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壇元老杜葉錫恩以102歲高齡辭世，一生傳奇，不容易以任何片面單一觀點理解。筆者從小十分敬重她，曾在大學時代拜訪她，至今保留着當時合影及她相贈一疊自行整理的打字機文件複本，彌足珍貴。筆者從來相信非黑即白二分法只屬愚民手段，把她標籤為「民主」或「親中」均無意義，惟有從國際關係角度還原其一生，才能理解這類歷史人物心路歷程。
杜葉錫恩民望最高是在六十年代，她以「來自英國的人民喉舌」身份廣為人知，是1966年天星小輪事件的集體偶像。假如那時有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她很可能眾望所歸當選。但當時上流社會對她身份存有懷疑，這在筆者近年對六十年代人物訪談中多有顯示，個別社會賢達私下曾懷疑她是否英國共產黨員，熟悉左派組織及英國政治運作的陶傑也數次在文章有相關暗示，內容相當翔實。據前港英政治部特工「羅亞」回憶錄，杜葉錫恩跟另一名當時的英籍親民政客貝納祺都是重點監視對象。
杜葉錫恩是否接觸過英共並不重要，筆者從來相信有關問題沒有意義，只是當時英美反共獵巫的條件反射。反正她一生走的路及抱持的情懷，與加拿大共產國際白求恩等典型「國際友人」並無二致。她坦言相信共產主義，但並非蘇式共產主義，而是被改良後的社會主義。須知英共成立後是第三國際成員，鼓勵成員走向國際，與蘇共走得很近，中蘇分裂後依然傾向蘇聯。杜葉錫恩從小在英國東北部工運大本營紐卡素長大，自小流露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她的首任丈夫是傳教士，曾以為教會是實踐理想的平台，因此到中國傳教，卻對教會的官僚主義失望，又對遠東殖民地社會狀況感到震撼，於是留在香港，成為香港街頭運動先驅。如此經歷，在英國殖民部或情報官僚眼中，不以國際共產主義的角度懷疑才奇怪。
表裏如一 無可替代
雖然杜葉錫恩強烈批判港英殖民管治，但到了「六七暴動」或當事人自稱的「反英抗暴」，不少左派群眾希望她作為「六六反殖英雄」公開支持，而她堅持不表態，反映她儘管不喜歡殖民管治，但那時候也不支持中國提前收回香港。在國際關係角度，美國、蘇聯乃至各地共黨說的是一套，但都不希望六七暴動成功，各方都需要香港作為灰色地帶，繼續跟當時完全封閉的中共交往。就港英立場，以杜葉錫恩當時的聲望，其姿態幫了大忙，避免了與中共沒有聯繫的普通群眾，甚至同情群眾的開明賢達，也倒向六七左派一邊。自此港英發現，杜葉錫恩雖「麻煩」，但也是可合作對象，後來她有直線電話聯繫時任港督麥理浩，廉政公署成立前她在民間發聲甚多，顯示了即使與殖民政府的交往，她也非鐵板一塊。
假如杜葉錫恩沒有來港而是到了新加坡，她會怎樣看李光耀？會認為新加坡應獨立、歸馬來西亞還是什麼？這是很有趣的問題，但她畢竟在香港，自從認識了第二任丈夫杜學魁，也就是一位以追討對日索償為畢生職志的民族主義者以後，便從來無質疑過香港屬中國一部分，相信何時回歸只是技術問題。及至中國改革開放後，蘇聯逐漸崩潰，持典型共產國際世界觀的杜葉錫恩，自然認定中國成為西方「新殖民主義」的頭號顛覆對象。
這種國際觀，遇上英國派全國最傑出政客之一的彭定康來港出任末代港督，並與北京鬧得很僵，她自然認為這是刻意搞的小動作，與前數任港督建立的互信瞬間消失。同時，香港民主派或反對派在六四後，出現了「意識形態壓倒民生」的質變，這也不為杜葉錫恩的國際左派認知接受。在訪談期間，她不斷稱對方為「所謂民主派」，認為司徒華為首的一派作風獨裁，而又出賣民生，相信北京較香港的反對派更有mandate，更懂得管治，也更能警惕西方與財閥的弊病。
不少建制人口中說一套，心裏卻毫不相信，但杜葉錫恩完全表裏如一。她被部分媒體標籤為「晚年逆轉」，這完全是誤會。無論是否認同她的價值觀，她幾乎是香港歷史上最consistent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consistent的國際左派。筆者從來相信，世上無任何一套理論及一套管理模式是全天候準確的，任何論述在合適時候都可成為救世良方，而在不合適的時候亦可禍國殃民。杜葉錫恩在香港歷史上最需要她的時候，令香港社會種種不平事結構性減少，而在最高壓的殖民時代，一個普通華人是不可能有如此能量。單是這一點，已值得她在香港歷史上佔重要一席位，且無可替代。
小詞典：天星事件
1966年，香港天星小輪宣布加價五仙，引發市民上街抗議，演變成「騷亂」，港英派軍警鎮壓，造成1死18傷、1800人被捕。當時青年蘇守忠穿上「支持葉錫恩」外套絕食，成為新聞人物，葉錫恩也成為抗爭人士的偶像。一年後發生「六七暴動」，葉錫恩嚴守中立，只要求港英政府善待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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