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4日星期五

國際關係與本土政治的防火牆:由亞洲協會談起

早前亞洲協會(Asia Society)香港中心被指拒絕雨傘運動講者演講,雜誌《福布斯》有文章指是北京通過其主席陳啟宗影響言論自由。中心的回應,是一貫不進行與香港政治有關的活動,哪個陣營的講者都不邀請。來龍去脈,筆者並不了解,但正如日前談及,對上述宗旨則很有共鳴,可進一步分享。

這些年來,筆者一直希望普及國際關係,卻事倍功半。一大原因是,根據香港人的認知,國際事務只是本土政治的延伸與陪襯,不具備自身的identity。但真正的國際都會例如紐約、倫敦、新加坡的認知恰恰相反,明白國際事務本身極其重要,是自成一家的大宗;而處理國際事務的視角,講求理想和現實、全球和本地的結合,跟蛇齋餅糭、空洞的政治口號,屬於另一個世界。

對國際事務認知的「香港特色」,在互聯網特別表露無遺。當筆者在社交媒體分享同一則國際新聞,得到的留言和反應都會跟西方與內地同類媒體很不一樣。關於法國選舉,這裏只會想到「左膠大戰本土派」;任何聯繫到中國的國際資訊,必有一堆人走出來喊「天滅中共」;出現一個簡體字,就會群起「批判匪語」,而對文章內容有意理解的往往不足5%。這種視野,令人感到挫敗。

這現象的背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英語及內地世界讀者基數大,足以製造一個對國際問題有興趣的市場;那些特朗普粉絲、女權主義者之類,也各自擁有自身的同溫層,不需要在別的地方圍爐取暖。但是在香港,群眾來來去去就是那些,無論什麼話題,都會牽扯進本地政治的偏見,加上互聯網的算式,在香港這個小市場的弊端更無所遁形,一個地方的「去國際觀」就由是而生。

但只要我們把本地政治和國際事務切割,視野肯定大不一樣。以「一帶一路」為例,結構上,這是香港數十年來罕有的、有官方資助的走向世界大計劃。無論多麼不喜歡梁振英、對國家政策有多麼不贊成、對「一帶一路」能否達到戰略目的有何看法,重點是,這是一代人和世界接軌的契機。有青年團體搞了一個「一帶一路」旅遊計劃,要求學生自行設計路線,建立和途徑國家的民間網絡,這種意義,絕對超越一時三刻的政治,屬於寶貴的國際社會資本。否則,有多少香港人有機會走到哈薩克、烏茲別克?同樣的計劃,放在內地、西方,太多人躍躍欲試,但放在香港的語境,提起「一帶一路」,不少人就是想起梁振英、劉曉波,立刻一片揶揄,實在可惜。

香港事務放在外國平台,是在外國認識亞洲一城的途徑,自然有其價值,對香港事務拓展全球,亦有貢獻。但同一題目放在香港不多的國際平台,則未免格格不入,這也是筆者管理大學相關國際項目的準則。假如這些平台同時成為本地政客的宣傳平台,不同派系都要按平衡原則活動,則永無寧日。一旦「城市論壇化」,恐怕東盟官員來到,台下問題就是「新加坡獨立為甚麼香港不能」;非洲元首來到,問題就是「非洲有民主為甚麼香港沒有」。這種問題,很適合互聯網吸睛,但答案心照不宣,能否促進對話,也是心照不宣。這樣的平台,已經佔了公民社會的99%,剩下的,就留下一道清泉吧。

小詞典:亞洲協會(Asia Society)

以美國為總部的國際非牟利組織,以推廣與亞洲的文化交流、增加世界對亞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了解為宗旨,由洛克菲勒在1956年創立,在不少地方設有支部。香港中心辦公室設於金鐘,屬於古蹟,所在地前身為域多利軍營軍火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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