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不是蓋達——本土恐怖主義的盲點

【咫尺地球】挪威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後,西方評論一度鎖定是「伊斯蘭恐怖分子」所為。路透社發表了一個「疑兇清單」,榜上有名的包括蓋達、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MU)、巴基斯坦虔誠軍(LeT)與穆罕默德軍、巴基斯坦塔利班(TTP)、索馬里青年黨、馬格里布蓋達(AQIM)等,清一色激進伊斯蘭組織。

「瘋子個別行為」推論欠嚴謹

到了挪威拘捕疑兇Anders Behring Breivik,強調他是來自本土的「純正斯堪的那維亞人」,有媒體立刻把報道方向逆轉,形容這是瘋子的個別行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避免,因此不應歸類為恐怖襲擊。這推論同樣是有欠嚴謹的,特別是這次的襲擊有高度政治信息:首都的政府大樓和首相,與及首相所屬政黨舉辦的青年營——須知這不是荔枝愛國遊學團,而是高級別的培訓,不但這政黨政要出席演講,首相本人原訂也親自探營。這不是瘋子會部署的襲擊對象,挪威反恐專家Tore Bjorgo認為這是與本土或歐洲極右分子有淵源的明證。

社交網催生「專業極右組織」

本欄曾指出,當代恐怖主義有一個「本土生態體系」,既適用於蓋達一類激進伊斯蘭組織,也適用於西方各國的本土恐襲,而後者的威脅並不比前者少。以1995年的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恐襲為例,它造成9/11前最嚴重的美國恐襲傷亡,但兇手只有一個人。從已有發布的資料分析,上述框架同樣可在挪威成立:

首先,疑兇雖然未必有組織背景,但對今天的恐襲而言,這是不需要的。有模特兒外貌、在社交網站愛自拍的疑兇,無疑比一般「瘋子」資源豐厚,他自己經營的業務,足以構成一個支援恐怖襲擊的一人團體,例如他的農場足以讓他合情合理地購買可用於製造炸藥的化學原料。疑兇據報有兩支註冊槍械,相信包括用作小島行兇的那支,更是槍械俱樂部會員,而挪威持槍狀况十分普遍,乃至可與美國相提並論。挪威人持搶的傳統悠久,特別是當地盛行打獵,這成了一般人申請持槍的最合理渠道。挪威政府對槍械的管制比美國嚴謹,例如有規定如何安全地收藏、如何不能私自改裝等,以往也鮮有槍擊案發生。但從這次襲擊可見,無論怎樣完善的規管,只要任何人有意利用槍械犯案,在一個槍械普遍被平民持有的社會,還是輕而易舉的。

而且在當代傳遞或接收激進思想,也毋須正規組織。根據歐洲刑警2010年發表的一份安全評估報告,社交網站的興起,令極右組織愈來愈「專業」、活躍地進行網絡宣傳,內容都是仇外、排外、反猶,這已構成歐洲的新威脅,因為受這類思潮影響的人只是網絡信眾,已沒有組織聯繫可考。疑兇被捕後,他的facebook、twitter等都被研究,挪威媒體迅速將之歸類為「激進右翼主義信徒」,但不是右翼組織成員。假如他從前活躍在新納粹等團體,他起碼會被國內警察認識:正如挪威媒體引述警方透露,「正規」新納粹分子早已被成功監控。正因為他只在網絡活動,沒有明顯組織聯繫,卻成了反恐的盲點。

僅在網絡活動 沒遭監控

縱容如此,疑兇曾發表的反伊斯蘭言論、表現的民族主義傾向,確實屬於一個自成體系的理論框架。自從新移民問題成了歐洲敏感議題,白人極端分子的仇外情緒日漸被激化,這次恐怖襲擊一度被條件反射當作穆斯林所為,其實也是上述情緒的表露。據研究安保的記者William Maclean提供,挪威鄰國瑞典的極右組織曾在2010年舉辦活動時發生傷人案,而相關組織網站曾鼓吹適用暴力。根據挪威國安部門今年發表的一份報告,國土安全的未來愈來愈不確定,因為挪威的極右激進分子與瑞典、俄羅斯等極右分子的聯繫愈來愈多,他們多仇恨伊斯蘭,而目前挪威工黨政府對新移民的態度最寬鬆。聲稱使用武力捍衛「歐洲價值」的組織在歐洲各國陸續出現,雖然相關網絡從未發動大規模恐襲,但其激進趨勢近年已被包括挪威在內的歐洲各國政府注視。

社會矛盾增 歐洲響警號

假如挪威公布的資訊屬實,這襲擊會為反恐的概念帶來深遠影響。特別是目前歐洲問題眾多,面對經濟危機的國家普遍有歧視新移民的思潮,當挪威這樣相對和平、穩定的國家也發生恐襲,對其他有更活躍激進組織存在、受金融海嘯影響更大、社會問題更多的歐洲國家,會是一個警號。「警號」並不單是針對各國如何加強反恐,而是觸及深層次矛盾:只要一些歐洲左傾人物過分利用這機會宣傳反右,右翼激進分子必會以被打壓的受害人自居,一旦兩極化的勢態展開,真正的危機就會出現。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7月18日星期一

江澤民與中國外交﹕被低估的影響

【咫尺地球】有關江澤民生死的傳聞,算是暫時淡了下來,筆者在此想談的,是他對當代中國外交的影響。不少西方外交研究往往低估了江澤民,經常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論」,直接跳到胡錦濤的「和平發展觀」,其實江澤民對中國外交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並以下列兩例最為重要。首先是他對9‧11事件的回應。

小布殊上台後,根據最初的施政姿態,原來頗有可能將中國列入頭號打擊對象。他曾公開宣布中國並非克林頓所說的「戰略伙伴」,而是「競爭對手」,北京十分擔心他提出的導彈防禦計劃就是為了針對中國。觀乎小布殊首任內閣的單邊主義傾向,以及前防長拉姆斯菲爾德歷來對中國的取態(他下台後不斷宣傳中國威脅論),假如沒有9‧11,小布殊任內的戰略重點可能不在中東,而在東亞。上述憂慮在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到達頂峰,當時中外輿論紛紛預言「新冷戰」來臨。克林頓剛上台時對華也是十分強硬,但那主要在經濟人權等層面,不受美國企業歡迎,注定難以持久;但要是共和黨把中國當作對手處理,則不會有太多內部制衡,這是當時中國的真切危機。

微調外交政策 防中美新冷戰

世貿大廈被撞毁後,江澤民第一時間直接致電小布殊,表達全力支持美國反恐,此後更補充說是「無條件支持」。這令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根本改變﹕一來新興敵人已出現,共和黨毋須再浪費時間,塑造一個戰略對手;二來江澤民的身段放得很低,有點出乎小布殊意料之外,令他相信中國並非鐵板一塊。

說江澤民「身段放低」,自然不是指他打電話、提供無條件支持,而是有實際行動的﹕美國反恐戰爭的頭號目標是阿富汗塔里班,而塔里班是巴基斯坦扶植出來的,當時的巴基斯坦強人穆沙拉夫秘密向最重要盟友中國請示,該如何回應美國的反恐要求,江要他「毫無保留的配合」,這是小布殊內閣真正承中國情之處。江澤民利用這機會迅速扭轉中國外交政策,對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作出「微調」,把口號改為「把握機遇、因勢利導」,避免了中美新冷戰的格局,這是六四後中國外交政策的最大變更。過去十年是中國發展最快的十年,假如美國鎖定中國為頭號對手,大概不會有這樣的景况。小布殊離任時,又成了「中國人民老朋友」,江澤民應記一功。

激起反日情緒種禍根

不過中國外交的一大潛在隱憂,也源自江澤民時代。近年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儘管根據官方說法,「中國沒有民族主義,只有愛國主義」),源頭正是六四事件後,北京希望以民族主義指導國民意識形態、鞏固執政黨的認受,過程中,江澤民的角色十分關鍵。他對美國是相對克制的,但對日本則頗不同,不少日本學者認為近年中國的反日外交直接源自江澤民。例如江澤民曾在訪日期間公開要求日本道歉,事前卻沒根據外交慣例充分打招呼,這類姿態,被日方認為是故意迎合中國國內民族主義者,而國內民族主義者對日方的回應也不滿意。江澤民任內,中美出現兩次特大衝突(南斯拉夫炸館事件、南海撞機事件),反美情緒卻被官方按下來;中日沒出現突發衝突,兩國關係卻因為日本入聯、道歉爭議、教科書爭議、日相參拜靖國神社等持續惡化,令反日取代反美,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一主軸。

問題是中國民間的反日訴求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他們知道在可見將來,中國政府不似會有具體行動收回釣魚島,也不可能對日相是否參拜靖國神社、扶桑社如何演繹二戰歷史有任何影響力。結果,釣魚島成了未來中日正面衝突的潛在熱點,一旦中國反日情緒愈來愈烈,而政府不能在經濟層面滿足群眾,就有可能要正面回應上述情緒。這個困局,就得靠下任領導人處理了。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1年7月11日星期一

當威權政治取代官僚政治﹕林局長哪裡出了錯﹖

替補機制被押後表決﹐有認為只要政府「做回程序」﹐方案就可通過﹐又把反對聲音一律歸類為「泛民動員」。似乎政府尚未明白「替補門」的關鍵﹕為什麼對原方案沒有強烈意見的、對泛民不存好感的、乃至政治冷感的學者﹐都出來反對﹖答案在於政府的手法屬「威權政治模式」﹐這是香港人絕不能接受的﹐從前就是再高壓﹐也以「官僚政治模式」執行政治任務。後者並非理想﹐但起碼基於理性﹐前者則基於權力。為解釋何以現方案必須撤回﹐本文探討政務官在「前替補門時代」如何執行同一工作﹐大家當能明白問題核心。

1.在官僚模式﹐政治工作的原則是「道可道非常道」﹐把目的去政治化、技術化﹐才能較不破壞社會和諧地開展。就算不再讓「五區公投」發生是動機﹐也不會成為官員口中的理由﹐因為這是對制度的根本不尊重。林局長政治掛帥地說「五區公投」是漏洞、要杜絕「玩野補選」﹐這是很危險的﹐因為誰也不能通過嚴謹的制度語言﹐精準定義什麼是「漏洞」和「玩野」。這涉及對他人出發點的主觀判斷﹐不可能一刀切﹐不能被規範﹐不能被數目字管理﹐但制度需要的﹐正是一刀切的客觀﹐這是我們為什麼每天忍受無數官僚程序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黃仁龍是唯一拒絕承認修例是單為回應公投的官員﹐在記者會表示考慮「一籃子因素」時神情尷尬﹐似乎理性始終未泯。

2.在官僚模式﹐官員不會向公眾訂下預設前提﹐只會研判政治任務有沒有制度性基礎﹐若沒有﹐會要求上司提供定義﹐不會硬來。若建制派議員以政治目的護航﹐局長反而會道貌岸然地訓斥之。假如政府不是把沒有在補選投票的演繹為「反對補選」﹐而是平實討論制度優劣﹐檢討現制度其實是有一定理論基礎的﹐優秀政務官會這樣說﹕
「香港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原意﹐乃保障代表不同政見的聲音﹐能按民意比例參與議會。從香港回歸後舉行的三次立法會補選可見﹐採用簡單多數制的補選﹐或不能如實反映比例代表制的民意。假如有政黨在比例代表制得到51%的選票﹐卻可以憑這簡單多數制﹐在補選得到原屬其他陣營的議席。這制度上的漏洞﹐或會扭曲比例代表制的原有選民授權。去年的補選同時發生在五大選區﹐令社會意識到簡單多數制有力大規模扭轉整個議會的代表性﹐促使政府建議修例﹐希望各界討論。」
學者不會和政府一樣立場先行﹐反對現方案的學者也從無隱瞞潛在問題﹐例如馬嶽上週的文章就承認「現時香港沿用的補選方法,概念上是『重新尋求選民授權』,和一般的比例代表制邏輯有異」。主張保留補選的﹐也會認同以上不失為實事求是的討論﹐這樣社會才能理性分析利弊。可惜政府先定性、後咨詢﹐誰信服﹖

3.「落敗替補制」成為國際笑話﹐因為其邏輯延伸出大量荒謬結果﹐政府將之歸類為「極端例子」﹐建制輿論斥之為「危言聳聽」﹐這是威權模式橫蠻的典型。在官僚模式﹐主事人冷靜思考﹐當發現「簡單多數補選扭曲比例代表精神」的邏輯﹐也可產生問題﹔通過邏輯設例講道理﹐才是理性的工具。例如假設某獨立議員在為民捕鼠期間不幸染上鼠疫去世﹐舉行補選﹐其「獨立」勢力恐怕很難在補選的簡單多數制補上﹐全港網民肯定若有所失。假設這議員染上鼠疫後參加蛇宴﹐把疫症傳給同區建制派議員﹐三人事隔數月先後辭世﹐三次簡單多數補選都由泛民勝出﹐區內的原比例授權就被徹底扭曲。假如一併傳染五名建制派議員﹐需要五區補選﹐議席被泛民全部奪去﹐屆時香港政情、中國崛起、2012﹐都被一頭老鼠改變。這自然「天馬行空」﹐但足以讓普羅大眾明白。

4.黃仁龍強調法案需要具「一致性」﹐這在官僚模式確是重要的﹐可惜現方案毫不一致﹐毫無原則地朝令夕改﹐七拼八湊只為政治現實服務。就梁國雄被田北俊替補的設例﹐黃司長說「很難出現」﹐這是不負責任的﹕不必先入為主認定長毛「玩野」﹐他常被檢控﹐說不定哪天入罪﹐屆時議席由田北俊替補﹐誰應付得了其支持者﹖但在官僚模式﹐只要邏輯連貫﹐則毋須自創奇制﹐也毋須曲解國際案例。例如真正的德國在同一名單替補完後讓議席懸空﹔瑞典的名單替補盡後﹐從其他選區的同一政黨替補﹔在北愛爾蘭的單一可轉移票制(STV)﹐政黨名單替補完後直接提名新人﹐獨立議員也可提出替補人。它們自不應被直接應用﹐但假如政府反正要借洋例﹐起碼可建議在同一名單替補完後﹐從鄰區同一政黨替補、讓政黨提名新人﹐最後讓議席懸空﹐甚或極大幅度改制仿傚北愛處理獨立議員替補﹐最少可杜絕一切落敗替補元素。須知源自授權並非來自同一選民的替補屬「懲罰選民」﹐學者、律師絕不會接受﹐除極個別例外。

5.在威權模式﹐作賊心虛﹐才會逃避咨詢的程序。在官僚模式﹐以技術議題提出修案﹐沒有害怕咨詢的理由﹐反而會高調進行﹐慣常做法是讓蔡子強、張寶華等代表學界、媒體主持咨詢會﹐甚或進入委員會﹐以宣傳透明度。由此產生的辯論﹐正方立論是「簡單多數補選扭曲比例代表精神」﹐反方立論是「香港並非全面普選﹐並不公義﹐現制度行之有效﹐更應珍惜以補選直接表達的機會」。假如這是學界辯論﹐我們很難從站方看出勝負﹐就讓民意當評判好了。在官僚模式﹐此事可輕易解決﹔通過不了﹐也輸人不輸陣﹐不會引起政潮。

那政府能否走回官僚模式啟動咨詢﹖不能。當政府放棄制度化的理論框架﹐通過曲解民意提出「咨詢」的前提﹐把可被規範的技術問題化為敵我矛盾﹐這不是「跳steps」﹐而是用錯模式。要放棄威權模式﹐政府得證明不是針對任何事件﹐討論主題不是「如何杜絕公投」﹐而是「由簡單多數補選修訂比例代表制民意授權的現行做法有否優化空間」﹐這才是真咨詢﹐這會是反對五區公投的學者也堅持的。他們也擔心那部不能規範的威權機器啟動了﹐誰能保證下回受益的﹐不是自己反對的立場﹖可惜政府已做錯的一切不是亞視新聞﹐收不回的﹐除了撤回現方案﹐已難有合邏輯的解決方法。何況只要以「防玩野」為目標﹐政府削足適履﹐越是「微調」、邏輯漏洞越多﹐教人慘不忍睹。像現在又說把病重、入獄和辭職分開處理﹐那董建華是辭職還是腳痛﹖長毛手持醫生紙辭職是否玩野﹖議員難道要驗尿、測謊﹖以公民抗命姿態求刑是否容許﹖若不能客觀一刀切也要一往無前﹐修下去沒有最騎呢、只有更騎呢﹐不如成立「杜絕玩野委員會」﹐裁定什麼時候辭職是玩野算了。

若非政府打破自己的規範﹐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不應評論本土事務﹐這是筆者的個人規範﹐本文會是最後一篇相關文章。希望政府汲取教訓﹐不要再以反常識、泛政治的態度施政﹐把威權模式消滅於萌芽狀態。筆者與年青學界朋友在報章聯署反對方案﹐某政府同路報斥為「假學者不學無術」、「政客炒作」、「撒豆成兵」﹐嘲笑有碩士學位的是「篤數」。其實一切只有報少﹐最後聯署人數超過800﹐單是博士也有300﹐這可是一代人的聲音﹐來自不同立場﹐非任何陣營動員得了。如非得貶抑不可﹐葉劉淑儀以史丹福碩士的履歷成立智庫﹐又是什麼豆﹖政府一把能撒多少﹖對知識、邏輯、理性的尊重﹐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最後底線﹐無論要執行什麼政治任務﹐請務必為這底線把關。若扣帽子、偷換概念、政治壓倒理性成為主流﹐這還是香港嗎﹖「替補門」放棄行之有效的模式﹐把香港引入威權政治的臨界點﹐「打份工」﹐不必如此。本是同根生﹐林局長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沈旭暉
明報思潮﹐2011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