蘭世界」的一步。儘管此說法有陰謀論成分,但以方在「兩害相權」下,似乎更不願伊朗派系坐大。

不久前,阿拉伯衞星電視台(Al Arabiya)有一篇報道,發現以色列一般聲明提到IS時,通常都與哈馬斯相提並論,顯示以方眼中的迫切威脅,在於哈馬斯而非IS,因以國認為後者不會長存,巴勒斯坦問題卻無日無之。以色列智庫學者斯漢澤爾(Jonathan Schanzer)亦指出,針對哈馬斯的「護刃行動」已令以方應接不暇,假如再開新戰線,實不足以應付。當然,這不代表以國與IS有直接合作空間,只反映現實主義的緩急計算。在可見將來,以色列無強烈誘因正面衝擊IS,這是事實。

不得不順帶一提甚囂塵上的陰謀論,著名陰謀論者斯旺(Ben Swann)與艾克(David Icke)提出種種「證據」,認為IS是美國及以色列刻意扶植,作為「控制世界局勢」的工具,相信惟有IS坐大並弱化一切區域大國,美以兩國才有足夠道德 理據,通過反恐之名擴展區內勢力。這種陰謀論與聲稱以方支持拉登及阿爾基達一樣,穿鑿附會的成分頗重。

然而,以色列外交策略相當現實,例如哈馬斯成立初期曾獲以方扶植,旨在分化巴勒斯坦不同派系,但後來尾大不掉而已。要以國改變對IS的政策,唯一可 能是哈馬斯使用反間計,未來的襲擊以「IS支部」名義進行,來扭轉以色列國內民情,否則要以方動真格加入反IS聯軍,確實不易。

香港姊妹港回顧之德屬「模範殖民地」膠州灣

香港討論「去殖化」之時,我們除了可回顧英屬威海衛、法屬廣州灣的故事,也不妨再推遠一點,談談曾經被德國管治的德屬膠州灣。1898年3月6日,德意志帝國以傳教士被殺的「巨野教案」為由,逼清政府簽訂《膠澳租借條約》,位於山東的膠州灣正式成為德國「租借地」,青島為其行政中心,山東半島也成為德國勢力範圍,與及德國在遠東的重要軍事基地。不過早在三十年前,德國已有「中國通」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建議佔領膠州灣,作為進入亞洲大陸的跳板。租約原來為期99年,但一次大戰爆發後,膠州灣就被加入協約國作戰的日軍佔領,不久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線,這一筆暫且按下不表。換句話說,德國管治膠州灣只有短短16年,但由於將之宣傳為「模範殖民地」,是對當地依然有微妙的長遠影響。

德意志殖民帝國的管理

德國統一時,世界各地都幾乎被傳統歐洲殖民列強瓜分,令德意志帝國的擴張空間十分有限,這也是一次大戰的導火線之一。正如德皇威廉二世所說:「所有價值的地方已成為他國的殖民地,德國的殖民地選擇存在先天不足。」基於這樣的背景,德國到手的殖民地大都相對貧瘠,例如非洲坦葛尼喀(今坦桑尼亞主體)等,都屬英法爭奪後剩餘的雞肋,管治模式也就費煞思量。

德國殖民地管治模式大抵可分為兩種,對資源充沛、但發展落後的廣大地方,例如非洲,德國政府殖民部大都把該地行政權下放,並在適當時候由政府資助,希望減低柏林對殖民地的資源投放。例如德屬西南非洲(今納米比亞)由「德國南部非洲殖民地管理會」管理,由德國派來的理事領導、一群公共行政人員和少數德國士兵負責日常管治,希望儘快發展本土經濟,為德國人提供移居地。

然而客觀現實是,這些德國殖民地大多缺乏自給自足的能力,德國人也普遍不願意移居到那裏,證明解決了「土地問題」還遠遠不夠。加上德國推行的各項政策,大都缺乏與原居民領袖溝通,導致殖民地管理公司與原居民關係極為惡劣。例如在德屬西南非州有眾多部落,居住於中部的赫雷羅(Herero)族為最大部落,德國則扶植另一大族納馬(Nama),以為這就是「以夷治夷」,卻反而令赫雷羅族倍加反叛。1904年,德屬西南非洲為興建鐵路等基建,奪取大量原住民土地,觸發大規模反彈,最終更對赫雷羅族人頒布「滅絕令」。德屬東非也由「德屬東非公司」管理,同樣對原住民進行了不少血腥鎮壓。因此一戰後,英法接管德國殖民地,普遍獲國際社會歡迎。

「膠州灣身份認同」與山東小冷戰

不過面對人民教化水平相對較高的膠州灣,德國的管理手法則和處理非洲殖民地大不同。膠州灣除了曾短暫設總督,並非由殖民部管理,而是由海軍部派將校級軍人直接管轄,以殖民膠州灣為「德意志大戰略」的海軍部部長提爾(Alfred Von Tirpitz.)有最高決策權。根據台灣學者黃福得的研究《1918年前德國的殖民體制與殖民》所載,德國並不希望把膠州灣變成其國內工業產品市場、或原材料來源地,卻要膠州灣成為「模範殖民地」,宣傳德國海軍的「擴艦政策」,以及德國文化比其他殖民帝國的優越性,所以德國在膠州灣的管治,除了商港經濟建設、建立軍事力量,也有更多宣傳德國文化的目的。

這樣的背景,我們必須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加以理解。在膠州灣旁邊,就有英國殖民管治的威海衛,也就是香港特首梁振英上一代生活的地方;對岸則有俄羅斯控制的旅順、大連;再往海上延伸就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德國當時的盟友只有奧匈帝國、土耳其和意大利,它們在遠東都沒有甚麼據點(意大利一度要效法列強租借浙江三門灣而被拒,面子大失),英、俄、日都是敵對陣營(雖然內部也有矛盾,英國也要利用德國制衡俄國擴張),「山東小冷戰」也是亞太地區勢力平衡的縮影,德國明顯居於絕對劣勢。因此,德國希望鞏固當地的軍事建設,逐步將之變成德國進入亞太的大本營;膠州灣需要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而不能是非洲那些純粹被掠奪的荒野。

因此,德國在膠州灣建設了不少現代化鐵路、電力系統和學校,要令當地成為一個「帶有德風味的小城市」,甚至在義和團亂後更積極建設,以顯示德式紀律可以創造的奇蹟。德國在當地也重視教育,學校由德國及教會資助,目的是把德國文化傳播至當地華人。根據現有資料顯示,膠州灣一度擁有全中國最高的學校密度和學生比例,甚至辦有收華人學生的大學,以德國殖民地而言,可算高度重視。可以說,在眾多德國殖民地當中,膠州灣大概是發展得最現代化、最「和諧」的一個,起碼德國的用心和手段,在當時而言,可算格外優禮。

不過,儘管德國委任了華人「民政長」、讓華人參與「諮議會」,德國移民和中國人的關係並不和睦,開鑿鐵路、「收購」土地時,零星流血衝突時有發生,亦有隔離政策出現(尤其在社會衛生方面),令華人圈子的「德屬膠州灣認同」始終建立不起來,卻出現了基於反壓迫的「膠州灣反殖認同」。雖然德國教士逐漸扭轉了華人的反感,對通過宗教提升華人婦女權益尤其有成效,但始終未能與本土身份相結合,加上山東其他地方的士紳聯合起來捍衛文化傳統,德國的高調宣教,也容易被看作文化侵略。諷刺的是,日俄戰爭後,日本、英國在山東勢力持續上升,德國力量持續下降,連中國的山東官員也開始敢和德國利益競爭,反德成了相對容易的反殖訴求,逐漸成了民族主義者凝聚人心的手段。到了日本佔領山東,這種反殖心態立刻轉移到反日身上;相反在旁邊的英屬威海衛,則始終未爆發大規模反抗,甚至有「北香港」之實。今天山東省努力重構德治時代的遺跡,希望以此招商引資,但除了個別德式建築物保存完好,要找到對德國殖民的正面回憶,恐怕也不容易。

德國殖民模式與英國之比較

這反映了和英國殖民帝國相比,德國的管治還是相對粗疏。它雖然想到間接管治,但在非洲卻找不到有用的代理人,最終還是要施展純粹的血腥高壓,和英國把各地酋長利用得如魚得水相比,高下立判。即使是有意懷柔教化的膠州灣,也沒有把本土情懷理順,不像英國懂得把教化和山東儒家文化並列,結果同樣是被看作純侵略者收場。

英國的相對成功,重點是它願意真正下放部份權力,予各地原居民首領。只要當地秩序能維持、能為英國製造商機,其他就不大過問。例如在英屬非洲,酋長可以頒布部份稅制、法律和維持治安,英國對精英以外的人也不會強行灌輸英國文化,雙方相處反而較為融洽。英國其實也曾進行隔離政策,即使在香港,早年也存在山頂一類洋人特區,理據也是衛生問題,但依然容許何東一類「高等華人」慢慢進駐,儘量令種族問題不致太激化。當威海衛和膠州灣被相提並論,歷史會告訴我們前者一度成了中國儒家文化復興的大本營、中外文化薈萃中心;後者雖然有良善的建設遠景,卻沒有抵消華人的反殖抗爭精神。說到底,甚麼是「去殖」,從來不能一概而論,假如以過份偏狹的民族主義理順一切,把一切政治化,只會過猶不及。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12月

歌德學院與德國的軟實力

本欄介紹過英法等國推進軟實力的機構,作為孔子學院的同級比較,其實國力越來越強的德國也有同類編制歌德學院,而且近年越來越活躍。筆者早前剛參加過他們在香港舉辦的鐵幕紀念活動,並以此延伸至談香港的「無形圍牆」,感覺德國的文化外交攻勢,因為結合了歐盟身份,和英法相比,又自成一家。

歌德學院前身是1925年在慕尼黑大學成立的「德國學院」,原意是在一戰後重凝國民對國家的信心,並改善德國的國際形象。當時學院分「科學部」和「應用部」,前者專研德國歷史、語言、文學、藝術、風俗、經濟等,後者負責宣傳科學部的成果。起初德國學院針對身在異鄉的德國人,但逐漸加入國外德語培訓,而這得到外交部的背後支持。1932年,德國國寶級詩人歌德逝世100周年,德國學院為茲紀念,設立專責訓練德文教師的機構,定名「歌德學院」。雖然二戰是人類的黑暗時刻,但德國即使在那時代,也依然重視輸出文化,當時德國學院遍布整個歐洲,以至在阿根廷、中國等都有工作。二戰後,德國學院一度被佔領區政府強迫關閉,但不久即重新運作至今。

歌德學院總部設於慕尼黑,學院遍布全球98個國家,設159所分院。雖然德國不像英、法曾擁有殖民帝國,但隨著它成為歐盟領袖、德語變成歐洲新興通用語言,希望學習德語的全球民眾越來越多,乃至令德國無帝國之名,而有帝國之實。根據學院的2014年年報,全球大約有1,500萬人學習德語,當中超過27萬人直接在歌德學院學習,數字似乎不高;但考慮到全球共有9,500所學校提供德語課程,其中超過90%課程都和歌德學院有合作關係,就明白其輻射面的影響力。

德國外交部多次與歌德學院簽訂《合作框架協議》,訂明學院受德國外交部委托,「執行外交部的對外推廣文化政策和任務」、「促進國際間的文化合作」。協會董事會須由德國外交部背書,海外分院直接接受由德國政府撥款,外交部甚至可在「特別情況」下直接指示董事會執行決定,可見其官方色彩。負責德國對外文化推廣和教育工作的官方機構為外交部文教司,而相關政策的執行,則由半官方組織及友好NGO如歌德學院、德國學術交流中心、阿登納基金會等負責。既然由第一天開始,歌德學院就有政府背景,其宗旨自然不是單純的語文教學。根據官方章程,學院要「通過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資訊的介紹,展現一個豐富多彩的德國」,所以在語言以外,也兼辦文化項目,並聯繫各地有影響力的學者、文化人。

與其他國家相比,德國外交部更主張結合文化外交和教育策略,通過其主導歐盟、減少歐洲內部衝突的經驗,以減少全球因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而引起的衝突為宗旨,作為德國對全球的貢獻,例如德法成功轉化世仇關係為緊密夥伴,就頗獲中日兩國的溫和派肯定,頻頻高呼要向德國取經。加上兩德統一是和平統一解決領土爭端和分離主義的創舉,德國也經常利用這成功案例,對外推廣自身對維持世界和平的貢獻,特別對南北韓、乃至兩岸關係掌握了一定話語權。

由於歐盟在國際層面缺乏專屬的文化外交結構,歐盟內話語權最大的德國,就不時使用「歐盟身份」來推廣其文化外交,並間接惠及自身;又或反過來通過歌德學院,來為歐盟服務,卻間接鞏固德國在歐盟的領頭地位。例如德國曾利用科倫坡歌德學院作為工具,以改善斯里蘭卡與歐盟的關係;南斯拉夫解體戰爭期間,歐盟一度面對道德危機,德國也是以歌德學院為中介搞文化外交,維繫它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在和平時代也有同類例子,像是在1999-2002年間,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歌德學院聯同歐盟和其他文化機構舉辦了一系列講座和座談會,研究歐洲未來和探討文化議題,德國在整個項目居明顯主導地位,令「歐盟身份」和「德國身份」的邊界變得更蒙糊。

換句話說,歌德學院其實可以說是德國的「文化外交部」、歐盟的「委託文化外交部」,似乎和政府關係比英國文化協會、法國文化協會等更密切。1999年後,為面對對削減經費和國際的新形勢,歌德學院展開了一連串改革,將重點地區轉到東亞、東歐等地;9/11後,德國政府希望增加與伊斯蘭世界的對話,又令歌德學院大舉進入伊斯蘭世界。但歌德學院始終能適應時代,通過文化外交,成功沖洗了納粹極端主義的陰影,一躍而成全球最積極推廣和平的大國。而「維持世界和平」一如中國的「和平發展」,成了德國外交政策最常出現的字眼。歌德學院多年來的箇中貢獻不但不能低估,而且不足為外人道。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12月

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

一帶一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

近日習近平在G20、APEC 會議上,向各國領導人進一步闡釋「一帶一路」構想,可謂躊躇滿志,然而對這個「大戰略」式構想的終極目標,還是言人人殊。近來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將其與二戰後美國領導的「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對比,中國學者則大多堅稱兩者並不相關。我們不妨回顧美國維珍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美國近代外交史專家 Melvyn P. Leffler 在《外交史》期刊撰寫的論文《美國與馬歇爾計劃的戰略維度》,重新審視馬歇爾計劃的戰略目標,才能將其與「一帶一路」對比。根據 Leffler 的論述,馬歇爾計劃涵蓋了國內和國際、經濟及地緣政治等多個算盤,可歸納如下:

1. 二戰後期,美國成為世界製造大國,坐擁巨大工業產能,但國內市場飽和後,無法將剩餘產能輸出,經濟增長趨於停滯。面對產能過剩和經濟轉型的壓力,美國亟需開拓海外市場。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條款中,強調受援助的歐洲國家需接受來自美國的投資、進口美國工業產品,美國借助「援助」,也就無聲無息令國內經濟轉型。

2. 馬歇爾計劃同時是輸出美元的計劃,援助總額為130億美元,折合是今天的1000億美元。美國提供美元,歐洲各國則付自己的貨幣、而不是美元,購買部份貨品配合,這比一戰後的復興計劃務實。然而與此同時,美元也成為了穩定秩序的工具,計劃的「美元信貸」,為其後來得到無限量化寬鬆的潛能打下基礎。

3. 美國希望西歐在馬歇爾計劃援助下完成戰後復興,從而體現資本主義制度相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進而消解蘇聯的影響力。須知戰後歐洲社會動盪,共產主義乘勢坐大,意大利等國的共黨長期維持高度支持度。馬歇爾深信歐洲是決定美蘇勢力平衡的關鍵地域,一旦歐洲經濟崩潰,「美國-歐洲-東南亞」傳統資本主義世界經貿結構將無法延續,於是落實各項短、長期援助,降低西歐貿易壁壘,也是為了防共、防蘇。

4. 美國希望通過計劃將整個德國(而不止是西德)納入資本主義陣營,但假如未能短期內成功,也要先令德國長期分裂,以免全德倒向蘇聯。這是因為德國在歐洲的地緣戰略意義極為顯著,擁有歐洲最大的工業區魯爾、歐洲經濟復甦所必需的煤礦資源和工業產能皆賴於此,加上位於東西歐交界線,一旦被蘇聯控制,歐洲的權力天秤就會傾斜。為避免「蘇德聯盟」這一難以承受的地緣政治風險,計劃刻意從經濟、政治上強化西德與西歐的聯繫,最終證明兩德統一是冷戰終結、鐵幕崩潰的關鍵。

5. 美國也希望馬歇爾計劃儘可能拉攏東歐各國,雖然這些蘇聯附庸國並非首要對象,但美國仍然對它們提出援助,條件是放棄蘇聯的共產主義模式。鐵托治下的南斯拉夫,正是走「第三道路」的馬歇爾計劃受惠國。換句話說,美國希望通過計劃在東歐撕開一個裂口,以西歐的經濟發展作為東歐的示範單位。

「一帶一路」尚在構想階段,具體項目未明,但根據官方論述,結合回應美國「重返亞太」戰略部署,不難推演出「一帶一路」隱含的戰略目標,亦可歸納為類似馬歇爾計劃的五點:

1. 如同戰後美國一樣,今天中國也需要通過對外投資,輸出國內剩餘的產能、資源、勞動力,從而進行經濟轉型。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製造業的強項,而中亞和南亞地區缺乏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於是中國藉「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亞投行、向當地政府推銷「中國製造」,和美國通過援助西歐、東南亞盟國解決國內經濟困局是異曲同工的。

2. 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可能宣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然而最有效推動人民幣跨境流通的手段,仍舊是區域經濟協作。人民幣是「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地區表現最堅挺的貨幣,雖然政策細節尚未敲定,但不少內地專家建言,北京應以人民幣作為區域內大宗商品貿易結算貨幣,同時增加在各項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的人民幣資本參與度,推動人民幣跨境支付。這些「貨幣戰爭」理論者深信,通過「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的互動,中國才能挑戰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領導地位,一如當年美元地位通過馬歇爾計劃得到鞏固。

3. 馬歇爾計劃有壓制蘇聯影響力的藍圖,「一帶一路」亦以美國為潛在對手,以「互聯互通」為重點,強調陸上能源管道建設和海岸港口建設,通過分散能源輸入渠道,降低了能源進口的戰略風險,亦逐步發展中國對印度洋海運航線的控制能力。同時,「中國(輸出工業品)﹣中亞/中東(輸出能源)﹣東南亞(輸出原材料)」這一經貿關係的鞏固,能拓展中國在亞洲的戰略空間,或可平衡美國「重返亞太」,並減少中國在國際經貿方面對美國的依賴。

4. 假如馬歇爾計劃撕裂了德國,「一帶一路」也可能撕裂原來以美日為首的APEC等亞太整合組織。通過在APEC內部找尋最需要基礎建設的國家,而與之進行雙邊整合,虛化APEC、而延緩這些國家進入美國主導的TPP,似乎已是「一帶一路」推出後的客觀效果。雖然這些國家還是會和美國打交道,不會一邊倒,但起碼也弱化了出現針對中國的美印、美韓等同盟的空間。

5. 「一帶一路」終點站落在歐洲,反映中國希望與美國在西歐的傳統盟友進一步發展關係,從而削弱美國在西歐的影響力。近來中國與西歐大各國領導人頻繁互動,英法等國無視美國反對紛紛加入亞投行,似是美國領導力削弱的最直接證明。一旦歐亞大陸經濟和戰略一體化進程得以實現,中國有可能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中心,美洲本部反而會被邊緣化。

當然,與馬歇爾計劃相比,「一帶一路」表面上不含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而是以經貿和金融考量佔據了絕對主導,因此中國官方堅稱兩者不能相提並論。但是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對於國際領導力的爭奪本身,已不必以意識形態為陣地,在國際經貿和金融體系的制度設定權、話語權,才是今天大國看重的。而中國的「一帶一路」、美國的 TPP,正是在這一領域角力。

小詞典:大戰略(Grand strategy)

英國軍事史學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 提出的戰略概念,即「有目的地部署所有可用的資源以構建一個安全共同體」。同一般意義上的「戰略」相比,「大戰略」在以下方面做出了進一步延伸:採取的手段不止是軍事,還包括外交、經貿、金融等;適用的情形不止是戰爭年代,更包括和平時期;最終目標不是「贏得一場戰爭」,而是「贏得戰爭之後的和平」。

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

葡萄牙的中葡學生協會:那些留學葡萄牙的澳門青年們

不久前,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在一個論壇上表示,香港在回歸後沒有依法切實「去殖民化」導致香港產生內耗,經濟發展也逐漸被澳門等地超越。而與此同時,香港郵政以「不合時宜」為由,計劃以鐵板遮蓋全港59個郵筒上的英國皇室徽號,統一換上現時香港郵政的白色蜂鳥標誌,並打算換走當中超過一百年歷史的舊郵筒;這些舊郵筒按其開始服役的年份,刻上不同的皇冠和君主標記,可謂見證了香港的殖民時代。對此,不少保育團體認為,有關計劃借「去殖民化」之名,銷毀香港的歷史遺蹟。這引起香港社會各界就「去殖民化」的思考和討論。

港澳不過一水之隔,兩地脫離殖民管治的歷史背景更是相似;但與香港的情況有所不同的是,澳門與前宗主國葡萄牙之間的「歷史文化聯繫」,似乎引起了北京的興趣和重視。在這個大背景下,民間愈來愈多澳門人關注葡語和葡國文化;而在對此感興趣的眾多澳門學生之中,李浚賢是其中之一。在澳門完成高中後,他獲得澳門政府的獎學金和資助,到葡萄牙升讀大學,主修法律。課餘時,他與幾位澳門留學生朋友一起,為葡萄牙的澳門中葡學生協會在Facebook建立「東望洋Editorial」專頁,目標是希望聯繫澳門的華文讀者,共同追蹤葡國新聞熱話和當地文化點滴。踏入修學的第五個年頭,這位同學對澳葡之間的文化、歷史關係等有不少感知感悟,他的觀點亦能助我們認識澳門的另一個面貌。

答:李浚賢 (J)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為何你會選擇到葡國升學呢?葡國是澳門學生主要的升學地點嗎?

J: 澳門學生在完成高中課程後,大部分會在澳門本地、台灣和中國內地升學,有的則選擇前往香港、英美和澳洲等地,到葡國升學的只是少數。由於回歸後澳門法律制度基本不變,大多數到葡國升學的學生都選擇了修讀法律,而且絕大多數同學在畢業後回澳門發展。我和身邊不少同學一樣,幸運入選了一個現已持續十多年的就讀計劃,因而得到了官方資助、入讀葡國大學的機會。

S: 葡國大學主要是以葡文教學,澳門的主流中學有葡文課,讓你們銜接相關課程嗎?

J: 澳門絕大部分的同學都是在私立中中或英中讀書,只有政府學校才會教授葡文,因此澳門很少華人學生能夠在正規課程中學習葡文。但隨著近年葡語概念在澳門興起,一些中中和英中已開設葡文課,讓有興趣的學生修讀。另外,葡國半官方機構IPOR(東方葡萄牙學會)亦積極在澳門推廣葡文,並為公務員以至澳門市民提供葡文課程;高中的三年期間,我和部分同學一樣,在那裏報讀了其夜間課程,從零開始學習葡文。

S: 在葡國讀書至今,你有何得著和感受?

J: 首先,絕大多數澳門學生都堅持不與澳門人或其他華人同住,以便透過與寄宿家庭或室友更深入體會當地文化。此外,我們這些年也會在大學舉辦一年一度的澳門日(Feira de Macau),讓葡國同學了解澳門文化。另外,澳門政府駐里斯本的經濟貿易辦事處不僅致力促進澳門在葡國的利益,對澳門學生而言,它更是我們聯誼、舉辦活動和自修的主要場所。此外,經貿辦在當地頗有代表性,因為不少市民不僅對它有所耳聞,對它的具體位置更是相當熟悉,有的還會前來上中文課或加入我們的活動。人在他鄉,這片凝聚澳門「人氣」的空間,顯然喚醒了我們澳門人在海外的身份認同感。

S: 你和同學們為何有此意念以社交網絡專頁去介紹葡國?

J: 一直以來,澳門人普遍對葡國總有種不冷不熱的感覺,並沒有香港人想像那般親密。兩地之間固然有歷史聯繫,更有近四分之一澳門居民擁有葡國護照,但我們一直並不怎麼了解葡國的重要議題或正在發生的事情。而港澳台多數媒體的報道會立足於英美媒體「濃縮」後的觀點,以致我們未能全面掌握葡國的消息,如緊縮政策、國會大選以至Uber葡國的情況和爭論背景。基於兩地之間的歷史聯繫,以及不少澳門朋友對相關資訊的渴求,我、創會理事長崔天立師兄和朋友們希望攜手運用本地一手資訊,將更多葡語區的動態呈現在澳門及外地華文讀者的視野之中。

S: 另—邊廂,葡國人對澳門有什麼想像和認識?

J: 葡國人仍會對澳門抱有一點東方式的浪漫想像,但當中不少人對澳門的熟悉程度,其實已超過我們的估計。葡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有一節專門講述澳門,令大部分葡人對澳門有基本的認知,以至對葡國、中國內地和澳門之間的關係頗為了解。

S: 澳門除了華人和葡人外,還有土生葡人,他們和社會的關係是怎樣的?

J: 數百年來,澳門土生葡人和華人和平共處,但他們並不視自己為「融入了澳門」,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澳門人、「土生仔」;亦因此,在通曉葡語的同時,說廣東話、過農曆新年等中國傳統節日,對他們而言實在理所當然。而說到土生葡人,就不得不提他們的土生葡語(Patuá):作為一種混合語言,土生葡語正好反映了幾百年來,葡人與航海沿途中的馬來人、華人等通婚的歷史軌跡。

葡式建築是關鍵軟實力

S: 澳門仍有不少殖民時代的遺蹟,澳門政府對這些文化和遺蹟態度是怎樣的?

J: 澳門依然是中葡薈萃之地。葡人離開前留下的葡式「石仔路」概念,如大三巴牌坊、天主教教堂等多處西式建築亦被視為澳門多元文化的標誌,政府也認同這些是澳門軟實力的關鍵部分。澳門的巴士站牌、指示牌、鈔票和註冊公司名稱等,一概中葡文並用。另一方面,流傳多年的葡式路牌設計仍然得到沿用。在回歸前的路牌上,中文是被直書的,但所佔面積只有整個版面的四分之一。回歸後,損耗的舊路牌會被新路牌取代,而新路牌的中文是橫書的,不僅與葡文各佔版面一半面積,而且還佔據了上半部分呢。

S: 澳門政府如何利用葡語,與葡語國家發展關係?

J: 在中國的外交政策帶動下,澳門和葡語國家的接觸開始變得頻繁,一些澳門人亦因而選擇到這些國家經商,或從事翻譯工作。而按照中國的「十二五」規劃,為了令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將要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台」作為定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澳門政府推出了不少資助計劃,鼓勵學生到葡國深造或遊學。至於這種做法的意義,相信是希望將來的澳門擁有足夠多具備葡語能力的人口,令澳門有實力投入與葡語國家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2015年11月27日星期五

《理想與和平》/譚詠麟

巴黎恐襲後,歐洲多國也出現襲擊警報,不少都針對足球比賽,令人擔心球場會否越來越不安全。想起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盃,有一首《理想與和平》,改編自官方主題曲《To Be Number One》,開宗明義把足球和世界和平並列,歌詞雖然稍嫌說教,但今天依然值得重溫。

1990年世界盃是相當特別的一屆,當時冷戰快將終結,柏林圍牆已倒下,但蘇聯、東德、南斯拉夫等共產國家還勉強存在,也是他們正式參與的最後一屆世界盃。當屆西德奪冠時,群眾在殘存的圍牆慶祝,不久兩德合併,足球彷彿見證著德國崛起。這樣的背景,沒有見諸「reaching higher through Italian sky」那樣的原版英文歌詞,反而在港版林振強的詞有影像投射:「不必分西東/只知彼此眼睛/當中有個夢/名叫做和平」。今天新一代聽來,「西東」不過地理名詞,但當時卻透達鐵幕倒下、東歐被西歐「消化」的震撼。

另一句「雖比併/合作踢走冷冰」,也說出足球在冷戰期間的特殊政治功能。東歐陣營雖然被視為「鐵幕」,但人們畢竟要生活的,東歐也絕非毫無娛樂的社會,不少西方流行曲都在冷戰後期的共產國家大行其道,個別東歐足球明星在冷戰期間也能效力西方聯賽,例如匈牙利球王普斯卡斯就效力皇家馬德里。這些共同文化聯繫,令鐵幕兩側的普通人維持了大量共同語言和興趣,也令一切泛政治化的年代保留絲絲人性;蘇聯國家隊取得歐洲國家盃冠軍的經歷,就相當令人回味。其實今天看來,冷戰的兩個世界還有定期接觸和交往,依然遵守國際關係的遊戲規則,不像今天「伊斯蘭國」(ISIS)那樣,自絕於現代文明體系以外,也不在乎其他國家在國際體制的承認。

至於最後那句「不分疆土國界/共將漆黑戰勝」,表面上以「漆黑」借代威脅和平的戰爭,卻似隱喻鐵幕下的「邪惡帝國」終被「戰勝」,於是全球才邁入「不分疆土國界」的全球化時代──在九十年代,這確是主流論述。可惜冷戰結束後二十多年,世界並未真的融成一體,「文明衝突」反而死灰復燃,更出現冷戰期間也沒有的大規模激進恐怖主義,「理想與和平」的簡單比喻,再度由現實變回童話。

那屆世界盃後,香港主唱世界盃主題曲的由譚詠麟變成李克勤,歌詞由擁抱國際視野變成「起來起來起來」的通俗,就連譚詠麟也由八十年代主演爭議政治電影《假如我是真的》的金馬獎男主角,變成今天九十後眼中的「愛國校長」,可見世事之變幻無常,原是永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1月27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9491

談談摩洛哥大笪地

提起旅遊勝地,假如還是想起東京、巴黎與米蘭,未免了無新意。TripAdvisor今年「十大最受歡迎旅遊點」榜首,赫然是港人陌生的北非摩洛哥馬拉喀什(Marrakech),剛巧筆者不久前曾到當地,對這地方之魅力別有體會。

馬拉喀什有「南方珍珠」之稱,分新城與老城兩區,人口近百萬,過去以皮革業為經濟命脈,近年由旅遊業主導。從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坐3至4小時火車,便到馬拉喀什,這也是沙漠邊緣的最後一個大城市。雖然火車現代化,但不時滿座,只剩企位,筆者與地人逼在一起,席地而坐熬過數小時,才進入那神奇國度。

當地自然有一系列文化古蹟,但最具特色的,反而是一般購物團遊客不會有興趣的舊城廣場。

那是全非洲最大廣場,每晚入夜才是黃金時段,到了零時還有數千人在那裏,既有本地人,也有來自各地的遊客。由於摩洛哥處於數個文明交滙點,遊客既有來自歐美國家與亞洲經濟體,也有阿拉伯穆斯林或南部非洲的黑人,操什麼語言的人都有,也有衣着及面紗保守程度不同的婦女,在廣場都能和平共存。

廣場除了有各種食物與源源不絕的鮮榨果汁,還有非洲鼓、傳統舞蹈、民歌、算命、紋身、弄蛇及玩猴等不同攤檔,堪稱活的博物館,實在是field study的寶庫。不少遊客來到馬拉喀什,不是為了任何名勝,只是為了廣場的夜晚。曾幾何時,與香港一個地方的感覺頗相像,那自然是大笪地了。

發展旅遊 兼顧民生

TripAdvisor近年旅遊勝地排名趨勢,開始重視旅客的體驗及心靈滿足,多於物質享受,令馬拉喀什一類城市愈來愈受青睞。但純粹獵奇性質也是難以普及的,要成為遊客區,還得政府充足支援,而摩洛哥也做得頗到位。

按世界旅遊組織(UNWTO)去年數據,非洲最受歡迎旅行地正是摩洛哥,其次為南非、埃及、突尼斯。世界經濟論壇分析140個國家資料後,認為摩洛哥是全球第3招待旅客最周到的國家,僅次於冰島及紐西蘭。

愛看電影的人,定知道《北非諜影》的背景,正是在摩洛哥的最大城市、人口達300萬的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但其實當地沒什麼給旅客遊覽,頂多是有一間10年前才開張的Rick's Cafe供影迷朝聖。

摩洛哥旅遊業的真正寶庫在於文化。前年,摩洛哥政府發表旅遊政策文件Vision 2020,當中兩個關鍵詞分別是「可持續發展」及「生態旅遊」,即旅遊發展要顧及訪客對當地民生的影響,特別是摩洛哥水源、能源都有限,不能因接待遊客而犧牲當地人利益,遊客不能凌駕當地「原風貌」(authenticity)與民眾生活的幸福。

馬拉喀什廣場便是「原風貌」最佳體現,舊城旁的撒哈拉沙漠也被摩洛哥政府列為重要資產,設有10個國家公園保護。基於有關認知,文件提到旅客數字應設上限,以平衡上述目標,並列舉一系列可持續發展指標。

日本社區設計師山崎亮著有《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一書,提出社區與人文關懷並存的概念,寫下這句:「不是打造出只讓100萬人來訪一次的島嶼,而是規劃出能讓1萬人造訪100次的島嶼。」似乎摩洛哥不單有這種意識,且能說到做到,古蹟都是活生生的,而非重構欺騙遊客。只要當地能避過「伊斯蘭國」(IS)一劫,受歡迎程度相信會愈來愈高,若然廣場出現一兩個炸彈,苦心經營多年的氣氛便可能蕩然無存。

2015年11月26日星期四

伊朗已成「超級金磚」

談起「金磚國家」,我們自然想起「金磚五國」,又或哈薩克、土耳其等「新金磚」成員。但國際關係學界此刻最看好的超級金磚,卻是伊朗。

今年七月,中英美法俄德與伊朗達成共同協議,國際社會將逐步解除對伊朗的石油和金融制裁,換取伊朗減少低濃縮鈾庫存98%,和導彈發展受制約。對美國保守派而言,這協議自然是一大噩耗,例如兩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舒爾茨就聯合撰文,指協議「無助改變伊朗35年來對西方的強烈敵意」。以色列、沙特等伊朗宿敵更不相信伊朗會放棄軍事擴張,認為美國正在拋棄傳統盟友。

但與此同時,伊朗內部卻一片歡騰,認為這個經濟潛力無限的國家,似乎終於可以乘搭全球化時代的便車,一躍而起。其實自2013年日內瓦臨時核協議簽訂開始,歐美公司已積極準備進入伊朗市場,紛紛找尋合作夥伴、洽談合同、聘請臨時員工,甚至已在開始籌備辦公室。路透社如此形容伊朗的市場潛力:「它是自1990年代的後共產時代以來,重新加入全球經濟系統的最大國家」。廣告公司巨頭WPP集團首席執行官MartinSorrel甚至如此形容伊朗:「除了火星和月亮以外最大的未開發市場」。

這種樂觀精神,也是有所本的。無論是人口、能源、技術、教育水平,伊朗都居於世界前列,加上中產階級發達而穩定,基礎建設也相當成熟,令對伊朗感興趣的行業,遍及銀行、石油、物流、工業、消費和金融。一般而言,這樣的國家早已被既得利益鎖定,但因為政治原因,伊朗市場卻幾乎在伊斯蘭革命後原封不動,一直被各國資本家垂涎三尺。

從前與伊朗貿易的大國是中國、俄羅斯,中國早前已取代德國,成為伊朗第一大貿易伙伴,佔其外貿近半。由於伊朗通貨膨脹厲害,年輕失業人口眾多,購買力正在下降,中國的廉價貨品,對伊朗人的吸引力不容小視。但自從伊朗與西方破冰,對中國的態度卻出現微妙變化。今年9月,《金融時報》有一篇題為《伊朗不再「向東看」》的報導,指伊朗許多商界人士開始延遲或減少在中國的採購,並寄望與西方企業增加業務往來。

曾任伊朗經濟部副部長的法拉哈尼(Mohsen Safaei Farahani)認為,中國在伊朗形象不佳,只要有其他選擇,就會引發商人的報復心態:「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中資集團通過提價和延遲交付來強加條件,同時伊朗實業家感覺被迫使用中國產品」,而伊朗石油部也曾指責中國企業不履行合約。法拉哈尼預期,2017年起,中伊貿易增速將會下降;有分析師更認為,中國的石油、天然氣、航空等高端技術公司,在伊朗的業務將逐步被歐洲公司淘汰。立場較親華的伊中商會副會長哈里里(Majid-Reza Hariri)則相信,反華心理不過是因為對西方公司重返伊朗市場「太過興奮所致」。

無論如何,當伊朗被中國列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戰略伙伴,也是中國突破能源封鎖的重要對象,華商是不會輕易放棄這個市場的。中美的下一個貿易戰場,捨伊朗其誰。屆時伊朗純樸的民風、好客的笑容,恐怕將一去不返了。

小詞典:「裏海」與「裏湖」(Caspian Sea/Caspian Lake)

伊朗對中國的戰略價值,既與石油有關,也與其接連裏海、波斯灣、乃至阿拉伯海的地理優勢有關。然而裏海的地位,卻處於爭議中。裏海處於亞歐交界,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內陸海,目前與俄羅斯、亞塞拜疆、土庫曼、哈薩克、伊朗五國接壤,海底蘊藏豐富石油,引來各國爭奪。有些國家希望把裏海定義為「湖」,以納入國內法規管理,否則必須受國際海洋法管轄。

俄羅斯轟炸IS的盤算

近月俄羅斯終於空襲「伊斯蘭國」(IS)的敍利亞據點,但隨即惹來報復,俄國一架客機上月底在埃及西奈半島上空被炸毀,難免令部分國民質疑是否惹禍上身。早前,俄國不同民調均顯示,雖然大部分人支持空襲,但反對出動地面部隊,以免捲入另一場「阿富汗戰爭」。最新證據卻顯示,俄軍地面部隊似乎已小規模出動。既然變數這麼多,反正普京本來亦不打算出兵,為何現在成為全球反恐先驅?這須從普京面對的內外形勢談起。

普京雖是強人,但畢竟並非真正沙皇,國內也須尋找盟友,而俄國內部權力鬥爭,一直是西方觀察員深感興趣的話題。著名評論員Ian Bremmer曾分析,克里姆林宮的鴿派精英只能影響經濟範疇,話語權本來已不及鷹派,在西方因烏克蘭危機施加經濟制裁後,地位更低,普京更須依賴強硬派支援。假如無其他「危機」轉移視線,普京的個人危機便隨時出現。

問題是,本來被普京用來驅動民族主義的烏克蘭問題,卻開始成為一把雙刃劍。不久前,雜誌Foreign Policy一篇題為〈普京的烏克蘭夢怎樣變成噩夢〉的評論文章,頗準確說出俄國此刻困局。文章稱烏克蘭政府及地方勢力都反抗升級,俄國佔領的烏克蘭東部地區難以自力更生,漸成俄方沉重負擔,加上西方制裁,皆令普京在烏克蘭進一步擴張勢力一事上力不從心。但民族主義者會視放棄烏克蘭為背叛國家利益,加上俄國外交也定下通過控制鄰國反政府陣營影響大局的國策,若果在烏克蘭上背離原則,也可能在其他地方產生骨牌效應。

西方儘管憂慮普京出兵敍國,是變相援助巴沙爾政權,但也確實希望俄方運用影響力,促成敍國兩派談判,然後集中力量打擊IS。自從伊朗與西方和解,並願意加入敍利亞談判,巴沙爾的所有後台都已在談判桌上。只要普京利用軍事影響力促成一個「大和解」方案,西方也不會不感激,甚至可能因此放寬制裁。這時候,俄國的機會便來了。

何況,鞏固俄國在敍國的海軍基地,也能增加烏克蘭政策的彈性。今年1月,俄國國防部宣布所謂「重返三海」政策,視北極海、波羅的海及地中海的軍事化,為新國防重點,甚至以沒有預警的極圈「臨時戰備演練」,回應北約「2015 北約北極挑戰演習」。此「三海戰略」中,敍國毗鄰地中海,正可供俄方「重返中東」,因此目前在敍國的基地便具多重戰略重要性。只要保住這基地,讓西方承認俄國在地中海的客觀存在,俄方透過烏克蘭得到的黑海控制權,便能延伸至地中海。那時,烏克蘭其他戰線或能體面收緊,亦未可知。

法國恐襲後,普京相關盤算反而打得愈來愈響,或爭取到俄方的戰略機遇期,和緩本來成為西方眾矢之的之趨勢,一如中國成為「9.11」事件後的得利漁人,忽然獲休養生息的黃金十年。再者,西方制裁後,普京反而利用這藉口加強改革,順帶重組權力架構,令一度看淡俄國的西方投資者又開始轉向。政治手腕老練的普京,怎會讓這機會白白溜走?

2015年11月24日星期二

明星之父:回顧加拿大老杜魯多總理的政治遺產

加拿大大選結果塵埃落定,新任總理小杜魯多因為外貿俊朗、形象叛逆而人氣高企,團隊也令人期待。單看內閣15男15女的安排、其「Because it’s 2015」的回應,都顯示此人有意跳出常規,希望一洗氣象。然而小杜魯多畢竟不是鄰家孩子,形象如此偏鋒而依然有公信力,與他承繼了父親的政治資本關係至巨。對新一代而言,老杜魯多如何改變加拿大這一課,是必須要補的。

老杜魯多在1968-1984年兩度出任加拿大總理,期間只有1979-1980年不在位,可謂領導加拿大轉型的關鍵人物。加拿大雖然在美國陣營,乃至被認為是不可能有獨立路線的附庸,但老杜魯多本人卻是充滿獨立思考的。他讀法律出身,再獲哈佛大學政治經濟碩士學位,亦曾在巴黎政治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卻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他到過莫斯科開會,因向史達林人像擲雪球而被拘留,卻又因「親蘇」曾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這樣的經歷,令一心帶領加拿大走獨立自主路線,希望加拿大人得到清晰的身分認同。

老杜魯多影響最深的政治遺產,大概是確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身份。在他以前,加拿大作為移民國家,國民只強調自己的英國、法國或原住民文化認同,而鮮有以身為「加拿大人」為榮;另一些國族主義者則主張效法美國,採「大熔爐」政策,希望所有新移民都被同一國家文化融和。老杜魯多認為,這些選項都不利加拿大長遠發展:過份強調英法等文化,只會永遠令加拿大成為其附庸;效法美國移民政策,亦會失去不同族群各自的傳統,加拿大卻正是以此由下而上地起家的。他主張加拿大開宗明義鼓勵「多元文化」,讓不同文化在國內並存、互相尊重,同時以這種並存建構「加拿大身份認同」,作為與美英法諸國的區別。這種精神,至今依然是加拿大國策,自然也是小杜魯多承繼的遺產,相信其內閣很可能調整移民政策,以和前政府的保守作風分道揚鑣。

老杜魯多的另一貢獻,在於1982年起草的《加拿大憲法》,並加上《自由和權利憲章》,保護原住民、婦女、同性戀和少數族裔免受歧視。《憲章》也確立了加拿大公民的種種權利與自由,包括思想、宗教、信仰、言論、新聞自由等,令國內政治風氣持續向自由主義發展,這也是小杜魯多重視弱勢社群的思想來源。事實上,老杜魯多的自由主義傾向,早在出任司法部長時已表露無疑,任內他令同性戀非刑事化,曾言「國家不應管卧室的事」,令離婚變得容易,很受年青人歡迎,才得以擊敗眾多資深黨員,成為自由黨黨魁、總理,引發「杜魯多熱」。

另一方面,縱然鼓勵多元文化、人權自由,老杜魯多對分離主義是強烈反對的,特別是魁北克獨立運動的堅定反對者。在六十年代,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極左翼恐怖組織「魁北克解放陣線」曾多次策劃恐怖襲擊,也令他們失去人心。老杜魯多上台後,前政府強化魁北克地位的行動都被終止,已完成涉及移民與文化教育事務的「雙邊協議」,都被視為「行政協定」而被推翻。結果終杜魯多一代,魁北克獨立運動都未再成大氣候。

今年小杜魯多帶點爆冷地大勝,延續了父親的神話,連種種政綱也一脈相承。相反前保守黨總理哈珀敗選的重要原因,卻是被指違背老杜魯多定下的國策,例如指若繼續執政,會重新禁止穆斯林婦女戴面紗,意味不會重視推翻面紗禁令的法院裁決。選民對此反感,而不取保守主義,可見多元文化思想之深入民心。哈珀輕視小杜魯多,其實也是輕視老杜魯多的遺產,結果自食其果。

小詞典: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管理一國移民政策之宗旨,意指對待多民族社會時,應強制推廣不同文化間的互相尊重與寬容,讓不同文化並存在國家的框架之下,而不強求他們的盲目融和。這詞彙最早用於形容瑞士1950年代的政策,1960年代末期加拿大老杜魯多將之發揚光大,並擴展至其他歐美國家。

2015年11月23日星期一

國際關係視角看「去殖民化」

不久前,有北京前駐港官員稱香港未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掀起一輪對「去殖民化」的討論。然而,即使在國際關係學界,「去殖民化」這類命題從來都是具高度爭議,且不是單純的政治議題,也必須理順相關文化意涵。

此時,大家不妨重溫「去殖民化研究」領域專家Jan Nederveen Pieterse及Bhikhu Parekh合著的《意象的轉移:解殖、自內解殖和後殖民情狀》(Shifting Imaginaries: Decolonization, Internal Decolonization, Post-coloniality),雖然著作更屬文化研究範疇,並已為羅永生等香港學者介紹,但通過同樣框架介入國際研究,也能讓人別有所得。

在該著作中,作者首先從「殖民主義」與「本土文化」的關係入手,指出殖民者引入的價值觀與制度,並非全以外力加諸殖民地,而是透過跟殖民地自身的本土文化發生碰撞,進而共同建立而成。此一理解,與北京常常簡單地把「殖民制度」簡化為「英帝國主義者」強加在港人身上這一標籤,可謂背道而馳。換句話說,產生於殖民地本土的思想,通過對自我的反思及對殖民者的回應,也共同參與了「殖民制度」的創造。

文化融合 難以割裂

作者以印度被殖民的經歷為例,表明殖民主義對殖民地本土文化的衝擊終究是有限的,殖民歷史並不意味着本土歷史的斷裂,而是在本土紛繁的文化與傳統之上再加一筆。正如「本土文化」包含了種種外來文化交流下的變異,「印度文化」其實是種種外來文化混合而成,今天印度文化便不可能與英國輸入的板球割裂,可見「殖民化」本身也是一個複雜互動過程,並非憑「一刀切」方式簡單粗暴地進行。

理解了這定義,大家應進一步看作者如何區分3種不同「去殖民化」,並思考有沒有哪個模式能適用於香港。

一、最基本的「去殖民化」是以民族解放運動為載體,目標是推翻外來殖民政府,驅逐外來資本,解放受殖民壓迫的人民,進而構建獨立的新政權云云。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去殖民化」運動,多由此展開。

誠然,獨立自主的政治與經濟架構,以及免於壓迫的民族國家認同,都是「去殖民化」的追求,但這種過分強調「與過去割裂」的去殖民化,往往帶來極負面影響。假如「去殖民化」支持者變成一個「反抗的共同體」,而對制度優劣缺乏反思,即使殖民者被驅逐,壓迫者卻依然存在,他們即是當地的新貴,以國家意志之名繼續掌控權力。這解釋了何以那麼多非洲獨裁者都以「去殖民化」之名,來繼續獨裁統治,典型例子自然是新一屆「孔子和平獎」得主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穆加貝把國號由充滿英國殖民色彩的「羅德西亞」變成紀念非洲文明的「津巴布韋」,這就是有關手法的代表作。此外,把「剛果」改稱「扎伊爾」及搞「扎伊爾化政策」的獨裁者蒙博托,也是同一類人。

二、作者稱另一種「去殖民化」為「內在的去殖民化」,以階級與性別為主戰場,表現為社會底層民眾反抗精英統治與階級壓迫,以及女性挑戰傳統的男性主導權力,這是傳統左翼學者的主要論述。

這種發生在不少新興獨立國家內部的「去殖民化」運動,通常以驅逐所謂「殖民政府的繼承者」為目標,力求更廣泛意義上的制度解放與社會進步。根據此定義,誰才是香港真正的「去殖民化」對象,不言而喻。然而,這種「去殖民化」往往被國族主義者高度批判,因為社會的核心始終習慣以「我者 ── 他者」劃界,習慣二元鬥爭,假如不嘗試披上這件外衣,畢竟是難以凝聚人心。

三、在作者看來,真正跨界的「去殖民化」已隨着全球化大勢而生,也就是「後殖民性」(或曰「超越殖民性」)運動。作者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頻繁的人口流動與密集的文化碰撞等,已令不同文化得以互相了解,「我者 ── 他者」的界限趨向模糊,談論去不去殖化已是不必要,既然連討論也屬多餘,這才是根本意義上的「去殖民化」。不過,此觀點也具高度爭議性,不少東方學者認為「全球化」是以美國等西方世界主導的、在社會經濟領域的「再殖民」,亦即「新殖民主義」。有關國家不再以政治上的代理人管制為表現,而是通過對資本、技術及機制的壟斷(例如世貿組織),以及「文化同質化」(例如麥當勞化),達到控制非西方世界的目的。對這一質疑,作者在著作末尾提出,擺脫「新殖民主義」的關鍵,在於實踐「文化多元主義」,亦即打破「西方 ── 非西方」的二元隔閡,不再以「強權者」與「受害人」的身份自居,才能輕身上路。

二元對立 無助解困

上述種種看似「離地」的概念,與當下香港又有什麼關係?近代香港正是經歷上述「殖民 ── 去殖民」的不同階段,而對於香港殖民史及「去殖民化」的認識,也反映當下香港社會二元對立的不同心態。其實,英國殖民者引進的制度設計及文化,跟香港社會發展深刻交織,早已無分你我,所謂「去殖民化」並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港英時代的一切文化制度設計統統拋掉,何況其中不少有益的特質,已經內化到香港文化當中。諷刺的是,當初中國欣賞香港,部分正源自這方面文化的可貴。

再者,與其他殖民地經驗不同,香港以「回歸」方式結束殖民統治,這使香港在解殖過程中面對的,並非自我的解放,而是再一次與境外政治、經濟與文化碰撞,以及相應的對自我再認識。對北京而言,這是光明正大的重新確立管治,但對不少香港本土主義者來說,北京自身是否亦帶着後殖民因子,來實踐國家民族主義,試圖把香港各方面納入其統治,對昔日本土精英及港英政權共同建構的社會文化一筆勾銷與推倒重來,亦似不言而喻。

這些涉及香港政治的思考,並非筆者的研究範圍,只知道「我者 ── 他者」的二元思維一天不打破,任何社會都難以擺脫後殖民時代的困局,從前的多元文化特色,只會迅速蕩然無存。

小詞典: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指一國在另一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行使控制權,建立在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殖民者和原住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上。16世紀至20世紀中葉,歐洲強國在亞非拉地區建立了眾多殖民地,其中以英國的殖民地覆蓋面最廣,號稱「日不落帝國」。二戰後各殖民地興起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帝國隨之瓦解。

2015年11月22日星期日

從《爸媽不在家》看新加坡電影軟實力

2013年第50屆金馬獎,五部獲提名「最佳劇情片」的電影中,以蔡明亮的《郊遊》及王家衞的《一代宗師》為熱門,結果卻由新加坡新進導演陳哲藝所執導的小本製作《爸媽不在家》跑出,後者亦同時奪得「最佳原著劇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女配角獎」三個大獎。月前這電影在香港的「新加坡節」再度上映,但全院觀眾頗為零落,有點可惜。畢竟《爸媽不在家》除了標誌着一種新加坡獨特的電影類型,作為「軟實力」輸出東南亞以至國際,對香港這類東方大城市同樣有共鳴,從中正好觀察兩地文化之異同,這比老是專注純政治或純娛樂問題,更有思考空間。

《爸媽不在家》以1997、98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為背景,講述一個「雙薪中產核心家庭」,父母雙雙外出工作,於是僱用菲律賓女傭打理家務及照顧孩子。在父母眼中,女傭不過是寄住在家裏的外人、勞工,第一件事就是沒收她的護照,防止其「偷走」,反而孩子由抗拒到依賴,在日常生活中與女傭比與父母更親近,逐漸培養出「一家人」的感情。最精彩的反而是女傭心路歷程的轉變,由寄人籬下的無奈,轉變到把僱主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卻又每天都知道這家庭早晚會出現風暴,能預感這種感情不可能長久。這些日常生活常見的人物,偏偏催生了劇情張力,讓觀眾產生了濃重的無力感。對難以控制自己命運的人而言,這感覺尤為貼身。

這樣的背景,放在新加坡身上,尤其不容易。從早年由梁智強執導的「小孩系列」(包括《小孩不笨》及其續集、《孩子不壞》等作品),到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標誌着近年新加坡一種趨於典型的、且能在國際成功的電影類型:前者諷刺新加坡教育制度,以至社會的「家長式管治」意識形態,後者則透過孩子與外傭、父母的親疏關係,反思新加坡中產家庭的隔閡。兩者均圍繞新加坡的典型社會、生活議題,並且通過一種清新、在地的小品敘事方式呈現,示範了如何毋須觸及“high politics”議題,也能解釋何謂社會發展帶來的“alienation”(異化)。在傳統賣座的特技、武打電影壟斷下(尤其在3D電影技術普及之下),這一類別的新加坡電影得以在東南亞以至國際不少影展獲得好評,正反映了全球觀眾也對這現象心生共鳴。

金馬獎決審委員之一、台灣導演李安後來向媒體透露,「喜歡它(《爸媽不在家》)的評委最多,沒有一個人不喜歡這個片子,有一組人極端喜歡,它總是排在第一、二名,沒跌過第三名,經過四輪下來就是它了」。李安還對媒體表示,他心目中的第一選擇雖然是蔡明亮的《郊遊》,但亦肯定《爸媽不在家》「比較起其他幾部,能感覺到它最不用力,就把你的心從頭揪到尾」,「清新、不做作、很純、很感人,是大師沒辦法比的」。不過在中國內地,頗有記者、影評人評價《爸媽不在家》為「僅僅一部可看的平庸之作」;在台灣,雖然《爸媽不在家》在金馬獎跑出,但也常被指為「爆冷結果」。 這反而顯示了新加坡找尋自己的電影模式期間,正正走對了路:難道還能期望與天價投資的「中外合拍電影」比併成本和場景麼?又難道能期望和西方獨立電影正面比併社運式抗爭精神麼?

為什麼香港沒有掀起熱潮

比較令人遺憾的,反而是電影沒有在香港掀起熱潮,甚至連話題也未能帶動。《爸媽不在家》基本上是香港的小圈子知識,觀乎新港兩地的高度同質性,以及電影可以帶來的共鳴,這反映是值得探討的。

表面上,新港兩地的經濟發展模式相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都在19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2010年的金融海嘯底下面臨衝擊。兩地均以中產核心家庭為社會主要結構,引入東南亞外籍傭工也是家庭模式的主流習慣,甚至對菲傭的潛在歧視心態,也是異曲同工。在更廣的政治環境上,新港兩地的「家長式管治」雖然有不同淵源,但香港自回歸以後,相關管治模式進一步體現,尤其近年「八十後」、「九十後」躋身反對運動的中堅分子,年前又經歷過反國教科等事件,建制亦同樣以「家長式管治」意識形態予以抗衡。因此,香港影評人評價《爸媽不在家》時,對其觸碰的各種議題,例如新式、港式中產核心家庭關係(即父母子女,加上外籍傭工組成的「家庭」)、經濟高度發展下的人際隔閡,以至國際移工等問題,都能心靈感應。

然而原來在不知不覺間,香港和新加坡的社會距離,卻越拉越遠,令《爸媽不在家》的共鳴成分不經意的被大大降低。新加坡小孩可以和菲傭發展真摯感情,不可忽略的元素是語言:新加坡畢竟以英語為母語,就是在華人家庭當中,英語水平也普遍比香港優勝,而且習慣了中華、馬拉、印度、伊斯蘭等不同文化並存。單是電影小主角願意欣賞菲傭的菲律賓歌曲,已極難在香港出現。

而且新加坡的政治氣氛是逐步步向寬鬆,而且有一人一票的普選,縱然有種種操作,但民主成分似乎已勝過香港。這不是形式的問題,而是實質的問題:在近年選舉,人口問題成為新加坡重要爭議,反對派正是靠這題目大有斬獲,執政黨不得不迅速回應,製定所謂“Singaporean First”政策。因此《爸媽不在家》暗中觸及的族群融合問題、新移民問題,其實是有條件促成社會變革的。相反香港反對派幾乎永遠無望執政,近年要化社會戾氣為新政的例子絕無僅有,令社會性電影通常落入不是政府工具、就是抗爭文宣的二元狀況,而對市場而言,兩者都是趕客的。

《爸媽不在家》並非沒有批判性,也不完全政治正確。但它揚威金馬獎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高調在其Facebook專頁祝賀,指希望今次收獲能推動新加坡電影工作者繼續努力,「創作更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小孩系列」、《爸媽不在家》等作品,已經成為新加坡電影的一種標誌,或謂新加坡的「軟實力」。與此同時,香港電影迅速被中國的龐大市場消化,卻逐漸失去了從前只此一家的韻味。舉一反三,餘事可知。

沈旭暉 Initium Media 端傳媒 2015年11月

2015年11月21日星期六

香港曾經的競爭對手──廣州灣

今年,兩部以平行時空作為創作意念的文化作品在社會引起迴響。年初,先有著名作家陳冠中先生的《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書中故事以國民黨勝出國共內戰為背景,建構出一個平行時空中的中國,當中華民族復興、國民安居樂業,歷史人物在這時空下也有不同命運,成就中華奇蹟。另外,美國電視劇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也在今年推出,劇中以德國和日本為首的軸心國勝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美國則被德、日兩國瓜分,東部為「大納粹帝國」,西部則為「日屬太平洋合眾國」。劇中德、日再同樣陷入冷戰和武戰的危機中。兩部以平行時空為意念的作品都刺激受眾對歷史的思考和聯想,因而更能理解當前的局勢。

最近,香港社會有不少去殖化的討論,這令人思考,若英國在二戰後將香港歸還中國,這平行時空中的香港會是怎樣。這類的問題有無限的變數,讓人有很大的思考和想像空間。距離香港約500公里的前法國殖民地湛江──廣州灣,就可以幫助我們想像這個平行時空中的香港。法國在二戰結束後將廣州灣歸還中國,可是其歷史記錄很零碎。法國記者Francois Boucher就為廣州灣拍攝了一齣紀錄片,並創作了一本以此為題材的小說,他遊走於法國、台灣、湛江甚至日本之間,不斷翻查政府檔案和訪問相關人士,一步步重構這段廣州灣歷史。他的豐富知識更能讓我們想像這個平行時空中的香港。

S:你走訪了中、法兩地,現時法國人和湛江人對廣州灣這段歷史有所認識嗎?

F:其實,相比起越南,絕大部分法國人對廣州灣都沒什麼概念,而我也是由廣州法國領事館的介紹才知道廣州灣的歷史背景。

當時法國向清政府租借廣州灣,並將其易名為白瓦特城(Fort Bayard)。在法國西部有個名稱類似的小島Fort Boyard,大部分法國人都因為這島是一個法國電視台遊戲節目的拍攝地,而認識這個名稱。我15年前第—次踏足廣州灣,對其歷史極感興趣,因此,我當時希望為廣州灣拍攝一段約5分鐘的紀錄片。可是,隨翻查不同的官方資料,以及到當地訪問不少人,包括研究員和居民等。他們告訴我很多故事,我把他們的故事整合成一個廣州灣故事,因此,不得不把紀錄片延長至30多分鐘。另外,我也以廣州灣為背景寫了一個偵探故事。

S:當時香港已是區內的重要港口,為何當時法國仍在香港附近租借一個港口?

F:嚴格而言,我並非社會學者,不能用理論框架去分析,我是以作家身份分享我所認識的廣州灣。當時法國眼見香港的地位不斷提升,並成為英國在中國南方重要的港口。於是,法國希望租借在法屬印度支那和香港中間的廣州灣,銳意將港口發展為能與香港匹敵的自由港口。

此港口地理位置優越,現時更是解放軍在南海的其中一個軍港。當時,法國不但重視港口和基建建設,更引入鴉片、賭業和黃色事業,這亦是當時的重要產業。因此,法國社會對當時法國政府在廣州灣管治的評價都傾向負面,認為當時政府沒甚建樹,令廣州灣的發展遠不如香港,香港則是自由貿易的重要港口。相反,中國三十年代報紙和文獻所記錄的評價卻較正面,指出廣州灣接收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難民,同時,成績優異的學生也可以到法國升學,這提供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較穩定的環境。因此,當時法國人和中國人對廣州灣有不同的想像。

湛江積極修復殖民遺址

S:既然法國當時希望發展廣州灣,又有一定民意基礎,法國大可效法英國保留殖民地,為何將其歸還中國?

F:在二戰結束後,法國在世界,特別是東亞的影響力大不如前,難以維持殖民統治。另外,法國在1946年先將廣州灣歸還中國,並在1956年放棄法屬印度支那的管治權,兩者之間相距10年。我在翻查法國的檔案時發現,1945年,蔣介石委派盧漢將軍帶領20萬大軍進入越南首都河內代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以及接收越南北部。法國憂慮中國藉此入侵越南,因此,為換取國民黨軍隊撤出越南和維持其在法屬印度支那的統治,法國願意放棄在中國的租界,以及一切特權。這亦是法國歸還廣州灣的最大原因。但最終,法國也在10年後放棄法屬印度支那的統治權。

S:最近,香港社會開始討論去殖化問題,湛江市政府有否刻意去消除廣州灣這段殖民歷史?

F:廣州灣現時已併入湛江市,並成為湛江市的城區。期間,中國政府曾主張消除城中的殖民遺址,當中不少法式建築和殖民象徵都受到破壞,藉以淡化殖民痕跡。可是,近年湛江市政府大力推動修復這些殖民遺址,其中包括廣州灣法國公使署、法國廣州灣警察署和維多爾天主教堂,這些都是極具法國風情的建築。另外,當地也有不少融合中西建築特色的建築物。市政府希望能重塑其殖民歷民,並以此吸引遊客。同時,湛江大學亦有一支研究隊伍在研究廣州灣的歷史,以及翻查當中的歷史檔案。當地有很美味的佳餚,特別是海鮮和法式牛角包等。置身其中,你能感受歐陸氣息,而不像一個中國城市。當地仍有部分人能說法語,因此,當地政府亦希望將廣州灣發展成為促進和法國交流的平台。

城市發展似港島與新界

S:作為兩個歐洲國家的前殖民地,香港和廣州灣之間有否同質性呢?

F:在城市規劃方面,現時湛江市由霞山區和赤坎區兩大部分組成,隨城市擴展開始併入其他區域。其中當年白瓦特城就是現時的霞山區,赤坎區則是當年的華人社區,兩區之間相距約10公里。在這兩區中你能感受到完全不同的風情,它們之間就像一條無形的界線,其城市規劃和建築特色可謂完全不同。這城市布局也與香港接近,你在香港島仍能感受到歐陸氣息,新界則像一個華人社區。文化方面,當地仍有部分人能說法語,也有部分人是中法混血兒。另外,法國飲食文化也滲入當地人的生活。然而,社會制度的保留則無法與香港相比。因此,香港人到廣州灣旅遊必定有一番感受。

S:在未來,你計劃從哪一方面進一步探討廣州灣的歷史呢?

F:廣州灣經歷了法國、日本、民國和新中國四個階段的統治,因此,其相關資料和檔案散落在巴黎、東京、台北和湛江,若要收集和翻查所有資料相當費時。因此,我與湛江大學的研究團隊保持聯繫,始終我中國語文能力有限,難以翻查中文文獻,於是我只好集中研究法文的檔案。我們彼此從中、法兩方面手,從而對廣州灣有更全面的理解。另外,除了官方記錄的檔案外,當時法國政府派出二三十艘科學考察船沿越南南部出發北上至廣州灣,沿途記錄沿岸地理,以及動、植物的資料。因此,我希望能從巴黎法國國家檔案館收集這些資料,並在未來將此編輯成書。

2015年11月20日星期五

巴黎女教授口中的計時炸彈

巴黎是我很喜歡的城市,身在其中,穿越古今,彷彿甚麼都變得有品味。然而偏偏是這樣的城市,近年接二連三發生恐怖襲擊,而且按這趨勢,恐怕還陸續有來,為巴黎加添了一抹宿命色彩。拋開文學語言,就不得不理性地問:這股宿命從何而來?單是因為新移民、穆斯林、文明衝突、法國政策,還是還有我們不能理解的甚麼?

月前我在巴黎,與一位年齡相若的女教授聚舊。她精通中文,是法國新生代的中國通,習慣了不同文化衝擊,卻不斷說對巴黎前景感絕望,強調我們看到那精緻、優雅的巴黎,並不是巴黎的全部。據她所言,圍繞巴黎的近郊地區,已成為法國的「三不管」地帶:巴黎政府管不到,其他地方政府無強大執行力,國家又不知從何介入,令當地人自成一國,成了法國最大隱憂。這些地方住的通常是新移民和後代,未能被城市消化,只能聚在一起維生,由於大都是穆斯林,慢慢就形成了獨特的法國穆斯林社群,和主流法國文化逐漸背道而馳。

更諷刺的是,她說這些法國穆斯林雖然強調自己的宗教認同,但其實對伊斯蘭世界的認識十分有限,絕大多數只會說法語,接收的資訊也來自法國媒體,只是為了逃避難以在法國社會上向流動的現實,才刻意找一個「他者」身份來寄託。由於在大城市生計成問題,巴黎近郊就成了他們的勢力範圍,種種非法活動盛行,毒品買賣、廉價妓女等源源不絕,而且有了自己的「民兵」,連一般警察也不敢干涉。每次選舉,主流候選人都避免進入相關地區,以免自討沒趣,而曾經「大膽」進入的薩爾科齊,也難逃被轟走的下場。

由此看來,法國要全部融合這些新移民,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他們已尾大不掉,有了自己的社區,而且社區和主流法國已分道揚鑣。但另一方面,他們和原來的母體,例如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或馬里等,其實同樣越來越隔膜,因為在法國成長的新一代其實沒有多少母體聯繫,和真正在地的鄉親父老根本沒有共同話題、沒有共同生活體驗,也就談不上有共同利益。到了最後,他們衍生了非法國、非母體、強調伊斯蘭、但又要在法國本土的新身分認同,「伊斯蘭國」興起,正好承載了這種奇怪的身份。只要這批人有0.01%有激進主義傾向,可能成為恐怖份子,法國的反恐,就註定徒勞無功。

聽她說著說著,強烈感到法國精英對未來的惘然。弔詭的是,這份惘然可算是對法國平等、自由、博愛等核心價值的質疑,而她們要捍衛的,卻又正正是傳統法國文化。假如恐怖襲擊不斷出現,法國核心價值的根本,也難免會被大幅改變,單是這一點,已教面前的精英不是味兒。但假如改變了價值觀,還是不能確保巴黎安全,要天天活在惶恐中,那更是雙輸。這些道理,說來也不難懂,但要切身處地,如何自處,卻又是另一回事。

小詞典:Banlieue

法國大城市生活指數昂貴,不少在大城市工作的人都住在近郊地方,英文稱為Suburb,法文稱為Banlieue。七十年代以來,巴黎貧富懸殊嚴重,新移民也越來越多,部份Banlieue逐漸成了窮人、新移民集中地,但也有一些Banlieue是富人區,彼此涇渭分明。

《天問》/達明一派

不久前和填詞人周耀輝相遇,終於可以親身告訴他,至今仍然喜歡他填的達明一派作品《天問》。那個時代的詞,不止有國際視野,還有宇宙情懷,雖然這首歌是六四後芸芸作品之一,但和同一系列歌曲相比,沒有聲嘶力竭的濫觴,卻鮮有地足以傳世,因為歌詞超越了單一事件,放在不同時空,都能令人思考。

對這首詞驚為天人,首先自然是「天問」的氣魄,這可是屈原的同名楚辭。在屈原版本,放在當時的環境,已是無限顛覆,開宗明義對「天道」提出種種質疑,問的既是古代神話傳說歷史,也是當世當權者的無道無能。周耀輝的版本似乎有意當屈原續篇,還要使用一些相同典故,例如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

屈原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質疑后羿如何射下九個太陽,太陽內的神鳥金烏又如何解體,究竟意思何所指,自然有不同解讀,特別是後文還有談論后羿是否偉人的部份。到了周耀輝版,問「誰挽起弓箭/射天空的火舌」,似是歌頌當時學生的「射太陽」豪情,卻也似暗示在東方社會只有徒勞無功,同樣可予人無限聯想。

又如屈原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這兩句更深奧,大意是「月亮有着什麼德行,能死了又重生;月中黑點是何物,是否兔子腹中藏身」,似是充滿對「離地」月球神話的犬儒批判。到了周耀輝版,卻問「誰偷仙丹飛天/月宮安守青天」,似是諷刺在天上的人(領導)其身不正,又似慨嘆不少人選擇離開地面是非地獨善其身。到了第二節,關於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這四句歌詞,詞人終於加上「斗膽」、「囂張」、「不惜」、「孤單」等形容詞,一切意思,更形白露。

無論屈原也好、周耀輝也好,都不是單純的、說教的對社會批判,而是把對象轉移到整個東方社會的「天道觀」,因為尊卑有序,不能「問天」(可見金庸《笑傲江湖》人物向問天之大膽),只能任由「天問」,道出同代凡人活在不敢想、不敢問的秩序,與及箇中的無奈。周耀輝還似有意「second」屈原,例如問「千秋的咒詛何時作罷」,1989年之前的二千多年,正是屈原的時代,華人社會的醬缸居然至今毫無改變,默許天道的人始終是主流,屈原泉下有知,當引為知己。

最具藝術意義的是,「天問」其實不一定說政權,也可以借代任何可供批判的制度,例如資本主義、性別霸權或全球化。達明版本如是,其實屈原的《天問》何嘗不是?近年甚至有研究說屈原是同性戀者,種種情懷既是抒發對家國的嘆息,也是個人感情的釋放,教人想起周耀輝本人六四後離開香港到荷蘭長住,既是對六四的反彈,卻也是一段感情的逃避。這種一詞多義的功力、心路歷程,縱然相隔千年,大概也沒有比作為過來人的屈周二人更相互知心。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1月20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8625

2015年11月19日星期四

ISIS會啟動核子恐襲嗎?

巴黎再次發生嚴重恐怖襲擊,而在全球化時代,這類「P2P恐襲」成本甚低,恐怕陸續有來。雖然「伊斯蘭國」(ISIS)的瘋狂其實經過精心計算,但在精算下,又會否終有一天以大殺傷武器、或核材料發動恐襲?

這說法並非空穴來風。月前一位德國記者托旦霍夫(Jurgen Todenhofer)因為持一貫批判西方的立場,獲准進入ISIS領地採訪,離開後出版了見聞錄,透露ISIS領導人正希望取得核武,說要對一切異教徒和被污染的穆斯林發動「核子海嘯」云云。這位記者認為ISIS對殺人毫無道德顧忌,真的說到做到,而且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聖戰士主動加入,奇才異士並不缺乏,總之西方嚴重低估了他們對全人類的威脅。

ISIS明顯是利用這類外人傳遞恐怖訊息,打心理戰,一般人都不會當真,但我們也不妨分析出現這類威脅的可能性有多大。先說技術層面,以往要獲得任何核技術都難如登天,梟雄如卡達菲、薩達姆等,都曾千方百計要得核武,但無論是自行研發還是外求,都一律失敗收場,令不少人覺得「狂人核威脅」只是007小說的題材。但自從冷戰結束,核技術大規模外流,除了伊斯蘭國家巴基斯坦的核武令人擔心,俄羅斯黑手黨是另一危機泉源。美國FBI月前透露,ISIS坐大後,已破獲四宗俄羅斯地下勢力在摩爾多瓦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向自稱是「ISIS代表」的人偷運核原料的交易,但相信這類交易不可能完全被堵截。

然而,這正正說明的ISIS幾乎不可能自己「原創」核武,要獲得核武,只能通過兩個辦法:小規模取得核原料製作骯髒彈,或攻佔巴基斯坦取得整個核武設施(否則即使購買了也沒有技術使用)。以ISIS兵力,後者短期內不會成真,前者卻相當容易,甚至可能已出現。ISIS攻佔伊拉克摩蘇爾後,搶走了摩蘇爾大學實驗室的40公斤鈾,單是這些材料,已足以製造骯髒彈;有投靠ISIS的英國人更曾警告,將以骯髒彈襲擊英國。假如ISIS擁有骯髒彈,會使用嗎?答案幾乎是肯定的,等待的是最佳宣傳時刻。假如襲擊不斷升級,「鋪墊」到使用骯髒彈,那似乎頗為符合ISIS希望營造的氣氛。

在平行時空,假如ISIS排除萬難,真的佔領巴基斯坦取得核武,又會使用嗎?一般人都相信絕不會,因為ISIS的激進是精算的,不可能使用導致自己遭受核報復的武器自取滅亡。然而,從前冷戰時代沒有出現核戰,因為擁有核武的都是大國,都受制於博弈論的「恐怖均勢」,擔心一旦發動核戰、而未能一舉殲滅對方,自己也將承受同一毀滅性攻擊,甚至全人類同歸於盡。

但ISIS根本不是一個傳統國家,而可以說是一個「後現代國家」,並不以管治為最終目標:世界各地的激進份子都受其影響,可以說是其「虛擬國民」;其控制領土的居民卻可能恨之入骨,也可以說根本不是「實質國民」。所以ISIS根本不怕核報復,因為它的生命力不在於控制的城市,而在於意識形態,隨時返回游擊戰也無傷大雅;何況若西方國家真的以核武攻擊,還可以進行大規模宣傳,對吸納新血大有幫助。沒有「國家」的顧忌、卻有「國家」的能量和編制,ISIS的最難處理的,正在於此。

小詞典:骯髒彈(Dirty Bombs)

混合炸藥和放射性物質組成,使出後會散播輻射,製作容易且低成本。一般相信骯髒彈釋放的輻射不會致命,但可以製造大規模污染,足以造成恐慌,所以也是「心理戰武器」。不過要是骯髒彈被高科技改良,能否成為致命武器,則屬未知之數。

2015年11月18日星期三

被忽略的大棋局─黎巴嫩恐襲

巴黎發生連橫恐怖襲擊前一天,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也發生自殺式恐襲,同樣是「伊斯蘭國」聲稱策劃,造成43人死亡,240人受傷,性質和巴黎恐襲大同小異,國際媒體卻沒有多少關注。即使不談人道主義,這也是國際媒體缺乏觸角的表現,因為黎巴嫩恐襲帶來的影響,同樣十分深遠。

媒體對黎巴嫩缺乏興趣,自然是因為對中東亂局感到麻木,潛意識認為在中東地區發生爆炸不是「大新聞」,也感覺黎巴嫩依然處於戰亂之中。其實,這些都是誤解。貝魯特是西方文青的熱門旅遊地、不少朋友喜歡的派對之都,不但十分現代化,還充滿紙醉金迷的娛樂,由於曾被法國統治,依然有「地中海巴黎」之稱。黎巴嫩雖然連年內戰,但自從25年前停火後,就沒有發生過這規模的襲擊,還一度算是「後戰爭城市」的和平樣板,為不少戰後名城重建所倣效。這樣的中東綠洲依然被恐襲,象徵意義不下於巴黎慘案。

更重要的是背景。「伊斯蘭國」襲擊黎巴嫩的官方原因沒有公佈,但相信和針對法國不無相似,就是報復。而這比報復法國更可圈可點,因為報復對象是同屬伊斯蘭世界、而且長期被部份西方國家標籤為「恐怖組織」(或起碼是激進組織)的黎巴嫩真主黨;這次遇擊的地點,正式真主黨大本營。真主黨屬什葉派,基本上是什葉派龍頭伊朗的境外支部,而伊朗是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堅定盟友,「伊斯蘭國」則屬於激進遜尼派,而且以倒阿薩德的「敘利亞反對派」身份起家。所以,真主黨和「伊斯蘭國」一直處於敵對關係。自從伊朗和西方和好,不少人寄望它能利用在敘利亞的影響力促成兩派和解、共同對付「伊斯蘭國」,而在過去一年,真主黨也成了挑戰「伊斯蘭國」的先鋒,曾多番擊斃「伊斯蘭國」高層。

在西方立場而言,守衛黎巴嫩是十分重要的。「伊斯蘭國」原稱「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官方版圖即使是起家階段,也說要包括黎巴嫩。在不少敘利亞人心目中,黎巴嫩其實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目前約有一百萬敘利亞人住在黎巴嫩,而黎巴嫩總人口不過五百多萬,但敘利亞內戰卻尚未波及黎巴嫩,本來就是奇蹟。一旦黎巴嫩亂起來,基於其戰略位置,很容易成為輸出恐怖份子到地中海的基地。

「伊斯蘭國」未能顛覆黎巴嫩,自然是因為他們目前控制的地區遠離黎、敘邊境,但也是因為黎巴嫩近年局勢相對穩定,否則國內早就大規模出現聲援「伊斯蘭國」的本土激進份子,然而,真主黨這方面的功勞卻幾乎被漠視。過往西方妖魔化真主黨,除了因為它有伊朗、敘利亞等戰友,也因為美國兩大區域盟國沙特、以色列都以真主黨為世仇。但隨著伊朗成為「正常國家」,「伊斯蘭國」的思想源頭,卻與沙特培養的激進遜尼派千絲萬縷,一場黎巴嫩襲擊,反映西方的中東政策大逆轉,可能正是時候。

小詞典:真主黨(Hezbollah)

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的組織,回應以色列1982年佔領黎巴嫩南部而成立,以反以、反美為核心思想,背後得到伊朗支持,也是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盟友,擁有自己的武裝過萬人,被以色列列為恐怖份子。1990年黎巴嫩內戰結束,真主黨成為政黨參與選舉,目前是最大反對黨,控制南部,區內以福利主義籠絡人心,頗獲支持。近年積極反對「伊斯蘭國」,作戰期間已有過千武裝成員陣亡。

2015年11月17日星期二

巴黎大恐襲的法蘭西兇徒:法國穆斯林新移民的身份認同

巴黎連橫恐襲,雖然認頭的是「伊斯蘭國」,兇手卻包括土生土長的巴黎青年,這再次說明單是攻擊「伊斯蘭國」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差不多一年前,法國巴黎發生《查理週刊》恐怖襲擊,其時本欄曾預言這將根本衝擊法國融合新移民的「法國模式」,言猶在耳,日前的巴黎連環恐襲只會進一步加速這進程。不少讀者對「法國模式」感興趣,就此我們可回顧巴黎政治大學學者Riva Kastoryano 的專著《協商中的身份認同》(Negotiating Identities),去理解法國移民政策的困局。

「法國模式」的學術演繹

Kastoryano是法國的社會學博士,曾在哈佛大學任教,興趣是研究身分認同,這本書對法國、德國和美國的移民政策和移民社會進行了比較研究,訪問了新移民領袖、政府官員、反移民政客等,特別是法國的北非穆斯林社群和德國的土耳其裔社群,認為新移民的身分認同是他們互動下的產品,並非完全按照國家或新移民任何一方的主觀意願推行,是為所謂「協商認同」理論。

具體而言,這本書從兩大問題展開討論:新移民在新的國家、社會環境中,對身份認同的需求是什麼?國家面對新移民對於身份認同的需求,又作出甚麼反應?根據作者論述,身份認同的構建,取決於「我者」和「他者」的比較和互動,而互動發生在宗教信仰、歷史傳統以及社會生活的不同面向。當新移民剛剛抵達一國,並成為少數群體,他們的身份認同自然而然會與主流人口相對立,也就是與這個國家相對立。這種「對立」並不一定是針對性的「對抗」,而是通過對二者差異的認識,來反覆確認自己身份的歸屬。因此新移民來到法國後,身份認同無可避免地受到法國世俗化的共和精神影響,但仍舊保持自己固有的宗教、文化認同,造成「新移民身份認同」的內在張力:既走進了法國社會,又始終將這個社會作為「他者」,來鞏固自身的原身份。這問題雖然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但在法國,起碼出現了數百年。

今天我們熟悉的「法國核心價值」,源自法國大革命的「法蘭西共和主義」,例如主張政教分離、世俗化,又如強調對「自由、平等、博愛」等政治理念的推崇,所以在國家的身份認同層面,並不留給宗教信仰任何發揮。然而法國對來自周邊國家的新移民一直持開放態度,只要他們接收法國的世俗主義,就不會干涉其群體宗教生活。

這一來是因為法國需要大量勞動力(尤以二戰結束後為甚);二來是對「法蘭西共和主義」有強烈信心,相信這種基於政治理念、公民權利的國家身份認同有足夠吸引力、同化力,去超越新移民的既有宗教、歷史、文化身份,進而將之同化為「新法蘭西人」;三來其實也是對法國提供的福利政策有把握,相信新移民很快就發現活得比母體家屬優越,從而「樂不思蜀」;四來昔日新移民來到法國後,並不容易和母體保持緊密聯繫,法國國內也沒有太多相關資訊提供,融合也就相對容易。法國人追溯數代,多少會找到新移民血統,而身份毫無矛盾,令法國一直以為自己已成功解決移民問題。

為何全球化時代,反而不能消化穆斯林新移民?

然而,隨著20世紀末大量北非穆斯林人口湧入,法國的自信已急速動搖。從前,來自南歐或前法屬殖民地的少數族裔在歷史文化上,與法國至少有些許共鳴,但如今的穆斯林新移民則對「法蘭西共和主義」幾乎完全沒有感情。由於全球化溝通大大便捷化,他們和母體的聯繫比從前容易,也更抗拒法國提供的新資訊。加上他們人數太多,法國的福利社會已不能輕易理順,往往未融合成功,已需要在法國自生自滅。

結果,這批到來法國的穆斯林新移民處於社會底層,聚居在郊區,自然形成了一個由穆斯林宗教信仰和文化連接的社群,而他們對這一社群的身份認同與對「法蘭西」的身份認同有別,這在法國政府看來,已是必須解決的矛盾。與其被動地成為穆斯林新移民眼中的「他者」,法國政府更傾向主動、甚至激進地推行同化。在賦予新移民平等的社會福利以外,法國更著重消解他們固有的宗教文化傳統,例如在身份登記中略去「族裔」信息,讓他們不能輕易被辨析;在教育系統中強化「法蘭西公民意識」的培養,也就是強化國民教育;在文化生活中凸顯法語的絕對地位,不容許其他語言在公共空間出現;以至於規定公民不得穿戴有宗教標誌的服飾,即2010年引起牽然大波的「頭巾法案」。

在Kastoryano看來,法國政府這些舉措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促使了穆斯林新移民和其他少數族裔內部更團結,已成為政策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逐漸地,新移民懂得通過國家承認的「公民社會」形式,在一個個具體議題上,與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的協商。在理想主義者眼中,這或許是「現代民主政治和權利意識超越傳統宗教信仰」的表現,但對穆斯林新移民而言,卻只是利用法國的制度漏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來謀求最大利益,這種出於政府壓力而產生的應對,本身就是「穆斯林」身份認同和法國政府「世俗化」主張之間的衝突。

貨真價實的法國人,防不勝防

每當新移民與政府討價還價,又無法阻止政府世俗化的決心,他們對自己固有的身份認同,就得到進一步鞏固,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越發成為這個社會的「他者」,乃至越發受國家壓迫。但正如作者強調,「身份認同不是商品,本身就難以進行協商」,法國政府雖然試圖用社會福利和政治理念,來換取新移民對固有宗教和文化傳統的拋棄,但新移民可以不賣賬,特別是在力的對比逐漸失衡的今天。結果,新移民和法國核心價值,就變成一場零和遊戲。

法國以「同化」為目標的世俗化政策,反映了國家在新移民身份認同構建中的弔詭角色:「自由平等博愛」這一現代政治理念,本來不應該與個人的宗教信仰掛鉤,但由國家推行的世俗化政策,卻令穆斯林新移民感覺被針對。久而久之,法國國家與新移民的裂痕只會越來越大,當普通社會矛盾到了臨界點,新移民群體對國家的怨恨,就容易被宗教極端主義利用。後者只需在遠處口頭號召,就能感召新移民當中的激進份子製造事端,《查理週刊》槍擊案如是,剛發生的連環恐怖襲擊亦如是。

最可怕的是,那些對國家不滿、乃至怨恨的新移民後代,制度上確是如假包換的法國公民,這種矛盾,也就成了法國社會無處不在的內部撕裂,積重難返,比國際間的糾紛更難化解,潛在威脅遍佈全國各地,防不勝防。這核心問題涉及國本,就是法國願意就核心價值進行妥協,也不是一時三刻可理順,遑論解決,噩夢還只是剛開始。

小詞典:世俗主義(Secularism)

英國作家霍利約克(George Jacob Holyoake)提出的政治理念,主張將國家政治和宗教活動分離開。世俗主義意味法律和國家主權的基礎不是神諭,而是與人民的「社會契約」,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享有同樣的政治權利。世俗主義的政府對信仰保持中立,同時確保政治生活不受到宗教影響。

2015年11月16日星期一

習近平時代中國外交的十大特色

習近平接掌政權後,外交政策比昔日更主動、自信,而且更重視國際制度建設的參與。美國2011年起的「重返亞太」或「戰略再平衡」雖然不一定有心有力,但給予了北京類似蘇聯末年的危機感,也給予了中國政府樹立危機感的難得機會。加上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國國力持續上升,美國國力則在下降,令中國不但完全拋棄「韜光養晦」,甚至連江澤民時代的「因勢利導」和胡錦濤時代的「和平發展」也不大看重,因為當下的中國,已不希望等待「國際形勢」出現,其國力之進一步上揚,亦不容許其繼續「因勢」,並已有了足夠的自信,去自己建構一個「勢」,去取其「利」。這都令習近平時代的新外交政策,出現下列改變:

1. 在習近平接班的十八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式出台:「倡導富强、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雖然是官方說詞,但也是作為「中國價值觀」來向下一代灌輸。這令習近平的內外施政有了正式價值依附,作為北京眼中的「西方普世價值」的對立,自此中國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西方概念一概接受,但重新賦予符合中國需要的意涵,以示有能力和西方比併話語權。在香港嘗試實行的「中國式民主普選」即為一例,習近平在英國國會談「依法治國」為另一例。

2. 伊拉克戰爭後,中國已改變了在聯合國安理會投棄權票的習慣,這方針在習近平時代進一步發揚光大,例如當美國空襲「伊斯蘭國」,中國第一天就表態「有限度支持」,反而不少西方國家顯得躊躇。與此同時,中國把擔任「盡責任大國」作為國際理念掛在口邊,多談「國際道義」,乃至直接批評美國「不負責任」,以爭取道德高地。

3. 習近平的「中國夢」其實是典型資本主義的夢,但也希望強調社會平均發展,希望這成為比「美國夢」優勝的「中國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錦濤時代,他多次言明中國不會輸出「中國模式」,因為「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發展的路」,以回應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但到了習近平時代,官方輿論宣傳中國模式歡迎別國「借鑑」,這是政策由內向至外向的明顯改變。

4. 習近平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把對內、對外的國家安全政策統合在一起,解放軍、國安部、司法、外交、公安、武警、宣傳、乃至港澳辦和中聯辦也包括在內,自此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要以「維繫國家安全」的角度思考,以「愛國」之名行事,才能得到重視。日常生活的愛國活得,必然系統性地增加。

5. 為了更積極捍衛中國主權,習近平對和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地方顯示了更堅定的態度,並以東海(特別是釣魚台)和南海(特別是南沙群島)主權爭議最為典型。例如中國(單方面)建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後,西方一直懷疑早晚會在南海設立另一個防空識別區;又設立管轄南沙、西沙、中沙群島的「三沙市」,再進行填海造島(官方解釋是「鞏固大陸架的陸地延伸」),這都是新的「主權外交」行為。

6.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努力在國際經濟、金融層面建立新制度。2013年,「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成立,以上海為總部,應急儲備基金由中國獨自承擔幾乎一半;翌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官方職能是協助促進亞洲區域整合,但同時也是亞洲開發銀行的替代品。在2014年中國主持的APEC峰會,習近平提出成立APEC自由貿易區,被認為在中國主導的東南亞區域全面夥伴協定(RCEP)框架上,再保險地和泛太平洋戰略經濟貿易夥伴協議(TPP)打對台。這類機制要是持續出現,整個戰後美國建立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乃至更宏觀的國際經濟秩序,可能面對根本挑戰。

7. 「一帶一路」是習時代的新興用詞,不僅和針對美國的「反圍堵」有關,也可以說是要平衡俄羅斯在中亞的勢力範圍,還要匡正改革開放以來只重視東部海岸城市、過份依賴歐美日資本的結構性失衡,不可謂沒有野心。不過根本策略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中國能通過對外輸出基建、投資、人力,把鄰近經濟體消化入中國模式,令亞太國家對中國經濟出現結構性依賴,中國就有望達到美國昔日進行馬歇爾計劃在歐洲的效果。此外,中國政府或企業的「基建外交」都有地緣政治含義,醞釀中的尼加拉瓜運河、泰國克拉運河、南美洲兩洋鐵路、東非吉布提基地建設等,無論能否成事,都屬此例。

8. 2014年5月,習近平宣布中國主催的「亞洲安全觀」,內容包括「四個安全」:「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說白了,就是要建構和西方主導的安全觀相反的、由「中國價值觀」和「中國模式」,進一步延伸為「亞洲觀念」,以「三個歸根」總結:「亞洲的事情,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如此開宗明義,教人想到美國的「門羅主義」,所以中國越來越強調亞洲人的事,由亞洲人自己解決。

9. 習近平展示的大國風貌,也包括在軟實力層面的拓展,哪怕充滿群眾動員、舉國體制的影子。像在國家形象宣傳方面,中國比從前花更大精力,通過政府、或與政府關係密切的私營企業,到世界各國打輿論戰,不斷在各大媒體刊登廣告宣傳中國,亦動員外交官、親政府學者投稿到西方媒體闡述政策,並以2014年1月發動四十多名外交官投稿世界各地媒體,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論戰」最為誇張。

10. 最後,由於中國官員的貪腐手法不少涉及海外洗錢活動,習近平亦希望將內政與外交掛鉤,例如通過打擊「裸官」,反映中國有意志把執行力延伸至海外;通過高調進行「反壟斷」運動,打擊有能力哄抬價格的大型企業,而受影響的不少是大型外資,例如微軟、奔馳等。把反貪腐和針對外力的民族主義整合為同一場群眾運動自非習近平首創,中共建國初年的「三反五反」,就和「抗美援朝」同步進行,此刻在推崇群眾運動的習近平身上,也會再次落實。

沈旭暉 BBC News 2015年11月

巴黎恐襲後,法國八件要做的事

巴黎發生嚴重恐怖襲擊,「伊斯蘭國」承擔責任,舉世震驚。襲擊既涉及國家安全、外交政策,也觸及移民問題、社會融合,都是相當複雜的結構性議題,不可能有短期解決辦法。也就是說,在可見將來,恐怕類似襲擊還是會在法國出現。那麼法國政府應怎樣回應?

1. 此刻法國民情,必然對源源不絕入境的敘利亞難民反感,法國國力也不可能單按人道原則接收難民。正如本欄早前談及,要一勞永逸處理難民問題,不可能靠傳統的「收容國」政策,當難民數目是如此驚人、內裏混入恐怖份子幾乎不能避免,只能嘗試在境外接收。例如由各國協議找出一塊地點、甚或移山填海,讓難民在聯合國指導下建立自治社區,而無需和所在地融合,這類方案必須出現突發事件,才能被提上議程,這正是法國的責任。

2. 法國新移民、穆斯林問題必然成為大選議題,要減輕「文明衝突」,法國政府、政黨都應找出一些認同法國文化的穆斯林精英為發言人,雖然代價是強化了穆斯林的身分認同,有違法國傳統的大熔爐政策,卻能有一定分化效果,起碼能製造一個心理上的緩衝區。

3. 相對於美國、中國等,法國畢竟反對監控個人生活,但這次襲擊後,這類主張恐怕會越來越受歡迎,不過也可能無所限制。那對象應是哪裏?巴黎近郊地區的貧民區早已成為國中之國,政府幾乎不能進行有效管治,正好用這機會處理,起碼能疏導一些長遠危機。

4. 此刻取消空襲「伊斯蘭國」是不實際的,因為無論法軍有否空襲,法國本土早已存在襲擊的因子,任何一件像《查理週刊》漫畫這樣的事,都足以被煽動仇恨。所以無論是否增兵,法國都只能高調宣示向「伊斯蘭國」作戰的決行,因為反正撤軍也不能保平安,而要是撤了軍繼續遇襲,政府就要倒台了。

5. 雖然襲擊有眾多本土原因,但「伊斯蘭國」比昔日蓋達更有叫座力,畢竟在於擁有廣大土地,讓激進份子親身實踐「理念」,所以如何減少其控制區也是法國要思考的。由於法國民眾不容易支持地面戰,但這卻是爭奪控制權的必須,相信法國或會效法十年前美國的作風,通過僱傭兵變相參戰,這也符合法國一些企業的利益。

6. 國際社會一致譴責襲擊,法國好應該利用這機會,向未有加入空襲「伊斯蘭國」的大國施加壓力,讓他們共同行動,這樣既可減輕法國的負擔,也可逐步催生一個國際平台處理「伊斯蘭國」問題。而按目前情況,這平台早晚也會出現,假如此刻法國牽頭,起碼能設定議題。

7. 法國的全球軟實力不容小視,上回《查理週刊》恐襲後,法語區領袖幾乎雲集巴黎大遊行,可謂近年鞏固法語區身分認同的里程碑。由於敘利亞曾是法國託管地,法國若以此機會深化法語區的重要性、整合相關情報網絡,從而嘗試調動更多外交資源,也是順理成章。

8.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和反對派還在作戰,而「伊斯蘭國」是他們的共同敵人,各方其實都希望兩派體面講和,集中力量對付「伊斯蘭國」。自從伊朗加入談判,各方對和解的信心倍增,假如法國能利用遇襲的機會促成和解,這會是局勢一大進展,也是世界各國都歡迎的大動作。

小詞典:《查理週刊》恐怖襲擊案

2015年1月7日,法國巴黎《查理週刊》總部遇襲,造成12死11傷,死者包括週刊主編,兇手為國內受「伊斯蘭國」影響的極端穆斯林,行兇動機為報復雜誌發表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的漫畫。襲擊後法國全國哀悼,全國各地舉行大遊行聲援,並有40多國政要親自出席。

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

莊梅岩:戲劇創作不應遷就市場

現代社會,無論是小孩或是大人,人人都要為各自的履歷而籌謀,由學歷、工作經驗、專業資格,以至社會服務,每一個欄目都要填上滿滿的經歷。這不單單是為向自己有所交代,更是以此作為升學和求職時的重要籌碼。當然,這能推動各人好好裝備自己,好讓自己在不同範疇上都有所得。可是,當人沉迷在這遊戲時,不能寫進履歷的事就彷彿失去了意義,要在兩者之中取得平衡,確實不容易。

當有人為亮麗的履歷而努力,亦有人率性地選擇自己的志業,但同樣能交出漂亮的成績。而莊梅岩就是其中一位,她每每會花上一整年時間來撰寫一個劇本,她相信要直接對話才能了解人物的故事,期間她會四出訪問相關人士,更會查閱大量資料,讓自己能全面了解事件。這份投入亦造就她在劇壇上的成就,她曾獲得香港演藝學院、香港戲劇協會和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的傑出編劇獎項,更五奪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編劇獎,他的代表作品包括:《留守太平間》、《找個人和我上火星》、《法吻》和《聖荷西謀殺案》。香港教育局將她首個得獎作品《留守太平間》加入學校戲劇教材套,其作品曾赴日本、新加坡和台灣作交流演出,更被翻譯為英語、日語和韓語。作為香港新生代劇作家,莊梅岩對香港話劇的發展和軟實力自然有一番見解。

S: 據江湖傳聞所指,你收取的酬金已接近「天價」,這傳言是真的嗎?

C: 香港編劇的收入微薄,大部分香港編劇平均每年撰寫3至4個劇本才能維生。因為香港的話劇市場太小,而編劇的角色也很被動,劇目能否重演都由劇團所控制,當不少我認為可重演的劇目,卻失落重演的機會,這也會影響編劇的收入。當然,劇團也有自身的難處。我也嘗試每年編寫3個劇本,可是這個產量令我心力交瘁,甚至要寫自己不喜歡和沒有信心的東西,這會令人失去創作的熱情。因此,我希望一年能專注於一個劇本的創作,將更多的時間花在籌備工作上,這亦是對自己和劇本盡責。當一年只寫一個劇本時,將所謂的「天價」攤分成一整年計算,價錢也不會太高。

S: 將劇本推銷到海外或改篇成電影劇本,這是其中一條潛在的出路,為何很少人這樣做?

C: 外國劇團希望讀香港劇團的作品,正如我們想讀外國劇團的作品一樣,我們想互相交流。大陸方面正在積極策劃這方面的發展,內地會提供很多資源,如人力和資金等,去翻譯劇本和將劇本推出到外地,劇本的翻譯速度也很快。然而,香港每年都有三四百個劇本,可是並沒有一個長遠和拓展市場的計劃。香港搞藝術創作的人,包括我自己,沒有空間和興趣去推銷自己的作品。

S: 香港話劇進入鄰近地區和海外劇場時,面臨什麼困難?

C: 主要是資源和文化方面的困難,就如編劇鄭國偉的作品《最後晚餐》是一齣很好的戲,其中一幕兩母子在居屋單位中相對而坐吃晚餐,雙方以對白帶出劇情。其中,母子之間的對話,帶出生活的艱難和年輕人沒有向上流的機會,這全都是很香港情懷的劇情,可是,這些社會文化背景卻難以翻譯成外語。另外,外國人對台灣內部的矛盾、內地的落後,以至日本和南韓也感興趣。然而,對他們而言,香港是很西化的地方,跟他們太相似。而另一些人則視香港為有異國風情的地方,仍停留在蘇絲黃電影的想像。只要你留意英、美華人劇團在演出什麼,你就會知道他們的喜好。他們仍在做Chinese Doll一類的劇目。而英國黃土地劇團中,亦有數個很「中國人」的演員,因此,你要讓他們看到你的「身份」才會成功。但香港人去看就會覺得這並非香港,或是中國人並不是這樣的。而我們的城市本身就是這樣,我們無必要為了迎合他們而作出改變。

S: 進入內地劇場,這會否是香港劇團的新出路?

C: 有劇團很積極發展內地市場。可是,進入內地市場有一定難度,因為內地有嚴格的審查制度,凡電影和話劇涉及鬼怪、黑社會、婚外情、第三者和同居等劇情都不可以在內地上映,因為這些作品鼓吹迷信、暴力,以及損害社會風氣等。這對編劇的創作帶來很多掣肘,我亦難以確保我的作品沒有包含上述的題材。因此,我情願先將作品寫好,再看能否通過審批進入內地。我的創作步驟都是有機和源自生活的,而非去迎合任何市場。

S: 不少香港的電影和音樂成功輸出海外,在這潮流下,你認為話劇能否維持香港的特色?

C: 我們的確輸出了很有香港特色的作品,但我擔憂的是電影大多都是與外地合作拍攝的,因此,作品沒有太強的香港特色。相比下,我認為話劇仍有機會保持特色,因為這市場實在太小,所以被人控制的機會也較小。而創作的人也不是單單為錢而做,他們也希望到海外演出,可是,這需要一定的金錢。因為到海外演出,劇團便要開始另一個製作以維持收入,這涉及很多時間和體力,對劇團而言,這都不太划算。另外,香港市場較細,反而能抵禦全球化的衝擊。現在,我剛進入電影圈就知道電影人的考量,很少電影投資者會投資不能進入內地的劇本,相反話劇仍未有因資金來源而影響創作題材。

維持創作質素 嘗試電影劇本

S: 你現時已幾乎奪得行內獎項的大滿貫,未來有什麼目標?

C: 我從來都沒有好好計劃自己的事業,工作都是一樣接一樣,除了中英劇團的工作外,我從來未找過工作。錢,我並不需要賺很多,但戲劇創作是我最追求的工作,因此,我正考慮嘗試小劇場的創作。我喜歡挑戰藝術的尺度多於進入不同市場;另外,我亦嘗試創作電影劇本。創作電影又與我想像中的不同,當中有不同的難度,我享受其中。

S: 你在話劇界的成就相當突出,創作之道和原則是什麼呢?

C: 我的創作是不計成本,無論酬金是3000元還是30萬元,我都會維持同樣的質素。當你建立一個品牌後,別人就對你的信譽有信心,他們相信你會盡力完成工作。同時,我認為不可以過分遷就市場的口味去創作,因為創作是一個源自生活的有機過程。另外,我不希望觀眾認為我的劇本重複或是大量生產的作品。始終香港人比較少看話劇,我希望他們知道莊梅岩的作品有質素保證,不會是Hea寫的,並值得花時間和金錢去看。未來,我希望創作更多謀殺案劇目,因為這比其他劇目刺激,我喜歡帶觀眾去思考人性。雖然社會和政治不是我的強項,但我亦會創作這些題材,因為這某程度上也是反映人性。生活中我們常忽略細微的人性變化,可能基於我學心理學背景的關係,我希望用劇本將這些變化表達出來,希望觀眾能從戲中有所得。戲中有不同的層次,希望觀眾能發掘各自的層次。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

《戰地舞曲》/吳浩康

英皇男歌手吳浩康有不少K歌傳世,《洗剪吹》可謂一代人的飲歌,但不少更有深意的作品都是滄海遺珠,例如講述戰爭的《戰地舞曲》。這歌填詞的是李峻一,推出於2005年,大概不是以任何一場特定戰爭為背景,但似乎頗受2002年波蘭斯基導演的電影《鋼琴戰曲》(Pianist)啓發。

《鋼琴戰曲》以二戰為背景,講述波蘭猶太鋼琴家Wladyslaw Szpilman的親身經歷,他被德國關進集中營,逃生時被納粹軍官發現,彈奏了一首蕭邦作品,感動了軍官協助他藏匿,戰後成為波蘭國寶,那位軍官卻死在蘇聯勞改營。「翩翩起舞/明日的生死不要問/誰在這戰火中敲響了鋼琴」,彷彿就是這場景的註腳。

然而《戰地舞曲》以男女關係為背景,同時也滲入了大時代的末世浪漫,讓人想起鄭秀文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背景是波斯尼亞戰爭期間一對異族戀人的淒美愛情故事。在戰雲密佈下,依然以音樂、舞蹈維繫愛情,其實是古今中外常有的事,「大宅內樂聲正蕩漾/鬢影加衣香沉默共舞著/二十哩外敵軍正接近/野獸眼睛閃映夜深」,就營造了很有張力的對比。

由於《戰地舞曲》沒有特定場景,每有戰爭衝突出現,幾乎都能對號入座。《戰地舞曲》面世數年後,荷李活女神Angelina Jolie首次執導了類似題材的電影《波斯尼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In the Name of Blood and Honey),講述塞爾維亞軍官和穆斯林女俘虜的故事,二人身份敵對、地位懸殊,卻在軍營翩翩起舞,「交低一吻明日的生死不要問」,正是那一幕的寫照。

又如正進行的敘利亞內戰,有難民逃亡歐洲前,天天在廢墟演奏音樂,希望鼓舞留下來的人,直到樂器被ISIS沒收焚毀,才立定決心離開。「大宅內/換一套禮服/能踏著舞步/難活著上路」,正是講述不少人到了最後一刻還不願出逃,甚至連犧牲生命也無動於衷,但正如那些敘利亞音樂家那樣,一旦沒有了最後對生活的憑藉,才會鼓起勇氣「活著上路」。

這種帶點頹廢美的戰爭歌詞,和我們聽慣那種「社運雄性抗爭反戰歌曲」完全不同,沒有鼓動爭取公義、或唱高調作太多道德批判,卻描述了人性在絕望邊緣的另一種反應,又教人想起《鐵達尼號》沉沒前,有些豪客依然要香檳跳最後一舞的貴族式浪漫。從中,我們更能體會人性的多元複雜,原來就不是任何教科書的套版形象所能概述。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1月13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7751&home=1

星洲納Uber 城市更Smart



從前在新加坡,「的士問題」是最令人不滿的生活問題之一,的士既不如香港那樣隨處可見,司機拒載也相當嚴重,繁忙時間在的士站往往等上一個小時,總之談起的士便滿腔怨氣。但近來每次到該國,都能安心使用Uber服務,不少朋友打趣說:「新加坡從此不一樣。」在香港政府稱要試驗「聰明城市」(smart city)的同時,Uber營運卻受打擊,相較下,獅城明顯要「smart」得多。

今年3月,新加坡通過法例容許Uber這類經營方式,但當然是有一定限制,例如規定Uber車主不可在馬路或停車場隨意接客,最終車資不能超過原先議定的價格,車主載客每日不能超過若干次數等,但都屬合理及可操作範圍,不會出現香港那種「放蛇」行動。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的子公司甚至有投資一些類似的士App,這才是以行動證明政府的支持。Uber在Facebook也公開讚揚獅城政府的做法,更顯得香港政府昔日引入Uber卻又把其除名那樣出爾反爾的荒謬。

無視將來 怎有現在

新加坡政府的思維,可從新加坡未來經濟委員會的遠景理解。此委員會有數項目標,包括提升新加坡人應變力,以迎合未來新科技及各種新行業需求(須知新加坡人長期被批評缺乏創意);同時加強該國企業家精神與創新力,激發新加坡經濟潛能。

新加坡貿工部長(工業)易華仁10月出席新加坡經濟政策論壇時,亦提及Uber。他承認新科技確會為既有企業帶來很大衝擊,例如Uber會影響傳統的士從業員生計,但其軟件有龐大市場潛能,且有社會價值,暗示總體而言乃必要趨勢。新加坡政府嘗試做的,便是在保護傳統行業免受即時巨大衝擊的同時,營造有利創新的環境。

港英時代的香港政府,完全有今天新加坡政府的視野。七十年代,香港郵政本來被政府壟斷,DHL是首間提供「點對點郵政服務」的速遞公司,當時帶來的反壟斷挑戰,猶如今日Uber。當時法例規定,所有郵政服務都須經郵政局處理,DHL一度遭警方調查,政府也曾考慮修改法例封殺DHL。但折騰了一會,港英明白到大勢所趨,便為DHL大開綠燈,其後速遞公司業務在香港快速發展,成為香港經濟增長動力之一。

今天的Uber問題,不單是的士問題,也是資訊科技改變生活的大勢,對此新加坡已比香港超前很多步。外交期刊Foreign Policy不久前發表文章The Social Laboratory,介紹新加坡政府如何積極引入科技,蒐集與利用「大數據」帶動國家發展。雖然這類科技若應用不當,足以像最新一集007電影講述那樣,成為監視民眾的大型國家機器系統,但同時也確能便利民生。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發展出家居康復系統Home-Rehab,利用平板電腦,配以相關感應器,讓病人安坐家中也可獲部分醫療服務,既可令病人減少長途跋涉覆診次數,節省輪候街症的時間,亦可幫助醫護人員遙距監察病人復康進度,這便是未來。

假如一個城市對未來大勢無視,又怎能有現在?

2015年11月12日星期四

墨西哥毒梟何以坐大?

一年前,墨西哥爆發43名學生集體失蹤案,懷疑全被屠殺;數月前,墨西哥最惡名昭著的毒梟古茲曼成功越獄,無數國民大為震驚。歷史學者Enrique Krauze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缺乏法制、腐敗的劣跡和刑事制度的混亂,很可能是墨西哥的頭號問題,這次的越獄不過是突顯了現實的殘酷和痛苦,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革體制。」究竟墨西哥毒梟的問題何時能解決?

不久前,兩名墨西哥作家出版《毒梟之國:墨西哥,由毒梟、毒品、黑道共同治理的國度,以及他們的「毒品戰爭」 》一書,對墨西哥的「毒品戰爭」有詳細揭示,認為是墨西哥「毒品產業」蓬勃發展,皆得力於政府與毒梟勾結、幾近連成一體。學生屠殺案的背景正是典型:案發在墨西哥西南部伊瓜拉市(Iguala),學生失蹤前曾與警察爭執,警察居然將學生交給黑幫「戰士聯盟」(Guerreros Unidos),然後毒梟誤以為學生為對手幫派成員,將他們殺害燒屍,事後伊瓜拉市市長夫婦被視為主謀被捕。

「官毒合體」的宏觀背景,卻可追溯至「外國勢力」:美國。墨西哥人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話:「為什麼我們這麼可憐?離上帝那麼遠,卻離美國這麼近!」早至1909年,美國剛成為國際大國之時,國內將鴉片、尼古丁、大麻等列為違禁毒品,毗鄰美國、沒有禁絕毒品的墨西哥,自此成為毒品交易與種植的替代地,在墨西哥種植毒品,走私到美國牟利,逐成為不少低下階層脫貧致富的「新興產業」。後來墨西哥受美國壓力立法禁毒,但違法耕種、走私毒品等難以杜絕,長期執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更在美國默許下,與毒梟建立起一個「超穩定結構」。這是因為在冷戰期間,美國以戰略需要,著意鞏固「官毒合體」,以確保墨西哥政府有充足資源防止後院赤化,並以相關利益支助中美洲其他右翼份子。結果美國CIA、FBI與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墨西哥聯邦安全局等,共同建立了一個所謂「廣場系統」,在劃定範圍內維持「一廣場一毒梟」原則,確保各方利益均霑,各取所需。同期美國支持大量親美的第三世界獨裁者,也是同一道理。

全球化時代的催化劑

「廣場系統」也和其他獨裁體系一樣,在冷戰結束後瓦解,起碼美國再不能公然支持。此時全球金融危機開始出現,毒梟只要懂得財技,身家卻能進一步暴漲;1994年通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卻加劇了墨西哥貧窮問題,毒梟能招募的嘍囉又更多。由於美國容許自由買賣槍火,墨西哥毒梟獲得武器從來不是問題,全球化時代只會比從前更方便。其他國家的毒梟,在全球化時代與墨西哥建立一站式網絡,乃至遠至非洲,也比從前更容易。在這些情況下,執政超過71年的革命制度黨在2001年敗選,全國權力大洗牌,「毒品產業」出現權力真空,全國毒梟、財閥、地方政府合縱連橫大混戰隨之出現。左翼查巴達游擊隊是全球化延伸產品的一種,毒軍則是另一種。

墨西哥新政府嘗試高調回應,聯同美援,於2006年向毒梟宣戰,發動「毒品戰爭」,即上述墨西哥作家所述的「戰爭」。但這場「戰爭」可謂相當失敗:從2006起,源自毒梟罪行的遇害人數節節上升,按不同計算,死亡人數達七至十二萬、近三萬人失蹤。有此發展,一方面在於墨西哥政府沒有從社會經濟根源入手,只以軍事與強硬手段解決毒品問題,迫令毒梟以同樣強硬的手段應對;另一方面,墨西哥政府官員亦對美援中飽私囊,或勾結友好毒梟、財閥,聯手鎮壓以土地、環保等理由抗爭的民眾,攫取地方實利。加上墨西哥毒梟已成為全球化集團,甚至有支部在海外,單靠本土反毒,已是難以治本。由於毒梟已確立「有效管治」,形成國中之國,除非政府結構性大特赦,否則用不可能有完全乾淨的地方首長出現。時至今日,毒梟已成為墨西哥既得利益集團「不可分割的部份」,不少要員早已漂白成功,坐享社會高位,卻本質未改,成為墨西哥也要「大國崛起」的最大隱憂。

小詞典:墨西哥大國夢

墨西哥曾是北美洲第一大國,脫離西班牙獨立時,一度對美國本部構成威脅。美國吞併原屬墨西哥的德克薩斯後,兩國終於在1848年爆發美墨戰爭,墨西哥大敗,被迫將北部大片土地割讓予美國,自此失去挑戰美國的能力。然而現在美國南部西班牙語盛行,墨西哥移民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墨西哥的本國人口也達1.13億,擁有龐大的跨境內銷市場,民族主義者開始憧憬「大國夢」,認為可逐步扭轉百多年來相對美國的弱勢。

2015年11月11日星期三

昂山素姬非要當「超級總統」不可嗎?

緬甸大選塵埃落定,昂山素姬領導的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獲勝,執政黨承認落敗,軍方表示接受結果,數十年的民主運動,總算有了相對完滿的結局。然而緬甸憲法規定,有外國配偶的不能參選總統,令昂山不能出任正式領導人,她卻聲言將「凌駕總統」領導政府。假如安排屬實,實在不能算是明智之舉。

對昂山而言,假如她要處理政府的日常運作,就不可能不捲入種種內耗,也不可能保持原有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民主女神」光環,昨天本欄已有介紹。而這光環的出現,並非完全來自她本人,而是國內無數人民犧牲、國際社會無數媒體配合所共同建構的,昂山才得以成為全國人民膜拜的圖騰。緬甸民主化後,將面對少數族群分離主義的挑戰,既得利益集團和新貴的權鬥,區域大國爾虞我詐的合縱連橫,本來就需要一個超然於政府的虛君,作為國家團結的象徵、名正言順的超級調解員。昂山不能當政府首腦,本來正好成為這樣的虛君,既能繞過種種政治議題,又能在關鍵時候對各方施加道德制約。

所謂「虛君」,並非只有君主立憲政體才能存在的,一個有趣例子是阿富汗。蘇聯入侵阿富汗前,阿富汗本是一個王國,末代國王查希爾(Mohammed Zahir Shah)在1973年被廢,長期流亡國外,直到美國出兵推翻塔利班政權後,才在2002年獲邀回國,作為精神領袖,召集部落領袖開大會推舉新領導人,當時他已年近90。美國曾計劃讓他復辟,但權衡輕重後放棄,最後國會授予他「國父」稱號,並規定稱號不能世襲,讓他成為團結阿富汗的國家符號。雖然廢王已沒有實質政治能量,也難以完全團結國人,但國家畢竟有了一個凌駕利益集團的存在。假如廢王國父活到現在、又當盛年,去年阿富汗選舉產生連串問題、兩大候選人互不相讓時,就有了緩衝空間。

說回緬甸,只要全國民主聯盟控制的國會懂得變通,創造一個有尊榮而無實權的虛銜,授予昂山「國母」稱號,她就是超然的存在,反正她是貨真價實的緬甸國父昂山將軍的千金。那時候,執政黨無可避免地出現爭議施政時,她可以劃清界線,甚至可在必要時加以制約;種種某差事的閒雜人等,她也可以交由管理員打發,自己在國內外的聲望,自然容易保持。

有時候,最有影響力的位置,往往是表面上毫無權力的位置,而一旦掌握實權,卻難逃腐化。假如執政黨腐化了,昂山依然可以超然地號召國民再次革命;但假如她本人也捲入醜聞,要再出現一個全國偶像,就不可能。目前各派系多少忌憚昂山的國際聲望,一旦這聲望不再存在,國內矛盾卻可能瞬間白熱化起來。為人為己,何必呢。

小詞典:蘇阿戰爭

1979年9月,阿富汗爆發政變,新領導人強調國家自主,但當時蘇聯已滲透阿富汗各界,支持左翼分子策劃反政變。新領袖要求蘇聯軍事支援打擊反對派,蘇聯遂派軍入侵,開啓了持續十年的阿富汗戰爭。當時美國、中國、巴基斯坦等均支持阿富汗聖戰士反蘇,令戰爭成為蘇聯的越戰,虛耗大量國力,間接加速了蘇聯瓦解,但也令激進伊斯蘭運動坐大,拉登的恐怖組織網絡,正是在支援阿富汗期間逐步形成。

2015年11月10日星期二

昂山素姬神話會幻滅嗎?

緬甸民主選舉順利進行,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一如所料,取得勝利。雖然緬甸法律規定,昂山因為外國配偶,不能成為元首,但她已明言將「凌駕總統」管治新政府,成為真正超然的存在。無論她為自己設計怎樣的身份,在可見將來,她作為緬甸人民領袖的事實將不會動搖,但若期望作為管治者的昂山繼續飾演「民主女神」角色,或得到曼德拉一類的道德高地,恐怕是不可能的。

曼德拉主張建立「彩虹國度」,終結種族隔離政策後,也防止黑人歧視白人,這種「大和解」的思維,令他受全球尊敬,也令南非保住基本穩定。但昂山雖然也和軍政府「大和解」,但面對的情況和曼德拉的完全不同。當她要保住軍人集團既得利益,就肯定要賦予軍人特權,也要確保他們的商業壟斷得到鞏固。作為軍人之女,昂山和軍方高層的關係不差,近年已和前總統登盛建立合作默契,相信今後在緬甸改革開放過程中,軍人作為經濟集團得到的實利,將十分豐厚,而這和一般人對反特權的期望,恐怕有所偏差。

南非白人政權雖然失去道德高地,但經濟上十分成功,令曼德拉繼承了非洲其中一個最發達的經濟體,新政府只要蕭規曹隨,已有成績。昂山的緬甸卻百廢待興,經濟上是有待開發的處女地,國民對出現中國式經濟奇蹟充滿期望,卻也容易失望。因此,任何影響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特別是涉及違反人權的少數族裔議題,相信都不會被新政府重視。假如國際人權組織以同一標準關注這些議題,恐怕會對未來的昂山另眼相看。

再說南非雖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種族矛盾,但不同族群建立獨立實體的實力相對有限,就是一度有效忠不同部族的民兵出現,由於部族並沒有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基礎,基本上不成氣候。昂山的緬甸卻面對切切實實的分離主義,少數族群武裝實力不容小視,在各地都割據一方,而且控制資源,容易尾大不掉。期望昂山對不同族群一視同仁,本不可能,加上她的支持者不少持「大緬族主義」,就是她本人包容,也肯定受壓。而且昂山似乎已鎖定羅興亞人為犧牲對象,通過默許軍政府打壓這些穆斯林權益,確立自己作為民族主義者的身份。這類妥協在現實政治,恐怕陸續有來。

最後,南非雖然是地區大國,但地緣政治位置相對簡單,緬甸目前卻處於亞太角力漩渦的中心,除了中美爭奪,印度、日本等國亦對緬甸市場充滿期待。昂山要維持穩定,就不可能得罪任何大國,只能左右逢源,以求儘快得到經濟發展的實利。假如以過往二十年的「民主女神」光環看昂山,失望是早晚的事;還是以管治者的標準期待她的施政,對這位軍事強人之女而言,才是客觀、現實。

小詞典:民主女神

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樹立「民主女神像」,自此成為運動象徵。同年昂山素姬回緬甸參政,不久被軍政府軟禁,海外媒體開始以「民主女神」稱呼她,既作為緬甸民運的象徵,也配合了天安門「民主女神」的往事,成為全球民主運動的圖騰,因此一度成為中國的敏感詞。

2015年11月9日星期一

習馬會與馬英九的窩囊:「先生」的對等Vs實質的不對等

兩岸領導人世紀會面,來得快、去得也快,究竟談完後,促成了世界什麼不同?馬英九不斷強調得到「對等」地位,根據國際慣例,又是否屬實?就此北京輿論大多肯定馬英九此行,對穩定台海局勢的貢獻;台方、特別是綠營,則大多批評馬英九被「矮化」,而且沒有爭取到任何承諾,反而連中華民國的基本立場也沒有守住。就此我們不妨留意台灣學者林濁水的分析。

林濁水是民進黨「新潮流系」四大老之一,有「台獨理論大師」之稱,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就是他起草的作品。他曾當選立委,著作等身,即使完全不認同其主張的人,也大多對其學識和視野尊重。自從陳水扁眾叛親離,林濁水逐漸成為綠營「溫和派」,近年不再提台獨,卻反過來強調保護「中華民國」框架,主張在這基礎上發展兩岸關係。習馬會公佈後,他是綠營內少數公開表示歡迎的,認為落實兩岸領導人見面會成為馬英九一大政績,並相信東亞、南海局勢緊張,北京希望穩住台海,才是習馬會的宏觀背景。

然而會面後,林濁水卻徹底失望:

「馬習會真正的背景是這樣,國安會和陸委會雖事先沒想到,但應該很快就認識到了,因此,他們都認為一旦會面馬總統只要支持九二共識就好,否則除非連著一中各表一齊講,不必軟弱地在習面前承諾一中原則。」

「如果馬依他們的原先劇本演出的話,便可以突顯兩岸的對等關係,馬將對台灣貢獻很大,在立即利益上雖不足以翻轉總統選情,但是幫國民黨多當選幾席立委應該是沒問題的。沒想到到馬卻臨時改了幕僚的稿,在不加一中各表的條件下承認了一中原則,用這方式來向習近平叩頭,真是大軟骨頭了。」

什麼是形式上的對等?

對這樣的分析,筆者是頗為認同的。馬英九以為,得到對形式上的「對等」,和習近平互稱「先生」,就是平起平坐;閒話家常,喝喝酒聊聊天握握手,交給幕僚搞個聲明,就是一代偉人。作為國際法專家,馬英九這種視野,令人遺憾。

單論形式,假如台方真的看重,「習馬會」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完全對等的,因此強調對等,只是欲蓋彌彰。兩岸不同南北韓、昔日東西德,互相承認對方的主權國家地位,而是堅持零和遊戲。即使新加坡是公允的第三方,它畢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國,習近平可以到那裏進行國是訪問,「順道」見馬英九,馬英九卻只能以不知道甚麼身份在同一時間出現。反過來說,假如「習馬會」在中華民國邦交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舉行,馬英九進行國是訪問、習近平專程飛過去,大陸網民肯定義憤填膺。

再說稱呼。兩韓領導人見面時,金大中、金正日是互稱「總統」、「委員長」,這在兩岸關係上不可能出現,因此表面上,兩個男人互稱「先生」、不提各自行政職務,可說對等。然而,馬英九被陸方當面稱為「先生」,已非首次。海協會會長陳雲林2008年訪台,也當面稱馬英九「先生」,引起台灣內部不少反彈,因為馬陳二人明顯不「對等」。這說明單單互稱「先生」,只代表「雙方都不承認對方的行政官銜」,而非自動等同「對等」。

既是這樣,更應倍加謹慎。習近平發言說「兩岸領導人」,四平八穩;馬英九說「我與習近平先生分別以台灣與大陸領導人的身份」,卻嫌蛇足。根據政治術語,「兩岸」一如「朝鮮半島」,指的是這地理位置涵蓋的兩個政權,這兩個政權目前管理的地方(理論上)只是暫時性的。南北韓會談時,北韓不會自稱「北韓」、只會自稱「朝鮮」,這是我們在北韓旅行時多次領教(和被警告)的。馬英九開宗明義以「台灣領導人」而不是「國府領導人」自居,要說矮化,乃是自招。

什麼是現實上的對等?

因此,兩岸強求形式上的絕對對等,本就是不可能的;實力上,兩岸此刻更是懸殊。然而,國際慣例的對等,並不需要講求力量絕對均等,而在於雙方給予同一程度的尊重,不能有雙重標準,同時對分歧充份演繹。這方面,馬英九處於先天弱勢,更要倍加注意。結果恰恰相反。
馬英九這次主動提出「一個中國」(「海峽兩岸在1992年11月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共識,簡稱『九二共識』」),反而習近平沒有,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謂「九二共識」並非白紙黑字的條約,只是雙方當時的君子協定,此後陸方、台方、乃至台灣內部不同陣營都有不同解讀。假如在這最高層會面不詳細定義,連「各自表述」、「中華民國」也不敢提,客觀效果,就是讓對方自行演繹這關鍵字,然後說成是馬英九同意。這就像習近平在英國國會談「法治」,他明知道英國對法治有不同理解,就特別提出中國的理解,否則就容易被對方看作認同自己的演繹。這是很根本的外交倫理,但馬英九完全無視。

其次,目前中華民國沒有意欲「反攻大陸」,就是媽祖顯靈,忽然研發了念力核彈可瞬間摧毀大陸,作為民主政府,不經表决,也沒有改變現狀的「責任」。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在2005年通過《反分裂法》,第八條賦予政府以「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權力,前提是出現三種情況:「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後者最模糊,台方長期抗拒統一、維持現狀也可能是條件之一。換句話說,兩岸政權的基本生存處境並不一樣,台方容許陸方維持現狀,而陸方不一定;大陸對台導彈的威嚇性,正在於此。「馬先生」向「習先生」談及導彈問題,原來理應得分,想不到他只是走出來復述習的說話:「導彈並不針對台灣」,即使不是背書,也沒有表示不認同。只要他做做功課,以《反分裂法》反問,就捍衛了台方立場,然而他只希望和諧收場。

諷刺的是,習近平並沒有意圖算計馬英九,只希望做一些姿態鞏固兩岸關係,基本上反映了大國風範。馬英九卻主動迎合,一心喝酒食飯,除了得到同台揮手的「對等」,一無所獲,還賦予了北京大量口實,作為日後台灣領導人偏離「習馬新九二共識」、「新一中共識」的理據。而這新「共識」,比被換掉的國民黨候選人洪秀柱的「一中同表」,甚至有更多「被演繹」的空間,即使是對藍營、統派,也是緊箍咒;而相較馬英九,洪秀柱明刀明鎗的擔當,起碼更像男子漢。

結果,很多本來不一定構成不對等的行為,因為馬英九本人,也容易變成不對等。典型例子是會後記者會:理論上,那完全是內政,雙方希望誰回應記者,可以基於純技術原因,例如發言人比較圓滑,即使是「人肉錄音機」、「語言偽術」,也是一技之長。但馬英九獲知對方派出國台辦主任,而依然堅持本尊上場,更需要在對答時顯示自己作為民選領袖的制度優勢、比發言人勝任的詞鋒,來論證這不是對等不對等的問題。但他的講話毫無驚喜、不斷中伏,例如說「我為什麼要解開扣子,因為舉手的時候會拉得很緊,沒有別的意思,感覺蠻好啊,我們兩個都很用力」之類,唯一表達的就是一個人的興奮,自戀之情,溢於言表。幾分鐘的歡愉,換來幾十年的煩惱,台灣的悲劇,卻全在於此。

小詞典:「一中同表」

原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的主張,認為「一個中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二者各有治權,互不統屬,同時擱置對「一個中國」主權的爭議,兩岸都稱為「一個中國的一部份」,作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升級版。最終洪秀柱被撤換,最大官方原因就是「一中同表」偏離國民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