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崛起、亞洲整合日漸成熟，日本近年的危機感也持續增強。無論是否贊成安倍右翼外交政策，有識之士都對日本國際地位可能「打回原形」深感憂慮，情勢有點像百多年前，日本面對列強殖民主義，努力思考應對方略的百家爭鳴局面，差別不過是今天安於逸樂的平民，不大有那份危機感而已。本欄早前討論過「安倍國師」岡崎久彥的現實主義外交思維，而要理解他那一代人，自然不得不提日本殿堂級思想家福澤諭吉，他的頭像至今印在今天的一萬日元紙幣，可見其地位。福澤諭吉提出的「脫亞論」，被認為是日本近代對外戰略的思想源流，面對中國崛起，日本近年有人提出「新脫亞論」，因此重讀福澤諭吉，也別有價值。
福澤諭吉出身明治維新前的「蘭學家」，曾隨同出使西洋各國，「大政奉還」後成為當時日本的國師，被看成把西方現代理論制度引入日本、將之在地化的權威。1885年，福澤諭吉為他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寫短文《脫亞論》，當時尚未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但中日已在朝鮮劍拔弩張，日本同時努力擺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福澤諭吉的觀點處處回應小時局、同時前瞻大時代，可歸納為四個層面：
1. 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洋文明，標誌著世界文明進步的方向，而西洋文明逐步東漸，接納才是明智之舉，而接納的不止於推翻幕府統治，並要在亞洲開創新格局；
2. 日本的亞洲鄰國中國、朝鮮等皆受儒教影響，因循守舊、不知進取，長此以往，必將亡國；
3. 日本固然與中朝不同，但在西方人眼中三國鄰近，對中朝落後局面的觀察和批評，亦都影響了對日本的認知，這對日本外交非常不利；
4. 與其等待中朝開化，不如果斷與其劃清界線，轉與西洋強國同躋身於「文明社會」之列，而不必對中朝現況抱有同情，只應以打救角度加速其轉型。
「脫亞論」的宗旨，固然以追慕當時最先進的西方文明為目標，但也反映日本對歐美列強的矛盾態度。一方面，日本認為自己已踏入文明階段，與其他落後的亞洲國家不同，理應得到世界尊重；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地理上始終位處東洋、又不屬基督教文明，對歐美始終抱有戒心。「脫亞論」表面上以「脫亞入歐」為目標，其實從來沒有把目光脫離亞洲，不過是將亞洲作為已「文明脫亞」的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研究專家、東北師範大學教授周頌倫以此概括出「東洋盟主論」。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宣傳的大東亞戰爭，正是以「解救」亞洲各國為要旨，甚至到了今天的靖國神社游就館，也是如此記述。
在《脫亞論》，「清國」自然是愚昧守舊的國家、落後的象徵，但同時福澤諭吉也對清朝展開的洋務運動和日益壯大的北洋水師，抱有警惕。《脫亞論》發表前一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曾發表社論，「期望日本之名不被支那所遮蔽」，暗含的邏輯甚為明顯：一旦中國在與西洋強國交往的過程中走上自強道路，日本在東亞辛苦樹立的獨特性將不再，「引領東亞文明開化」的角色也將受到中國挑戰。周頌倫因此認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事實上包含雙重意味，文化上、地位上脫亞入歐」，但在地緣政治層面卻持民族主義立場，以亞洲為日本生存空間。雖然《脫亞論》一文並無鼓吹戰爭，但對日本外交影響深遠，產生的「日本獨特論」，到了今天還深入全亞洲民心。
「新脫亞論」：21世紀以「脫亞入美」回應中國崛起？
時至今日，日本面對的外部環境自然與19世紀末迥異，但中國崛起後如何維繫獨特地位，卻正是當年福澤諭吉所憂慮的。安倍晉三在上任之初，就提出與美澳等國構築「自由與繁榮之弧」，鞏固美日同盟，尋求「普通國家化」，與前任民主黨政府主張的「東亞共同體」格格不入，明顯有「脫亞入歐」思路，不過今天「以美代歐」而已。他上台前的2008年，日本拓殖大學校長渡邊利夫發表了「新脫亞論」，批評「東亞共同體」強行把歐盟概念移植到國情完全不同的亞洲，只會令各國完全受制於強國，主張與鄰國發展「海洋國家同盟」，把亞洲經濟整合局限在純功能層面，從而與經濟日趨強大、但價值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國劃清界線，論說受到一定關注。當然，要同時獲得中國崛起的經濟利潤、而與「政治中國」劃清界線，再爭取自身介於中美之間的獨特地位，分寸極難拿捏，但似乎安倍上台後的外交政策，正是以此為目標。
安倍壓下國內反對聲音，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TPP，放棄「東亞共同體」建議，也不願加入中國催生的亞投行，固然是一種遠離亞洲、親近西方的姿態，但同時也是決心自成一極的態度。曾幾何時，也有建議日本加入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那就名正言順的「脫亞入美」了，但日本相對封閉的農業產業結構和所處的地理位置，都決定了其難以融入北美經濟體。不過通過和美國進一步合作，卻可能成為「亞洲的經濟美國」。只要美國對日經濟政策另眼相看，賦予不少獨特優惠，即使日本商人要怎樣依靠中國市場，也依然不能離開西方，因為有了西方政策優惠的日本身份，對進入中國也有優勢。須知道香港的經濟崛起，部份也是靠西方賦予與內地不同的政策優惠所致，例如美國就視香港為一「非主權實體」，採取獨立經濟政策看待。
在政治層面，安倍一直期望解禁自衛隊，以「普通國家化」彰顯日本的國際影響力，這也是「脫亞入歐／美」的具體一環。說到底，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極小，真正再發生對外侵略戰爭的空間也不大，但只要再出現「日本軍隊」這概念，就算只是「維繫區域和平」也好，日本軍力就會成為亞洲鄰國再美國以外，尋找平衡中國影響力的另一選擇。東南亞國家目前大多奉行「政治、軍事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對沖」戰略，對中國崛起既興奮、又擔心，美國利用這心態，不斷拓展亞洲的軍備市場，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其實日本軍備至今相當先進，只要自衛隊解禁，足以取代美國軍事企業在亞洲的地位，那時候，日本的國際影響力才有可能回到戰前，起碼這是安倍、渡邊利夫等人的信念。
在文化層面，日本百多年前就刻意成為西式文明國家，對國民質素等要求極高，但其實更接近德國模式，而對憲政民主等普世價值的推崇，始終有保留。到了日本和西方交惡，更大舉提倡神道教，作為平衡基督教文化的舉措，可見「脫亞入歐」也有其底線。二戰期間，日本一度有意對亞洲各國輸出神道教，但成效有限，戰後要創造既不同於亞洲、又不至等同歐美的獨家文化，自然更難。然而當中國提倡「中國模式」，只要日本在亞洲堅持目前體制，追溯大量亞洲政治術語都源自日本創制的歷史，卻已有足夠軟實力。說到底，日本固然不希望被崛起後的中國融入亞洲體系，但也不願純粹成為美國的棋子，重讀「脫亞論」，此期時矣。
小詞典：「東洋盟主論」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以日本人為對象，但其他國家學者則多以國際關係角度解讀。中國周頌倫教授總結福澤諭吉的對外政策主張為「東洋盟主論」，認為日本根據福澤諭吉的理論，全力促使中朝兩國發生激烈變革、而不以鄰國人民短期福祉為依歸，一方面希望以之為勢力範圍，另一方面也希望宣傳為「率領亞洲抗衡歐美殖民統治」，間接令日後日本的軍事擴張得到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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