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31日星期四

雙學三子案的國際聯署信:誰榜上有名?(上)

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3人被判入獄,除了引起香港各界不同反應,在國際社會也有不少人關注。其中值得注意的,包括多名國際人士聯名發表公開信,批評香港上訴庭的判決「有悖於法治精神」,並呼籲國際社會向中國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施壓,希望促成3名學生領袖獲釋。公開信的內容並非本欄的評論對象,但聯署的名單,以及背後反映的國際網絡,卻值得研究。

這封公開信發表在英國傳統左翼媒體《衞報》,本身已經具有社運色彩,而參與聯署的20多名各國政界、社運界、宗教界人士,雖然算不上位位家喻戶曉,但都具有一定份量。

代表跨黨派社運立場

聯署由英國主導,英國議員、政客的比例最高,最著名的是前外相聶偉敬(Malcolm Rifkind)、前影子外交國務大臣韋斯特(Catherine West)等,而沒有聯署、但有表達同樣意見的,還有本身也是保守黨元老的末代港督彭定康。

這份名單代表了跨黨派的社運立場,也是香港回歸後,英國政界不常見對香港的公開關注。須知英國向來以務實著稱,哪怕是在政改爭議、雨傘運動期間,各界也不多明確表態。然而,現在掌權的英國政客始終沒有正面挑戰中國,即使北京曾傳出《中英聯合聲明》「已是歷史文件」的立場,英國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也只是重申《聯合聲明》「具有法律效力」,貌似針鋒相對,其實只是各說各話的語言偽術,而沒有正面與北京交鋒,因為說到底,英國很清楚,是不可能就北京對港政策有具體行動的。

英國社運界也許會就香港議題發聲,意圖向政府施壓,但期望英國政府有具體動作,則不可能。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網絡,是參與聯署的人,不少都與1990年代初波斯尼亞戰爭有關。例如Paddy Ashdown除了是英國自民黨前領袖,更是著名外交官,最著名的國際公職,是在2002年出任「國際社會駐波黑高級代表」,在任內監督交戰各方落實停火協議。他懂多國語言,中文尤其流利,曾全職學習中文翻譯,學習的地點,正是香港,可見他和香港的淵源。另一名英國人Geoffrey Nice是大律師,曾參與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工作,擔任審判塞爾維亞強人米洛塞維奇屠殺罪行的主控官。此外,塞爾維亞人權活動家Sonja Biserko也有署名,她的兄弟在內戰被殺,她一直持強烈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立場,連帶對各國的民族主義也充滿批判。

我們可能對波斯尼亞內戰的回憶已日漸模糊,其實那場戰爭除了和交戰各方有關,也是歐盟重新定位的關鍵一役。歐洲各國社運人士在戰爭期間結成網絡,互相聲援,不少日後的跨國左翼合作,都可以找到波斯尼亞的影子。香港問題會否成為國際社運網絡的新關注焦點,一如昔日的波斯尼亞,成為新聞常見搜索詞?

小詞典:波斯尼亞戰爭(1992-1995)

南斯拉夫解體後,波斯尼亞宣佈獨立,但境內缺乏單一主導的民族,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希望和塞爾維亞合併,成為「大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克羅地亞人也希望和克羅地亞合併,回教徒則從伊斯蘭世界尋求援助。三方大混戰,後來克羅地亞人、穆斯林結盟,對抗塞爾維亞。戰爭造成極嚴重人道災難,超過6萬士兵戰死,平民死傷不計其數,種種違反人權的罪行大量出現。

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

特朗普假如要發動核戰 誰能擋?

面對北韓核危機,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時威脅動武,早前「fire and fury」的表述,尤其令人擔心,究竟核戰會否在他任內發生。包括《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紛紛梳理美國對外發動核戰的程序,不少美國人才發現,假如特朗普一意孤行要發動核戰,倒真的沒有多少人能阻擋。

讓美國可迅速反擊

美國目前用於規範核武力量的法律Atomic Energy Act of 1946,是二戰美軍向日本投擲原子彈後制定,由時任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簽署。該法案把美國戰爭期間整個核武庫的控制權和責任完全交予總統一人,即當美國國會行使宣戰權後,總統身為三軍統帥,對作戰部署擁有絕對權威,包括對國家核力量的運用,均毋須再尋求國會批准。包括國防部在內的美軍所有人員,理論上,都必須服從來自總統這位三軍統帥的作戰命令,包括發動核攻擊。

此外,根據越戰後的法案War Powers Act of 1973,當國會沒有行使宣戰權時,美國總統便須於對外使用武力後48小時內上報國會(尋求批准),並且可以在缺乏國會批准的情況下,於60天內向海外派遣美軍,並可再延期30天。這法案的出現,已經是為了限制美國總統的出兵權力,此前美國總統權力之大,更可想而知。

美軍核攻擊的制度設計本身,是為了在知悉美國受到敵國大規模(如核導彈)攻擊後,能第一時間迅速反擊,因此美軍核武發射命令的傳遞環節非常直接,具體可以分為如下四個步驟:

- 美國總統收到關於美國即將面臨大規模襲擊的報告。
- 美國總統隨行軍官手提的核按鈕發射箱被打開,其中包含總統下達核攻擊所需的命令,與可供總統選擇的敵國目標。
- 總統此時可以選擇與副總統、國家安全局長、國防部長等政、軍領袖協商,但也可以直接下達核攻擊命令。下達命令時,就是給國家軍事指揮中心(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Center,NMCC)負責人和美軍戰略司令部(US Strategic Command)司令官兩位將領。
- 上述兩位將領將總統發射核彈的命令,傳達給美軍核彈發射部隊,後者經專業訓練,被要求只負責執行命令、不可對命令質疑。至此,美國總統作出核攻擊決定後,五到十五分鐘內,核彈就會發射。

在上述過程中,理論上,唯一可能阻止美國總統下令發射核彈的,就是NMCC 和戰略司令部的兩位將領:他們可以嘗試勸說總統放棄決定,但最「正當」的阻撓方法,其實是立刻辭職以抗命。如果局勢發展到這一地步,美國或步入憲制危機:一方面,辭職後的兩位將領,可以立即選擇知會副總統、國會,後者理論上可以宣佈總統「不適」,或直接發起彈劾總統程序,以褫奪總統的核武控制權。另一方面,美國總統也可以立刻任命其他軍方將領,接替辭職的二人,繼續執行核武發射命令;理論上,也可以選擇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阻撓來自副總統、國會的反對。上述情形完全是沙盤推演,在現實中從未發生,也沒有人可以確定實際操作時,會變成甚麼模樣,唯有祈求美國總統是一個神智健全的人,一個正常人。

小詞典:核按鈕手提箱

美、俄、英、法等核武國家領導人隨時控制核武發射的配備,通常具備良好的防護性與保密性,由陪同領導人的專門人員隨身攜帶,領導人可以通過這一裝置,直接下達發射核武器的命令。美國的核按鈕手提箱,是在甘迺迪總統經歷古巴導彈危機後設立,此後,美國總統成為美國唯一有權下達核武攻擊命令的人。

2017年8月29日星期二

當特朗普「有食藥」:凱利將軍與「美國救國委員會」

在過去一個多月,美國政壇的最大震撼,自然是「另類右派國師」、白宮首席戰略專家班農(Steve Bannon)離任。對主流精英來說,這是跟特朗普鬥爭一年的最大勝利,不少人期望隨着班農離開,特朗普會逐漸「正常化」,也就是由「狂人」變回正常人。假如班農離任是一劑良藥,藥引很可能是一個人——新任白宮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

凱利是退役四星上將,擔任幕僚長前,已經是特朗普委任的國土安全部長,也許是特朗普團隊中最具個人威望的一人。他的政治立場超然,沒有明顯黨派傾向,個人極重視紀律,在奧巴馬任內,曾表達過對美國與墨西哥邊境非法移民和毒品問題的擔憂,也曾支持特朗普在美墨邊境興建築牆、呼籲安排更多邊境巡邏部隊,因此被特朗普認為是「自己人」。

然而,這位將軍願意接手白宮幕僚長這個燙手山芋,卻不是為了順從特朗普,恰恰相反,似乎是代表軍方跟特朗普攤牌,把「另類右派」勢力連根拔起。幕僚長職位懸空,因為來自共和黨建制派的白宮幕僚長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被解僱,主因據說是「捍衞特朗普路線不力」,但這更多是能力問題多於政治問題,因為附近太多班農一類新貴,令幕僚長的傳統權力被架空。

凱利就職後,強調管控白宮內部的全部通訊,扭轉之前總統與幕僚團隊混亂不堪的溝通。按既有規章,幕僚向總統提交訊息,都要經幕僚長過濾,再由幕僚長提交,但普里伯斯完全不能確立這機制,一干新貴憑藉與特朗普的個人關係,就能輕易干政。凱利表面上要理順制度,其實就是向繞過制度的「另類右派」宣戰。

特朗普月前,一度任命比班農更出格、言行更有爭議性的Scaramucci,擔任白宮通訊主任,但他被任命後十日就被解僱,甚至還來不及正式上任,據說就是出自凱利的堅持。Scaramucci被任命後,公開說將繞過幕僚長、直接與特朗普交流,表面上是觸犯了凱利的禁忌,其實也是傳統精英對此人太不滿的大反撲。到了連「國師」班農也被解僱,凱利的角色就更明顯,而班農辭職後,說自己會繼續在體制外協助特朗普,抗擊「白宮內的民主黨人」,似乎是暗指凱利。可以想像軍方精英對另類右派的人,不會看得起。

凱利作為職業軍人的形象,和對政治意識形態鬥爭的疏離,都讓他擁有幾分超然地位。在共和黨建制派眼中,凱利是將白宮從政治中心變回政策中心的理想人選。根據與凱利共事的官員透露,凱利對政策內容並不武斷,但對於決策目標和決策過程的要求異常嚴厲,而且一視同仁。例如特朗普女兒伊萬卡作為「美國總統助理」,以往幾乎不會現身幕僚長主持的幕僚例會,但在凱利履職後,也乖乖準時列席。

凱利犧牲個人聲望,成為一位奇怪總統的幕僚長,可能是出於愛國心,但更可能是代表了軍方的集體利益。特朗普決定增兵阿富汗,和競選期間表示「不管中東閒事」的立場完全相反,明顯是接受了軍方立場,而放棄「另類右派」的堅持。凱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當特朗普在戴維營與幕僚商議阿富汗戰略,凱利安排了國防部長馬蒂斯、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的團隊出現,而把班農等排除在外。

在華府內部,軍方並非孤立無援:特朗普除了信任軍人,也信任「紐約幫」,後者包括政府內部財金人員,心底裏都明白類似「必須和中國打貿易戰」一類口號(這又是「另類右派」代表納瓦羅教授的傑作),不可能實際操作,希望令特朗普走回常規。目前軍方、紐約幫正緊密合作,把「另類右派」排除在內,背後還得到共和黨主流派、右翼主流媒體的支持,媒體戲稱這是「美國救國委員會」。特朗普假如在未來幾年,都走這條路線,「另類右派」返回純在野身份,美國政局應會穩定得多。不過投票給特朗普的一大群支持者,恐怕就失望了。

小詞典:白宮幕僚長

美國白宮辦公廳內幕僚團隊的首領,美國總統的最高級助理之一。幕僚長有權管理幕僚團隊的通訊,在幕僚和總統之間,扮演橋樑與守門人的角色,通常負責各項行政指令的具體統籌、實踐,因此又有「美國總理」之稱。

2017年8月28日星期一

土耳其版《走向共和》:重新肯定「亡國蘇丹」的背後

一直以來,有些國家的影響力被長期低估,區域大國土耳其是其中一個。當地近年出現的「變相革命」,特別是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在未遂兵變後的擴權,也與世界二元角力的大潮流暗合。這段期間,土耳其內部忽然興起「重構歷史」風潮,鄂圖曼帝國衰亡的歲月,成了重點研究對象。

凱末爾救國免亡

根據傳統史觀,十九世紀後的鄂圖曼帝國是積弱不振的「近東病夫」,與「遠東病夫」大清帝國「齊名」,西方列強在境內為所欲為,最終在一戰戰敗,帝國解體,全靠走世俗主義路線的「新土耳其」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urk)拯救國家,才避免徹底亡國。然而,埃爾多安的新史觀卻持相反觀點,特別是對長期管治帝國的第34任蘇丹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頗有好評。這位蘇丹1876至1909年在位,是最後一位握有實權的鄂圖曼蘇丹,最終被革命推翻,長期作為負面人物被批判。

不過,近年的土耳其親政府媒體卻鋪天蓋地宣傳哈米德二世的「偉業」,強調他於鄂圖曼帝國末年,通過威權手腕,試圖力挽狂瀾的愛國努力。一套關於哈米德二世的長篇連續劇,成了重構歷史的重要文宣渠道,令人想到講述中國晚清歷史的《走向共和》,同樣對慈禧、李鴻章、袁世凱等重新評價,背後同樣有現實意義。

哈米德二世和埃爾多安的一生,確實有不少相似。埃爾多安上台時,一度以進步姿態示人,而哈米德二世1876年繼位時,帝國內憂外患,他也曾經以改革者形象示人,希望依靠現代化拯救國家。他一繼位就與議會合作,通過鄂圖曼帝國第一部憲法,那批憲法起草者,主要是西化知識分子,認為惟有引入西式民主制度,改革開放,帝國才能重生。哈米德二世以為這可以穩定管治,也能取得西方支持,正如現代土耳其長期希望加入歐盟,以為搞一些改革,就能徹底「脫亞入歐」,充滿一廂情願的期許。

可惜,翌年俄土戰爭便爆發,鄂圖曼帝國的無能全面曝光,軍隊迅速敗北,喪失了大部分歐洲領土。列強認可沙俄的勝利果實,大大限制了鄂圖曼疆域,製造了一系列巴爾幹緩衝國,作為大國之間的附庸。西方列強的現實主義,讓哈米德二世深感屈辱和背叛,就像現代土耳其對歐盟老是拒人於千里深感不滿,於是徹底改變治國方略,讓帝國轉回威權主義。戰敗後,哈米德二世解散議會,隨後三十年再未召開,限制內閣前朝官員權力,將地方權力逐步收歸中央,嚴懲貪腐,然後大權獨攬。對他而言,反對派都是既得利益者,不會一心一意服務國家,也導致行政混亂,因此必須集權,這和埃爾多安戰勝流產兵變後的集權思維,如出一徹。哈米德二世專制期間,帝國的中央權威和執行力都回光返照,處決貪污高官也得民心,這些都是埃爾多安的學習對象。

與此同時,哈米德二世並非套版形象的獨裁者。他管治三十年間,對基建極其重視,他本人就是出色木匠,對修築鐵路情有獨鍾,不少他興建的鐵路今天仍在使用,目的是通過鐵路加強對帝國各部份的管治,也帶動經濟和稅收。這思維和今天中國的「一帶一路」一樣,也和埃爾多安的最新宏圖一樣(不要以為「一帶一路」只有中國想到,埃爾多安也希望土耳其企業「走出去」,例如在非洲坦桑尼亞就有鐵路投資)。哈米德二世也大舉興辦學校,今天土耳其的教育,都可以追溯到這位蘇丹。只是蘇丹限制西方意識形態通過教育滲透,埃爾多安也正有此意:他認為哈米德二世不是做錯了,只是做得不夠。這不代表他們不重視基礎教育,恰恰相反,他們認為通過國民教育加強管治,像今天俄羅斯、中國那樣,才是應有之道。

在意識形態領域,哈米德二世與自由主義越行越遠,對西方通過言論自由、媒體滲透內部尤其警惕。他認為西方媒體的土耳其新聞,都是不了解國情的離地資訊、「fake news」,只是為了突顯西方需要的鄂圖曼落後形象,再行和平演變(或不和平演變)之實。於是他嚴格審查媒體,將一些西化精英驅逐。埃爾多安對媒體的態度大同小異,他視流亡美國的異見人士居倫為對手,認為一切反自己的宣傳,都是「居倫集團夥同外國勢力」造成,所以對國內的親西方知識份子、輿論領袖,絕不手軟。

哈米德二世離開西方道路之後,強調鄂圖曼帝國在伊斯蘭文明的領袖地位,試圖重振哈里發體制,得到眾多保守穆斯林響應,伊斯蘭保守主義因而盛行,只是為期太晚,令帝國在一戰期間以「哈里發」身份號召穆斯林支持聖戰,成效微忽,不過「哈里發牌」已成為統合國內、制衡西方的王牌。埃爾多安從保守伊斯蘭團體出身,被視為「新哈利發」,已偏離軍方支持、強調政教分離的凱末爾主義,並積極把勢力範圍滲入中東,例如在敘利亞、伊拉克這些鄂圖曼故土,土耳其後台大老的角色已全面確立。哈米德二世對猶太復國主義說不,埃爾多安對以色列也不友好,這條「反猶」百年線索,也令人深思。

除了以威權手腕打壓反對派,哈米德二世對有離心的少數族裔,也傾向高壓管治。例如在1890年代後期,鄂圖曼軍隊對亞美尼亞人變相屠殺,令哈米德二世得到「赤色蘇丹」稱號。今天土耳其對庫爾德人,同樣以威權主義為主軸,把分離主義者標籤為恐怖份子;至於和亞美尼亞的百年仇怨,自然也未化解。唯一不同的是哈米德二世為了抗衡強鄰俄羅斯,親近德國,埃爾多安則為了遠離西方,而向宿敵俄羅斯靠攏,不過背後的大國博弈心態,還是同一思路。

總之,在保守穆斯林社群眼中,哈米德二世是重振帝國榮光的偉大領袖,「共和國國父」凱末爾反而是罪人。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政變,迫哈米德二世重新召開議會、恢復1876憲法,然後把他廢黜,最終蘇丹在軟禁中去世。埃爾多安處理兵變的手法極其嚴厲,也是看到哈米德二世的悲劇下場,借古知今,認為除惡必須務盡。「青年土耳其黨」上台後,國家一塌糊塗,不久又在巴爾幹戰爭大敗,軍閥自立,貪腐叢生,失去了作為強國的最後尊嚴,也令伊斯蘭主義被突厥主義取代。不少曾參與政變的當事人回憶,對罷黜哈米德二世感到後悔,認為是親手摧毀了最後一具能控制國家的機器。今天土耳其和百年前自然不同,接受西方思想的人很多,不過保守主義者也許更多,面對這個充滿不可測性的時代,假如只能在「新蘇丹」埃爾多安和「混亂無序」中選擇,民心如何,呼之欲出。

小詞典:青年土耳其黨人

活躍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土耳其團體,主張推翻哈米德二世的專制統治,恢復1876憲法的君主立憲制,1908年聯合軍方「進步人士」發動革命,迫使哈米德二世放棄專制,重新召開國會,自此蘇丹名存實亡。在國會中,青年土耳其黨人通過對哈米德二世的廢黜議案,然後自己掌控朝政,但內爭不斷,鄂圖曼帝國反而更快敗亡。

2017年8月25日星期五

切爾諾貝爾核災廢墟遊的思考

1986年4月26日,蘇聯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爾(Chernobyl)核反應堆發生大爆炸,是目前人類史上最嚴重的核意外。日前,筆者進入切爾諾貝爾,那裏理論上依然是禁區,行程亦充滿反思。

核災主因仍有爭議

究竟災禍從何出現?儘管後人對細節爭論不休,但大體上「核反應堆設計缺陷」與「技術人員操作失誤」是公認的主因。事故後數月,蘇聯招募了數萬名「志願者」進入高輻射地區,協助滅火及清理核廢料,然後在爆炸的第四號反應堆上方建築「石棺」,前後多達60萬「志願者」參與其中;他們都獲授予榮譽勳章,可惜好些人都感染輻射而死。烏克蘭獨立後,由於舊有科技的不足,一座新「石棺」又被興建來覆蓋舊「石棺」,這成為人類史上最大的可移動建築。工程幾經延誤,終於在去年災難30周年完成。

在烏克蘭人眼中,蘇聯領導層對這宗慘劇要負全責,因為蘇共對救災反應遲緩,延誤了疏散群眾的最佳時機,也導致核污染大幅擴散。由於小規模爆炸也曾出現過,蘇共一度低估了嚴重性;加上當時處於五一勞動節前夕,政府擔心若告知民眾真相,會引發恐慌,核電站所在的地區居然於爆炸後還舉行五一勞動節慶典。烏克蘭共黨第一書記謝爾貝茨基(Volodymyr Shcherbytsky)被認為是隱瞞事故規模的主要負責人,他於1990年因肺炎去世,但有指他是負疚自殺。

對上述烏克蘭版本的官方歷史,俄羅斯則不以為然。今天俄羅斯紀念切爾諾貝爾事故時,多強調當年蘇聯在救災過程付出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尤其是「志願者」的貢獻,強調他們是俄羅斯民族英雄,也是無私救助烏克蘭人的「恩人」,烏克蘭理應心存感激。

旅遊收益全歸中央

另方面,慘劇令蘇聯付出大量中央資源救災,也備受西方媒體批評、被迫加速開放改革,俄羅斯人認為是蘇聯解體的催化劑,因而對烏克蘭人「配合西方借核災推垮蘇聯」的心情更為複雜。至於為何要在烏克蘭興建核電廠,它與冷戰軍備競賽的關係,以及蘇聯同時在切爾諾貝爾設立秘密軍事基地原因等,因為戰略布局影響至今,在雙方史觀,則相對被輕輕帶過。

切爾諾貝爾所在地區的核輻射水平,已經極大幅度下降,因此當地旅遊機構也推出了「廢墟旅遊」「暗黑之旅」(dark tourism),雖然名義上,所有遊客都不是「遊客」,只是作為「切爾諾貝爾之友」的一群「探訪者」。假如當地真正安全,而旅遊業的收入能援助災民,行程有充足的背景資料啟發思考,則無疑很有價值。

問題是烏克蘭當局的做法,卻很容易令人感到不自在。首先今天的烏克蘭貪污極嚴重,遠超蘇聯時代不在話下,會不會為了經濟收入而隱瞞已知風險,誰也說不准。災區遊的一切收入都是收歸中央,而不是放回災區或災民,那些走回去住在切爾諾貝爾的老災民都要自力更生,和旅遊業收入毫不相干,這做法也和國際慣例很不同。至於行程,難免標榜歷奇,例如故意放下道具布公仔,在荒廢的幼稚園供拍攝,則令人哭笑不得。據說烏克蘭人本身的態度同樣可議,例如有年青人專門到災區拍攝「蘇聯廢墟婚紗照」,或開野外狂歡派對,對倖存者而言,那都是有欠尊重的消費災難。舉一反三,今天烏克蘭政府的管治能力和風格,也就可想而知。但假如做足功課,切爾諾貝爾依然是一個考察的寶庫,除了核災本身,保全完好的蘇聯村莊,也充滿研究題材。觀點與角度,全在一念之間。

小詞典:切爾諾貝爾核電站

蘇聯在烏克蘭境內修築的第一座核電站,也是當時蘇聯最大的核電站。項目在1970-80年代逐步完成,至事故發生前,負責烏克蘭1/10電力供應。事故後不久蘇聯解體,烏克蘭因電力短缺,一度讓核電站繼續運行,至2000年,才以西方經濟援助,換取完全關閉核電站。

2017年8月24日星期四

卡達菲之死對金正恩的啟示

無中生有的「關島導彈危機」無疾而終,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的「brinksmanship」策略再勝一仗,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外交火候再次備受質疑之餘,恐怕也再次論證了武力比和解更能捍衞政權。不少朋友都記得利比亞狂人卡達菲(Muammar Gaddafi)放棄大殺傷武器之後的下場,金正恩物傷其類,怎會不借古知今?

說起來,卡達菲在獨裁者當中,算是相當體恤民情,國計民生搞得比現在好得多,但外交上的確曾經「瘋狂」。他年輕時狂熱相信阿拉伯民族主義,無所不用其極挑戰西方霸權,儘管利比亞是《核不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簽約國,但他希望發展核武「為阿拉伯制衡以色列」,邏輯像北韓擁核抗衡美國一樣。

卡達菲曾游說中國、巴基斯坦、印度、蘇聯售賣核武不果,惟通過黑市引進核原料,終在八十年代末期就核武開發有所進展,同時也積極研發化武、導彈技術。由於卡達菲有炸毀客機前科,被西方主流媒體形容為狂人,他的軍事企圖絕對為西方所不容,聯合國也予以嚴厲制裁。

經濟制裁與國際孤立對利比亞經濟發展影響有多大,其實並不好說。卡達菲治下的利比亞,人均收入甚高,利比亞商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投資首屈一指,國民福利也很理想,遠非今日可比。只是制裁的確限制了西方企業投資利比亞,也影響了卡達菲作為「阿拉伯領袖」的夢,加上他年紀漸大,立場就逐漸軟化。新一代歐美領導人克林頓、貝理雅等開始暗示,只要卡達菲放棄大殺傷武器,就可以換取聯合國、西方解除制裁,貝理雅的斡旋尤其積極,也成了卡達菲私人密友;卡達菲兒子到英國讀書,就雙方蜜月期的見證。終於9/11出現,卡達菲找到投誠的契機,迅速譴責恐怖份子,劃清界線,然後與西方的和談更進一步。

2003年底,利比亞終於和美國達成協議,承諾完全放棄大殺傷武器研發,銷毀全部化武、核武原料,接受國際社會監督。這一舉措,當時還一度受阿拉伯世界質疑,擔心讓以色列為所欲為,西方輿論則高度肯定,將之視為伊朗、北韓等「邪惡軸心」的榜樣,連卡達菲本人也呼籲北韓、伊朗學習自己,「重返國際社會」。貝理雅稱之為「具有歷史意義、振奮人心的舉措」,表示卡達菲的合作必有回報,甚至曾認為這份豐功偉績,足以問鼎諾貝爾和平獎。一時間,「利比亞狂人」之名消失無蹤,西方保證「永遠撤銷」對利比亞的制裁,並增加對利比亞的投資。據卡達菲兒子透露,美國為了勸說利比亞放棄核武,曾提供「安全承諾」,並期待雙方軍事合作,假如屬實,就更印證了政治的無情。

畢竟在國際關係,承諾是不靠譜的。卡達菲「投誠」後,制裁是解除了,外資進入利比亞的步伐卻異常緩慢,加上利比亞根據協議,要賠償從前從事恐怖活動為西方帶來的損失,結果並沒有多少實惠。更重要的是,美國新上台的喬治布殊是新保守主義者,不少成員與克林頓的外交方針大為不同,繼承了列根時代的偏見,對卡達菲有根深蒂固的敵意和不屑。根據參與斡旋的美國官員回憶,布殊不得不將內閣中新保守官員排除,才能與卡達菲達成協議。但新保守主義者依然不接受卡達菲,一直希望利比亞「和平演變」。直到2011年爆發的拉伯之春,終於成為顛覆卡達菲政權的契機,歐美迅速表態支持反對派,對他們空中支援,卡達菲代台,本人遇害,利比亞也動亂至今。其實這些發展,完全有違時任總統奧巴馬的意識形態和利益,假如他決斷一點,放下理想主義包袱,世界反而更為穩定。

根據2000年前後的英國情報記錄,卡達菲談判之時,距離利比亞開發出具實戰意義的核武,已經非常接近。假如沒有放棄,到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時,或許已有小成。如果導彈發射技術也有突破,歐美的軍事行動,必會投鼠忌器。這情形,正好是如今西方面對金正恩的棘手狀態。對金正恩來說,薩達姆、卡達菲做錯了的,他不能再錯。卡達菲、薩達姆泉下有知,定必贊成。

小詞典:核不擴散條約

1968年由美國、蘇聯等國牽頭締結的國際條約,旨在限制核武擴散,推動核裁軍。目前,世上大部分國家都是該條約簽約國,但印度、巴基斯坦、南蘇丹與以色列沒有加入;北韓則一度加入,但在2003年正式退出。

2017年8月23日星期三

關島的身份認同:那是美國一部分嗎?

北韓金正恩威脅以導彈襲擊關島(Guam),雖然是打嘴炮,關島居民卻一度緊張,更認為自身並非身處美國本土,為何要為美國總統特朗普承受風險?

關島屬美國「非合併領地」

說來,關島在美國的法定憲制地位是「非合併領地」(unincorporated territory),而這類領地又分數種,未通過Organic Act法案成立的領地稱為「unorganized」,例如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amoa);否則就是「organized」,例如關島及波多黎各(Puerto Rico),但波多黎各的身份是「自治邦」(commonwealth),跟獨立前的菲律賓一樣,關島則沒有這身份。

具體而言,關島有自身民選政府,與美國州級別相仿的司法體系,關島居民都是美國公民,可以在美國境內自由遷徙、就業;當他們前往美國本土定居,就擁有與美國本土公民完全相同的政治權利。然而,居住在關島的居民不能修改美國憲法,也不能在美國大選投票,只能派不具有投票權的代表列席國會會議。美國國會有權推翻關島自行訂立的任何法案,並有權判定美國憲法中哪些條款適用於關島。

對關島人而言,這樣的身份是歷史遺留的結果,理應是最具彈性的。自從為西班牙政府効力探險的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於十六世紀踏上關島,關島就一直是歐洲殖民地,為美國管轄之前的宗主國是西班牙。

美西戰爭後,西班牙割讓關島予美國,而美國本來並沒有認真經營關島,直至二次大戰爆發,日本偷襲珍珠港後迅速攻佔關島,才讓美國意識到關島的戰略價值。1944年,美軍重奪關島,自此大規模在此駐軍,着手規劃當地經濟及政治發展。關島今天的民選政府、美國公民身份,以及旅遊業發展等,都是這時候才衍生而成。

然而關島與美國本土之間的關係,始終有點懸而未決,尤其是美國憲政體制內,始終未有明確規定未來關島的政治發展方向。不像二戰後聯合國委託美國託管的北馬里亞納群島,則在1975年與美國政府談判,成為了「自由邦」。值得留意的是,1962年,本來同種同源的北馬里亞納群島和關島,曾經舉行合併公投,由雙方政府共同策劃,主事者曾寄望二者合併後,共同與美國就憲制地位問題進行談判,暗示希望爭取獨立成州。北馬里亞納頗為積極,不料關島居民拒絕合併,對此各方有不同見解:有認為是關島人自身政治熱情有限,導致投票率偏低;也有說法指關島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遠超北馬里亞納群島,而自身就業市場有限、工資水平也高,關島人擔憂合併後,要承擔對方經濟發展的壓力;政治學者則傾向相信北馬里亞納曾長期被日本管治、成為「南洋廳」地方之一,二戰期間行為親日,和親美的關島產生隔閡,才是主因。總之,合併建州的可能性,已越來越低。

之後關島也不乏尋求更多自治權的聲音,甚至有人提議關島獨立。不過在現實政治,美軍視關島為第二島鏈核心,絕不希望關島基地的所在地失去控制,也不希望當地居民對美軍基地可以像日本人那樣「說三道四」。何況關島目前的經濟發展,主要靠旅遊業和美軍帶來的消費,二者都與美國密切相關,就算退一萬步能獨立建國,也不符合自身利益。不過代價就是當金正恩揚言以導彈襲擊關島時,關島居民實際上對局勢毫無發言權,既不可以獨立發聲,也不像一個州,沒有能力向美國聯邦政府討價還價。不過這樣的「危機」,大概極少出現,要不是金正恩創意無限,關島身份問題,還真沒有多少人關心。

小詞典:非合併屬地(unincorporated territory)

根據美國法律,「非合併屬地」是由美國政府控制、但不屬於美國直轄領土的地區。這些地區都位於美國本土以外,但與阿拉斯加、夏威夷等已經成為美國州份的不同,美國憲法不完全在非合併屬地適用,其適用範圍由美國國會決定。因此非合併屬地自身,也不享有美國各州的政治地位。

2017年8月22日星期二

特朗普出兵委內瑞拉?

美國總統特朗普以武力威嚇北韓不果,又轉移目標,談及委內瑞拉亂局時,說美國有多種途徑讓委內瑞拉恢復民主和穩定,「不排除軍事行動的選項」。可能嗎?

理論上,美國對外軍事行動的核心原則,即是捍衞美國國家利益,包括美國海外公民的人身安全,而這一點幾乎可以成為向任何國家出兵的理由。

最能夠比較的案例是,大概發生於1983年,時任美國總統列根出兵加勒比海小島國格林納達(Grenada),本欄年前比較克里米亞危機時也曾談及。當時,格林納達左翼激進派發動政變,殺害了合法領袖,鄰國擔心局勢失控,美國也憂慮蘇聯乘虛而入,同時美國有一批醫科學生在格林納達聖喬治大學(St. George's University)進修。結果,美國以穩定鄰國局勢、保護美國公民為由,在東加勒比國家組織(OECS)「請求」下,組建聯軍,出兵格林納達,一次過投入上萬名部隊,規模是越戰後最大,也一舉推翻激進派政府。

然而,委內瑞拉自然不同格林納達,一來國土大得多,真的開戰,可能曠日持久;二來委國依然有不少區域左翼盟友,不像當時格林納達激進派孤立無援,連古巴也不太支持,亦不太會有區域組織「請求」美國出兵;三來委國反美已久,也就是沒有多少美國利益、安全問題屬於突發,令特朗普的表態很有狼來了的意味。

假如不是上述出兵理由,美國對外軍事干涉的原則,還有兩類,其一是遵循聯合國在2005年大會達成共識的「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其二是依照國際盟約,例如北約的協同防禦原則,支持盟友。所謂 「R2P」是指國家有責任保衛本國民眾,免於屠殺、種族清洗等反人類罪行;當一國政府不能履行這一責任時,以聯合國安理會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就有權採取必要措施,加以人道主義干預。例如利比亞、敘利亞等戰事,都是以此為切入點。然而聯合國安理會沒有針對委內瑞拉作出與 R2P 相關的呼籲,委內瑞拉雖然取締國內議會,但遠遠談不上「反人類罪行」。早前西方媒體大幅度報導委內瑞拉出現「糧荒」,似是有意描述人道災難,但也明顯是誇大的「fake news」。假如真的用這類名目出兵委內瑞拉,就真的是司馬昭之心了。

以上這些簡單情況,難道特朗普不知道?自然不可能。他的外交知識再門外漢也好,身為總統,也有大量幕僚,就一切事務提供背景資料;他的言論再粗疏,也不可能對引起的效果不了解。似乎他更像是一些美國心理學者分析那樣,一方面需要全方位的外間注視,因而極其善變;另一方面也有意通過不斷製造事端,來轉移視線,模糊焦點,或借力打力,總之只是為了一時三刻的目的。

從前美國總統予人的感覺,每一句說話都可能影響全球福祉,都是深思熟慮之下的產品,必須認真研究解讀。但到了特朗普時代,卻是反其道而行,一切超乎想像的話,都可以衝口而出。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倒應該感激特朗普,給予了「外國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真憑實據,要合理化國內獨裁管治,卻是得其所哉。

小詞典:東加勒比國家組織(OECS)

加勒比海沿岸國家組成的區域協作組織,成立於1981年,目前有十名成員,包括七個正式成員國和三個觀察員國。這一組織以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保護人權和促進良好治理為目標,普遍被外交界視為美國在加勒比海的附庸。

2017年8月21日星期一

烏克蘭「大饑荒」vs「大屠殺」

美國掀起「政治正確之戰」,重構歷史蔚然成風,而類似劇本在世界各地都有上演,有些以內部角力為主,有些則以鞏固身份認同、抵抗外敵為目的。例如一戰期間的亞美尼亞大屠殺(Armenian Genocide),就至今不被土耳其承認,雙方為了這段史實,依然劍拔弩張;1932至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是否一場「大屠殺」,也是牽動俄烏關係的歷史之戰。

設搜糧隊入烏克蘭搜糧

烏克蘭黑土地的土壤肥沃、烏克蘭人農業耕作經驗豐富,有「歐洲糧倉」之稱,為何會曾經發生大饑荒?

這事發生在斯大林(Joseph Stalin)時期,烏克蘭當時固然是蘇聯的一部分,而蘇聯實行農業集體化,農戶的生產成果要充公,收穫的糧食一律上繳國家,農民的積極性本來已經所剩無幾;再者,按照所謂「階級鬥爭」理念,斯大林把那些精於耕作、收入相對較高、其實不過是個體戶的烏克蘭人劃分為「富農」,把他們驅逐到西伯利亞,令愈來愈多烏克蘭人寧願消極怠工、不生產糧食,以免成為「富農」被流放。

上述種種人禍,加上氣候惡劣失收的天災,令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以上的演繹,基本上不同立場的人,也沒有太大爭議。

爭議的是以下部分:面對危機,根據烏克蘭人理解,蘇共中央懷疑是烏克蘭人在抗拒政策,於是派出「搜糧隊」,在烏克蘭境內挨家挨戶,搜刮餘糧,還禁止外界把糧食、生產工具運入烏克蘭,亦禁止烏克蘭本地糧食買賣,以達到「施政暢順」的目的。如此荒謬的政策,終於讓烏克蘭爆發全面饑荒,莫斯科卻再推出禁令,禁止烏克蘭人向外流動,封鎖了烏克蘭與外界的水陸交通。結果,大量烏克蘭人活生生餓死,私藏糧食的也是死路一條,甚至出現「人相食」慘況。這樣的人間煉獄過了一年,直至來年氣候改善、農作物產量提高,莫斯科也容許援助進入烏克蘭,慘況才逐漸緩解。

然而由於烏克蘭人大量死亡,不少烏克蘭人的傳統產業、財產,就落入俄羅斯新移民手中,烏克蘭境內的人口比例也開始改變。這就是烏克蘭演繹的「斯大林換血大陰謀」:根據這派觀點,斯大林對烏克蘭人有獨立傾向一直警惕,為了要給烏克蘭一個教訓,不惜炮製一場大饑荒,既是樹立威望,又能大規模遷徙俄羅斯人到烏克蘭,正是一舉兩得。由於缺乏相關記錄,學者始終不能了解死亡的具體數字,但普遍估計在二百萬至七百萬之間。這樣的觀點,俄方自認不予承認,而且極其反感。

2006年,親西方的烏克蘭國會通過決議,認定上述大饑荒為蘇聯領導人蓄意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屠殺」,並將這項決議納入烏克蘭法律,以示毋忘歷史。烏克蘭人稱之為「Holodomor」,意思即是「以飢餓滅絕」,並仿效以色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設計,建立了大饑荒紀念館。筆者剛到過這個紀念館,那些飢民照片固然震憾,講解員版本的反俄歷史,同樣令人難忘。對於大饑荒的回憶和敘述,已成為今天烏克蘭人「反俄」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如南京大屠殺、亞美尼亞大屠殺,是中國人「反日」、亞美尼亞人「反土」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份。

蘇聯政府對於這場和平年代的慘劇,一直掩飾,期初堅持大饑荒並不存在,後來轉而承認饑荒,但仍稱饑荒完全是「自然因素」導致(令人想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中國大躍進),拒絕承認斯大林政府的政策失誤,和後期對烏克蘭的糧食封鎖。這一立場也被今天的俄羅斯政府繼承:普京政府認為所謂「烏克蘭大屠殺」,不過是西方為攻擊俄羅斯編造的輿論,並非歷史真相。親俄烏克蘭總統阿努科維奇在位期間,也秉承同一立場,認為這是「慘劇」,但不是大屠殺。即便在史學界,大饑荒是否等同大屠殺,也充滿爭議,畢竟在1930年代,除了烏克蘭,包括俄羅斯、哈薩克等蘇聯全境,都是農作物短缺、饑民遍野,斯大林的農業政策似乎是針對階級,多於單一種族。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後,當地學校也從歷史教育入手,教導1930年代大饑荒是遍佈蘇聯的「慘劇」,而隱去烏克蘭受蘇聯政策限制的史實。俄方這樣的態度,又反過來加劇了烏克蘭人的厭惡,雙方的身份認同都得到強化,歷史仇恨,就不斷增加。

不要以為這種論爭只涉及烏克蘭、俄羅斯兩國,在全球化時代,各國僑民也是歷史之戰的重要持份者,因為他們可以影響到所在國家政府的官方態度。在烏克蘭僑民甚多的加拿大、美國,「Holodomor」每年都有紀念日,個別地方議會也通過了悼念議案;但在俄裔社群當中,則認為這是別有用心的反俄政治炒作。提起這段歷史,假如雙方人民都在場,用甚麼字眼、持甚麼觀點,都極其敏感,而種種民族情緒,往往由此而生。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真相版本,是烏克蘭、俄羅斯雙方都能接受?恐怕不可能。一來當時文獻不多,不少都已被官方銷毀,要找到斯大林親筆核實「製造饑荒」的文獻,幾乎不可能;而能證實的死者姓名,又一定比估計的死亡人數少得多。二來即使歷史真相可以大部份還原,烏克蘭人怎樣通過歷史重塑反俄身份認同,也可以是完全獨立的一件事,俄羅斯人的反感,也是難以改變。俄羅斯也擔心一旦承認責任,案例可能陸續有來,俄羅斯聯邦內的少數民族也可能有其他訴求,那就疲於奔命。一勞永逸的辦法,反而是利用烏克蘭的反俄情結,反過來建構「反烏俄羅斯認同」,把責任指向烏克蘭背後的「外國勢力」、「新納粹份子」和「國內反對派」,才符合管治之道。這場戰爭,能看見終點嗎?

小詞典: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

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蘇聯斯大林政府為了落實社會主義理想,嚴格管控糧食價格,令農戶不願低價賣糧。斯大林認為這是富農階層蓄意破壞,要求全盤沒收富農財產,展開農業全面集體化運動。過程中,蘇聯農戶的農業生產工具和糧食都要充公,導致1930年代整個蘇聯的大饑荒,其中以烏克蘭的饑荒最嚴重。

2017年8月18日星期五

布殊父子vs特朗普:美國白人種族主義的未來

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Charlottesville)發生白人騷亂後, 總統特朗普表示「極右派」與「另類左翼」都有責任。這番言論完全偏離美國近數十年的政治正確傳統,除了自由派集體批評,共和黨主流精英也普遍不認同。

布殊父子發聲的意義

跟特朗普同屬共和黨的前總統布殊父子罕有地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稱美國必須「永遠拒絕種族偏見」,明顯是衝着特朗普言論而來。除了競選期間,美國總統卸任後不會隨便批評時政,這也是精英圈子的遊戲規則。布殊父子的聲明,反映主流精英認為政治正確原則超越黨派,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問題。

站在道德層面,布殊父子的表態無疑是正確的;但特朗普的說法,其實也很難說不成立。泛道德主義者自然認為,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表態,跟一般人期望美國總統的道德高地不符,而「另類左派」的行為無論多麼小題大做,也不能與「極右派」的暴力相提並論。假如這是大學課堂內的一個tutorial這樣說,大概十分得體,也符合精英教育的設定台詞。

問題是,現實社會從來是由人組成,而人性從來是不完美的。暴力的土壤往往由仇恨的社會環境產生,而製造仇恨,除了極右民族主義者的排外言行,「另類左派」也同樣能做到。

正如本欄日前談及,夏洛茨維爾市極右示威的導火線之一,是當地議會決定拉倒「弗吉尼亞英雄」、南北戰爭南軍統帥李將軍(Gen. Robert Lee)的銅像,這類事情的反智,前文已講述。假如大家代入美國白人史觀,又會怎樣理解這類行為?

正如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解釋,所謂「美國核心價值」,並非要成為一個來者不拒的移民天堂,而是根據國父們的建國傳統,培養世世代代的美國公民。

所謂「美國核心價值」,包括新教文化,也包括團墾者精神,假如上綱上線,這些都是不夠包容的歷史傳承,卻確實是美國立國之本。今天自由派、特別是非裔美國人為了政治正確,要把支持邦聯的歷史人物一概抹殺,那明天又會否把支持「舊美國核心價值」的開國先烈也一筆勾銷?以「國父」華盛頓為例,擁有黑奴高達277名,又是超級大地主,是否應該拿來批判,首都「華盛頓特區」是否應「正名」?對死人可以這樣,對活人的「政治正確霸權」,可想而知。這不是說可以合理化極右暴力,但說自由派沒有責任,也絕非事實。

其實,處理「歷史傳承Vs政治正確」的矛盾,並非不可能。例如今日墨西哥人,不少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原住民的混血後代,他們會紀念阿茲特克末代皇帝,也會承認那段悲慘歷史是「現代墨西哥」的起點。又像新加坡,至今高度尊重英國人萊佛士的「開港」功勞,給予他類似國父的地位,而不是視他為「白人殖民主義者」,否則新加坡的多元身份認同,就會被大中華認同取代。這類問題,從來極其敏感,不是一時三刻的一小撮群眾可以理順。否則先例一開,一個國家,永無寧日。特朗普崛起只是果,而不是因呢。

小詞典: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

英國殖民地官員,生於牙買加,後進入東印度公司,被派到遠東,先後管理蘇門答臘、加爾各答等地,1819年在馬來亞半島通過向當地蘇丹「購買」土地建立新加坡,並奠定新加坡的自由港根基。新加坡有眾多地標以萊佛士命名,但也有民族主義者質疑萊佛士拓展殖民地的動機和道德。

2017年8月17日星期四

西烏克蘭可以獨立嗎?

昨天談及烏克蘭「國父」班德拉,反而成了今日烏克蘭東西分裂的催化劑,西部以他為「反俄羅斯」圖騰,鞏固身份認同。事實上,西烏克蘭跟親俄的東部判若兩國,並非始於班德拉,而是有更深刻的歷史。

德蘇秘密協定瓜分波蘭

在歷史教科書中,西烏克蘭包括「加利西亞」(Galicia),那是波蘭—立陶宛邦聯的領土,屬於哈斯堡家族(Habsburg)管轄,後來併入奧匈帝國。奧匈帝國是多民族國家,在當地成立了「加利西亞和洛多梅里亞王國」(Kingdom of Galicia and Lodomeria),居民有一定自治權,有自己的立法機關,能掌控自己的教育、文化、日常行政等政策,波蘭語、烏克蘭語和德語都是官方語言。一戰前夕,加利西亞是奧匈帝國最富饒的地方,對當地人而言,那是「Good Old Days」。

俄羅斯一直希望兼併加利西亞,一戰期間,俄軍一度佔領這個地方,最終給奧匈軍隊擊退。但隨着奧匈帝國戰敗解體,加利西亞併入新獨立的波蘭,但當地人情願自己獨立,一度成立「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為了加利西亞的主權和治權之爭,烏克蘭人與波蘭一度兵戎相向,但有見蘇俄的野心日漸龐大,烏克蘭人與波蘭還是結成統一戰線,接受加利西亞併入波蘭的事實;波蘭也效法奧匈的懷柔管治,繼續了加利西亞的黃金時代。

二戰前夕,德蘇秘密協瓜分波蘭,加利西亞終於被蘇聯佔領,併入蘇聯治下的烏克蘭加盟共和國。為免當地人成為納粹的第五梯隊,或激起分離主義,蘇聯曾大規模將加利西亞的近20萬烏克蘭人流放西伯利亞,而在德蘇開戰後,這些人更大部份被屠殺。和奧匈帝國、波蘭相比,蘇聯的管制模式,讓加利西亞人「耳目一新」,對同屬烏克蘭、但久被俄羅斯同化的東部,也難以產生認同。

在雅爾塔會議上,加利西亞成為英美蘇博弈的籌碼,最終被承認繼續由蘇聯管治,而且烏克蘭也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之一,成了國際關係的特例,部份也是安撫散落全球的烏克蘭人。但西烏克蘭依然對從前的奧匈、波蘭管治深有共鳴,境內最要名勝也是那個時代的遺物,雖然境內的波蘭人、德國人早已被蘇聯遣返,但不少老一輩人還是以德語、波蘭語為母語,信奉天主教,對蘇聯的抗拒,也在烏克蘭境內最強烈。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遺產,同時希望靠散居各地的俄裔人口,強化「大俄羅斯認同」。這在東烏克蘭有一定效果,但西烏克蘭就堅決拒絕被稱為「小俄羅斯」。

俄羅斯以公投吞併克里米亞後,又在東部製造了兩個沒有國家承認的「共和國」作為緩衝區,其實西部也有人提出依樣葫蘆,宣佈獨立。假如加利西亞輕身上路,不用管烏克蘭其他地方的亂局,只要得到歐盟支持,成為科索沃那樣的「爭議主權國家」,只是舉手之勞。普京的立場,卻是要烏克蘭這樣半死不活的維持下去,各地都要獨立、卻都獨立不成,中央政府也威權喪盡,這樣烏克蘭就能夠成為東西方之間永遠的緩衝國,自己沒有資格成為強權,親西方的部份也不得不被折騰下去。這時候,回看一百年前奧匈帝國內的加利西亞王國,那卻是天堂了。

小詞典:《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1939年,二戰爆發前夕,蘇聯與納粹德國秘密簽訂的條約,希特勒希望避免陷入兩面作戰,蘇聯則希望為對德軍事行動爭取時間,雙方第一天就認定是權宜之計。通過條約,蘇德雙方秘密協定瓜分波蘭,並在1939年底付諸實行。戰後波蘭在德國吞併的領土上復國,被蘇聯佔領的卻再也要不回來了。

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

誰是極右?由重構烏克蘭「國父」談起

美國極右團體冒起,新納粹組織公然活動,歷史上不同時代的美國名人紛紛被重新評價是左還是右。其實這樣的標籤,只反映過分簡化的二元對立,在世界各地莫不如是。筆者剛從烏克蘭回來,參觀了「烏克蘭獨立之父」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巨型銅像,卻同時聽到不少人視這位「國父」為「納粹分子」。當地不同派系利用「國父」借古諷今的手法,很值得閱讀。

班德拉的真正信仰,只是一個「烏克蘭本土主義者」,主張烏克蘭獨立:先是從奧匈帝國獨立,然後是從蘇聯、波蘭獨立。

1933年,班德拉成為「烏獨」團體「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執行長,以西烏克蘭為根據地。當時西烏克蘭由波蘭統治,蘇聯也虎視眈眈,希望西烏克蘭與蘇聯境內的東烏克蘭合併。班德拉既要反對波蘭政府,又要反對蘇聯,唯一能依靠的外國勢力,就剩下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成為依靠勢力

不久二戰爆發,德蘇瓜分波蘭,然後兩國大戰在即,納粹情報機關接觸了班德拉,向他提供大量金錢,支持他在烏克蘭展開反蘇運動。德軍不久進攻蘇聯,佔領烏克蘭全境,班德拉與納粹德國密切合作、「建立世界新秩序」,更一度「獨立建國」;雖然德國沒有承認這國家,但也視班德拉為合作對象。後來納粹覺得班德拉並非嫡系,擔心烏克蘭民族主義尾大不掉,又將班德拉等「烏獨」分子逮捕,囚禁於德國。期間另有OUN成員配合納粹屠殺波蘭人、猶太人,對此班德拉聲稱並不知情,並堅稱忠於自己的另一批OUN成員曾為猶太人偽造護照,協助他們逃出納粹控制區云云。戰後班德拉居住在德國,依然主張烏克蘭獨立,至1959年被蘇聯特工毒殺。

在本來就東西分裂的烏克蘭,班德拉自然是爭議人物。西烏克蘭曾長期被奧匈帝國、波蘭管治,有強烈西方認同,二戰時才被逼「加入」蘇聯,對此一直不滿,加上是班德拉起家時的根據地,一直視班德拉為「國父」。年前民調顯示,超過半數西烏克蘭民眾對班德拉有正面評價,西烏克蘭最大城市Lviv甚至樹立了班德拉銅像供奉,親西方總統尤先科更授予「烏克蘭英雄」頭銜。

在親俄的東烏克蘭,多數人卻對班德拉十分反感,認為他代表納粹,曾屠殺平民,親俄總統阿努科維奇也在繼位後取消了班德拉的「烏克蘭英雄」頭銜。這種爭奪歷史的戰線,和昨天談及的美國兩派重構南北戰爭南軍影響李將軍形象的動機,如出一徹,而且更劍拔弩張。在年前的烏克蘭革命/內亂,不少親西方群眾在廣場抬起班德拉遺像,親俄群眾則對之踐踏,並以此論證反政府群眾都是「新納粹份子」。在莫斯科,主流輿論認為烏克蘭「叛亂」是「納粹復興」,就是源自這段歷史淵源,但在西方媒體,幾乎從不見這種論述。真正的班德拉是誰、怎樣想,卻不再重要了。

小詞典: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

活躍在1930-40年代的烏克蘭獨立運動團體,主張於以武力爭取烏克蘭獨立,將波蘭、蘇聯等視為妨礙烏克蘭獨立的主要敵對勢力。1940年,組織進一步分裂,部份認可班德拉的領導,一度宣佈建立獨立烏克蘭國,後來遭到納粹德國鎮壓,部份則繼續和納粹合作。今天烏克蘭有同時反俄、反西方的極右團體,依然以此為道統。

2017年8月15日星期二

弗吉尼亞右翼騷亂的背後:由李將軍談起

美國右翼群眾在弗吉尼亞州集會演變成暴力衝突,舉世震驚,擔心3K黨在特朗普時代借屍還魂。無論特朗普怎樣撇清關係,這些群眾與他的「另類右派」意識形態一脈相承,乃是不爭事實。對任何形式的暴力,自然都要譴責,不過恐怕在可見將來,暴力不會因為譴責而終止,因為美國自由派的譴責方式,也容易推向「政治正確」的極致,右翼從中反而會得到生存的土壤。

這樣的辯證,聽來很荒謬,卻正是美國的現實。這次弗吉尼亞騷亂,導火線也是政治正確的論爭。今年4月,弗吉尼亞城鎮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議會通過,移除南北戰爭的南軍名將李將軍(Gen. Robert Lee)雕像,並把本來紀念李將軍的公園改名。夏洛茨維爾不少居民大為不滿,輾轉演變成大規模集會。

成為美國人供奉的戰神

提起李將軍,華人可能不大熟悉,但絕對是美國家喻戶曉的名字。筆者在美國讀書時,有一篇文章談及關羽,當時指導教授就建議拿來跟李將軍比較,兩人都是戰敗者,但都是國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比戰勝者更有「神級」地位。細看李將軍的一生,與關羽確有不少相似,除了在戰場上打過漂亮的勝仗,也被視為道德楷模,關羽的道德是「義氣」,南北戰爭後成為軍校校長的李將軍,則代表了「軍人精神」,長期成為美國人供奉的戰神。

更重要的是,李將軍也長期被美國主流歷史視為促進國家重新統一的愛國者。雖然他領導南軍作戰,但只是基於對家鄉弗吉尼亞鄉親父老的忠誠,其實並不認同邦聯脫離中央的行為。他身為社會上層菁英,自然也有奴隸,但對奴隸制並不太熱中,戰爭後期甚至解放了南方黑奴參軍。南軍戰敗後,不少將領不服,打算化整為零打游擊,但李將軍強烈反對,主張立刻放下武器投降,承認聯邦政府為美國唯一合法政府,鼓勵重建國家。由於李將軍是南軍「戰神」,比邦聯總統戴維斯更有號召力,他的態度,對美國戰後迅速恢復元氣,貢獻極大。

就是這樣一個神級人物,在今天的自由派看來,依然「政治不正確」:他擁有奴隸,沒有主動廢奴,自然就是「奴隸主」,認同「白人至上種族主義」,「歧視黑人」,因此不應得到任何紀念。用這樣的觀點看歷史,其實林肯也不是第一天就要廢奴,是否也要被批判?關羽自然也是「封建主義代表人物」、「為大地主服務」,是否也要拆除全國關帝廟?文化大革命期間,關羽的有關古蹟文物,確被大規模破壞;現在美國當然還不到那地步,但以今日標準講求古人「政治正確」的矯枉過正思維,正是如出一徹。

古往今來任何一人,都只能放在所屬時空評價,不可能抽空以片面觀點閱讀,否則只會製造不必要的歷史傷痕。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為什麼書讀得越多的人,反而越是反其道而行?特朗普、另類右派的興起,只正是集體反彈罷了。

小詞典:南北戰爭 (1861-1865)

1861年,共和黨林肯當選美國總統,主張限制南方奴隸主利益,南方各州反抗,宣佈脫離聯邦政府,另組邦聯,林肯決定出兵討伐,雙方爆發內戰,是為「南北戰爭」。這是美國史上最血腥的戰爭,南北雙方死亡人數超過60萬,戰爭後來被演繹為「解放黑奴之戰」,其實更多源自南北雙方截然不同的經濟結構。

2017年8月14日星期一

新界六日戰爭之後:英國「間接管治」的國際視野

新界元老劉皇發病逝,他在新界份量有多重,港人自然相當了解,但要向外國人解釋何謂「新界王」,單憑他的一連串公職,無疑會摸不着邊際,惟有通過比較政治視角,由港英時代對新界的間接管治開始閱讀,才能發現「發叔」這個title,其實與不少英國殖民地的土司、土王是異曲同工。

明白要以新方式管理新界

例如在印度,英國殖民時代保留了大量土邦,賦予土王內部管理的權力和威嚴。到印度獨立時,不少土邦早已尾大不掉,甚至一度拒絕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在馬來亞、也門、尼日利亞等前殖民地,英國都維持了不少酋長、部落領袖、土王的編制,用處也是大同小異。

新界氏族領袖,對英國人而言,也屬於同一類型,而讓新界氏族領袖受到另眼相看,又必須從「新界六日戰爭」談起。關於這場戰爭的研究,可參考新界史學者夏思義(Patrick H. Hase)《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只要細閱,可領悟到不少隱藏的管治智慧。

1898年,英國與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99年。港島以漁民為主,沒有強而有力的世家大族,有的都是憑英國商貿走進上流社會的買辦家族,洋化甚深;但新界則有眾多世代長居的農民,有發展成熟的鄉紳體制,與官府也保持密切聯繫,甚至有清末自行練軍的「團練」風氣。清廷與英國簽約時,沒有知會新界鄉紳領袖,令他們很擔心既得利益會被英國改變,充滿牴觸情緒。

這種情緒,部份自然源自當時英國與整個廣東的緊張關係:在這個滲透滿清的橋頭堡,英國商人普遍趾高氣揚,傳教活動又破壞不少傳統習俗,都令廣東社會反感。香港島逐步城市化,市民已經接受了英國秩序,但在新界原住民當中,耳濡目染的是英國人如何欺負廣東人、破壞村落文化,觀感自然大不同。今天新界人統一口徑,認為當時反英是愛國民族主義體現,不過真正原因,又怎可能和既得利益無關?

其實英國租借新界前,已經明白對新界人,不能以管理香港島、九龍半島的同一方式處理,一來這是「分而治之」的殖民智慧,二來也有「間接管治」的構想。當時的布政司洛克曾曾在接收新界前考察,然後向英國政府提交報告,建議接收新界後,延續清朝的社會治理方式。洛克對華人習俗深深了解,後來被派到英屬威海衛當行政長官,進一步將借助鄉紳管治的理念發揚光大,不贅。只是上述訊息並沒有傳到新界原住民耳中,即使有,「間接管治」的理念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也不容易三言兩語被了解。結果,在英國正式接收新界之際,以屏山鄧氏為代表的新界大族,動員了一批原住民鄉勇,與英軍爆發了六日武裝衝突,是為「新界六日戰爭」。

這是英國殖民香港過程中,唯一一次華人有組織的「勇武抗爭」,不過戰況極一邊倒,更類似英軍單方面殺戮。新界鄉民雖然勇武、有組織、也熟悉地形,但缺乏武器,只有瞄準度不高的土炮,根本不能威脅英軍,只是攻其不備,英軍才一度陷入困境。大本營增援後,新界鄉民迅速崩潰,根據事後檔案核查,多達五百多名新界鄉民喪命,英方僅一人受傷,雙方實力之懸殊,可見一斑。港督卜力曾下令英軍克制,以免日後難於管治,對造成五百多人死亡十分不滿,也否決懲處鄉民,改為立刻進行懷柔。

新界氏族畢竟有接觸外間的經驗,並非不識時務,當他們發現英軍實力遠超自己,就意識到抗爭對自己的利益只會弄巧反拙,除了迅速投降,也表態願意談判。英國也主動接觸新界領袖,展開「招安」,開始明白對方要保留哪些不同於城市人的特權,與及氏族領袖本身相對於一般原住民,又須要哪些特權。最終雙方達成共識,英國的新界管理哲學,就是從印度土邦挪用過來:將新界劃分為不同區域,尊重原住民村長,同時成立「理民府」,向主管新界的最高機構「新界政務司」負責,而官員在管治過程中,則把指令通過氏族領袖下達原住民,中介人的社會地位和利益,則予以保障。為了讓鄉紳得到正式行政身份,1926年,港督金文泰成立鄉議局,把鄉紳吸納為殖民地精英,除了作為「民意代表」,早期甚至連民事案件,也交由鄉議局辦理。

結果,新界的地政、稅收、建設、福利等行政事務,都由鄉紳負責落實,再上繳予港英殖民政府。這套哲學持續到香港回歸前,新界領袖一方面基於傳統民族大義,自然要對回歸全力支持、大事慶祝,另一方面卻擔心英國人走了,自己的「間接管治」特權,反而會被北京逐步取締。劉皇發逝世,其實是百多年間接管治新界哲學的終結,雖然日後新界的小衝突或會出現,但大方向大概和香港的命運一樣,不能逆轉了。

說起來,間接管治的哲學雖然簡單,卻不容易掌握,也不是每個殖民政府都願意這樣做。英國是最成功的例子,每每能夠從總部派出極少數殖民官,再通過引入其他外來民族、扶植洋化精英、籠絡地方領袖、分而治之等方式,既維持社會穩定,又減少和本地人的直接衝突。與之相比,法國、西班牙等在東南亞的殖民手段,就直接、強硬得多,殖民地內部反抗勢力也源源不斷。不像新界鄉紳打過「六日戰爭」後,就搖身一變,成為港英管治的忠實夥伴,甚至連那場戰爭,也被刻意淡忘。直到回歸後,因為政治需要,才重新予以宣傳,不過滄海桑田,世界已變了樣矣。

小詞典:《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1898年,俄羅斯和清廷簽訂租借旅順、大連條約後,各國紛紛在中國通過租借港口,劃分勢力範圍。英國自從佔領香港島、九龍半島,一直希望拓展版圖,否則無險可守,於是也在1898年和清廷商討租借新界,雙方同意自1899年起,將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地區(連同離島)納入英國管治範圍,為期99年。租借範圍不包括九龍城寨,而一度包括萬山群島(後來放棄)。

2017年8月11日星期五

中印邊境衝突:為何中國不重視1962年戰爭

中印兩國軍隊在洞朗(Doklam)的邊境對峙尚未緩和,中國媒體呼籲印度「以史為鑑」、 不要重蹈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覆轍;印度媒體立場則剛好相反,認為這是「洗刷歷史屈辱」的契機。一位印度朋友問,為什麼中國不大事宣傳1962年的勝仗?這問題很值得思考。在印度,中印戰爭是極其重要的民族主義教育內容,中國威脅論也十分盛行,但重視這場仗的中國人少得多,跟印方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政府沒有太高調宣傳「勝利」,原因之一,也許是戰爭的結局,其實不符合民族主義者的訴求。當年印度軍隊在東西兩線均呈現潰敗,中國單方面宣布停火, 尤其在東線,更主動把部隊撤回「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以北,並向印度邊防軍交還印軍撤退時遺留的軍用物資。其後,印軍再次進入一度由中國軍隊控制的達旺、藏南地區控制至今。無論當時是戰術需要、還是戰略計算,在今天的愛國者眼中,這不容易理順的事,宣傳得不好,恐成為曾「放棄國土」的罪名。

1962年戰爭發生時,中國剛經歷了大躍進,也就是官方稱的「3年自然災害」,全國哀鴻遍野,百廢待興,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本來就是以此為由,判斷中國不想打仗,最後自然證明了他誤判。但尼赫魯的判斷也有一定根據,當時中國人更在意回復正常生活,多於打一場對外戰爭,中國也沒有動員群眾搞「反印」運動,為大躍進收拾爛攤子的劉少奇只希望休養生息。

再者,在當時的國際認知,印度本來屬於中國的「革命戰友」,雙方一度是國際不結盟運動主力,宣傳中印戰爭,並不容易簡單向群眾說明。當時的官方宣傳把國際主義凌駕於民族主義,跟今日不同。

雖然宣傳對外戰事,可以是轉移內部危機的方法,但這次的對手不是超級大國,宣傳價值就大減。根據中國百姓理解,印度並非軍事強國,也不具備和中國平起平坐的實力。中國的假想敵是美國、蘇聯,歷史敵人則是日本,圍繞他們的民族主義,才符合主旋律。即使是小國越南,勇武形象也深入民心,相反擊敗印度,在不少中國人民心目中,不過是應有之義,根本不值得自豪。背後是否還有一些種族主義的偏見,自行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1962年勝利的不重視,也成了對印度的進一步侮辱。近年印度民族主義盛行,不少媒體都以譁眾取寵的標題吸眼球,中國就成了印媒宣傳下的最主要敵人。他們很希望中國也以同樣的「尊重」,來視自己為對手,很難接受中國媒體根本不把1962年的勝利當一回事,認為這比打敗仗本身,更「傷害印度人民感情」。

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雖然也很強,但對政府行為的影響力,頂多在於「制約」,也就是不讓政府做嚴重違背民族情感的選項(例如放棄釣魚台、讓西藏獨立等)。印度民族主義在民主政體發酵,卻可能有方向性的影響,讓政客為爭取選票,化狂言為事實。只要和印度學者討論「1962年」這個一般中國人沒有甚麼感覺的年份,就能夠進入另一個平行時空了。

小詞典: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

1914年,英國外交官麥克馬洪主持會議,討論英屬印度與西藏之間的邊界劃定,會上提出劃界方案,將部分中國堅持擁有主權的領土,劃給英屬印度和緬甸。當時西藏代表對麥克馬洪線有條件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則拒絕,成為日後中印兩國的領土爭議源頭之一。

2017年8月10日星期四

美國的「一國兩制」:塞班島邊檢權演化

香港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爭議期間,不少國際案例都被提出,都是涉及過關、清關事宜。但那大多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很難跟香港相提並論。美國收回北馬里亞納群島(Northern Mariana Islands)邊檢權的例子,反而值得一談。

曾有獨立邊檢與移民系統

北馬里亞納群島以首府塞班島(Saipan)最為著名,背景故事筆者介紹過不少。當地二戰後由聯合國委託美國託管,居民一度希望與關島(Guam)合併而碰壁,但依然希望與美國建立更緊密聯繫,最終促成了1976年成立「自由邦」(CNMI),作為美國主權範圍下的高度自治地,有獨立的憲法和民選政府,在美國國會沒有投票權,居民自動獲得美國公民身份。至於CNMI有沒有控制自身邊境的權力,則經歷了一番轉折。

自由邦成立時,CNMI基本上與北太平洋其他準國家看齊,曾擁有自身獨立的邊檢系統、移民系統,為美國政策製造了大量灰色地帶。特別是大批來自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廉價勞工,前來CNMI從事低技術工作,如服裝生產,而這些服裝出口時,又算是美國「國內」,一來一回,當地設廠的商人,就牟取了暴利,至於勞工怎樣被剝削,就是另一回事。與此同時,由於從CNMI入境比進入美國本部容易,邊防都是當地人負責,也沒有意欲防止非法移民、雙非產子(反正福利都是美國本部提供),這也成了黑市移民美國的另類蹊徑。

「捍衞主權論」從沒出現

日積月累,美國對 CNMI 的獨立移民體系、人口政策、勞工制度,有愈來愈多不滿,加上不少醜聞被揭發,國內輿論開始要求把CNMI的邊檢權收歸聯邦政府。終於在2008年,美國國會通過《2008年合併自然資源法案》(Consolidated Natural Resources Act of 2008, CNRA),規定自2009年底起,美國國土安全部全面接管CNMI的邊境檢查和入境審批,美國的移民法和邊境檢查法規,全面取代之前的CNMI本地法案。與CNMI自行控制邊境的時代相比,美國對入境審查更嚴格,處理勞工的工作環境、逗留條件等,也和本部一視同仁。CNMI鑽空子的日子一去不返,成衣製造廠大量倒閉, 剩下來利用「一國兩制」的空間,就只有對中國遊客免簽,以及經營賭場這些業務。

對於這減低本地自主權的措施,CNMI 社會卻沒有什麼反彈。一來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 WTO,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已經直銷美國市場,CNMI的「廉價美國生產」優勢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當地以剝削勞工促進經濟的「惡名」,嚴重損害聲譽,美國收回邊境權,也幫助了CNMI重新開始,減少了國際組織的針對性監察。當然,一些灰色商人在不能用舊方法牟利,但他們在旅遊業、賭場一類的新灰色地帶的實利更多,很快適應過來。

換句話說,自始至終,「捍衛主權論」基本上沒有出現過。一來CNMI沒有主權,也很珍惜作為美國一部份的身份,明白到「自由邦」的權力上限,不能為美國本土製造不便,無論憲法怎樣寫,這才是他們存在的實質基礎。二來他們明白要是美國有意減低當地自主權,有大量行政措施可以使用,不必如此迂迴。說到底,CNMI和美國本部如果沒有互信,就不會出現「自由邦」;假如單靠條約固化雙方關係,就失去這種「自由邦」在國際遊走的彈性了。

小詞典:塞班島(Saipan)

北馬里亞納群島自由邦首府,面積158平方公里,略大於香港島,人口52000人,是群島的經濟命脈所在,島上有美軍基地,曾是二戰的重要戰場。島上1970年代起發展旅遊業,早期主要吸引日本遊客,但近年中國遊客因為免簽而大批湧入,島上旅遊生態已徹底改變。

2017年8月9日星期三

麥凱恩的黃昏依然燦爛

美國共和黨元老、曾與奧巴馬競逐總統的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Cain)確診患上腦癌,生命可能進入倒數階段,返回國會投票時,獲兩黨議員站立鼓掌歡迎。

在特朗普時代,麥凱恩的跨黨派影響力更顯難能可貴,想不到他的病,反而讓他成為主流政客制約特朗普的神主牌。

麥凱恩在政壇打滾多年,一直特立獨行,被稱為「maverick」,不時投票反對自身的共和黨、支持對手民主黨;2001至2006年間,麥凱恩僅在79%的投票中支持共和黨,遠低於共和黨議員的93%平均數,其中包括不少重大事項,例如他反對喬治布殊的稅務減免政策、支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法案,以及支持奧巴馬為非法移民提供社會保障的法令,令他比其他共和黨議員更受民主黨歡迎。麥凱恩多次強調,議員應跨越黨派偏見,他也不時組織國會內的跨黨派協商,成了兩黨都爭相拉攏的關鍵人物。

麥凱恩的超然,跟他的「國家英雄」身份大有關聯。他年輕時是職業軍人,越戰期間被俘,遭北越嚴刑拷問,不曾屈服,反映不屈不撓的美國精神,回國後聲望甚高,在老兵群體中特別受歡迎。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很尊崇軍人,認為軍人出身的政客,沒有傳統精英那種「離地」和虛偽,麥凱恩的影響力因此能維繫到新時代。

特朗普爭取黨內提名期間,意識到要打下麥凱恩這尊神像,曾嘲諷他「被俘虜」的「失敗者經驗」,沒有資格稱為英雄,但引起普遍反感。麥凱恩患腦癌而回來投票,特朗普在Twitter上說「歡迎美國英雄回來」,是道歉還是諷刺,只有特朗普本人才知道。

麥凱恩是黨內反對特朗普的中堅,與特朗普政見的最大交接,只是強烈反對奧巴馬醫保,但最終卻對共和黨的醫改方案投下反對票。麥凱恩的理由,在於新醫改草案沒有提供更好的替代品,而正如我們早前談到,奧巴馬醫保已經為平衡保險公司和公眾利益,做了相當複雜的安排,共和黨要「替代」,並不容易。特朗普和支持者雖然不滿,但因為麥凱恩的超然地位,加上患重病的群眾同情,也不敢高調開火。民主黨人這時候對麥凱恩追捧,自然也是意在制衡,一切心照不宣。

麥凱恩的病能否治癒,一般專家都不看好,美國媒體引述同一病例的存活率,平均是一年半。當然全國名醫會爭相治療麥凱恩,加上他的軍人鬥志,很可能比這個平均數活得長,但假如要下屆再競選連任參議員,就幾乎不可能。不過這段最後的政治日子,可能會相當精采,兩黨精英和特朗普的角力,可能都在麥凱恩的保護傘下進行。特朗普可能想不到,最難纏的對手,還是這個同代人,重病反而令對方的政治戰鬥力倍增,何其諷刺。

小詞典:Party-line vote

指在議會中,不同政黨的議員按照自己所屬的黨派要求統一投票,具體議題的政策細節、議員本人的立場和判斷,都讓位於政黨之爭。麥凱恩以反對「Party-line vote」著稱,負責黨內投票紀律的黨鞭,也對他無可奈何。美國劇集《紙牌屋》的主角,正是以擔任黨鞭捍衛「Party-line vote」起家。

2017年8月8日星期二

特朗普vs塞申斯:兔死狗烹的現代故事?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時,不少支持者期望他把管理企業文化引入白宮,加強對傳統精英的制衡,提升內部競爭;惟半年下來,所謂「特朗普管理學」原形畢露,白宮傳訊總監、幕僚長等先後被開除,不過是人事任命沒有深思熟慮的冰山一角。更戲劇性的「You Are Fired」劇目,還有特朗普公開攻擊自身排除萬難任命的「功臣」——司法部長塞申斯(Jeff Sessions)。

特朗普只望「自己人」把持司法部

塞申斯上場,本來就充滿爭議。他是最早為特朗普站台的參議員,除了是人棄我取,也是真心認同特朗普骨子裏的「大白人」理念。最能反映其意識形態的,屬於他當選參議員前,擔任亞拉巴馬州檢察官的歲月,例如他與同僚討論一個3K黨成員綁架、謀殺黑人青年的案件時,表示「我知道3K黨員吸毒之前,都還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暗示他對「大白人主義」的同情。1986年,時任總統列根曾提名塞申斯擔任聯邦法官而被否決,就是因為在參議院聽證過程中,上述言論成為眾矢之的,非裔議員尤其反感。

塞申斯承認發表過「不負責任」的言論,但他強調更重視對吸毒者、非法移民等議題的關注,並因此跟前總統奧巴馬交惡。2014年,奧巴馬赦免因吸毒而入獄、但本身沒有暴力傾向的囚犯,塞申斯大為惱火,批評奧巴馬濫用行政權力、不尊重司法機關、「威脅美國憲制」。自此,塞申斯的反民主黨形象更突出,特朗普一意孤行任命他,似亦包含挑釁對手的快感。

塞申斯上任後並沒有「走數」,的確集中精力驅逐非法移民、加強懲罰毒犯,理論上特朗普應該滿意。但事實上,特朗普只希望有一個「自己人」把持司法部門,既為自身的爭議行為掃雷,亦為以司法手段打擊政敵增加威嚇力。他這時候才發現,塞申斯也是一個主流精英:他畢竟擔任參議員多年,懂得明哲保身,不願捲進沒完沒了的政爭。他沒有把追究希拉里「郵件門」列為要務,已經令特朗普支持者不滿,但真正惹怒特朗普的,還是他主動因為「避嫌」,迴避主理所有對「通俄門」的調查,變相讓奧巴馬時代的司法官員主宰特朗普生死,令特朗普感到「被背叛」。

然而,塞申斯其實沒有其他選擇。除了民主黨、輿論的壓力,他要繼續掌領司法部,也要得到內部支持。大選期間,他是特朗普核心團隊成員,又未能在聽證中,解釋自己大選期間與俄羅斯大使的會面,令他自己也成為調查對象。根據 FBI傳統,任何涉及調查本身的官員,都會選擇迴避,以免利益衝突。假如塞申斯不這樣做,反而可能更早下台,而且變成個人醜聞。據說特朗普的幕僚也提醒,任何曾參與競選活動的人,若被任命為司法部長,都可能需要迴避調查「通俄門」。特朗普曾考慮的另一司法部長人選、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也說「完全贊成」塞申斯迴避調查「通俄門」。

理論上,特朗普可以找一個競選期間和他沒有瓜葛、在政壇有一定份量、和司法有一定淵源的「自己人」接任司法部長,為自己護航,但那就會天下皆知這位新部長的唯一任務。將國家事務如此個人化處理,怎能令人心安?

小詞典:特別檢察官

特朗普解僱前 FBI 局長科米時,科米正在進行「通俄門」調查。為了繼續調查,司法部任命同擔任過 FBI 局長的穆勒作為特別檢察官,擁有聯邦檢察官的所有授權,只能由司法部長解僱。由於塞申斯迴避「通俄門」調查,奧巴馬時代上任的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就成為唯一有權限制穆勒調查的人。這是特朗普不滿塞申斯的主要原因。

2017年8月7日星期一

特朗普「新政」:美國總統權力有多大?

特朗普上台, 顛覆美國國內一切潛規則,也重構了全球秩序,愈來愈多人問一個美國政治入門問題:究竟美國總統權力有多大?雖然美國人對憲法互相制衡的分權原則十分自豪,但美國總統要是一意孤行、毫無自我制約,影響力還是遠超想像,也不是立法、司法機關能夠輕易監控的。

視乎總統是否要鑽空子

根據美國憲法,總統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兩大職務,也是美軍最高統帥,權力自然比議會制領袖大,主要靠「三權分立」、「聯邦vs地方」等框架制約,這些大家都知道。在行政機關內,總統是龐大行政機關的最高長官,只要不違背憲法,可以對聯邦機構任意下達行政指令,公務員理應唯命是從。特朗普早前頒布「穆斯林七國入境禁令」,署理司法部長耶茨(Sally Yates)抗命被解職,實屬合法也合理。對此,一般爭議也不大。

然而,總統只要鑽空子,行政機關的人事任免權就可以變成酬庸俱樂部,乃至廢除不少從前的「君子協定」。首先,美國總統自行任命白宮幕僚團隊,如助理、顧問等,毋須國會審批,因此班農(Steve Bannon)、庫什納(Jared Kushner)、伊萬卡(Ivanka Trump)等毫無從政經歷的家屬和親信,都通過這一途徑堂而皇之走進權力中樞,既無需任何民主程序,也無需黨內任何背書。

美國總統也有權掉換、任命絕大部分部門首腦及駐外使節,雖然要經國會聽證,但依然存有跟競選獻金有關的明顯利益輸送空間,並以駐各國大使為酬庸首選,對此筆者從前談過,不贅。美國總統也有權提名一些長期、終身職位,如最高法院大法官、上訴法院法官、聯儲局主席等,一旦上任,影響力就是跨總統任期的長期存在。只要有總統以非常手段影響這些任命,他本人的影響力也不難音容永在。

美國的立法機關(國會)、司法機關(法院)可以制衡行政機關,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供總統繞過立法、司法機關推行政策的灰色地帶,也不少。理論上,國會先討論、再向總統提交立法草案,經總統簽署成為法律;但總統對自己不滿意的立法,可以行使否決權,國會需要兩院2/3票數,才能再度推翻總統的否決,這在黨派爭執激烈的國會,並不容易。總統酬庸友好議員提出法案、籠絡議長,更是《紙牌屋》的現實。何況政策最終需要行政人員落實,總統也可以通過「行政命令」繞過國會,直接對聯邦僱員下達指令。雖然「行政命令」有可能被國會挑戰,也可能被下一任總統推翻,但短期內,仍然是總統「乾綱獨運」不二之選。特朗普並非濫用「行政命令」的第一人,奧巴馬八年任期內,就簽署了277條行政命令,列根則簽署了381條,他們是「濫權」還是「貪方便」,就見仁見智。

美國總統與司法機關的博弈,也有很多殺著。總統除了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來影響司法系統在「自由主義 vs 保守主義」的平衡,也有「赦免權」。這權力直接由憲法第二條賦予,總統可特赦若干罪行,唯接受赦免者本人需認罪,總統亦需規定赦免範圍。總統也有權縮短某正在服刑的罪犯刑期,宣佈聯邦司法程序暫時凍結,或審判延期等。只要有創意,還有很多權力可以跨界使用,例如隨著針對特朗普團隊的「通俄門」調查不斷深入,白宮內部也成立了應急小組,希望憑總統的行政權力,對司法部門的調查進行「反調查」。

軍事方面,理論上,也受三權分立的制約,但總統由於身為三軍司令,戰爭與和平,往往繫於一念之間。雖然在上世紀越戰後,國會出台了 《War Powers Resolution》,大幅限制了總統向海外派兵的權力,但9/11後,不但打回原型,甚至變本加厲:國會賦予了總統對「反恐」軍事行動的極大自主權,只要總統將海外目標定性為「恐怖分子」,他對美軍的海外部署、作戰指令,就不難繞過國會,直接下達。喬治布殊總統憑藉此權力,輕易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奧巴馬的大規模「無人機」打擊,也是依樣葫蘆。特朗普繼承了上述傳統,威脅各國,自然不在話下。

美國總統也享受「行政特權」,可以以「國家機密」為由,拒絕向公眾、司法機關公開特定信息。在不同環境下,總統對「國家機密」可以自行解讀,例如能否在社交媒體Twitter發放「國家機密」,就是不同總統很個人的演繹。這解讀同樣可能受法院審查,並有可能被推翻,例如尼克遜總統在水門事件中,一度拒絕向檢方提交涉案錄音帶,後來最高法院才裁定「行政特權」無效;但更多時候,總統自己演繹了甚麼是/不是「國際機密」時,例如和外國元首閒談、發放Twitter時,其他機關已經來不及反應。

最後,美國總統有權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從而提升自己的管治權。內戰期間,林肯總統就是通過這一途徑,繞過國會對自己的限制,暫緩執行「人身保護令」;二戰期間,小羅斯福總統也以「緊急狀態」名義,對國內美籍日裔居民強制遷徙,也就是把他們搬到集中營。其實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總統在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後,擁有更大權力,每當如此舉動,事後都可能被司法審查,不過總括而言,是遠水不救近火。

總之,在憲法的背後,依然有大大的灰色地帶,供美國總統便宜行事。目前美國不少政府部門、自由派輿論對特朗普怨聲載道,不過平心而論,特朗普還遠沒有完全行使他作為總統的全部權力,甚至連灰色地帶的中位線也未到達。假如其他機關對他和他家族的調查越來越著力,特朗普在灰色地帶的反撲,也會越來越激烈。那時候,我們就更能客觀檢視究竟美國的分權制衡原則,到了關鍵時刻,還有多大效用了。

小詞典:水門事件

1972年,美國民主黨在華盛頓水門綜合大樓的總部遭入侵,入侵者後來證實與共和黨競選委員會有直接聯繫。時任總統的尼克遜試圖運用權力,掩蓋事件真相,一切資訊曝光後,他曾指示在白宮內部安裝竊聽設備的醜聞,也被揭露。面對國會彈劾的壓力,尼克遜被逼主動辭職,再由新總統福特對其特赦,此後美國行政機關權力一度急降。

2017年8月4日星期五

國際關係與本土政治的防火牆:由亞洲協會談起

早前亞洲協會(Asia Society)香港中心被指拒絕雨傘運動講者演講,雜誌《福布斯》有文章指是北京通過其主席陳啟宗影響言論自由。中心的回應,是一貫不進行與香港政治有關的活動,哪個陣營的講者都不邀請。來龍去脈,筆者並不了解,但正如日前談及,對上述宗旨則很有共鳴,可進一步分享。

這些年來,筆者一直希望普及國際關係,卻事倍功半。一大原因是,根據香港人的認知,國際事務只是本土政治的延伸與陪襯,不具備自身的identity。但真正的國際都會例如紐約、倫敦、新加坡的認知恰恰相反,明白國際事務本身極其重要,是自成一家的大宗;而處理國際事務的視角,講求理想和現實、全球和本地的結合,跟蛇齋餅糭、空洞的政治口號,屬於另一個世界。

對國際事務認知的「香港特色」,在互聯網特別表露無遺。當筆者在社交媒體分享同一則國際新聞,得到的留言和反應都會跟西方與內地同類媒體很不一樣。關於法國選舉,這裏只會想到「左膠大戰本土派」;任何聯繫到中國的國際資訊,必有一堆人走出來喊「天滅中共」;出現一個簡體字,就會群起「批判匪語」,而對文章內容有意理解的往往不足5%。這種視野,令人感到挫敗。

這現象的背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英語及內地世界讀者基數大,足以製造一個對國際問題有興趣的市場;那些特朗普粉絲、女權主義者之類,也各自擁有自身的同溫層,不需要在別的地方圍爐取暖。但是在香港,群眾來來去去就是那些,無論什麼話題,都會牽扯進本地政治的偏見,加上互聯網的算式,在香港這個小市場的弊端更無所遁形,一個地方的「去國際觀」就由是而生。

但只要我們把本地政治和國際事務切割,視野肯定大不一樣。以「一帶一路」為例,結構上,這是香港數十年來罕有的、有官方資助的走向世界大計劃。無論多麼不喜歡梁振英、對國家政策有多麼不贊成、對「一帶一路」能否達到戰略目的有何看法,重點是,這是一代人和世界接軌的契機。有青年團體搞了一個「一帶一路」旅遊計劃,要求學生自行設計路線,建立和途徑國家的民間網絡,這種意義,絕對超越一時三刻的政治,屬於寶貴的國際社會資本。否則,有多少香港人有機會走到哈薩克、烏茲別克?同樣的計劃,放在內地、西方,太多人躍躍欲試,但放在香港的語境,提起「一帶一路」,不少人就是想起梁振英、劉曉波,立刻一片揶揄,實在可惜。

香港事務放在外國平台,是在外國認識亞洲一城的途徑,自然有其價值,對香港事務拓展全球,亦有貢獻。但同一題目放在香港不多的國際平台,則未免格格不入,這也是筆者管理大學相關國際項目的準則。假如這些平台同時成為本地政客的宣傳平台,不同派系都要按平衡原則活動,則永無寧日。一旦「城市論壇化」,恐怕東盟官員來到,台下問題就是「新加坡獨立為甚麼香港不能」;非洲元首來到,問題就是「非洲有民主為甚麼香港沒有」。這種問題,很適合互聯網吸睛,但答案心照不宣,能否促進對話,也是心照不宣。這樣的平台,已經佔了公民社會的99%,剩下的,就留下一道清泉吧。

小詞典:亞洲協會(Asia Society)

以美國為總部的國際非牟利組織,以推廣與亞洲的文化交流、增加世界對亞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了解為宗旨,由洛克菲勒在1956年創立,在不少地方設有支部。香港中心辦公室設於金鐘,屬於古蹟,所在地前身為域多利軍營軍火庫。

2017年8月3日星期四

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美俄黑客時代

二次大戰後,時不時便出現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危機。其實,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已出現,只是戰場不在傳統軍事,而在「非傳統軍事」,也就是網絡。網絡戰不只是找一些黑客洩密那麼簡單,而是完全足以顛覆政權、控制戰略基地和製造金融恐慌。

三次大戰 早已展開

不少人相信,黑客都是維基解密(WikiLeaks)、「匿名者」(Anonymous)那樣的非國家個體;事實上,國家支持的黑客行為依然是主流。在過去幾年,這場戰爭已經白熱化,大家不妨重構公開資訊,就會恍然一切戰役就在身旁。

自去年美國大選至今,美國一直處於「俄羅斯黑客」陰影下,也就是在俄國總統普京陰影下。早於201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便發現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的伺服器遭入侵,把訊息發送至俄國境內;然後,希拉莉競選團隊主席波德斯塔(John Podesta)收到「釣魚郵件」,民主黨的網絡保安表示伺服器遭「兩個與俄羅斯政府關聯密切的黑客組織」攻破。不久,維基解密公布大批民主黨機密訊息,訊息出處包括波德斯塔的郵箱。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確定「來自俄羅斯的黑客」有組織、有計劃抹黑希拉莉,幫助特朗普在大選勝出,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更指是普京親自指示,要通過黑客「打壓希拉莉民望、降低美國社會對美式民主體制的信心」。

有趣的是,上述行動的結果,除了令希拉莉予人反感,「贏家」特朗普也不能自拔,正深受通俄案調查之苦,稍一不慎,整個家族都可以賠進去,「美國社會對美式民主體制的信心」的確大為降低。退一萬步,即使普京真的是「無辜」,但他利用危機挑動美國內部政情的手腕,也是出神入化。

與此同時,美國也把網絡安全,列為中美關係「重中之重」。從過往記錄看,中國黑客針對美國的行動與俄羅斯同行不同,感興趣的不是美國派系鬥爭,而高科技公司的商業機密。按美國情報部門分析,中國的黑客行動同樣受政府支持,「網軍」更有正式編制,竊取的商業機密,往往成為政府扶植國企的武器。2014年,美國曾點名「解放軍人員」參與對美國公司的網絡攻擊,雖然北京拒絕承認行動有國家授意,但最終在2015年中美峰會達成協議,承諾不支持類似商業黑客行動,此後相關活動也有所減少。不過美國網絡安全監測機構指出,中國黑客的注意力,已開始轉移到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情報上,隨著中國進一步把國內網絡變成「內聯網」,希望立於不敗之地,對外的網絡戰術,也可能更為「進取」。

在中俄眼中,美國指責外國黑客,卻是「賊喊捉賊」。早前美國 NSA 僱員斯諾登曝光的「棱鏡門」,將美國政府對國內公民和外國政府的監聽行動公之於眾,世界嘩然,也令美國與盟友產生隔閡。斯諾登認為,美國政府大規模的黑客行動,是對個人隱私權的嚴重侵犯,但美國情報界則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解釋,而作為網絡技術最先進的國家,美國若決定實施全球全民監控,只是舉手之勞。以特朗普的作風,以「國家安全」之名,把總統職權發揮得淋漓盡致,乃理所當然,一旦他被醜聞逼得要自保,種種網絡非常舉動,隨時發生。

黑客恐怖之處,在於其不對稱戰力:中美俄等大國固然有攻擊優勢,但並沒有防守上的必殺技,貧弱國家如北韓,都能發展出高端黑客入侵技術,甚至連ISIS也有網絡攻擊員,據報曾打算入侵核電廠電腦系統。加上非國家個體的搞局,背後勢力是誰,總是敵我難分。近年來,電影《鐵金剛》系列的官方情報特工和反派,都變成了斯諾登一類網絡天才,反映我們的世界,早已變得不一樣。

小詞典:《維基解密》 (Wikileaks)

2006年成立的網站,宗旨是公開披露匿名者提供的機密文件,成為各國外交資訊的集散地;創辦人亞桑奇則被指性犯罪,被國際刑警通緝至今。《維基解密》雖然對各國機密都有披露,但針對美國的資訊最多,而因為俄羅斯政府嚴正警告,至今和俄羅斯有關的重要機密,都未在《維基解密》出現。

2017年8月2日星期三

巴伐利亞脫離德國獨立?

近年歐洲各國的分離主義此起彼伏,表面上沒有衝擊到德國,該國總理默克爾也被視為歐洲團結的圖騰,但其實這只是表象。德國重要州份巴伐利亞(Bavaria)便有自身的獨立情結,而且獨立發展的潛能還不小。

地方主義情緒依舊

巴伐利亞民族主義由來已久,跟德意志帝國的核心普魯士一樣,都有自身的獨特身份認同。巴伐利亞人雖然是德意志民族,但大多信奉天主教,昔日農業比工業發達,在文化層面跟奧地利乃至法國靠近,並不認同普魯士信奉的新教,也對普魯士式紀律頗有微言。德意志帝國統一後,被併入帝國的巴伐利亞雖然表面順從,但對普魯士的主導權時有牴觸,很堅持「一國兩制」,拒絕與之進一步融合。

巴伐利亞著名童話國王、天鵝堡主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Ⅱ)的悲劇結局,部分也跟普魯士vs巴伐利亞的微妙角力有關。

一次大戰後,德意志帝國解體,巴伐利亞民族主義受到激發,部分人主張王室自行獨立,部分主張跟奧地利合併,部分人倒向共和,部分則與共產主義結合,建立曇花一現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Bavarian Soviet Republic)。在列強妥協下,巴伐利亞總算留在繼承德意志帝國的魏瑪共和國,但民族主義政黨「巴伐利亞人民黨」勢力甚大,曾試圖奪取巴伐利亞政權、宣佈獨立。這時候,納粹黨也以巴伐利亞為根據地,同樣竭力爭奪巴伐利亞人支持,最終通過利用國際形勢、發動國內宣傳機器,控制了包括巴伐利亞在內的德國立法機關和政府。但即便如此,巴伐利亞的地方主義情緒依舊,在南部天主教地區,納粹黨的支持率長期未能超過巴伐利亞人民黨。

德國再次戰敗後,巴伐利亞人也再次想到獨立,包括復辟巴伐利亞王國,王室也頗有此意,又是列強干預才未成事。想不到近年巴伐利亞民族主義捲土重來,原因不再是單純的歷史文化、宗教認同,更有現實利益考量。巴伐利亞佔據德國1/5國土,人口是第二大州,在小國林立的歐洲,完全達到建國規模,而巴伐利亞戰後從農業向製造業轉型,集中了德國不少高科技產業,BMW、Audi等總部都在巴伐利亞。巴伐利亞GDP 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都名列前茅,如果單獨計算,可以在全球排進前二十名。在巴伐利亞本土主義者眼中,本州的強大經濟實力,為甚麼要和其他不相干的人共享?

隨著歐盟經濟融合,富國如德國一直被要求將財政資源向貧窮的東歐、南歐國家傾斜,雖然德國政府並非真的全力「施捨」,但相當部分的歐盟財政分配還是依賴德國,這筆賬,也被攤派到富州如巴伐利亞。另一方面,如本欄早前談及,德國經濟奇蹟的一大特色,是國內轉移支付數額大,社會保障多依賴大型出口企業的稅收。如此一來,巴伐利亞的富有企業,要向聯邦政府上繳巨額所得,變相是巴伐利亞補貼其他落後州份、乃至歐盟其他落後國家,令本土主義者愈加不滿。

在實際操作層面,巴伐利亞獨立目前並不可行:今年初有巴伐利亞居民向德國法院提交獨立公投申請,法院判決指憲法並不允許任何一州擅自脫離聯邦,不予批准。但巴伐利亞的獨立情結,正被本土派政黨Bavaria Party弘揚:今年7月,有民調指當地1/3民眾支持獨立,考慮到Bavaria Party在2013年大選僅穫本地2%選票,這情緒大有發酵空間。即使只是討價還價的過程,也足夠默克爾頭疼。

小詞典:巴伐利亞王國

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選侯國之一,拿破崙令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後,巴伐利亞宣佈獨立成為王國,在德意志邦國中,實力僅次於普魯士,居民信仰天主教,受法國影響甚深。普法戰爭後,巴伐利亞失去保護,被加入德意志帝國,但依然保留王國身份,享有高度自治,直到一戰德國戰敗,境內各王國全部被推翻。

2017年8月1日星期二

噶瑪巴活佛:後達賴時代的西藏靈魂,走向何方?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年事已高,各方對「後達賴時代」的角力愈來愈白熱化。早前達賴表示可能「放棄轉世」,令中國政府大為惱火,聲稱轉世制度的存廢不由達賴個人決定,而十五世達賴出現「多胞」的可能性與日俱增。

然而,無論達賴轉世與否、靈童在哪裏,十四世達賴離去之後,必然出現權力真空。雖然西藏流亡政府不斷強調體制完善,但事實是達賴的影響力遠超整個流亡政府,現政府也沒有一人能承繼他的威望。那時候,誰是海內外藏人的精神領袖?早前遇見英國的西藏問題專家阿南德(Dibyesh Anand)博士,他與西藏流亡政府要人相熟,認為目前達賴接班大熱,屬背景獨特、作風低調、但頗具人望的十七世噶瑪巴活佛——伍金赤列多吉。

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的「格魯派/黃教」領袖,達賴、班禪、章嘉、哲布尊丹巴等四大活佛,長期居於西藏、蒙古領導地位;噶瑪巴活佛則屬於「噶舉派/白教」, 自從白教在清朝被黃教奪取領導權,就遠離權力核心。但噶瑪巴活佛畢竟是一大派的最高領袖,信眾眾多,而且因為專注佛法,少談政治,也避開了不少爭議。

十六世噶瑪巴活佛於1959年「拉薩事件」後出走,長期在西方生活、傳教,建立了豐富的國際人脈網絡,1981年在美國逝世。根據他的轉世預言信,弟子於1992年找到藏南的伍金赤列多吉,將之選定為十七世活佛。這一甄選,得到中國政府、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分別認可,在微妙的政治局勢,出現這種雙方都接受的人選,極不容易;加上十六世噶瑪巴活佛以美國為家,美國人對十七世新活佛也有好感,令他先天也具備了國際網絡。此外,伍金赤列多吉也是中共建政後,批准認定的第一位藏傳佛教轉世活佛,標誌對藏政策的轉變。

不厭其詳交代背景,是為了說明十七世噶瑪巴活佛不可能平淡生活。他曾多次遊歷中國內地,曾獲中國領導人接見,明顯是重點統戰對象。想不到年僅14歲的他,在1999年12月忽然出走,在幾個侍從協助下離開西藏,走到印度。此事極其轟動,真相莫衷一是,北京的解釋是活佛離開前留過信函,表面前去國外,取回前世法器,「絕非背叛國家和民族」,並繼續承認十七世噶瑪巴活佛的地位。噶瑪巴活佛後來在印度發表公開聲明,稱自己出走完全是個人決定,為的是遵循活佛預言、接觸自己在印度的老師,弘揚佛法,似暗示不希望捲入政治。印度最初懷疑他是中國間諜,因為這樣出走沒有北京配合實在太神奇,但經過多年觀察,也傾向相信「自願出走說」,開始竭力爭取他。

2008年,噶瑪巴活佛首次訪問美國,在紐約、西雅圖等傳法,在當地藏人圈子,反應極其熱烈。後來他又在2011年訪美,在華盛頓與十四世達賴會面,並接受《紐約時報》專訪。在訪談中,噶瑪巴活佛表達了對中國持續鎮壓西藏宗教人士的不滿,稱西藏局勢日益惡化,打破了不談政治的禁忌,但態度溫和,也未受北京高度批評。畢竟他的信眾很多在中國,只要雙方不翻臉,即使在海外,也依然有統戰價值。總體而言,美國流亡藏人、輿論對噶瑪巴活佛也很正面,《紐約時報》直指他將成為西藏未來領袖。

由於噶瑪巴活佛在中國、印度、美國、流亡藏人圈子中,都有其影響力,又處於「超然」地位,也沒有捲入太多政治問題,達賴接班人的地位,已儼然確立。流亡政府希望他在十四世達賴圓寂後擔任攝政的聲音,也時有所聞。一旦噶瑪巴活佛控制大局,會強調宗教政治分開,用弘揚佛法之名,默默保存藏傳佛教血脈?還是代表流亡藏人,與北京交涉?又或是被北京委以官方身份,處理西藏問題?都可能,而且可塑性都甚高。但可以肯定的,卻是沒有了達賴的西藏問題,肯定再不一樣。

小詞典:噶舉派

藏傳佛教四大派之一,因為僧袍有白色條紋,俗稱「白教」。教派強調修行,不著重著書立說,曾在明代控制西藏,也是最早落實轉世制度的教派。噶瑪巴活佛是噶瑪噶舉派的最高法王,在中國境內信眾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